重光复辟以后，麴伯雅重新登上了王位，但是处理国事的却不是麴伯雅，而是东宫的太子麴文泰。此时期的官府文书显示，高昌国所有的审批御览都盖有东宫的印信。麴文泰代父监国，正式由幕后转向了台前。大家知道，麴伯雅与麴文泰父子都对中原制度有着深刻了解，特别是麴文泰曾在隋朝生活了四年之久，遍历南北各大城市。此时的麴伯雅退居幕后，放手把国家交给麴文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父子俩共患难，共图强，共志向。以引进中原制度为核心的“解辫削衽”改革还没打出核心牌，就被一场政变流产。重光复辟后，新一轮的引进活动将大规模进行。重光年间，应是一个为改革做准备的缓冲时期。
四年后，公元623年，麴伯雅去世，麴文泰正式即位，即位后的第二年（公元624年），便着手开始了“延寿改革”。
1.延寿改革：胜利刺激下的权力膨胀
“延寿改革”是一场加强王权的改革。前面说过，高昌的王权并不是很集中。高昌的贵族、王室在制约王权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因此，才会出现因小小的舆服改革而触动一场政变的现象发生。可是这一次情况不同了。义和政权害得麴伯雅父子在西突厥流亡了整整六年，可想而知，重光政权对义和政权的清算一定是异常严厉的。麴文泰甚至把许多王室成员赶出府邸，贬为平民，废除他们的特权。这些麴氏成员直到高昌国灭亡（公元640年）都没有获得赦免。
经过四年的监国，麴文泰基本完成了清算工作，为下一步改革扫除了障碍。这种加强王权的改革迹象应该说在重光政权就已经出现，只是没有大规模的扩展。延寿登位后，改革正式开始。
首先，改革中央官制。麴文泰模仿唐朝官制，增设了东宫舍人、殿中侍御史、诸部侍郎。东宫舍人相当于唐朝的太子舍人，是皇帝为自己的继承人——太子设立的太子府邸中的管事人员。这个官职应是在重光年间专为麴文泰监国而设立的。殿中侍御史，类似唐朝御史台设置的殿中侍御史，他们负责掌管殿廷的各种仪式以及纠察天子身边的各种“非法”之事，是皇帝的耳目，类似特务机关。诸部侍郎，与唐朝的六部侍郎相似。不管怎么样，高昌国只是一个王国，自建国以来，多是作为中原的藩属而存在，多是一个王府的建制。此次改革则把建制升级，把世子升为太子，藩王升为皇帝，官制一同唐朝，强化权力的用意明显可见。
其次，改革官府运转模式。在高昌国的上奏文书中出现了臣下的姓之前加“臣”字的现象，这在延寿之前是不存在的。当然，延寿之前的麴氏王国就存在君臣关系，现在把这种关系明确形式化在文书中，自然是效仿了中原的体制。
下行文书中须经“门下”签署才能生效。高昌的中央各部门按照实际需要往基层下达命令，原不需要核审，而在延寿年间，所有的下达文件都必须经“门下”部门签署，以审核王令是否被实际贯彻。这样，国王对中央各部门及地方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另外，“奏闻奉信”官印广泛使用。按照唐制规定，臣下上书给皇帝称“奏”，皇帝回复臣下称“闻”，皇太子回复称“诺”。延寿之前，高昌国使用的是“奏诺奉行”官印。这个印是融合了皇帝、皇太子两种公文的形式，多少体现了麴氏高昌王国的性质。自延寿之后，改用“奏闻奉信”印，显然体现了高昌王提升王权为皇权的尝试。
再次，命妇称谓礼仪上的变化。按唐制，国王的母亲、妻子称妃。一品公与国公的母亲、妻子称为夫人。高昌王麴伯雅按照隋朝的册封，虽然是私署王，但封号就是个弁国公，按规定其母、其妻应称“夫人”，因此麴伯雅的妻子清一色的称“夫人”。而到了延寿年间，麴文泰的母亲称为“张太妃”，妻子称“王妃”，这明显是对唐朝命妇制度的违背。
其他有如在宫城、舆服、经济、政治方面多有改革，但总体上看来，都是以加强王权和脱离藩属为中心，一方面加强麴文泰作为国王对高昌国的绝对权威和控制能力，另一方面则树立高昌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平等于唐朝的国家形象。
一个小国的立国之道，用两个字概括便是“低调”，最忌讳的就是为所欲为、自以为是。也许是在隋朝生活的时间太长的缘故，受到了隋炀帝的高调作风影响，使得麴文泰在掌权之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在没有什么阻力的环境下，王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而此时的突厥早已陷于内讧的泥潭，唐王朝则刚从隋末战争中走出来，因此助长了麴文泰自主处理内政、外交的趋势，渐渐失去了“低调”的小国作风。
在延寿早期，麴文泰对唐朝还是很恭敬的。朝见、贡献做得也算周到。从624年麴文泰即位到630年，六年时间里麴文泰多次遣使贡献，并于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亲自入朝，受到了唐王朝的热情款待。麴文泰的妻子宇文氏还特地被赐予李姓（这位宇文氏是当年隋朝嫁给麴文泰的公主）。但是，自从麴文泰从唐朝返国后，似乎态度就发生了变化，虽然此期间在633年、634年有两次遣使贡献，但之后再没有了遣使的活动，直到国破前期的639年，可能是迫于形势才贡献。
五年没有向唐朝朝贡简直是不敢想象，这简直就是向唐王朝递了封绝交信。这种可怕的迹象，连当时复辟的功臣张雄都感到焦虑。他屡次向麴文泰劝谏，不要凭借着沙漠的阻隔就有偷安的想法；一旦唐王朝兴师动众，后果不堪设想；高昌的蕞尔之地，怎么能抵挡得住唐朝的百万之师？还是复修重好，遣使贡献为好。麴文泰并没有听从张雄的劝谏，可怜张雄一腔报国之血，带着对高昌的焦虑于公元633年含恨而去。麴文泰却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
麴文泰于公元630年冬入朝唐朝，一路上经过陕西、甘肃一带，见城邑萧条，比起隋朝当年的景象可差远了。麴文泰认为，当年隋朝如此繁华，尚且无力掌控高昌，现在唐朝破败如此，又怎么会劳师动众，远涉沙漠去攻击一个可攻而不可守的西域之地呢？退一万步讲，即使唐朝发兵，兵多则粮运跟不上，兵少则可以逸待劳，足以抵挡唐朝的进攻。
这还算是比较客观的分析，麴文泰经分析认为，唐朝不可能攻打高昌，即使攻打了也打不下来。后来，唐太宗决定西征，唐朝文武大臣中的确有不少反对的意见，其理由和麴文泰的分析一致。
其实，除了客观的条件分析外，麴文泰的成功经历助长了侥幸、自大的心态。唐太宗曾派遣使者指责并威胁麴文泰，劝他还是老实点。可是麴文泰对唐朝的使者说了一段隐喻性的话：“老鹰在天上飞，雉鸡在蒿中窜，猫在堂屋中游，鼠在洞穴中安，他们可以各得其所。因此，大国有大国的活法，小国有小国的活法。哪有不能活下来的？”
麴文泰承认唐朝强大，但认为唐朝即使强大，也不会影响高昌存活下来，虽敌强我弱，但求活不难。
最后，麴文泰与突厥勾结以对抗唐朝。当时突厥内讧纷争，各派之间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高昌王麴文泰看上了西突厥的欲谷设，即在公元638年被立的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麴文泰美酒加金帛送与欲谷设，与欲谷设相约，如果一国有急，另外一国应全力以赴。这些个草原上的亡命之徒，哪有那些工夫和你信守约？麴文泰可算是找错人了，当唐朝的大军逼近高昌时，欲谷设早就闪了。
就是这些麴文泰自以为客观的分析，可靠的盟友，再加上自己一些侥幸、自以为是的心态，使得麴文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不仅如此，麴文泰还主动地找起事来。
2.一次成功的挑衅
隋末大乱，中原很多人都西投于突厥，而在突厥颉利可汗被唐太宗打败后，避难突厥的中原人又大多流亡到了高昌。高昌遂利用这些“羁人”服兵役，以充实高昌的人力。在封建时代，人口就代表着实力。唐朝统一中原后，千方百计搜罗人口，以恢复发展因战争破坏的生产力。
唐朝曾经用金帛赎买避难于突厥的中原人口。或许是出于发展高昌自身需要的考虑，或是根本没把唐朝放在眼里，麴文泰根本没有理会唐王朝三番五次遣返汉人的诏令。或许麴文泰想效仿突厥，从这些避难人口的遣返中获利一把。可惜弄巧成拙，开启了唐朝与高昌交恶的序幕。
接下来的事情就更严重了。高昌作为丝绸之路的关卡，交通发达，胡商贸易、西戎入朝基本上都要途径高昌，虽然伊吾、鄯善也是丝绸之路的门户，但其重要性远逊色于高昌。高昌便利用这么一个关卡的地位，阻隔西域使者，遏绝西域商人，并时常抄掠商旅、使者。使得西域与唐朝的通使、通商的道路壅塞。
我们并不理解高昌为什么会做这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虽然在道路中抄掠使者也可以获得不少利益，但是作为一个有规模、有建制的国家，用抄掠行人的方式显然是无法存活下来的。高昌作为西域进入中原的门户，本来安安稳稳便可于其中渔利，抽取商人交易税收，收取过境费用以及繁荣高昌市场，带动第三产业，如果依靠这种抄掠，只会使这些商使想方设法避开高昌，绕道而行，那样的话，高昌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而且会丧失自己有利的交通枢纽地位。作为一个依靠自己的地理位置而发展起来的国家，只有使得这种地位得到安全、有效地发挥作用时，才能维持下去。高昌这样抄掠商使的行为似乎很难理解。
其实，这次是唐朝冤枉了高昌，抄掠商使、阻隔朝贡的是突厥人，而这支突厥很可能就是和高昌友好的欲谷设。他一方面可以向高昌示威，使高昌不敢悖逆他；另一方面使高昌脱离唐朝，从而为自己控制高昌，进而控制丝绸之路奠定基础。而且，突厥民族本身生性爱抄掠，当看见这些丰富的财物时，抄掠一把也是情理中的事。
可是，唐朝却认定了抄掠商使的行为乃高昌所为，即使不是，也和高昌有瓜葛。因为这些商使好多是在高昌管内出的事。
麴文泰是有些自以为是，他可以认定唐朝不会打他，因为唐、高相距甚远且沙碛相阻，唐朝打高昌确实会有些顾虑。但是突厥可不一样，他们是一帮机动部队，而且就在高昌眼前晃来晃去。麴文泰宁可得罪唐朝却不敢向突厥说不。麴文泰就这样被突厥给挟持了。也许麴文泰并不认为这是挟持，他还不时地向突厥献媚，希望突厥在他危难的时刻可以拉他一把。
3. 一次真正的玩火
有了突厥的支持，麴文泰似乎开始玩起火来，最明显的行动便是劫掠焉耆。如果说高昌之前的活动还有些被动性质的话，那么劫掠焉耆则是一场主动的攻击。由于高昌境内抄掠商旅、使者的事情愈演愈烈，公元632年，焉耆王突骑支上书唐太宗，请求避开高昌重开大碛路以通中原，太宗答应了焉耆王的要求。这条大碛路在隋末战乱时被废弃，此时焉耆王竟上书要避开高昌而另辟蹊径，自然惹恼了高昌。高昌趁焉耆不备，大掠而去。这倒也罢了，最过分的是，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麴文泰竟勾结突厥欲谷设出兵焉耆，“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并攻陷了焉耆五座城池。
事情真的很严重，唐王朝素与西突厥咥利失可汗相交甚好，对欲谷设不是很信任。此时高昌联合欲谷设攻打臣服于唐朝的焉耆，自然会挑起唐王朝的敌意。其实，唐朝并不太想插手突厥事务，甚至是这些西域小国，只要称臣纳贡，保护来往使者、商旅便也相安无事。而此时高昌与欲谷设的攻势，使得唐王朝感到将丧失这条通往西域的道路，这是历代强大的中原王朝所不能容忍的恶行。高昌还好办，那突厥欲谷设就难说了，高昌已与他狼狈为奸，现在又东攻西掠，大有包揽整个西域东部的阵势，那时唐王朝将不仅保不住西域及丝绸之路，河西地区也恐怕难以安枕。
这期间，高昌与突厥似乎还联合攻打过伊吾。伊吾是丝绸之路的北道门户，隋朝时内附，设伊吾郡。隋灭后，臣属突厥，唐灭颉利可汗时，于其地置州。可是，满目狰狞的麴文泰似乎在疯狂地经营自己，此时他早已忘记了自己的身份。高昌攻打伊吾，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后果很严重。这是赤裸裸的在对抗唐朝，意图垄断丝绸之路呀！
其实，直到最后唐朝都没有放弃对高昌的争取，希望高昌能够痛改前非，回头是岸。而且在焉耆王上书控诉高昌袭击自己时，唐朝还专门派遣使者李道裕案问事情的缘由。真的希望事情可以有转机，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毕竟动起手来对双方都不会有利。只可惜，这次麴文泰是铁了心了。
一场身死国灭的灾难就这样毫无悬念地落在了麴文泰的头上，一场改变西域数千年格局的较量如期而至，谱写高昌国国破疆存的凯歌就此奏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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