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望族无望：决定高昌政治的神秘力量
地处吐鲁番盆地的高昌王国，夹杂在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政权之间，她的成长过程伴随着文明的多元交替。从大的历史背景看，高昌王国的历史正处于我国南北朝、隋唐时期。东汉末年以来的天下，纷争不已，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南下建立了五胡十六国，后北魏统一了北方地区，而南方则产生了宋、齐、梁、陈诸政权。冥冥之中，高昌历史变幻的过程像极了当时的天下局势。在这样战乱纷繁的大背景之下，河西及其以东地区的大量百姓举家迁徙到吐鲁番盆地，在高昌安家落户，丰富了高昌国的人口结构。突厥人、粟特人、嚈哒人、铁勒人、高车人等言“胡语”者也多在高昌定居，高昌是一个民族、文化多元的移民国家。
在《梁书·高昌传》中，记载着高昌人：“面貌类高丽，辫发垂之于背。着长身小袖袍、缦裆袴。女子头发，辫而不垂，着锦缬缨络环钏。”这样的衣着与发饰应该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我们在古籍中看到吐蕃“妇人辫发而萦之”、吐谷浑“妇人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波斯“妇辫发著后”等等相类的记载，从高昌人的服饰也可以看出，位居西北腹地的高昌受到了多元文化的影响。
尽管高昌王国的族属结构丰富，但仍然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在高昌的人口中，汉族人口约占70%至75%，少数族居民约占25%至30%。在高昌故城遗址和阿斯塔那墓地的历史文书中，我们发现了诸多载有高昌居民姓名的残卷，通过对这些吐鲁番历史文书中姓氏的统计，发现出现了百次以上的有张姓、麴姓、赵姓、康姓，出现20次以上的有冯、翟、宋、刘、令狐、辛、和、李、马、何、孙、严、索、王、田、白、汜、高、郭、史、曹、阴等姓。这些姓氏多为汉族姓氏，还有一些姓氏估计来自少数民族，如秃发、司空、无贺、摩柯、沮渠、柯寒、吴儿折。另如鄯善王族之后鄯姓，车师王族的后裔车姓、焉耆王族之后龙姓、龟兹王族白姓及疏勒王族裴姓等，也曾居住于高昌国。当然，不同的民族在融合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在姓氏上产生一定的变化，我们并不能够仅仅由这些姓氏就可以确切断定出其族属，但至少可以据此知道高昌国的人口构成是多元的。
在高昌王国内部，张氏家族和麴氏家族是两大主要的家族，这两大家族在高昌王国的历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张氏多次在吐鲁番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高昌郡时期张轨及其后代张寔、张骏等经营的前凉政权，到后来的张孟明在高车人扶持下建立张氏高昌王国，再到麴氏高昌王国时期，以大臣张雄为代表的张氏家族与麴氏王族结成联盟。可以说，“张氏家族”在吐鲁番盆地上演绎了一幕幕多变的历史剧，但这几个历史时期的“张氏家族”源流并不相同，张轨出于甘肃平凉，张雄祖上则来自南阳白水。
麴氏王国时期，张氏家族与麴氏王族世代互通婚姻，既在姻亲上结成姻缘，又为高昌王国政治的稳定奠定了重要基础。张雄官至高昌国左卫大将军，他的墓志铭上说他“运筹帷幄，出总戎机”。麴文泰有雄踞于西北一隅的野心，朝中大臣对此意见不一，张雄坚决反对麴文泰的做法，极力劝谏麴文泰归顺中原，但最终规劝无用，他也在忧疾之中离开了人世。张雄逝世之时，其子张怀寂尚幼，其他族人，也无人能够接替他的职位来左右高昌的形势，高昌国的命运如同张氏家族的命运一样，进入了一个急剧的转折期。不久，唐太宗派军队攻打高昌国，高昌国难免亡国的悲剧。唐朝征服高昌之后，在高昌国故地设西州。此时，张怀寂受到唐王朝的重用，在吐蕃扰乱安西的时候，他参加了平定叛乱，为收复安西四镇建立了卓越功勋。
其实，张氏与麴氏两大家族并不仅仅是高昌国内的两大主要的政治力量，他们也分别代表着河西敦煌移民集团和陇西移民集团，上文中的索、阴、宋、袁、巩等大姓都是由敦煌等地迁徙而来的，麴氏王族祖籍为金城，即今天的甘肃兰州。两大移民集团因为源自不同的地域，在思想文化上也具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古人常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麴氏所自的金城、陇西地区自古多与羌戎等部族相接触，在长期的征战之中，这里的人们也练就了豪侠之气与尚武精神，李广、赵充国、董卓等都出自陇右地区。麴氏家族也是带着这样的将帅之风，一步步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河西地区曾是匈奴昆邪王、休屠王的属地，汉武帝的时候，昆邪王杀休屠王，并率领四万余匈奴人归降汉朝，汉武帝于河西地区设置张掖、武威、敦煌、酒泉四郡，并向河西地区迁徙了大量的移民，这些移民中有大部分为关中、关东地区的人民。由于关中世族本身即处于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他们的移入，为河西地区文化教化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推动力量。
麴氏、张氏由于延承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在文化底蕴上存在着不同，在政治经验积累上有所差异，同时在政治取向上亦有分别，于是他们在异中求同，同中存异。作为河西敦煌地区大家族的典型代表，与金城麴氏的尚武精神相比，张氏家族更加注重于家学和礼法的宣扬，这样的文化积淀促使高昌王国政权加强了与内地政权的联系，对于外来文化同样都怀有宽容的态度。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高昌王国维持着她的平衡稳定与发展。
高昌大家族中，除了麴氏、张氏世代保持着通婚关系之外，张氏与索氏、张氏与宋氏、汜氏与张氏、麴氏与袁氏、令狐氏与赵氏之间也多结成了姻亲。这些来自河西或中原地区的名门望族成为了高昌的政权基础。高昌也有门阀等级，大家族在高昌的社会中具有显著的地位和等级，大家族的通婚范围、官阶的差别就体现着这样的门阀观念。
但高昌人并不张扬门阀观念，从高昌的墓志铭中可以看出，他们宁可在墓表中赞扬其个人的品质甚至长相，也不追述家族的荣耀，更不会攀附于中原的高门大族，这就使得高昌各家族并不以其郡望来确定其地位高低，而是以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升降为评判标准。或许，高昌这样一个融会了四面八方移民的国家，其诸多的臣民并无深厚的家族发展底蕴，这样的社会氛围就更加鼓励个人奋斗与相互竞争。作为商贸往来上的重要通道，浓厚的商贸气息也促使高昌社会倡导公平、追求平等。南北朝则大肆宣扬门阀与出身，尤其在南朝，门阀观念达到了极为夸张的程度。高昌社会则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正是高昌可爱亦复可贵之处。西州时期，高昌地区已成为唐朝帝国疆域的一部分了，此时，唐朝社会中假冒郡望的现象已较为普遍，受中土之风的影响，西州人攀附中原郡望、伪冒郡望较为常见。唐帝国的大一统不仅仅是疆域上的统摄，更是人们在思想观念上的自然归属。
高昌国中，汉文化的流行也可以体现高昌社会的族属构成和社会风气。首先，《梁书·高昌传》中记载：“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高昌人言语与中原地区基本相同。从吐鲁番出土的有关高昌国的各类历史文书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官方颁布的政府公文还是民间达成的契约、交易凭证，都用汉字加以记载。同时，这些文书中出现了同音错别字的现象，比如，将“黄金千斤”写成“皇今千斤”，将“遗言”写成了“夷言”等，这都说明他们交流时运用的语言是汉语，发出的音是汉音。再者，从已出土的高昌书仪中，可以发现高昌存有书仪信札的样本范式，这些格式的要求与中原地区几乎相同，这都说明汉文化在高昌国已经深深扎下了根基。就其语言来说，《北史·高昌传》记载：“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高昌的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语，学官子弟诵读经典之时也用胡语，对此，学者们的解释不一。我们应该结合当时的背景来考虑。高昌国内除了汉人，还有突厥人、昭武九姓人等，或许，当时胡语在汉族与异族的交往活动中确实具有重要作用，处于国际商贸路线上的高昌人视胡语为外语，加强学习外语，也是当时的一种潮流，就像我们今天为加强对外交流而大力提倡学习英语一样。
史书中记载，高昌国也注重学习儒家经典《毛诗》、《论语》、《孝经》，并设置官学，引导子弟学习儒学。麴氏高昌前期，高昌王麴嘉曾经向内地政权求借五经、诸史，并请求派遣儒士至高昌建立国学。麴文泰为王时期，正值唐太宗贞观年间，唐朝停止以周公作为先圣，开始在国学中设立孔子庙堂，并征召天下的儒士讲授儒学，令孔颖达撰修《五经正义》，增设学堂，京师儒学一时大举兴起，四方的儒士都至京师。这时，高昌国与高丽、百济、新罗、吐蕃等国也派遣其子弟入国学，求学问。想必，麴文泰在作出这样的安排时，儒学在高昌应该有一定的发展基础了。
在吐鲁番出土的历史文书中，我们会发现诸多有关儒家经典的残卷，且多附有名家的注解，也有人以《孝经》作为陪葬品。
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我们会发现，在远离中原地区的吐鲁番盆地，儒家文化仍然在传播和发展，这也正是四处的移民至高昌国入居时所带去的宝贵财富。儒家的“尊王”思想可以加强高昌对中原王朝的依附关系，儒家的“攘夷”思想则可以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的统治。从维护统治的角度来说，儒家思想是符合高昌统治阶级需要的。鉴于此，高昌在其政权机构中设置博士教授儒学，博士是行政官署的属官，负责向一般行政人员宣传儒家思想，在军事府署里也设置了一种称为“儒林参军”的官职，负责向军事人员教授儒学，这些官职的设置都顺应了统治阶级加强儒家思想宣传的需要，以此稳定其统治基础。
这样一个政权，在她近两百年的统治历史上，以开放的姿态迎来了四方的来客，她是多元融合的综合体，她是西域地区文化交流碰撞的典型代表。“泰山不让细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高昌国虽然是一个西域小国，但是她留下的点点滴滴总能让后人产生无尽的遐想，给人启迪和思考。
四、葡萄美酒：高昌经济的天作人合
俗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提起吐鲁番盆地，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吐鲁番的葡萄。吐鲁番盆地海拔在海平面以下一百多米，是世界上少有的陆地低地之一，加上它深处大陆腹地，常年干旱少雨，夏季的时候，昼夜温差极大，人们常用“沙窝里蒸熟鸡蛋，石头上烤熟面饼”来描述吐鲁番盆地的高温。这样的气候对于喜温喜阳的瓜果来说，大有裨益，夏季的高温少雨很适合瓜果在生长过程中进行光合作用，而较大的昼夜温差又有利于瓜果制造和存储糖分，这就使得瓜果香甜无比。加之，吐鲁番盆地中一条条坎儿井为农业灌溉提供了充足水源，更加促进了瓜果的种植。人们喜欢这样来描述新疆地区人杰地灵的景象，即“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车的姑娘一枝花”。
高昌王国因地制宜地大量种植葡萄，大力发展起来一个以葡萄为核心的重要产业。不仅仅生产葡萄，还将葡萄加工成葡萄干、葡萄酒；葡萄庄园在高昌国很普遍。同时，高昌国还将葡萄及其相关的产品作为重要的贡品带到了中原，这也正是高昌王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体现。
葡萄起源于地中海、中东、小亚细亚和中亚地区，张骞通西域的时候带入中原。故而，在汉朝之前，西域地区可能已经引进了葡萄的种植。从2000多年前的汉代开始，新疆及以西的中亚地区，已经具有了种植葡萄、饮用葡萄酒的习俗。在古代文献中，人们用多种表达方法来指称“葡萄”这样一种植物，古人们用“桃”或“陶”来作为它的简称，也用“蒲桃”、“蒲萄”、“葡桃”、“蒲陶”、“符桃”等音近形异的词语来代指现代汉语中的“葡萄”一词，当然，古代文献也有选择运用“葡萄”一词的。在现代汉语中，“葡”与“萄”两个字一般只是连在一起使用时才有意义。所以，从这么多的表达方法中可以看出，在古代史籍中，我们是很难考证清楚这些表达方法谁是源、谁是流了，但可以由此知道，古人用发音近似为“pu tao”的字词来称呼这种植物。至于该词是否由异域传入，以及它在其他语言体系中有何特殊含义，只有等待进一步的考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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