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授的第一课是老舍先生的《我热爱新北京》。教导主任是我的老校友，事先郑重其事地嘱咐说：上好第一课至关重要，要投入足够的精力做好准备。直到上课前，他还叮嘱我：稳住架，不要慌；切记按时结束，绝对不要“压堂”。说着，从腕上摘下了手表，放到我的粉笔盒里。
走进教室，我扫视了一下全场，几十名学生坐得整整齐齐，静穆无声，最后一排坐着语文教研室的几位同事。简单地做了自我介绍，我便很快地进入正文。除了按照教案认真讲解课文之外，我还对作者的生平、北京的历史作了重点阐释。尽管其时我还没有到过首都北京，对老舍先生更是素昧平生，但我讲得还是绘声绘色，自认生动感人。
特别是讲到龙须沟，因为我事先看了老舍先生的剧本，发挥得更是淋漓尽致。我还把剧中人程疯子的快板大段大段地背了出来：
给诸位，道大喜，人民政府了不起。
了不起，修臭沟，上手儿先给咱们穷人修。
请诸位，想周全，东单、西四、鼓楼前，
还有那，先农坛，五坛、八庙、颐和园。
要讲修，都得修，为什么先管龙须沟？
都只为，这儿脏，这儿臭，
人民政府看着心里真难受。
我说，老舍先生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写了一辈子北京，他对北京的感情极为深挚。他在1936年写过一篇《想北平》的散文，说：“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十五年后，他又写了这篇《我热爱新北京》，将解放前后的北京加以对比，一个“新”字道尽了北京的沧桑巨变，也写出了作家对新中国的首都的炽烈深情。
我就这样，漫散着讲述了我的观感、体会，完全模糊了时间观念，更忘记了看上一眼粉笔盒里的手表，以致外面响起了下一节课的上课铃声，我还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讲啊讲。结果，回去后被教导主任“训”了二十分钟。多亏几位同事在一旁大力为我解围，肯定我的课文讲解内容充实，生动感人。
过后，家住北京的朱老师告诉我，老舍先生的住所在灯市西口，属东城区；并不在南城。原来，我从课文中“南城有条龙须沟”，“我亲自去看过”，想当然地认为作者必定住在它的附近，结果犯了常识性错误。从此，我就产生了一定要去灯市西口看看老舍住所的愿望。
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到了北京，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一直未能如愿，但它在我的心目中却是活灵活现地矗立在那里。我想象这所宅院一定很大。因为老舍写于三十年代末的一篇散文中，曾经谈到，他的理想家庭，要有七间小平房：有客厅，里面摆放小桌和几张很舒服宽松的椅子，有一间书房，两间卧室，放上极大极软的床，有一间客房、一间厨房、一个厕所；还要在院里摆上金鱼缸，挂起蝈蝈笼，还要有足够打太极拳的场所。
我猜想，先生的宅院里，一定种植很多花草果木。因为先生实在是太喜欢花了，几乎每篇文章里都要谈到。他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他说：我不知道花草们受我的照顾，感谢我不感谢；我可得感谢它们。在我工作的时候，我总是写了几十个字，就到院中去看看，浇浇这棵，搬搬那盆，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点，然后再出去，如此循环，有益身心，胜于吃药。
斯人已殁，风范长存，瞻谒先生故居成了我的一个情结。今年适值老舍先生百年诞辰，从新闻报道中得知，早在1997年7月，老舍夫人率子女已将故居捐献给国家，并由北京市投资进行了修缮，在今年二月初正式对外开放。一个风日晴和的午后，我顺着王府井大街南行，找到了灯市口西街，前行不远，再向右手一拐，就进入了丰富胡同。两侧的山墙都是水泥罩面，地面也都有柏油铺垫，干净确是干净，只是怕已泯没了当年的旧观。
据《燕都游览志》记载，灯市口一带“衢中列市棋置，数行相对，俱高楼，夜则燃灯于上，望如星衢”，市廛中“凡珠宝玉器以逮日用微物，无不悉具”。此间，明清时期由于是著名的灯市，夜里观灯，日里卖灯，因此最为繁华、热闹。现在这一带，高楼栉比，繁华依旧，只是灯市不见了，已为滚滚的车流和潮涌的人流所代替。好在丰富胡同这条小巷还十分僻静，来往的人不多。
老舍故居在小巷西侧，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像它当年的主人一样，朴素得很。进得门来，右侧有一面不大的照壁，整个院落整洁、雅致，但比我想象的要小一些。先生在日，院中种满了花草。虽然名贵的不多，但东风吹过，照样开得云霞灿烂。天井中，先生手植的两棵柿树，如今依旧绿叶纷披，只是树下再也见不到主人那慈详的身影了。
故居共有十九间房屋，展室中陈列出万余件藏品，包括十九卷《老舍文集》、书画、生活器具、衣物和先生各个时期的图书资料。主房照原样保留了先生的卧室、书房和客厅，床上还散放着先生当日摆弄过的扑克牌。各种陈设都是极为简朴的，没有任何豪华、奢侈的用具。书房里摆着一个大理石面的书桌，上面存放着文房四宝。客厅不大，却也非常朴素、典雅，展厅中陈列了先生在此接待包括周总理在内的许多知名人士的照片。这使我想起了刘禹锡《陋室铭》中的警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也正是在这个小院里，先生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珍贵无比的文学遗产。共和国成立后两个多月，先生就从香港回到了首都北京。从1950年搬到这里，直到1966年8月23日含冤谢世，再没有迁出过。十六年间，他在这里写出了《龙须沟》、《方珍珠》、《茶馆》、《西望长安》、《神拳》、《正红旗下》等二十多部剧本、小说以及曲艺、散文、诗歌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鲁、郭、茅，巴、老、曹”之说。作为当之无愧的“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的艺术深深植根于人民大众之中，他的作品融平民意识、现代意识、地方色彩和执着的文人气质于一体，那种具有悲剧性的幽默风格，尤其为中外读者所深爱。
十多年前，为了寻访先生的“终焉之地”，我曾专门跑到德胜门的西边，去找太平湖的那个偏僻的小公园，可是，已经满目皆非了。先生当日沉身的后湖填平了，成为地铁的机务段，外面套上了一列围墙。
我忽然想到，先生于1938年曾经说过：“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先生是真正“尽责”了，可说是“鞠躬尽瘁，死尔后已”；可是，我们却未能为他立下一块短碑，因为不知他的骨灰撒落何处。
归途上，满怀抑郁的心情，不禁对着高高的德胜门慨然浩叹：“彼苍者天，曷其有极！”当然，就逝者本人来说，这也许无关宏旨，——千秋自有丰碑在，他早已活在世代人民的心中。但对于活着的人们，是每当想起来都要锥心刺骨的。……
不知不觉，三个小时过去了，马上就要闭馆。在即将离开小院时，我站在两棵柿树中间，请人为我留了影。尔后，还依依不舍地在树下盘桓，一面亲切地手抚着光滑的树干，一面默默地记诵着《诗经·甘棠》篇的名句：“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同样，我们所有前来瞻谒老舍故居的观众，也会永怀先生的遗爱的。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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