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卧云山的民众，自发地为退休林业工程师朱序弼老人立了一尊铜像。

    这则消息，我是在西安飞往榆林的客机上，翻看当天的报纸发现的。当即决定，暂先不去参加在市内举行的诗词创作研讨会，直接赶往现场去拜会朱序弼老人。

    给伟人、名人塑像，随处可见，不过绝大多数都是已经作古的；而为身旁一位健在的普通人树立一尊铜像，这倒是新鲜事。当然，农民是最讲求实际的，他们肯定不会是刻意“作秀”。

    铜像立在卧云山植物园的一处开阔场地上。和善、憨厚的老工程师，戴着一顶陈旧的布帽；映着午后的阳光，古铜色脸上的皱纹更是沟壑纵横，眼睛瞇缝着，一副久经烈日风沙磨蚀的典型的普通农民形象。他左手握着一段结果枝条，右手拄着一根木杖，似乎刚刚察看过心爱的林木，略微地歇歇脚，又像是打点好行装，正要出门远行。底座前面铸有“绿圣朱序弼”五个大字。

    从前有“文圣”、“武圣”、“诗圣”、“书圣”的尊称，还有“茶圣”、“棋圣”、“药圣”之说。“大约百工技艺，俱有至极，造其极者谓之圣。”这是古人的说法。那么，“绿圣”的含义呢？承旁边一位正在干活的青年农工点拨：“栽树种草嘛！留下绿荫嘛！手杖上刻着呢——”这时我才注意到，原来手杖上还刻有四个字：“移步生绿”。

    听说我来自东三省，青年人夸张地说：“啊，你们那里，一搂粗的大树，海海的，遥山遍野。”身在林木稀缺的黄土高原，语气中透露出对于浓荫密林的向往。说着，他主动提出要带我去见“朱工”。

    除了年数大一些，实在看不出“朱工”——这位名扬中外的林业专家，和普通农民有什么区别。一样的衣着，一样的做派，一样的肤色，一样的话语，平凡到一眨眼工夫就会消失在劳动人群里。

    老人话语不多，更没有任何客套，听说我远道而来要看他的植物园，立刻增长了精神，平时总像是睁不开的眼睛唰地亮了起来，手杖也由拄着略微地举了起来，径直引我先去看那生气蓬勃的苗圃。呀！方方片片，沟畦分明，好大的气派。十多年来，从这里移进移出的苗木，已经绿化了三千多亩荒沙。绿色的生命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与绿遍山原的青葱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眼前一片娇红，令人心神振奋。一棵棵绿叶纷披的细茎顶端，挑出来朵朵六瓣红英，像迎风摆动的小旗。原来这就是名闻遐迩的山丹丹。“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红艳艳……”那首高亢的陕北民歌，此刻仿佛在耳边响起。朱工说，这种多年生草花，极盛期在六七月，现在稍稍有些过时，不过还能看出她的生长特性：每过一年就增开一朵，从每株开几朵花便可推知其生长年份。我细看了一下，就中两三朵的居多，少量的开出四朵、五朵。

    山丹丹花原本开遍了陕北的川原丘壑；后来，由于干旱少雨和过度采摘，人们已经很难见到她的踪影了。为了寻找她们，朱工无数次登山越谷，最后在佳县和神木发现了少量野生品种，他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将她们移植过来。经过八年来的抢救、驯化，栽培试验成功。老人日夜盘算着，如何让她们结出更多种子，再经过大面积人工繁育，最后广泛投入城市绿化。

    两天来，我跟随着老人穿行于森然密布的花木丛中，尽兴地观赏着他的那些鲜活、灵动的创造物，同时，也很自然地把目光扫向他那极度寻常却又带有某种“神性与魔力”的双手——这是他的所有作品的生命源头。手，哪个人没有呢？不同的是，有的用于创造，有的用于享乐；有的造福社会、他人，有的却专事搜刮、掠夺。这本身就是一部言说不尽的大书。朱工的手，看上去青筋暴突，粗糙不堪，膨大的关节，破损的指甲，干裂得满是豁口。他的手似乎从来就未曾洗净过，泥浆、汗水、粪尿，粗活、脏活、累活。粗粝中却又透着精巧，一粒种子、一株幼苗、一段枝条，经过他出神入化地拨弄，顿时拥有了灵性，迸发出生机；棵棵树木、片片浓荫连接起来，构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这倒应了日本电视剧《阿信的故事》中那两句歌词：“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靠一双手。”

    我从朱工那双手，又联想到法国伟大雕塑家罗丹的手。这位“近代雕塑艺术之父”，在冥顽不灵的粘土、石膏、青铜、大理石上，通过卓越的双手，把梦想与激情化作可以触摸到的实体，以创新精神与生命活力演绎人类的苦乐、悲欢，实现灵魂与肉体的艺术对接。罗丹已经习惯了“在干活中获得自在”，“获得内心平静、灵肉升华”。他说：“不干活，我只是一个可怜虫。”

    同罗丹一样，朱序弼也是以生命创造生命，以生命酬答生命，以生命补偿生命。如果说，罗丹每时每刻，都是在一张张面孔上荡漾着他的创造之舟；那么，朱序弼则是在一片片枝叶上闪烁着自己的生命灵光。在他所倾心的绿色王国里，一株株树木沐浴着雨露、阳光，吸吮着浓情蜜意，光鲜、恣肆地膨胀着，日复一日地长粗长壮，把缥缈的云空托举得更高更远。老人把这看作是最宝贵的酬劳，从中获取了美妙无比的成功喜悦。而对自己正一年年地蜷缩着，日渐软弱无力，以致需要扶杖而行；仿佛大部分“生命之水”都已化作草浆木液，自身已极近干涸了，却全不在乎，甚至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

    二

    在创办卧云山植物园之前，朱工曾先后创办过青云寺植物园和黑龙潭山地林木园。于今，黑龙潭四围一改童山濯濯的旧貌，十个山头全部绿化，满眼都是雾蒙蒙、莽苍苍的青松翠柏。多年不见的猫头鹰露面了，喜鹊、山雉也接踵而至，紧跟着又传来百灵、画眉、金翅鸟、叫天子的清音鸣啭。新华社1992年一则电讯称，这个山地林木园是我国一百一十四个植物园中唯一的一所民办园林，已成为国内注册的一个保存绿色树木资源的基因库。人们说，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饱含着朱工的心血，渗透着他的辛勤汗水。

    在半个多世纪里，他从实践中摸索出一套高超的育苗、嫁接技术，亲手收集、引进、培育、推广了两千多个植物品种，取得二十八项科研成果，发表论文和科普文章二百多篇，荣膺全国绿化奖章，被科技界誉为“复苏植物生命的人”。他的动人事迹吸引了中外无数专家学者。国内各地前来考察、取经的团队络绎不绝；丛林、花木中还留下了美、英、法、德、瑞典、比利时、西班牙、厄瓜多尔等十多个国家几十位专家的身影。日本亚洲学会的桥本濑毅夫妇参观后题词：“地球的再生，从这里开始。”东京大学安富步先生撰写的《东大授业》教科书中，以近万字篇幅和大量图片介绍了朱序弼的成功之路。

    面对那些宏伟的工程，再扫视一番朱工的年迈多病的孱弱身躯，我真想发出一声浮士德的呼唤：“这太美好了！请你停一停。”然而，他是绝不会停歇的。他并非像浮士德那样特别着意于“尘世生涯的痕迹”，也不想“享受现在这个神圣的瞬间”，他只是要奔向下一站，不断地踏上新的行程。就在人们沉浸在黑龙潭林木园硕果累累的欢乐时刻，朱工却在一个星花寥落的清晨，背起行囊悄然上路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丝云彩”。人们记得，当时他留下这样一句话：“我的目标是创建十个、八个民办植物园。”

    榆林地区坐落在陕西最北端，四围与甘、宁、蒙、晋接壤，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由于流沙的强势进逼，解放前榆林城曾三度南迁。那天同朱老聊天，我说，陕北的风沙肆虐，早就写到唐诗里了：“北风卷尘沙，左右不相识。飒飒吹万里，昏昏同一色。”还有一首：“眼见风来沙旋移，经年不省草生时。莫言塞北无春到，总有春来何处知！”他听了说：你是摇笔杆的，说话能搬出本本作证；我是全凭实际感受，一从娘肚里钻出头来，就和风沙撞了个满怀。爬在窑洞里，倒是安稳；跨出房门一步，就全身裹在黄风里，沙飞石走，辨不清上下左右、南北东西。

    他没满十岁就外出佣工，当小羊倌，整天与林草相依相伴，结下了终生不解的深厚情缘。他熟悉各种草木的习性，童年伊始，就立下志向：长大了，要种无边的树，栽海海的草，改变那周边的环境。他说，什么事都有学问，庄稼院的学问是实打实凿的，一切都要动真格的，说了就干，一干到底。证之以老朱自身，正是这样，他始终只念一本经——草木经，只做一个梦——绿染黄沙，一辈子未曾改变过主意，未曾打过退堂鼓。

    号称“荒沙克星”的沙地柏，耐寒、耐旱，再生能力极强，是防风固沙、保持水土的理想树种。可是，现存的丛棵大多是天然生长的，而且，日渐萎缩，濒临灭绝。朱序弼从1955年就盯上了它，当时他刚好进了榆林防沙造林局。为了使沙地柏按照他的设想生长，先后进行了主枝扦插、侧枝扦插、种子繁育、培植直立树型四个阶段的实验，历经上百次失败，终于在1995年全面获得成功。四十载的甘苦辛劳，真是一言难尽；如果作家柳青还在，足够他写出另一部《创业史》了。

    创业就要不断地闯关夺隘。1984年春天，就在人们欢呼沙地柏扦插育苗实验成功之际，老朱却在琢磨着怎样通过种子繁育进行大面积的推广。最大的障碍，是种子难采啊！沙地柏十籽九空，要经过三年才能成熟。恰在这时，他应邀到内蒙古一个林场指导育苗。一天，偶然发现沙地柏枝头有一群小鸟在啄食树籽，他顿时眼前一亮：应该到鸟粪里寻找残存的籽实。于是，拨开繁枝密叶，小心翼翼地寻捡出一粒鸟粪，放在手里一搓，果然露出一颗饱满的沙地柏种子。此后，他连续多日寻找、收集，居然“从鸟屁股里抠出”一市斤优质种子。第二年试种成功，开创了种子繁育沙地柏的先河。这使人想起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的那句名言：“在观察的领域中，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由于朱序弼日夜思谋着种子繁育这一课题，因而获得了灵感的光顾，正所谓“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

    年年月月，他就是这样，整天在空旷的沙荒上，作那篇种树种草的大文章。他很少与人交往，也没见过他主动向谁诉说衷曲。许多人认为，这种生活实在是寂寞，枯燥。他却有其独到的见解：枯燥、寂寞，属于闲散人的专利，他这个大忙人可没有那种“福分”。无论是历年手种的，抑或是边远的“移民”，无论是插条的还是嫁接，每一株苗木，老人都说得出她们的来历与特征。他说，树通人性，像人一样，也都懂得情感，知道好歹，重情重义。你头天晚上给她浇上水、施足了肥，第二天清早一看，格外地精神、水灵；你若是不好好对待它，她见你也就蔫头搭脑，爱答不理的。整天和这些活泼可爱的小精灵们头碰头、脸对脸，你说还会感到枯寂吗？

    三

    写到这里，我想从陕北作家陈江鹏为朱老作的传记中摘取两段：

    “创办植物园中，朱序弼生活环境的艰苦令人难以置信，他所需求的简单得实在不能再简单，可说是一个当代的苦行僧。他穿着一套烟头烧开许多小洞的褪了色的中山装，随身携带一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黑色人造革包，上面打着不同颜色的小块补丁。里面装有他心爱的林业技术书籍，装着他平生最爱吃的‘镇川干炉’麦面烧饼，还有方便面，加上几个梨。每天晚上，他总是不住地咳嗽，不啃几口梨就无法入睡。”

    “老朱四十八岁那年，参军的大儿子不幸夭折，第二年，长期相依为命的老伴又病故了。接连不断的沉重打击，折磨得他患了重病，多少天昏昏入睡。稍微清醒之后，就觉得妻儿的音容笑貌不停地在眼前晃动着。他感到一阵阵揪心般地痛楚，一阵阵刻骨铭心的内疚：他整天总是忙他的林草，忙他的课题研究，顾不上照看妻子，甚至陪她上医院诊病的工夫也没有；而爱子忙于训练，来信常说想念爸爸，他却从未到部队去看望过。他觉得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老婆、孩子。他勉强挣扎着从炕上爬起来，走路东倒西歪地，连脚跟也站不稳。他两眼直直的，呆若木鸡，精神有些崩溃了。他跌跌撞撞地摸到了苗圃，慢慢地转游，或是蹲在地上，嘴里咕哝着，念念有词，人们说他在和苗木对话。是呀，他就是在和苗木谈心，他觉得自己亲手培育、亲手嫁接的苗木，就像亲生的儿女一般，是他生命的重要组成和寄托。只有面对他们，他才感到平添了一线生机，增长了生命的情趣。他仿佛觉得苗木这个巨大的磁场，向他发出信息、发出召唤——坚强起来，不能倒下去！”

    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续弦老伴李增兰，说得更是形象、风趣：

    “我们老朱一满不顾自己，不顾家，回家跟住店一样，炕头还没坐热，尻子一拍就走。他满脑袋装的就是他的林，他的草，他的植物园。你看看我们这个家，小得像个猪窝、羊圈，屁股大的一块脚地，来了人站没个站处，坐没个坐处。单位盖新楼分新房，我们老朱就是不要。我说，你要下来给娃娃们住。他说，咱不占公家那份便宜。老朱现在出名了，可他一辈子受的痛苦、遭的磨难，比普通人多得多。‘不受磨，不成佛’，兴许有这个理儿。”

    老伴这番话，乍一听，像是在抱怨、批评，可骨子里“一满”是赞誉，是自豪。

    还有一件事，老伴没有说到：作为知名专家，朱老退休之后，接到过多处高薪延聘，都被他一一谢绝了。他专门看中了这类不给任何报酬的活干，一干就是十几年。除了这几处植物园、灌木园，他还在毛乌素大沙漠中创办了第一个珍稀濒危花木园，建成了高质量的保存绿色树木资源和珍稀花木的基因库，全都是尽义务。过春节时，当地一位老先生送给朱老一副对联：“视草木如金银，视金银如草木。”可说是对这位超凡脱俗的林业工程师最好的生命诠释。

    我们再听听朱老自己怎么说：

    “生活没等格，钱还有个够？你得了五六万，还想五六十万，得了五六十万，还想得五六百万。我们都这把年纪了，说不定哪天就走了，要那么多钱做什么！过去人们说：‘六十不种树，七十不盖房。’为人不能只顾自己呀！人的名望，树的阴凉。我就是要给后人留下一片绿荫！”

    他不会说大话，也不习惯那些豪言壮语，朝朝暮暮，从容自得，只是默默地做着奉献，一点一滴地实践着“留下一片绿荫”的生命承诺。但是，他又绝不是那种仅仅盯着自己脚面的目光短浅之人。他的立足点很高，从不为浮言、虚誉所左右，即使是怀疑、非议，他也是一笑置之，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山丹丹不是照常开花，樟子松不是照样生长吗？他已经脱开谋生空间，远离现实功利的层面，而进入澄明之境，徜徉在宏阔的精神境界里。用他老伴的话说，就是“成佛”了。

    他无意成名，对于自己所做的事，始终看得很平常，像日出日落、草木发芽、庄稼拔节一样自然，不过是尽了一份力量，或者说出于天性；却在时代的宏大背景上，把自己的身影刻进树木的年轮，为陕北大地树起一座葱茏蓊郁、逶迤绵延的绿色丰碑。

    朱序弼出生于1932年，今年正值八十大寿，谨以这篇文字作为一份贺礼，遥遥献上。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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