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以今人的身份再说历史，本身就是件老调重弹的事情。现今坊间有关历史的书又再热兴，其间鱼龙混杂，不乏精心编纂之作，也不乏粗制滥造之作。有些书言之凿凿地说自己绝非戏说，而是取材于史实，百分百地还原了真实的历史。令我疑惑的是，历史有可能百分百真实吗？
即以治史者最可依赖的正史而言，后世的专家学者也有不同意见。比如，史学大家吕思勉在谈到三国时代的官渡之战时，就几乎把《三国志》的说法全部推翻。他甚至说：“《三国志》上所说的兵谋，大都是靠不住的。”
为什么连史书都靠不住呢？
第一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历代的统治者出于为自己粉饰美化的需要，不可避免地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对史书的编撰施加影响，甚至明目张胆地加以篡改。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对历史稍有了解者均知晓一二，故而不再赘举实例。
第二个原因则是修史者个人的价值取向及情感偏好的影响。人总是不能做到百分百客观的，修史者又焉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
比如，史家鼻祖司马迁在修撰《史记》时，就将项羽列入本纪，且次序排在汉高祖刘邦之前。而本纪是专为帝王而设。项羽并未一统天下而称帝，严格来说，是不能列入本纪的。这是因为司马迁彼时正对汉武帝刘彻心怀不满，却又无处宣泄，只好借此浇心中块垒。司马迁还把孔子列入专为诸侯所设的世家之中，而孔子又何尝身列诸侯？只不过是司马迁个人对其推行礼义十分景仰罢了。
又比如，司马光在主持编撰《资治通鉴》时也有其明显的个人倾向。他抑曹扬刘，一些有利于曹操，或不利于刘备的史料，就被删去。可见修史者的个人好恶对于史实的可信度也颇有影响。
其他诸如年月迁延、资料散失，也可能影响史书的真实性。
所以，我们处在千年之后，遥究先人往事，实在是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真实的。这是我的第一点看法。
当然，这一个看法却不等于说，我们尽可在历史的真实性上放松要求，甚至是应需而取，随意诠释。
但尽管我们坚持认真负责的高标准严要求，也还是会在诠释历史上犯以上两个错误，从而不自觉地更加偏离历史真实。这普遍存在于在坊间诸多谈古说史的书中。
首先，是忽略了历史人物本身在历史进程及其生命历程中的发展变化，总是以一个标签式的定义来涵盖、推理其整个一生的言行举止。
比如，易中天在《品三国》中论及孙权的心理时就犯了这样的错误。鲁肃投奔孙权后，为他分析天下形势时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将军应该“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伺机“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但孙权反应冷淡，说，我只能“尽力一方”，你讲的那些话“非所及也”。二十二年后，孙权称帝，又再提起这个话头说，当初鲁子敬就想到了今天，真可谓是“明于事势”了。
易先生由此评论道：“可见‘非所及也’是言不由衷，‘明于事势’才是心里话。”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二十二年前，孙权初立，曹操势大，能否保住父兄基业尚是未知之数。孙权何敢觊觎天下？所以，“非所及也”应该是心里话。而二十二年后，时移世易，孙权本人也在多年的斗争生涯中走向成熟，而天下的形势时机也已经发生变化，孙权也就有底气和雄心来称帝了。但这并不等于说他早在二十二年前就想称帝了。
我们亦可再来看看曹操的心路演变过程。就算曹操真的是一个逆篡之人，他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有逆篡之心的。我在《心理曹操》（“心理三国三部曲”之三）中专门分析过这一段。曹操最初的梦想不过是死的时候能够在墓碑上刻着“汉故征西大将军曹侯之墓”。他何尝想过有一天风云际会，他能够官至大汉丞相，成为汉朝的实际掌控者，并最终在儿子曹丕手中实现代汉而立呢？
其次，是忽略了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大背景，而全部以今日之道德标准、社会规范来加以理解。殊不知，即便某一概念在年月流转后依然存在，但其内涵却早已随着时代的推演而流变。这样的理解，只能是误解。
比如，《说春秋》一书中说到伍子胥逃亡途中幸得一位渔丈人相救。伍子胥提醒他不要泄露自己的行藏，渔丈人立即覆舟自杀，以杜子胥之疑。作者以为这绝不可信。故而在其笔下，渔丈人不过是假装自杀，待伍子胥走后，又再现身。作者还评论道：“……于情于理，老渔夫都没有为一个陌生人自杀的理由。从技术角度来说，一个老渔夫投水自尽恐怕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事情。所以，老渔夫只是担心伍子胥杀人灭口，因此做了一个自杀现场保护自己而已。”这样的观点实在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春秋时代的大背景以及这个大背景下的人们的社会认知束缚（或局限）所导致的。
我们暂且先不就此展开详细论述，而是转而看一下新渡户稻造所著的《武士道》这本书。《武士道》里写道：“武士重诺，这诺并不写在纸上，而是口头承诺。倘若写了契约来保证诺的实行，那么不啻对武士身份的侮辱。”实际上，日本武士道的这种精神，不过是我们的春秋遗风罢了。伍子胥之所以要嘱托渔丈人，多少是对他有些不放心。而渔丈人觉察到了这微妙的怀疑，觉得不被信任真是一种巨大的侮辱。与这种侮辱相比，性命又值得什么呢？所以，渔丈人要自杀以明自己之高洁，亦以坚子胥之信任。这才是符合时代背景的历史真相。至于渔丈人对待生命的态度，也正好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生死观。这也正是“心理吴越”全书所要重点铺叙分析的，在这里就不赘言了。
总之，上述文字可要之如下：
1.立足今天，回望历史，我们不能苛求历史是百分百真实的。
2.诠释历史，必须考虑到历史人物本身的成长演变过程。
3.诠释历史，必须考虑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以及当时社会的主流准则。
以上三点，和历史本身一样，其实也早已是众人耳熟能详的“老调”了。之所以我要在这里“重弹”一下，就是因为，尽管此乃“老调”，但后来的说史者还是会不可避免地忘乎所以，连名家巨子也难以幸免（例子前已详述）。为了避免自己也重蹈覆辙，特在此一一列明，以作为我写作这套“心理吴越三部曲”（《鞭楚》、《辱越》、《吞吴》）时的警示。
后两点将作为全书正文的基本标尺。而第一点，在这里要再多啰唆几句。
既然是以心理学为工具来说史，大家的第一个疑问就是我们此前说过的历史是不是足够真实（因为确实是不可能百分百真实的）？
我所依据的主要蓝本是明冯梦龙编辑，余图、常功校点的《新列国志》（此书后由清乾隆年间南京文人蔡元放略加润色，订正某些错误，并添加大量评语后，易名《东周列国志》刊行于世）。
《新列国志》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正史。以这样的一个底本来进行心理说史，是否可靠？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冯梦龙的《新列国志》是在明余邵鱼《春秋列国志传》的基础上重订和改编的。余邵鱼原著在篇章架构、叙事详略先后、人名地名等方面颇多疏漏。而冯梦龙以《左传》、《国语》、《史记》为主，旁参《孔子家语》、《公羊传》、《谷梁传》、晋史《乘》、楚史《梼杌》、《管子》、《晏子》、《韩非子》、《孙武子》、《燕丹子》、《越绝书》、《吴越春秋》、《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刘向《说苑》等经、史、子、集著作（这其中很多部都是唯正史论者言必称的正史），对原书进行了重大修整，并对旧时地名、名物制度等，依《一统志》一一查明。可见冯梦龙的创作态度（或者说是治学态度）是严谨的，从而，《新列国志》是基本符合史实的，也是可以用作心理说史的基础蓝本的。当然，在以冯梦龙的作品为叙述脉络的同时，我也参考了他所参考过的主要书目，并佐以吕思勉的《中国通史》、《秦汉史》，钱穆的《国史大纲》、《秦汉史》以及柏杨的《中国历史年表》等著述，以力求准确。少数莫衷一是的地方，则依符合基本心理规律为标准予以取舍。
行文至此，应该告一段落了。但又想起另一个和历史似乎相关的话题，即《新列国志》和《三国演义》一样，是应该列入演义范畴的。这样的历史演义还有很多部。那么，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出现如此之多以戏曲、评书、小说等面目出现的历史演义呢？
事实上，演义正是老百姓所写的史书。
因为，正史的话语权始终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的，民间的草根一族并不能在正史上参与自己的意见。但他们同样会将自己的道德偏好、价值判断投注于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上，这就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历史演义。而忠奸善恶、抑扬褒贬，正好反映了老百姓的心理认知与抉择。我们的这一部心理说史，以基本符合史实的演义为蓝本，正可以说是共百姓欢与悲，为百姓鼓与呼，又何必去苦苦追寻遥不可及的“百分百真实”呢？
2012年7月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