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女人才是幕后主角
历史往往是由女人推动向前的。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女人绝大多数的时候都处于从属、附庸的地位，甚至经常是被蔑视、凌辱的对象。正如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女权作家波伏娃在她最负盛名的作品《第二性》中所说的：“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除了天生的生理性别，女性的所有‘女性’特征都是社会造成的。”
说女性是社会造成的，倒不如说是千百年来一直主宰社会的男性造成的。主宰社会的男性，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男人主宰了历史的进程，而女人的作用，除了为男人生儿育女，供男人淫逸玩乐外，还可以替男人来承担历史罪责。但女人们却在不经意间甚至是在极为被动的状态下改变了历史。
即以中国的历史来说，我们早已认定，夏朝因妹喜而败，殷商因妲己而亡，而西周正是毁在了一笑倾城的褒姒身上。但事实上，当妹喜、妲己和褒姒这三个漂亮女子以及她们所代表的女性群体被冠以“祸水”恶名的同时，我们不正是承认她们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吗？若非她们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又怎能导致夏桀、商纣和周幽王这些一国雄主做出一系列祸及国祚的决策呢？
所以说，表面上看起来，确实是男人们在历史舞台抛头露面出风头，但幕后的真正主角却非女人莫属。
颇能支撑这一观点的经典案例非春秋中期的“夏姬之乱”莫属。
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容貌绝美，因嫁给陈国的夏御叔为妻，而被称为夏姬。夏御叔早死，留下夏姬与儿子夏征舒。夏征舒成人之后承袭父职，担任陈国的司马。夏姬年轻守寡，其绝代容貌倾倒众人，引得国君陈灵公，大夫孔宁、仪行父等人都不顾礼仪与她私通。夏征舒深以为耻，一怒射杀了陈灵公。孔宁等人逃奔楚国，请楚师讨伐夏征舒。
楚庄王派兵击败夏征舒，以“弑君”的罪名对他施以车裂之刑。楚庄王、楚国重臣公子婴齐倾慕夏姬的美色，均想据为己有，但却被大夫巫臣以“不祥”为由劝阻。夏姬随后被赏赐给连尹襄老为妻。巫臣不便再出言阻止，只好强自压抑对夏姬美色的向往。
襄老不久战死疆场，觊觎已久的巫臣终于等到了机会，借着出使齐国的机会，弃公务于不顾，与夏姬暗通款曲，私奔至晋国。
楚庄王大怒，灭了巫臣的全族。巫臣发誓报仇，派儿子巫狐庸去辅佐楚国的近邻吴国。吴国开化较晚，原本只知水战，不习陆战（车战），屡屡败于楚国之手，饱受欺凌。得了巫狐庸的帮助后，吴国的军事实力大增，成为楚国最难对付的敌人。巫狐庸也被任命为负责在晋吴之间联络往来的“行人”之职（意为“客卿”，后来吴王阖闾也沿用此例，任命伍子胥为“行人”，待之以客礼）。
吴楚之间多次交兵，楚国实力日衰，到最后终于演变至吴越两国的相继雄起。这一历史大格局的变化，归根到幕后，谁又能说夏姬不是冥冥中的推手呢？
到了春秋末期，楚吴越三国间的局势错综复杂，波诡云谲，而楚国的王太后孟嬴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幕后主角。
孟嬴的儿子楚昭王当政之时，楚国经历了一场国破人亡的空前大劫难。
给楚国带来这场空前大劫难的正是楚国的旧臣伍子胥。伍家累世为楚国重臣。伍氏先祖伍举，辅助楚庄王称霸诸侯。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也曾深得楚平王（楚昭王之父）信任，被委任为太子建的老师（太师），后来因受佞臣费无忌谗害，和其长子伍尚一同被楚平王杀害。太子建也因此被废，亡命天涯，最终惨死郑国。伍子胥历经千难万险，逃到吴国，成为吴王阖闾的重臣。伍子胥以无比的坚忍和决心，在吴国熬过了长达16年的艰苦岁月，终于在公元前506年，率领吴军攻入楚国郢都，烧毁楚国宗庙，并掘开楚平王的陵墓，鞭尸三百，酣畅淋漓地报了父兄之仇。
深究起来，背后的推手正是一直处于被动状态的孟嬴。
孟嬴是秦哀公长妹，本是楚平王为太子建所迎娶之妻。但孟嬴的绝世容貌却令楚平王见色起意。在佞臣费无忌的极具机心的谋划、撺弄下，楚平王不顾父子人伦之义，使诈将孟嬴据为己有。孟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楚平王的夫人，并为楚平王生下了儿子珍（即是后来继位的楚昭王）。后来，得知真相的孟嬴郁郁寡欢。楚平王为弥补内心歉意，终于废了太子建，改立珍为太子。
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孟嬴没有远胜楚国后宫的绝代风华，楚平王还会不会对她动心呢？显然不会。如果孟嬴得知真相后，随遇而安，并无幽怨，楚平王还会不会为了讨她欢心而更立太子呢？可能也不会。
那么，太子建在迎娶了孟嬴后，就会如愿继位，而不是命丧异国；忠心辅佐太子建的伍奢也将得到重用而不是家破人亡；这世上也根本不会有楚昭王这号人物；伍子胥也根本用不着远走异国，也根本不可能有复仇之举……
所以说，尽管在楚国政坛的大变动中，不能否认小人费无忌在其中翻云覆雨起了很大作用，但如果孟嬴的美色不足以让楚平王强烈动心，并甘心为她背弃人伦道义，疏离亲生骨肉，残杀忠贞之臣，费无忌再上蹿下跳，恐怕也不能完全得遂所愿。
由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孟嬴才是这一幕幕风云变幻背后的第一推力，尽管她并没有主动地参与其中。
梅加吉于1969年所做的一个心理实验，对女人之于历史进程的隐性支配力给出了有力的证明。
梅加吉设计的这个实验是用来检验支配性对领导能力的影响的。首先，他对许多可能成为潜在被试的男性和女性进行了“加利福尼亚心理调查表支配性分量表”的测量，然后选取了在支配性得分上非常高与非常低（处于两个极端）的男性和女性被试。随后，他将高支配性与低支配性的被试两两分组，一共产生了四种配对方式，即高支配性男性与低支配性男性；高支配性男性与低支配性女性；高支配性女性与低支配性男性；高支配性女性与低支配性女性。
梅加吉给上述每组被试一个大盒子，盒子里装着很多红、黄、绿色的螺母、螺栓和杠杆。他要求被试尽可能快地修复盒子，即拿掉某一特定颜色的螺母和螺栓，并用其他颜色取代它们。每组被试中要求必须有一个人作为领导者发出指令，而另一个人作为服从者来完成领导下达的任务。而谁是领导者，谁是服从者，则由这组被试自行决定。
结果发现，在同性配对的情况下，有75%的高支配性男性和70%的高支配性女性担当了领导者角色。而当高支配性男性与低支配性女性配对时，90%的男性成为领导者。这三组的实验结果颇为符合人们的惯常认知。
令人不可思议的情形出现在高支配性女性与低支配性男性配对时，竟然只有20%的高支配性女性担当了领导者角色。
难道女性真的是甘于服从男性的主宰与支配，即便是在高支配性女性面对低支配性男性的时候也是如此？
后来，梅加吉通过对小组谈话录音的深入研究，发现了背后惊人的秘密：正是高支配性女性任命了她们的低支配性伙伴作为领导者！事实上，高达91%的高支配女性做了关于角色分配的最终决定。
这个实验有力地告诉我们，女性更倾向于采用一种与男性不同的方式来表现她们的支配性和领导力。也就是说，比起在台前抛头露面，女性更愿意在幕后规划、操控一切。
女性之所以倾向于采用这样的方式，当然也与传统社会的角色分工（男主外，女主内；男为尊，女为卑）对她们的约束有关。但其实，很多女性并没有简单屈从于男性的主宰，而是一直在用隐性的方式反抗，甚至是取代男性的控制。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该对“历史往往是由女人推动向前的”这一说法不再嗤之以鼻了。当然，我们也无须否认，女人往往是通过男人来推动历史向前的。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正是由无数男女，代代传承而塑造的。所谓历史，其实就是一切男女关系的总和。而男女关系归根结底只有两种：性和权力。
一般而言，男人在拥有了权力之后，往往会肆意放纵地索取更多的性。而女人则通过性，反过来拥有了控制男人的权力。
吴军攻克郢都，少不更事的楚昭王抛下了母后与妻子，仓皇出逃。吴王阖闾在满怀疯狂报复心理的伍子胥的导引下，将楚国后宫当成了自己尽情淫乐的场所。吴王阖闾睡遍了楚宫的众多美女，这其中也包括楚昭王的夫人。
楚夫人被动地卷入了这一场劫难中。当时，她似乎没有能力来维护自身的清白。但如果我们确实承认“历史往往是由女人推动向前”的话，就会知道，这个被肆意凌辱的女人，日后也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为这句话添上一个深刻的注脚。
人生得意须尽欢。吴王阖闾在玩遍了楚宫美女后，又将目光锁定在曾经导致风云色变的孟嬴身上。但是，孟嬴拼将一死，以大义相责，竟然让手上积有累累鲜血的一代奸雄阖闾羞惭而退。这也说明，女性若是强硬起来，即便是最为强横的男性也不得不望而却步！如果所有的女性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她们之于历史的推动力还将更为巨大。
尽管孟嬴以不屈保全了自己的清白，但却没有人能够保全整个楚国的清白。苍天从不管人间冷暖，听任弱肉强食，悲惨的一幕幕不断上演。楚昭王带着一群大夫仓皇逃窜，吴国君臣上下在郢都烧杀抢掠，肆意淫乐。而复仇之神伍子胥在鞭尸之后，仍然不肯罢手，非要对楚昭王赶尽杀绝。
这一刻，谁也没法预知，春秋末期的这一段历史到底会走向何方……
心理感悟：女人的被动也许正是其力量所在。
02落毛凤凰无人识
楚昭王一行数人，惶惶如丧家之犬，一路乘舟逃至云中（亦称云梦泽）。
楚昭王的遭遇就像是从云端跌落。刚刚还是高高在上的大国至尊，转眼间却成了仓皇逃窜的亡国之君。但令人颇感奇怪的是，遭受如此惨痛巨变的楚昭王，竟然没有表现出一般人在类似情境下必然会出现的心情极度沮丧、懊恼，甚至患得患失、痛不欲生。
这看似反常的表现，其实正反映了楚昭王内心深处的泛化预期。
楚昭王这一年刚刚十八岁。此前，他的世界尽是玫瑰色的。他子以母贵，深得父亲楚平王的宠爱，轻轻松松获得了太子之位，并在八岁那年就登上了楚国的第一宝座。继位后，楚昭王几乎不用操心朝政（实际上都被囊瓦掌控在手里），每日不过是纵情玩乐。后来象征着国祚绵远的湛庐宝剑“从天而降”，更是让楚昭王喜不自胜，也更加强化了他自认为是天之骄子的幸运感。
这一系列的经历，使得楚昭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泛化预期。
所谓泛化预期，就是指个体在不同的情境中都会产生强化的预期。而强化的预期就是可能收获更多、更好的物质性或精神性收益。当遭遇陌生情境时，个体往往会以泛化预期为基础来确定将会发生什么，自己是否能够应对。
楚昭王早已根深蒂固地认为自己是命运的宠儿，哪怕遇到再大的困境，老天爷也一定会把自己的一切事情都搞定。正是在这样的泛化预期下，楚昭王在陷入了逃亡这一完全陌生的情境时，才没有表现出过多的负面情绪。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楚昭王这样的想法实在过于天真了。不过，要让一个少不更事、未经磨炼的年轻人认识到生活的道路绝不会一路平坦，确实需要时间。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楚昭王仓皇出逃，也给其他人创造了一种新的陌生情境。首先遭遇到这一陌生情境的是一伙盗贼！
这一伙盗贼有数百人之多，聚集在云中这一带水域中，以抢掠过往商贾富户为生。楚昭王虽然是匆匆忙忙逃出郢都的，但一国之君的逃亡，多少还是会带着一些金银财帛的。箴尹固为国君办事，当然也是尽心尽力的，他所准备的这一艘逃亡之船，其外形装饰多少表明了乘船者身份的高贵程度。这艘船一进入盗贼的视野，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乘着天黑，盗贼们袭击了楚昭王的坐船。一个盗贼，手持长戈，直接就对着楚昭王击去。大夫王孙繇于正站在楚昭王身旁，见盗贼竟敢如此无礼，大喝一声：“楚王在此，你想干什么？！”同时侧转自己的身体，为楚昭王挡住了来袭之戈。
王孙繇于话音未落，长戈已经刺中了他的后背，顿时鲜血奔流。王孙繇于应声倒地，昏迷不醒。
云中正是楚国的国土，这伙盗贼当然也是楚人。在楚国的土地上，任何袭击楚王的人都是无可赦免的死罪。所以，王孙繇于才会在临危之际，大声喝出楚王的身份，希望以此来阻止盗贼的攻击。但显然，盗贼并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
这个盗贼在击中了王孙繇于后，大声回应道：“我们只认金帛宝货，不知道什么王不王的？令尹大臣们都只知道贪污受贿，何况我们这些小老百姓？”
听起来，这个盗贼丝毫没有将一国之主放在眼里。但实际上，这并不能说明他对楚王毫无敬畏之心。这些盗贼，原本也是楚国的本分良民，只因官吏贪腐，民不聊生，不得已才沦为匪盗，靠抢掠为生。
盗贼对楚王的无视，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眼前这个神色慌张的年轻人真的就是他们的国君——楚昭王。当时的讯息传递远没有现在快捷，楚昭王逃离郢都的消息，此刻还没有多少楚国人知晓。在盗贼们的泛化预期中，楚王要是出行，绝不会如此仓皇低调，必然是兴师动众，护卫森严。如果知道这确实是楚王驾临，这帮盗贼恐怕绝不敢打国君的主意。毕竟，一旦得罪楚王，等待他们的必然是灭顶之灾。
而这个盗贼所说的后半句话，实际上正揭示了楚国当下为什么陷入如此困局的真实原因。楚昭王在位十年，囊瓦也就执政了十年。囊瓦的贪贿恶名早已远播楚国的各个属国，在国内当然更是臭名远扬。囊瓦这个小人，对于楚国国政外交的破坏力是极其巨大的。在他的恶例示范下，上行下效，整个楚国的官吏阶层几乎都变得贪婪丑恶，对老百姓极尽盘剥欺压之能事。若非如此，楚国境内也不会盗贼丛生，甚至都抢到了楚昭王的头上。
但这一刻，楚昭王虽然将这些话听在耳中，却还来不及好好体味。他的当务之急是赶快从险境中逃脱。
箴尹固反应极快，立即护着楚昭王登岸避贼。危难之际，手足情深，楚昭王一边逃窜，一边大喊：“谁为我护持爱妹，勿令有伤！”
下大夫钟建闻言，立即背起季芈，弃舟而逃。他的这个举动，原本不过是遵从主上之命的本能反应。但他不知道，这一举动会引发一条神秘的心理学规律发挥作用，并最终改变了他此后整个人生走向。
盗贼的本意就是为了钱财，而非杀人。所以，当盗贼看到这一群衣着华贵的人没有丝毫抵抗，弃舟而逃时，就放过了他们，只顾搜寻船中的金帛宝货。
楚昭王一干人众，匆匆逃离数里，回望盗贼劫掠之处，只见浓烟翻滚，直冲天际，料必是盗贼将财物抢掠一空后，放火焚舟。楚昭王等人不由都为王孙繇于流下了泪水。这个舍身护主的忠臣，肯定是无可幸免地葬身火海了。
但这一干逃亡之人，此刻还没有太多的时间可用于忧伤悲思。他们再次匆匆上路，在幽暗的夜里，毫无方向地向前而进。
这一段盲目而茫然的旅程，对于楚昭王来说，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人生历练。
我们往往希望自己一生顺遂，但其实，真正能够成就一个人的，绝不是一马平川的顺境。当一个人处在顺境时，是不可能回头检视过往得失的。在一连串的顺境中，人往往会更加以自我为中心，高估自己的能力与形象。但这样的后果是，人会变得越来越不能认清自己。相反，只有逆境，才会以一种强悍的力量，宣告你过往的错误，撕开你心灵的伪装，让你看到自己的真实面目。正是这些错误，才导致你今天深陷困境。人，作为一种善于思考的动物，也才会变得清醒，并在逆境中开始反思。
就在这沉沉黑夜里，四顾茫然的楚昭王开始体味起盗贼说的那两句话。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当自己楚国之王的身份被王孙繇于公之于众后，那些盗贼竟然会如此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楚昭王当然不会想到，这是因为盗贼并不相信的缘故。在楚昭王看来，自己就是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了。这对他一贯 “天之骄子”的自我认知是一个极大的颠覆，也让他对上天的眷顾产生了一丝怀疑。
而盗贼后面所说的那句话，又激发了他内心对囊瓦的愤恨。这个可恨的贼子，不但将朝政弄得一塌糊涂，还临阵脱逃，直接导致吴兵攻入郢都。但是，在愤恨囊瓦的同时，楚昭王也隐隐觉得自己其实也难辞其咎。尽管在兵败讯息刚刚传来时，楚昭王曾经当着众臣的面，将责任归结于自己失察、任用奸佞所致，但毕竟囊瓦是他的父亲楚平王任命的，而为自己开脱几乎是每个人的本能。如果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楚昭王也不会深深地责怪自己。但是现在，当楚昭王陷入了逃亡，而这逃亡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意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之际，自责才无可避免地从他内心深处生发出来。
一个没有学会自责的人，永远也无法发现生活的真相，永远也无法体会生命的真谛。也许，最终楚昭王会认识到，上天对他最好的眷顾，并不是什么天降祥瑞，而是让他在年轻的时候经受磨难。
只有年轻，才拥有不断犯错的资本。唯有年轻，才有可能在认清自我后重新开始。对于楚昭王这个年轻人来说，生活其实从这一刻才刚刚开始……
心理感悟：痛苦其实是生命所能给出的最佳奖赏。
03那一刻你遇见了谁
楚昭王一众在野地里彷徨一夜。在这个完全属于他的国度里，楚昭王竟然无处可去，无地落足。
到了天明，子期带着宋木、斗辛、斗巢等人赶来会合。众人一番计议，斗辛说：“大王，我的封地郧地就在附近，请大王先到郧地暂住，再做计议。”
斗辛和斗巢都是斗成然的儿子。斗成然曾经担任楚国令尹，后来因不为楚平王所喜而被杀。楚昭王一时也想不出其他主意，只好按斗辛所说行事。
正待起身，忽见王孙繇于匆匆赶来。众人均大惊，楚昭王冲口而出：“你身负重伤，怎么能幸免于难？”
这楚昭王真是不会说话，他这句话等于是说：“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还能赶将过来？”换做一个脆弱而敏感的人，不死在盗贼的戈下，也会被他这句话气个半死。好在王孙繇于忠心事主，丝毫不以为忤。
幸好此时天色已经大亮，如果王孙繇于是在昨晚的沉沉黑夜中乍然出现，楚昭王众人都会将王孙繇于视为鬼魂显灵而吓得魂不附体。
那么王孙繇于到底是怎么逃脱大难的呢？
在王孙繇于看来，拯救了自己一条小命的正是鬼神之力！
王孙繇于紧接着说出了一个传奇般的故事：“我中戈后，痛得昏迷过去，后来盗贼放火烧船时，我苏醒过来，但却痛得无法起身。就在这个时候，我感觉有人把我推上了岸，迷迷糊糊中，听到这个人对我说：‘我是楚国以前的令尹孙叔敖。你替我对楚王说，吴兵不久将退，楚国社稷绵远。’然后为我在肩上敷药。等我清醒过来，血止痛定。我就立即赶来和大王会合了。”
在当今时代的我们看来，王孙繇于的这个故事听起来十分不可思议。但对于当时在场的深信鬼神的楚国人来说，王孙繇于的话再合情合理不过了。
楚人对鬼神的信仰与崇拜早已蔚然成风。东汉著名文学家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战国时期楚国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的绝唱篇章《九歌》等，也生动地记述了鬼神巫舞的种种情形。
在楚国人的潜意识中，鬼神占据了最高等级的权威地位。而王孙繇于所提及的孙叔敖在多年前就已经成为了楚国人心目中的神。
孙叔敖是楚国历史上第一君主楚庄王的令尹。孙叔敖出身微贱，却品德高尚，才能出众，他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与军事，成果斐然。楚庄王十六年（公元前598年），他帮助楚庄王击败了强大的晋国，使得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尽管孙叔敖身居高位，但为官十分清廉，他去世的时候，家贫如洗，连安葬用的棺椁也没有。后来，他的儿子只能靠打柴度日。
聪明正直，死而为神。孙叔敖作为春秋时期（从我们此刻看来，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名相、贤相，去世后很快就被楚国人奉为神灵，祭祀不断。此前十余年，楚国的贤臣伯郤宛被费无忌害死后不久，就被楚人立了神庙，供奉祭拜。而孙叔敖去世已经近一百年了，其作为神灵的权威度经过百余年的积淀传播，影响力当然也已无与伦比。他所说的话，虽然是经由王孙繇于间接宣示的，但依然具有不容置疑的威力。
而根据第二预期定律，人们倾向于将一些模棱两可的事件或行为以一种符合自己期望的方式进行解释。
楚昭王和众大夫作为掌控楚国命运的最高领导层，内心当然是希望楚国国运绵长，自己可以永享富贵的。所以，他们也倾向于采信王孙繇于所言。
综合这两点，楚昭王一众对于孙叔敖所言的“吴兵不久将退，楚国社稷绵远”当然是甘之如饴，深信不疑了。而王孙繇于代为传达的这一句话，事实上也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整个楚国的国运。
楚昭王少年得位，一贯顺风顺水，后来又得天降祥瑞，昭示国祚绵长的湛卢宝剑自动来投。凡此种种，都强化了楚昭王自以为是天之骄子的幸运感与优越感。这也为他克服吴国精锐攻破郢都造成的内心认知不协调提供了充足的心理能量，使得这个其实还少不更事的年轻人能够勉强抵御住这巨大的打击。但在逃亡途中，被本国的贼寇所袭，且被他们嗤之以鼻，又给了楚昭王沉重的一击。如果没有这及时出现的“孙叔敖预言”来为楚昭王的心灵之炉添上一把旺火，恐怕楚昭王的乐观自信很快就会消耗殆尽，再也没有心理能量来直面这眼前的残酷绝境了。
楚昭王一众逃至的云中，正是孙叔敖故地。孙叔敖之神在此显灵，正是最合情理的。所以，楚昭王感慨地说了一句：“孙叔产于云中，其灵不泯。”众人也均嗟叹不已。
经此一事，楚昭王的心灵油箱再度加满了自信之油，虽然前景还是一片遥不可知的黑暗，但他又有了足够的勇气在这逃亡之路上坚持下去了。
那么，王孙繇于所说的一切真的是事实吗？
其实，这不过是王孙繇于在濒死之际所体验的一种幻觉罢了。
所谓濒死体验，是指由某些遭受严重创伤或疾病但意外地恢复的人，以及处于潜在毁灭性境遇中预感即将死亡而又侥幸脱险的人，所叙述的死亡威胁时刻的主观体验。
濒死体验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比如，1987年，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一个名叫查维·亚艾那的24岁青年工人，不幸被一只装有机器的大箱子压伤，成了昏迷不醒的“植物人”。1990年3月的一天，亚艾那突然清醒过来，虽然只有短短的10多分钟，却向人们叙述了他长眠不醒时的奇遇：“我变回一个孩子，由我已去世的玛丽亚姨妈领着。她带着我，走进一条发光的隧道，它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她对我说：‘你要我找的永恒的平静，在另一个世界你可以得到。’我用手掩住双眼，但姨妈轻轻地把我的手拉了回来。”10多分钟过后，亚艾那又长睡不醒。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19岁那年就曾经历过一次“灵魂离体”的体验，当时他在意大利前线的救护车队服役。1918年7月8日的午夜时分，一枚弹片击中了海明威的腿部，使他身受重伤。事后他告诉他的朋友盖伊·希科说：“我觉得自己的灵魂从躯体内走了出来，就像拿着丝手帕的一角把它从口袋拉出来一样。丝手帕四处飘荡，最后终于回到老地方，进了口袋。” 除海明威外，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法国最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莫泊桑、俄国19世纪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国最著名的小说家爱伦·坡、英国著名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等，也都有过类似的体验。
最近的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例子则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知名神经外科医生埃本·亚历山大的遭遇。2012年10月23日的美国《新闻周刊》杂志详细报道了亚历山大博士的经历。
埃本·亚历山大以前并不相信濒死体验。2008年秋天，他得了一种罕见的细菌性脑膜炎，细菌侵蚀了他的脑脊髓液，使得大脑皮质神经元完全陷入“瘫痪”状态，令他昏迷了7天。在这7天中，亚历山大的身体毫无知觉，大脑的高级功能完全停止了运作。然而令他惊诧不已的是，这7天里虽然他的身体处于昏迷中，但他的思维和自我意识仍是活跃的。根据他的描述，他的自我意识前往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个全新的世界中，人脱离了大脑和身体的限制，死亡并非终点，而是一次长期、积极的旅行中的一个篇章。
据亚历山大描述，他的“天堂之旅”从一个充满了云朵的地方开始，他看到深蓝色的天空飘浮着大朵蓬松的白色和粉色云彩。在云朵之上，透明、发光生物成群结队地飞过天空，像飞机一样留下长长的飘带一般的痕迹。亚历山大说不清这些生物到底是鸟儿还是天使，但他认为用语言完全无法描述，它们不同于地球上的任何生物，它们是更高级的生命形式。
后来，亚历山大听到了从天上传来的巨大声响，好似一曲圣歌，他从中体会到了一种欢乐的情绪。在他的游历中，亚历山大并非独自一人，有一名女子一直陪伴着他。这名女子很年轻，亚历山大还能清楚地记得她的样子。她有着高颧骨和深蓝色眼睛，一头金棕色的头发衬托着她美丽的脸庞。这名女子注视着亚历山大，她的表情让人感觉能够点亮人生，不管此前你觉得遇到了多少艰难险阻。这表情里没有爱慕，也不是友谊，这是超越地球上所有情感的一种表情，让人感觉其中承载着所有类型的爱，却又超越所有类型的爱。
无须使用任何语言，这名美丽女子就能向亚历山大传递讯息，这些讯息就像风一样穿透亚历山大的身体，他立刻就能知道她想表达什么。亚历山大回忆说，女子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向他传递了3句话：“亲爱的，你将永远被珍爱。”“你不必有任何恐惧。”“你不会做错任何事。”
当亚历山大在心中提问“这是什么地方？我是谁？为什么我在这儿？”时，立即能得到答案。答案就像一个由光线、色彩、爱和美组成的冲击波，贯穿了亚历山大的身体。更重要的是，这种冲击波并不是在简单地淹没亚历山大的提问，而是通过一种超越语言的方式回答了疑问。思维直接进入了亚历山大的大脑，但这些思维跟地球上的不一样，它们是具体而非抽象的，而且在它们进入大脑之时，亚历山大就如醍醐灌顶般理解了这个全新世界中的一些概念。
曾经笃信科学的亚历山大，毫不犹豫地将这个地方认定为天堂，上帝居住的地方。
显然，王孙繇于和亚历山大经历的是同一类主观体验。那么，为什么亚历山大会在自己的濒死体验中身临天堂，遇到上帝身边之人，而王孙繇于遇到的却是孙叔敖呢？
世界各地的心理学家们对濒死体验的案例进行搜集和研究，他们发现，大多数的濒死体验都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但并非所有濒死体验都具有每一项特征，某些濒死体验甚至不遵循任何模式。而“典型”的濒死体验大体可能具有以下一些共有特征：
1. 安详的感觉，包括平静、悦纳死亡、情绪及身体的舒适。
2.灵魂出窍的体验，感到自己从身体抽离出来，能够俯瞰自己的身体。
3.进入另一个空间或维度。有的人感到这个空间像天堂，在极个别的案例中，也有人说像是地狱，这取决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体验的特性。
4.遭遇神灵，并与神灵交流。遇到的神灵也许是已故的亲人、天使、圣人或上帝。
5.穿越隧道。许多人感觉到自己穿越过一个尽头泛着白光的隧道。
6.快速回顾一生。整个人生像放电影一样快速出现，这部分可能非常具体，也可能极为简短。
事实上，一个人在濒死体验中会遭遇什么样的神灵，就像正常的感知或记忆一样，与他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过往经历密切相关。亚历山大是在信奉上帝的基督教氛围中成长的，所以他会以为自己到了天堂。如果他信奉佛教，也许他就会遇到一位菩萨将他引导进入极乐世界。
而在王孙繇于所处的年代，基督教远未出现，佛教虽已在印度出现，但远未传播到中国。所以，在他的濒死体验中，只能遇见被所有楚国人奉为神灵的孙叔敖。
然而，还是有一个问题，即便王孙繇于在濒死体验中遇到了孙叔敖，得到了他的谕示，可那也只是一种主观体验。但孙叔敖真的能在他的精神体验中推他上岸，为他敷药疗伤吗？
心理感悟：神的存在与否取决你内心深处的认知积淀。
04离了庙就不再是菩萨
实际上，真正拯救了王孙繇于的肉体的还是那伙盗贼。
在楚昭王一众弃舟而逃后，这伙盗贼将整艘船洗劫一空。先前，他们以为这艘船的主人不过是巨商大贾，而根本不相信他们洗劫的竟然真的是如王孙繇于所言的楚国之王。但抢劫目标一经完成，他们的神经也就放松了下来。再一细看昏迷在船舱中的王孙繇于，盗贼们这才知道大事不妙。
当时的服饰穿着有严格的等级之分。在社会交往中，以衣取人正是一条百试不爽的法则。抢掠之际，盗贼们的注意力因为选择性知觉都放在了财物之上，而没有细辨服饰。此刻盗贼一看王孙繇于的服装，立即知道了他的贵族大夫身份。那么，他此前所言的楚王，也应该所言不虚。
尽管盗贼们此前狂言“吾辈但知有财帛，不知有王”，但当他们知道自己真的冒犯了楚国之王时，内心还是十分害怕的。而且，楚王一众已经脱身远走，事后必会严加追究，以举国之力来剿灭自己（他们此刻还不知国都已经沦陷，楚王已是自身难保的逃亡之君）。
按照惯例，洗劫之后必要焚船灭迹，而此刻则更有此必要。这伙盗贼见王孙繇于虽昏迷不醒，却未完全气绝，当下不敢将其一并焚烧（已经没有灭口的可能），于是将他拖上岸，草草包扎，这才将船付之一炬。如果这伙盗贼不是因为发现了真相而心生恐惧，王孙繇于只能葬身火海了。而他能够从濒死体验中复苏，也是因为伤口被包扎后，血流止住。否则，他还是要流血而死。
王孙繇于在万幸中捡了一条命，而他的奇特经历也给了他无比的信心与勇气，让他得以在重伤之后，以精神意志上的勃勃活力，克服了肉体上的剧烈疼痛，赶去与楚昭王会合，并带给了楚昭王一种坚定的信念。
天色既明，众大夫也已经商定了去处，但还是要先解决吃饭问题。斗巢取出干粮，箴尹固拿出匏瓢取水。这荒野之中的就餐，当然和王宫中的山珍海味没法比，但因为“孙叔敖预言”带来的美好预期，楚昭王等人还是吃得津津有味。不过，他们还不知道，一个新的打击即将出现。
吃完干粮，楚昭王命斗辛前去寻找渡船。此处水路纵横，距离成臼的渡口很近。斗辛找了一会儿，远远看见一艘小船，由东边驶来。
斗辛大喜，立即高呼船家靠近。待得小船驶近，却见船上之人正是楚国大夫蓝尹斖与其妻儿老小。斗辛喜出望外，当即大声疾呼：“大王在此，速来载之！”
吴军克郢之后，楚昭王仓皇出逃，楚国诸大夫在楚昭王庶兄子期的带领下，立即前去护驾，慌忙中均未虑及家小的安全。而这个蓝尹斖竟然能够带着全家老小安然撤离，可见此人确属另类。不过，他并不是楚国大夫中唯一一个置忠君爱国于不顾，只管自家安危的人。还有一位楚国大夫，在国家危难之际，因为另一种心理机制的驱动，也选择了独善其身、独善其家。这个人就是伍子胥先前的结义兄弟申包胥，在随后的章节中，他将浓墨重彩地登场亮相，在此，我们暂且不提。
蓝尹斖的做法实际上是和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的，以子期为首的诸大夫的做法才是标准的选择。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规范（一种无形的权威）的约束，这些大夫并不是不关爱自己的家人，而是在危急之际，必须以国家、国君为重，否则就会招致社会舆论的恶评而无立足之地。蓝尹斖的选择则说明他是一个比较容易摆脱权威约束，也不太顾忌社会评价的人。或者更直接地说，他是一个相当自私的人。
此外，蓝尹斖能够在危急之际携家带口轻松逃离，也说明此人早已未雨绸缪，备好了逃难之舟。而要做到这一点，缺乏准确判断形势的智慧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蓝尹斖还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
那么，这个聪明的自私者在面对斗辛的大声疾呼时会何去何从呢？
他的回答是冷冷的八个字：“亡国之君，吾何载焉！”随即命令船夫转向而去，再不回顾。
斗辛直看得目瞪口呆，而就在近旁的楚昭王也是听得清清楚楚。蓝尹斖说出这八个字的时候，声音也并不怎么洪亮，但对楚昭王来说，却不亚于五雷轰顶！
这是他第一次被人冠以“亡国之君”的名号。他再少不更事，也知道这顶臭名昭著的大帽子的分量。此刻，虽然郢都失守，但严格说来，楚国并未灭亡，楚昭王还不能被称为“亡国之君”。所以，某种程度上，蓝尹斖所言实际上是“蓝尹斖预言”。楚昭王刚刚还沉浸在“孙叔敖预言”的美妙感觉中，“蓝尹斖预言”却以冷酷而生硬的方式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如果说这句话的是一个不相干的旁人，或许对楚昭王的打击还不会太大。而这个蓝尹斖明明昨天还在自己膝下俯首称臣，今天却胆敢直斥己非。更令人心寒的是，蓝尹斖竟然在说了这句话后，扬长而去，仿佛他和楚昭王再没有半点干系。显而易见，楚昭王作为楚国权力架构中的至尊权威，在他眼中已经不值一文了。
楚昭王内心羞愤交迸，咬牙切齿，在心中暗暗发誓：“有朝一日，待寡人重整旗鼓，必要将这厮碎尸万段，方泄心头之恨！”
那么，蓝尹斖为什么会如此作为，又为什么敢于如此作为呢？
首先这和权威的场所性有关。任何一种权威的效度都与其所在的环境密切相关，因为环境本身就是情境的重要构成因素。比如，在寺庙里，佛教徒会表现得对菩萨更加虔诚。同样，在教堂里，基督徒对于上帝的崇拜也会更加强烈。而作为世俗权威的一国君王，其权威效力最大的场所当然是在国都的王宫之中。当楚昭王被迫逃离郢都王宫，他就失去了权威所赖以生发效力的最佳环境，其作为君王的威严自然也就消融大半了。所谓“虎落平阳被犬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其次，是释放效应发挥了作用。
所谓释放效应，是指当群体中存在着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时，绝大多数个体往往会选择沉默以对。而一旦有其他个体率先打破沉默，起而抗议反击时，先前保持沉默的个体也会随之爆发，将积累的负面情绪、负面评价释放出来。这种释放，也是一种从众行为，所以也称为“从众的释放效应”。
米尔格拉姆最负盛名的“电击实验”揭开了权威导致服从的心理奥秘。他的实验以“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为名，招募社会人士来担当“老师”的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学生参与者”。这些“学生参与者”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扮演的，并故意表现出低劣的学习能力，以引发“老师”的惩罚。惩罚的措施是对学生实施不同电压（最高为450伏，会危及生命）的电击（这一电击事实上并未发生，“学生”表现出的种种悲惨状况是通过事先的录音播放出来，传达给施加惩罚的“老师”，使其误以为惩罚确实已经执行了）。在“老师”的身边，研究者以权威专家的身份出现，要求“老师”必须毫不留情，不顾学生的身体状况不佳、苦苦求情等因素，逐渐将电击惩罚施加到最高限度。
这项实验的惊人结果就是，在权威的强悍作用下， 65%的“老师”都达到了最高的450伏，尽管他们都表现出某种内心的不安，尽管每个人都在电压达到某种程度时暂停并质疑这项实验，一些人甚至说他们想退回实验的报酬，但没有任何参与者在达到300伏之前坚持停止。
为了比照，米尔格拉姆特意增加两名同谋者与“老师”一起完成实验，然后让这两名同谋者故意公开反抗研究者（在当时情境中的最高权威）。当研究者命令“老师”继续执行施以更高电压的惩罚时，那个真正的参与者也将自己内心的真实态度释放了出来，和同谋者一样，反抗了研究者的指令。总体而言，90%的参与者都发生了释放效应，也就是说，一贯高高在上的权威遭到了他们的无视与抵制。
一般而言，作为国君属下的大夫群体，尽管国君言行出格，甚至倒行逆施，但大夫们往往缺乏直指其非的勇气。蓝尹斖也是如此，他早就对楚平王的昏庸不满，也对楚昭王的无能不满，但他还是隐忍不发。当曾经的楚国人伍子胥（尽管伍子胥早就将自己自外于楚国人的行列，但除他之外的所有人，几乎都在第一感觉中将他视为楚国人）反戈一击，用最激烈的方式来表达对楚国君王的不满后，释放效应自然就在蓝尹斖身上产生效用了。
所以，这两个外部因素与蓝尹斖本人聪明而自私的人格特性（内部因素）相结合，最终导致了这一起“弃君不顾，独善其家”的恶性事件。
既然释放效应如此有效，那么，蓝尹斖的恶劣示范是不是也会对以子期为首的众大夫造成影响呢？他们会不会也以蓝尹斖为榜样，群起效仿，扔下丢魂丧魄、权威尽失的楚昭王呢？
心理感悟：墙必自倾而后众人推之。
05忽闻夜半磨刀声
蓝尹斖当然会对斗辛等人造成影响。但对楚昭王来说，幸运的是，释放效应并没有大规模蔓延。相反，蓝尹斖的恶言劣行不但没有令斗辛等群起效仿，
反而激发了另一种心理机制。在这一心理机制的作用下，斗辛等人更加坚定了舍己为国、忠君护主的拳拳之心。
发挥作用的正是优越隔离效应。
在大多数的情境下，人们会刻意避免与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或者受别人嘲笑的人意见一致。也就是说，在地位或形象上拥有优越感的人们，会想方设法设立某种意识上的边界，来与外部建立区隔，以更好地保持自己的优越感。这就是优越隔离。
蓝尹斖的行为已经击穿了君臣伦理底线，虽然比伍子胥的惊世骇俗程度要小得多，但在当时的世代，也算是无耻之举了。斗辛等人为了护主，已经抛弃了一切，从而也建立了崇高的道德感。为了维护这种道德感和此前行为的一致性，他们必须在内心和蓝尹斖划清界限，将其隔离在外。所以，他们非但没有被释放效应击中，反而在内心涌起了加倍的忠贞不贰。
这倒是楚昭王始料不及的。不过他还是不能高兴得太早，因为新的打击还将接踵而至。
斗辛在渡口等候良久，才等来一艘渔船。但他们的财物都已被洗劫一空，斗辛只好脱下身上多少还值点钱的衣服，作为报酬，才与渔夫达成协议。
渔船靠岸，楚昭王和季芈等一起上船，来至斗辛的封地郧邑。此前，为应对吴国之敌，斗辛和三弟斗巢都赶往郢都效力，郧邑则交给二弟斗怀镇守。
斗怀听说楚王驾临，马上出迎。斗辛吩咐他立即给楚昭王准备一顿丰盛的膳食，聊作补偿。
斗怀备好膳食，亲自为楚昭王送上。斗辛侍立一旁，只见斗怀不断地直视楚昭王，上下打量。这个行为很反常，斗辛顿时心中起疑。
虽然当时已经是春秋末期，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在年月变迁后已经日渐涣散。但作为臣下，这样毫不掩饰地盯着君上，仍然是极不礼貌的行为。《论语》中记载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正是推崇周公原意而提出的要求。而此刻斗怀的行为显然属于“非礼”之列。
外在的不礼貌源自内在的不尊重。斗辛知道这个兄弟素来行事冲动，担心他可能图谋不轨。当晚，他亲自和三弟斗巢一起侍奉楚昭王就寝，寸步不离。
待到夜半时分，斗辛突然听到了磨刀霍霍的声音，在静寂的夜里，分外刺耳。斗辛大惊，急忙开门前去查看。只见夜半磨刀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弟斗怀。
斗辛见斗怀手执利刃，满脸怒气，忙低声喝问道：“兄弟，你半夜磨刀，到底想干什么？”
斗怀毫不掩饰地说：“我要杀了楚王！”
斗辛又惊又怒，道：“你怎么会起这等忤逆之心？”
斗怀冷冷地回答道：“当年父亲（斗成然）忠心为国，但楚平王听信费无忌的谗言而将父亲诛杀。楚平王杀了我的父亲，我今天就杀了他的儿子，为父亲报仇，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楚昭王的命运好不悲惨！正可谓一个蓝尹斖驾船离去了，又一个蓝尹斖冒出来了。而这个人比蓝尹斖更可怕，简直就是一个翻版的伍子胥。
也就是说，由伍子胥引发的释放效应又多了一名追随者！那么，为什么斗怀会和蓝尹斖一样，不再承认楚昭王的权威，甚至要杀之而后快呢？
首先当然是出于伍子胥的示范作用。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地位高的人往往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穆伦等人曾经观察过24000名行人如何通过路口。他们发现，在无干预的情况下，乱穿马路的基本比率为25%。如果实验者派出的同谋者以遵守交通规则的形象出现时，行人乱穿马路的比率下降到了17%。而当另一个故意乱穿马路的同谋者在场时，这个比率就遽然上升到了44%。同时，他们还观察到，如果不乱穿马路的人衣着整齐高雅，对于其他人的示范作用就更大。这是因为，在大众的刻板印象中，一个人的衣着代表了他的社会地位。
伍子胥目前在吴国的地位至高无上，显然是一个勿庸置疑的权威人物。他的作为，对于蓝尹斖和斗怀当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其次，蓝尹斖和斗怀在受到伍子胥的示范影响时，都是处于个体的状态。而斗辛、斗巢、子期、王孙繇于、钟建等人则组成了一个群体。这个已经选择了忠君爱国的群体，在群体极化的作用下，更倾向于固守先前的抉择。群体的抵抗力量比个体更强，由此，他们也更不容易模仿伍子胥的行为。
斗辛一听到斗怀的回答，当即怒喝道：“国君就像天一样，上天要降祸于人，人难道还敢向上天寻仇？！”（“君犹天也，天降祸于人，人敢仇乎？”）
这句话鲜明地揭示了斗辛对于君王权威性的认知（将其等同于上天），但斗怀并不买账，说：“王在国则为君，今失国则为仇也！”
权威的场所性在斗怀的认知中再一次出现。离开了庙，就不再是菩萨。斗怀先用这一层意思来反驳兄长“君犹天也”的论调。随后，他又用另一条普遍的社会准则——互惠原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提出“见仇不杀，非人也”的强烈诉求，倒也不是毫无道理。
那么，这一场“天人大战”，到底谁能说服谁呢？
斗辛闻言大怒，指着斗怀暴喝道：“如果你今天胆敢有弑君之意，我先杀了你！”
在面对面的说服中，起作用的不仅仅是言辞本身的凌厉程度，附加于其上的表情、语气、手势等肢体语言往往更能一锤定音。换言之，自信的表达方式是达致说服的有效因素。而强悍的表达是自信的表达的最高等级形式，也是最具效力的形式。
所谓强悍的表达方式，是指在说服时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姿态，营造出一种压迫感极强的情境，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强悍的表达方式往往伴随着盛气凌人的肢体语言。
父亲早已过世，斗辛身为长兄，自然具有家庭中的权威。他又是郧邑的真正主人，这里正是发挥权威的最佳场所，再加上他不容置疑的强悍表达，顿时震住了斗怀。
斗怀悻悻然收起利刃，恨恨而去。显然，斗辛并没有真正说服他。但如果刚才斗辛稍有迟疑，恐怕连这个说服效果也达不到。
室内的楚昭王身处异地，本来就没能酣然入睡，早已被门外的叱喝争吵之声惊醒。斗氏兄弟的对话，他一字不落地听在耳内，在内心中掀起了汹涌的波澜。
他先在成臼渡口被蓝尹斖冠以“亡国之君”的名号，又在郧邑被斗怀视为“失国之仇”，这已经大大削弱了“孙叔敖预言”带来的美妙感觉。境遇已经是这样的糟糕，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呢？到底是国祚绵远，还是亡国就在眼前？
两种处于极端对立的可能性给楚昭王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但此时此刻，楚昭王还没有时间来细细考量，眼前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保住自己的性命。斗怀的存在，让楚昭王感到了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感。楚昭王决定，不在郧邑久留，而是要另寻避祸之地。
斗辛也担心兄弟会做出忤逆之举，于是和众人商议去何处避难。
此刻的境况是，楚国本土虽大，但已经难觅安全之地。而楚国曾经拥有的诸多属国，也因为先前的令尹囊瓦贪得无厌而借机背叛。众人左思右想，最后子期提议，自己的家臣炉金如今在位于楚国北方的随国受到重用，多少能帮上点忙，而随国距离郧邑也并不太远，不如就去随国。但众人又随即想到，随国只是一个弹丸小国，如果伍子胥挥兵相向，无异于螳臂当车，还是不能确保安全。
但事已至此，也做不了什么长远打算，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楚国逃亡的君臣们，就这样踏上了前往随国的道路。
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双方士气及实力对比等因素来看，楚国和楚王确实已经危在旦夕，亡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蓝尹斖虽然无耻，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否认他作为一个聪明人所作出的判断。也就是说，与“孙叔敖预言”相比，“蓝尹斖预言”更可能成为即将到来的事实。
心理感悟：如果不能借势服人，就要学会造势服人。
06落单的人有担当
楚昭王一行仓皇来至随国。宗主国的君王大驾光临，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随国君臣上下却高兴不起来。
原因是明摆着的。吴国兵锋正锐，以随国微薄之力，毫无还手之能。从随国的基本利益出发，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将楚昭王拒之门外。但这样做，又大违基本的伦理道德。在一片纠结中，随国还是收留了楚昭王一众，但态度始终并不那么坚定。
不过，不管如何，楚昭王总算是有了一个喘息之地。
再说楚昭王的庶兄子西正在鲁洑江把守，他听说郢都被吴军攻破，昭王出逃、下落不明后，立即做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决定！
子西竟然在脾泻这个地方自立为楚王！他穿上了楚王专用的服饰，出入乘坐楚王专用的轿子，完全是一派楚国之王的做派！
子西安的到底是什么心？
难道他是要在兄弟危难之际趁火打劫，过一把当楚王的瘾？这样的景象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并不罕见。多少父子兄弟，为了这个至尊之位，置骨肉亲情于不顾，大开杀戒，血流成河。
但子西应该不至于如此。
子西的情况与吴国的公子季札很相似。公子季札也是在有机会成为吴王时主动放弃。如果子西想当楚国之王，早在十年前就有机会了。当时楚平王托命令尹囊瓦，让其扶立太子珍为王。但囊瓦出于一己私利考虑，有意更立子西为王。只要子西点个头，楚王之位就是他的。但子西却毫不犹豫，断然拒绝。太子珍这才得以继位，也就是现今的楚昭王。
那么，为什么子西又会在十年后山河破碎的不堪局面下自立为王呢？
实际上，这是因为旁观者效应的缘故。
心理学家约翰·巴利和比博·拉塔内请纽约大学心理学专业的72名学生参与一项实验。实验者告诉每个参与者，他们将被编排进不同的小组参加一项关于大学生个人问题的讨论。这些小组的组成人数分为2人、3人或6人不等。同时，为了尽量减少公开个人问题可能带来的尴尬，所有的参与者都被安排在单独的隔间里，小组成员之间的讨论通过对讲机，按照事先排好的次序进行。但事实上，不管参与者被分配到什么样的小组，他听到的都是实验者事先用录音机录好的声音。第一个说话的声音总是一个男生，他坦率“说”出了在纽约适应生活和学习的难处，并承认自己在处于较大压力时，经常会出现半癫痫的发作状态。到了第二轮该他讲话时，他的声音开始发生变化，而且变得前后不连贯，结结巴巴，呼吸急促。随即，参与者们听到了他上气不接下气的呼救声：“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快死了……啊呀……救救我……啊呀……”然后，在剧烈喘息后，声音归于沉寂。
结果，在2人组的参与者（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和患有癫痫病的那个男生谈话）中，有85%的人冲出工作间去报告有人发病，而在那些6人组中的参与者（认为还有其他4个人也听到了癫痫患者的呼救声）中，只有31%的人采取了行动。
显然，过多的在场者会抑制单个个体的责任意识。所谓旁观者效应，就是指当紧急情况发生时，在场者往往以为一定会有其他在场者会承担起施以援手的重任，当大家都这样认为时，所有的在场者都成了旁观者，从而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也就是说，担责者与旁观者的人数成反比。旁观人数越多，挺身而出、施以援手的可能性就越小。
子西所遇到的正是没有其他旁观者的情形。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子西的自我意识中，当时已经没有人可以力扛时艰，挽楚国于既倒了。所以，在没有旁观者的时候，子西“舍我其谁”，勇敢地站了出来，独自承担起为整个楚国保留一点希望之火的重任。
在国都沦陷、君王出逃的荒乱中，如果子西不立即竖起这面楚王犹在的大旗，昭示楚国犹存的希望，整个楚国很快就会人心涣散，从而真的走向无可挽回的覆灭之路。
子西在关键时刻能够有这样的决断力，除了“无人旁观”的现实促动，还和他的个人品性密切相关。从子西当年为了维护父王和整个楚国的尊严，决然拒绝了囊瓦的劝进之举（囊瓦以太子珍之母来路不正为由劝子西取而代之），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以家国利益为重，恪守道德规范的君子。也只有这样的君子，才会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不顾个人毁誉，以铮铮铁骨、浓浓热血，做出如此惊世骇俗的举动。
说实话，君子最忌讳的行为就是逾越界限，争权夺利。比如，吴国的公子季札数次让位而赢得千载传颂的淡泊美名。而子西这样做，看上去却正好和季札的行为背道而驰。尽管他绝非觊觎楚王之位，但无论如何，这个举动总是大违君子之道的“僭越之举”，难免给人留下足可诟病的口实。不过，我们还是认为，与公子季札所谓的“淡泊名利、独善其身”相比，子西的“不顾毁誉，勇于担当”更值得推崇与景仰。子西为楚国的牺牲与付出，也应该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与传颂。
我们还可以拿子西和楚昭王做一番对比。
这两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楚昭王能够登上君王宝座，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母亲。而子西没能成为楚王，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他的母亲。
楚昭王的母亲孟嬴，是楚平王的王后。而子西的母亲不过是楚平王的侧妃。立嫡不立庶，母亲地位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两个人不同的命运。但是，从两个人的气度、才略以及对家国重任的担当来看，子西显然远胜楚昭王。我们不妨假想一下，如果当初囊瓦的建议被子西接受，或者子西被楚平王选中当继承人，又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情形。
如果是子西当楚王，他更有可能亲君子、远小人。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君子，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人类根深蒂固的社会类别化法则。那么，楚国的政治也就不可能贪腐恶化到如此不堪的程度，从而国内民心不失，国外属国悦服。再加上子西出众的才干，这样的楚国，当然会呈现出一幅蒸蒸日上的景象。如果这是真的，即便阖闾雄才大略，伍子胥厉兵秣马，要攻破楚国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假设。而历史没有假设，历史只承认既定的事实。由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历史往往是由女人推动向前的。不同的女人有不同的推动方向。楚昭王和子西母亲之间的不同，通过一种神秘莫测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楚国当前的前行方向。
子西在脾泻自立为楚王后，果然大大安抚了楚人之心。楚国的残将败兵，不堪忍受吴军淫乱暴行的郢都百姓，其他各地的惶恐之众，纷纷投奔脾泻而来。脾泻就这样成为了楚国新的政治中心。
但子西并未停留于此，他一方面聚拢楚国人心，另一方面还是积极打探楚昭王的下落。很快，他打探到了楚昭王已经在随国落脚的消息。
子西毫不犹豫，立即撤销了自己的楚王名号，率领部属前往随国，与楚昭王共渡难关。这一路上，他广为昭告楚昭王的所在，让楚国百姓安心。楚昭王见了子西，又是感动，又是惭愧，内心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子西这样做，还是出自他的君子本性。子西根本不眷恋这个所谓的楚王之位，一旦有了楚昭王的确切消息，当然是要立即放弃自己的僭号的。而他广为宣告楚昭王下落的目的，和当初自立为王的目的是一模一样的，都是要为楚国保留一脉国祚。只要君王还在，这个国家就不能被视为亡国。无可否认，这是其行为的正面意义所在。
纵观子西一直以来的行为，堪称整个“心理吴越”三部曲所涉及的吴楚越三国中的第一完美君子！无论是品格，还是行事，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丝一毫的不足。在他的高风亮节面前，不但楚昭王无地自容，就连公子季札也是黯然失色。让我们为这样的一个完美君子喝彩吧，让我们在悠悠千载后，牢牢记住他的光辉名字！
不过，凡事有利必有弊。子西广为昭告楚昭王的下落确实稳定了楚国的人心，但也给楚昭王，从而也给整个楚国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这个风险当然来自楚国的头号大敌伍子胥。
在强烈的报仇意念的驱动下，伍子胥已经摧毁了楚国的宗庙，凌辱了楚国的妇女，鞭笞了楚平王的尸体，他所做的这一切是不是已经足可抵偿楚国当年加之于伍家的深仇大恨了呢？
我们知道，发泄愤怒，反而会让人更加愤怒。如果没有强烈的外力阻扰，伍子胥是不会停下复仇的步伐的。他正在为楚昭王的逃脱懊丧不已，念兹在兹的就是要抓住楚昭王，让他“子偿父债”。
子西的这一番公告，正好让伍子胥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他最想要的信息。而伍子胥在另一种心理机制的驱动下，内心已经变得更加残酷无情，无法抑制。
那么，楚昭王在随国这个弹丸之地还能安寝无忧吗？
心理感悟：在责任的竞技场上，最孤单的人最有可能成为冠军。
07有了枪就想杀人
伍子胥在得知了楚昭王的下落后，一刻也不想耽搁，他立即去见阖闾，说：“没有抓到楚王，就不算灭了楚国。我愿意率领一军，前往随国，将芈轸（楚昭王的名字）擒来见大王。”
伍子胥为什么要对楚昭王苦苦相逼，决不肯罢手呢？
除了楚平王和费无忌已死，不能以身偿债带来的巨大遗憾外，伍子胥还受到了武器效应这一独特的心理机制的影响。
所谓武器效应就是指诸如枪支之类的武器所具有的使攻击性思维和攻击性情绪得以增强的倾向。
博科维奇等人邀请了一群男学生参加一项假托为“应对紧张的生理反应”的实验。这些学生被两两分组，轮流对一些题目进行解答。比如，某个小组的一名男生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提升一位歌手的公众形象，而同组的另一名学生（回答者）则要回答如何使一个二手车销售员增加销量。当其中一人作出回答后，同组的伙伴（评判者）采用电击的形式来对这些回答进行反馈。如果评判者对回答者的答案满意，那么回答者会接受到一次强度最小的电击。反之，如果评判者对答案不满意，那么，回答者就可能受到不止一次，甚至高达七八次的电击，而且电击的强度会很大、持续时间会很长。回答者在忍受肉体痛苦的同时，也不得不忍受自尊心被严重挫伤的痛苦（因为其答案不被认可）。
这些身心都遭到重创的回答者自然会被激发出愤怒情绪。此后，他们得到了一次报复的机会：与先前的评判者互换角色，让先前的评判者来充当回答者，而他们则拥有了评判的权力（亦即报复的权力）。
实验者安排充满愤怒情绪的评判者坐在一张空桌前。作为控制条件，桌子上放着两把羽毛球拍，而作为实验条件，桌子上则放着一把霰弹猎枪和一把左轮手枪。当桌子上放着羽毛球拍的时候，实验者会解释说这两把球拍只是另一个实验的道具，并明确告诉评判者无视球拍的存在。接下来，实验者将回答者已经写在纸上的答案给评判者。事实上，这只是实验者的一个幌子，每个评判者看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是实验者事先就准备好的，而不是所谓的回答者的真实答案。最后，实验者要求评判者阅读这些回答，并同样以电击的方式给予反馈。
实验结果表明，那些只受到轻微电击而没有被激发出愤怒情绪的参与者，即便在枪支存在的情况下，也没有表现出报复倾向。他们只对同伴进行了次数很少、强度很轻、持续时间很短的轻微电击。但是，对那些愤怒不已的参与者来说，羽毛球拍和枪支的影响就大为不同了。当桌上放着枪支而不是球拍时，他们作为报复手段的电击，无论是次数、强度，还是持续时间都同时大为增加。
博科维奇认为，这是一种新关联现象，枪支的存在起到了“启动”攻击性关联的作用。如果没有枪支，尽管也会存在报复，但报复的总体烈度可能会减少很多。
对于伍子胥来说，激发他苦苦紧逼的武器就是他所掌握的吴国军队。一支战斗力强悍，已经取得了不可思议的胜利的军队，相对于一刀一枪这样的具体物件，简直就是一件超级武器。正是这一超级武器的存在，使得伍子胥决不肯罢手，非要将楚昭王赶尽杀绝，才算是泄恨完毕。
看起来，伍子胥的行为有些过分了。他只在乎自己的情绪宣泄，将一己私仇放在了吴国的整体利益之上。从客观情况来看，吴国既然已经攻占了郢都，为了整体性地拥有楚国，应该施以安抚之策，昭告楚王政权的腐败无能，令其丧失民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平定楚国，揽为己有。如果一味对楚昭王赶尽杀绝，反而会激发楚人绝地反击之心，对吴军大为不利。
以阖闾的精明强干，应该不会同意他继续肆意妄为。但奇怪的是，阖闾竟然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伍子胥出兵随国的要求。
这又是为什么呢？
难道阖闾在纵情美色后，已经变得昏庸不堪，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了吗？
显然不是。
如果我们记性不差的话，应该还记得当初伍子胥和伯嚭向阖闾力陈出兵时，阖闾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尽管伍子胥和伯嚭早就自外于楚国人的行列，但在阖闾等外人看来，他们身上的楚国气息是挥之不去的。
当初阖闾犹豫就是担心这两个人身为楚人，虽然极力撺掇自己攻打楚国，但都是为了报一己私仇，而不是真心想为吴国效力。所以，阖闾决不肯任用他们担当攻楚的主将。他不顾伍子胥的不满，宁可重用伍子胥推荐的孙武，却只让伍子胥作为副将。这就是外群体偏见的最典型体现。
伍子胥要想消除阖闾的这种外群体偏见，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原有群体（楚国及楚国君臣）冷酷无情。伍子胥提出要进兵随国，将楚昭王彻底消灭的做法，其实正好暗合了阖闾内心的隐秘需求。伍子胥对楚国人越是狠毒，就越是能洗清他的楚国气息；伍子胥对楚昭王越是无情，就越是能加深阖闾对他的信任。
伍子胥挥师北指，很快兵临随国的南鄙。他派人给随侯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周之子孙在汉川者，被楚吞噬殆尽。今天佑吴国，问罪于楚君。若出楚珍，与吴为好，汉阳之田，尽归于君，寡君与君世为兄弟，同事周室。
这封信看上去言辞柔和，并无威胁恫吓之语，但吴兵军威正盛，兵临城下本身就是无声的震慑。随侯收到信后，内心天人交战。他倒不是贪图能够分到楚国的汉阳之田，与吴王世代为兄弟。他只是担心，如果不交出楚昭王，随国又能够抗拒多久。
伍子胥的这封信极尽诱之以利之能事，但也反映了他内心一种危险的倾向。人总是很容易从自信走向过度自信。自攻楚以来，伍子胥在吴王阖闾面前有求必应，这就逐渐助长了他自作主张的决策倾向。这封信中提到的“汉阳之田，尽归于君，寡君与君世为兄弟，同事周室”，本该请示阖闾，征得同意后才能宣之于外的。然而，伍子胥独断专行，自己就做了这样的承诺。在他的潜意识中，认为阖闾理所当然会同意他的做法。但是，过犹不及。当伍子胥内心中这样的决策倾向愈演愈烈后，也就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当然，这是后话了。
随侯急忙召集群臣商议。形势就摆在面前，用不着多费口舌，如果不交出楚昭王，必然是玉石俱焚；而要交出楚昭王，则又有违道德礼仪。随国君臣一时进退两难，楚国君臣看到这种纠结的情形，心知肚明，却也苦无良策。
正在这时，又一位响当当的君子站了出来。
此人正是楚昭王同父异母的庶兄子期。两人的亲缘系数为0.25，所以，面目颇有相像之处。子期挺身而出，对随侯说：“情势危急，别无他法。还是让我假扮成大王，随侯你就将我献给伍子胥，这样就能让随国免于灾祸了。”
壮哉，子期！
子期并不是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他只是觉得，在这样的生死存亡时刻，楚昭王的生命比他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只要楚昭王在，哪怕国土全部沦陷，楚国依然还在。所以，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换得楚昭王的生存。
楚昭王再一次被深深感动。而最重要的是，在颠沛流离的磨难中，他慢慢明白了，这些忠心耿耿的臣下，之所以愿意前仆后继，不惜一死也要维护他的存在，其实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国君，而是因为身为国君的他，肩负着为整个楚国担当的重任。
子期是楚昭王的臣下，而随国是楚国的属国。按照道德的本意，两者都应该主动为保全君上而牺牲自我。子期的无私壮举顿时让内心摇摆不定的随国君臣羞愧不已。本来，他们已经逐渐倾向于献出楚昭王以逃过劫难，只是囿于面子而难以明言。况且，他们要是这么做，也不算是出头之鸟。楚国的诸多属国中蔡国、唐国都早已背叛，甚至追随吴军杀向楚国。随国难免也会产生“释放”的冲动。
子期的义举把他们逼进了墙角。作为楚国的属国，从道义上和子期一样，是负有无条件保护君上的责任与义务的。子期可以不惧一死，难道随国上下个个都是贪生怕死之辈吗？随侯心中的天平虽然渐渐地倾向了楚昭王这一侧，但他还是不能果断地作出决定。
在复杂的情境中，当自身无法做出抉择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诉诸于更高等级的权威，而最高等级的权威非上天莫属。随侯最终决定召来太史，通过占卜，听一听上天的指示，再定凶吉取舍。
子期的行为还感动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先前的家臣炉金。炉金也决定，一定要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在占卜中帮一帮故主。
心理感悟：工具是勇气的重要来源。
08说句实话骗死你
太史占卜的结果很快出来了：
平必陂，往必复；故勿弃，新勿欲。西邻为虎，东邻为肉。
前两句话很好懂。意思是说：“平原早晚会变成山坡，去了早晚会回来。老的东西不要丢弃，新的东西不要欲求。”而最后这句“西邻为虎，东邻为肉”则不知何指。
炉金对这样的结果非常满意。
卜辞大多含糊其辞，往往需要事后才能明确验证，很少有这样浅显易懂，指向明确的。
上天果然具有让人无条件服从的权威。随侯看了卜辞，再不犹疑，说：“楚故而吴新，鬼神已经很明显地宣示给我了。”
人们缺乏的往往不是解决问题的智慧，而是选择方向的勇气。随侯主张既定，应对伍子胥的办法随之而生。
随侯随即派人回复伍子胥说：“我们这个小小的地方，向来是依赖楚国才能生存的。两国之间世代有盟誓，要互相扶救。说实话，如果楚王真的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是不敢不接纳的。楚王确实来过随国了，但现在已经转投其他地方去了，望将军明察。”
这段话听上去清汤寡水，平平淡淡，似乎很难挡住吴国大军的攻城初衷。但令人称奇的是，就这么几句话却发挥了神奇的效力，必欲得楚昭王而后快的伍子胥竟然对此深信不疑，立即撤围，挥师直奔郑国而去。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说实话”三个字起了最关键的作用。这样的一种说服策略可以称为袒露说服。袒露说服是对袒露互惠效应的一种巧妙运用。
一般而言，在说服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千方百计隐藏自己的弱点软肋，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处于相对弱势的这一方更是要严防死守，以免加重强势一方的贪欲。
对随国这个弹丸之国来说，其在实力上的弱小就是它最大的软肋。这个弱点决定了它既不敢得罪楚国，也不敢得罪吴国。但在这次说服中，随侯却堂而皇之地将这个耻辱的信息当做了说服的垫脚石——“说实话，如果楚王真的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是不敢不接纳的”。这句话的可信度极高，非但伍子胥，任何人听了都不会不信。而在这句话的背后，则又不言自明地隐含着另一句话：“说实话，我们连楚国也不敢得罪，又怎么敢得罪吴国呢？”
吴国将楚国打得大败，连楚昭王也不得不弃都逃窜，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伍子胥信了第一句话后，就不可能不信隐含着的第二句话。道理很简单，如果随国敢公开撒谎，那么等待他们的必然是灭顶之灾。过度自信已久的伍子胥坚信随国人绝不敢欺骗自己。当然，与其说伍子胥是相信随国人，不如说他是相信自己的强悍实力。
紧接着的一句“楚王确实来过随国了，但现在已经转投其他地方去了”，半真半假，以真带假，也就随风顺势一起“卖”给了伍子胥，伍子胥当然是照单全收。
这也说明，对付强敌，其实并不需要硬碰硬，示弱足以克强。这还说明，当人们“说实话”的时候，说的往往不是实话。
伍子胥随即兵锋直指郑国，是有两个考虑。
首先，囊瓦兵败后在郑国避难是一个很确凿的消息。伍子胥既然相信随国人所说的“楚王已经转投他处”，那么，郑国就是一个可能性最大的落脚点。毕竟，人在落难时，总是会优先想起熟识的旧交。
其次，武器效应余波犹盛。当年伍子胥和太子建穷途末路时也曾在郑国安身。但太子建受了晋国人的蛊惑，意图颠覆郑国，占为己有。阴谋泄露后，伍子胥带着太子建的儿子公子胜仓皇逃窜入吴，而太子建则就此殒命。按照君子之道判断，太子建之死属于咎由自取，但伍子胥早已不再用君子之道作为判断的准绳了。他现在重兵在手，复仇之念更是炽烈无比。
此刻的郑国还是郑定公当国。他悉知这十数年来吴楚间的一切恩怨情由，新近更是获悉了伍子胥丧心病狂、杀人如麻的讯息，面对吴军悍兵压境，不免忧心忡忡。
郑定公的贤相游吉刚刚去世，朝中无人可以主持大局。郑定公本人年事已高，但也不得不亲自召集众大夫，商议如何应对。
对郑国人来说，由于自我服务偏见的存在，他们当然不会认为多年前处死太子建是招致此次兵患的缘由。于是，他们都把目光对准了避难于此的囊瓦。
囊瓦这个落难之人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可怜之人了。他有国难回，有家难归。他多年担任楚国令尹搜刮的奇珍异宝都已被吴人一抢而空，连他的妻妾侍婢，都惨遭蹂躏。这样的一个人，即便还在世上苟延残喘，又何尝有一丝一毫的幸福可言？
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囊瓦虽然是吴楚之战的受害者，但归根结底，他今日所承受的一切悲惨遭遇，都可以从他往日的胡作非为中找到根源。
郑国君臣上下，讨论的结果恰也如此。这样的认知判断正表明了人类在对事物进行归因时的一种特殊倾向。
人类的本能之一就是要对世界上的一切现象进行分析，追根究底，以找出其间的因果缘由。但是，世界万物实在是太过复杂，人类目前拥有的智能尚不能做到洞若观火，分毫不差。当人类认识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后，就逐渐形成了公平世界理论，从而以最小的认知成本实现了内心的协调、安宁。
所谓公平世界理论，就是指人类将整个世界运行的掌控权归结于某一个神秘莫测却又威力无边的权威主体。这个权威主体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称呼，或被称为上天，或被称为佛祖，或被称为上帝。而在中国的春秋时期，这个权威主体当然就是上天了。上天俯视一切，记录一切，评判一切。因为上天是公正无私的，你所作为或不作为的一切，都会对你的最终命运造成影响。具体到某个人类个体身上，无论富贵贫贱、快乐悲伤、健康疾患都是这个个体所应得的际遇，都是“自作自受”。
当公平世界理论成为共识，归咎于受害者这样的认知选择自然也随之而生了。当某一个体遭遇了无情的打击、痛苦的伤害，人们在对其表示同情的同时，也会认为这是他咎由自取、报应使然，尽管人们不一定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也许是意外，也许是必然）。归咎于受害者可以很好地帮助人们平复内心的不良情绪，而让自己心安理得地放任某些不公正行径的继续存在。
当郑国君臣归咎于囊瓦后，他们对这个避难者就不再有任何同情，而将所有的压力全部转移给他。囊瓦眼看大势已去，只好自杀。
在此，我们也不得不感叹楚昭王的幸运。如果没有血性忠臣子期，楚昭王难免也会死于随国君臣的归咎于受害者。
郑定公吩咐将囊瓦的尸体献给伍子胥，希望他就此退兵。但在武器效应驱动下的伍子胥早已杀红了眼，一定要灭掉郑国，为太子建报仇。他的这个决定，也表明他内心的过度自信已经弥漫到极其危险的程度。阖闾再信任他，再纵容他，都不会同意他利用吴国的兵力来为楚国的已故太子报仇。伍子胥在心灵的歧途上确实已经走得太远太远了。
郑国众大夫眼看无法幸免，决定背城死战。
但郑定公却对吴兵的虎狼之勇十分恐惧。他说：“你们倒来看看郑国的兵马能不能打得过楚军？楚军如此强悍，都被吴兵轻松击溃，何况我们郑国？”
众大夫听了之后，哑口无言。虽然郑定公自揭其短，很不中听，但也确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众大夫又再商议，最后决定公开下令，发动民间力量，征求有能力击退吴兵的高人。郑定公开出的条件十分优厚：“有能退吴军者，寡人愿与分国而治。”
分国而治，等于是分出半个国家。这样做，虽然要损失一半的国土，但总比整个国土都沦陷于伍子胥之手要好得多。
民间果然藏龙卧虎。悬令三日，真有一人前来求见郑定公。郑定公一阵狂喜，立即召见。
郑定公问他：“卿要退吴兵，需用战车、兵马多少？”
注意，郑定公对一介平民用的这个“卿”字本属越格抬爱，但也正说明了“礼下于人，必有求于人”的心理定式。
此人貌不惊人，口气却很大，竟然回答说：“我不用一兵一卒，也无须一颗军粮，只要给我一根船桨，我出去唱几句小调，吴兵自然就退了。”
郑定公的眼珠差点掉了出来。如果这样就能击退吴国的虎狼之师，那么郑国称霸天下也不就易如反掌了吗？
心理感悟：人们缺乏的往往不是解决问题的智慧，而是选择方向的勇气。
09陈年老债也得还
郑定公将信将疑，但一时别无他法，只好死马当成活马医，依言给这个人准备了一根船桨，对他说：“你如果能退了吴师，寡人不吝重赏。”这句话的称呼和口气和乍一见面时大为不同，可见郑定公内心实在是底气不足，以为此人不过是前去白白送死罢了。
这个人从城墙上垂挂而下，直入吴军，手中舞动船桨，口中反复作歌道：
芦中人！芦中人！腰间宝剑七星纹。不记渡江时，麦饭鲍鱼羹？
吴军士卒见了这幅怪象，不敢怠慢，立即将他擒下，押去见主将伍子胥。此人毫不反抗，也毫不惊慌，兀自口中作歌不息。
伍子胥正在军帐中席地而坐，老远就听到了“芦中人”这首歌，内心惊疑不定。原来，这辈子只有一个人用“芦中人”称呼过伍子胥，而这个人早在十六年前就死了。
军士将这个歌者押入帐中，伍子胥急忙站了起来，问道：“足下是何人？”
“足下”二字，对于一介平民来说，已经是尊称。伍子胥用了这两个字，说明他不敢丝毫怠慢面前的这个貌不惊人且又素不相识的人。
这个人举起手中的船桨，挥舞了两下，说：“将军，难道您没看出我手中的是什么吗？我是鄂渚渔丈人的儿子！”
果然是债主来了！
当年，伍子胥带着公子胜仓皇出逃，在鄂渚这个地方，大江截断去路，幸赖渔丈人热心摆渡，还从家里取来麦饭鲍鱼羹，让伍子胥和公子胜饱餐一顿。渔丈人最终却因伍子胥说错了一句话而自杀明志。伍子胥因渔丈人而生，渔丈人却因伍子胥而死。多年来，这件事一直令伍子胥耿耿于怀，内愧于心。伍子胥在吴国得到重用后，在互惠规范的驱动下，早就想有所回报，但终究不得其便。
人类最为普遍的道德准则就是互惠。施惠者在施惠的同时，即便自身不图回报，也在无形中对受惠者施加了回报的压力。受惠者必得有所回报，才能达致内心的协调。
眼前的渔丈人之子正是立基于此，有恃无恐地前来索讨伍子胥当年欠下的恩情债。他所拿的船桨就是一件要激起伍子胥回忆当年的有力道具，而他所唱的歌，正表明了他自己如假包换的身份。
当年，渔丈人在帮助伍子胥渡江后，又急匆匆赶回家备取食物。这一路上，他兴奋异常。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贱草民，竟然机缘巧合参与到楚国当时的头号重大事件中，甚至能决定身为贵族阶层的伍子胥的命运，渔丈人兴奋难抑，极为渴望将这个难得一遇的荣耀宣示于外。但他又深知，一旦自己走漏了风声，不但伍子胥可能因此而落网，自己一家也难免受到株连。
当时风俗，贫苦大众如渔夫樵夫等，均喜欢高歌吟唱，抒发感情。如《诗经》这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记载的歌谣中就有不少是劳动人民所作。这个渔丈人在保密与炫耀两种情绪的夹击促动下，忍不住就用隐语唱了出来。
他在家中等待家人备饭时，唱的就是：“芦中人！芦中人！腰间宝剑七星纹。不记渡江时，麦饭鲍鱼羹？”（芦中人是渔丈人对伍子胥的即兴称呼；渔丈人眼尖，早已窥见伍子胥腰间七星纹的宝剑，故而一并入歌；麦饭鲍鱼羹则是渔丈人正要为伍子胥准备的大餐）
渔丈人的神情有几分神秘，又有几分得意。家人一加细问，他却又闭口不答。过了一会儿，又反复吟唱起来。只是谁也不知道，这首歌就此成了他这一生中的绝唱。
也许有人会怀疑这个渔丈人是否具备写诗的才华。其实他在初遇伍子胥的时候，就随口用诗一般的歌谣来与伍子胥暗通款曲，早已证明了他的即时创作能力（日月昭昭乎侵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
渔丈人之子就在家里听到了父亲反复吟唱而牢记在心。而父亲随后端着饭食，匆匆兴奋而去，却一去不返，只在大江边发现了那艘倒覆的渡船。
渔丈人的家人知道他必已罹难，却一直不知详细缘由。等到后来伍子胥在吴国大显身手，名扬天下，其事迹慢慢传播开来，渔丈人的家人再与渔丈人生前留下的绝唱一对照，整个事件的脉络自然就水落石出。
在伍子胥大兵压境之前，渔丈人之子因躲避兵乱而迁居郑国，正好看到了郑定公的求贤榜文。他知道，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所以，他不要一兵一卒，只拿着一根船桨，就来面见伍子胥，想要凭父亲当年的恩德余荫来劝退吴国的虎狼之师。
伍子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泪水不由自主地充溢眼眶，对渔丈人之子说：“我因你的父亲而生，你的父亲却因我而死，我一直想着回报一二，只恨找不到办法。幸好今天你来了。你说说，你来见我，有什么想法？”
渔丈人的儿子直截了当地说：“我也没有别的请求。我们郑国害怕将军您的兵威，在国内公告，如有能退吴军者，与国君分国而治。我想起了先人曾与将军有过仓促之遇，只是希望将军您能赦免郑国。”
说实话，渔丈人之子索取的这个回报有点大。但是，在互惠规范的巨大压力下，伍子胥如果加以拒绝，就会一辈子也难以心安。他又长长叹了一口气，说：“我能够有今天，全是你父亲所赐。上天苍苍，救命之恩，岂敢或忘！”
伍子胥当即下令，解围而去。这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快意恩仇！千载之后，抚今追昔，仍令人热血神往，唏嘘不已。
伍子胥此时正处于人生的巅峰，过度自信的他并不知道，他已经犯下了这一生中第一个致命的错误！
一夜之间，吴军尽退。渔丈人之子志得意满，来见郑定公。
郑定公又惊又喜，当即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将百里之地分封给渔丈人之子。这个凭借一根船桨、一首歌谣而得了一场大富贵的人，从此也被称为“渔大夫”。
郑定公当初承诺要“分国而治”，而整个郑国远远不止两百里土地，为什么郑定公只分封了一百里的土地给渔丈人之子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承诺缩水的现象呢？
在郑定公病急乱投医之际，只要有人能够在吴国铁甲下挽救郑国和他本人，哪怕只给自己留下一百里土地，其他的都作为解围的报酬，他也愿意成交。但一旦大功告成，郑定公的认知就因为情境时势的转变而发生了变化。而其中最关键的是，渔丈人之子最初以故弄玄虚的神奇面貌出现，但其说退吴师的过程却太过平淡，这也使得他这一场堪称惊天大说服的壮举黯然失色。包括郑定公在内的其他人，都认为渔丈人之子的成功实在来得太容易了。而轻轻松松的成功，显然是不应该获得极大的报酬的。毕竟，这是一个“公平的世界”。
渔丈人之子虎头蛇尾的包装术使得恩惠的时效不对等认知在极短的时间内拉开了巨大的差距，也导致他只能得到远小于当初承诺的一百里土地（后世三国的诸葛亮最善于神秘化的包装，连一场必然要来的东风，也被精心饰造为是他凭借一己之力，向老天相借而来，从而成就了一场奇功。详见“心理三国”三部曲之《心理诸葛》）。
但平心而论，一百里的土地已经不算小了，很多得蒙周王朝赐封的诸侯国也不过只有一百里土地。渔丈人之子这个草根平民，凭借父亲当年的一念之慈而轻松获得的这一场荣华富贵，也不得不令人慨叹“积善之家，必有馀庆”。
伍子胥引兵退去，仍是四处打探楚昭王的下落，必欲得之而后快。
而楚昭王在随国则获得了难得的安定。当肉体结束了颠沛流离，思想往往就开始了长途跋涉。在这一段时间里，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楚昭王变得少言寡欲，久久地沉浸在不断的反思中。
楚昭王早早被立为太子，接受了当时楚国所能得到的最好教育。但正如后世西哲王尔德所言：“教育是件极好的事。但是最好时常记住一点：任何值得认识的事物都不是可以教授的。”
是啊，那些治国之道、御下之术，若没有仁厚智慧的心灵响应，是不可能从书本走向实践的。经历与磨难，才是最好的人生课堂。囊瓦、蓝尹斖、斗怀则是最好的老师，正是他们肆无忌惮的“言传身教”，让楚昭王饱受痛苦折磨后，终于明白了什么叫今是昨非，什么叫世道人心。
到目前为止，这楚昭王可谓是整个“心理吴越”三部曲中最幸运的人。他总是能够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几乎没有一次例外。
楚昭王也终于明白，对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君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什么天降祥瑞，真正的国之重宝、国之根本正是子西、子期、王孙繇于、斗辛、斗巢这样一些傲然不屈的铁骨君子。
就在流亡随国的这一段日子里，楚昭王完成了他这一生中最宝贵的转变。他已经彻底领悟到为君之道。正所谓，千山万水走遍，千辛万苦尝遍，千头万绪思遍，再回头才发现，所有的沧海桑田，都比不上内心的转变。
只是，山河已经破碎，国都已经沦丧，曾经深受上天宠爱的楚昭王，还能拥有重头再来的机会吗？
心理感悟：人生的悟点才是真正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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