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族和汉族过节不一样，傣族看重泼水节，汉族看重春节。一九七一年的春节快到了，勐罕没有多少过节的气氛。尽管如此，心地善良的傣族社员想到了知青：这些孩子离家那么远，春节回去看看父母吧。再者，春节前后没有多少农活。各个寨子不约而同地定了个规矩，愿回家的都可以回去住二十天。
曼芽寨的知青春节前十天把喂养的肥猪杀了，请寨里的乡亲和周围知青点的同学吃了一顿，剩下不多了。这样一来，没什么可牵挂的事，把茅草屋的门一关，就可以回家了。六个知青原本约好一起回沅城的，路上好相互照应。朱大力说还有点事晚两天再走，还说准备直接到省城看看多年没见面的叔叔。到省城可以经过沅城，也可以走另外的路，另一条路近一百多公里，少三元多的车费。朱大力准备走这条线，同学们也就没说什么了。
二十多天后，高高兴兴过完春节的五个知青回到曼芽，才想起只顾走亲串友、会同学、看老师，竟忘了和朱大力联系。看来朱大力超假了，好在生产队很宽松，不大计较这事。
过了四五天，不见朱大力回来，过了七八天仍不见回来，生产队长岩尖吩咐，和朱大力家、朱大力的叔叔家联系一下，问问是不是生病了。高鸿鹄赶到大队，借用大队革委会的电话，费了很大劲才与大力爹联系上。大力爹说，朱大力给家里写过一封信，说春节期间要到外面办点事，一直没回沅城的家。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和大力在省城的叔叔联系上。电话声音很小，勉强听到他叔叔的声音：不知大力是否到过省城，我没见他。大家的心一下子悬起来了。
这段时间公社开过两次会，说外地出现知青意外伤亡事故，上面强调要做好知青的安保工作。岩尖明白朱大力要有个三长两短可不是件小事，很快将情况报告大队，大队报告公社，公社报告县里。县里指示公社，立即查清情况，上报处理。
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知青办主任唐大发带着人保组长到了曼芽。唐大发主抓知青工作，对知青的基本情况都有所了解，对朱大力也有比较深的印像。一到曼芽，他们先了解基本情况。社员反映，朱大力干活卖力，扛木料、炸石头等累活险活都抢着干。知青反映，朱大力是最乐观的一个，每天收工回来，不是看书，就是找寨里的年轻人学傣族话，还说要找个漂亮的傣族姑娘做老婆，一辈子扎根曼芽干革命。
唐大发他们在曼芽待了三天，没查到什么线索，也没查到朱大力失踪的原因，便将情况报到县里。县领导很生气，这算什么报告，什么也没说清楚嘛！在县里的催促下，唐大发和人保组长赶到沅城，找到朱大力的父母，谈了三四次，每次二位老人只是流泪，讲不出什么。二人又到省城，找到朱大力的叔叔。朱大力的叔叔是橡胶厂工人，说他已经三四年没见朱大力的面了。县里只好将此事上报，作为悬案督时挂起来，但要求勐罕公社继续查找，不能放松。
朱大力的衣服、书、碗筷等还存放在曼芽知青点。知青们电话与其父母商量，待有人回沅城时捎回去，或者专门派个人给送回去，也给老人们留个念想。朱大力的父母说自己来取，还说看看独儿子最后生活的地方，看看与儿子同甘共苦的同学们。
四月初，也就是勐罕快过泼水节时，朱大力的父母从沅城起程了。这是两个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人，一个帮县剧场看大门，一个在县医院当清洁工。朱大力父亲有历史问题，二人平时低着头过日子，一有什么政治运动连大气也不敢透。工作辛劳，收入微薄，供养独子朱大力上学实属不易；朱大力失踪了，两个老人心底仅存的一点人生希望也破灭了。老人的车旅费是找人借的，搭上一辆拉货的卡车，两天的行程只吃了三顿饭。曼芽的五个知青和生产队长岩尖，赶着马车到勐罕接他们。
“大力给你们添麻烦，我们又来添麻烦。”大力爹门牙掉完而瘪陷的嘴嗫嚅着，不断重复这句话。大力妈则不停地抹眼泪。他们比知青们下乡前苍老了许多。
赶到曼芽时，天快黑了，知青们给老人备饭。没想到大力妈看到儿子留下的衣物，竟放声大哭起来，两个女知青赶紧把她扶到屋里。
乘知青回屋，高鸿鹄把大力爹拉到门外，搀扶着向寨外走去。大力爹从高鸿鹄紧紧攥着自己的动作，觉得他似有什么要告诉自己的，想问但没开口。
寨子东面两百多米处，有一棵大青树，高十多丈，四五个人才能合抱住。烈日下，浓密的枝叶给这里投下一片阴凉；风雨中，这里是个避风避雨的地方。此时，月光透过大青树叶，撒下一地碎银，高鸿鹄把老人扶坐在树根处。
大力爹知道高鸿鹄与自己的儿子情投意合，“文革”中是一个战斗队的，便怯生生地问：“鸿鹄，你有事吗？”
“……朱大爹，你说大力能上哪里去了？”高鸿鹄问。
大力爹没想到高鸿鹄这样问自己：“这个、我……我不知道，要知道，我会坦白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高鸿鹄说着，将老人衣袖上的一片灰土拍打掉。老人哆嗦着，把自己浑身上下拍打了一遍。
沉默了一阵子，高鸿鹄开口了：“大爹，你觉得大力……”
老人依然没法回答。
“我觉得大力是在做一件事。”高鸿鹄说。
“……做一件事？”老人缓重地抬起头。
高鸿鹄给大力爹点上一支烟，给自己也点上了一支。老人好像明白了高鸿鹄的意思：“你说大力还活着？”
“活着。不仅活着，他……”
“……”月光下，老人有些浑浊的双眼里闪射出惊喜的泪花，过了一会儿缓重地摇摇头，“他……不会……”
“朱大爹，我和大力亲如兄弟。”
“这个是、这个是。”大力爹很清楚，二人从小就好得穿一条裤子还嫌肥。
“没有谁比我更了解他了，你也没有我了解他。没有把握，我不会说这话的。”
大力爹问：“你知道实情？”
“我不知道实情，我只是猜想，也只能把话说到这里。”
“那……他到底会干什么去了？人在哪里？”大力爹一头雾水。
“朱大爹，这话我现在还不能说，说出来不知是好是坏……我们今天谈的这些，你对谁都不能说。我们回去吧。”
数十年间，这位身在社会底层的老人养成一个习惯，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问一件事。返回的路上，大力爹只是不停地唠叨：“这样就好，这样就好，我信你说的，我知道你们两个从小就很要好。”
回到知青的茅草屋外，高鸿鹄停住步子，压低声音：“高大爹，要有什么确切的消息，我会告诉你的。今天晚上说的这些话，你只能烂在肚子里。”
老人点了点头，似乎比刚才灵活了一些。
“要有人问我找你干什么，就说唠唠家常。”高鸿鹄再次叮嘱。
男知青的屋里没有了灯亮，有几处响着轻轻的鼾声。高鸿鹄牵着老人，摸索着找到朱大力的床，帮着铺展好，扶上床，待老人躺下，他回到自己的床边。可能是心里踏实些，也可能是一路太辛劳，大力爹很快睡去了。
高鸿鹄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像烙饼，过了很长时间依然毫无睡意。高鸿鹄轻轻起身，走出屋外，慢慢地走到那棵大青树下。他蹲在树根处，点燃一支烟，使劲抽起来，远处望去，像坟地里闪动的磷火，有些瘆人。
高鸿鹄与朱大力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同一个班。高鸿鹄身材瘦高，脸稍长，带一副白色眼镜，走路爱低着头，要文气一些。朱大力长得壮壮实实，脸稍圆，走路爱昂着头。也许是接触多了，两人的爱好相似，都爱文科爱历史，两人曾相约高考时一起考历史系。
“文革”中，二人在对待沅城一中、沅城县的问题上观点一致，一同参加了“联派”，组建了东方红战斗队。随着运动的深入，二人逐渐出现了差异。高鸿鹄比较务实，从写大字报到开批判会，从游行到发动群众，都积极参加。朱大力则比较超脱，对不少活动不屑一顾。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些马列的书，找个僻静的地方就读起来，并常常引用马列的语录说明当前的问题。战友们把高鸿鹄称为实干家，把朱大力称为理论家。二人也发生过争论。高鸿鹄认为，革命必须从眼前的一点一滴做起。朱大力则认为，革命，就应当站得高看得远，眼下这些活动没有多少意思……但分歧没有影响关系，二人总是形影不离。
到勐罕插队后，二人的分歧反映在新的问题上。高鸿鹄认为，人不能不听命于现实，离开现实就像一片鸡毛，随风飘荡，无所依附，定然无所作为；到了农村，就要适应农村的环境。朱大力则认为，人首要的是想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没有这一点，必将庸庸碌碌一辈子。当然，不论犁田耙田还是挑肥运粮，两人都很卖力。田里地里干一天回来，高鸿鹄经常为社员理发。朱大力则在开会时给社员读文件，读报纸，有时还用刚学会的傣族话作些解释，引来傣族社员一阵笑声。
星期天，二人约着来到寨前的小河边洗衣服。
刚放下脸盆，坐到河坎上，朱大力便凑近高鸿鹄：“你听说了吗？边境一线村寨插队的知青，还有兵团战士，不少跑到Q国，参加Q共打游击了。”
在边境一线插队的，是省城和重庆的知青，在边境一线兵团的，则是上海、北京的知青，这个高鸿鹄知道，但到Q国打游击还是第一次听到，脸上顿现出惊讶的神情：“还有这样的事？”
“那还能有假。这样大的事还不知道？这是大的动向。”朱大力把盆子往前挪了挪，“我说你嘛，不能只把目光盯着出工收工、吃饭睡觉上。”
高鸿鹄问：“到Q国，那不叛国投敌了？”
“是去参加共产党，打游击，干革命，怎么是叛国投敌呢？与Q国的反动派勾结在一起才是叛国投敌。”
高鸿鹄此前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没经过自己脑子考虑的事他是不会轻易表态的。
“现在，从报纸到广播，从领导讲话到文件，都在讲世界革命……”朱大力说着，观察着高鸿鹄脸部的表情。
“是在讲，但那是一般的宣传，是宣传一种精神。”
“当然是宣传精神，还能具体地动员大家到国外去打游击呀！但这种精神是对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可是……那……”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国家消亡，光一个国家能实现国家消亡吗？”朱大力有点借题发挥。
“这些道理在课本上学过，我能不懂？”高鸿鹄有点不屑一顾。
“……所以，我们应该考虑、我们应该考虑到Q国打游击！”朱大力压低了声音，对高鸿鹄的脸部表情盯得更紧了。
“到Q国打游击？”高鸿鹄一惊，不相信朱大力会说出这样的话。
“到Q国打游击！”
“……没经过批准能这样？”
“谁说没经过批准？马克思早就批准了。”
“马克思批准了？”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革命的最高原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对于知青来说，到Q国打游击，就是投身解放全人类伟大事业的最好行动和最佳形式。”朱大力讲得滔滔滔不绝。
高鸿鹄呆呆地看着与自己形影不离的朋友。他想让自己把问题想得充分一些，便低下头洗衣服。
过了一阵子，高鸿鹄开口了：“对你的观点，不，对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我是赞同的。可是，我觉得解放全人类的事离我们太远，我们管得了吗？”
“到Q国打游击就是解放全人类，离我们也就一二百公里，远什么？再说，我们从总体上管不了世界革命，还能管不了自己参加世界革命？”
“你……”
“人总要干点事，在勐罕窝一辈子太没意思了。”
高鸿鹄看着朱大力，人还是从小与自己一起长大的朱大力，但顿时产生了一种陌生感。半晌，高鸿鹄才说：“大力，你这想法太大，也太危险了。”
“是大，是危险，我反复考虑过，那都是因为Q国革命还没成功，如果Q国革命成功了，想法就不大了，也就不危险了。可是，那样的话，我们去不了，也没必要去啦！”
高鸿鹄闭上双眼，再次陷入沉思。
朱大力依然很兴奋：“鸿鹄，我觉得这是时代给予我们的机会。你想想，要不是大讲世界革命，要不是上山下乡，能出现这样的机会吗？我们为什么不抓住呢？”
从理论上，高鸿鹄是认同的，但真要这样做，他觉得太难也太危险了。
“鸿鹄，你再想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家庭问题……我这样待下去，会有什么前途？”
大力爹抗战时期参加过远征军，到Q国与日军作过战，负过伤，归国后脱离国民党军队回家了。这些，高鸿鹄知道，高六七班的同学也知道。
“他当过国民党兵，但没和解放军打过仗……他当兵是和日本人打仗，还是要实事求是嘛！”高鸿鹄说。
“实事求是？我从生下来到现在都是国民党兵的儿子，谁实事求是了？”朱大力说着，脸涨红了。
高鸿鹄知道，朱大力背着沉重的家庭包袱，政治上一直积极要求上进。
朱大力性格开朗，参加政治活动积极，这一点，就连沅城一中的团总支副书记段保兴也认可。高一上学期讨论朱大力的入团问题时，段保兴提出，鉴于朱大力的父亲当过国民党兵，多考验一段时间是很有必要的。这话说得滴水不漏，谁也说不出什么。一考验，两年过去了，“文革”来了，朱大力多次在大字报中被指称为“国民党兵痞的狗儿子”，在“兵”字后面加了个“痞”字，在“儿子”前面加了个“狗”字。
“鸿鹄，虽说这样，但我一点也不怨我父亲。据我父亲讲，当年正在上中学的他听说要到Q国去打日本，不顾我祖父祖母反对，积极报名参加了，也是一腔热血，也是骑马戴花走的……”
“你父亲是老实人，我也相信……”高鸿鹄说，“不管好坏，到曼芽后没人提这些事了。”
“现在干活吃饭，没人提了，一旦有点事，又会有人站出来说了。”
“我们曼芽的同学会说？”
曼芽的同学不会说，曼芽的社员也不会说，关键时刻公社或什么上级单位还能不搞外调？这不是哪个人说不说的问题，而是现行的政策……这是我心头的一块石头，一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别看我平时该吃吃，该睡睡，我这笑容是强装出来的，是带着眼泪的，我大声发笑的时候就是我心头流血的时候。既然有这个机会，我为什么不把这大石头搬掉呢？
“那你有什么具体打算？”
“具体打算，这个还没想。我要有了什么具体打算，一定先和你商量。”
那天返回的路上，高鸿鹄觉得手中的一盆衣服很沉重，双腿也不听使唤。
……想到这里，高鸿鹄直起身子。
朱大力是不是到Q国打游击了，高鸿鹄把握不大，这样重大的事，他不能轻易下结论。但他在反复考虑，要不要把这些告诉大力爹？告诉了，他会踏实一些？不，不会的，他只会更着急。到Q国，不光是苦累的问题，还有生死的问题。再说，现在上级对这样的事怎么看没有明确的政策，这是最主要的。说出去了，弄不好又给他们背上增加一口政治黑锅。
高鸿鹄慢慢地走回宿舍，一直睡不着。
第二天上午，五个知青请了假，提着朱大力的东西，把他的父母送到勐罕，让二人从那里返回沅城。快到勐罕，大力爹停下步子：“你们来迎来送我们这样的人，会不会影响不好？”说得大家不知如何回答。
两位老人刚上车，四个知青竟放声大哭起来。
高鸿鹄没哭，也没说什么。
勐罕这年秧插得早，春节刚过二十多天就“开秧门”了。“秧门”开得早，薅秧也早，泼水节还没到，绿油油的稻田里就布满了星星点点薅秧的人。
下午，大家正在寨前的水田里薅秧，不远处的田埂上传来了自行车的铃铛声，邮递员来了。这是个快乐的傣族小伙子，黑黝黝的脸上堆着笑，每次送信来总要和大家聊上一阵子，讲讲外面的新闻，说几句玩笑话，有时也会在女知青身上瞟上几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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