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莲仔细看了一遍批件：“这有关部门是……我们人生地不熟，谁会理这个茬呀？”
朱编辑起身，在办公室里转了个圈：“这样吧，我抽时间到知青办、民政局跑一跑，毕竟我熟悉一些。你们也不要太着急了。”
朱编辑素昧平生，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办，二人很感动，千谢万谢。
回家的路上，于刚提出：“这朱编辑太好了，我们要不要送一点礼物。”
“送礼物，礼尚往来。不过不能让人家往别的方面想。”沐青莲说。
到了家里，他们商量了几次也没商定送什么，只好暂时搁置。
一个多星期后，朱编辑打来电话，话音里没了先前的热情：“几个单位都说领导批了，但没有倾向性意见，又没有具体的政策规定，不好办。”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沐青莲着急地问。
电话里停顿了一阵子：“这样吧，我再活动一下，有什么情况我主动与你们联系。”
但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朱编辑一直没有与他们联系。
他们遇到的都是好人，都得到了热情相助，但没有解决问题。
于刚瘫坐在椅子上，该想的办法都想了，该得到的帮助似乎也都得到了，仍然没解决，人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唉，也许自己命中就注定不可能落户上海……他觉得自己像一片树叶，被风暴吹刮着，到处飘飞，完全不能主宰自己。
在这最困难的时候，于刚想到同学，想到了张建华。张建华很仗义，又有父亲县委书记的背景，看看他有什么办法。但他忽然想到，张建华调回沅城了，自己的事和沅城毫不相干，张建华有力也使不上呀！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青荷回来，说纺织厂扩建厂房，要招收临时工，问于刚愿不愿去。
“没有上海户口也招吗？”于刚问。青莲也过来了。
青荷说：“最近扩建工厂很多，需要的临时工也很多，上面没有说废除这条规定，但工厂都不管了。”
青莲不同意于刚做小工：“你在家里再待一段时间，再向上反映反映。”
于刚说：“还能找谁去反映？反映了也不知什么时候会有消息，会是什么样的消息？再说，干临时工与反映不矛盾。”
青莲仍不愿意：“你再带一段于音吧。”
“于音该去上幼儿园了。待在家里不利于孩子成长。”
第二天，青荷带着于刚到了纺织厂。
厂生产科一个年轻人问于刚过去干过什么，于刚讲了自己的经历，不会木工，也不会泥工。
年轻人转向青荷：“这样吧，先做一些小工的活，等以后适应了，再干其他的。”
青荷只好点点头。
年轻人有点为难地对于刚说：“我们厂要求上班都着工装，正式工由厂里发，临时工还得自己掏钱买。”
“没关系。”于刚当即掏出了钱，年轻人很快从柜子里给他找了一套。
于刚当起小工。第一天搬运砖头，后来搬运水泥，劳动强度比当年插队还大，一天下来精疲力竭，汗水淋漓。于刚晚上住在临时工板房里，四五十个人一间大屋子，又是鼾声又是磨牙声，还有一股股难闻的气味，又困又乏仍无法入睡……星期六晚上于刚赶回浦清，星期天不上班。
沐青莲一看，仅一个星期时间，于刚就变得又黑又瘦，换了个人形，心疼地问：“太苦了吧？”
于刚尽量把事情说得轻松一些：“过去当农民，现在当工人，还有些不适应，很快会好的。”
一天下午，于刚和几个小工搬运水泥，突然头上响起了稀里哗啦的声音，有人大喊：“脚手架垮了！”于刚正要逃离，无奈背上一百五十斤的水泥袋让他行动困难，倒塌的脚手架砸在身上，顿时失去了知觉。
他睁开眼时，周围一片雪白——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幸亏戴着安全帽，大脑轻度震荡，面部浅度划伤，医生说住一段时间的院可以恢复。
护士拿着病历本走来，登记家庭住址和电话号。于刚千叮嘱万叮嘱：“请你们不要告诉我爱人……她会着急的！”
护士想了想：“你的伤情比较稳定，我们尊重你的意见。”
第二天一早，青荷赶到医院，放下带来的牛奶、水果，亮开了嗓门：“这事不能这样就完了，告厂里，索赔！”
“厂里肯定有责任，但告了，要影响和厂里的关系。我这小工可以一走了之，你不行，你不在纺织厂干，能到哪里去？”
“总不能什么也不说吧？”
“说是要说，但你不要出面，等我出院后再说。”
两人正商量着，纺织厂的生产科长来了，一见面就赔礼：“于师傅，真对不起了，我代表厂里向您道歉。”
生产科长与青荷同一个时期进的厂，青荷见是他来，知道该怎么办了：“光道歉有什么用，你看我姐夫伤成这样子了！”
“沐师傅、是这样的，”生产科长知道沐青荷是刀子嘴，一开口就有三分怯，“这责任完全在厂里，但于师傅不是厂里的正式工人……”
“不是厂里的正式工人怎么啦？是不是为厂里干活时伤的？伤了人还不管？还讲不讲道理？”沐青荷的话像连珠炮。
“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哪能不管呢？厂里的意思是于师傅不是正式工人，这样的话，医疗费由厂里实报实销，全休一个月，工资照发，其他的就没有……”
“以后的工作呢？”
“以后愿意干，还可以到干……当然还只能是小工，我们厂现在没有招收正式工的指标。”
“这个，还要看具体处理的情况。如果处理不合理，我们会上告的。”
科长说：“我们会处理好，我们会处理好。”
科长走后，于刚把青荷拉到一边：“千万别让青莲知道，她会着急死的！”
青荷想想，点了点头。
两天后的傍晚，于刚摸索着下了床，慢慢地挪到医院的花园里，在长椅上坐下。花园里人不多，有的静坐沉思，有的悠闲散步。
于刚的头部还有些疼痛，但可以思考了。
经历了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他很自然地想到了人生。自己回上海好几年了，扮演的社会角色是个小工。做小工，在哪里不能做呢？这是自己人生应有的吗……可是，如果不回上海，在曼纳又能干什么呢？还在粮管所当营业员……自己今后能做些什么？人生最痛苦的，就是大梦醒来后无路可走……病房快熄灯了，护士来催促，于刚慢慢地挪回病房。
星期六的傍晚，青莲做好晚饭，等着于刚回来吃。晚八点了，不见人影，九点了，不见回来。要在往常，早该回来了。直到十一点多钟，门外路灯下才出现于刚疲惫的身影，左肩上背着平日那个挎包，头上包缠着纱布。
“怎么啦？”青莲一惊，急忙将于刚扶进屋里。
“工地上……”于刚刚说完，青莲的泪水便夺眶而出了。
“不要哭，这是万幸，应该高兴。”于刚说。
没想到这一说，青莲放声大哭起来。好一阵子，哭声变成了抽泣声。又过了一阵子，青莲哽咽着说：“你跟着我，名义上回上海了，实际比在曼纳还苦……那么多年了，还漂着……”
“没漂，没漂。只要跟你在一起，就踏实了。”于刚话这么说，泪水也禁不住往下流。
“我给你弄点紫米稀粥喝吧？”
于刚摇摇头，走到墙角，动作有些迟缓地取下小提琴。
“还拉琴？都伤成这样子了。”青莲说着帮他取下提琴。
于刚试了试弦，似乎用这动作回答了青莲的问题。
于刚的动作先有些迟缓，很快就利索了。琴声犹如山泉，汩汩地流出，汇成江水，奔涌向前：
……啊，这歌声，姑娘的歌声，跟着光明的太阳飞去吧！
去向远方边疆的战士，把喀秋莎的问候传达。
……“你好久没拉琴了，现在又有伤，还拉得这样好！”沐青莲很激动，脸颊上泪水滚落。
于刚收弓，很有些感慨：“我还能拉琴，说明我的生命还有活力，只要能这样保持住，就不会忘记自己曾经是个什么样的人，有过什么样的追求。”
于刚的户口问题，他们仍在反映，没有刚回来时那样急迫了。急了七八年了，没急出什么名堂来，再急又有什么用呢？而工作，哪里有干的就到哪里。他干过建筑，干过家电维修，还到崇明岛搞过水产养殖。
通过书信，他不时了解到省城、沅城、洛水同学的一些情况，有的工作好一些，收入多一些，有的工作差一些，收入少一些。但也有相同之处，那就是基本稳定下来了。于刚明白，比当知青还苦的就他这个临时工了。
四年、五年下来了，于刚皮肤黑了，头发白了，额头上出现了深深的抬头纹。
青莲的外貌变化不大。
这年年底的一天，浦清大队部门口贴出了一张卖房启事。这个大队原来安置过十个来自上海市区的知青，返城大潮中都回市里安置工作了，留下两间七十多平方米的泥瓦平房。房子本来质量很差，知青走后无人管理，破损很严重，生产大队准备处理掉。
青莲、于刚看后，觉得于刚户口没落下来，手头也没钱，买房子干什么。
青荷听到消息，当天下午从厂里赶来，连家也没回就到了大队部。
大队办公室里来了十多个人，都是要买房子的。有的理由是家里房子小，有的理由是房子破烂，有的理由是人口多。
青荷不紧不慢：“我姐姐支边十年，带回了一个姐夫一个孩子。现在，其他知青、支边人员都进城工作了，我姐还在大队小学当老师，为社员服务。我姐夫没个正式工作，这房子不卖给他们卖给谁？”几句话把争房的人都给“噎”住了。
谈到价钱，大队提出一千五百元，青荷提出八百元：“这是照顾，哪能要那么多？”
大队长也当过知青，知道知青的艰难，同意了。
回到家，青荷讲了此事，并拿出四百元钱给青莲：“姐，你在兵团十年，吃了不少苦，有一半是为我吃的，这就算对你、对姐夫的感谢吧！”
青莲的父母东拼西凑，凑了二百元，其余的二百元则是青莲托人向公社信用社借的。后来粉刷，又花了一百多元。这些，两年后还清。
一九九六年深秋的一天，县里来了一帮人，有领导，有专家，在浦清村里村外转了大半天，后来传出要在这里征地建水厂。不到一个月，又来了一批人，名曰工作组，在浦清住下来了，办理征地事宜。
村里的菜农祖祖辈辈居住这里，多数不肯往其他地方搬。有人愿意搬，但要价太高。青莲、于刚看到几年来上海郊区的飞速发展，主动找到工作组，说征地建厂是发展浦清的大好机会，我们一定积极配合。
工作组长是个一头短发的中年女性，一身工装，从行头看不出什么。她正为搬迁问题焦头烂额，一听于刚、青莲的话，脸上绽开了花，马上安排测量了青莲、于刚的住房面积，提出用三公里外新建小区一百二十平米的楼房置换，并将二人都招到水厂工作。二人一听，忙不迭地回答“行，行！”
这简直是天大的喜讯！当天晚上，他们商量着怎样搬家的事，讲着讲着，青莲说：“这些人看来很有来头，把你的户口问题提出来，看看能不能解决。”
“户口？他们是建水厂的，和户口不搭界。再说，十多年都过来了，无所谓了。”
“解决不解决，还是不一样。”沐青莲说。
第二天，二人向工作组提出，青莲在浦清小学工作快十年，快退休了，工作可以不考虑。但二人有个老大难问题，不知能不能帮助解决？
“什么老大难？”工作组长问。
青莲将于刚户口的事从头至尾地讲了。
“户口问题？前些年是个问题，现在好像不算什么问题了，也很少听人再讲这样的问题。”工作组长征徇地问一个随员。
随员未置可否，他不了解情况。这也难怪，这些年来确实很少有人再扯户口的事，谁会去管它。
“我们没办过，不过，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情况，再答复你们。”工作组长说。
没过几天，一辆小卧车径直开来。于刚到纺织厂工地干活去了，青莲在家。工作组长告诉青莲，他们了解了情况，要以征地为由解决于刚的户口不行，没有这方面的政策，但可以引进技术人才名义解决。
“引进人才？”青莲瞪大眼睛。
“你不知道，现在高层次的人才可吃香了，落户问题可优先考虑。”
“可我们……”
“你爱人的特长是什么？”
“……他、他能拉小提琴。”沐青莲说完，脸上有些泛红，这拉小提琴算什么高层次人才。
“能拉小提琴？”
“能拉。要不要让他回来试一试？”沐青莲不管说得沾不沾边，都说出去了。
“好，好。”女组长竟然回答。女组长回身办其他事了，青莲急忙给于刚打电话。
于刚一个多小时就赶回来了，一身灰尘，一头汗水。女组长到了他家。于刚顾不上洗把脸、喝口水就拉开了，他拉的仍是《喀秋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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