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后，子健也没在意，以为我就是去面试一下，去玩一玩而已，不会真去德国。一切都还没定，我也不便把我的想法告诉他。过了几天后，我想如果我真要去德国的话，应该在去之前，回一趟中国，去看看母亲。于是，我就开始收拾东西，订机票等等，作回中国的准备了。子健想，反正我现在也没上班，想回去就回去看看吧，没有反对。
6月中旬，我登上了回中国的飞机，一路转了几次飞机，我都不想停下来，直接飞回了贵阳。见到母亲满脸的皱纹和瘦弱的身躯，我心里一阵心酸，上前把母亲搂在了怀里。母亲看起来比两年前我回来时衰老多了，主要是身体很虚弱，走路都有些困难，步履蹒跚的，因膝盖有些问题，一走起来就疼，需要扶着才能走。这样一来，她就根本不愿意行动，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坐在那个以前她一直爱坐的沙发上。另外，她的精神和情绪也很低落。我知道，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就一直这样。家里除了小保姆外，没有别人，她很孤独。而我这个做女儿的又在千里之外，一年都回来不了一次。
想起这些，我心里总有一种负罪感。以前父亲在时还不觉得，现在父亲走了，就剩下母亲，这种感觉就越发地沉重。在母亲后来的几年中，这几乎成了我的一种心病，只要一想起这件事，心里就很难过。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丈夫和儿子在美国，母亲去美国的签证又被拒绝，我该顾哪一头呢？唉，其实哪一头我都顾不上。当我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那一刻，我就注定不可能是一个孝顺的女儿，也不会成为一个尽职尽责的妻子和母亲。
几年以后，我才明白，当初母亲没去成美国或许是件幸事。我最后连自己都顾不过来，成天在极度的痛苦中挣扎，甚至都到了绝望的境地，我还能给母亲什么样的关怀呢？有幸没让母亲看到我痛苦和绝望的一幕，不然母亲走的时候恐怕都合不上眼，会带着无限的担心和忧虑而去。那我将会更加的不孝，负罪感会更加的沉重。
回到家中，我尽量在家多陪母亲，外出很少，只是有时把母亲搀扶到附近的公园透透气、散散心。母亲在家洗澡不方便，气温低，容易感冒，已经很长时间没洗澡了。我决定带母亲去浴堂洗一次澡。于是，我就在一家高级浴堂订了一间包间，跟小保姆俩人带着母亲去了。我让母亲舒舒服服地坐在浴盆里，给母亲好好地擦了擦背。回来后，看着母亲轻松爽快的表情，我心里也舒坦多了，这也算是我难得为母亲尽的一点心了。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北京工作，后来又出国读书，这些年能陪伴父母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
在家住了几天，我觉得母亲的食欲不太好，小保姆的烹调技术又有限，只好耐下心来教小保姆怎么炒菜。我教给她，烧鱼时要先把鱼煎一下；炒肉时要先用淀粉拌一拌等等。我炒菜时，就让她在旁边观看。
我还专门跑到海鲜市场买一些大虾、螃蟹什么的，回来做给母亲吃，我知道她们一定不常吃这些东西。像我父母这一辈人，以前生活条件艰苦，都有节省的习惯，就是现在条件好了，有钱了，也不舍得花。我把虾蟹做好后，端上桌，拈进母亲碗里，看着她如吃美味佳肴似地把它们都吃了下去，这才心满意足地把自己的饭吃下去。
贵阳的朋友告诉我：“你一回来，你妈看着精神多了，饭也吃得香了。你不在时，你妈一天都很少说几句话，饭也吃得很少。你就是你妈妈的精神支柱。”我听了很难过，可惜我能跟母亲待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真希望能让母亲多有一些快乐的时光。
这一次，由于不必赶回去上班，我在家待的时间比以前都长一些，足有一个半月。在此期间，我仍注意与西德的麦菲斯公司保持联系，当然是用电子邮件的方式。我虽表面不露声色，但其实心里还是在急切地盼望着麦菲斯的回音。我心里明白，目前没有比麦菲斯更适合我去的地方了。其实，此时此刻我与麦菲斯人的心情一样，都觉得找到了最合适的，都感到非它（她）莫属。
到贵阳没几天，我就收到了麦菲斯的邮件。人事部经理，欧文，在来信中写道：“我们公司对你的资历和经验很感兴趣，如果你愿意来德国工作，我们将非常欢迎。”
这意思就是表明他们已经同意接收我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虽然这已是在我的预料之中，但能确实得到这样的许诺也实属一件可喜之事，尽管还是口头上的，但基本上已成定局。我想，大概跨了国度，这些监控者不方便操控了。
我立刻给欧文回信，表示很乐意接受他们的聘请。
“如果你们能给我在美国DEPE公司同等的待遇，我会很乐意接受你们的聘用。”我在邮件中写道。
“我们公司的职称等级与美国公司的有些不同，高级研究员的职位是一个很高的职位，不容易得到，整个公司也没有几个。你是否可以接受研究员三级的位置？”欧文立刻在回信中写道。
其实，这个位置我也是可以接受的。可是，这几年在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不能这么爽快地答应，一定要把架子端着，要让他们感觉到你的价值，就是答应，也要让他们认识到你是屈就的。
我给欧文回了一封信，还是坚持我原来的意思。
“工资可以付给你高级研究员的薪金，但职称暂时给你研究员三级，等你来公司工作一年之后再给你提为高级研究员。”欧文在回信中又写道。
我终于接受了他们的条件。他们立即将正式的书面聘书寄到了我在美国的通讯地址处。就这样，这份工作就算搞定了。我也不用再操心找工作的事了。剩下来的时间，我就可以轻轻松松地陪着母亲度过了。
在中国的这段时间里，我注意观察了一下，所有的迹象告诉我，我仍然被那个该死的卫星盯着，仍然有各种各样的人在我身边作他们的传声筒，替他们传话。也就是说，我在中国的一切行动都在他们的监控之下，这种监视并不受距离、国界的限制。确实，就现在的科技来说，卫星的全球性覆盖是不成问题的。
可是，我不理解的是，他们怎么就这么大神通，竟然可以使中国人作他们的传声筒？后来想想，有什么不可能，现代的社会就是钱能使鬼推磨的时代，美元可能更灵。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他们并没有跟中国的官方透露他们的真实目的，只是让中国协助他们的特殊使命。恐怕中国倒是以为我是什么重要国际嫌疑犯，或是什么美国的重要特工呢。想到这里，我真是有些哭笑不得。
可是，我又能向谁去表白这一切呢？我能表白得清楚吗？这个世界本来就很难分辨什么是白、什么是黑。这种情况让我本来安下来的心，又开始担忧起来。如果这种监视和跟踪没有国界，那我跑到德国又有什么用呢？还是躲不开他们啊？
那怎么办？我又陷入了苦恼之中，感觉就像被罩在一个巨大的魔掌之下，无论我怎么拼命地逃避和挣脱，都无法逃得出去。我不禁悲叹：人类真了不起！现在能将以前在故事里才能看到的神话实现了。我就像罩在如来佛手心下的孙悟空，无计可施、无可奈何。可是，它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呢？是福、还是祸呢？如果让人类掌控了超越他们应该掌控的能力和威力，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呢？恐怕是无法想象的灾难和毁灭。
母亲听说我现在已经从原来的那个公司辞职了，正在找工作，就想劝我回中国。
“你还是回来吧！在这里找个工作。我也存得有些钱，以后都是你的。”她说。
我想了想，叹了口气。
“这里没有合适我专业的工作，如果改行，那所学的不是都白费了吗？”我说。
母亲听了没吭声。如果我知道后来在我身上会发生什么，也许就不会在乎我的什么专业了。
“你存的钱也不容易，你留着花，别不舍得吃。我如果没有了工作，你存的钱再多也不够我花一辈子啊。”我又说。
母亲显得有些失望。
现在想起来，如果当初我就此留在了中国，再也不回美国了，也不去德国了，不知后面发生的事情会不会有所不同？也许他们会舍远求近，放弃对我追踪，在美国国内重新再找一个目标也说不定？也许，这样我就能在母亲的有生之年最后陪她几年了，也了了我尽孝的心愿，不再背负着“不孝”的有罪之感了。可是，谁又能未卜先知呢？谁又能预料祸福凶吉呢？再说，当时的我，还雄心未泯，壮志犹存。我的事业才刚刚开始，孕育的硕果触手可及，辉煌和灿烂的顶峰似乎也不遥远。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放弃呢？怎么会甘心呢？而且，像我这种经受过十年“文革”锤炼的人，怎么会因这点挫折而言败呢？不，不可能。
所以，我注定会有后面的灭顶之灾。其实，当时灾难已经降临、已经开始，我已是在劫难逃。
一个半月很快就过去了，我该走了。临出门前，我放下行李箱，去拥抱我那可怜的母亲，禁不住泪水涌了出来。一想起又要把母亲孤苦伶仃地扔在家里，面对空房打发日子，我心里就有种说不出的心酸。我对母亲说：“好好保重身体，一有机会，我就会回来看你。”说完我出了门，带着忧虑上了路。
我回想起小时候，正闹“文革”，父亲坐了“牛棚”，母亲去了“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母亲每月只能回来一次，休息两三天，留下我一个9岁的孩子在家看家。每次母亲回来前的一个礼拜，我就开始盼着母亲的归来。每次临走前的一天，我就开始哭泣，一定要让母亲带我一起去。母亲边流泪边开始劝说我。
“在干校没有小学校，你怎么上学？你要待在这里才能上学。”她说。
“我不上学了。”我说。
“那怎么行呢？以后长大了就成文盲了。”
我哭着睡着了。早上起来，无意间翻开母亲的枕头，发现底下有一块湿的小手帕。我猜想母亲一定是哭了一夜。
想到这些往事，我觉得好像我们母女注定就是不能在一起，命运总是让我们饱受分离之苦。直到上了飞机，在飞往上海的途中，我心情才好了一点。从上海，我顺利地登上了开往美国的国际航班，第二天就抵达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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