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的闯入者-家庭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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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美国,德国的聘书已寄到。我签了字,立即就寄回去了。我一点也没犹豫,早就考虑好了,也下定了决心要离开美国。剩下来的事情就是去驻美的德国使馆签证了。子健一看,急了。他原以为我就是玩一玩,不会当真,不会真去德国。现在一看我来真的了,有点傻眼了。

    “你真去啊?你脑子没毛病吧。你不要工作,这个家你也不要了吗?”他说。

    “我先去看看,看看怎么样再说。”我说。

    “你有没有想过,”子健说,“我们现在美国的这一切是多么来之不易,是我们十年的艰苦奋斗才得来的。我们刚从来时的一穷二白到现在能拥有‘绿卡’、拥有学位、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车子,现在刚刚能开始过上安定舒适的生活。你又要折腾什么?”

    我心想,我何尝不想过一过安定舒适的生活,这一切不正是所有来美国的人梦想的吗?一个令所有人神往的“美国梦”吗?我们实现了它,可他们能让我们过吗?

    “你不要这个家,儿子你也不要了吗?”子健接着说。

    我不知道该跟子健说什么,他哪里能够懂得其中的隐情和玄机呢?我又不能,也无法跟他说明这一切。

    首先,我的一言一行全都在监视之下,说出真像会有什么后果我不清楚;另外,就算我把一切说出来,他能明白多少?能相信多少?我只好只字不提此事,只是心里暗暗地盘算着。等到了德国,等德国的工作稳定下来了,如果卫星不跟着去,或者见我不想回美国,过一段放弃了、不再盯着我了。那时,我就把子健和儿子接到德国去。子健的专业要在德国找个工作应该也不会太难。这些我都不能对子健说,只好让他干急一阵子了。

    又过了几天,我真的该去签证了,可怎么找也找不到护照。我问子健,他不吭气,原来是他不想让我去签证,把护照藏起来了。无论我怎么问他要,他也不给。

    “我不能让你去干这种疯事。”他说。

    我最后急了。

    “你给不给?你如果再不给,明天我就跟你去离婚。”我厉声说。

    子健听了一震。前段时间已经闹过一阵子离婚,至今还余波涟涟,声浪未平。乍一提起,他还真的吓了一跳。

    对于子健来说,别的事情都好说,都可以商量,唯独离婚是他最害怕、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子健从小到大,可以说是顺利平坦、没受过什么挫折。结婚后,他对我、对这个小家都很满意,过着满足的婚后生活。特别是出了国以后,远离亲人和故乡,他对这个家更有一种依赖和依恋之情。如果突然跟他说“离婚”、“分家”,他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第二天,子健就把护照交给了我。我拿着护照就去德国领事馆签证,将聘书和邀请函等都交给了领事馆。他们让我回家等消息,签证下来后会通知我。我决心已定,只等签证下来就立刻奔赴德国,现在什么人、什么事都别想让我回心转意了。

    回到家,我在想,如果我真的离了婚会怎么样呢?会不会给人一种斩断一切后顾之忧、再也不回美国的印象呢?会的,一定会的。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不惜代价先甩掉这个盯着我的、该死的卫星,我才能有我的自由和我的生活,才能有一个正常人该有的生活。

    另外,我也该警防我自己有什么不测。这次要去的是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国家和地域,我既不会那里的语言,也不了解那里的人,更不懂得那里的生活环境和我将要面临的处境。对我来说无疑是去作一次冒险。如果是这样的话,走之前做一下安排也是必要的。如果离婚,也就可以从法律上正式将我在美国的一切财产留给我的儿子,以后至少也能作为一笔他上大学的费用;就算子健以后再婚,这笔费用也是儿子的。想到这里,我决定去德国之前一定要把婚离了。

    子健看我还是要离婚,先是大吵大闹不肯离,后来见我铁了心一定要离,吵闹也无法动摇我的决心,就软了下来,一再央求我不要离。他对我说:“你实在要去德国,你就先去,也没必要离婚。如果你觉得那里好,我和儿子以后也可以去。”他说着说着,不禁潸然泪下。看着一个堂堂的七尺男儿满脸的泪痕,我真有点心软了,真有点不忍心。可是,我转念一想,如果狠不下心来,怎么能达到我的目的呢?

    我只好安慰和劝导他:“你不要这么伤心,我现在也是逼得没办法,我现在的处境留下来恐怕也不会带给你们什么好结果。我走了,你们可能还能平平静静地生活。以后你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个比我好的,能给你带来平安和幸福的女人。”我不只是安慰他,我说的是心里话。今后,我是前途未卜,一切都在动荡之中,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发生在我身上。

    子健哪里能明白我话中的含意,有些东西我又不能明说。他只当我在安慰他,全然听不进我说什么。看我没有回心转意的意思,他心中悲痛不已,不知怎样才能让我改变主意,禁不住跪倒在我脚前,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央求我不要丢下他和儿子。我见此状吓了一跳,赶紧把他拉了起来,嗓子也哽咽了。一个有骄傲、有自尊的男人做到了这一步,表明这个婚姻、这个家庭在他心中的地位,也表明了他对我的一种强烈的依恋之情。

    我心里难受极了,真是如刀绞一般。在这整个事情中,子健和儿子也都被迫成了牺牲品,凭什么让子健和儿子在感情上受到这么残忍的鞭挞呢?他们太无辜了。我真的开始犹豫了,开始动摇了。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那一夜彻夜难眠,我翻过来、翻过去,无法入睡。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实在没有主意。接连几天,我都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想不出一个两全之策。怎样才能既不伤害子健,又可以把婚离了,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不离婚,我的计划就可能落空;离婚,子健和儿子必定受到伤害。最后,我只能选择他们受伤害为代价了,以后再向他们解释吧!

    我决定搬出去住几天,让子健能冷静认真地考虑一下,也同时向他表示我对此事的决心。这天,趁子健去上班,我把所有的行李都准备好,装上车,悄悄地离开了家。通过一个朋友的介绍,我在市区租了一个中国房东的房子住下了。

    我能想象得出,子健回家后发现我不辞而别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可是,我不狠下心来又怎么能让他死了这条心、跟我把婚离了呢?其实,我心里也万般地难受和痛苦。我又何尝愿意抛弃丈夫和儿子,抛弃一切,像发疯似的跑到外面去流浪呢?我心里的苦有谁能知道和理解呢?

    我没给子健留下任何话和联系方式,想让他先冷静一下,过几天再打电话给他。没想到,第三天,子健带着儿子就找上门来了,那个架势就像是追捕逃犯一样。我感到很惊讶,不知他是怎么找到这里的,这么大个波士顿城,他竟然两天就能把我找到,真有点神探的架势。

    原来,他见我离开了家,就立刻打电话给我那位朋友。他知道我一定会跟她有联系,会找她帮忙,她一定知道我去哪了。事先我已告诉这位朋友不许说出我在哪里,可朋友在他的追问之下,只好说在一家叫赵敏的中国房东家住着,让他不用担心。子健一听,立即从电话簿上查到了赵敏的电话及地址,很快就找来了。

    在楼下,他看见了我的车,确信我一定就在这里。进门见了房东,他劈头就问:“穆兰呢?她在哪里?”好像是房东把我藏起来了。没等房东回答,他就直往里闯,上了楼,大有要搜查一番的架势。房东问他是谁,把他带到了我的房间。子健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佳佳。他打量了一下这个十来平方的房间,里面除了一张床垫、一个桌子、一个椅子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东西,非常简陋,剩下的就是我带来的两个箱子。看这样子,我也不像是要跟什么人私奔的样子。他总以为我是不是有了外心,看上了什么别的人。看见他进来,我有些吃惊,完全没有料到。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我问他。

    “你什么也没说就离开家,”他说,“我们怎么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啊?你这样做是不是也太不负责任了?我,你可以不管;儿子你也不管吗?”

    我看了一眼佳佳,当时他才12岁,表情很困惑,还不懂是怎么回事。我真不愿意让儿子看到和懂得这一切,不知道会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什么样的阴影。

    可是,哪一个家庭闹离婚不波及孩子呢?不给孩子造成伤害呢?我又能怎么办呢?我想,应该找个时间跟孩子好好谈谈,也应该让他知道和面对这个现实,有一些思想和精神准备会好一些。

    我对子健说:“我本来想过几天再给你打电话,也没有想逃的意思,只是想让你好好考虑一下。我之所以要离开你们、离开这个家,想远走他乡,还有一个原因……”我欲言又止,不知道是不是该对他说,“……我不想让我们家成为别人看‘戏’的戏台。希望你们能有一个平静的生活。”我不知道子健能懂多少,是否能理解我的苦心。

    我相信,我们闹得越凶,那帮监视和监听者们一定觉得越精彩。他们可能正在一边喝着橙汁、品尝着巧克利酥,一边对着计算机的屏幕观看着他们一手导演出来的家庭悲剧。这可比在电影院看电影刺激多了,一切都是真实的。他们可能迫不及待地等着看后面的“好戏”呢,可能还在想,该怎样导才能让它更精彩。

    “你回去吧,好好想想,过几天我再跟你谈。”我对子健说。

    “如果你非要离,你的那笔钱得分成三份。我们仨,包括儿子,一人一份。”出门前,子健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我没听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我哪有一笔什么钱?我的存款基本都用来买那栋房子了,还有什么钱?我想了想,也许是那帮操控者们以前通过各种渠道:电视啊、收音机啊、还有我周围的人啊,向我示意将得到两百万美元的报酬,作为他们监视和监听我的补偿。这种话他们可能也灌进了子健的耳朵。我从来都没有把这种话当真过。

    他们在我耳边说过的话、传达过的各种信息还少吗?有多少是真的?大多都是用来起“诱导”和“刺激”功效的。这都是想在我的心理上造成某种影响和刺激,诱导我去想、去干某事。这好像有一种想要操控我的思想和心理的企图。我早已领教过了,不会轻易上当。在我心里,早已把这帮人与流氓和无赖画等号了。

    不过,对子健提出的问题,我还是会认真考虑的。我会尽我所能让他们的生活不受到太大的冲击和变化,至少从经济和生活条件上是这样。

    考虑到想让离婚尽量合法,有些权利,特别是我儿子的权利,能得到法律保护,我请了一位律师来办理一切相关事宜。律师打电话给子健,让他去谈谈。

    “不要再坚持了,我主意已定,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不如好合好散。”我对子健说。

    子健没有说话。

    “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我会尽力满足。”

    子健还是没有说话。

    “如果要打官司的话,也许花的钱不少,还闹得两败俱伤,又有什么好处呢。”

    子健想了想,觉得我去意已决,已是无法挽回,闹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他同意去见我的律师了。

    根据法律和最后谈判的结果,我们现有的财产在离婚时各分一半,孩子由子健监护,我必须每月付给子健抚养费500美元。我们现有的财产,其实就是刚买的这栋房子和两个车。我同意暂时不卖房子,他们可以一直住到儿子上大学。等儿子上大学后,我押在房子里的那部分钱就作为儿子的学费,大至也有15万美元左右。

    这个条件对于子健来说是很优厚了。儿子一切的经济负担几乎都由我承担了。而且,他们仍然可以住在那栋房子里,生活水平从经济上来说不会因此受到什么影响和改变。不过,这也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我们双方都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这个事最终就算办完了。我大舒了一口气。办这事本身并不困难,难的是面对子健和儿子的悲伤,实在有点让我快坚持不下去了。

    一个月已经过去了,德国使馆的签证还没有来。我不知为什么这么困难。走之前,我想能有些时间和机会陪陪佳佳,现在住得太远,要见他一面都不容易;而且,房东好像也急着要把我这间房租出去。我就跟我以前的邻居打了一个电话,他们的房子就在我们那栋房子的旁边。我们127号,他们129号,紧挨着。他们夫妻俩都是从北京来的中国人,跟我们关系处得不错。俩人没小孩,住着一栋大房子。

    “我能不能来你们家暂时住几天?过几天德国的签证下来,我就走了。”我在电话里问女主人。

    “你来吧,我们欢迎你来,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她说,很痛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我就退掉了房子,搬到邻居家去了。

    他们跟我们家一样,是一个四居室的房子,有三间卧室都空着。我住进了他们家的客房,条件当然比赵房东的房子好多了,最主要的是我们家近在咫尺,可以观察到家里的情况,还能随时见到儿子佳佳。搬过来后,子健很快就知道了。他好像也很高兴,毕竟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深仇大恨,这样他也可以观察到我的情况。

    我常常邀儿子一起出去玩,一起去吃饭,吃他喜欢的炸鸡和汉堡包。总之,看见我回来他很高兴,情绪也不错。我跟他一起聊天,聊他喜欢的事,聊他的朋友等等。有时找到合适的机会,我就跟他谈谈我们大人的事。

    “妈妈跟爸爸离婚了,你知道吗?”我问他。

    “知道”他说。

    他脸上表情没什么变化,回答得也很随便。看来,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对“离婚”并没有什么概念,对“离婚”后会有什么后果更无从了解。所以,他对“离婚”并没有什么恐惧感,觉得那是你们的事。

    “妈妈要去德国工作,”我对他说,“要离开你们一段时间。但你要相信,妈妈一直都会想着你,你是妈妈的儿子,妈妈会永远爱你。等妈妈去了德国,如果那里一切都好,你要愿意去,妈妈就接你过去,到那边去上学。如果你不愿意去,妈妈已经将押在房子里的钱留给你了,是你上大学的学费。”

    儿子听了好像很满意,点点头。

    “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以后考一个好大学。”我接着说。

    “嗯,我会的。”儿子自信地回答说。

    我听了他的回答,这颗悬着的心算是放下来了,以为他已经接受了现实,不会因此而产生心理负担和精神包袱了。儿子开始滔滔不绝地跟我讲述他的一个比他大几岁的朋友,现在正在读中学,老是闯祸;一会跟人打架,一会被人打了;考试得了C不敢给父母看,自己偷偷地改成A,他妈很伤脑筋。看着儿子当时讲述这些的时候,好像他很不耻这些行为,他是绝对不会去做这些事情的。我多么希望他能健康快乐、正常顺利地成长啊,将来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转眼间已经到了9月底,我从中国回来都两个月了,德国使馆还是没有消息,我有点着急了。我跑到德国使馆去问,他们对我说,送到德国去审核的材料还没寄回来。我心想,这也有点太慢了吧,就打电话给德国公司的欧文,请他去那边的移民局催一催。

    又过去一个星期,还是没有消息,我觉得有些奇怪。就算欧洲移民比较困难,我是去工作,并不是移民。我有公司的所有证明材料,聘书、邀请信等等,按最慢的工作程序算也应该办完了。会不会是美国这边去捅一捅,他们又变卦了?我心里有些担心。我觉得一定与美国这边有点关系,把签证暂时扣下了。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等。

    “移民局怎么说?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我在电话里问欧文。

    “我去过了,他们说还在办。”欧文说。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我问。

    “不知道。他们没说。”

    “已经三个月了。签证用得了这么长时间吗?”

    “不清楚为什么。”

    一想到监控者们有可能介入,我心急如焚,再也不可能平静下来。他们如果把这次机会搅黄了怎么办?一切努力、一切准备都白费了。最不敢想的是,今后怎么办?

    我几乎每天都打电话到德国大使馆,询问结果,得到的回答总是“还没有来”。过了几天,我忍不住又给欧文打电话,请他在那边再催一下。

    10月中旬,德国使馆终于来通知了,让我去取签证。从德国使馆取了签证出来,我又舒了一口气,总算可以走了。我并不是就这么急着想去德国,而是像要逃离一个可怕的、无形的黑手一样地迫不及待。

    我立即定了去德国的飞机票,三日内就将离开美国,飞往德国。我就像即将要获得新生和解放一样地兴奋和欢欣鼓舞。一想到我很快就要挣脱“魔掌”、甩掉“阴影”就有说不出的欣喜。

    我一边收拾行李,一边设想着去德国后的情形,去公司后要做什么项目?会不会是我喜欢做的?我会住在哪里?会不会习惯?等等。对于到了德国后会发生什么,我好像一点都没有担心和惧怕,感觉只要能离开这里,离开这个“魔掌”,离开这个“阴影”,就是安全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会比这个更可怕。尽管我不知道是不是真能够逃脱得了,但这是我唯一的希望,也是我唯一的生机。我已拉开了破釜沉舟的架势,已经没有什么路可退了。

    走之前,我给子健留下了一封长信,这是我花了几天时间写的。在信中,我对他、对儿子表示了由衷的歉意,谈到了我的无奈和无助,离婚是我实在不得已才为之的,让他和儿子今后一定要好好生活。我还暗示,我离开他们也许能将灾难带离他们,他们才会有安稳和平静的生活。我让他们不要为我担心,我会尽量好好照顾自己的。

    我不知道子健能理解多少信中的含意。我觉得,我已明示有一个不祥的东西正在跟随着我。我只能写到这个程度了,有些东西他们最好还是不知道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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