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了一下，说是要预约。我想正好约一个周末的时间，可他们告诉我周末不上班。我感到很惊讶，德国的服务行业周末不上班吗？那赚什么钱？我们上班，他们也上班；我们下班，他们也下班。上班时间哪有这么多人去发廊呢？也许市中心的发廊周末上班，但我又不想跑这么远，就预约了两天以后再来。
回到公司，我去查看电泳走得怎么样了，一看愣住了，样品都从上面走出去了。电极不可能插反，里面的醋酸膜也不太可能放反，我已经不是初次跑这种胶了，出这种错误的可能性很小。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通入的电流是反的，一般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我感觉有点不可思议。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观察到了这种电源受控的现象。
有一次，我去离心样品。刚走到离心机旁，离心机突然熄灯没电了。我以为插头没插好，推了推插头还是没动静。我正在发愣，不知是不是该叫人来修。正在这时，一个技术员走进来。
“这台离心机是不是有问题？”我问她。
“没有啊，是好的。”她说。
她刚把盖子打开，灯突然亮了。
“谢谢”我说。
她开门出去了。我把样品放进去，刚准备离心，灯又灭了。我只好又去把那个技术员找来。她一进门，还没做什么，灯又亮了。我觉得很奇怪。
“经常这样吗？”我问她。
“没有啊！”她说，也感到很奇怪。
她转身刚出门，灯又灭了。我像喊救命一样大叫：“快来呀！”她没去多远，听见了，立刻又回来了，灯又亮了。
我感到有些恐惧，真的是见鬼了！她一直看着我把离心机的时间和速度设置好，开始启动了才离开。我心想，如果是接触不好，那也不至于看见她就好了。我们平时说东西认人，那只是一句玩笑话，不可能是真的。那这个现象怎么解释呢？太不正常了。
又有一次，我去冷藏室放东西。冷藏室里的一个小摇床正在均速地摇动，我把我的东西在旁边的架子上放好后，正准备出去，小摇床突然地自动加速，使得上面的试剂瓶因振荡剧烈而翻倒。我本想去把瓶子扶起来，但转念一想，还是不碰的好，明天万一解释不清楚怎么办？晚上没有人，也没有办法叫人来，只好等明天人来了自然会处理。
我把这些点滴的现象串起来，把它们都联系起来，我越想越觉得可怕。这些现象太不自然了，绝非偶然现象，好像专门跟我过不去，总是发生在我身上，或我的周围。为什么会这样？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感觉就好像有一个无形的黑手在尾随着我，人不知、鬼不觉，他随心所欲地干着他想干的，而别人不能、也不敢干的事情。
那是谁呢？难道这个世界上真有鬼神吗？难道真有所谓的“隐身人”吗？尽管我是一个相信上帝、相信神明的人，但我心目中的神明绝不是以这种方式出现，不是以玄妙离奇、超然特异的方式出现。我心目中的上帝是在自然之中，以自然的方式行使他的奇迹。他不会一夜之间让我多一双翅膀，或多一只眼睛。
如果不是神明，那到底是谁呢？是谁有这样的能力和技术呢？而且这样地抓着我不放呢？我突然想到，会不会与这些监控者有关呢？很有可能。我突然恍然大悟，一定是他们，除了他们不可能有别人。想到这里，我感到很震惊，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和忧虑占据了我的整个心灵，传遍了我的全身。
如果这些人通过卫星既可以看到、听到，还可以做到的话，那我今后将会面临的是什么呢？我想都不敢想。他们到底还有什么样的能力是我不知道的呢？这太可怕了。一切都在虚空之中，而一切又无所不能。“隐身人”的故事已不再是科幻，而是现实了。还有什么能比面对一个看不见、摸不着而又无所不能的敌人更可怕呢？
假如说，失去隐私和被监控的烦恼和忧虑还不足以阻遏和毁灭我那颗经过痛苦和逆境磨炼过的坚强的心的话，那今后的境况会是怎样呢？我还支撑得住吗？想都不敢想。假如我到了做什么都做不成，做什么，什么就出问题的话，那我该怎么办？我还能再做实验，还能正常工作吗？还能靠我的知识和技能生存下去吗？我真的不敢想。我感觉浑身发冷，双手在微微地颤抖，极度地恐惧让我感觉窒息。现在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必须甩掉这种监控，要不惜一切代价地甩掉它。不然，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一切都完了。
我跟克里斯蒂娜说了电泳胶的事，觉得情况有些蹊跷，很难解释。她没明白我的意思，还以为我怀疑公司有人做了手脚，跟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不会有人动我的东西。我不知怎样才能让她明白我的猜测。很快，公司上下又知道了此事，觉得我说的事很可能是我自己的错误造成的，有一点疑神疑鬼。
看来，美国人虽然让德国人配合他们干些事情，但并没有让德国人了解所有的实情和详情。很有可能是德国人在帮助他们干某些事情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干此事的真实目的和原因。美国人也许会给他们一些理由，但我相信一定都不是真正的理由，而是一些用来掩人耳目和心智的幌子。甚至，有很多事情是美国人连说都不会对他们说的，觉得德国人不必知道。
我心想，美国人在我身上干的这些事情并非正大光明，明显是对人权的侵犯，如果把他们干此事的真相和真实目的说出来，他们还能这么名正言顺地干下去吗？我决定有合适的机会就将我所了解的、所遭受的，都告诉德国人，看看会发生什么。
我约定烫头发的时间到了，我把事情安排好就去了。烫发当然时间不会太短，两三个小时是要的。烫完发回公司后，我正准备继续干活，克里斯蒂娜把我找去了。
“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在公司。”她很严肃地问我。
“去烫发了。”我回答。
“上班时间不能干这些事。”
“我也想周末去，可他们周末不开门，我也没办法。不过，我会晚下班三小时，把时间补回来的。做实验这是常有的事，不太可能正点上班，正点下班的。”
“不是这个问题。”她说，“上班时间在公司，我们负责你的安全；下班时间在公司外，由别的人负责。你上班时间跑到公司外这么长时间，万一出了问题，我们不好交代。”
“我以后会注意。”我只好这么回答。
我心想，至于吗？保护我的安全？大概他们就是这样跟德国人说的。我是什么重要人物，值得这么保护？24小时卫星监控？恐怕美国总统也没有这样被保护吧？大概我在公司外随时也是有人远远跟着的，我还真没太注意。难道卫星监控还不够，还要有人看着？
我考虑了一晚上，思想斗争了很久，不知该不该把这事向公司揭开。我无法判断揭开后会是什么结果。
第二天，我实在忍不住，就找了一个合适的时候，办公室内只有我跟克里斯蒂娜两人。我不加犹豫地对克里斯蒂娜说起了我的可怕而痛苦的经历。
“克里斯蒂娜，”我说，“你知道吗？我是每天24小时被监控的人。我有时感觉我就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被人观看着、取笑着、逗乐着。有时又感觉我像实验室里的实验动物一样，被人用各种手段一次又一次地攻击着。”我看了她一眼，接着说，“我到底是什么呢？我为什么要被这样对待？我的人权在哪里？”
克里斯蒂娜听了我的话很震惊，没说什么。从她的表情我看得出，她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我说完后，她立刻出去了。我知道她去干什么了，正是我希望的。
这两天虽没有人再来找我谈什么，但公司上下显得有些骚动，大家都在窃窃私语，三五成堆地在议论着什么。我清楚他们在议论什么。我有心理准备，心里很平静，只想看看他们议论到最后会是什么结果。我希望他们能赶走这帮监控者，但很有可能被赶走的是我。不管是什么结果，我都准备接受。工作固然重要，但能比一个人的自由和隐私更重要吗？
一天后的下午，公司开会，我有点犹豫去不去，最后想想还是去了。我上了楼，进了会议室，会还没开始。我听见总裁站在离我十多米的地方正在跟旁边的人谈话。我零零星星地听到他在说：“……我们感觉耻辱做这种事情，我并不愿意让这位女士离开公司……”他跟他旁边的人说话其实用不着这么大声，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意想让我能听见。他话的意思我很明白，他们感觉跟美国人干这种事情很耻辱，他们也并不愿意让我离开公司。我在想，如果他们真能跟美国人交涉，让美国人放弃监控，而后把我留下来，那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我像等待判决一样地等待着他们的决定。很快，不出几天判决终于下来了。我早上去公司上班，塔尔特来到了我的办公室，让我去他办公室谈话。我跟着他来到了他的办公室，欧文已经在里面等着了。我们坐了下来，塔尔特开口对我说：“公司已经决定解雇你了。你离开公司前把所有的工作记录和资料都交给克里斯坦。”我的心猛烈地抽搐了一下，尽管我有思想准备，但当他说出我被解雇的那一刻，我还是很难过。他们终于决定放弃我了。
美国人与德国人之间是怎样交涉的我不知道，但我想，德国人虽然想留我，可不愿意因为我而得罪美国人。我估计德国人向美国人提出他们不愿意再协助他们在这方面做任何事了，他们认为这样做不道德，感觉耻辱。美国人肯定不想放弃，如果德国人不协作了，那就得让我离开公司。因为公司里的德国人如果不协作，很多美国人想干的事就干不了啦。美国人不愿意轻易对我撒手，让我出公司就成了解决矛盾的唯一办法。只能解雇我。
我的外表还是很平静。
“什么理由？”我问道。
“我们没有干那些事情，你说的那些事情不是我们干的。”塔尔特严肃地说。
说话的同时，他眼睛往上看了一下。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曾经安德雷也是这样往天上看了一眼。
“我当然知道不是你们干的，”我说，“我心里明白是谁干的。至于电泳的事，我告诉你们，他们还可以操控一切与电能相关的设施，你们恐怕并不了解。我没有怀疑你们的意思。”
欧文与塔尔特对视了一下，露出惊讶的神色。我知道他们并不清楚很多细节。
“我们会付给你这一个月的工资，并给你出具一封推荐信，便于你今后寻找别的工作。”欧文对我说。
“谢谢。”我镇静地说。
随后，他们把克里斯坦叫来了，让他跟我一起去收拾我的东西，看来是让他押送我出公司吧。克里斯坦跟着我一起回到我的办公室，看着我把东西都收拾了。我把实验记录本交给了他。我想打开计算机，把我做好的设计调出来给他。
“你的计算机已经被封锁了，打不开了。公司自然能将资料调出来的。”他说。
“哦……那好。”我只好这样回答。
我感觉有些惊诧，从来没被这样对待过，觉得自尊心有点受伤害。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害怕我带走公司的什么东西。
从宣布解雇的那一刻起，我就不能进入公司的任何系统了。并且让人看着我把东西交了，孑然一身地走出公司。真有点太冷酷，没有一点人情味。也许这就是这个公司解雇人的方式吧。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现在什么对我都不重要。我把该交的都交给了克里斯坦，也没有什么值得我带走的东西，我甚至把我的一些草稿本都交给了他。
我走出办公室，走进实验室去收拾东西。实验室里的技术员一听我要走了，离开公司不再回来了，眼泪立刻就流了下来。
“你今后准备怎么办呢？”她问我。
“不知道。”我说。
“你准备去哪里呢？”她又问。
“唉……我也不知道。”我叹了一口气。
她可能为我今后的处境感到担忧，不知我今后一个人无依无靠地怎么办。我很感激她的同情。其实，该流眼泪的是我才对，我的处境确实很惨，舍弃一切来到了德国，现在又被公司抛弃了，变得一无所有，今后前途很渺茫。
可是，我坚强的性格让我能够不流眼泪，让我能够平静地面对灾难、挫折和悲伤。克里斯坦陪着我走到公司的大门口，我跟他握握手，道了个别，转身走出了大门。在整个过程中，我显得异常地冷静和有理智，非常有礼有节地处理着一切，没有任何软弱、乞求，或冲动、烦躁的表现。这种气度有点令人震惊，连我后来回想起来也觉得有些惊奇。也许，此时此刻在我心中，与被监视和被操控相比这已经算不得什么可怕和悲哀了。
从公司大门走了出来，我的感觉很复杂。这是第二次因为受到监控，我从历经艰辛寻找得来的良好工作机会中走开。我不知是感觉悲惨呢，还是痛快？不知是感觉沉重呢，还是轻松？不知是感觉失败呢，还是胜利？可能都有一点吧。
感觉悲惨、沉重和失败的是我又一次地丢掉了工作，不管是什么原因，我还是没能把工作继续做下去。我又一次失业了，没有了生活来源。我还能找到工作吗？是一个大大的未知数。就算我能找到第三份工作，恐怕也难免第三次丢掉工作。我今后的命运看来是凶多吉少了。
让我感觉痛快、轻松和胜利的是，尽管我在这些监控者眼里渺小脆弱，就像他们手指头下的一只小蚂蚁，但我舍得一身剐，敢提出我的抗议和权力，敢表达出我一只小蚂蚁也应该有的尊严和权力。也许这种抗议和反抗改变不了什么，但我至少能让他们以及周围的人明白，这是强迫、是不尊重人权、是不道德的。
确实，失去工作会让我生活艰难，甚至食不果腹。但如果失去了人起码的隐私、自由和权力，那不是比饥饿更可怕、更痛苦吗？从来没有真正身临其境的人是很难体验到我的感受的。也许有人会觉得吃饱肚子比隐私更重要。不，那是牲畜的感觉，只有牲畜才不需要隐私。也许有人会觉得演员也没有什么隐私，天天都在舞台上或镜头下。不，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只是相对其他人而言的。在台上或镜头下毕竟不是他们的真实生活，他们毕竟有不在镜头下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如果镜头每天24小时地跟着他们，跟到他们的卧房，跟到他们的卫生间，看着和听着他们的床上运动和进行曲，看着和听着他们卫生间中的排山倒海和涓涓细流。我想，就是给他们再多的钱，恐怕他们也不会愿意。
从公司走到家平常只需3-5分钟，今天我感觉走了很长的时间，好像是3-5个小时一样。进了家，我坐了下来，慢慢地环视了一下四周，看着这辛辛苦苦刚建起来的小家，还没住上几天，现在马上就要拆毁、化为乌有了，不免有些伤心。我很想哭，但没有眼泪。我站了起来，到厨房去做午饭，照常地吃了午饭。
我开始考虑我该怎么办。继续待在德国找工作吗？如果我还是在监控之下又有什么意义呢？既然我来德国的目的没达到，我就没有再待下去的必要。可不可以回中国呢？看来，就是回了中国也无法逃脱被监控的命运，可能还会给中国带去一种假象，以为我是美国派来的什么重要特工。我很有可能生活在无端地怀疑和猜忌之下，又无法解释得清楚，也不知道向谁去解释。就算我能勇敢地去解释，中国又能相信多少呢？我现在真是处在一个万难的境地，一个万劫不复，穷途末路的境地。
我身后的“阴影”只要跟着我一天，我就不可能有安身之地，就算我去遍全世界，走到天涯海角，又能怎样呢？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他们的镜头到达不了呢？我再逃下去只能是徒劳无功。我该怎么办？怎样才能拯救自己呢？没有办法。在这么强大的敌人面前，我是多么渺小，多么微弱，多么无助。我能干得了什么呢？
既然我没有上天入地的本领，无法逃脱他们的监控，干脆索性回美国去，去面对他们，看看他们还要干什么？毕竟他们干的是不正当、不道德的勾当，会有所顾忌，怕见阳光吧！现在，最后的一线希望就是让他们能良心发现、自动收手，盼望他们中间能有贤德之士，不能苟同恶行、能设法阻止。唉，先回去再说吧。
晚上，我来到了方毅家，把当天发生的事情，以及我被解雇的事情告诉了他们。他们非常吃惊地听着这一切，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能跟他们说出真实的原因。他们看着我，有点张口结舌，不知该说什么。我从他们惊慌、担忧的眼神可以看出，他们认为我是大祸临头了。
的确，在欧美国家，华人能有一份工作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丢掉了工作就等于丢掉了一切，丢掉了医疗保险，丢掉了生活来源。这跟大祸临头是差不多。虽说可以重新再找，谈何容易啊？
他们赶紧给我倒上了茶，想尽量安慰安慰我。看着我神态冷静自如，并没有什么惊慌失措、愁苦担忧的样子，他们也就平静了下来。
“你打算怎么办呢？是不是在这重新再找找看？”方毅问我。
我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算了，我不想再在这找了。我还是回美国吧。我儿子他们都在那里，我还有一栋房子。”我说。
他点了点头，没吭气。
“不过，走之前，我还想去周边国家去看看，好不容易来了一趟。”我接着说。
“也对，先别去想工作的事，散散心，回去再说吧。”他说。
一旦我拿定主意，心情就平静了许多，真的不去想什么找工作的事了。我开始照方毅指点我的地方去找旅行社，打听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旅游路线。当时正值冬季，二月初的德国还是寒冷季节、旅游淡季，很多路线都不开，我没有太多的选择。
我本来打算是等天气暖和了，要去好好旅游一下的，到欧洲的一些国家去看看。现在这样一来，所有的计划都泡了汤，只能是有什么就游什么了。旅行社的人告诉我，过几天狂欢节，会有一趟车去意大利的威尼斯参观狂欢节，途经维也纳，也有一天时间参观。我觉得还不错，就把车票订了下来。
两天后，我打电话给欧文，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去取我的推荐信和一些其他的相关材料。他告诉我已准备好，马上可以去取。于是，我就去了。走到公司大门口，碰见了卡尔，他是公司里的技术栋梁，据说公司的第一个噬菌体抗体库是他设计出来的。我因要作抗体库的设计，前一段跟他要了一些参考文献阅读，所以也算有一面之交。
“听说你离开公司了。”他说。
“是的。”我回答。
“你责怪公司吗？是不是对公司不满。”
“对公司倒没有什么，我心里清楚在这后面发生的是什么。”
“你打算怎么办？”
“先回美国再说吧。”
“你可以试着先找找工作再走。”
“这里的一切我都不熟，也没有任何信息和资料，恐怕不太容易。”
“这附近就有一个很大的研究所，是德国一流的，你不妨试试。”
“我看看吧。”
然后，我们道了别。我上楼去了。
在接待处，我看见了办公室的秘书，她是我来公司之前负责我的一切信件来往和联系的，也是我来后最关心我的一个人。她脸上带着忧虑和关切的神情过来跟我打招呼。
“你这两天怎么样？”她问。
“还好。”我说。
“你有什么计划吗？”
“暂时没有，只准备去旅游，去看一看。”
“你不必担心，你会有两百万美元的退休金。”她接着说。
我看了她一眼没说话，心想这大概就是美国人告诉他们的对我人权侵犯的补偿吧，让德国人觉得这种侵犯也算是可以名正言顺了。他们把我看着什么了？小猫、还是小狗？只要他们付钱，就可以买到我的一切！
我去了欧文的办公室，拿了推荐信和材料就告辞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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