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5月，那是一些我一生中永远无法忘却的日日夜夜。奇怪的头痛一次又一次地向我袭来，伴随而来的是一种强烈的惊恐之感。让我感到恐惧和害怕的并不是头痛本身，而是头痛的怪异和它的不自然性。它根本不像是从我身体内发出来的，不像是我身体里所产生的，而像是从外界打在我头上的。可是，我看不见任何东西，只是感觉得到它。这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呢？不得而知。我只感觉得有无数小针扎在我的头上，范围和大小正好像一顶小针构成的帽子戴在头上，走到那里就跟到那里；无论在户外、还是在户内；无论是站着、还是躺着；躲之不及也挥之不去。但是，每当我移动身体或变换姿势，这种疼痛就会消失一两秒钟，然后再重新回来。
我简直觉得不可思议，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这是从我身体里产生出来的感觉。可是，如果不是，那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从我的周围吗？好像不太可能。那是从哪里呢？从天而降吗？一种前所未有的惊恐感抓住了我。
我是一个相信有上帝的人，但我同时也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我心目中的上帝是通过自然来体现的，我从不迷信魔法或神迹。可是，眼前的现象怎么解释呢？难道我真的中了邪？难道我真的看到了魔法？可是，这种魔法或神迹中似乎又存在着某种缺陷，某种人类才可能具有的缺陷，这到底是什么呢？我一边忍受着疼痛，一边苦苦地思索着。
疼痛越来越厉害，我实在坚持不住，就双手抱着头，躺在床上。由于这种痛是在浅层头皮上，用手捂在头上好像能挡住一些。一连几天过去了，我感觉头皮都已经扎得麻木了。到了第四天，疼痛开始停止了。我心想，是不是就此结束了，心里长舒了口气，就算老天跟我开了个玩笑吧。
我用手梳理了一下头发，只觉得头皮上还有遗留下来的余痛，有些地方还留下了绿豆大小的小红疱，就像是被针刺过后留下的痕迹。太不可思议了！有谁的头痛会这样呢？但不管怎么说，现在不痛了。我爬起来，梳洗好，又恢复了我的日常生活。我拿出了我的简历，准备再接着找工作。
可万万没料到，刚过去一天平静日子，疼痛又来了。这一次的疼痛方式变了，不在头皮层，而是在内层。在脑后右下方，有直径约4-5厘米的一块区域，感觉不是针扎式，不像前一种那么尖锐，而是那块部位像被钳住了一样，有一种钝痛的感觉。同样，当移动身体时，疼痛会有短暂的消失，但这种痛好像在内层，手的遮盖不起什么作用。疼痛的强度有轻有重，轻的时候，我仍可去照常做我的事；重的时候，我只好躺倒，咬着牙，手揪着头发，一分、一秒，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这么忍受着、挣扎着。剧痛让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缩紧了，身体和四肢在痉挛着，眼里溢出了并非哭泣的、痛楚的泪滴。
“你怎么了？不舒服就去看看医生。”子健见我此状，就问我。
“我得了一种奇怪的头痛，怕是医生也看不好。”我捂着头艰难地回答说。
子健见我痛苦不堪的样子有些担心，不知我到底得了什么病。过了一会，他好像想起了什么。
“会不会是几年前那次小事故，你记得吗？你的头撞在车玻璃上引起的？”子健有些担忧地问。
“不可能，都过去五年了，从来也没有疼过。”
“也许发得晚，过几年才发呢？”
“就算是发得晚，也不会是这种疼法，太不自然了。”
“不管怎么说，你去检查检查吧。”
“我会去的。不过，你相信我，这绝不是我身体里产生的。”
我心里开始产生一种不祥的感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我好像已经感觉到这既不是什么神迹，也不是什么魔法，而是一种人为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还是没有答案。
我忍着疼痛爬起来，手捂着头走下楼，想喝一点水。子健的父母正在看电视，我去拿杯子想倒些水。这时电视上出现了一个拳击运动员，正在双拳快速地猛击一个掉着的靶球，一边击，一边冲着镜头说：“我就是要打你，打你的头，就像打这只球一样，你的头就是供我练拳用的。”他的脸上带有一种挑衅的笑容。
这种交流方式我已经很熟悉，我知道这大概又是在对我说话。我倒水的手突然停住了，仿佛突然恍然大悟，我的头痛可能与这些监控者们有关，一定也是从卫星上下来的，是同一种技术。
我想起了在德国时，我周围的电源和仪器受控的现象。对，这种东西除了看和听外，一定还能做些什么。我虽然说不清楚这具体是什么东西，但我想大概是一种具有穿透性的光波，或者射线，或者什么别的东西；强度低时，可用来监视、监听；强度高时，可用来击打目标。我估计他们的发射和操控系统一定在地面的某个地方，卫星只是起到一个折射的作用；也就是接收光波后，再向目标发送的作用。
我顿时感觉到了我极大的不幸和悲哀，我大概已经被他们选作了目标，不知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痛苦和悲惨命运在等待着我。看来，监视和监听远不是他们的目的。
我能做什么呢？逃？不可能。反抗？不可能。唯一能做的就是忍受，可是能忍受多少、能忍受到什么时候？想到这里，我的心开始往下沉、开始颤抖起来。我很想哭，但没有眼泪。
两三天后，疼痛又停止了。我用手摸摸痛过的地方，还能感觉到隐隐地作痛，就好像被碰撞过后留下的伤痛一样。我心想，不知这次又会停多久，但不管怎么样，我已筋疲力尽，只需要睡觉。我整整地睡了一天一夜。等我刚觉得精神缓过来了一点，新的疼痛又开始了。
这一次疼痛方式又有所不同了，在右边靠近太阳穴的部位，在脑内的神经部位。这种疼痛真可以以假乱真，感觉就像是通常说的神经性偏头痛。刚一开始，我还认为这一次大概是我自己真正的头痛了，赶紧去找来止痛药吃了，可并没有什么作用。而且，这种痛也跟前两种的性质一样，身体移动时会消失。最后，我判断，这也是一种人为的头痛，根本就不是什么偏头痛。
这种头痛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已经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有了这种头痛，大概是六年前吧，只不过发作频率较低，一个月才有一次，每次不过两三个小时。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奇怪，并没有太在意，以为就是一般的偏头痛，可能是一种痛经现象吧。真没想到，其实魔爪从那时起就已经伸到了我的脑袋里，我现在才恍然大悟。
偏头痛的感觉我想大多数人都有过、经历过，应该也知道不会是什么好受的感觉。而且，现在的强度比以前大得多，持续时间也比以前长。我咬着牙忍受着。不忍又能怎样？我用拳头不断地往脑袋上敲去，真有想用脑袋撞墙的感觉。
一想到这是人为弄出来的头痛，我心里不由得担忧和恐惧起来。虽说这武器看不见、摸不着，击打完后也几乎不留下任何痕迹；可是，谁知道它会对脑细胞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真的连想都不敢想。就算不把我弄死，弄成个失去记忆，或者弄成个傻子、呆子什么的，不是更恐怖吗？一想到这里，我就心急如焚，恨不能有什么办法能立即停止这一切。
可是，哪里能有什么办法？在这强大的敌人面前，我简直就像小蚂蚁一样地渺小可怜。如果真是有那种悲惨的结果等着我，我大概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也只能去承受。现在的我，就像他们笼子里的一只小白鼠，随时等待着被宰割，至于被宰割成什么样子，那就全凭他们的心情和兴趣了。
我从小到大，经历过“困难时期”、经历过“文革”、经历过不少的风风雨雨，也有过坎坷和无奈，但我还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的无助。真有一种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绝望。
子健父母见我不怎么下去吃饭，天天叫头疼，还说是有人蓄意击打的，觉得真是奇谈怪论、可笑之极。他们认为我是在说疯话。子健的父亲忍不住，上楼来对着我半嘲讽地说：“照你的意思，我们都是中国来的共产党，美国人要追着我们打，都追到我们家里打来了。”他接着说，“你是什么呀？他们要打你？你自己头疼就头疼好啦，不要胡思乱想。”
我知道他言下之意是我连共产党都不是，美国人值得这么追着我打嘛。我什么也没有回答，知道跟他们什么也解释不清楚，他们也不可能理解。
但是，我还是试图让子健能够理解我的处境。我不希望有那么一天，他们真把我整死了，这世上竟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怎么死的，不知道真正的刽子手是谁。等子健一人单独跟我在一起时，我开始试图说服他。
“我的头痛真的不是我自身产生的，是外界打来的。”我对子健说。
“怎么可能呢？我并看不见什么？这墙上、房顶也没见什么电线，怎么打啊？”子健说。
“很多东西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我说，“比如某种光波、电波、微波、射线等，它们具有穿透力，又具有能量。”我接着说，“没有电线，很多东西也同样可以传送，比如我们现在用的手机信号。”
子健把头靠在我头上，想试试是不是能感觉到什么。过了一会，他抬起头。
“我什么也感觉不到，别胡思乱想了，去看看医生，吃点药，可能就好了。”他对我说。
“也许他们要打的目标在我身上，别的人是感觉不到的。”我接着分辩说。
“从哪里打？从哪里发射呢？”
“从卫星上来”
“这可能吗？”
“怎么不可能。”
子健脸上的表情在说：“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我真是对子健太失望了。他居然还是学电机工程的，怎么连这样的设想都不敢想。
“就算有，他们搞你干什么？你既不是什么伟人，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更不是什么特工人员。他们搞你，目的何在？”他接着问。
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我也没有答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每天在这种人为的头痛中煎熬着，心中的悲哀和无助感一天天地加重。如果连子健，一个天天与我朝夕相处、在我生活中最亲近的人，都不能理解和明白我的处境，那我还指望谁能理解我奇怪而可悲的处境呢？怎么办？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没有办法。熬着吧，就是前面是死亡，我又能怎么办？
我一分一秒地在这种痛苦中煎熬。这每一分、每一秒地挣扎让我觉得一天的时间是那么慢长，竟然有24小时，有1440分钟，有86400秒。痛苦的煎熬头一次让我感觉到每一秒钟在我生命中所占有的那一段特定长度的时段。我心里极度地盼望着，盼望这残酷的虐待能早一天结束。
我心里在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实在想不出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他们的事。正像子健说的，我既不是伟人，也不是重要人物，更不是特工，他们会对我有什么政治目的呢？也许，这一切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出于什么政治目的；就算有，恐怕也是用来掩人耳目的一种借口，为了掩盖他们罪恶的真实目的。那到底是什么呢？想来想去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试验品”，我的身体变成了他们的人体试验品。
我是一个搞生物科学的人，有着科学的逻辑和思维能力。渐渐地，我意识到他们好像是在做着什么试验，大概是想测试和尝试他们这个特殊系统的功用和效果吧。我很不幸，成了他们选择的目标。恐怕怀疑我是特工是假，想用监视特工为由利用我做人体试验是真。我不过是他们卫星下面的一个活生生的人体靶子而已。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选择我呢？这么成千上万的人，为什么单单挑上我呢？按逻辑分析，他们不会选择美国人来做，选择外国人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就是选择外国人，选择白种人以外种族的人更有可能。当时，大批的中国留学生涌进美国，他们对这批来自遥远红色中国的人群感到陌生、好奇和威胁，了解和观察这批人自然是他们的目的和兴趣所在。就是在中国人中选，那也要挑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来留学的、有高学位的人吧。我大概就是他们认为的、一个合适的选择吧。
当然，不排除当初他们选择我时，一定觉得我有什么地方值得怀疑或引人注目；比如，我是拿联合国奖学金公派来的，我是做微生物研究的，我的学习和工作能力都很突出和拔尖，等等。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潸然泪下，为我的不幸流下了伤心的眼泪。我是不是特工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不至于这么愚蠢吧，难道学什么专业、能力过人也是我的过错吗？就该受到如此非人的虐待吗？可怜我这个从不关心政治，也不参与政治的人，却要背负起如此沉重的政治负担，压得我已经支撑不下去了。如果这一切与政治无关，那我又是什么呢？一个实验动物吗？这太残酷、太没有人性了。我怎么会这么不幸哪！
我在心里问道：“他们要搞多久？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如果是三个月，我咬紧牙关，总会挺过去的。一线希望在我心中升起，既然躲不过去，又不得不承受的话，那但愿它不会太长久。
疼痛的方式又变了，大约铜钱大小直径的一块疼痛区域在整个头部呈游走式移动，一会在头的顶部，一会在头的左侧，一会在头的右侧，一会又在头的后部。同时，脑子内部还伴随着一种阵阵的膨胀感，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但同样难以忍受。
我并不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我的成长经历赋予了我坚忍顽强的个性，我承受得了常人所承受不了的痛苦、寂寞和打击。我也不是一个容易被打倒，轻易就服输的人。我捂着头，爬了起来，忍着疼痛去干我需要干的事情，想让我的生活尽量能保持正常。
我从储藏室的架子上把骑自行车戴的头盔找出来，把里面塞满了食品保鲜用的锡箔纸，然后戴在头上，希望能够挡住一些这种莫名的击打。无论是在屋里看电视，还是在屋外散步，我都戴着它，甚至有时连睡觉都戴着它。子健的父母觉得我大概是疯了，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得出来，可我能跟他们解释什么呢？子健也别扭起来，拼命劝我摘下头盔，因为走在大街上不断有人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
“我要戴着，一直到克林顿决定停止在我身上击打为止。”我说。
当时正是克林顿执政，当总统。我想这事多少与他有点关系，说不定还是他的总统执行计划之一呢！如果这个办法奏效，我是决不会把它摘下来的。遗憾的是，这好像并不起什么作用。后来，我甚至用小钢锅盖放在头盔里戴上，可也不起作用。也许，这种波不是直线形的，或不是从一个方向来，根本无法从一面挡住。
有一次，痛得厉害，我就戴着头盔躺下了。躺在床上，我都能闻得到一种像毛发烧焦的味道从头盔里溢出，可真看头发又没有任何烧焦的痕迹，也许烧焦的程度较低，不易被肉眼察觉。真有点让人发指，谁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东西？不戴头盔时，空气比较流通，不觉得能闻到什么。难道受击打的脑组织和细胞不会受什么伤害？我现在算是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杀人不见血了。
头盔不起作用，我也只好摘了下来。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可以用来防护的了，真希望能有那么一层东西能挡住这种不知是光波还是射线的东西，像蚌壳一样把我包裹住，这样就可以免遭如此残酷的虐待了。可是，到哪里去找呢？这恐怕不是一般的材料可以做的。这种材料有没有还未可知，就算有，谁能给我呢？“魔鬼”们能让我得到它吗？我无计可施了。大概除了硬着头皮挺着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
疼痛的方式还在变化。这一次不是痛的感觉，而是像有两寸见方大小的一块东西放在我的头顶，走到那里跟到那里。虽说这种感觉不像前几种那么痛苦难当，但时时刻刻感觉有个东西在你头顶搁着也挺烦人的，弄得你心烦意乱，无法集中精力干任何事情。同样，这种感觉也是随身体移动有短暂消失感的，用手捂着头顶也可以挡住。我就只好把书摊在桌上，手肘撑在桌上，用手掌捂着头，这样才能看一点书。只要我的手掌一挪开，这东西就立刻又糊在了我的头顶上。
其实，自从头痛开始，我就不可能干什么正经事了，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消耗在疼痛的挣扎上了。有时候，几个小时的剧烈疼痛过去后，我就像是刚受完电刑一般，两眼发花、金星直冒、浑身发软、精疲力竭，只能趁着不太痛的当儿，睡觉休息一会。
好不容易一个月过去了，挣扎中度过的日子自然是特别慢长，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可能溜过去，都会让你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它，所谓的度日如年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其实，时间的长短对人们来说，有时就是一种感觉，当你不经意它时，十年也许就是弹指一挥臂；但我相信，任何人处在我的境况，决不会有如此的潇洒和豪迈。
疼痛仍然在继续着，时强时弱，没有任何停下来的迹象。新的疼痛方式还在不断地出现，我不知道还会有多少种他们将要在我身上试？我觉得，只要他们想得出来的，并且这套系统也能做得到的，他们都会毫不留情、毫不犹豫地向我身上投来。他们绝不会考虑我是什么感受，能不能承受得了，会给我造成多大的伤害和痛楚。
我想，通过他们的这套系统和技术，一定能看得见我痛苦的表情，甚至能听得见我痛苦的呻吟。我很难想象这些人是什么感受，当他们拿起了他们的“针”、他们的“钳”，往这个可怜的女人身上“刺”，往这个可怜的女人身上“掐”的时候，他们看着这个女人的挣扎和呻吟是不是特别过瘾呢？是不是为他们的技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而兴奋不已呢？是不是会为他们能在千里之外能如此惟妙惟肖、淋漓尽致地让这个女人受到这样的虐待和痛苦而感到自豪呢？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女人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新的疼痛方式又来了，与以前不同的是，除了痛以外，还伴随着一种自上而下的压力。疼痛位于头顶的前部，压力从头的顶部压下来，整个前额、脸部的颧骨、鼻梁、一直到下颌，都能感觉到这种压力。厉害时，我感觉都有点站不住，一股强大的气压从头顶压下来，仿佛整个身子都被压得几乎要跪下去。真是太奇怪、太异样的感觉，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这让我感到的惊恐已超过了疼痛和难受。这到底是什么？真是难以想象。真不知道他们还能干出些什么来？尽管这种威胁和伤害肉眼看不见，但我坚信它不是我自身的，也不是我想象出来的，它实实在在地存在，它来自外界，来自我头顶的上方。
猫的眼睛也让我相信我的头顶上方有着一股诡秘、怪异的光波。我从德国回来后，发现我们家养了一只纯种的土耳其猫。它全身雪白，两只眼睛，一只黄、一只蓝，漂亮极了，真是人见人爱。它是我们一个朋友送的，他们要搬到加利福尼亚去，又刚刚生了一个小宝宝，不想在家养宠物了。于是，在佟佳的一再请求之下，我们就领养了这只白猫，咪咪。
白天家里常常没人，我就去喂它，它跟我已经很熟了。我发现当咪咪看我时，常常是看看我的脸，然后眼光就向上移，盯着我的头顶上方，好像那里有什么让它惊奇的东西，显出困惑不解的样子。它一定是看到了什么，觉得我头顶上有一种其他人所没有的东西。
后来，我去另一个朋友家吃饭。他们家的猫也用同样的表情看着我的头顶上方；甚至还一直跟着我，非要坐在我坐的沙发前面的茶几上，好奇地一会看看我，一会看看我的头顶。我朋友看见此景觉得很稀奇，对我说：“它还从来没对任何人这样过，你还真有点什么特别啊。”语气中带有几份忌妒。她不明白她们家猫为什么会对我如此青睐，只有我真正明白其中的缘由。她们家的猫也一定看见了我头顶上的那种不知是光、还是射线的东西。人们都知道，猫的视觉比人的视觉强，许多人眼看不见的东西，猫眼是可以看见的。我相信猫眼一定可以看见笼罩在我头上的这种东西。
除了这种种不同的疼痛感外，还有一种感觉让我觉得非常异样，也是我从未有过的感觉。这也不是一种疼痛的感觉，而是瞬间的头脑昏旋。时不时地，我会感觉脑子一阵昏旋，时间很短，大约半秒到一秒之间。说不太准确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并不觉得天旋地转，而是觉得脑子突然失去知觉，失去了平衡，但还没等人跌倒下去，又恢复了正常，就好像是一秒钟的脑神经短路似的。真有点太离奇，太不自然了。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谁的头晕会是这一种。我想，大概是他们在刺激我脑内的控制知觉和平衡系统的神经吧。
我现在已经不再去担惊受怕了，我已经麻木。就算是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我又能怎样呢？不能，什么也不能，而我现在每一分每一秒的痛苦就已经够我挣扎的了。今后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去想、去担忧了。正如一个在火上烤着的人，他还会去想他脸上会不会留下伤疤吗？他的第一本能是怎样避开剧痛和煎熬，哪怕是做垂死的挣扎。
渐渐地，我发现疼痛方式开始形成了循环。这种种的疼痛一个接一个地轮番上阵；一种疼痛方式每隔二十几天、一个月就会重复出现一次。就好像有七八个打手，每个打手使用着不同的刑具；他们轮流上来施展一番，周而复始地这么循环着；而我的头却是一个永恒的靶心，永无休止地承受着，决无间断。有时，偶尔会出现一天、半天较轻的时候。每当这种时候，我心中就腾起希望，以为是结束的开始，但实际上，每每这种时候都是下一个严酷恶击的时刻就要到了。最后，我甚至害怕这种短暂的减弱，它其实预示着更凶狠的虐待就要来临。
就这样，第二个月又一分一秒地熬了过去。我仍然在极度痛苦中度过每一天，没有任何会停下来的征兆。但是，我还是坚韧而执著地盼望着，盼望着他们突然有一天能停下来，那将是我出头、重见天日的一天。我不再流泪，不再惧怕，也不再去想将来。我横下心、咬着牙，承受着这一次、又一次的剧痛，承受着它一次又一次地袭来、又退去。每当我痛得头发昏、眼发花时，我只好丢下手里的一切，闭着眼睛对自己说：“忍着，会过去的，这不会太长久的。”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会有多久，可我要让自己有信心、有勇气承受下去。
一旦最严重的时期过去，也许是几个小时，也许是半天，也许是一天；我就带着疼痛又重新拾起手里的东西，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不能成天躺在那里，抱着头等着，谁知道他们要搞到什么时候？我不能成为疼痛的奴隶，我还得活下去。我开始带着疼痛去努力恢复我的正常生活。只要我不痛得倒下，我就去做饭、打扫卫生、看电视，甚至锻炼身体，至少围着小区内3公里长的小道跑跑，或者走走。我不想等他们停止击打、完成了他们的试验时，我已经再也站不起来了。并且，我发现，当我忍着疼痛去做事时，好像不觉得有那么痛，注意力被分散了，仿佛时间也过得快一些了，不那么难熬了。
时间一长，我发现这种疼痛还有一个特点，每当我吃饭时，疼痛就会暂时停止，直到我吃完饭后疼痛又重新开始。我不由自主地将吃饭速度减缓下来，真希望永远这样吃下去，不再结束。可是，哪里会有不散的宴席呢？
我还发现，每当我真正睡着时，也就是处于睡眠状态时，疼痛也会暂时停止。每当我从睡梦中醒来，还处于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时，感觉不到任何疼痛，一旦我真正清醒，疼痛又会重新开始。后来，当从睡梦中醒来时，我常常不太敢动，也不太敢睁开眼睛，希望被认为还没有醒，疼痛不会很快降临。但是，这种好景不会太长，很快他们就会发现我醒了，疼痛马上就上来了。我不清楚他们是怎么察觉出来的，大概是凭呼吸和眼珠的移动吧。
我不懂他们为什么会在我吃饭和睡觉的时候停下来，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实验室喂养的小白鼠。当我们用小白鼠做实验时，注射完试剂后，一定要细心喂养好小白鼠，要补给充足的水和饲料，不能让小白鼠在做完实验之前因营养不良而死亡，不然就前功尽弃了。
我感觉我现在就好像是他们的小白鼠，得让我能正常吃饭和睡觉，才能经得起他们的残酷虐待，不至于在试验结束之前死去。真可悲啊！没想到我的命运竟然也落得跟小白鼠一样，成了他人的试验品。
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并不是只有动物才受人宰割，受人宰割的人又能少多少？在这个把“人权”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又能少多少？说不定比那些视为野蛮的、未开化的国家还要多。至少，那些通过高科技手段的、那些隐形的、鲜为人知的宰割在荒蛮地域不可能办到。至少，类似政治迫害和压迫的精神宰割野蛮人还没学会。
这些“文明人”一提到荒蛮地域人吃人的现象就会恶心，就会仇视。其实，发达国家就没有人吃人了吗？只不过方式不一样罢了。“人权”可以说从来都没有随着人类的文明和开化被真正地得到过尊重。那个曾经让我为之感动过的美国的“人权至尊”，现在看起来是多么的讽刺，多么的滑稽可笑啊！
3个月终于过去了，疼痛仍是有增无减，没有任何停下来的迹象。我心里又开始着急起来，怎么办？他们到底要搞到什么时候？我就这么坐着等下去吗？我应该做点什么吧。可是，我能做什么呢？现在的情况是他们够得着我，我够不着他们。我就是想抗议、想控告他们侵犯人权，又能找谁去说呢？现在的情况是谁也看不见他们的罪恶之举，除了他们自己外，谁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算我能去控告他们，证据呢？我能拿得出证据吗？这一切都是隐形的、不为肉眼所见。怎么办？永远忍受下去？
不行，我不能这样默默地等下去。只怕是有一天被弄死了，也不会有人知道我是怎么死的。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在这个国家，外国人，特别是中国人，个个都是唯唯诺诺，小心谨慎地夹着尾巴做人，从来不会有人真正重视和正视他们的权力和要求。在政坛上也从来听不到任何华人或亚洲人的声音。我想，我应该去见一个美国人，而且是白人，去把这个鲜为人知、骇人听闻的事实说出来，争取得到他的理解和同情，希望他能在这些“魔鬼”面前说得上几句公道话。在美国，只有白人的言论还能有几分分量。
找谁呢？我所认识的白人，而且能够说得上话的大概就是我以前的两位博士生指导老师了。夏洛蒂·帕克曼，因身体原因提前退休了，离开了哥伦比亚，大概去弗洛里达州她儿子那里去了。我也不知道她的具体地址。剩下就只有乔恩·史密森，他还在哥伦比亚，仍在生物系任教。
我决定去见见乔恩，看看他能不能给我点帮助，是不是能帮我解脱现在的困境。我大概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但不管怎么说，这当时对我来说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应该去试试。
我立刻给乔恩打了一个电话，借口说我想去他那里学习学习噬菌体抗体库的一些实验操作。
“欢迎你来，但目前没有多余的经费，不能付你工资。”他在电话里说。
“我不需要你的工资，只要你能让我进你的实验室就行。”我说。
“没问题，你来吧。”他回答说。
除了想解决目前的困境外，我还对我的工作存在着一丝幻想，总觉得现在的处境不会太长久，到时候我还是需要找工作的。
在美国，工作意味着饭碗，意味着生存。如果我从乔恩实验室出去找工作，就会比我从家里出去找工作要容易得多。本应该是从一个工作跳到另一个工作，这样会主动得多，但我从德国回来后就已经失去了这个优势。我现在是处在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如果想东山再起，回到乔恩实验室是最好的方式。
这种考虑本来没有什么错，从正常的自然规律来说应该是如此。可是，我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我已是被牢牢地控制在那些“魔鬼”手中了，一天跳不出他们的魔掌，我就一天没有自由，还谈什么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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