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一年前我就有这个打算，出去抗议，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去。一方面是觉得没有证据，只凭感觉和体会很难说服人们，很难让人相信这一切是真实地在发生。另一方面是担心这种公开行动会激怒官方和那些正在进行这种罪恶行径的人。他们会打人吗？会抓人吗？无法预料。最后一个原因是，子健和佟佳都不同意我出去抗议，认为被别人看见了他们会很难为情；并且，这一行动也有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也就只好放弃了。
现在，我不得不又想起了这个最后的、也是唯一可以试试的办法。尽管我没上街抗议过，也不情愿去抗议，但我没有别的选择，这好像是我唯一能做的了。对，我应该去抗议。我应该上街去揭露他们的罪恶，揭露这种黑暗的、惨无人道的行径。他们可以控制法律，控制我的工作环境，甚至控制我周围的人，但他们不能堵住我的嘴，捆住我的脚。我一定要让所有的人知道这个事实，哪怕只有一个人能相信我的话，那就是我的胜利。
我转念又一想，我真的敢站到大街上举起抗议牌吗？从小到大我还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千万双眼睛盯着我时会害怕吗？如果警察来抓我该怎么办？唉，连死都无所谓了，还怕什么被人看？还怕什么被警察抓？如果他们真的把我抓起来那倒更好，可能就会有人来过问此事了。退一万步说，如果在抗议过程中遭什么不测，那也比我沉默无声地死在家里强。我这是被逼出来的，如果我还能有任何其他路可走，我也不会选择这条路。我是在为我的生命、我的人权在抗争。
我决心已定，准备去陈睿那里辞职了。我又来到了实验大楼，找到了陈睿。他还以为我是回来上班的。
“怎么样？一切还好吧？家里的事都处理好了？”他见到我就问。
“都处理好了。”我回答说。
“怎么不在家多待一些时候？不用急着回来工作。”他又说。
“不，我不想再接着工作了。”我跟他说。
他很惊讶。
“为什么？”
“再这样做下去能做出什么结果来？而且，说不定还会影响别人做实验，搞得整个实验室不得安宁。我在这里对你来说是个大麻烦，你惹不起那些人。算了吧，我走了，你这里就会安静了。”
他没说话，沉思了半晌。
“好吧，那我就不勉强你啦，就照你的意思吧。”他最后说。
他知道我说的是实情。
“我还会来一两周，把手上的东西清理一下，交代了再走。”我临出门时说。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还是每天去实验室，把以前做出来的一些纯化DNA、一些细胞培养物等都找出来标记好，交给了实验室里的一个博士生，也许以后他们还能派上点用场。离开实验室的那天，陈睿大概不太好来告别，就让实验实里的一个技术员和一个博士后请我吃了一顿饭，算是告别了。我很感激陈睿，他已经尽了他的力量想帮助我，但谁也无法与这些“魔鬼”们抗衡，大概只有上帝有这个力量吧。
辞了工作后，我立刻着手准备去抗议。在什么地方抗议最有效果呢？我在考虑着。当然应该选择最有影响力的地方，我立刻想到了美国的首都，华盛顿DC。对，就到那里去，而且要到国会山大厦门口去，要让那些政府官员、大小议员们都能看见我的抗议牌。这些监控者们不是街上一般的小流氓，就凭他们能操控着国家的高级技术、高等权力，要么他们就是直接受政府指使，要么就是得到了政府的允许和肯定。我如果不让最高政府首脑们看见或知道，我的抗议就不会有什么效果。
可是，并不是那么简单，我只身一人，跑到华盛顿DC去，住在哪里？怎么吃饭？我拿着牌子能不能靠近国会大厦？警察会不会抓我？这些都是问题。
我不得不把我想去华盛顿DC抗议的事告诉了子健，反正早晚他都会知道，还不如早告诉他。他一听，大惊失色。
“你还要不要命了，跑到那里去抗议，警察不把你抓起来才怪呢。不行，我不准你去。”他喊道。
“我每天活得如此痛苦，要不要命有什么要紧的，我反正都已经被逼得没有了活路，警察如果想抓就让他们抓起来好了。”我回答道。
“把你抓到牢里去，还要让我们去领你出来吗？拜托，你不为你自己想，也该为我们想想吧。”
“你怎么不为我想想，我每天过的是什么日子。怕我连累你们吗？你们可以跟我划清界限啊。我得自己救自己。”
我心里很难受。虽说子健心眼不坏，人也算厚道，但生性胆小怕事，没有多少男人的血性和豪气。我现在其实是最需要帮助和支持的时候，可子健根本不可能给我，他不是那种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可以上刀山下火海的男人。像我这样的女人，从小到大很少有真正需要男人臂膀和支撑的时候，可我现在感到需要，非常需要。我多么希望现在能有一个男人坚实的臂膀让我依靠啊，可我没有，这个与我朝夕相处的、与我最亲近的男人不可能给我。我只能孤孤单单地一个人去孤军奋战、生死不测。
我想起了住在华盛顿DC的苏珊，也许我能在她家待几天，再通过她找一个长期一点的住处，我就可以在那里待上至少一个月了。如果能待上3个月是最好的，我就可以把想做的事都做了。如果我能在国会山大厦前面站上3个月，我相信那里面的人一定想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跟苏珊通了电话，告诉了她我的想法。她听了后好像也有些吃惊，但并没有拒绝接待我，她只是有些担心。
“9·11事件后国会山附近好像警戒得很严，不知你能不能靠近，再说，万一你要是被警察抓起来怎么办？”她问。
“我不在乎，”我回答说，“我现在的状况已经不能像一般人那样去考虑，我现在不是怕不怕警察抓，而是怎么能去掉头上的‘死亡之光’。警察如果真抓我，也许不是什么坏事，说不定还能有机会告诉他们我的冤情呢。”我接着说，“苏珊，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也许去抗议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应该去努力，这样我才不会有遗憾。”
苏珊大概还是把我看作病人。她可能征得了丈夫的同意，又跟子健通了电话。她认为，如果去抗议能让我发泄一下心中的怨恨，能让我心里舒服一点就应该让我去做，这样可能对我的心理修复有好处。当然，我去了同样也会给她，以及她们全家带来很大的压力。她也会担心我的安危，也会有被牵连的可能。她的一些DC的朋友都劝她不要惹这个麻烦。
我也知道，我去了会很为难苏珊，还有可能带给她很大的麻烦。可是，我能怎么做呢？我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没有人能看得见我，任何一根漂过来的稻草或树枝我都会紧紧地抓住的。
苏珊为了医治我的“疾痛”，冒着被牵连和承担我安全的风险，以一个真正的朋友和大姐的方式接受了我，并甘愿一道与我去面对风险。中国有句俗话：“为朋友两肋插刀”，这用在苏珊身上一点不为过。可是，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的朋友一生能有几个呢？就连子健都做不到，那苏珊的友谊就是最难能可贵的珍宝了。
去华盛顿之前，我起草了一份传单，一封给民众的公开信。我把这几年在卫星和监控者追踪下的悲惨遭遇简单扼要地叙述了一番，希望能得到公众的理解和同情。并且，提醒公众，如果任这种技术发展下去，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那就会在不久的将来危及大众的隐私及生命安全。
我知道，单靠一个抗议牌是很难把我现在的境况表达清楚的，就算加上这份传单也很难使大多数人相信和理解。但是，只要有人相信，哪怕是一个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都没有白做。对于那些与此事有关的人、作了这个罪恶决定的人，以及正在施行这种虐待的人，见到这种抗议一定心知肚明，一定不会逃过良心和道德的质问和谴责。
传单写好了，我打印了100份，又把简单的日用品，以及一些换洗衣服收拾好，放进了一个小旅行箱内。我准备即日启程，赶往华盛顿DC。子健见拦不住我，也就只好任我自己去闯华盛顿了。
2004年的3月21日，我就像一个整装待发的战士，拉着一小箱简单的行李，背着一个黑色的挎包，里面装满了传单和各色粗细不一的标记笔，向着火车站的方向进发了。两小时后，我就坐上了去华盛顿DC的火车。波士顿到华盛顿的火车非常方便，是高级快速线，不比飞机便宜多少，车厢里有封闭式空调，设施高当，有点像飞机座舱，但走道较宽，座位较大，感觉更加舒适些。我找到了位子，坐了下来。火车开始启动了，向着华盛顿的方向进发了。
今天的头痛异常地凶猛，好像是要动摇我去斗争的决心。我咬紧了牙关，拼命地挺着。我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好像是要赶赴殊死搏斗的战场一样的悲壮，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心境。可同时又好像有一点不可名状的激动和兴奋，仿佛在我周围那密不透风、铁筒一般的透明罩子上很快就要劈开一条通道，让我能重新感受到人间的气息。我那死去的心又重新活动起来，又重新振奋起来。我要去战斗！去为我的生存和自由战斗！
下午将近6点时分，火车到了华盛顿，全程约7个小时。苏珊和她的丈夫林抒翰已经在车站等候我了。我们一起来到了苏珊的家。苏珊住在DC城附近的一个名叫贝赛斯达的小城里，离华府很近，坐地铁可直达国会山庄。许多在华府工作的人都住在这个小城里。
苏珊住的房子是一种典型美国式的TownHouse，也就是中国的排楼式别墅。每家一个门洞，有上下两层，楼下是客厅和厨房，楼上是三间卧房。苏珊把我安排在她女儿的房间里，女儿去上大学了不在家。他们的房子虽不大，但收拾得很温馨，完全是中国式的风格，墙上有中国的字画扇，餐厅里有中国的红木餐桌和餐椅，壁柜格里放满了各式家庭照和苏珊的艺术照。
苏珊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算是欢迎我的到来。尽管苏珊和她丈夫对我都很热情，但我能看出他们都心事很重，多半是由于我的到来和明天的抗议行动。我知道有些勉为其难，一定给他们带来不少的心理压力。如果是以前，我是决不会干这种让别人为难的事情的，可我现在还能有别的办法吗？为难朋友也是迫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
晚饭后，我就开始着手准备第二天去抗议的事了。我没有时间浪费，我必须抓紧来华府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从带来的黑包里找出红色和黑色的粗芯笔，这都是来之前准备的，又让抒翰搞来一块半米见方的厚纸板，就开始琢磨怎么写这块标语牌。我想，发生在我身上的这整个事件前后比较复杂，一两个字很难表达清楚。可是，又不能写太多字，必须简练、突出、醒目才行。那该写几个什么字呢？它既能把整个事件反映出来，又能让人们明白它的邪恶性和危险性呢？我有些犯难。最后，我决定在标语牌上写下这样几个字：“Stop Abusing From Satellite”（停止从卫星来的虐待），其中“Stop”特别用红颜色填上，显得既醒目又有强烈要求的意思。当然，这四个字不可能表达出整个事件，也许还会引起人们的一些困惑，但我至少抓住了关键之所在：卫星和虐待两个词。有困惑也不见得是坏事，如果他们好奇就会来要一张传单看看。
在我忙着准备明天的抗议过程中，苏珊一直没露面，大概是待在卧房里与抒翰商量着什么。只见抒翰下来了几趟，看我准备得怎么样了，然后又上楼了，可能是去向苏珊汇报情况。当我把标语牌写好之后，抒翰下来看了看，脸上显得有几分担忧和凝重。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但他并没有问什么，我也就不想说什么了。写好后，我把东西都收拾好，把带来的传单都放进挎包里，上楼去睡觉了。
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不知是因为想起明天抗议的事有点紧张呢，还是疼痛比较严重。我一直折腾到下半夜才昏昏入睡。
第二天，抒翰专门请了半天假，陪我坐车去了华府的“国会山”大厦。我预先带去了几卷胶卷，请他帮我在白宫和“国会山”前面照了几张举着我写好的标语牌子的照片以备后用。到了“国会山”附近，抒翰说要赶回去上班。我心里清楚，就算他不上班，他也不会陪着我再往前走了。他能来，并撑着陪我走到这里已经非常不错了，别说看不见打在我身上的光波，就算能看见，中国人也很难在这种事情上见义勇为；特别是在美国的中国人，更是处处小心谨慎，决不愿意引火上身。
前面的路就要靠我自己走了。我目送着抒翰离开，转过头来看了看那高大雄伟的“国会山”大厦，那白色圆顶的巨大建筑物正透射出一种逼人的威严。我心里多少也感觉有些忐忑，这毕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上街头去抗议，心里难免有些紧张，但我很快就克服了这种心理压力，抬起头，勇敢地往前走去。
我开始了我伟大的抗议之举。虽然这只是我一个人的抗议斗争，但我还是感到有一种英勇悲壮、视死如归的感觉。此时此刻的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也不在乎会被警察抓起来或被送进疯人院，因为我现在的状况比这些强不了多少。我走到离“国会山”几十米外的台阶前，想了想，还是应该找一个警察问一问，对这样的抗议活动有没有什么规定和限制。路上的一个警察告诉我，应该去警察总部去申请“许可证”。幸亏不太远，它就在“国会山”附近的D街147号，我走去了。
接待我的是一位黑人警官。他问我是不是需要作什么表演。
“不，不，是抗议。”我说。
“有多少人？”他又问。
“就我一个人。”
他看了我一下。
“那你不需要任何许可证。”
“站在哪里都行？国会山门口行吗？”
“可以。”
随后，他给了我一张名片。
“如果有人找你麻烦，可以叫他来找我。”他说。
“非常感谢”我说了一句。
我转身立刻赶往国会山。到了国会山后，我选择了国会山右侧的一个路口站了下来。我向四周看了看，心脏不由自主地怦怦跳了起来。我在那里站了足足有2分钟，想让自己定定心神。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将罩在抗议牌外面的黑色罩子取了下来。然后，我又慢慢地将牌子一点、一点地举了起来，举过了头顶。
像我这样的人，活了大半辈子都是跟书本和实验室打交道，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也会有今天之举。刚开始，我真有点觉得紧张心跳和难为情。那些行人的目光落到我的身上和脸上时，我觉得有些浑身不自在。可是，人都是逼出来的，真走到了这个份上，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要一想起这些年所遭受的虐待，想起在这透明牢房中的挣扎和呻吟，想起那生不如死的境遇，我的心变得刚硬起来。我将眼光从那些投过来的目光中移开，带着一脸冷峻、坚定和固执的神情站在那里。我耐心地等待着好奇的人们来向我询问和讨要传单。
我想起临来抗议之前，邻居的北京夫妇来看我，听说我要去抗议，一脸严肃紧张的表情对我说：“会不会有危险啊？有人认出你来怎么办？戴上口罩吧。”大概指的是熟人看见我吧，又不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怕什么？一个连脸都不敢露的人还来抗什么议啊！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把抗议看作是犯上作乱、要掉脑袋的，哪怕它是正义的、合法的。这种观念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深入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这大概就是东西方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也就是西方民主很难在中国体现的重要原因吧。
“国会山”附近的确是壁叠森严、警察密布。我刚在那里站了两分钟，两个警察就走过来询问。他们查看了我的driver‘slessens（身份证），探问我的事由。我给了他们一张我早已写好的给民众的公开信。我观察着他们脸上的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心里不免又忐忑起来。他们读了传单，抬起头来看了看我，没说什么。他们能相信多少我不好说，但至少我感到他们不能阻止我站在那里。过一会他们走了，我就大大方方地在那里站了下来。
当时正值早春3月，华盛顿的天气已经比波士顿暖和多了，但那天还是比较冷。我站了一会后手脚都冻僵了，只好在附近走一走再回来。这天行人和游客不多，我打印好的一大沓传单只发出去了两三张。
晚上，我安全地回到了苏珊家。我比他们预计的时间晚到了一小时，他们正着急呢，不知我是被抓起来了？还是走迷了路？一见我进了家门，提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其实，还有一个担心的原因他们没有说，我心里明白，是怕我真的神经有问题，疯疯癫癫地跑丢了。吃晚饭的时候，我很轻松地把当天所发生的一切向他们俩陈述了一遍。
“也就是说抗议不会招来什么麻烦，是合法的？”听完后，苏珊问。
“应该是这样吧。”我回答。
从昨天起一直笼罩在这个房子里的紧张而沉重的气氛被打破了，特别是苏珊夫妇俩，大有如释重负的神情。我也感觉轻松许多，我知道我的到来将不再给他们夫妇带来心理压力和不必要的麻烦，心中的负罪感消除了许多。
我在想，中国人常常把上街抗议政府不良执政的举动与反政府的暴动等同起来，感觉会受到政府镇压，是一种很危险的举动，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去做的。而欧美国家的人则认为上街抗议是很正常、很合法的事情，任何人都有权利表达他的意见和不满。这大概就是民主国家的最大优越性吧。我既身处这样一个国家，不去利用这样一种优越性，不是很可惜、很可笑吗？我庆幸自己做出的正确决定。可是，民主国家也不能避免错误和邪恶，特别是当权者们的错误，如果抗议没有一定的声势和规模，他们完全可以熟视无睹，你抗议你的，他做他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至少可以把我所遭受的说出来，我很知足了。
我希望能在华盛顿抗议至少一个月的时间，能3个月当然更好。如果我长时间地、每天不断地站在国会山门口，我相信一定会引起不少人，包括政府官员们的注意。但是，我不能长期住在苏珊家，太麻烦他们了。我向苏珊打听能不能帮我租一间房子，哪怕一个月也行，只要我能在里面简单吃住就行。苏珊当时答应了。后来，估计是打电话问子健，又跟抒翰商量了一下，他们都说我不适宜在华盛顿久留。于是，最后她跟我说不行，找不到合适的房子。
我知道她是借口推托，也不好说什么，无奈之下，决定一周后离开华府回波士顿。不过，我已经感到很幸运了，能有机会到美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地抗议了一周。也许，这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很奢侈了，这是以朋友的爱和支撑、朋友的心理压力和担忧作为代价的。
第二天，阳光明媚，风和日暖，比昨天暖和多了。我来到“国会山”，还是站在右侧的小道旁。站了一会，我看见大部分游客都在正门前的一片开阔平台上，我这里显得有些隐蔽和冷清。昨天我大概有点被这幢威严雄伟、象征着美国最高权力的建筑物给怔住了，感觉站在正中间、举着抗议牌是不是太蔑视美国的最高权力了，那感觉就好像有人举着牌子站在中国的天安门城楼前一样不可接受。所以，我就选择了侧面的路旁站下了。今天来了一想，不是说哪里都可以站吗，既然来了就应该站在最显眼、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让越多的人看见越好。有了昨天的经历，我胆子更大了一些，干脆站到了正门口的那一片开阔的平台上，面对国会山大厦举起了抗议牌。我希望里面的人从窗口也能看见我的抗议牌。
我刚一站定，警察又来了，要看我的身份证。我照常发给他一份传单。过一会他走了，只好让我站在那里。我想若不是有规定，他一定会把我轰走的，我现在站的位子太扎眼了。这天天气很好，行人很多，有游人，也有附近的工作人员。我站在了一个显眼的位子，路过的人都会看一眼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大多数人都很好奇，只靠牌子上的那几个字“Stop Abusing From Satellite”，他们很难明白是什么意思，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好奇的人会干脆跑过来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就发一张印好的传单给他们。看完传单的人表情多少有一些惊恐，变得严肃起来，有各种不同的反应。大多数人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不想惹事，立即走了，谁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有些人不太相信，觉得我有毛病；有些人半信半疑，他们觉得如果这是真实的，那既可怕又可恶。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和各种各样的表情。中学生们特别地好奇，他们常常看过信后又回过头来问一些问题：“这个卫星它会跟踪我吗？”、“我身上的痛是不是也是卫星打的？”等等。还有一群高中生用锡纸做了一顶帽子，第二天带来送给我，他们认为这样一定可以挡住从卫星来的攻击。他们很可爱。他们以他们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理解和同情。
成人提的问题有些不同，比如：“你现在靠什么生活？”、“你是哪国来的？从中国来？那很有可能盯着你”、“你做的工作很机密吗？”等等。
“我们很赞同你的说法，”几个法国游人看了信后对我说，“你认为法国也会干这种事吗？”
“不，我认为不会。”我回答。
“我们能跟你留影吗？”
“当然”我同意了。
人们的同情和相信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有时我甚至会觉得很受感动和鼓舞。
当然，也有人问：“你去看过医生吗？”、“看过心理医生吗？”，这些人大概认为我有心理问题。我不会在乎这样的误解，我这么多年的误解还少吗？我本来也没有奢望每个人的理解，只要有一个人能理解就是我的胜利。
这一个星期都是阳光灿烂，就好像是上帝对我的眷顾，我再也不用冻得缩手缩脚了，甚至连“国会山”附近的樱花也开始开放，真是春意盎然。可惜我没有时间和心情去欣赏华府的春色，不过这样的好天气，却能让我顺利完成在华府的抗议行动。
最后一天，一个警察又来了，出乎意料地对我说：“你可以去找你们麻州的州议员，他现在正在Russell Building大楼3层，Kennedy office（肯尼迪办公室）。他会在华府待上一周的时间。”
我有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告诉我这个信息，我不知道他是想支开我呢，还是真想帮助我？
“等我回麻州后再去找他吧。”我想了想后说。
“你既然来了就应该去。”
我看了他的眼睛一秒钟，发现他的眼神和面部表情很诚恳，而且带有同情。去见议员的确是个好主意，我采纳了他的建议，去Russell Building大楼去找肯里迪议员。
Russell Building大楼就在国会山大厦的后面不远，我背着抗议牌来到了Russell Building大楼门口。我发现这里很繁忙，岗哨和警察也很多。出入大楼的人都是一些西服革履的人，有一些看起来真有点议员的派头。看来这里才是议员们经常出入的地方，我真后悔没早些来到这里，如果我在这里站上一星期，也许能让更多的议员看见我的牌子。
我背着牌子刚准备进大楼，门口的警卫把我拦住了，不许我把牌子带进去。我只好把牌子搁在大楼外的墙根下。通过安检后，我来到了肯里迪议员的办公室。这里好像是接待室，坐满了人，大概都是来访者。里面还有一间，可能是议员真正办公的地方。接待室里有两三个年轻的办事员正在接待来访者。
“我想见见肯里迪议员。”我走上前去，对一位办事员说。
“你需要提前一周预约。”他回答。
可是，我已经没有时间了，这是我在华府的最后一天。我只好留下一份传单、我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希望他能跟我联系。我准备回麻州后再去找他。
3月28日，我回到了麻州。尽管没有死，也没有被抓起来，但我也没有什么凯旋的感觉。我在家中休息一周后就开始给肯里迪议员打电话，准备找他谈一次，结果被他的女秘书挡住了。她对我说，肯里迪议员不管这种事，只管什么申请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等。这当然是秘书的搪塞之词，看来我跟这位议员是无缘相见了。
我不能就此罢休，我还是要继续去抗议，不能去华盛顿，我就在麻州、在波士顿抗议。我在家又休息了两周，一方面是我回来后一直有些累，另一方面是麻州的天气还太冷。
到了4月的第三周，我又开始跟子健商量要继续去麻州政府抗议的事。子健不同意，说怕对佟佳影响不好。他说我在街上举着牌子，他们俩出去见人都很难为情。我认为这是借口，坚持要去。他说如果我一定要去就必须从这个家搬出去。我当时有些吃惊，没想到了这种时候，子健还挺绝情，大概是怕我连累他们吧。我反正是豁出去了，死活都无所谓，也许是不该拖着他们跟我一起死，我愿意搬出去。
我们出去打听了一些公寓，都需要月薪1200美元以上才有资格租。我现在连工作都没有，怎么能租得到房子。我又四处托人打听是不是有人家可以接受我一个人进去住，按月付房租。一听我这种情况，一听我要去抗议，朋友们都躲之不及，生怕惹是生非，赶紧回绝了。
我最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自己在屋里越想越伤心，开始流起泪来，到了后来实在忍不住，就大声哭起来。我怕隔壁的佟佳听见，就跑到洗手间，关上门，放声痛哭起来。我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就是止不住。这几年来，我还从没这样哭过，以前都是一个人暗自流泪，这次也许是压抑在心里的痛苦太长、太深，今天终于再也无法隐忍下去了，犹如山呼海啸一般势不可挡、不可休止。后来，长达三小时的声嘶力竭让我已经哭不出来了，已经没有了眼泪，但我还是想哭，心中的痛楚就像身上的疼痛一样仿佛永远无法释放和摆脱。我几乎已经是在无泪地干号，可我要嚎，要把内心的悲哀嚎出来、喊出来，那已经变成了悲愤的呐喊。
我在洗手间的地上连哭带喊地也不知多长时间，我以为别人听不见，其实房子没那么隔音，我那么大的动静最后被佟佳和子健听见了。他们都吓呆了，从来还没听见我这么哭过，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佟佳不敢进来，子健慢慢走了进来，望着我痛哭的背影和抽泣的双肩有些心不忍。他在我身旁蹲了下来，开始安慰我。
“如果你想去抗议就去吧。”他说。
他也只好让步了。
“只要你不让佟佳看见你的行踪和举动就行。”他最后说。
其实，我也并非想用眼泪来取胜，只是到了伤心之处止不住眼泪罢了，没想到获得了意外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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