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子刚举起来不久，一个白人老太太从我身边走过。
“滚回你的中国去！”她说，眼睛看着别处。
“如果你们能放了我的话，我会回去的。”我平静地对着她的背影说。
过了一会，一个黑人牧师走过来，神情和蔼地向我询问抗议的原因，我给了他一张印好的传单。
“你这样做是对的，”他看后说，“用不着害怕，人们不理解是因为他们没有你同样的经历。你应该让人们知道这今后有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
到了下午，又来了一个中年白人男子，看过信后问了一系列的问题，感觉他好像知道我生活中的不少事情，并且还很详细。
“你丈夫跟你不和吧，是不是因为他不能理解你？”他说，“你现在是靠申请社会保险福利为生吧。”
我一听就能断定他是那些操控者们派来的，没有吭气。
“你会好起来的。”他临走时说。
“什么时候？”我立刻开口问他。
他看着我没说话。
“我还要等多久？我已经忍受快10年了，难道10年的时间还不够吗？每月400美元的社保金够我干什么呢？”我又问。
他眼睛里露出了惊愕的神色，没有回答什么，走了。也许，他也不知道答案。
在行人中，有很多人对我的标语感到好奇。不过，只有真正有兴趣的人才会来要一张单子。一些看上去比较成功、富有、春风得意的人显得不太关心，还有那些穿着讲究、养尊处优的人也不太关心。也许他们自己感觉良好、很满足，没有闲心关心别人的问题和疾苦。也许，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世态炎凉才是常态吧，真正的同情是少有的，是来自于正在痛苦或经受过痛苦的人。
第二天，我又去了，还是站在同样的位子。我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我就这样站下去，直到操控者们从我头上撤下那道“魔鬼之光”。我已经失去了一切，既没有工作可做，也干不成其他的事，与其天天坐在家里忍受痛苦，还不如举着牌子站在这里忍受痛苦更有意义。我再也不愿像一个行尸走肉、实验动物般地活下去了，虐待一天不停止，抗议就继续一天；活着一天就抗议一天；活着一天就控诉一天。
这一天，一个中年男子从这里经过，看见我的牌子好奇，要了一张传单走了。过了几个小时，他又回来了。
“你说的是现在用的手机对人类的影响吗？”他问。
“不，我说的是一个有目的专门系统，它跟踪我已经10几年了。”我回答说。
“为什么选择你呢？”他又问。
“我也不知道。”
这个问题我也千百次地问过自己，始终没有答案。
“我想，他们总要选一个人作为目标，不是我就会是你。不幸的是我被选中了。”
我接着说。
“被选中有好处有坏处，”他说，“就像我们犹太人被上帝选中，你说到底是好，还是坏呢？其实很难讲，不是吗？”
“我情愿从来没有被选中，”我想了想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代价我都不愿意遭受这样的灾难。从30多岁到40多岁，我生命中最重要、最宝贵的时光都生活在极端的痛苦之中，你说值得吗？”
“的确时间太长，但愿你这次有好运气。”说完，他走了。
我陷入了沉思。圣经中上帝对犹太人的选择难道可以跟我现在的情形相比吗？上帝选择犹太人难道是为了虐待他们吗？二战中被虐待而死的犹太人难道是因为上帝选择了他们吗？他们难道该死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上帝是什么？是虐待狂吗？
两周已经过去了，我还是站在那里。开始有人在我站立的地方一、两米处我能听见或者他们这个系统能听见的范围内，又开始给我传递信息了。这些信息都是通过不同的人从我身旁走过来传达的，每人说上一句、半句的。在波士顿，监控者们好像已无所顾忌，即使是在抗议，他们也迫不及待地要展开他们的操控了。
一个男人走过来，就像一个过路人，也许就是过路人，当与我擦肩而过时说：“Thursday（星期四）”。过一会，一个女人走过来说：“midnight（午夜）”。这些信息把它连起来，仿佛在告诉我“星期四，晚上午夜，这一切就会结束了。”几年来，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已向我传递过无数的谎言，尽管我能解出他们的暗语，但我再也不会相信。
果然两周过去了，两个星期四的半夜过去了，没出现任何变化，一切照旧，疼痛还是依旧。接下来的信息是：“Nouse（没用）”、“Waste time（浪费时间）”、“Do some thing better than this（做点更有用的吧）”，意思是我站在这里没用，是浪费时间，去做点比这个更有用的事。我不去理会这些，仍然每天站在那里，我要是能有什么别的办法，我会站在这里抗议吗？
我照常去州政府抗议。这天，到12点的时候，来了一个将近50岁的白人男子，头发灰白，一直披到肩上，长衣长褂，飘飘洒洒，手里还拿了一根树根头的拐杖，那打扮有点像个四海为家的侠客。
“这技术不是很好吗？”他看了我给的传单后说。
“如果他们用来干好事是很好，”我说“如果卫星用于信息传递，手机电话等是不错。可是，如果用来攻击人类，特别是攻击无辜的人，那就不好了（that is not'ok'）。”
“以前杰弗森（Jefferson）总统要释放他们家的奴隶，”他接着说，“奴隶们都不肯走。他家只好花钱把他们养着，那是为什么？”
“因为他是个好人，”我说，“他待他们很好，从不虐待他们。可是，这些人就不一样了。”我指了指传单。
他说了几句后，转过脸去冲着街上的行人大声说：“你们别好什么奇，我不是代表什么‘民主派’，我可是代表‘共和派’的。”我一听就知道他不知又是什么来路的，反正是有目的地在跟我谈话。尽管他的穿戴有些滑稽可笑，但他的眼里却闪烁着锐利的光芒。也许他是刻意打扮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也说不定。
“他们在我身上装了一块芯片，”他转过脸来继续对我说，“所以他们能跟踪我。你是不是也有什么芯片呀？”
“以前的技术是需要芯片，现在根本不需要，利用人体内本身存在的东西就可以跟踪你。”我说。
“你进了屋内还可以吗？”
“是的，可以穿透房屋。”我回答。
“我就是专门搞这个的，”他脸上露出了一点神秘的微笑，对我说，“让我去找找哪个芯片是管你的。”
“那就请你救我吧。”我知道他在瞎扯，也半真半嘲地说，“麻烦你去找找，如果找到了，请把它给毁掉好了。我实在太微小，没有力量阻止他们。”
“他们想扮演上帝的角色？”他接着问。
“是的，不幸的是他们不是上帝，所以我们才会如此悲惨。”
“我现在站在你旁边，他们也能看见我吧？”
“是的，他们能看见你。”
“他们甚至有录像带，你十几年的录像他们都有，你想不想看看？”他又反过来问我。
我没说话，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
“我们现在正在发明怎样将人抬起来，升上天空。”他接着又说，“这样，人就有可能一下子消失。去太空，你想去太空吗？”
“不，我不想去。”我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你是担心地心引力吧？”他笑了笑。
我没回答。我感觉他不是被操控者指使来说话的过路行人，而是一个知道内情的人。是监控者吗？不知道。他们真能把人升上天空吗？可能他们真在做这方面研究也说不定。现在我什么都相信有可能，现在的世界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他又扯了几句，见我不回答就走了。等我吃完午饭，他又来了。
“怎么又是你，你老从我这经过，不怕他们照下你的相来吗？”我有点嘲讽地说。
“我不管他们照不照，只要那个女人能安全就好。”他也半嘲地说。
正好这时从他后面走来一个女孩，他冲着她说：“你老跟着我干吗？”弄得那女孩莫名其妙。他的话真真假假，时明时暗，又有点乱七八糟，缺少逻辑性。可是，好像其中又隐射着什么，我也不能完全搞得明白。最后他走了。
6月20日，中国时间凌晨6点左右，我接到了从贵阳打来的电话，说我母亲已经在医院去世了。噩耗传来，我感觉有些意外，昨天母亲手术后还说一切正常，我还跟她通过电话，怎么现在就突然去世了呢？我立刻打电话到母亲住的医院，他们告诉我，手术后一切正常，出手术室后，在病房里可能一块痰堵住了气管，一口气上不来就去了。这是他们的解释，我想可能是体质太弱，根本不适宜动手术。但事已至此，也不可能有什么挽回的余地。
尽管3月份从中国回来就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噩耗真的降临还是让我很难承受。母亲真的走了，留下我在这个世上继续挣扎。眼泪从我的眼眶里涌了出来，流淌过面颊，滴落在衣衫上。母亲啊，我怎么办呢？多么想随你而去啊！在我面前是一个永远无法逾越的苦难深渊，母亲啊，让您灵魂的翅膀载我远去吧，离开这黑暗的深渊吧。我想起了上次回去时的情景，想起了曾经在我脑海中浮现过多次的设想：母亲去世后，办完丧事，我就在母亲的房间里自尽。如果我这次赶回去办丧事，这一切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呢？
考虑再三，我最后决定放弃回去的打算了。我会回去的，不会太久，等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完，等我把“魔鬼”的阴影甩掉，我就会回去。母亲，您等着我，我会回来亲自给您下葬。
接下来的一周，我在家没有出去，找出一块黑布，缝了一个袖套戴上了。我默默地哀思、默默地为母亲悼念着，直到哥哥打电话来说母亲的遗体已火化，追悼会也开过了。我擦干了眼泪，整理好抗议牌和传单，准备重新上战场，继续我那艰苦持久的抗“魔”之战。
我重新走上了街头，7月的波士顿天气开始炎热，我顶着烈日、顶着头痛继续在州政府门口举着牌子。几天下来，胳膊上的皮都被晒掉了。有时太阳正当头，我只觉得头昏眼花、口干舌燥，好像要中暑。我仍然顽强地站在那里，举着牌子。这比起“魔鬼”们的虐待只是皮毛而已，根本算不得什么。
我想，如果不是因为遭此劫难，我大概这辈子都不会走上街来抗议。虽说是受逼迫所致，但难免也是一种特殊的经历，这些是我以前在办公室和实验室里看不到和经历不到的东西。在这里，我所看到和感受到的不正是美国社会的一个侧面吗？
7月下旬，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DNC）今年要在波士顿召开。波士顿的整个城市都紧张起来，戒备森严。为了减少拥挤和吵闹，很多市中心的机构和商店都关了门。举行会议的弗林特中心（Fleetcenter）为了防止恐怖袭击已经围了一层高高的铁护网，行人决不能靠近。周围的商店也都不许营业，关门一星期，连火车也不能直接通到北站了，那里正好是弗林特中心所在地。想要去弗林特中心抗议的人群也只能在铁护网外的一个空间内进行，他们对这种防护很不满，认为他们像动物一样，被隔离在那里，失去了言论的自由。
各种美国人的抗议活动都会趁着这个特殊的时节进行，因为各界要人云集在此，全国的目光也都集中在此。子健说他们公司都建议这个星期休假，劝我也别去抗议了，怕有什么麻烦，或者真碰上什么恐怖活动。我没有听他的劝告，还是坚持要去。
“如果我没被虐待，生活得好好的，我是不应该去，是应该避得远远的。可是，我现在不同，如果我想让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呼喊，这也许是一个好机会。我怎么能避开呢？”我对他说。
“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跑去添乱，好多重要人物都会来，说不定克林顿还要来呢。”子健说。
“他来得正好，我正好想让他看看我这个样子，看看我已经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我说。
“跟克林顿有什么关系？”
“如果这个事情从10年前开始的，那当然是克林顿搞出来的，当时是他持政不是吗？”
“那现在换成布什了为什么还不停止？”
“也许布什不想管，谁愿意给克林顿擦屁股呢？”
“我不管你了。你实在要去，就去吧。”子健最后说。
开始我想，弗林特中心不许去，州政府门口总是可以的吧。我还是照常去站在州政府门口。会议开始的那天，有十来个警察在州政府门口巡逻。人和车视乎比平时少了一点，但出现不少新面孔，估计是这次会议带来的。他们视乎对我的牌子有兴趣，不断有人接受我递出去的传单。
不一会，一辆装饰好的彩车开了过来，上面竖立了一个布什的人像，前面写着“ThemissionisCompleted（使命完成了）”，屁股后面装着红灯，写着“On fire（着火了）”。这大概是抗议这次伊拉克战争的，意思是前面打了伊拉克，后面就着火了。接着又来了一辆，上面画着纽约9.11时的两幢世贸中心摩天大厦被飞机撞击后着火的画面，下面写着“Americanstopinsanity，orsomethingworse willhappen.”、“Abortionismurder”、“Gaymarriageissin”这大概是抗议堕胎和同性恋的，认为如果美国还不停止这些罪恶，今后会有比9.11更严重的灾难降临到美国人身上。
中午11点，我坐下来休息15-30分钟。我看见波士顿中心公园（Boston common）旁边站着十来个身着黑裙，头披黑纱的妇女。她们年龄不等，有年轻的小姑娘，也有白头苍苍的老太太。她们看起来都很凝重，特别是前面手持布帘的老妇人，她满头银丝，梳理得很整齐，往脑后绾成一个发髻，脸上有一种高雅庄重、气度不凡的气质。布帘上写道：“Womenweepingforchildrendeathinthe war（女人们为战争中死去的孩子而哭泣）。”她旁边站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表情严肃，手里正拉着一把褐色的小提琴。其他女人每人手里抱着一个用白布做的仿佛是已经死去的孩子。她们每人嘴里都在吟唱着一种哀歌，像是一群为死去孩子们哭泣的母亲。这是一个凄美哀婉的景象，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这无疑是一种反战的表白。
看到这些我心里有不少感触。这一个星期虽然行人减少了，但街上出现的各种抗议活动可是异常地精彩。人们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着自己的意见、观点、不满和抗议。这也许算得上美国的一景了，是一幅丰富多彩的、体现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巨幅画面。人们正在尽情地、毫无掩饰地表露着自己的观点。
我突然觉得很荣幸参加到这个行列中来。虽然我的抗议是被多年的折磨逼出来的，我现在真为我当初能站起来，能勇敢地把牌子举起来而感到骄傲了。我15年前来到美国，来到了这个所谓自由的国家，可其中有10年是在这个无形的控制之下，失去了精神、心理、以及某种肉体上的自由。现在，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这个国家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它让我震撼和感动；它来自于这里的人民，来自于这里每一个普通大众的心底；它是这里的人民赖以生存的根基；它震慑着当权者们的心灵，防范着罪恶者们的阴谋。感谢上帝，我的勇气让我在这块土地上仍然能够去呼吸那谁也控制不了的自由的空气——言论自由。
下午，一个青年白人男子，20来岁，戴着一副眼镜，穿着白衬衫，胸前挂着一个手掌大小的牌子，向我走过来。从这天开始，我已见过很多人挂着同样的牌子，估计是参加会议的代表，或者记者。这个青年走过时看见我的牌子，觉得有些诧异，就问我要了一张传单。看完后，他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掏出一个小本，询问了一些情况，记在本子上了。临走前，他记下了我的姓名。
第二天，我继续去州政府抗议。到10点左右，有两个中年白人男子走过来，要了传单。
“这事发生多长时间了？”看完传单后，其中一个问。
同时，他们掏出一个小本，准备记点什么。
“大概有十年了”我回答。
“你去看过医生吗？”
“去过，可医生检查不出任何问题。心理医生的药也没有任何作用。我每天都在忍受着这种人为的疼痛。”
“你认为是谁在干这事？”他们接着问。
“一个非常有权力的机构，并且一定有政府的允许。”
“你能找到证据吗？”
“靠我微小的力量是不可能的，肉眼看不见，需要有仪器才行。”
接着，他们给我照了几张相。
“你为什么不去弗林特中心？所有的相机和镜头都在那里。”其中一个说。
他们的态度是认真的、严肃的，不像与操控者有什么关系。
“听说，那里很挤。”我说。
“并不见得，你可以去看看。”
他们走后，我想了想，是啊，为什么我不能去弗林特中心看看？也许真像他们说的，并没那么吓人。只要他们允许抗议，我就能去。我赶紧把带来的干粮吃了，步行去了弗林特。幸亏不算远，大概走15-20分钟的路程，我沿路走过去，看见到处都是警察，越靠近弗林特中心，警察越密集，几乎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到了弗林特，我看见整个大楼被铁护网围着，旁边留了一个小道，可以通向大楼进口。大约有二十多个警察在小道口前徘徊。我走到通道口，一个警察拦住了我。
“你不能进去，你的牌子上有一根长棒，不能带进去。”他说。
“那我可不可以进去看看？”我问。
“把牌子留在外面。”
我只好把牌子留在警察那里，走进去了。原来，我进的这个口是可以让抗议者出入的，里面有一块空间，还有一个讲台，是专门留给这帮抗议者们的。真正的会议入口还要再往前走50米左右，只有会议成员才能入内。我在这个空间里转了一圈，看见铁网上贴满了标语：“这铁网是耻辱”、“我们不愿像动物一样关在这里”、“言论自由是9.11的第二牺牲品”等。总之，是对这个铁网的不满。还有一些反战的标语。一个退伍军人模样的人正站在讲台上演讲，我听不清他说的什么，只见他高声地喊着，拳头在空中挥舞着。我转了一圈，觉得其实我没必要进到这里面来，所有的会议成员和记者都要从刚才的那个道口进来，我只需站在道口外，让他们能看见我就行。
已经是下午了，没有多少时间了，我决定明天一早来。我取回了牌子就回家了。
第二天，我一早就来了，在铁网通道口外面当街的地方站了下来，举起了牌子。果然不出所料，我在那里刚一站，立刻就引起了注意，不少人经过时都注意到了我的牌子，甚至连街对面的人也不例外。他们有些是参会者，有些是行人，还有一些是政界人士。人们都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的牌子，不断有人给我拍照，不少人主动过来要我的传单，想知道这里面的故事。当然，这也逃不过那些嗅觉灵敏的、专程来采访会议新闻的各大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们。
不一会，有一个记者从道口出来，拿着摄像机和话筒。他看了我的传单。
“你能不能谈谈你的情况，我想给你录录像。”他说。
“可以。”我立刻回答。
于是，他把摄像机对准我，并打开了话筒。此时此刻，我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对着镜头和话筒就开始镇静地说起来：“有人利用光波，通过卫星，已经在我身上虐待了数年。在这几年中，我几乎每时每刻都被卫星跟踪着，时时都能感受到光波在我身体上击打所产生的人为的、不自然的疼痛。他们直到现在还是不肯停止，我已忍受太长时间，实在无法再忍受下去。我需要大家的帮助，帮助我阻止这种罪恶的行径。”
“你还有补充吗？”他又问。
“我认为这种高技术如果能用来为人民谋福利，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是好的。但是，如果用来迫害和反人民，做现在这种邪恶的事情，那就太糟糕了。”
“谢谢！”他最后说了一声。然后离开了。
过了一会，又有记者过来看传单，用本子记下了一些我说的要点。到了下午，又来了一个记者，身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相机。他过来看过传单后，就开始给我拍照，正面、侧面、高的、低的、远的、近的，拍了无数张，然后走了。过一会，不知为什么，他又回来了，又拍了几张，才最后离开。
次日，我背着牌子又去了。刚站下来不久，两个中年记者，一男一女，从道口走出来。他们拿出话筒想请我谈谈，我把情况说了一遍。
“你为什么认为是卫星，也有可能是什么别的东西？”男记者问。
“我很难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无法证实，但根据我的感觉，最有可能就是卫星。我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甚至是不同的城市。”
“你去看过医生吗？”
“看过，也去看过心理医生，他们检查不出任何问题，药也没有任何作用。”
“你有家吗？”他接着问。
“几乎没有”
“你的家人认为你疯了是吗？”
“对，因为肉眼看不见。”
“你有孩子吗？”
“有一个儿子。”
“多大？”
“十七。”
“你认为是谁在干这事？”他又问。
“一个很有权力的机构，并且一定有政府的允许。”
“你有没有认为就是政府干的”
“完全有可能。”
最后，他问我的姓名，并且要了我的电话。我问他们从哪里来，是干什么的。他说，他们是从德克萨斯州来。他们临走时，我对他们说我感觉特别无助和无望，希望他们能帮助我。
“我看看能做点什么”他说。
“也许操控这件事的人不会允许你们对这个事做些什么，他们的权力很大。”我对他们说道。
他看看我，没说什么，走了。
我还是站在那里，不断有记者来拍照、录像和问话。我是来者不拒，谁来问我都给他们讲一遍。我在想，不知记者们是否真能把这事公布出去，他们真能有这个能耐吗？虽说美国推崇言论自由，但也是相对的，权力的干预和控制不可能没有。凭着监控者们至高的权势和威力，几个记者算得了什么。
大约下午2点左右，有一支游行队伍从街的另一头敲锣打鼓地往这边走过来。队伍大概有100-200人，大多是年轻人。队伍中有不少人打扮奇特，穿着服装，拿着道具，举着大牌子：“GreenParty（绿党）”、“VoteNade（投纳德的票）”、“Newdemocracy（新民主）”。他们还举着布什和克里的人像。克里当时正代表民主党在竞选总统。记者们都蜂拥上前去拍照。
队伍走到通道口后，停了下来，一边敲锣，一边喊口号。然后，他们围成了一圈，中间有两三个青年，把布什的像扯下来，点上火烧了，又把克里的像也扯下来烧了；最后，把美国国旗也放在火上烧了。他们的口号是“Don’tjustbeat BushorKerry，getridofthemall”、“Kerryisnotthesolution，Don’tjustvote，Organize”。他们的观点是，布什或克里，共和党或民主党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应该重新组建新党。他们大概对现有的两个党都不满意。
我觉得他们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也许多有两个党，选择余地会大一些，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用这么过激的行动，好好地游游行不行吗？也许他们认为非这样才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吧。街头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他们那里去了。我干脆把牌子收起来，站在街边近距离地观看这场特殊的表白。只见他们烧完人像后，就着火势将一些燃烧物向铁网内的大楼投去。只听见“呼啦啦”一下子，从路口处涌出一群防暴警察，转眼间就把人群围住了。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乱。我没法看清，踮起脚尖，抻长脖子，好像看见警察抓住了两个人，从他们的背包里翻出了什么东西。
已经差不多下午3点15分了，我该去赶火车了，要不就晚了。我收拾起牌子，想从原路走出去，走过去一看，一排武装警察将路口严严实实堵住了。他们个个高大剽悍，身着黑色警服，手握警棒，头戴钢盔和防护面罩，真有点威气逼人。他们一个挨一个将那一面路口全堵住了。我看着这些警察，觉得有些惊奇，平日怎么都没见过如此彪悍的警察呢？一个个都将近1.9米高，宽大的身躯就像橄榄球队员，站在那里如同一块高大的门板，一排过去真像是一堵人筑的高墙，谁也别想越过。
我只好退回来，又往路的另一头走去，走过去一看，这边也有一大排警察挡住了路口。这里大概已经戒严了。我如果再不出去就赶不上火车了。
“我可以过去吗？”我走过去问一个警察。
“不行”他说。
我只好退回来，站在一边。我好像并不紧张，围观的人不只我一个，只是担心误了车。我看见一个女孩正在跟警察吵架，问为什么她不能过去。过了一会，开始从人墙中间放一些人出去了，我走过去问：“可以吗？”那警察向我招招手，我就出去了。
我穿行到旁边的一条街，想从这里绕出去。结果，旁边这条街也被警察封锁了。在这条街上集合了数百名警察，严阵以待，看形势真是如临大敌。我觉得大可不必这样，不就是几个年轻人闹闹，表达一下他们的观点和不满吗？并没有什么真正出格的暴力行动。
我只好转身往反方向走，去赶橙色线，然后转红色线，这样绕着走。到了坡特广场站，我正好赶上郊区的长途火车，没误车，还算幸运。不然就惨了，不得不在波士顿城里待一夜。
晚上看电视新闻才知道，今天下午警察抓了几个闹事的年轻人，说是从监视器里看到他们包里有像炸弹的东西，其实并不是，虚惊了一场。
第二天是星期五，会议即将结束，我还是准备去，好像并没有什么害怕和担心。我不知道是不是还会有参会人员和记者们留在那里，决定去看看。去了后发现，所有的铁护网一夜之间无影无踪了，露出了弗林特大楼的本来面目。门口已空无一人，警察也都消失了。我想不会再有记者在这里了，也就离开了。
DNC会议结束了。我该看见的、该碰到的都看见了、碰到了。我见到了记者们，被录了像、录了音，至于他们播不播放、见不见报，那就不得而知了。那是他们的事，我已经做到了我能做的。以监控者们的权势来看，他们完全可以控制这种事态的发展，何况我一个人的声势实在太小，又无法让肉眼看见这种光波。但是，至少我把事情说出来了，把问题提出来了，在大家心里画上了一个问号，他们可以去慢慢琢磨。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