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存在天池怪兽吗

    天池水面海拔2194米，面积9平方千米，湖内深达373米，平均水深204米。它的水温终年很低，夏季只有8～10C°。从科学的常规看，这里自然环境恶劣，地处高寒，水温较低，浮游生物很少，水中不可能有大型生物。

    然而，1962年8月，却有人用望远镜发现天池水面有两个怪物在互相追逐游动。

    1980年8月21～23日，人们再次目睹了水怪。21日早晨，作家雷加等6人在火山锥体和天文峰中间的宽阔地带发现天池中间有喇叭形的阔大划水线，其尖端有时露出盆大的黑点，形似头部，有时又露出拖长的梭状形体，好似动物的背部。9点多钟，目击者们又一次见到三四条拖长的划水线，每条至少有100米长，这样的划水线，如果没有快艇的速度是不会形成的。翌日早晨，五六只“水怪”又突然出现在湖面上，约40分钟后才相继潜入水中。23日，5只怪兽又出现在距目击者40多米的水面，这回人们清楚地看到，怪兽头大如牛，1米多长的脖子和部分前胸露出水面。水怪有黑褐色的毛，颈底有一白底环带，宽约5～7厘米，圆形眼睛，大小似乒乓球。惊慌的目击者边喊边开枪，可惜都未击中，怪兽潜水而逃。

    此后，人们又分别在1981年6月17日和9月2日再次目睹了怪兽。

    《新观察》的记者还拍下了我国唯一的一张天池怪兽照片，证明怪兽确实存在。

    然而，对天池水怪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天池形成的时间并不长，最后一次喷发（1702年）距今只有279年，是不可能有中生代动物存活的，况且池中缺少大型动物赖以生存的必要的食物链，无法解释此类大动物的食物来源。

    1981年7月21日，朝鲜科学考察团在池中发现一只怪兽，他们依据观察和摄影资料，判断怪兽是一只黑熊。而中国一位科学工作者提出质疑，认为人们所见的水怪与黑熊的形态有很大区别，且黑熊虽然能游泳却不善潜水等，因此并不能解释“天池怪兽”之谜。

    于是，有人又提出“怪兽”很可能是水獭。水獭身体细长，又善潜水，可在水下潜游很长距离。它为了觅食而进入天池，被人们远远看见，加上光线的折射，动物被放大，于是成了人们传说中的“天池怪兽”。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天池中常有时隐时现的礁石从水中浮现，也如动物一样有时露头伸出水面，有时沉入水中。还有火山喷出的大块浮石，它在水中漂浮，在风吹之下也一动一动地在水面浮动，远远看去，也如动物一样在水中游泳。

    难道许多目击者产生的都是同一错觉吗？如果不是，天池怪兽又是什么呢？它又是如何演变来的呢？

    高原地热现象之谜

    南起喜马拉雅山，北抵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从西陲阿里向东经过藏南延伸至横断山脉折向南，迄于云南西部的强大地热带的形成，和年轻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密切相关。我国科学工作者把它叫作喜马拉雅地热带。在这条地热带内有热水湖、热水沼泽、热泉、沸泉、汽泉等地热显示类型，还有世界上罕见的水热爆炸和间歇喷泉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现象呢？

    在喜马拉雅地热带内一共找到11处水热爆炸区，其中以玛旁雍热田最为典型。据目睹者介绍，1975年11月在西藏普兰县曲普地区发生了一次水热爆炸，震天巨响吓得牛羊四处逃散。巨大的黑灰色烟柱冲上天空，上升到大约八九百米的高度，形成一团黑云飘走。爆炸时抛出的石块直径达30厘米，爆炸后9个月，穴口依然笼罩在弥漫的蒸汽之中。留下了一个直径约25米的大坑，称为圆形爆炸穴，穴体充水成热水塘，中心有两个沸泉口，形成沸水滚滚、翻涌不息的湍流区。泉口温度无法测量，但热水塘岸边的水下温度已高达78℃。

    水热爆炸是一种极其猛烈的水热活动现象，爆炸后地表留下一个漏斗状的爆炸穴，穴口周围组成的环形垣体堆积物逐渐流散，泉口涌水量慢慢减少，水质渐清，水温降低。水热爆炸通常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前兆不明显，过程也很短促，大约在10分钟以内，因此只有少数人碰巧目睹过这种奇特的地热现象。

    有人认为：水热爆炸属于火山活动的范畴，这是因为目前仅有美国、日本、新西兰和意大利等少数国家发现过水热爆炸，但几乎都出现在近代火山区内。然而，青藏高原上的水热爆炸活动和现代火山似乎没有什么联系。它是在以岩浆热源为背景的浅层含热水层中，当高温热水的温度超过了与压力相适应的沸点而骤然汽化，体积膨胀数百倍所产生的巨大压力掀开了上面的盖层而发生的爆炸。高原上水热爆炸的规模较小，但同一地点发生水热爆炸的频率却较高。如苦玛每年四五次，有的年份则多达20余次。这种罕见的高频水热爆炸活动说明，下覆热源的热能传递速率大，爆炸点的热量积累快。从地热带内其他各种迹象判断，这个热源可能是十分年轻的岩浆侵入体。19世纪末叶以来，涉足高原的任何外国探险家都没有报道过这里的水热爆炸活动，已经发现的水热爆炸活动大都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它们形成的垣体中也不见泉华碎块，这不仅说明这些水热区形成的年代较新，而且还暗示这里作为热源的壳内岩浆体很年轻，正处在初期阶段。

    目前，西藏是我国境内发现间歇喷泉的唯一地区，共有间歇喷泉区三处。高温间歇喷泉是自然界一种奇特而又罕见的汽水两相显示，它是在特定条件下，地下高温热水做周期性的水汽两相转化，因而使泉口间断地喷出大量汽水混合物的一种水热活动。相邻的两次喷发之间，有着相对静止的间歇期。

    冈底斯山南麓的昂仁县搭各加间歇泉区位于多雄藏布河源，海拔大约5000米，共有四处间歇喷泉，都坐落在高15至30米的大型泉华台地上。最大的一处泉口直径只有30厘米，泉口东面有直径两米的热水塘由一条裂隙连通。这个间歇泉活动比较频繁，每次喷发高度由一两米至十余米不等。喷发延续时间也很不一致，短的一瞬即逝，长的可达10余分钟。每次较大的喷发来临之前，泉口及旁边的热水塘的水位缓缓抬升，随后泉口开始喷发，水柱自低而高，然后回落。有时则经过几次反复才达到激喷，汽水柱一下子上升到10米左右，持续片刻后渐渐下降，有时则又回折，几经反复直至停息。其中有一次特大喷发，随着一声巨响，高温汽、水流突然冲出泉口，即刻扩展成直径2米以上的汽、水柱，高达20米左右，柱顶的蒸汽团不断腾跃翻滚，直捣蓝天。

    这种奇特的、交替变幻的喷发和休止，决定于它奇妙的地下结构和热活动过程。间歇喷泉通常位于坚固的泉华台地上，其下有体积庞大的“水室”和四周的给水系统，底部有高温热水或天然蒸汽加热，还有细长喉管直达地面的抽送系统，酷似一个完整的天然“地下锅炉”。随着水室受热升温，汽化上下蔓延，至水室内具备全面沸腾的条件时，骤然汽化所产生的膨胀压力通过抽送系统把全部汽水混合物抛掷出去构成激喷。水室排空后再一次蓄水、加热，孕育着再一次喷发。

    位于拉萨市西北90千米的羊八井盆地海拔4200米左右，也是典型水热爆炸类型的热田之一。这里的一些巨大的温泉和热水湖的蒸汽升腾后，可形成10余米高的白色汽柱，十分壮观。羊八井地热田的发电潜力为17.9万千瓦，如果全部开发出来完全可以满足拉萨市及其附近地区的电力需求。西藏地热之谜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青岛由来之谜

    有的人认为，青岛是由海上一小岛“小青岛”而得名。小青岛位于青岛湾内，与青岛市隔海对立。德国侵占胶州湾后，在小青岛上建立灯塔，于是便用这个岛的名字来命名整个市区。后来又在这个岛的原名上加上一个“小”字，称为小青岛。

    说“青岛”是由海上一小岛“小青岛”而得名，这种说法是缺乏文字记载的。道光年间的《胶州志》、同治年间的《即墨县志》均未明确两者的关系。从字义上说，凡带“岛”字的都是由岛命名也不确切，如青岛附近的薛家岛、顾家岛等村，都是陆地，并非海岛，这就不能说带“岛”的地名全为海岛。

    鲁海又引证了青岛原是一海口渔村名称，明万历年间开航为海上贸易港口。清同治二年（1863年）建立海关分关。光绪十七年（1891年）开始成为一个市镇，也称青岛口。1898年至1929年间整个地区称“胶澳”，青岛是“胶澳”的一个市区名称。

    1929年后，青岛是指整个地区的名称。因此，青岛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含义。青岛自古以来南北航线有深水航线与沿岸航线，沿岸航线中胶州湾为必经之途。海岸线上的阴岛及麦岛以岩褐色深为著，黄岛以岭赭土黄为标志，而青岛树木繁茂，郁郁青青，可能由此而得名。

    还有人认为青岛是由青岛村发展而来的。青岛在清朝末年已经是一个市镇的名称。

    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道员刘仓芬在《查勘胶州湾条陈》中说：“胶州湾湾口东青岛，高四十七八丈，有市有关，地属即墨。”文中所说“高四十七八丈”，实指青岛山，在陆上而不在岛中；“有市有关”，更非在岛。所以在清末青岛已是陆上一地区名，再后成为城市名。

    现青岛市区历来属即墨所辖，清末属仁化乡范围，原有10个村庄，即青岛村、顾家岛村等，青岛村就位于青岛的对岸。按我国地名命名的特点，应该说青岛村以青岛得名。青岛村东部的小山，又命名为青岛山。据《胶澳志》：“青岛电报局始设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初为报房。”又说：“我国于1890年春设邮局于青岛，兼辖青莱沂胶境内22分局。”

    可见青岛应是具有一定规模的较大市镇。据日文《胶州湾》所载：1899年10月12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命名“胶州保护地的新市区为青岛”，这是青岛作为城市最早出现的名称。至于“青岛”这个村庄名称是怎样来的，还需进一步印证。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青岛是源于前海的一个小岛名，即胶州湾入海口北面的青岛。清同治《即墨县志》：“青岛，县西南百里”，在“山川脉络图”中标有这个岛屿，《海程》一卷中说：“青岛西圈，可容船十余只。”道光《胶州志》“广轮分率开方总图”中也画有青岛。

    乾隆十六年手抄本《灵山卫志》：“小青岛在淮子口（胶州湾海口名）对岸，入海者必由此道。”《莱州府志》有万历间叫“青岛海口”的记载。明万历六年（1578年）任即墨知县的许铤在《地方事宜议·海防》一文中记有“青岛”，这是有关青岛的最早记载。

    蛇岛为何只有蝮蛇

    蛇岛以蝮蛇的数目众多而闻名中外。据统计：蛇岛上的蝮蛇有14000多条，并且每年增殖1000条左右。那么，在这弹丸之地的孤岛上为什么栖息着这么多的蝮蛇呢？

    我国科学工作者经过考察研究后认为：蛇岛特殊的地理位置为蝮蛇的生存和繁衍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小小的蛇岛和台湾岛、海南岛等岛屿基本上都是第四纪时从大陆分离出去的“大陆岛”。蛇岛和旅顺、大连地区在地质构造、岩石性质、植物种数等方面的情况差不多。岛上的石英岩、石英砂岩和沙砾岩中，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裂缝。这些裂缝既能蓄留雨水，又为蝮蛇提供了良好的居住场所。

    其次，蛇岛位于暖温带海洋中，气候温和湿润，每年无霜期达180多天，是东北最暖和的地方，对植物生长和昆虫、鸟类繁殖极为有利。特别是该岛处于候鸟南北迁徙的路线上，同山东荣成、江苏盐城、上海崇明岛等候鸟栖息地连成一线。每到春秋两季，过往的候鸟有几百万只，树木茂密的蛇岛便是它们“歇脚”的好地方。由于蝮蛇有一套上树“守株逮鸟”的本领，它的鼻孔两侧的颊窝是灵敏度极高的热测位器，能测出0.001℃的温差，因而只要鸟停栖枝头，凡在距离1米左右，蝮蛇都能准确无误把它逮住，成为一顿美餐。“植物—昆虫—鸟雀—蝮蛇”，构成了蛇岛的生物链。

    还有，岛上土壤相当深厚，土质结构疏松，水分丰富，宜于植物生长和蝮蛇“打洞”穴居。蝮蛇生性畏寒，洞穴为它们提供了越冬的条件。同时，岛上人迹罕至，也没有刺猬等蛇类的天敌，对蝮蛇的繁衍非常有利。蝮蛇是一种卵胎生的爬行动物，繁殖力较强，母蛇每次可产10多条小蛇。在生的多、死的少的情况下，蝮蛇日益繁盛。

    如果说上述分析基本可信的话，那么为何这些蛇竟是清一色的蝮蛇，却还是个谜。

    有人认为：蛇岛面积很小，可供蛇类吞食的东西有限，捕食鸟类也并不容易，还往往会遭到老鹰的袭击，对于那些食性较窄、自卫能力弱的一般蛇类来说，很难在岛上生存，而蝮蛇的食性相当广，猎食和自卫能力都很强，在长期的自然演化中，蛇岛逐渐成为了单一的蝮蛇的天下。

    但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蛇岛周围海域共有5个小岛，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差不多，为何其他4个岛上没有蝮蛇，唯独蛇岛上有这样多的蝮蛇呢？看来，这个谜还有待于科学工作者的进一步努力，才能探明其中的奥秘。

    充满谜团的可可西里无人区

    可可西里无人区位于青藏高原腹地，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区交界处，但主要在青海省境内。其东至青藏公路，西以喀喇昆仑山脉为界，北依昆仑山，南被唐古拉山截住，方圆约24万平方公里。那里海拔5000余米，气候干燥寒冷，严重缺乏氧和淡水，环境险恶，是青藏高原最大的高寒地带。人类无法在那里生存，那里的一切也都是未知数。目前，它是中国最大、海拔最高、最神秘的“死亡地带”，也是世界屋脊的最后一块考察区。国家考察队于1990年5月，首次对它进行历时90天的探险考察，总行程2.5万公里，考察面积达7.5万平方公里。

    这次考察，共建了11个考察站，其中最低的工作站驻扎在海拔4350米的山坳里。这也许是世界各国探险队迟迟未对可可西里进行考察的重要原因。

    一般认为，海拔3000米高度对人体有一定损伤，这种损伤性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而递增。在海拔5000米以上地区活动的人，普遍的心脏会变大，变大的心脏压迫肺，使肺变小。如果连续工作超过90天以上者，变大了的心脏将很难恢复，直至无法呼吸而死亡。

    一天考察探险队碰上一个奇迹，竟在距青藏公路百余里的无人区境内发现两户牧民。他们一见考察队员们，便一家三代统统跪下，三步一磕头地老远迎过来。显然，他们把这些人当成天神了。

    奇怪的是这里还生长着成群的藏羚羊、野驴、野牦牛、狼，它们以旺盛的生命力使这块弥漫着死亡阴影的地区充满些许活力。

    可可西里，一个充满谜团和生机的世界，人类正试图一步步走进这个无人区。

    上海是怎样形成的

    上海是一座美丽的国际大都市，它坐落在长江口的南岸，1万年前这里还是汪洋大海，五六千年前这里是一片沙滩，它是怎样变成陆地的呢？

    约在1.8亿年前，上海就是古老的大陆架——扬子台地的一部分。到了6000万年前，上海和我国东部其他地区一样都经受了强烈的地壳运动，地下炽热的岩浆沿着地壳的破裂处涌出地面，形成了一些山丘，这就是今天的佘山、天马山九峰等。以后，上海地区地壳的趋势是逐渐沉降，于是长江带来的泥沙就一层又一层地淤积在这块陆地上，形成了多层重叠的古三角洲。距今1万年前的大理冰期结束后，冰川消融、海面上升，古三角洲的大部分又沦为浅海。其后，海面的上升速度渐渐减缓，而泥沙的淤积速度超过了海面上升和地体下降的速度，于是开始了新三角洲的发育。

    距今五六千年前，长江口还在今天的镇江、扬州一带，海湾北岸沙嘴从江都向东北延伸，至海安李堡附近与岸外沙堤连接，形成了里下河低洼地区；南岸沙嘴自江阴以下向东南方向延伸，与钱塘江北岸沙嘴连接，使海湾封闭形成泻湖，最后葑淤成太湖平原。当时的海面已经接近目前的水平，但是海岸线只在福山、梅李、支墉、太仓、外岗、黄渡、盘龙镇、漕泾一线。

    1969年冬天，上海农民在马桥境内开挖俞塘河，挖到两米深的地方发现了大片堆积得很厚的贝壳沙层，一般有40厘米，最厚处达一米半，越向东去，贝壳沙层越薄，这条南北向的贝壳沙堤就是当年的海岸线。由于长江泥沙的淤积和波浪、潮汐的顶托作用，沿着海岸线形成了几道平行的沙与贝壳混合构成的堤岸，在有些地段，这些堤岸已被埋入地下，有些地段现在还高出地面一两米，民间俗称“冈身”。冈身在松江故道的北面并列有五条，最西边的一条在太仓、外岗、方泰一线，最东边的一条在娄塘、嘉定、马陆、南翔一线，东西相距六到八公里；冈身在松江故道的南面并列有三条，分别称为沙冈、竹冈和紫冈，最西边的一条在马桥、邬桥、漕泾一线，最东边的一条在诸翟、新市、柘林一线，东西相距一到二公里。

    冈身上的马桥遗址年代约为距今4000年左右，冈身以西则分布着许多距今6000至4000年间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而冈身以东从未发现过东晋以前的文物，这说明冈身在五六千年前已经形成，而且一直维持到公元3世纪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它意味着在这一个历史时期内长江流域的生态非常良好，植被茂盛，水量丰富，江水含沙量少，所以水下三角洲尚未堆积，河口三角洲也没有发育。

    但是从公元4世纪东晋南渡以后，长江流域逐步得到开发，于是森林遭到破坏，水土大量流失，长江口泥沙沉积速度也加快了，长江南岸沙嘴也就不断地向东推进，东晋时修筑的沪渎垒已在冈身以东约10公里的地方了。

    唐代的时候在北起宝山的盛桥、月浦、江湾，中经川沙的北蔡，南至南汇的周浦、下沙、航头一线，形成了一条与冈身平行的沙带，在北蔡西南、沙带内侧的严桥发现了唐代遗址，这说明到公元10世纪的唐代，今天上海市区的大部分都已经成为陆地了。

    宋代海岸继续向东推进，北宋时从吴淞口到海盐一线筑了长达75公里的捍海塘。到南宋，这条海塘历经百年已经损坏，于是又修筑了里护塘，其走向大约北起高桥，南经川沙、祝桥、南汇、大团、奉城直至柘林。近年来在里护塘内侧的高桥和惠南镇都发现了南宋的墓葬，大团镇西也发现了大量宋元瓷片，这说明里护塘实际上是宋代的海岸线。从东晋到南宋才八九百年，海岸线从冈身到里护塘就向东推进了30多公里，而东晋前的两三千年间冈身只向东移动了几公里，可见江南地区的开发对长江的影响之大。

    宋代以后，长江主流改由崇明岛以北的北支入海，南岸沙嘴因泥沙不足而伸展缓慢，所以推进幅度不大。明代万历年间，在里护塘外侧修筑了外捍海塘，向外伸展最远的还不到5公里。清雍正年间，南汇知县钦连重新整修了外捍海塘，所以它又被称作钦公塘。光绪年间，在钦公塘外增筑了外圩塘，新中国成立后在其基础上兴筑了人民塘，这就是今天的海岸线。

    罗布泊是游移湖吗

    酷热、干旱、风沙、陡崖、盐滩，使得人们不能接近罗布泊，多少年来一直被称为“死亡之路”。历史上曾有许多中外学者试图冲破层层阻碍穿越大沙漠，完成对罗布泊的考察，然而许多人都是壮志未酬或是魂断沙漠。就是仅有的几次成功考察，却又在罗布泊的确切位置上产生了分歧。

    最先引起“罗布泊是游移湖”争论的是俄国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他在1876年曾到罗布泊位于塔里木河口的喀拉和顺境内，比我国地图所记的位置还要往南，纬度大约有1°之差。而且，他所见到的湖泊是一片淡水湖，芦苇丛生的大沼泽地，聚集着成千上万的鸟类。而北罗布泊的水都已干涸，变成盐滩，十分荒凉。

    普热瓦尔斯基认为：罗布泊从形成时期起，它的位置和形态就随着充水量的变化而南北变动着，有时偏北，有时偏南，有时水量很多，有时则很少，甚至干涸。

    瑞典的斯文·赫定到罗布泊地区考察，也认为罗布泊游移到喀拉和顺去了。斯文·赫定还推测了罗布泊游移的原因，他认为罗布泊游移是由于进入湖中的河水（塔里木河）夹带着大量泥沙，泥沙沉积在湖盆，使湖盆抬高，导致湖水往较低的方向移动。过一段时期后，被泥沙抬高露出的湖底又遭受风的吹蚀而降低，这时湖水又回到原来的湖盆中。罗布泊像钟摆一样，南北游移不定，而且游移周期可能为1500年。

    但也有人认为罗布泊从来就不是个游移湖。卢支亭先生认为罗布泊由于受湖盆内部新构造运动和入湖水量变化的影响，在历史上常出现积水轮廓的大小变动，此种变动本来是一种自然的历史演变过程，而不能称之为游移湖或交替湖。

    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地貌组通过对罗布泊进行实地调查和卫星照片分析，证明罗布泊从第四纪以来始终没有离开过罗布泊洼地，虽然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古代水文条件的改变以及最新断块运动而导致其水量的涨缩，但它始终是在湖盆内变动，湖水从未超湖盆范围以外的湖面。

    罗布泊在水面涨缩变化过程中，除了最重要的结构因素、古代水文因素，还有人为因素。进入阶级社会后，一些河道的改道总是以人的因素为主的，特别是干旱少雨的塔里木河和孔雀河下游的改道，如果不与社会联系起来，从人与自然的相处上面寻找原因，是难以找到正确答案的。

    从目前看，以上两种说法似乎各占其半，势均力敌，不管这个谜底究竟是什么，我们都应该好好思考，如何不要让短期的人为行动破坏自然的规律。

    大明湖形成之谜

    济南市位于鲁中南山地北部与华北平原的交接带上，北面有黄河流过，南面紧接泰山的前山带。所以这座城市正好处在一个凹陷中，而大明湖正居于凹地的底部。虽然只是一个天然的小湖泊，但却以其美丽可爱而蜚声国内。一般而言，在城市里有一个封闭式的湖非常罕见，其成因肯定是非常特殊的。大约从什么时候起、在怎样一种情况下形成了这个美丽的湖泊，我们还无法确定。

    大明湖是一个由泉水在低地上汇集所形成的湖泊，湖水源主要靠南侧山麓的泉水补给。以前济南的名泉如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五龙潭泉四大泉群的水直接或间接汇入湖中，今天这些泉水大多数已经不再补给大明湖的水源，仅有珍珠泉、芙蓉泉、泮池、王府池诺泉仍注入湖内。湖水从东北隅汇波门流出，汇合护城河水，流入北面的小清河，注入渤海。

    这种特殊的现象，在我国还不多见，大概只为济南这样的“泉城”所特有。古时候，济南被称为“泉城”——“齐多甘泉，甲于天下”。这个古来著名的泉城究竟有多少泉水？过去说它的城内外有72处，其实远不止此数。据新中国成立后实地调查，仅在济南市区就有天然泉水108处。诸泉汇聚于地势低下的城北，形成一片广大的水域。今天这片水域的许多部分已填塞成为市街，而大明湖是留下的最大水面。济南为何如此多泉，这同它的水文地质条件有关。

    科学家们认为，泉水跟倾斜的岩层也许有很大关系。济南处在石灰岩和岩浆岩这两种不同岩性的构造接触带上，这恰好为泉水形成和出露提供了有利条件。济南的南面有绵延的小群山，如千佛山等都是由厚层的石灰岩构成的，岩层略向北倾。石灰岩层内大小溶洞和裂隙很多。山地降水渗入地下，积蓄在其中，积蓄的水多了就顺着倾斜的岩层和裂隙向北流动，当流到济南北面时，遇到了组成北面丘陵的不透水岩浆岩的阻挡，便停滞下来，成为承压水，它一遇到上面地层薄弱的部分便冒出地面，成为大大小小的涌泉。而大明湖所在地正是济南北部最低洼处，众泉汇聚，所以成为湖泊。

    大明湖在历史上变化很大。北宋以后，由于人类活动频繁，生态有所恶化，古大明湖已逐渐堙塞，现在的大明湖是由古大明湖东面的一片水域，即历水陂演变而来的。在新中国成立前，社会的动荡和贫困使大明湖黯然失色，失修的湖内多为杂乱的湖田，湖边为坍塌的泥岸，岸边道路泥泞不堪。新中国成立后，疏浚了湖底，用石头砌成湖岸，对环湖大道及各种建筑都进行了修整。此外，还添设了新景点、新设施，又恢复了“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风貌，这样，著名的游览胜地重新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南海诸岛会不会沉没

    要弄清南海诸岛的沉浮问题，首先得了解它们是怎么形成的。1亿年前，地理状况与今天有着很大的区别。当时亚欧板块十分广阔，南海诸岛就属于它。那时，南海还不是海洋，而是河流纵横、层峦叠嶂的陆地。山上的岩石多是6亿年以前形成的。沧海桑田，岁月巨变，在距今7000万～8000万年前，由于太平洋板块向西俯冲，亚欧板块和印度洋一澳大利亚板块相互碰撞，这块古老的陆地在猛烈的撞击下四分五裂，海水也随之浸入，一个比较浅的陆表海环境就此形成了。对于它的裂开和洋壳出现的类型，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但时至今日还不能准确地解释究竟是板内裂谷型还是弧后拉张型。地质学家们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正在不断地探寻，假以时日，或许能找到更加完善的解释。

    在距今6700万年进入第三纪以后，这里分裂的地形得到了改变，海洋消失，又重新成为了陆地。不过此时的地形已经变成丘陵，平原相间、湖泊众多，而不再是山峦起伏、重峦叠嶂了。到距今3000万年前后，随着构造活动的加剧，这块陆地东北—西南向裂开，海水大规模自南向北浸入，今天的南海就初步形成了。当然，当时海水的深度和海岸线的范围都远不如今天，此时的岛屿和水下礁石大多是那些由古老岩石组成的丘陵和高地形成的。现今南海诸岛的基底岩层则是由千百万年来沧桑巨变所产生的沉积物形成的。

    南海四沙礁区如今有50多个岛屿，其中大部分都是在末次冰期阶段形成的。在距今1.5万～1.8万年时，岛屿的规模和数量和今日相比要大得多，后来许多岛屿都因冰后期海平面上升而被淹没了。因此，珊瑚礁便成了南海诸岛中大部分岛屿的物质来源。在风、浪、流的相互作用下，岛屿在礁面上堆积而成，属于沉积作用的产物。以往，由于弄错了南海诸岛中一些岛屿沉积物的成因，因此有人根据这些岛屿的海拔高度，推断出近10000年以来南海诸岛始终在上升。甚至有人认为，南海诸岛以每年1厘米的速度在上升。

    科学家们经过认真考察后，认为事实刚好相反，南海诸岛其实一直都处在沉降状态。而且根据目前所获得的资料分析，南海诸岛沉降的速度随着不同的地质历史时期的更迭而改变。从总体上看，沉降速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快。人们还发现，南沙和西沙的珊瑚礁台地，都是顶面小、基座大，呈宝塔形逐步缩小的规律，这同时表明了礁岛的一个特点，即珊瑚礁总体上是一种海浸礁。现今岛屿沉积物的下部都沉浸在水下，而这些沉积物本来形成于冰期，如果真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岛屿处于上升阶段，就应该裸露在水面上。

    更有说服力的是，西沙的石岛的全部沉积物都是风成的。这些沉积物是在陆地环境时形成的，在海平面上升和沉降的复合作用下，这些风成沉积物的底界越沉越深，以致最终沉浸在水下18.68米处。如果将海平面上升幅度和沉降速度看作同等重要的因素来计算，那么现在南海诸岛的沉降速率应该在每1000年12厘米以上。因此，如果今后海平面不出现大的下降，那么南海诸岛的岛屿面积不仅不会增加，反而逐渐缩小。

    目前，就人们找到的证据而言，南海诸岛应该是在下沉。然而这不是最后的结论。对于科学探索者来说，南海诸岛究竟是上升还是下降仍然是一个谜。

    恐怖谷之谜

    在我国陕西省甸阳县境内有一条幽深而狭窄的峡谷，被人称作“哭谷”。1980年6月的一天，几名地质人员路过“哭谷”时，正值阴雨天，阴云随着山风徐徐掠过峡谷上空，突然传出一阵震耳的枪声，大人、小孩凄厉的哭喊声，恐怖的气氛使地质人员心头发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然而，审视峡谷，一切如常。原来，据说新中国成立前夕，曾有一个戏班子路过这里，被国民党军队用机枪屠杀于峡谷之中。当时天阴沉沉的，枪声、人们的惨叫声响彻峡谷。以后，每年的这时碰上相同的天气，寂静的峡谷就会变成真正的“哭谷”，昔日的枪声、哭叫声复响人间。

    广西融水县有一处著名的风景区“古鼎龙潭”。1987年1月10日清晨6时，这里忽然响起此起彼伏的“古道场”的锣鼓声、吹唢呐声、敲木鱼声，声音越来越响，并且富有节奏感，直到当晚10时，龙潭鼓乐声才停止。当天有七千多人听到这奇异的鼓乐声。这种现象曾在1953年出现过一次，事隔30余年又重来，其间的奥秘尚待揭示。

    自然界的这种储存历史音响的现象，表现最多的则与战争有关，好像昔日战场易产生音响奇闻。

    在土耳其西南部有一个叫“恐怖谷”的地方，平时死一般寂静，但一到电闪雷鸣的时候，这里就会发出战马的嘶鸣声、人的呐喊声和刀枪的碰击声，听来惊心动魄，犹见恐怖的战争场面。当地居民说这是“鬼在打架”，近100年来一直如此。据历史学家考证，这里曾是古代罗马和波斯军队激战的战场之一。新的科学发现表明，“恐怖谷”地下有一个巨大的磁铁矿，可能是磁铁与雷电相互作用，产生了天然录音效应，使人得以重闻古代军队的激战音响。

    我国山海关附近有一片森林。一天夜晚，露宿在林间开阔地里的地质勘探队，忽然听见帐篷外杀声震天，刀剑的撞击声和战马的嘶叫声交织成一片。但是到天亮一看，这里依然是野草青青，古树森森，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第二天，又出现了这种现象。后来他们从史书上看到记载，原来这个地方曾是一个数百年前的古战场。

    在玉门关不远的一个峡谷里，每逢阴雨、湿热的天气，晚上便会听到鼓角声声、呐喊震天、战马嘶鸣、兵器铿锵，仿佛有千军万马在激烈厮杀。古建筑设计院的一位教授通过查阅古籍、实地调查，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段史实：

    1700年前，西晋大将马隆率3000人马与羌兵万余人马曾在此地混战多时，双方伤亡都很惨重。马隆见敌众我寡，硬拼难以取胜，就想利用当地的磁铁矿，设计智取。他派兵丁预先挖来好多磁矿石摆放在一个险要峡谷的人口两旁，然后让全军兵马用牛皮甲替换掉铁甲，与羌兵交战。当晋兵佯败将羌兵引近峡谷口时，磁矿石产生的磁场吸引着羌兵身上的铁甲，使他们个个东倒西歪，挣脱不开。这时，恰遇倾盆大雨，马隆率部调头杀回，全歼羌兵……由于当时激战的声音被附近的磁场录了下来，才使玉门关附近的这个古战场的面目被今人所知晓。

    庐山有没有第四纪冰川

    国际地质学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第三纪以来，中国气候过于干燥，缺乏足够的降水量，形成不了冰川。因此，李四光提出庐山存在冰川的观点，并没得到地质界的一致承认。英籍学者巴尔博根据对山西太谷第四纪地层的研究，认为华北地区在第四纪时只有暖寒、干湿的气候变化，没发生过冰期。他说：“庐山周围盆地的可疑沉积物，初看极似冰碛物质，但是仔细研究之后，似乎觉得必须寻求另外的解释。”认为长丘是侵蚀形态而非堆积形态，圆形的砾石是边棱已被风化的结果。之后，法籍学者德日进提出了下列疑问和看法：

    （1）若存在李教授所主张的如此广泛的近代冰川，就要有令人瞩目的确切无误的地貌特征，但事实上没有；（2）李教授拿出的冰川作用证据，恰好可以用泥流加以解释；（3）李教授的“冰碛”显然属于雨花台砾石层，如此则有许多问题很难解释；（4）李教授的考察结果真正表明，在上新世末，东亚显示了急剧的造陆运动。总之，两位外籍学者完全排除了更新冰期的可能。1935年，前中央研究院组成两个考察队，分别对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新生代地层进行考察，考察结果也否定了庐山曾有过冰川。

    以后几年里，李四光也在寻找更多的冰川证据，并以此来说服怀疑论者。1936年，他在黄山又发现冰川遗迹，更加证明庐山曾有冰川。经过多次调查研究，李四光对庐山的第四纪冰川的认识又迈进了一步，于是著成《冰期之庐山》一书，总结了庐山的冰川遗迹，进一步肯定了庐山的冰川地形和冰碛泥砾，描述了在玉屏峰以南所发现的纹泥和白石嘴附近的羊背石。这书专门写了“冰碛物释疑”一章，对反对论者所提出的观点进行了分析与反驳。对于泥砾的成因问题，他否定了风化残积、山麓坡积、山崩、泥流等成因的可能性，再次肯定泥砾的冰川成因。至于中央研究院调查组发现的存在红土化现象，正好说明庐山地区第四纪的气候变化，存在着冰期与间冰期。不久，他又著《中国地质学》一书，着重讨论了泥流和雪线问题。他说：对于泥流，即使承认如此巨大规模的泥砾是融冻泥流所形成的，那就完全有必要承认在高山上发生冰川作用，因为如果山下平原区发生了反复的冰冻与融化，以致产生了泥流的低温条件，按升高100米降低温度1℃计算，庐山上面的温度就要比周围平原低10～15℃，这样就不可避免要发生冰川了。据以反对庐山冰川的泥流作用，反过来却成了有利于主张庐山冰川的有力证据了！对雪线问题，他认为在更新世时期，雪线在东亚有降低，因此虽然庐山海拔较低，也能发生冰川。

    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又展开了讨论。反对庐山冰川者的根据是：

    （1）所谓“冰碛物”不一定是冰川堆积，其他地质作用如山洪、泥流都可以形成。

    （2）地形方面，庐山没有粒雪盆地，王家谷等地都不是粒雪盆地，而且山北“冰川”遗迹遍布，何以在山南绝迹？

    （3）庐山地区尚未发现喜寒动植物群，只有热带亚热带的。赞同庐山冰川者说，上面的问题不过是旧事重提而已，并对之逐条驳辩，但没拿出更多更新的证据。由于后来的条件，这场争论没有继续下去。以后的争论，都是旧话重提，没能跳出这个范围。

    庐山真面目，至今仍是一个谜；是否存在过冰川，对我国第四纪地层划分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有待于更深入的探讨。

    台湾岛是怎样形成的

    台湾岛是我国最大的一个岛。关于台湾岛的形成，在地质学界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台湾岛是东亚岛弧中的一个环节，它的形成与东亚岛弧的形成、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东亚岛弧即指东亚大陆架与太平洋西部海沟之间的岛弧，包括千岛群岛、日本群岛、琉球群岛、台湾岛及其附近小岛、菲律宾群岛等。

    弧的形成，是以东亚褶皱山系的出现为标志。而东亚褶皱山系的出现则是由于以下因素造成的：在地壳运动中，东亚大陆架一方面受到来自大陆方向的强大挤压力，另一方面又受到巨大而坚硬的太平洋地块的阻抗，于是在它前沿形成了一系列按东北—西南方向排列的山脉，那就是东亚褶皱山系，当它露出海面时，便构成了东亚岛弧。单就台湾岛讲，由于地壳运动的结果，产生褶皱、隆降，从而奠定台湾岛地质的基础。

    这大约是在地质年代的中生代的三叠纪的事，距今差不多2亿年。此后在很长时间里，这里又为海水所淹没，直到新生代早第三纪的始新世即距今约4000万年时，地球上最近的一次造山运动即喜马拉雅运动，使台湾岛及其附近小岛再次受到造山运动的影响，又发生多次的地壳运动，台湾岛大部分地区因受挤压褶皱而上升，大约在新生代晚第三纪的中新世即距今1000万到2000万年时，又重新被海水淹没，只有高耸的中央山脉突露出海面，后来长期在山脉的两侧，集起大量的沉积物。

    接着在地质年代新生代晚第三纪的上新世即距今200万到300万年前，造山运动又再剧烈进行，中央山脉再度挤压上升，其两侧也褶皱成山，显露出海面，那就是中央山脉东的台东山脉西的玉山山脉、阿里山山脉，终形成了台湾岛的现代地形。因为越是靠近太平洋，受到太平洋地块的阻抗越大，褶皱山脉的山势越高耸，所以台湾岛的地势比起内陆的福建等都来得高峻。也就因此，即使台湾岛本身，也是东边比西边陡峭。

    另一种看法是：台湾岛地层与大陆属于同一结构，在地质年代新生代的第四纪前即距今100万年前后，它本是大陆的一部分，同大陆连接在一起，最多是一个半岛。第四纪后因地层变动，局部陆地下沉，出现了台湾岛海峡，使台湾岛成了海岛。持这种看法的人还指出：即使出现了海峡，澎湖列岛南部同福建陆地之间，直到5400年前，还有一条与陆地联系着，而澎湖与台湾岛的陆地联系则一直维持到距今6200年前。

    有人还从研究台湾岛的史前文化来证明上述见解的正确性。人们在台东长滨乡八仙洞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那里出土的石制品有6000余件，都与祖国大陆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无论在制作技术上或基本类型上，都没有多大的差别。有人发现，从高雄县凤鼻头一带发掘出的史前时期的彩陶和黑陶，与大陆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黑陶非常相似，还有人在台北县淡水镇八里乡八盆坎发掘的青铜制成的两翼式箭头，经切片化验，发现它的冶铸方法是大陆殷商时代的。

    此外，人们在淡水河流域还发现，那里出土的赤褐的粗砂陶器与福建金门县出土的黑色和红色的陶器在刻纹等方面很相近，可能属于同一类型。这些自然只能从两边曾是以陆地相连中来说明。支持这种看法的人，还从台湾岛古代动物化石——如大象、犀牛、野牛、野鹿、剑虎等来证明有人在台湾岛西部发现许多大型哺乳类，且说明早在距今100万年左右就有大批动物从大陆别地移到原属大陆的台湾岛。也有人考察野生植物后指出：台地野生植物和大陆上的野生植物相比，多是大同小异的，大多相同相近或近缘。据统计：台湾岛洋齿类以上的野生植物达3800多种，其中有1000种（占28％）与大陆完全相同。

    把上述两种看法概括一下可以看出，不管哪种都指出台湾岛是由地壳运动而出现的。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地质年代新生代的第四纪以前台湾岛同大陆是分开的，第四纪以后有过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第四纪更新世前期即距今100万年左右，由于地壳上升的变动和地球上气候变冷的影响，沿海地区出现了陆地面积扩大的情况，那时候台湾岛海峡的海水可能几乎退干，成了陆地，于是出现了台湾岛同大陆连成一片的局面。后来到了更新世后期，地球上气候转暖，海水上升，陆地减少，台湾岛海峡又再出现，台湾岛同大陆又隔开了。以后又再相连、相隔。如此经过了多次反复。自然相隔的时间很长，而相连的时间也不很短。台地的大型哺乳动物就是在两地相连时从大陆别地进入台湾岛的；人类史前文化，也是在两地相连时一部分人从大陆带进台湾岛的。

    三说各有道理，何说为是，有待于人们进一步研究。

    五岳的由来之谜

    今天，“五岳”的流行说法是指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其实，五岳究竟是哪几座大山，历来有许多争论。

    张守节《史记正义》引《伪孔传》日：“‘四岳’即上羲和四子也，分掌四岳之诸位，故称焉。”意思是说，全国既分为四个区域，就在东西南北四个区域中各选一个名山作为代表，称之为岳。《尚书》中也只有东南西北四岳，而无五岳之称。《史记·五帝本纪》引《尚书·尧典》，记述尧以治水和禅位询问四岳之官，当舜即将接替尧的职权时，则巡狩四岳之地：“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华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礼。”在记述完这四岳以后，又在里边加上这么一句：“中岳，嵩高也”，“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五岳的概念，这时才较为明确地出现。

    五岳的名称，始见于《周礼·大宗伯》和《大司乐》，但它并没有说明五岳是哪几座大山。《史记》才定为岱宗（泰山）、华山、衡山、恒山、嵩山这五个确定的大山，但五岳到底是指哪几座山，历来却是众说纷纭。

    《尔雅》说：河南华，河西岳，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把黄河南面的华山，西面的吴山（即岳山，在今陕西陇县西南），东面的泰山（即岱宗），北面的恒山，长江南面的衡山，视为五岳。

    同是《尔雅》，又出现了第二种说法：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高为中岳。霍山在今安徽霍山县西北五里，又叫天柱山。郑玄注《周礼·大司乐》中的四镇五岳，把岱、衡、华、岳、恒作为五岳，同《尔雅》前一说；《大宗伯》则据《尔雅》的第二说，以泰、华、霍、恒、嵩为五岳。唐代的贾公彦为此作疏时则说：《大宗伯》之注中的五岳是据东都而言的，《大司乐》之注中的五岳是据西都而言的。但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楚。

    近代历史学家顾颉刚根据《汉代学术史略》考证，则又有与上述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秦始皇时尚无现在的所谓“五岳”的说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天下名山大川整理一遍，以旧时秦国的门户崤山为界，定其东边的五座名山分别是太室、恒山、泰山、会稽、湘山；其西边七座名山分别是华山、薄山、岳山、岐山、吴山、鸿冢、渎山。今天的所谓“五岳”，还分散在东西两边。

    汉代，讲黄帝故事的申公说：“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太山、东莱。”这五大名山都是黄帝常游的地方，华山在今陕西，首山在今山西，太室在今河南，泰山和东莱在今山东，都在黄河流域。由于这样的分配法没有按汉代疆域的实际情况来划分，所以汉武帝另行分配，以太室为中岳，泰山为东岳，安徽的天柱山为南岳，华山为西岳，恒山为北岳，用来显示国土的强大。后来因为安徽位置还不太“南”，所以又改以湖南的衡山为南岳。

    统治阶级划分的名山大川，往往是出于加强统治，显示国力的目的，所以任意改动，从而造成了历史上纠缠不清的“五岳之谜”。

    喜马拉雅山与台湾岛的植被为何同缘

    台湾岛的中央山脉与大陆的喜马拉雅山相距数千里，且有一道海峡相隔，然而它们的植被却有许多是相同的，这其中的奥秘在哪里呢？

    根据地质学家的考察和研究，在3000万年前的早第三纪，喜马拉雅山脉与台湾岛不定期地沉沦在汪洋大海之下。恰恰是第三纪中晚期的喜马拉雅山运动，使处在欧亚板块南缘的喜马拉雅山地和东缘的台湾岛，在印度板块向北和与之形成互动的太平洋板块向西北的俯冲下，同时迅速仰翘起，一起脱海而出，成为中华大地新生的两个“孪生兄弟”。

    当时台湾岛处于我国东部的湿润热带、亚热带气候区，在其逐渐成陆和与大陆连接的过程中，密布于福建沿岸低地的热带及亚热带森林首先覆盖了这片光裸的土地。而迅速隆起的喜马拉雅山地则将古地中海推向西方，位于其北山峦起伏的青藏高原古地中海海岸特有的热带、亚热带植被，也将喜马拉雅新生陆地打扮一新。然而，由于新第三纪的海浸，形成80海里的海峡，将台湾岛与大陆分割开来，台湾岛植物在其特定的环境下开始了自己独特的发展历程。而喜马拉雅山区则持续快速隆升，并逐步吸纳了古老的高原山地植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又丰富的山地植物世界。

    台湾岛森林的主要组建树种香樟、红楠、厚壳桂、刺栲、青钩栲、印度栲、赤皮青冈、岭南青冈等，许多种也出现于喜马拉雅山地。表现最为典型的相似景象出现在位于中央山脉的合欢山。从低到高，依次是常绿阔叶林、铁杉林和冷杉林，简直就是东喜马拉雅山地的垂直带。

    合欢山的森林分布怎么会与东喜马拉雅山地无任何区别呢？如果说某一个树种或某一森林群落从大陆迁移到台湾岛，还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么一大片山地森林垂直与东喜马拉雅山如此之相似，真叫人难以想象。

    在海拔2200米的高度附近，生长着一株株高逾20米的巨树，一层层枝叶在通直的树干上水平展开，如同一把把巨伞撑在蓝天下，这就是文献中所记载的台湾岛铁杉林。它广泛分布于我国西南山地，是中华铁杉的变种。但令人百思不解的是，这种仅生长在大陆西南海拔较高的凉爽地带的树种，是怎样经过广阔的亚热带平原和汪洋大海来到台湾岛的呢？

    杜鹃、马先蒿与龙胆本来就是喜马拉雅与横断山脉的特色，玉山蔷薇是广布青藏高原绢毛蔷薇的变种，马五万、小檗、乌头、女娄菜、报克、白珠、忍冬等属组成的高山植物群落都与喜马拉雅山无任何区别。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满山竟有一些地道的喜马拉雅植物，如长于岩隙中叶面被满绒毛的尼泊尔香青，从其名字就可知道它的喜马拉雅原籍。再比如玄参科的打绣球，原为喜马拉雅山地特有单种属植物，竟然也千里迢迢来此落户。如此之多的高山植物究竟何时，又怎样迁下高山，穿过广阔的华南亚热带平原山地，再越过台湾岛海峡迁居到台湾岛中央山脉的呢？现在科学家还没有拿出一个让人非常信服的回答。

    不过，雪山的冰川痕迹，也许是解开植物的迁移之谜的一把钥匙。从植物生态学的观点分析，喜马拉雅山地植物只有在第四纪冰期、全球气候变冷时，才有可能逐步迁移到低海地区，并在这一时期，因为两极冰川扩展，海平面下降，台湾岛海峡与大陆相连，这些植物继而越过海峡，迁居台湾岛。但这毕竟仅是一种分析。地质与地理学家也拿不出过硬的证据来证明中国东部第四纪究竟出现了几次冰期，冰期时气温到底低到什么程度。这也难怪，毕竟我国东部没有太高的山地，自然留不下令人信服的、确凿的冰川活动证据。

    中国的魔鬼三角之谜

    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在雨季来临的时候，它碧波千层，天水相连，渺无边际。在它的北部，有一处令当地渔民船工闻风色变的神秘三角地带，这便是被称为“魔鬼三角区”的老爷庙水域。

    老爷庙水域位于鄱阳湖区的江西省都昌县，南起松门山，北至星子县城，全长24公里。在湖东岸上有一座破旧的庙宇，称老爷庙，水域由此得名。多少年来，无法统计在这块水域里有多少船沉没。仅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该水域已有100多条船只神秘地葬身湖底，数十位船工的生命被狂嗥的浊水吞噬。

    美丽的鄱阳湖果真有这么诡谲凶残的水域吗？我们不妨回溯一下出事记载：

    20世纪60年代初，从松门山出发的一条渔船北去老爷庙，船行不远便消失在岸边送行的老百姓的目光中，突然沉入湖底，十多条人命被吞噬。

    1985年3月15日，一艘载重25吨，编号“饶机41838号”的船舶，凌晨6时半在老爷庙以南约3公里处的浊浪中沉没。

    同年8月3日，江西进贤县航运公司的两艘各为20吨的船只，也在老爷庙处先后莫名地葬身湖底。同一天中，同在此处遭此厄运的还有另外12条船只。

    又是同年9月，一艘来自安徽省的运载竹木的机动船在老爷庙以北附近突然笛熄船沉，岸上行人目睹船手们抱着竹木狂呼救命，一个个逃到岸上后吓得魂不附体。转身望去，湖面上浊浪翻滚。

    1985年，在此沉没的船舶有20多条。

    1988年，据都昌县航监站负责人透露，又有10条以上的船只在此水域沉没。显而易见，老爷庙沉船事出有因，绝非偶然。

    很难说老爷庙建立的确切年代。传说，元末年间，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展开决战。一次，朱元璋遭受困顿逃亡，遇上一老神仙。老神仙便派遣一只乌龟将朱元璋救至老爷庙处。朱元璋从此时来运转，后来终于打败了陈友谅，当上了皇帝。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感谢救人命的乌龟，便在湖岸边的高地上建起了一座庙宇，称“老爷庙”。

    打这之后，船行此地，渔民们便站立船头，遥望着老爷庙，宰杀随船带来的公鸡，用鸡血滴于湖水之中，以祭乌龟。不宰杀公鸡或不烧香拜佛者，将遭到船没人亡之灾，这似乎已成为当地人的习俗。然而烧香磕头，宰杀公鸡等并未改变渔民们的悲惨命运，沉船翻舟之事依然从未间断过，而且日趋频繁，老爷庙水域对渔民来说简直就是“鬼门关”。

    迷信自然不可信。那么，在这波浪咆哮的水域下面到底隐藏着什么呢？

    一起意外事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20世纪70年代中期，某天黄昏曾有人在鄱阳湖西部地区目睹一块呈圆盘状的发光体在天空游动，长达八九分钟之久。当地曾将此情况报告上级有关部门，而有关部门亦未能作出清楚的解释。

    有人猜测，是因为“飞碟”降临了老爷庙水域，像幽灵般在湖底运动，导致沉船不断。问题似乎越变越令人不可捉摸，然而“魔鬼三角”之谜究竟是什么？湖水底下到底有何种鬼蜮出没？已成为亟待解开的谜团。

    为了解开老爷庙水域神秘沉船之谜，江西省气象科研人员1985年初组成了专门的科研小组，在老爷庙附近设立了三座气象观测站，对该水域的气象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观测研究。

    从搜集到的20多万个原始气象数据看，老爷庙水域是鄱阳湖的一个少有的大风区。全年平均两天中就有一天属大风日，也就是说每两天就有一天风力达到六级。老爷庙水域的最大风力达八级，风速可达每小时六七十公里，在鄱阳湖，乃至江西省是风速最高的。

    从当地历年来保存的气象资料中，已显示出这块水域的频繁大风在历史上就存在过。这与20世纪70年代“飞碟”的传说并无干系。那么，老爷庙水域的大风何以如此之大，且持续时间如此之长？

    多少年来杀鸡烧香、磕头膜拜的渔民们不会知道，这水域的地形特点，给风力提供了一处极为理想的加速条件。在一年的观测中，科研人员没有发现有其他神秘之物的作用，却发现风景秀丽的庐山充当了大风的“罪魁祸首”。

    老爷庙水域最宽处为15公里，最窄处仅有3公里。而这3公里的水面就位于老爷庙附近。在这条全长24公里水域的西北面，傲然耸立着“奇秀甲天下”的庐山。庐山海拔1400多米，其走向与老爷庙北部的湖口水道平行，离鄱阳湖平均距离仅5公里。庐山东南峰峦为风速加快提供了天然条件。当气流自北面南下时，即刮北风时，庐山的东南面峰峦使气流受到压缩。根据流体力学原理，气流的加速由此开始，当流向仅宽约3公里的老爷庙处时，风速达到最大值，狂风怒吼着扑来。就如同我们在空旷的地带没有感觉，而经过狭窄的小巷顿感风阵阵吹来一样，“狭管效应”的结果加快了风速。

    无风不起浪，波浪的冲击力是强大的。经计算，鄱阳湖水面刮6级大风时，也就是属大风日，波浪高达2米。而此时每平方米的船体将遭到6吨冲压力的冲击。也就是说，一艘载重量20吨的船舶，其船侧面积按20平方米计算，波浪对其的冲击力则达到120吨，超出船重量的五倍。

    狂浪大风使这块神秘水域沉船频繁。在这块水域中，风浪最为肆虐的多发生在一块呈三角形状的大水面上，约占整个水域面积的70％左右。据调查显示：船舶沉没时，大多数都是风起浪激作用的结果。近几年间，每年均有十多条船由此沉没或被浪击毁。

    但是，老爷庙水域的“魔三角”之谜还是没有完全解开。因为这里面所涉及水域底部的地形状态等依然无人去观测，而这不属于气象科研人员研究的范畴。这一切，都有待于今后的探索研究。

    母亲河源自何方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是唐代诗人李白留下的著名诗句。它形象地描绘了黄河雄伟的风姿、磅礴的气势和一往无前的精神。横贯中华大地的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世界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黄河中游流经广大的黄土高原地区，支流挟带大量泥沙汇入，使河水呈黄色，故名黄河。

    黄河源地究竟在哪里？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我国人民曾对黄河的发源地进行了多次探索。然而，限于当时的科学水平和各方面的条件，一般都只到达星宿海一带。历史文献中记载有星宿海“小泉亿万，不可胜数，如天上的星”。星宿海，藏语叫“错岔”，意为花海子，即大片沼泽及许多小湖组成的低洼滩地。这里密密的短草成堆状散布在水中，枯叶烂根年年积累，形如表面松软的沼泽地带，行经其上，极易下陷。“星宿海”并不是真正的黄河源。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曾多次派出河源查勘队，历经千辛万苦，寻找河源。

    青海南部高原有“江河源”之称，水系错综，河流纵横。长江和黄河仅巴颜喀拉山一脉之隔，直线距离200余米。究竟黄河河源在哪里？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20世纪50年代初期，认为黄河源出约古宗列曲。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黄河多源，其源头分别是扎曲、卡日曲和约古宗列曲；另一种意见认为，卡日曲全长201.9公里，是上述三条河流中最长的，应定为正源。

    黄河的河源地区气候酷寒。8月里就似数九隆冬，年平均温度不足14℃，一年只有7天绝对无霜期。即使在一天之内，晴阴风雪变化之快也令人难以置信。

    黄河的河源地区没有龙门激浪洪波喷流的气势，没有壶口飞瀑巨灵咆哮的声威，只有潺潺细流蜿蜒逶迤，穿越坡地、草滩和沼泽，绕行于巴颜喀拉山的群峰之间，河水散乱，难以辨认主河道。黄河的藏语名称叫“玛曲”，即孔雀河之意。当地人民根据黄河河源周围有众多小湖的地理景观，命以孔雀河的美名，的确恰如其分。每当登高远眺，数不清的大小湖泊宛如繁星落地，恰似孔雀开屏，尾翎眼彩斑点点。

    黄河在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以上为上游，河道长3400多公里，大致自刘家峡以上属青藏高原范围。由于高原整体抬升和河流下切作用强烈，黄河上游峡谷众多。万里黄河上的第一个峡谷是位于星宿海盆地和约古宗列盆地之间的茫尕峡谷，该峡谷东西延续18公里，谷宽500～1000米，谷底和山顶高差100～200米，黄河通过峡谷的流量为每秒1.6立方米。刘家峡是黄河在青藏高原的最后一个峡谷，风刀雨剑砍石壁，挤成12公里长的通道，活像人工开凿的水渠。如今，一座巍峨挺拔的大坝，矗天而立。坝高147米，形成的大水库全长65公里，总库容57亿立方米。远看水面浩瀚，雾水茫茫，仿佛碧波仙女披着一层薄纱。

    当然，黄河上游最著名的还要算龙羊峡。在这里，黄河劈开近百里长的峡谷，两岸壁立千仞，悬崖耸立高达700米。河谷深窄，水面宽仅四五十米，峡谷内天然水面落差225米。龙羊峡水电站是黄河上游水力发电梯级电站的龙头。高原峡谷人烟稀少，在这里建电站，工程量小。而且，黄河愈往上游，水土流失愈轻微，河水泥沙含量小，不会出现由于泥沙严重淤积不能蓄水的问题。

    响沙湾的沙丘为何鸣唱

    我国有四大举世闻名的鸣沙地，即甘肃敦煌县的鸣沙山、宁夏中，卫县的沙坡头、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的吗沙山和内蒙古达拉特旗的响沙湾。响沙湾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之南约50公里，位于库布齐沙漠的中段，属达拉特旗，这里以响沙著称于世界。

    所谓响沙就是指能发出响声的沙子，有的地方又称鸣沙。响沙湾的沙丘和一般的沙丘相似，呈新月形，高约50米，沙丘的坡度约为三四十度。天晴时，这里的沙子经过太阳一晒，温度有时可高达50℃。赤脚走不行，穿着鞋子走容易进沙子，也不行。当你顺着山坡从山顶铺下来的长长的软梯慢慢爬上山顶以后，再从沙丘顶部坐在一片灿灿发光的金黄色的沙面上慢慢向下滑去的时候，就会发出一阵阵响声。这种响声有时像远处飞机或汽车的嗡嗡之声，有时像抖空竹呜呜之声，有时又像青蛙的叫声。总之，随着姿势的不同、用力的大小，发出的声音也就因人因地而异了。其声音之大，相隔近十米远还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响沙湾的沙子为什么会发出这些奇异的响声呢？当地人传说，这里本来有一座宏伟壮丽的喇嘛庙。有一天，一夜之间，狂风吹来的沙石把这座大庙埋了起来，堆成一座沙山。埋在地下的喇嘛们还在不断地念经、击鼓、吹号……我们听到的，就是喇嘛念经、击鼓的声音。这当然只是一个有趣的传说，从科学上，鸣沙又该怎样解释呢？

    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令人十分满意的科学解释，它仍然是一个未能完全解开的谜。有的科学工作者认为响声的发生似乎和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第一是地貌，沙丘呈新月形，沙丘的对面为一小山，小山与沙丘之间有一条季节性的河流。我国的几处“鸣沙”，其地貌均大致相似。

    第二是湿度，湿度大了不响，如果雨后去滑，沙子就不响了。宁夏的沙坡头就是由于植树造林以后湿度增大而成了哑巴。可是，如果沙子太干，它也不鸣。敦煌的鸣沙山就是由于处在沙峰环抱之中的月牙泉的泉水枯竭而不鸣了。由此可见，若要出现“响沙”，湿度要适中。

    第三，响沙和沙子的厚度有关。这里松散的沙子下面是比较硬的一层沙砾岩。沙丘顶部的沙子厚度可能较深，沙丘底部的厚度可能又较厚，所以最响的部分是在山坡的中部。

    第四，是沙子的粒度较细而且均匀，沙子的成分主要是石英、长石、黑云母等矿物。沙粒细匀而又湿度适中，则沙子空隙之间既有利于空气的储藏且又不易逸散，这是一个重要条件。山顶坡度陡，沙层薄，显然条件不好；山麓沙层太厚，湿度也可能较大，似乎条件也不算太好。至于沙层之下的沙砾岩层的崎岖不平或者是否有风化凹面，以致空洞影响着发声，则需试探后才能证实。总之，在滑下时，用力越大，动作越协调，则响声越大。一些游人由于去时是在雨后，或是由于没有掌握好下滑的技术，结果是虽见其沙，未闻其声，只是抱怨而归，那就未免太遗憾了。

    沙漠里的确有很多好玩的现象，什么海市蜃楼啊，响沙啊，不过人类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些现象的原因，所以它们身上还笼罩着迷人的神秘色彩。

    太湖成因之谜

    太湖位于风景如画的江苏无锡，是我国长江中下游五大淡水湖之一，水面达2400平方千米。太湖的水域形态宛如佛手，作为江南的水中心，它以其丰富的资源孕育了流域内人们的繁衍生息，自古就被誉为“包孕吴越”，历代文人墨客更是为之陶醉，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全国闻名的太湖，关于它的成因，一直到今天还争论不休。

    早在20世纪初，我国地理学家丁文江与外国学者海登施丹就认为，是大江淤积之故导致了太湖的形成。他们指出在五千年前，江阴为海岸，江阴以东，如皋以南、海宁以北，即包括太湖地区在内都是长江淤积的范围，这是最初对太湖的成因所作的理论上的描述。

    发展至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对太湖的形成有了较成熟和系统的看法。著名的地理学家竺可桢与汪胡桢等提出了泻湖成因论，即以后广为流传的太湖经“海湾——泻湖——湖泊水网平原”的演变模式。泻湖论在以后又不断被充实新的内容。德人费师孟在1941年提出经太仓、嘉定外冈、上海县马桥、金山漕泾，直至杭州湾中的王盘山附近，为一沙咀组成的冈身，是公元一到三世纪的海岸线。以后经对位于冈身的马桥文化遗址下的贝壳碎屑进行碳十四测定，基本上公认冈身是六千年前的古海岸线。

    近年来，随着对太湖地区地质、地貌、水文、考古和文献资料等方面的不断研究，对太湖成因的探究又有了新的发展，有人对泻湖论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质疑。认为在海水深入古陆腹地的过程中，虽然一边冲刷，一边沉积，但这种情况对于整个古陆地来说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确有泻湖地貌的沉积，但它不具有整体意义。因此，泻湖论虽然可以解释太湖平原的地形和地质上的海湖沉积，但难以解释何以在太湖平原腹地泥炭层之下以及今日湖底普遍有新石器遗址与古生物化石的存在，同时也与全新世陆相层的分布范围不符。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所的陈月秋还提出了太湖系构造湖演变而成的说法。陈先生根据太湖地区的古海岸线的位置、沉积相与微古化石种属特征、地貌形态和考古资料等诸多因素，否定了太湖地区在全新世期间曾有海侵，即否定了太湖为泻湖成因论；同时，他又提出由于强烈的燕山活动，奠定了太湖地区的地质基础，以后在新构造运动的继续影响下，太湖断陷盆地作西高东低的倾斜式下沉，湖区的边框形态基本上接近今日太湖的面貌，后来随着河道比降的变化，使三壅塞改道，湖水泛滥，以至在低洼地普遍发育了陆相沼泽层。

    可是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在研究太湖的过程中又有了新发现。人们在翻阅一本叫《吴中水利记》的北宋时期的古书时，发现书中记载着在北宋神宗八年（公元1075年），太湖地区发生大旱，太湖水位下降到了以往从来没有过的位置。这时人们发现，湖边数里的干涸的湖底上，竟然露出了古代居民留下的坟墓和村庄的街道，一根根已经近于腐烂的树桩仍然立在湖中。人们还在太湖的湖底找到距今六千年到一万年前古人类石器时代的遗址。

    这个事实给以上的成湖说以致命的打击。于是，又一种假说出现了。人们推测，大约在六千年到一万年前，太湖地区是一片低平的平原，人们曾经在这里生活和居住过。由于地势较低，终于积水成湖，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搬走他们的家当，就被洪水淹没了。

    至于太湖这片洼地的形成，他们认为，这和这里的地壳运动有关。太湖地区可能一直是一个地壳不断下沉的地带，由于地势低洼，从四面八方汇来的流水不能及时排出去，自然就形成了湖泊。

    太湖的“平原淹没说”还没有得到更多的传播和响应，又一种成因说突然出现了。最近，一批年轻的地质工作者们，用全新的观点来解释了太湖的形成。

    他们大胆地假设：在遥远的古代，曾有一颗巨大无比的陨石，自天外飞来，正好落在太湖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偌大的太湖竟然是陨石砸出来的！他们估计，这颗陨石对地壳造成的强大冲击力，其能量可能达到几十亿吨的黄色炸药爆炸产生的能量，或者等于1000万颗在日本广岛上空爆炸的原子弹的能量。

    可见，目前对于太湖的成因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所有这些不同的观点，均有助于推动人们作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随着不断的深入探究，人们最终一定能揭开扑朔迷离的太湖成因之谜。

    魔鬼谷之谜

    青藏高原北部的昆仑山区，有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内流河——那梭格勒河。那梭格勒河风景如画，草肥水美，是一个富饶的地方。河流南面有高耸入云的昆仑山主脊，北面有祁曼塔格山阻挡着柴达木盆地夏季干燥而炎热的空气，两山夹峙，雨量充沛，气候湿润，再加上叶脉状大小支流中的冰川融雪，灌溉着这片古老的谷地，因此，这儿牧草丛生，远远望去，好似锦绣的绿色绒毡。冰雪消融，遍地青草沼泽，染绿了座座大山、条条山谷。

    夏天山花烂漫，蜂飞蝶舞，万物欣欣向荣。秋天，银芒飘拂的金色草原上徜徉着成群结队的野牦牛、野驴、藏羚、原羚、黄羊。总之，面对这样的山谷，你绝对不会和“魔鬼谷”联系在一起，然而，这里的确是一个包裹在美丽平静中的恐怖地带。

    “魔鬼谷”的美丽和平静是虚伪的，在这山谷沼泽淤泥的深渊中，充满着熊的骨骸、猎人的工具、淘金者的尸体。

    蒙古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的牧民曾到此放牧，但由于惧怕“魔鬼”的凶残，牧民们后来再也不敢来这里了，他们宁愿让羊群在戈壁沙滩上饿死，也不敢到那里去放牧。这个魔鬼到底是什么，竟然让这里几十年渺无人烟？

    7月底的一天，骄阳似火，蓝天如洗，飞禽高翔，“魔鬼谷”更加娇柔妩媚。可刹那间，乌云翻滚，雷鸣电闪，冰雹雪霰齐下，狂风夹杂着飞沙走石，搅得周天寒彻，大有魔鬼降临之势。

    雷暴过后，“魔鬼谷”又恢复了平日的美丽和平静，但山坡上却留下了许多不幸的马和野牦牛的尸体，尸体附近有一片片枯草和焦土。

    制造恐怖和死亡的“魔鬼”究竟是谁？经过科学工作者的多方面研究和考察，总算弄清了“魔鬼”的真面目。这个凶残的“魔鬼”原来是雷电。这美丽的山谷竟是一个雷击区。

    为什么雷击多集中在这“魔鬼谷”？经过长期全面的勘察，发现此山谷是个峰值高达1000～3000伽玛的高磁异常带，共有17个异常区组成，其特点是规模大，梯度差明显，一般长10公里以上，宽一两公里，排满了整个百里山谷，那梭格勒河的两岸，地表被黄土、沙砾、泥沼掩盖，野外人员在磁场上工作时指南针失灵，迷失方向，潜伏着很大的危险。

    经考察队员进一步证实，产生高磁异常的原因除大面积三叠纪火山喷发的强磁性玄武岩外，还有大大小小30多个铁矿脉及石英闪长岩体，在电磁效应作用下，可引来雷雨云中的电荷，产生空气放电。

    昆仑山位于西风急流控制之下，潮湿的空气受昆仑山主脊的阻挡，常沿这两山夹峙的东西向峡谷汇集，形成雷云雨云，并携带大量电荷，构成很强的电场，一旦遇到突出的地物，即产生“尖端放电”现象。这个地方没有树木和建筑物，雷击放电时当然就选中了突出的岩石、野兽和人。

    如果科学家不给我们解开这个谜，人们真的会一直认为是神出鬼没的“恶魔”在作怪呢！

    中国的百慕大之谜

    在四川盆地西南的小凉山北坡有个叫黑竹沟的地方，被人们称为“魔沟”、“中国的百慕大”。这里古木参天，箭竹丛生，一道清泉奔泻而出，一切都那么宁静祥和，但是这里发生的一桩桩奇事却令人大惑不解……传说，在沟前一个叫关门石的峡口，一声人语或犬吠，都会惊动山神摩朗吐出阵阵毒雾，把闯进峡谷的人畜卷走。1955年6月，解放军测绘兵某部的两名战士，取道黑竹沟运粮，结果神秘地失踪了。部队出动两个排搜索寻找，却一无所获。

    1977年7月，四川省林业厅森林勘探设计一大队来到黑竹沟勘测，宿营于关门石附近。身强力壮的高个子技术员老陈和助手小李主动承担了闯关门石的任务。第二天，他俩背起测绘包，一人捏着两个馒头便朝关门石内走去。可是到了深夜，依然久久不见他俩回队。从次日开始，寻找失踪者的队伍逐渐扩大。川南林业局与邻近的峨边县联合组成的百余人的寻找失踪者的队伍也赶来了。人们踏遍青山，找遍幽谷，除两张包馒头用过的纸外，再也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9年后的1986年7月，川南林业局和峨边县再次联合组成二类森林资源调查队进入黑竹沟。因有前车之鉴，调查队做了充分的物资和精神准备，除必需品之外还装备了武器和通信联络设备。由于森林面积大，调查队入沟后仍然只好分组定点作业。副队长任怀带领的小组一行七人，一直推进到关门石前约两公里处。这次，他们请来了两名彝族猎手做向导。

    当关门石出现在眼前时，两位猎手不想再往前走了。大家好说歹说，队员郭盛富自告奋勇打头阵，他俩才勉强继续前行。及至峡口，他俩便死活不肯再向前跨一步。副队长任怀不忍心再勉强他们。经过耐心细致的说服，两方好不容易才达成一个折中的协议：先将他俩带来的两只猎犬放进沟去试探试探。第一只灵活得像猴一样的猎犬，一纵身就消失在峡谷深处。

    可半小时过去了，猎犬杳如黄鹤。第二只黑毛犬前往寻找伙伴，结果也神秘地消失在茫茫峡谷中。两位彝族同胞急了，不得不违背沟中不能“打啊啊”（高声吆喝）的祖训，大声呼唤他们的爱犬。顿时，遮天盖地的茫茫大雾不知从何处神话般地涌出，9个人尽管近在咫尺，彼此却根本无法看见。

    惊异和恐惧使他们冷汗淋漓，大气不敢出。副队长任怀只好一再传话：“切勿乱走！”大约五六分钟过后，浓雾又奇迹般消退了。玉宇澄清，依然古木参天，箭竹婆娑，队员们如同做了一场噩梦。面对可怕的险象，为确保安全，队员们只好返回。

    黑竹沟至今仍笼罩在神秘之中，或许只有消失在其间的人才知道它的谜底，但却不能告诉我们。

    金沙江因何拐弯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它和怒江、澜沧江等大河在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发源，然后几乎彼此平行地一齐向南流淌，在青藏高原的东侧切成几列深邃的平行河谷。而在河谷与河谷之间，就是一条条大致平行的高山，这就是我国有名的横断山脉。在这三条河流中，金沙江最靠东边。起初，金沙江也是由北向南流的，可是当流到云南省境内的石鼓村北时，江流突然折转向东，而后又转而向北，在只有几千米路的距离内，差不多来了一个180度的大拐弯。金沙江流过石鼓村以后，坡度骤然加大，江水在只有几十米宽的深谷中呼啸奔腾。江两岸，一边是玉龙雪山，一边是哈巴雪山，从江底到峰顶高差3000多米，形成世界上最壮丽的峡谷，这段峡谷就是大名鼎鼎的“虎跳峡”。

    千百年来，万里长江第一弯曾使许多到过这里的旅行者迷惑不解，就是世世代代居住在江边的居民们也弄不清这到底是怎样形成的。世界上所有的河流都是弯弯曲曲的。河流弯曲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河水对两岸的侵蚀不同而造成的，因此河流总是在大地上划出一条条十分平滑和缓的曲线。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有的河流在它的流程中，可能会产生十分突然的拐弯，金沙江上的大拐弯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因此有“万里长江第一弯”之称。

    科学工作者通过对金沙江的河流形态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下面一些推断。

    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从前金沙江并没有今天的大拐弯，而是和怒江、澜沧江等一起并肩南流。就在金沙江与它的伙伴们一起南流的时候，在它东面不远的地方，还有一条河流由西向东不停地流淌着，我们不妨叫它“古长江”。急湍的古长江水不断地侵蚀着脚下的岩石，也不断地向西伸展着。时间一长，终于有那么一天，古长江与古金沙江相遇了。它们相遇的地点就在石鼓村附近。

    想想看，两条大河相遇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古长江地势比起古金沙江要低得多，滔滔的金沙江水受到古长江谷地的吸引，自然掉头向东。于是，金沙江就成了长江的一部分。这种现象，在地貌学上有一个名词，叫“河流袭夺”。河流袭夺这个词起得非常生动。一条本来流得好好的河流，竟然被另一条毫不相干的河拦腰斩断，把它掠夺到自己的怀抱里。

    河流袭夺说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那就是在今天的金沙江石鼓大拐弯的南方，也就是人们认为的当年金沙江流过的地方，还真有一条小小的河流——漾濞江。漾濞江的源头与石鼓的距离也不很远，那里还有一条宽阔的低地。这里虽然没有河流，可是仍然是一种河谷的形态。袭夺说的支持者们认为，古金沙江被古长江袭夺以后，江水虽然被古长江袭夺而去，但是当年的河谷还在，并且在古金沙江的下方，仍然残存着一条小河——漾濞江，那也是古金沙江的遗迹。

    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这里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古长江与金沙江相互连通的河流袭夺事件，今天的金沙江之所以会发生这样奇怪的拐弯，只不过与当地地壳断裂有关。他们发现，在石鼓以下的虎跳峡是沿着一条很大的断层发育起来的。金沙江在它流淌的过程中，碰巧遇到这条断层，河流不得不来了一个大拐弯。

    可是，金沙江的大拐弯是发生在几十万年以前甚至更早的地质现象，谁也没有亲眼看见过长江是怎样把金沙江袭夺而去的。另外，年代又距离我们那么遥远，不管袭夺也好，还是沿着一条断裂带流淌也好，当时留下来的遗迹，已经被无情的风雨侵蚀得面目全非了。所以，这两种意见争论了许多年，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

    西湖的前身是海湾吗

    西湖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至今学术界仍聚讼纷纭。而弄清楚西湖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对西湖的现在和未来发展都有重要的价值。

    一种说法认为是由于筑塘而形成的。西湖本与海通，这是古今比较一致的看法，自刘宋文帝时钱唐县令刘道真在《钱塘记》所记，东汉时钱唐郡议曹华信为防止海水侵入，招募城中人民兴筑了“防海大塘”，及成，“县境蒙利”，因之便连钱唐县衙门也迁来了，这就是今日杭州市的前身，西湖从此与海隔绝而成为湖泊，此说为历代学者所承袭，流传至今。

    1909年，日本地质学者石井八万次郎先生提出，西湖是因火山爆发，岩浆阻塞海湾而成的。

    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通过详细实地调查研究，认为西湖原是一个泻湖，否认了石井八万次郎先生的推断。这个观点认为，西湖本为海湾，后由于江潮挟带泥沙在海湾南北两个岬角处（即今吴山和宝石山）逐渐沉淀堆积发育，最后相互连接使海湾隔绝了大海而成为泻湖。

    魏嵩山先生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会稽，“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可见当时（杭州附近）的钱塘江水面仍相当辽阔。而《汉书·地理志》所载“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人海”，则更清楚地表明直到西汉时期西湖仍为海湾，杭州市区尚未成陆。魏氏确信刘道真《钱塘记》所载华信筑大塘之事，认定西湖与海隔绝成为内湖，时间应当是东汉。

    林华东先生对众多研究者主张的“西湖是因为东汉华信筑塘成功后才形成”的说法提出商榷，认为倘确有华信筑“防海大唐”，其功能应是防御海潮冲击吞没陆地的捍海塘，如同1983年7月在杭州江城路立交桥所发掘的五代钱氏捍海塘的功能一样，说明东汉华信筑防海大塘时，内侧地带早已成陆，然因常受潮患，故在海潮冲击要害处“立塘”，保护陆地不被海水吞没。这并不能理解为华信在吴山与宝石山之间，筑起一条如同建造水库时的拦洪蓄水大坝后，从而促成西湖的形成。林氏主张最迟在东汉之前，西湖就已形成。

    吴维棠先生从西湖东岸望湖饭店地下4米深的钻孔采样中，发现有一黑色富有机质和植物残体的黏土层，碳14年代检测得知距今2600年左右。白堤锦带桥两侧的五六米深处的钻孔中，有一炭化程度较高的泥炭层，厚10～50厘米，用其上部的标本作碳14年代测定，为距今1805年左右。泥炭层之下是青灰色粉砂质黏土，富有机质和炭化的植物干枝，孢粉分析结果，有黑三棱、眼子菜等陆上浅水生的植物，表明当时西湖已是沼泽。据此估计，西湖在春秋时代已经沼泽化。在疏通西湖的时候，工人们曾发现一些石器和战国至汉代的铁斧，很可能是人们从事渔猎生产活动失落的。因此，吴维棠先生推断：在西汉前，杭州非但不是海湾，连海湾成陆后遗留下的残迹湖（西湖）都已沼泽化。这就无怪乎《史记》《汉书》《越绝书》等古籍中，只记及钱塘县和别的湖泊，而没有古西湖的记载。

    尽管至今人们还不能清楚地知道西湖的成因，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相信科学家们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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