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的是，坐皇帝其实是个坐不住的人，他的风流足迹踏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正史野史中都留下无数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年英雄史诗。这又恰恰给了立皇帝更大的权力空间，太监专权在此达到了顶峰。真正可怕的是，进士出身的文官队伍也开始有人公然投效宦官，“阉党”作为一个正式的政治势力，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若说王振只是太监贪腐的破冰之旅，汪直则让文官噤若寒蝉，变作纸糊泥塑，但在明朝的政治框架下他们始终只能在后宫斗来斗去捞不义之财，不能染指国家行政文官系统。刘瑾，似乎要为宦官界实现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王阳明何曾不想匡扶救世，他也曾力擒叛乱的宁王。但宁王又哪里是那个时代真正的问题。龙场悟道，到底是真的勘破天机，还是无可奈何地退出，也许答案只能永远留在这位心学大师的心中。但对于大明而言，是实实在在地失去了一次治疗慢性病魔的良机。
5.1 游龙戏凤的风流天子
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孝宗驾崩，中华帝国三大圣君都已完成他们的演出。皇太子朱厚燳继位，改明年为正德元年，史称明武宗。
明孝宗素以敦厚稳重著称，但他的嫡子显然不随他。明武宗十四岁登基，三十岁驾崩，在位16年。关于他的一生，其实传统史家很难评价，往好了说是风流天子，往坏了说简直就是荒诞不经。但无论如何，你不能说他是一个昏君、暴君、庸君，但也绝不能说他是一个圣君、贤君、明君。那他到底是什么？其实，他就是一个放荡不羁的富家子弟。注意，这里的“富家子弟”是指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富家子弟，绝不暗含皇室子弟的意思，所以传统史家没办法以皇帝的标准来评价他。换句话说，他完全没有一点皇帝的架子，就是一个略带点痞气的追风少年。
明武宗作为少年天子，一生放纵不羁爱自由，尤其渴望突破皇宫的束缚。明武宗一度想废除经筵制度（翰林学士为皇帝和大臣讲课），至少要削减课时，他的爱好是在宫里搞军事演习，亲自穿上战甲参与搏杀。后来觉得不过瘾，真的上阵杀敌，偷跑出关对阵刚刚统一了蒙古草原的英雄达延汗（孛儿只斤·巴图蒙克，俗称小王子），还斩杀蒙古兵一名。最搞笑的是，明武宗似乎对自己的本来身份不太满意，取了个艺名朱寿，初授游击将军，后不断累积战功，正德十二年（1517年）已升迁至镇国公、威武大将军总兵官。这完全是一种高中生不好好读书，却沉迷于网络游戏中虚拟身份的既视感。后世一些戏曲小说干脆写明武宗经常自己偷跑出宫，混成了武林盟主，还和很多江湖儿女产生了许多爱恨情仇。总之，朱厚燳——哦不——朱寿作为一个侠客，远比皇帝这个身份重要。
明武宗这种奇葩其实也是明朝的政治形态特产，换个朝代这种皇帝早就被篡位了，唯有明朝，铁打的皇帝流水的官，整个政治体系超级稳定，皇帝虽然没什么实权，但皇位稳如泰山。那又没实权，地位又无比稳固的人，他不折腾干啥呢？就像我们高考过后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个暑假，谁还刻苦读书？肯定是变着花样玩儿啊！
但皇帝毕竟不是高中生，中华帝国的朝堂就随着这位风流天子陷入这样荒诞嬉戏的一幕。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只要免疫系统稍微松懈半分，就是慢性病魔成长的好时机，弘治中兴的遗产瞬间就被挥霍一空。
明武宗学武侠小说，认了很多官员作义子。明朝确实有皇帝认人作义子的传统，比如开国功臣李文忠、沐英都曾作过太祖的义子。但明武宗一个不理政事的皇帝认钱宁、江彬一众帮闲作义子，这些人显然不是来建功立业的，那他们是来干啥的？
首开此风的是钱宁。其实钱宁已经有干爹，就是宪宗朝巨贪太监钱能。钱宁年幼家贫，被卖给钱能当家奴，由于精于谄媚，深得钱能的宠幸。须知太监的绝技就是谄媚，能用谄媚得到钱能这种大太监的认可，简直是班门弄斧结果把鲁班折服了。贪官打造势力团队时往往就是以谄媚为标准，善媚者便引为心腹，授予高官，形成贪腐体系。钱能死后，根据他的职位可以推恩，一位家人可授锦衣百户。但太监没有儿子，于是临死推荐了最钟爱的奴儿钱宁。
钱宁当了官，继续发挥特长，很快又得到新的大公公刘瑾宠幸，引荐给明武宗。钱宁武艺高强，可左右开弓，这正是明武宗最急需的人才，每天陪他在后宫打军事演习，越来越宠爱，不久便被明武宗收为义子，升锦衣千户。《三国演义》中的小军阀吕布品性低劣，除本家姓氏外，先后认丁原、董卓为义父，被蔑称为“三姓家奴”，但这仅仅是小说演义，而钱宁则是正史有载当之无愧的三姓家奴。
钱宁得此私宠，自然平步青云，甚至刘瑾的败亡也没有牵连到他，不久以左都督衔主管锦衣卫，炙手可热。钱大将军在历史上并没有征战四方的功绩，他名留青史的一件事物是一个很奇特的“豹房”。
豹房名义上是驯养豹子的，元代皇帝（可汗）经常设立马房、象房、驼房亲自驯养动物，明武宗的豹房应是循此例，只是驯养的对象稍微有点惊世骇俗。钱宁倡议建设豹房后，从世界各地找来各种乐师、舞者，给了明武宗看不完的西洋镜万花筒。明武宗便终日沉湎其中，也不上朝，甚至都不临幸后妃。如果某天明武宗在豹房呆腻了，想透透气，那也不能去皇宫，钱宁带他微服私行，其实就是到街市中去游玩，反正他俩武艺都很高，无需侍卫，足以防身。后世很多文艺作品写“朱寿”经常偷跑出宫去当武林盟主，灵感便源于此。还有一些说法认为豹房是个大淫窟，明武宗这个大昏君在此淫乐，以致忘却天日。
当然，豹房的具体情况正史失之详载，也有研究认为其实没那么夸张，甚至都没有养豹子，只是明武宗的私人健身房。但由于文官架空了皇帝，司礼监这个“内朝”也渐渐失控，于是明武宗把此处当做自己的私人朝廷，所以更多精力放在此，这也是明朝皇帝觉得皇权被文官集团架空的一种反制行为。无论如何，这样一来朝臣就再难见到明武宗的面，经常朝会时百官俱到，皇帝却玩消失。后来大家发现一个风向标，只要钱宁一在哪儿出现，就知道皇帝也差不多了，于是很多人开始巴结钱宁，追随其动向。
钱宁最宠时，掌管锦衣卫。当时东厂也出了一个特殊情况——当时的厂公是张锐——历史上唯一一位御马监太监提督东厂的特例。张锐能创此特例，自然也是荣宠非凡，异常骄横。“厂卫”之说正是源于张锐、钱宁的组合。最初皇帝设立东厂，本意就是制衡锦衣卫，现在张公公和钱指挥却发现厂卫是一家，应该联合起来赚大钱。厂卫合流的第一次合作是有一次锦衣千户王注在审案时不小心打死了人，这就突破了秘密警察刑讯逼供的底线，上升到了国法层面。刑部员外郎刘秉鉴追查甚急，钱宁先把王注藏匿在家，又请张锐帮忙。于是东厂向刑部移交了大量案件，把刑部忙得晕头转向，无暇再顾通缉王注，成功地避过了风头。另一次是太监廖常出镇河南，其弟锦衣指挥廖鹏在当地作恶，河南巡抚邓庠弹劾兄弟俩。本来朝廷已经判处两人都贬官降级，但廖鹏不惜向钱宁献出了自己最心爱的小妾，终于讨得钱宁欢心，居然将判决诏书退了回去，廖氏兄弟免于处罚。
相互拯救让钱宁、张锐深感厂卫同心，其利断金。继而他俩又发现厂卫作为内部司法机关，其实也是有利润点的。东厂早已掌握情报，工部郎中赵经是个大贪官，尤其是他曾督造乾清宫，贪墨帑金数十万，证据非常确凿，但在他死前东厂不曾动手揭发，一直等他死后才密告钱宁。钱宁假装派锦衣校尉去奔丧，其实是威胁其家人扶榇归乡，然后将其藏在家里的大量赃款收为己有，大赚一笔！一起赚了钱，关系当然更紧密，从此厂卫再不分家，成为明朝官场上一对恶之并蒂莲。
所以说，贪腐是坏人最好的黏合剂，因为它最容易成为坏人们共同的目标，促使他们走到一起。
最终钱宁的败亡并不是因为遭到了正义的制裁，还是在于他收错了钱。钱宁觉得自己富贵已极，而明武宗迟迟没儿子，很可能会将皇位传给藩王，于是广结藩王。他这种心思正投了宁王朱宸濠之意，因为朱宸濠一直蓄谋造反，正在广结京师权贵，两人一拍即合。宁王送了大量珠宝珍玩给钱宁，还号称通过钱宁给皇帝送礼，其实这些礼物都是故意拿给钱宁私吞的。钱宁也出力帮了宁王一个大忙。明代祖训亲王只能设置三护卫亲军，每卫5600兵，就是为了让他们既有一定能力监督地方，又防力量过大造反。宁王存有反心，所以谋求增置亲军，钱宁利令智昏，居然连这种忙都帮。最后宁王果然造反，这自然引起明武宗对钱宁的猜忌。钱宁也感觉到危险，将很多相关人员灭口，企图蒙混过关。然而明武宗另一位义子江彬素来与其争宠，岂肯放过如此良机，有一次出差时向明武宗讲明了钱宁和宁王勾结的证据，明武宗大怒，立即传令将钱宁下狱。锦衣卫将他们的钱指挥使裸绑起来，挂在宫门等明武宗归来。后抄没钱宁家，抄出玉带二千五百束、黄金十余万两、白银三千箱、胡椒数千石（1石≈93千克）。
钱宁的赃款中有一项很有特色——胡椒。这东西在现代当然不值钱，但在大航海时代简直就是海上黄金。当时胡椒并不是现在的调味品，而是和沉香、白蜡同列为三大奢侈香料，相当于今天的LV、Gucci、Prada，在北欧甚至一度炒到一斤黄金买一斤胡椒的行情！不过大量史料表明，胡椒在中国相对而言是很便宜的，因为当时的主产地在东南亚，离中国太近。所以钱宁囤积这么多胡椒，并不是为了调香，而是说明他正在经营可能远至欧洲的海上走私，这其间的利润和不法勾当便更难以尽数了。
而江彬比钱宁的影响更大，他本是初级军官，善于杀良冒功，同时也确是一员猛将。在一场平定江淮叛乱的战斗中，江彬身中三箭，其中一箭插在脸上。明武宗得到奏报，感慨这是他自幼心向往之的大英雄。钱宁将江彬引荐给明武宗，两人一见如故。明武宗将江彬引进到豹房工作，还学《三国演义》刘关张一起睡觉。有一次江彬与明武宗下棋，弈间出言不逊，锦衣千户周骐在旁呵斥江彬，后来江彬竟以谗言构陷周骐至死，左右顿时明白了江彬的地位。若说钱宁是明武宗出行的风向标，那还只是紧跟皇帝走，江彬则以“导帝”著称，能经常诱导明武宗前往何处。江彬还给明武宗介绍了好几位义子，强占民居建义子府。
随着江彬的不断受宠，他和钱宁之间的矛盾便开始累积。有一天，明武宗操练捕虎，急切中呼唤钱宁，钱宁却畏缩不前。老虎将明武宗逼到墙角，江彬挺身而出，扑向老虎，解了明武宗之急。明武宗笑道：“其实我自己能搞定，不需要帮忙。”但心里开始越来越喜欢江彬，钱宁的地位下降。钱宁在明武宗面前揭江彬的短，明武宗不予理会。江彬也知道钱宁准备整自己，又见左右都是钱宁的党羽，深感不安，于是想了个办法，向明武宗进言请调边镇军入京与京营互相操练。这种做法既劳民伤财又非常危险，但江彬把握住了明武宗一个心理——图好玩儿。江彬让明武宗自己训练一些太监兵，然后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精锐入京来与太监兵操练，让明武宗大呼过瘾。但这在旁人看来不是现实版的烽火戏诸候吗？甚至更危险，万一哪个野心家（甚至就是江彬自己）带兵进京就来场兵变怎么办？大批精兵入京过家家，说出来谁信啊？以大学士李东阳为首，满朝文武拼命谏止，但这么好玩儿的事，明武宗怎么可能作罢。最终，江彬调外镇兵入京自固的策略顺利实施。
所以，除了私人关系够铁，江彬能经常“导帝”，当然也是摸清了皇帝的脾气，知道他内心想要什么，不然也导不动。著名的应州大捷，便是明武宗谍知蒙古小王子将大军犯边，很想亲自去打一仗，但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君臣将亲征视为大忌，断无可能同意他亲征，还会严防他偷跑出去打仗。江彬心知少年天子是很想去打这一仗的，于是带着明武宗化名朱寿，偷跑到边关，寻着机会偷渡出关，又通过巧妙策划，暗中调兵集结于应州（今山西朔州应县），酣畅淋漓地满足了一场明武宗打真军的欲求。“朱寿”晋升为镇国公、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江彬也晋为威武副将军（虽然朝廷并不承认这个虚拟职务）。
之后，江彬又带着明武宗天南海北地到处潇洒，文官们越来越受不了，经常冒死进谏，求皇帝别再到处折腾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真的是冒死。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年），明武宗又在江彬的带领下，进行了一场来回数千里的远征，巡视整个北方边境。明武宗偏不坐轿车，就像一个武将一样，骑马身背弓矢，腰挎长剑，跋山涉水，冒风顶雪，把自己感动得泪流满面。随从的人被累病了很多，明武宗却毫无倦容。一回北京，明武宗又说要到南方再这样来一趟。廷臣百余人伏阙谏止，江彬故意激起明武宗的愤怒，诏令杖责，打死了不少大臣，但南巡之事总算作罢。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宁王朱宸濠在江西造反，这下找到个御驾亲征的正当理由。未料御驾还没到江西，江西巡抚王守仁已经平定叛乱。不过江彬总算把明武宗带到南方溜了一圈，勉强过了点瘾。这一次江彬带着北镇精兵大举发往江南，气势恢宏，成国公朱辅（靖难功臣朱能之后）为其长跪，魏国公徐鹏举（徐达之后）及一众公卿大臣蹑足于两侧听差。很多文官见状敢怒不敢言。
江彬这位大玩家最终玩死了自己，确切地说是玩死了明武宗，使自己失去了靠山。借这次亲征的机会，明武宗在南方玩了接近一年，直到次年也就是正德十五年（1520年）闰八月，才先回南京，再准备通过运河回北京。结果御舟通过运河清江浦（今江苏淮安）时被打翻，明武宗跌落水中，大病一场。十月，御驾回到通州。江彬似乎感觉到北京很危险，想领明武宗绕开北京去宣府，但这一次皇帝确实病得很重，实在走不了，只能回京。不久明武宗驾崩。
明武宗没有子嗣，连亲弟弟都没有，所以帝位悬而未决，朝廷暂由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杨廷和主持工作。杨廷和早就深恨江彬这种佞幸，立即以朝廷名义，将边兵遣回各镇，并解散了江彬的威武团练营。江彬以往总是以明武宗名义发号施令，有时甚至是矫诏，现在明武宗一死，他什么权力都没有，杨廷和一纸调令，江彬的全部势力顿时烟消云散，说明明朝的权力体系还是相当成熟，个人在公共管理体系面前相当渺小。不久，杨廷和与太后（明孝宗皇后张氏）商量妥当，逮捕江彬，其党羽神周、李琮等俱被擒，不久皆被满门抄斩。当时京师久旱，这一批奸臣被斩，顿时大雨倾盆，久旱得解。朝廷抄江彬的家，得黄金七十柜（每柜一千五百两），白银二千二百柜（每柜二千两），其它珍珤不可计数。
江彬的党羽神周、李琮被擒时骂了江彬一句话非常耐人寻味：“奴早听我的，怎会被人所擒！”此话疑似他们劝过江彬什么事，江彬不听才被擒，这多半就是军事政变了，至于是针对杨廷和还是谁就不知道了。但事实上，以明朝的政治体系，只要明武宗一死，江彬这些人其实什么都不是，杨廷和以国家公权力收拾他们无非是一纸文件，所谓政变，也无非就是像曹吉祥那样以私兵殊死一搏，最终还是难逃一死。但令人忧心的是，曹吉祥只是个太监，钱宁、江彬这些人名义上却是正规武将。武宗朝的武将也学着太监的模样玩起了佞幸贪腐，而且气势更加恢弘，可谓标准的文恬武嬉，所幸明朝建立才150年左右，国运正值当中，不至亡国。不过大明的病症显然又递进了一层，更何况，钱宁、江彬还远远不是武宗朝贪腐政治的标签，本朝最大的贪官还得算刘瑾公公。刘瑾的贪，不仅是太监的新高峰，更要把尚未涉水的文官集团彻底拉下水。
5.2 立皇帝的富丽皇庄
贪腐盛世怎么少得了太监，虽然钱宁、江彬足够凶险，但武宗朝最著名的贪官还得算刘瑾，某种意义上他已经突破了“官”这个层面，因为他已经被人称作“皇帝”——虽然不坐龙椅，是站着的“立皇帝”。
刘瑾本姓谈，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耳濡目染，觉得太监是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于是也阉割入宫。结果进了宫方知宫廷险恶，很快就获罪被判死刑，还好明孝宗仁厚，将其免死，但贬至太子东宫做苦差。谁知这反而成了刘瑾的人生转折，他竭力讨好太子，成了东宫宠婢，一旦太子登基，他顺理成章就会成为正宫太监。宦官和文官不同，是皇帝私人的奴婢，一旦换个皇帝，后宫人员几乎要全部换班，新皇帝会把太子东宫的太监宫女都带进正宫，“一朝天子一朝臣”这种现象在明朝是指宦官而不是文官。明武宗，一个游龙戏凤的风流天子，他当了皇帝，小伙伴们可就都发达了。
明武宗从东宫所带宦官中有八人权势极大，号称“八虎”，与“跋扈”谐音。这八人分别是：刘瑾、张永、谷大用、马永成、丘聚、罗祥、魏彬、高凤。其实刘瑾起点不算高，刚进正宫时仅任钟鼓司掌印太监。明代内宫二十四衙的十二监、四司、八局中，钟鼓司排名第十四，离权力核心相当远。不过刘瑾非常用心，钟鼓司的职责是掌管后宫礼乐歌舞表演，刘瑾就深挖这个职能，将很多民间的野路子带进宫来，大大称了明武宗的心性。刘瑾更深知明武宗喜欢玩儿角色扮演游戏，但他当时没有资源满足明武宗演将军、武侠的需求，他手头只有一些太监、宫女的资源，这能演什么呢？刘瑾将后宫装修成街市，让太监、宫女扮作商户、百姓，让明武宗从中取乐。甚至有传说称刘瑾将后宫某些庭院装修成妓院，让宫女扮作妓女，自己扮作龟公，让明武宗扮嫖客来游乐。刘瑾如此用心地满足皇帝的癖好，很快被提拔为内官监掌印太监。
内官监是掌管后宫采办、营造、库藏等事宜的衙门，曾经是内衙之首，著名的郑和公公当年就是内官监太监。但后来内官监权势太大，皇帝有意打压，扶植司礼监取代其地位，实际排名掉到了司礼、御马、御用等监之后，虽然比钟鼓司进步了不少，但仍然略显边缘。万万没想到，一次来自外廷的攻击，反而促使刘瑾走上人生巅峰。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刘瑾告诉明武宗，派往各地的镇守太监其实都是肥缺，他们蒙皇上恩典捞了那么多，却不贡献点出来，太不够意思了，于是明武宗下令每位镇守太监先交纳一万两贡金。这简直是丧伦无耻，公开激励贪腐！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率户部尚书韩文等重臣入谏，请立斩刘瑾这个奸贼。明武宗令司礼监太监陈宽、李荣、王岳到文渊阁去和宰相们商议，看能不能将惩罚降低到贬至南京。刘健等坚持不可，一定要杀刘瑾。王岳等几位都是前朝遗留下的老太监，地位受到刘瑾等新贵的威胁，也很嫉恨“八虎”，于是与刘健等合谋，准备内外夹击，他们先回去向明武宗表示阁臣们说得有理，捅刘瑾一刀，第二天上朝时诸臣再给其致命一击，内外说辞俱已合计妥当。
未料文官中出了叛徒，吏部尚书焦芳紧急把情况告诉了刘瑾。刘瑾大惊，连夜率八虎围住明武宗，叩头哭求。一直哭到明武宗心软，刘瑾才说：“王岳这些老太监想害奴婢等，他们跟外廷勾结，想阻止皇上出入，所以先除掉我们这些障碍。这样下去，皇上的鹰犬损失成千上万啊！”明武宗一听是想阻他出入游玩，那可不行！尤其外臣也就罢了，你们这些太监是私奴，怎么也这么不称主子的意？刘瑾再适时地补上一句：“如果司礼监用人得当，怎会让这些人得逞？”明武宗立即下旨，刘瑾任司礼监掌印太监，马永成提督东厂。恢复西厂，由谷大用提督。当夜，收王岳、徐智等太监发往南京充军，后在途中杀死。以往换皇帝确实意味着后宫势力的重新分配，但也未有过如此剧烈的动荡，刘瑾这次堪称太监中的政变。
第二天，大臣们如约上朝，却发现形势不对。刘健等按原计划向明武宗揭发刘瑾的贪腐行为，明武宗却说：“太监能贪多少？我看前朝不法行径，十之六七都是文官干的。”继而得知刘瑾已经升任大公公，刘健等宰相见明武宗宠幸私奴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以内阁集体辞职为威胁。万没料到明武宗居然就坡下驴，准了他们请辞的奏章！这就完全不是成年人的游戏规则了，但明武宗就是个生性放纵的顽童，刘健、谢迁堪称一代名臣，遇到这个对手也只好认栽。
刘瑾当上了司礼监掌印太监，他揽权招贿的本事超过了历代大公公。太监并没有实权，大公公的权力只是来源于皇权的散逸，刘瑾非常用心地搜集这种散逸出来的皇权，他的一大技巧是侦查清楚了明武宗正在嬉戏时就去奏事。明武宗玩儿得正开心，被政事所扰非常厌烦，立即跑开，边跑边说：“我用你是干什么的？拿这些事来烦我？”之后刘瑾便经常直接加盖御印，不告诉皇帝，皇权便大量沉入他的手中。以至于时人论及称大明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坐皇帝”指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明武宗，“立皇帝”便是指立在他身后的刘瑾了。刘瑾这个技巧很可能来源于秦二世（赵胡亥）权臣赵高揽权的典故。赵高是秦始皇之子秦二世的近臣，干的工作和后来的太监很类似，所以常被误认为是太监。赵高专权的技巧是侦知秦二世玩得正在兴头上时通知丞相李斯来进谏，每次都弄得秦二世很扫兴，李斯也越来越得罪皇帝，逐渐失去信任，赵高得以专宠。刘瑾将这个典故活学活用，举一反三，堪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愧为贪官奸臣界的大理论家。当然，揽权也是为了贪污，在贪污受贿的方式方法上，刘瑾也用心作了很多创新，以巩固其理论地位。
刘瑾的第一个创新发明是“见面礼”，意即新进京上任的官员，都得向他进献见面的礼金。见面礼的金额据说最初以一千两白银起价，之后越来越高，以至于到了五千两甚至上万两的地步。有些官员刚上任，还没捞够那么多钱，于是向京城富户预借，捞够了连本带利还给富户，谓之“京债”。这种钱借出去一定收得回来，而且利息不薄，京畿富户争相出贷，竟然成了一个不错的理财产品。从地方提拔到京城的官员贿赂这个资源开发得差不多了，刘瑾又考虑开新矿。当时地方官也都是从京师派出去的，每年要定期回京述职。刘瑾宣布，回京述职的地方官也要向他进献厚赂，后来扩大到京官出差回来也要进献，因为在他眼中出差就是去捞钱，捞了钱不给我送怎么行？由于这一类礼金是出去回来答复时给的钱，所以称作“谢礼”。侍郎韩福在刘瑾的安排下巡抚富裕的湖广（今湖北、湖南），前后送给刘瑾十余万两“谢礼”。还有一个发明是“贺印钱”，意思是官员一遇升迁，都要给他送钱。官员升迁的诰赦文件中有一个环节是皇帝加盖御印，这个手续往往就由司礼监掌印太监代劳，所以任何官员的升迁都绕不开刘瑾，刘公公通过盖这个印恭贺你升官，所以要收“贺印钱”。尽管刘瑾掌握的只是一道形式上的手续，还是代掌不是实掌，但升迁是多么好的事情，谁也不愿在这个好时候在手续上惹麻烦，于是往往就把这所谓贺印钱给了。
刘瑾的创新发明还很多，不少都被后来的贪官学习沿用，其中“见面礼”“谢礼”之类的名目后来竟然成了常用词，所以刘瑾在贪腐界而言，不仅工艺水平高超、实践成果丰富，理论上也颇多建树，堪称大家。而且刘瑾还懂得张弛有度，甚至有自我纠察的勇气。有一次给事中周钥出差回来，没有钱送给刘瑾，竟然急得自杀了，舆论反应相当恶劣。刘瑾的党羽吏部尚书张彩趁机劝他：“官员们给刘公送的钱，必然也不都是私财，很多是在京城借贷的钱，再贪污国库或盘剥小民去偿还，他们贪的钱中送给您的不足十分之一，如果出了问题却要怪到刘公头上，您何苦要敛怨贻祸呢？”刘瑾听从了建议，分派给事中、御史调查挪用公款给自己送礼的情况，重处了好几位送钱的官员。官员们见风向突变，大惊，连忙找钱来弥补亏空。尚书顾佐、侣钟、韩文以下数十人存在这种情形，受到弹劾。两浙都转运盐使杨奇挪用了大量盐税来行贿，现在查到头上，只好散尽家财甚至卖掉孙女来弥补。刘瑾收钱大胆，又懂得该在什么程度节制，这种境界更是受到贪官们的无尚景仰。
不过收受贿赂毕竟是小头，刘瑾捞大钱的方法还得算大开皇庄、皇店。
皇庄是皇室私有的庄园，开展放牧、种植、加工等多种经营，赚取利润。和西方家即是国、国即是家的封建君主制不同，中国皇帝的家、国分得还是很清楚的。比如御马监下辖的腾骧四卫就明确是皇帝私军，而不是国军，财产也是同理，国库和内帑泾渭分明。皇室的俸禄虽从国库支取，但数额有法可依，不是予取予求。不过正常情况下皇帝本人的开支非常充裕，并没有捞私财的动机，皇庄、皇店这套玩意儿主要是皇帝用来赏赐宗室、太监用的。明朝前期皇庄很少，第一个见于明确记载的是曹吉祥谋反被诛，其财产抄没后设立了一个皇庄。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户部尚书李敏曾向朝廷汇报，共有五处皇庄，占地一百二十八万余亩。最初皇庄的所有权均属仁寿﹑清宁﹑未央三宫，每年所收利润称“三宫子粒银”，但实际上后来后宫、宗室甚至后妃、太监的家属纷纷取得皇庄，渐成明中叶之后的一个弊政，此风正是盛于刘瑾。
明武宗登基后，刘瑾立即建议大开皇庄，第一个月就开了七处，后来又陆续开了十余处。《明史》称一共开了三百余处，此说又过于夸张了。明武宗驾崩后，明世宗（朱厚熜，年号嘉靖）继位，对之前的皇庄进行了全面清查，计有36处，占地3759546亩，其中可考证的至少有21处为正德年间所立。三宫参照民田税率抽取每亩三分银利，每年可收取十余万两。但明朝的税率非常低，田税只有1/30，剩余的钱就都落入了管庄太监的腰包，算下来恐怕有三百余万两，已经超过了当时两百万左右的国税总额水平。
事实上，除了皇庄，还有牧场和皇店两项数额也很惊人。
所谓牧场，是指御马监牧马的场地。御马监既然理论上是养马的，自然应该有马场和草料场。后来有了腾骧四卫、旗军、勇士等皇帝私军后，这方面的需求更大，不断增置马场。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定下御马监牧场的规制，驯养象、马、驼、牛、羊共一万八千头，每年向民间签约的一些草场定额征收饲料十八万二千余石、草四百九十六万余束。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草场随时可能转型不做，固定征收实物越来越困难。刘瑾给出的解决办法有二：一是御马监自己建设一些草场，稳定供给草料；二是实物折算成银两，向原签约草场征银，再到市场上去买草料。这确实是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做法，但也留下了更多权力寻租空间。而随着四卫、旗军、勇士等皇帝私军的扩张，御马监表示马匹用量也越来越大，早已不是当初蒙古逃民带来那点马匹够用，必须大开牧场自己养马。根据嘉靖初清理的结果，御马监下属共有马房20处、牧场56所，共占地二百四十余万亩。但事实上，御马监的牲畜只剩下三千九百余头，按户部一匹马配给150亩牧场的定额计算，这些牲畜最多只需四十一万亩牧场，那其余近两百万亩牧场都到哪儿去了呢？当然是被太监们开垦成私田来营利了。如果依然按每亩0.9两白银的产出比例计算，牧场这一项的产出略计有一百八十余万两，接近一年的国税收入水平。至于御马监还要向皇帝支取一些费用去购买草料，过手的银两也不少，太监们的油水就更多了。
更可怕的是，在牧场改为私田的这个过程中，太监们趁机扩大田界，强侵民田、民宅的行径更是不可尽数，将封建社会最害怕的一件事——土地兼并发挥到了一个高潮。皇庄、牧场大多在北直隶境内，数十座皇庄、牧场将人民的生存空间挤压得喘不过气来，激发了杨虎和刘宠兄弟（俗称刘六、刘七）起义，席卷北方数省，历时数年，极大地加深了明王朝的统治危机。但这些问题都不在太监们的考虑之内，打起仗来他们派监军太监出去打仗立功更开心。刘瑾真正比较关心的问题却是皇庄、牧场都是归御马监掌管，自己没那么方便开捞。对此，刘瑾很重视内宫署衙的权力整合问题。
明代权阉大多是从小在司礼监、御马监最差也是御用监长大的，刘瑾的起点却很低，在钟鼓司、内官监等多个边缘部门经历了多岗锻炼，他自身对司礼监或者御马监都谈不上很深的感情，但这恰恰更利于他成为第一个一统后宫的权阉。之前司礼监和御马监常年争权夺利，结下梁子不少，矛盾越积越深，现在刘瑾一来，力促二十四衙和谐统一。当时司礼监二公公马永成、御马监老大谷大用都是“八虎”成员，愿意与刘瑾共谋大业，其余小衙更是诚心归顺，刘瑾不难成为第一个一统后宫的权阉。张锐、钱宁造成厂卫合流的局面本已黑暗，现在刘瑾又造成司礼监、御马监合流的更新局面。而且刘瑾还留了个心眼，他嫌东西厂分立的局面还不可靠，发明了“大内行厂”，由自己亲自率领，地位更在东西两厂之上，做派也比西厂更加狠毒，甚至将很多太监、后妃都置于内行厂的监视之下。
由于出身特殊，刘瑾身为司礼监掌印太监，但并不袒护司礼监，相反还有意打压司礼监，扶植御马监，似有一种超脱狭隘身份，一统整个内宫的态势。武宗朝是御马监权力恶性膨胀的一个时期，不但继续掌管腾骧四卫等皇帝私军，还保住了到明军中监枪的职能，甚至出现了御马监太监张锐提督东厂这个史上唯一的特例。刘瑾还把很多原属司礼监的镇守太监肥缺让给了御马监，当然，最大的财源还是皇庄、牧场，在刘瑾的策划下大发横财。贪官是很容易得寸进尺的，御马监的公公们心潮澎湃，又准备大搞皇店这门生意。
所谓皇店，就是皇帝开办的店铺，动用国家资源来采办、运输货物，到价高的地方出售，属于典型的公权力直接插手市场行为，但这就突破了刘瑾的节制界线。正德初年，御马监掌印太监谷大用在一位临清镇守太监的建议下，奏请在临清（山东西北部）开办皇店，刘瑾不允，还惩罚了那位临清镇守太监。不过已经被刘瑾喂肥了的御马监贪官们岂肯罢手，在刘瑾死后的正德九年（1514年），御马监太监于经又奏请在京师九门外和宣府、大同等边镇开办皇店，这一次明武宗准奏。皇店开在边镇恐怕是为了便于走私，尤其是一些违禁战略物资，反正皇店海关不敢来查。皇店每年要上缴子粒银八万余两，接近皇庄的水平。但考虑到明朝的商税比田税低得多，只有1/50，如果皇店也是参照这个税率上缴的话，那说明总利润高达四百余万两，足足是国库收入的两倍！立此大功，于经受到明武宗大奖，其父授锦衣都指挥使，母、弟均有封赏，敕建祠堂。
皇店尽管一度受到刘瑾的否决，但在他死后很快就大行其道，实则也是刘瑾大开皇庄、牧场的延续，不能认为与其无关。这三者同为明武宗朝最具标志性的弊政，也都是刘瑾这个贪腐界的大理论家留给后世最严重的新病种。尽管明世宗一登基就立即全面清理并革除牧场、皇庄、皇店，但这种方法却被后人所学，清朝又全面恢复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多皇庄、皇店直到辛亥革命才予以革除。
牧场、皇庄、皇店三项每年向内府上缴子粒银共计二十三万两，约为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极大地强化了内宫的财力。如果参照民间税率折算，这三者实际年利润高达九百余万两，是国库岁入的四五倍，这些钱便都落入太监们私人腰包。那么到底有多少是直接流入刘瑾个人的口袋呢？现在已经无法确切计算。2001年，《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总结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有6位中国人上榜，刘瑾“光荣”地作为明朝的代表名列其中，盖过了严嵩和魏忠贤。《华尔街日报》考证了刘瑾财富数额的三个可能版本：一是清代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称刘瑾被抄家时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其余珍宝不可计数；二是明代中叶史学家陈洪谟的《继世纪闻》，称有黄金1205.78万两，白银2.59亿两；三是《明史纪事本末补篇》，称有黄金2987万两，元宝500万锭，白银八百余万两，另有宝石二斗，金甲二副，金钩三千，玉带4162束。这里的有些说法不但超过了明朝三百年的总财政收入，甚至超出了当时中国境内贵金属总量，显然不可尽信，不过也从一个侧面重重地警醒了世人，当一个宦官掌权时会发生什么。庞大的牧场、皇庄、皇店及其附属产业确实产生了远超国库的可怕利润，不管是否刘瑾个人尽得，总之都是直接从市场上攉取，落入太监们的腰包，这种贪腐的盛世，比起王振、汪直时代的小贪小贿简直不在一个量级。
然而，太监们如果真的是只捞钱也就罢了，关键在于要愉快地捞钱也绕不开真正掌握着国家公权力的文官们。之前太监的步步进逼已经让文官们节节败退，不断认输，而到刘瑾的时代，已经不是败退的问题。
5.3 堕落的阉党宰相
按常理，文官和宦官是势不两立的。一来双方的层次差距太大，文官都是进士出身，人中龙凤，宦官则是最卑贱的奴婢；二来双方也有实际的利益冲突，明史就是一部宦官逐渐崛起，不断侵蚀文官权力的历史活剧。更重要的是双方所受教育不同，价值观背道而驰，所以明朝官场上文官和宦官是一对权力冤家，很多令人感动的清官事迹，正是一些清正刚直的文官在与贪残暴虐的死太监斗争中涌现出来的。
然而，明代宦官借助接近最高皇权的优势，以皇帝私人代表的身份，不断侵蚀文官的公共权力，双方力量此消彼长。明初，文官对宦官有压倒性优势，王振崛起时却盖过了很多文官，到宪宗朝更出现了汪直擅权，文官集体噤声，甚至“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局面。文官越来越屈服于宦官的淫威，但无论如何，之前文官们也只是暂时屈服，还不至于太过于公开地帮宦官办事。直到刘瑾的时代到来，终于出现了赤裸裸地投身于宦官门下的“阉党”这个丑陋群体。
所谓“阉党”并不是指一群阉人结成的党，而是指一些依附于阉人的文官。之前有一些文官如徐有贞、王越等与曹吉祥、汪直等宦官过从甚密，但也只是合作关系，双方的人身还是相对平等的，阉党则是一群彻底背弃了礼义廉耻，甘愿给太监为奴的人。
有幸名列《明史 阉党列传》第一位的正是被称作“阉党宰相”的焦芳。焦芳学历很高，是明英宗天顺八年庶吉士，进士中的佼佼者。焦芳庶吉士学习期满后散馆考试合格，留翰林院工作，授翰林编修（正七品），后晋升为侍讲（正六品）。但似乎焦芳在侍讲岗位上表现并不太好，任满九年都没有得到升迁。按明朝官制，在一个职位满了一定年限如果还没得到升迁就要进行考核，升或不升给个说法。事实上，翰林院号称内阁直通车，升官很快，像焦芳这种在侍讲这么重要岗位上任满九年都不升迁的情况本身就很罕见。而且这次考核的情况似乎又不太满意，按转迁之制，侍讲任满九年必须升任侍讲学士（从五品），但有人却对首相万安说：“焦芳这么不学无术的家伙，能胜任学士吗？”焦芳知道后很生气，但又不敢得罪万安，想了一个办法，放话出去说这必然是另一位宰相彭华在离间自己，如果这次没晋升为侍讲学士，就要在上朝的路上刺杀彭华！彭华听了很害怕，连忙找到万安，劝万安让焦芳升了算了。
彭华这样做算是惹祸上身了，由于是他举荐了焦芳，所以焦芳晋升后就分配到他手下工作。彭华主持编纂了一部重要的教材《文华大训》，并负责教习东宫。他派焦芳去东宫宣讲这部教材，结果焦芳就故意吹毛求疵，挑出一些小毛病，当众诋毁彭华，而且用语非常粗鄙。须知翰林院是集天下文采之所在，翰林官无不是三鼎甲、庶吉士才能担任，连普通的进士都还没资格，焦芳在这个平台上却以粗鄙著称，难怪之前不得超擢。后来朝廷借故将焦芳调任桂阳州（今湖南郴州桂阳县）同知。按明朝选官制度，进士中的一甲（三鼎甲）、庶吉士留翰林院工作，二甲在京师部院，三甲才去州、府、县当地方官。一甲进士和庶吉士的前途非常光明，本身就是以翰林修撰（从六品）或翰林编修（正七品）起步的，在翰林院干个几年，只要能发表点著作很快就能当上翰林学士（正五品），之后出为少卿（正四品），继而正卿、侍郎（正三品），再下一步就是七卿（六部尚书、都御史，正二品）甚至登阁拜相。明朝163位内阁大学士中，有41位一甲进士和87位庶吉士出身，占了总数的近八成，其中最快纪录是彭时，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戊辰科状元，当时授翰林修撰，次年就入阁。所以焦芳堂堂庶吉士，在翰林院干了十几年，最后得个外放知州，而且还是同知（知州的副职，知州从五品，同知从六品）的待遇，其愤恨可想而知。
不过弘治中兴似乎又成了焦芳的转折，万安、彭华倒台后，焦芳却咸鱼翻身，通过南京官的途径，转了一圈又回到京师。焦芳毕竟有庶吉士这个学历做后盾，回京后授太常少卿兼侍讲学士，不久又升任礼部右侍郎。回到中枢的焦芳很快又暴露了秉性，他对首相刘健非常不满，经常当众诋毁谩骂刘健。刘健给礼部的批示文件中有他不满意的，就提笔抹去，并且不报告给尚书。后来焦芳转任吏部侍郎，时任吏部尚书马文升是著名的直臣，与王恕、刘大夏合称“弘治三君子”。焦芳经常在背后诋毁马文升，并暗中勾结了很多言官，四处散布马文升的坏话，想把马文升挤下去自己好升官。明武宗登基后，官场风气又为之一变，焦芳也敏锐地察觉到了环境的变化。有一次户部尚书韩文与焦芳交谈，说到财用不足，应该劝谏皇帝节俭，这也是当时士大夫普遍的言论。焦芳却不走寻常路，他心知有厂卫正在监听，于是故意说：“庶民家里尚且需要花钱，何况皇帝？谚语说‘无钱拣故纸’（没钱就要想办法从故纸堆里仔细拣选出来）。现在天下逃税漏税的何其之多，你们户部不去好好检索，却在这儿损害皇上用钱的额度？”明武宗听到非常高兴，正好马文升退休，立即超擢焦芳为吏部尚书。
从焦芳的种种做法可见，他算是明代文官的一个基因突变。本来明朝发展至弘治时代，已经形成了一套很成熟稳定的选官制度和官场风气，既然大家都是通过考试进入到政府，那大家的惯性思维就都会认为升官也应该凭才华。至于诋毁他人，抬升自己的做法自然是受人鄙夷的，不过这种小人一般也通不过严格的科举考试，但明朝建立一百多年，总算也该出一个焦芳这种基因突变的品种了。其实出几个突变品种本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与刘瑾的完美结合，很快就会造成整个官场风气的全面改变。
焦芳和刘瑾的第一次合作源于一次可耻的告密。明武宗登基不久，刘瑾就不断向皇帝进言，诸如让镇守太监每人进献一万两贡金、签发盐引给太监作为工作经费等。宰相刘健、谢迁、李东阳，户部尚书韩文等与司礼监太监陈宽、李荣、王岳等商议内外夹击，除掉刘瑾。准备让太监们先回去在明武宗面前说刘瑾坏话，第二天上朝文官们再发出致命一击，置刘瑾于死地。这个方案本来是不错的，唯独没料到文官中出了焦芳这个叛徒。本来焦芳没有参与此谋，但文官们设计的是九卿联名出劾，内阁附和的战术，他作为九卿之首的吏部尚书需要来牵这个头。其实以往也出现过某部尚书不愿意承担责任，临阵退缩的情况（张鹏），但不至于提前告密，这次实未料遇到了焦芳这个变异品种。焦芳素来厌恶正直的文官，尤其深恨刘健、谢迁多次否决自己的意图，这次抓住机会岂能不趁机出卖？焦芳紧急找到刘瑾，告诉他情况。刘瑾率“八虎”夜见武宗，逆转了形势，甚至将刘健、谢迁逐出内阁。
焦芳和刘瑾联手第一战便告捷，刘健、谢迁被逐后，焦芳顺理成章地补进内阁，授文渊阁大学士。不过明武宗相当信任李东阳，留下没走，并且晋升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占稳了首相之位。焦芳也绝非易与之辈，在刘瑾的大力支持下，于正德四年（1509年）也授予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虽因入阁较晚，排名于李东阳之后，但官、职、差均到极限，创造了明朝历史上唯一一次两位华盖殿大学士并列的特例。
焦芳能获得这样的特殊恩遇，是和刘瑾的鼎力支持分不开的，所以他也非常诚心地投于刘瑾门下。每次说到刘瑾，焦芳都要称其为千岁，自称是刘瑾的门下，裁阅奏章时都要充分考虑刘瑾的心意。刘瑾毕竟文化层次较低，很多政事不是很通，焦芳便大展其才，尽心为其理顺。国家设立官制，本意是优选人才为国理政，这些阉人选拔出来的人才当然就是为阉人理政了，焦芳一个还不够，需要更多的“人才”投在刘公公门下，才能形成势力。焦芳举荐的第一个人才当然就是他儿子焦黄中了。焦黄中其实才华不错，焦芳立志要让他夺得状元。但状元岂是想拿就拿，最后焦黄中考中了第二甲第一名，其实也不错，但没考中庶吉士，焦芳很不满意，去找刘瑾。刘瑾便给他想了个办法，直接授其翰林检讨，不久晋为翰林编修，取得了相当于榜眼、探花或庶吉士的待遇。但焦芳依然愤恨难平，深恨主考官李东阳和王鏊不帮忙。
焦芳又向刘瑾举荐了刘宇、曹元、张彩等人，都愿依附在刘瑾门下做“阉党”，刘瑾大喜，大肆提拔，很快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势力团队。刘瑾的思路非常清晰，他捞钱主要通过后宫，文官这边经营的重点不是钱财，而是人事。他很清楚掌握了人事就掌握了权力的源头，很多关节就可以给他的小太监们捞钱的行为保驾护航。焦芳入阁后需要更多的同党来执掌吏部，阉党分子鱼贯而入。
刘宇算是刘瑾阉党中比较搞笑的一个人，他的一些价值观连阉党都有点看不起。刘宇是成化八年（1472年）壬辰科进士，从知县起步，后因犯错被贬，但奇怪的是之后他又步步高升，这可能是他贿赂了某些人的结果。刘宇性情狡诈，非常善于侍奉上级，为其隐藏奸状。弘治中期，宰相刘健、吏部尚书马文升等名臣屡屡提拔刘宇，一直当到右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到了这么重要的边镇，刘宇考虑的不是保家卫国、建功立业，而是利用职权，走私贩卖战略物资，捞了不少钱，并用捞来的钱大肆贿赂权贵。兵部尚书刘大夏向明孝宗谈及这个情况，明孝宗派锦衣百户邵琪去秘密调查刘宇，不知为何却被刘宇所知，重金贿赂邵琪，为其遮掩罪行。但最终明孝宗还是知道了情况，甚至委婉地批评了提拔过刘宇的刘健、马文升等重臣，终弘治一朝，刘宇再未得升迁。
明武宗登基后，刘宇开始结交焦芳，并在他的引荐下投效了刘瑾。刘宇出手非常阔绰，刘瑾刚开始纳贿时一般期望值不过数百两的水平，刘宇初次见面便奉上万两，令刘瑾都大喜过望，连声道：“刘先生怎么对我这么好呀？”对你这么好当然是瞄着你的利用价值咯！很快，刘宇升任太子太傅、兵部尚书。焦芳入阁后，许进接替了他吏部尚书的职务。刘宇在刘瑾面前不断说许进的坏话，最终将许进挤走，自己当上了六部之首的天官大冢宰（吏部尚书）。然而，升了官刘宇却发现不如在兵部的时候实惠。尤其是文选郎中（吏部负责任免文官的司长）张彩也深得刘瑾厚爱，实际上才是阉党头号人物。《明史 阉党列传》中焦芳、张彩有本传，刘宇、曹元这两位宰相却只有附于焦芳的附传。官员的升迁任免张彩都直接向刘瑾、焦芳汇报，刘宇成了光杆司令。刘宇想到自己花了那么钱，从兵部尚书改为吏部，现在却捞不到钱，不由得郁郁道：“兵部本是极好极好的，何必跑到吏部来嘛！”
张彩其实才是刘瑾私下最喜爱的文官，只是起步比较晚。张彩是弘治三年（1490年）庚戌科进士，初任吏部主事。张彩为人巧媚，而且善于沽名钓誉，很多名臣都被他所蒙蔽，非常喜欢他。有些给事中、御史弹劾张彩滥用职权，马文升等名臣还为之辩护。正德后，刘瑾崛起，焦芳因为张彩是刘瑾同乡，所以引荐给他。不巧有人举荐张彩去陕西边关任职，错过了见面。后来总算见着了面，未料刘太监一见倾心，完全被张彩英俊白皙的外貌所倾倒，紧接着又被张彩的口才机巧所折服，紧握住张彩的青葱玉手激动地说：“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就得遇你这样的神人！”当时吏部文选郎中的位置空出来，本来应该验封郎中（吏部排名第二的司长，主管爵位、恩荫等工作）石确顶上，已经通过了会推程序，吏部已经将任命的奏疏报上去了，刘瑾急令吏部将奏疏追回，改为张彩。张彩从此投身阉党，一心侍奉刘瑾。
不久刘宇排挤走了许进，接任吏部尚书。刘宇深知张彩是刘瑾最宠信的文官，也非常注重巴结他，堂堂一个尚书，却经常在一个郎官面前奴颜婢膝，官场的公共秩序已经被这些人的私党关系搅乱。半年后，张彩升为右佥都御史，有一次和户部右侍郎韩鼎一起上朝，拜谢时张彩拜起自如，好似体操王子般敏捷，韩鼎却跪下后半天起不来。谷大用、张永等太监在旁看了窃笑，说刘瑾你怎么就用这样的废物？刘瑾有点不好意思。太监们接着又说张彩可真是风采英毅，男人中的极品，姐妹们——哦不——我们都好羡慕呢！刘瑾转而大喜，第二天罢免了韩鼎，重用张彩，很快超擢为吏部右侍郎。
其实韩鼎是一位非常不错的能臣，弘治年间多次直言进谏，不惜得罪权贵，一度将明孝宗皇后得罪得很惨，被皇后追着攻击了许多年，所幸有圣君明孝宗一直庇佑，才得以继续升迁。后来韩鼎任右通政使，驻在安平镇（今河北香河），负责京畿的水利，离任后当地百姓为其建生祠祭祀，可见其爱民如子，政绩卓著。但这样一位好官，太监们却以其手脚不灵活加以耻笑，继而逐出朝堂。太监们看人的标准大致便是如此了，首要是为人巧媚，其次是相貌英俊，至于人品才华就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了。其实以他们自身的知识水平也无法评判别人的才华高低。至于人品，恐怕他们实施的是逆向选择，人品差的他们才喜欢吧。像张彩这种相貌好、人品差的巧言令色之徒正是太监们最爱的美男子。
为了继续提拔张彩，刘瑾安排刘宇入阁，给张彩腾位置。张彩一年之间便从郎中超擢为尚书，而且还是六卿之首的天官大冢宰。张彩离开吏部前的同僚都还在原位，见到这位新尚书都惴惴不安。果然，张彩立即变了一张脸，对昔日同僚非常严厉，丝毫不留情面。这种巧言令色之徒都是这样，对上位者极尽巧媚逢迎之事，一旦他到了上位，必然对下级穷凶极恶。有时候非工作日，一些公卿有急事要找刘瑾，等很久都不得召见。张彩故意徐徐来，直入刘瑾的小阁，欢饮而出，才给众人打招呼。一般人说到刘瑾，都尊称为“刘太监”，唯独张彩故意称之为“老头子”。渐渐地，大家都知道张彩和刘瑾关系确实不一般，以刘瑾的礼仪侍奉张彩。
美男子张彩除了贪钱，还非常好色，贪色的人往往比贪钱的人更难控制以权谋私的欲望。张彩当权时，贿赂他的金帛奇货堆满了他家门前的巷子，但他很少去理，只让管家代收，自己专心渔色。张彩听说抚州（今江西抚州）知府刘介娶了一位美妾，于是将其提拔为太常少卿，然后盛装前往道贺，问：“你用什么来报答我？”刘介惶恐道：“除了身体，都是公物。”张彩说：“没错呀！就是用身体呢！”别误会，是指美妾的身体。张彩让人径直入屋取了刘介的美妾，扬长而去。张彩又听闻平阳（今浙江温州平阳县）知府张恕的小妾也很漂亮，就直接索取。张恕不肯，张彩指示亲信御史劾其罪，判充军。张恕连忙献出小妾，才减免了罪责。至于想升官的人，只要贿赂到了位，张彩就写一张纸条，指示亲信举荐，然后他在吏部通过，大量幸进之徒由此而入，同时这些人也都算加入了阉党，成了他们一条线上的人。
随着张彩这类新秀的不断崛起，焦芳、刘宇之类的老阉党都被挤到了边缘，但这并不意味着贬官。刘宇能入阁很大程度上是被张彩“挤”进去的，和他情况相似的还有曹元。刘宇从兵部尚书改为吏部时，曹元接替了兵部尚书之职，不久由于阉党新秀王敞要当兵部尚书，于是刘瑾就安排曹元入阁，给王敞腾位置。刘宇、曹元整天在内阁没正事可干，就饮酒谐谑打发日子。但这也正是当阉党的好处，换成外人哪有被排挤升官的道理，被排挤早就罢官甚至被构陷下狱了。所以加入阉党有这么大好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削尖了脑袋挤进这个行列，从最初的焦芳一位“阉党宰相”开始，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阉党体系。大明官场的形势也从噤若寒蝉的“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演进为竞相奔走阉党门下，慢性病毒开始从病灶之内向帝国的整个身体蔓延。
5.4 被及时扼止的阉党
其实刘瑾当权的时间也不长，前后五年而已，但形成的阉党势力不小。形成党羽最主要的方法是给“自己人”授官，唐宋以来中华帝国防止结党的办法就是硬性规定重要的官职必须由科举入，谁当权也不能随意分发官位。某些人想绕开这个障碍，尝试发明了传奉官之类的制度，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刘瑾现在面临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如何在科举制度下构筑阉党势力？刘瑾的解决方案是由易到难，先绕开文官的正面防御，从不受科举制度限制的方面下手，比如军官是由军功，锦衣卫、中书舍人是由恩荫，所以先从这几者下手。
刘瑾先是利用镇守太监出镇边关的机会，掌握边镇报功的环节，再跟兵部勾结（当时兵部尚书正是刘宇），专门给投靠阉党的将校报功，刘瑾自己掌握着御印，不告诉明武宗，直接批准，这些虚报功劳而获升赏的将校自然就成了阉党成员。有一次虚报大同军功，刘瑾一次性就超擢了一千五百六十多人。另一条线是锦衣卫。锦衣卫设置当初的目的就是给一些功臣子女解决待遇，所以也不由科举进。本来何种功臣家里有多少名额，可授锦衣卫什么职衔也是有规定的，但这种规定毕竟不如考试来得严格，从程序上来说也是由皇帝特旨直接授予，刘瑾便经常自己制作特旨，自己盖了御印就发出去，授了数百名锦衣军官。至于中书舍人是和锦衣卫相似，由恩荫入的一种低级文官。唐宋的中书舍人是中书省的中层领导，六位中书舍人各代表中书省联系尚书省的六部之一，非常高贵，但在明代仅仅是内阁的低级文员，处理文书杂务而已。朝廷给宰相公卿一些名额，每家可以出一两位只能考上举人、监生学历的子孙来当这个小官，仅从七品，且属于浊官，不能再往上升，只是给高官的一种荫及子孙的福利。现在刘瑾把这些人违规升入清流之内，甚至有一些装裱匠都获得了官职。其中最严重者，有一名文华殿书办官张骏，仅以举人学历当到了礼部尚书。
绕不开的问题还是文官系统，这毕竟才是干线，尽管文官皆由科举入，入口是刘瑾掌控不了的，但考进来的这些文官也不可能个个都一帆风顺，总有一些人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导致升迁受阻。刘瑾便专门去找这种人，只要他愿意投效就帮他升官。这个原理和胡惟庸专门去找那些犯了错被明太祖责罚的开国功臣是一样的，尽管一开始愿意丢下廉耻投效阉党的文官很少，但用心找还是会有的。焦芳就是第一个公然投效刘瑾的，以他为突破口，阉党的势力不断拓展，深入到帝国肌体的每一个角落，最后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阉党。
当然，太监这么大力提拔这些文官，并不是真爱，只是需要他们在行政系统帮他们站台，配合小太监们大捞特捞。有人可能忍不住要问，难道整个天下就都是阉党了吗？当然也不是，“阉党”既然能得这么丑陋的一个名称，说明他们毕竟不是主流，不然他们掌握了话语权，断然不会让这么丑陋的名称流传。阉党分子毕竟只有几十人，在约三千多人的进士队伍中仍然显得很渺小。阉党一时得势主要是依仗了有刘瑾这个大太监做后台，更重要的是他们形成了勾结势力。中国的政治传统是不允许结党营私的，所以三千多进士虽然占据了主要官位，但相互之间没有抱团，这样的官场上突然出现一个紧密勾结的团伙，一时容易受到他们的冲击而已。阉党扩大权势，巩固地位的方法无非就是相互拉拢，团结起来倾轧那些不愿入伙的直臣，在大家都还没充分意识到阉党已经成形时，容易被打个措手不及。
最先遭到攻击的是大学士刘健、谢迁，稀里糊涂就被逐出了内阁，不过李东阳顽强地留了下来，并且牢牢占据了首相之位。其后杨廷和、梁储、费宏、蒋冕、杨一清等名臣相继担任公卿宰相，焦芳等人虽然升官很快，但其实也一直都处于这些名臣的强力遏制下，作恶有限。刘宇、曹元等人入阁后无所事事，一方面是他们自身才用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受到了正直文官们的遏制，确实无法施展。
阉党当然也对直臣们进行过猛攻，刘瑾最恨的就是翰林官不听他的话，经常直书他的过失，于是吹毛求疵地找翰林官在文字材料方面的纰漏，一旦找到就逐出翰林院。不过翰林官必须由一甲进士和庶吉士担任这个规定他无法做出太大改变，这些顶尖学历的进士中愿意投效阉党的就更是少之又少了，焦芳这种毕竟是极端个例，所以刘瑾最终也未能实现掌控翰林院。
刘瑾及其阉党也曾尝试直接攻击科举这个制度，但更不成功。他们首先是从违规授予翰林编修做起，焦芳、刘宇的儿子都没考中庶吉士，按制度不能留翰林院工作，刘瑾却想办法让他们的儿子直接成为翰林编修，比老老实实先做三年庶吉士的人还快。继而阉党又大搞籍贯概念，在官员中制造地域矛盾，以期在矛盾斗争中制造分裂，寻找可以拉拢的对象。刘瑾、焦芳驱逐了一些不合他们意旨的翰林官，另寻一些人来补充，礼部报了四个人选，结果一看都是浙江人，刘瑾说这不都是刘健的乡党吗？这事儿是谢迁干的，他们在结党！于是将刘健、谢迁削籍为民，四位浙籍官员也不得入翰林院。
有一个叛国贼萧明举，本是江西万安人士，因犯罪叛逃到满剌加（今马六甲海峡一带），混得不错，居然混成了贡使，代表满剌加大摇大摆地回中国来朝贡，结果一路上作奸犯科，终于有人认出他就是当年叛逃的萧明举，举国哗然。焦芳借机大做文章，说：“江西人就是这么坏！彭华、尹直、李孜省这些妖人都是江西人，应该削减江西乡试名额五十名，而且江西进士就不要当京官了，出去当县令（唐代官职，指代明朝的知县）。”刘瑾也受此启发，为他的家乡陕西和焦芳的家乡河南增加名额。他们这些做法就是为了在读书人中制造对立，伺机拉拢失败者，所找的借口都非常牵强。其实焦芳得意忘形后还说过更令人无法直视的借口：“王安石祸害宋朝，吴澄为元朝当官，应该把他们的罪行制成榜，以后再也别乱用江西人啦！”
王安石是宋神宗（赵顼）朝宰相，南宋、明朝人大多认为他推行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祸乱了宋朝的朝纲，造成“新旧党争”，导致了后来的“靖康之祸”，将其视为超级大奸臣。吴澄则是元朝的名臣。但为元朝当过官的汉人成千上万，难道河南就没人为元朝当过官吗？焦芳这种说辞已经在侮辱所有人的智商了。看来他确实是个读了不少书，懂不少历史典故，但逻辑蛮横无理，也就是俗话说的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的那种人，难怪之前幸运地考取庶吉士，却在翰林院受尽鄙夷。排名在焦芳之后的文渊阁大学士杨廷和（四川成都人）坚决不同意，站出来说：“因为一个贼人祸连一方，裁减名额已经很过分了。拿宋、元人物来说事儿，难道要并案审理吗？”焦芳才勉强作罢。但焦芳也并没有完，又作一幅《南人不可为相图》献给刘瑾，经常诋毁南方人，结果把很多同僚都贬得一文不值，最后惊喜地发现——原来全世界只有他一个好人呀！喜不自禁地说：“如今朝廷之上，谁还有我正直？”
焦芳、刘宇、曹元这些人都是在文官的内部竞争中失利，才选择投效阉党，他们自己也深明其理，所以找文字、籍贯等借口在乡试名额、选才用人等方面上下其手，目的就是在文官队伍里制造矛盾，把竞争变成斗争，伺机招揽更多的失败者加入他们的阉党。
刘瑾攻击直臣的另一种做法则是矫诏训斥大臣，刘瑾经常以皇帝的名义发一些诏旨训斥大臣，大家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明武宗本人的意思还是刘瑾的意思。最严重的一次是明武宗正德元年冬（正德元年主要在公元1506年，但此事发生在冬末，按阳历计算已在1507年），刘瑾召集百官跪于金水桥南，宣示奸党名单，包括宰相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张敷华、林瀚，其下还有郎中、翰林、给事中、御史等近百人，都是当时最有正直名声的人。这本是以皇帝名义发布的诏书，但其实从头到尾明武宗都没出现过，也没人能去向他求证到底是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很显然是刘瑾矫诏攻击直臣的一次成功应用。
除了名誉上打击直臣，刘瑾还需要在肉体经济上直接打击，他发明了一种“用枷法”，即指使亲信厂卫将一些得罪他的低级文官逮入诏狱，用枷锁虐待，但又不弄死，休息好了送出去充军，以此制造恐怖，促使胆小怕事的人不敢再揭露他。另一种经济上的打击则是“罚米法”，即逮住官员的小过失，处罚大量金额，输往边镇充作军费。《明史》称刘瑾创造了罚米法，其实也不准确。罚米法是太祖朝就定下的律令，而且在太宗朝应用颇多，当时还被法学界视为一种不错的法制，既宽宥了罪人，又补充了军费。刘瑾不是发明这种办法，而是将此法滥用于私。他罚米的对象是针对那些不肯依附于他的清官，要把人罚得来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实际成了他打击报复的工具。至于罚得的钱表面上运往边关，实际上是不是被他手下的镇守太监贪墨了就无从得知了。已经退休的尚书雍泰、马文升、刘大夏、韩文、许进，都御史杨一清、李进、王忠都曾遭到此法的打击，侍郎以下被罚得家破人亡的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以往太监作乱时，文官们最多是怯于斗争，对太监的恶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双方很少起正面冲突，太监也不会主动进攻文官。现在刘瑾却频频向文官发起猛攻，攻势一浪高过一浪。而且这种进攻不是太监过于嚣张，霸气外露触犯了文官，而是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文官系统，促使文官们倒向他的阉党。所以历史上将正德初年作为阉党登场，并向正义发起进攻的一个危险时代。关键是很多肉体打击的方法已经超出了常规的官场斗争范畴，很多戏曲文艺小说也将刘瑾的时代作为一个宦官乱政的黑暗岁月，很多和阉党不屈斗争的故事都选择正德初年作为时代背景。
当然，正如前文所说，刘瑾这些手段毕竟毁灭不了正义，当他对正义的冲击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自然会对他形成反击。而且他自己也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导致他的阉党一朝崩塌。
刘瑾当权不久，便进行了一个重大改革。以前边关可以收缴一些外贸商人的关税，虽然也要上交户部，但户部固定从这笔钱中列支一部分返还给上交的边镇充作军费，鼓励他们保护关税。边镇一般也要开展屯田，按民田税率上交户部后盈余则可充作军费，但屯田的具体亩数可能有一定的隐匿。正德三年（1508年），刘瑾下令取消边镇关税的固定返还，并且派人清查屯田亩数，隐匿的部分要补足。这极大地触犯了边镇的利益，尤其是派往宁夏镇的大理少卿周东，为了多清查出一些银两给刘瑾作谢礼，追查甚急，极大地触怒了当地军镇，甚至藩王。
镇守宁夏的藩王是安化王朱寘鐇，明太祖第十六子庆靖王朱栴之后。由于刘瑾的动作极大触犯了边镇的利益，甚至导致边镇军费出现亏空，关键刘瑾确实把柄极多，很多人劝安化王以当年明太宗（当时镇守北平的燕王）奉天靖难的格式，以“清君侧，诛刘瑾”为号，起兵造反。安化王于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年）春，诱杀地方官，正式发檄起兵。当然，明太宗自身能以藩王造反成功，他自然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将藩王的权力限制得极低，他之后的藩王实际上是没有能力造反的。安化王叛乱只用了18天就被地方官镇压，这场叛乱的真正意义是暴露了刘瑾的很多问题，因为安化王发布的清君侧檄文里列举了刘瑾的罪行，这些情况平时是到不了明武宗耳朵里的，但这个檄文就再难瞒得过去了。
如果明武宗身边的人拼命为刘瑾掩护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这时刘瑾更大的一个漏洞却同时暴露了出来，那就是在势力扩张的过程中结了不少仇家，其中最致命的一个是他曾经的兄弟，“八虎”之一的张永。张永最初也是刘瑾党羽，正德初年镇守神机营，权势也很大。但刘瑾逐渐发现张永不是那么贴他的心，于是在明武宗面前进谗言，想把他贬黜到南京去。但构陷太监和构陷文官可就不是一回事儿了，文官被你构陷了有时候无处伸冤，但人家是和你一样的太监，你能在皇帝面前进谗言，人家一样可以。张永径直到明武宗面前控诉刘瑾在害他，明武宗召刘瑾当面对质，两个太监竟然在御前挥拳殴打。明武宗也只好让另外的太监摆酒给他们说和。所以，刘瑾应该明白太监没有读书人那么彬彬有礼。
安化王在宁夏叛乱，地方官当即镇压，但由于古代通讯不发达，朝廷仍征发了大军出征平叛，由右都御史杨一清总督，张永监军。两人白跑一趟，回师时闲聊，杨一清说：“现在外乱已平，朝廷的内患怎么办？”并在手上划了一个“瑾”字。张永明白其意，说：“此人日夜在皇上身边，旁人无法进言，他的耳目也很广，您看我们现在都只能打哑谜。”杨一清说：“张公也是皇上的亲信，讨贼不托付别人而托付给张公，足以表明我的心意，现在功成奏凯，趁机揭发刘瑾的奸恶，陈说海内怨恨，皇上必然听信。杀了刘瑾，张公也可以更受重用。”张永见他不再打哑谜，也站起来说：“唉！老奴又怎能惜此余年不报主呀！”
其实刘瑾又岂能毫无察觉，他也在准备迎击张永。当时传闻说刘瑾的哥哥刘景祥死了，刘瑾将在八月十五日举办葬礼，百官都会参加，刘瑾会趁机发动政变。张永原定的献俘仪式也是八月十五日，刘瑾却通知献俘仪式延期，这很可能是政变的先兆，至少对张永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于是张永果断地提前入宫面见明武宗，举行非正式的献俘仪式。明武宗非常高兴，给刘瑾、张永赐酒，自己也喝了不少。及至深夜，刘瑾终于告退。这时张永才将安化王讨刘瑾的檄文献上，明武宗看了大惊，找不到为刘瑾辩护的理由。张永趁机又奏刘瑾不法诸事，并说宁夏之乱是被刘瑾故意激发的，他还图谋不轨，将作更大的乱。明武宗喝得半醉，喃喃道：“刘瑾负我。”张永见奏效，连忙说：“逮捕刘瑾，事不可缓！”马永成等太监也在一旁帮腔，明武宗醉醺醺地就同意了，下令连夜逮捕刘瑾。刘瑾还没到家，抄家的人就追上了他。第二天，明武宗宣布贬刘瑾为奉御（从六品宦官），去凤阳守陵。明武宗亲自带队抄家，结果抄出来伪玉玺一枚，宫牌、衣甲、弓箭、玉带等大量违禁物品。最关键的是，刘瑾常持在手中的两把扇子，中间藏有匕首，刘瑾平时就拿着这两把扇子天天在皇帝面前晃悠！明武宗大怒，将其下狱。刘瑾在狱中承认了诸多不法行径，被判凌迟处死，活剐3357刀后断气。很多人花钱竞拍刘瑾的肉片祭奠被他害死的亲人，甚至生吃泄愤。
刘瑾一死，阉党轰然崩塌，刘瑾的亲族、党羽大多伏诛。更重要的是文官中投效了阉党的无耻之徒，朝廷张榜公示阉党分子，《明史 阉党列传》不惜笔墨穷举了名录：
内阁大学士有焦芳、刘宇、曹元。
尚书有吏部张彩、户部刘玑、兵部王敞、刑部刘璟、工部毕亨、南京户部张澯、礼部朱恩、刑部刘缨、工部李善。
侍郎有吏部柴升、李瀚，户部韩福，礼部李逊学，兵部陆完、陈震，刑部张子麟，工部崔岩、夏昂、胡谅，南京礼部常麟、工部张志淳。
都察院有副都御史杨纶、佥都御史萧选。
巡抚有顺天刘聪、应天魏讷、宣府杨武、保定徐以贞、大同张禴、淮扬屈直、两广林廷选，操江王彦奇。前总督文贵、马炳然。
大理寺有卿正张纶，少卿董恬，寺丞蔡中孚、张桧。
通政司有通政使吴釴、王云凤，参议张龙。
太常寺有少卿杨廷仪、刘介。
尚宝司有尚宝卿吴世忠，尚宝丞屈铨。
府尹有陈良器，府丞有石禄。
翰林院有侍读焦黄中，修撰康海，编修刘仁，检讨段炅。
郎中有吏部王九思、王纳诲。
给事中有李宪、段豸。
御史有薛凤鸣、朱衮、秦昂、宇文钟、崔哲、李纪、周琳。
其他郎署监司又十余人。
共计六十余人。
这六十余人中，官最大的是三位“阉党宰相”，但其实首恶恐怕当数张彩。张彩被下狱，刑部准备以结交内侍的罪名起诉，这本来已经够可怕了，后来刘瑾被定罪为谋反，刑部又准备起诉张彩同谋。美男子被活活吓死在狱中，因为罪大恶极，死后还被戮尸于市，妻儿被流放海南。
其实除了张彩被吓死，阉党其余人受罚并不重，大部分只是贬官处理。
焦芳贪了钱喜欢运回泌阳（今属河南驻马店）老家，修建了非常宏丽的府第。大盗赵鐩有一次抢劫了焦芳的府第，从窖藏里发掘出大量金银，将焦芳、焦黄中父子的衣冠挂在树上，将其“斩首”，并说：“为天子诛此贼！”后来赵鐩被捕，临刑时叹道：“吾不能手刃焦芳父子以谢天下，死有余恨！”但意外的是，由于焦芳的赃款都被赵鐩劫走，甚至连大宅都被赵鐩烧毁，后来刘瑾倒台，焦芳硬说自己是清官，别人居然还真就找不到证据，这位最可耻的“阉党宰相”居然得了善终，连刘瑾的侄孙刘二汉都愤愤不平地说：“我当然该死，但我家所作所为，都是焦芳和张彩干的，现在张彩和我被处极刑，焦芳却屁事没有，这不是天大的冤枉吗？”他这话虽然不在理，但也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阉党覆灭时，“阉党宰相”居然还能得善终，确实天不开眼。
至于刘宇、曹元，在刘瑾倒台时立即上表苦苦哀求，最后朝廷准许削籍为民，不再穷究。
还有一些阉党分子反应迅速，刘瑾倒台时立即加入了弹劾刘瑾的队伍。吏科给事中李宪（与宋朝著名宦官同名）极尽谄媚刘瑾之能事，在同僚中则走张彩一样的路线——到处炫耀自己和刘瑾关系很铁。李宪每次与各科给事中一起面见刘瑾时，不按朝仪地站在最前，自封为“六科都给事中”，还经常揣着银锭向同僚们炫耀：“这是刘公送我的！”刘瑾一倒台，李宪立即弹劾了刘瑾六件事，事事切中要害，连刘瑾在狱中都被他气得发笑。最终，李宪还是被作为阉党一员被开除。
还有一些阉党分子当时受贬，后又起复。比如通政左参议张龙，当时被贬为知州，后认锦衣都督同知朱宁为干爹，逐渐升迁至登州（今山东蓬莱）知府，因为贪残暴虐，与另外三位贪官被称作“四害”，即便这样他还是继续升迁为右通政使。不过朱宁提拔他是为了让他帮自己敛财，张龙却从中谋取私利，被朱宁察觉，逐出门庭，失去了保护伞的张龙很快在嘉靖初年被论死。
刘瑾打造阉党，目的还是在于扩大太监的势力范围，是一次从传统的后宫势力向牢固的文官系统入侵的尝试。刘瑾的思路非常清晰，重点是要掌控文官系统的人事任免。小太监们是直接帮刘瑾捞钱的，但阉党的首要问题则不是钱，而是人，掌握了官职升迁，才能聚集一众党羽合力捞钱。对于这些加入阉党的文官而言，既然能过五关斩六将，高中进士，说明个个都是饱读诗书的儒士，和生理残缺的阉人绝不在一个层次上，但面对权力的诱惑，他们中的有些人放下了尊严和廉耻，投效在宦官门下，换来了“阉党”这个丑陋的名声。
刘瑾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其实智商不低，他的很多作法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政治智慧，在理政治国上其实也灵光乍现。刘瑾在贪腐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节制理性也足以令人惊叹，他可以说是贪腐这个慢性病毒进化到明代中叶一个极具里程碑意义的突变品种。事实上，刘瑾的败亡根本不在于贪了多少钱，尽管他和他手下的小太监确实捞了不少，但客观地说这本身还不足以导致阉党彻底崩盘。刘瑾真正的问题还在于他过分地为宦官收拢权力，已经触及到了文官系统的根基，尤其是他不能使用传奉官，所以轻微地破坏了科举、馆选、恩荫等基本人事制度。但文官对此的敏感性远远超过普通的贪腐行为，哪怕是轻微破坏也容易引起文官的激烈反弹——尤其是当发现有一些通过了科举考试的进士开始投效私人，而且不是个别，而是形成了群体时。所谓阉党就是这个群体暴露在了公众视野内，这时文官们会以刘瑾这类人完全意想不到的爆发力发起最猛烈的反击。
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本来是阉党这类人的防火墙，以严格的考试防止一些卖身为奴的人投效在某些权贵私人门下（无论这个人是皇帝、权臣还是宦官），形成门阀势力体系，但如果通过了考试的人还要投充为奴，防火墙就失效了。按说这种概率很小，因为考上就有官当，不需要再去为奴为婢，整体风气也不允许奴才高升。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当刘瑾这类权阉出现时，他的力量突破了这道唐宋以来就已经成为中华帝国最坚实政治根基的防火墙，遴选出焦芳、张彩等无耻之徒，甚至形成了所谓的“阉党”，这不是刘瑾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焦芳、张彩某个人的问题，而是标志着科举制度这个防火墙本身出了问题，这才是令文官儒士们最为紧张的症结所在，所以刘瑾包括他之前的一些太监们在经济方面大肆贪墨都得到了文官系统的宽宥甚至默许，但在这个问题上一旦轻微触线，立即引来文官们志在必杀的猛攻，这也就是前文所说唐伯虎作弊一案其实比普通经济犯罪严重得多的问题所在。
所以，刘瑾虽然是《华尔街日报》力捧的明朝首富，其贪墨数额震古烁今，但其真正的问题恰恰还不在于简单的贪墨钱财，而是一个更加严重得多的问题。不过无论如何，刘瑾这次阉党之祸，还勉强算是被及时扼止。
5.5 王阳明的龙场悟道
明武宗一朝，堪称游龙戏凤，文恬武嬉。其实朱熹子之后最伟大的一位圣贤，就在这个时代，他并不是默默地注视着人类，而是非常积极入世，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在正德朝的疾风恶浪中悟道成圣。
他就是王阳明（王守仁）。
王阳明在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己末科殿试中考取了第二甲第六名的好成绩，遗憾的是由于唐伯虎作弊一案，朝廷中断了一届庶吉士考选，失去了直接进翰林院工作的机会。作为新科进士实习半年期间，王阳明便就西北边事条陈了八个事项，体现了在军事方面的深刻见解。实习期满，王阳明正式上任刑部主事，不久因病休假了一段时间，回朝改为兵部主事。
王阳明回朝不久，朝中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刘瑾擅权用事，驱逐大学士刘健、谢迁，给事中戴铣等二十一人上章力陈不可。刘瑾将这二十一人逮入诏狱，准备治罪。这时，一位六品主事勇敢地站了出来，独自一人上章要营救这二十一人。这就是王阳明。
当然，以王阳明当时的能量还远远不足以和刘瑾相抗衡，刘瑾将王阳明杖责四十，贬为贵州龙场驿丞。龙场在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龙场镇，离贵阳38公里，当时是汉、苗、僚等多个民族、部落杂居的地区，非常蛮荒。驿丞更是非常卑贱的未入流品官，主要负责迎来送往、车马仪仗。清朝甚至规定满人不得为驿丞，可见对这个职务的鄙视。而且刘瑾还派了人一路追杀，还好王阳明机敏，躲过了追杀，终于顺利到达龙场。
到了龙场后，王阳明并未因为仕途受挫就心灰意冷，而是继续斗志昂扬地工作。他在蛮荒地区主动担当起了教化蛮夷的责任，迅速提高了当地的文明水平，让夷民睁眼看世界，走出大山。当地夷民感恩戴德，他们不懂得中原建祠立庙的做法，便纷纷伐木为屋，送给王阳明住，以表感激之情。王阳明的工作既造福了一方生民，也为明王朝拓展巩固统治基础作出了巨大贡献。明朝的羁縻区非常大，但汉化水平一直很低，甚至一些宋代已经汉化的地区又退化成部落统治，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地方官不尽责，缺少王阳明这种深入蛮荒，教化夷民的奉献精神。
而在龙场这个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王阳明既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急于设法离开这个鬼地方，反而是静下心来思索人生价值、宇宙哲理，结合之前的种种遭遇，现实与理论得到完美的结合，无数圣贤大道在他的心中流转阴阳，融汇贯通，终于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成为宋明理学的一代宗师，与孔孟程朱比肩。后来王阳明给每位学生讲学，都要讲到这段独特而又重要的经历，称之为“龙场悟道”。
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没有哪位伟人成长的道路是一帆风顺的，那是属于庸俗的享乐人生。孔夫子周游列国，如丧家之犬，于切肤之痛中感悟凝成对人生宇宙的终极思索，以成至圣。朱熹子生在南宋，面对金瓯残缺，万姓南望，自身还被权相韩侂胄所逼，遭到“庆元党禁”的打击，学说被斥为“伪学”，但坚持不辍格物致知，终于贯通天地，成为一代圣贤，将人类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提升了一个重要层次。王阳明的悟圣之道也和他们一样，首先要通过刻苦的攻读，准备好理论基础，然后通过切实的感悟将理论知识融入人生宇宙的大道中去，知行合一，方能悟道成圣。在清官和贪官的斗争中，贪官有时会一时得逞，将清官压制住。但清官不能就此畏缩，也不能就此自暴自弃，这种磨练反而是对心性道理的一种提升。王阳明和张鹏同为进士，他们之间最大的差距不在于学识，而在于这种面对人生的心性。王阳明在龙场的出色工作，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基层小吏，只要心怀圣贤大道，身负治世绝学，哪怕是在再蛮荒的地方也能干出伟大的业绩。我们常说的当官要有担当，不在官位大小，哪怕是驿丞这种不入流的卑贱职务，一样能把一身才华奉献给社会。
王阳明的这种成绩自然也会有回报，在龙场悟道五年后，王阳明转任庐陵（今江西吉安）知县，重回流内，后屡迁南京刑部主事、吏部验封主事、吏部考功郎中、南京太仆少卿、鸿胪卿。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兵部尚书王琼举荐王阳明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康、赣州（今江西南部），南赣属于南岭井冈山区，盗匪极多，王阳明大展军事才华，剿平了很多称王的大盗，晋升为右副都御史。
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阳明迎来了他军事生涯的巅峰。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叛乱，占据了南康、九江等重镇。王阳明率地方部队仅用35天讨平，生擒宁王。本来王阳明应该以宁王进行献俘仪式，但贪玩的明武宗却自封为威武大将军，以“朱寿”之名出征，随行的威武副将军江彬、许泰，监军太监张忠等近臣想抢功，而且他们都受过宁王的贿赂，怕王阳明揭发他们，于是合谋诬王阳明与宁王勾结，见宁王不行了才翻脸把宁王抓起来。后来他们发现这故事编不圆，又想出一个主意让王阳明先把宁王放了，然后让明武宗亲自去抓一次。王阳明知道他们坏点子多，于是提前找到明武宗亲信太监张永，让他代表皇帝接受宁王献俘，并赶往南昌觐见。张忠、许泰已经先到，见了王阳明很不高兴，煽动京军刁难他。谁知王阳明与京军亲如兄弟，京军皆称赞王都堂的美名，不再去刁难他。
许泰、张忠见了王阳明，阴阳怪气地问：“宁王富甲天下，他的积蓄现在在哪儿？”暗指被王阳明私吞了。王阳明不慌不忙答道：“朱宸濠把钱都拿来送给京师要人，约为内应，这是可以回去调查的。”许泰、张忠没想到被戳中软肋，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他们又寻思王阳明是个文儒，必然不会武功，于是非要让他当众表演射击，想让他出丑。王阳明徐徐站起，三发三中。观摩的数万京军欢声雷动，许泰、张忠更加沮丧。近臣们还想方设法不让王阳明与明武宗见面，引诱他作出一些错误动作，想诬蔑他要趁皇帝出巡谋反。但王阳明问心无愧，一概不上当，明武宗也说：“王阳明是道学大家，怎么会谋反？”所以真正的读书人不要怕那些没文化的奸人，只要修持自身，你懂的境界他不懂，其实他是斗不过你的。
不光是这些奸臣，还有一些正直的重臣也颇忌惮王阳明的大功。王阳明的文名当代第一，现在又有军功卓著，确实令旁人心忌。首相杨廷和堪称一代名相，但就是不太喜欢王阳明。论功行赏时，王阳明获封特进光禄大夫（正一品阶官）、柱国（从一品勋官）、世袭新建伯（爵位）。明朝对爵位控制很严，必须立战功才能封爵，文臣官再大也不行，王阳明是明朝仅有的三位文臣因军功封爵的例子（他之前有两位是靖远伯王骥、威宁伯王越）。但不知为何，朝廷却不给他颁发世袭铁券，也没有兑现一千石的岁禄。对此，王阳明刚开始很愤怒，但很快又一笑了之，圣人的境界岂能容不下人间的这些许小动作。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广西又爆发了土酋卢苏、王受叛乱，总督姚镆不能平定，朝廷又只好请出55岁的王阳明以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前往平叛，这一次才总算补齐了拖欠的铁券、岁禄。
讨平两广的这次叛乱后，年迈的王阳明退休回家。明世宗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卯时（1529年1月9日8时），在路过南安（今江西大余）时病卒。弥留之际，弟子问他有何遗言，他只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江西境内的军民皆穿着麻衣为他戴孝。王阳明卒后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年）从祀孔庙。
从理学的角度讲，王阳明是哲人、伟人、圣人，但从职业生涯来讲，王阳明和万千官吏一样，同是官场中人。他的仕途还比一般人更加坎坷，考上进士便被唐伯虎作弊案影响，没有机会考选庶吉士，授官后又立即遇到刘瑾当权的黑暗时代，他本人也触怒了刘瑾，一度被贬至蛮荒，甚至经受过刘瑾追杀这样的重大危险。王阳明的仕途，很大部分时间是在和贪官猾吏作斗争，他也遭受了大量不公正待遇，甚至后期连杨廷和这样的名相似乎也不给他好脸色看，真的是全世界与我一个人作对？
即便如此，王阳明也并没有成为一个愤世嫉俗的愤青，更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继续用一身才华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着光和热，并且不断完善升华内心的境界。贪与廉的斗争是残酷的，也是磨人心性的。我们在现实中经常遇到这样的人，号称自己看了很多社会官场的阴暗面，看多了就什么都不信了。这其实不是见多识广，没什么值得卖弄的，这只是心性不坚而已。还有一些人在现实中受了一些不公正待遇，就感到委屈，以至怨天尤人，痛斥社会黑暗，官场腐败，不再值得为之奋斗，从此自暴自弃。这一类的典型就是张鹏，这种人值得同情，但绝不值得四处兜售。其实很少有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能超过王阳明，但王阳明也并没有就此自暴自弃。别说什么王阳明是圣人，在这个问题上他恰恰很有平常心，生擒宁王后封爵，朝廷不给铁券岁禄，王阳明也一时“愤甚”，只不过愤归愤，他没有就此成为愤青，而是继续好好做官，直到七年后朝廷又需要用到他时自然就能拿回自己应得的待遇。在这个问题上王阳明比不上大义凛然的岳飞、于谦，更像是一个普通官僚，只不过他更善于调整自己的心态，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才华应该用在何处，而不是纠结于所谓的待遇，才能做到始终不忘初心，知行合一。
正与邪、贪与廉、善与恶的斗争其实很不公平，因为这种斗争对正义的一方不光是肉体、仕途的危险，更是心性的磨难，置身其中经常会让人倍感抑郁，难以为继。但王阳明向我们很好地展示了处处遇到心障时应该如何调整心态，洒脱上路，不忘初心地继续前行。王阳明在逃脱刘瑾追杀后，逃上海船，又遇海啸，疾风恶浪之中他写下了这首《泛海》，希望能与那些正在为正义负重前行的人们共勉：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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