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一场看似无聊至极的嘴仗，其实暗藏着皇权与相权的坚决斗争。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君臣对立出现在了大明的朝堂，导致官僚队伍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内部撕裂。一个有资格代表明朝的著名贪官——严嵩就在这道比万里长城还要壮阔的裂痕中应运而生。
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斗倒青词宰相张璁，还得青词更妙的夏言。要斗倒青词绝妙的严嵩和奸诈贪婪的严世蕃父子，既需要杨继盛、沈炼的丹心报国，也得需徐阶、高拱、李春芳一大批青词高手忍辱负重。但另一边陆炳、邵元节、陶仲文的花式腐败又有谁能稍止？
海瑞，人类历史上清正刚直的标志性人物，他生在这个污浊的乱世，如一柄利剑，刺破长长的黑幕，成为这个时代最闪耀的饰品。但裂痕是慢性病毒最好的病灶，这个时代的裂痕堪称五色斑斓，花样百出，连海瑞最终都无法直面，难道真的只能诉诊于李时珍，问问他对嘉隆万三朝的这段慢性病史有何妙手良方？
6.1 大礼议的超级裂痕
宇航界有一个传说，从太空舱里用肉眼看地球，可以看到两个人工制品，一个是万里长城，一个是嘉靖朝君臣之间的裂痕。
这也是极具中国社会特色和明朝时代特征的政治现象，换个地方或者时代，这个皇帝早就死一百遍，甚至整个王朝都被推翻了。唯独中华帝国大明王朝，出现这种君臣割裂反而是政治体系完全成熟稳定的标志。但裂痕却是慢性病毒最好的病灶，恰如肌肤被割开后最容易感染。贪官打造自己的团队，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在官僚队伍中制造裂痕，在对立矛盾中寻找可以拉拢的人，现在皇帝和群臣产生一道公共裂痕，慢性病毒从未遇到过这么好的病灶。
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在亲征（确切地说是游玩）途中突然驾崩，由于他没有子嗣，连亲弟弟都没有，于是大明进入了一个长达37天没有皇帝的共和期，暂由首相杨廷和主持工作。最后，朝廷经议定，按礼法应由兴王朱厚熜继位。现任兴王是明孝宗的弟弟已故兴献王（朱祐杬，“夺门之变”前曾被传闻可能会继承景泰帝帝位）的儿子，朝廷议定将其过继为明孝宗之子，以明孝宗次子的身份继位，这样就保证了大明的世系没有发生偏移。但事实上朱厚熜驾崩后的庙号为明世宗，表明后人还是认为世系在他这里发生了转移。
其实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也不会引起太大争议，但在宋朝产生了所谓的“濮议”。宋仁宗（赵祯）无嗣，其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赵宗实继位，既为宋英宗。宋英宗继位后大臣们讨论名分问题，司马光、范纯仁等认为英宗已经过继为仁宗之子，宜以仁宗为皇考（已去世的父皇），以濮王为皇伯考（已去世的皇伯）。韩琦、欧阳修等则认为濮王是英宗的生父，这个事实不能改变，濮王应该称皇考，并在庙堂中以先父的礼仪祭祀，宋仁宗则称皇叔考，以先皇的礼仪祭祀。此事史称“濮议”，大臣们分为两派，争论了一年半，最终韩琦、欧阳修一派获胜，濮王称皇考，三位坚持要求宋英宗称濮王为皇伯考的御史吕诲、吕大防、范纯仁被贬出京。这种事表面上不是天大的事，实际上蕴藏着一个非常本质性的问题——所谓中华帝国，到底一个公共管理体系，还是某一家一姓的私业？如果是私事，我爱认谁当爹是我自己的事儿，外人无权插手。但如果是一个公共管理体系，那就必须按公共秩序来办，大家都有责任来维护，皇室之事无私事，都是公事。
明世宗的情况和宋英宗很类似，也存在亲爹到底是皇考还是皇叔考的问题。但宋朝的“濮议”虽引起不小的波澜，最终还算平稳解决，君臣也没有大打出手。明世宗引发的“大礼议”却旷日持久，无数宰相公卿、文武百官被杖责、罚俸甚至免官。文官队伍本身也分成针锋相对的两派，争得面红耳赤，最终造成整个高层的严重撕裂，明中后期的很多问题都是在这道巨大的伤口中孳生发育。
造成如此严重对立撕裂的契机是明世宗发现从选他当皇帝，到过继改宗，再到一切政事，均是由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们包办，自己除了在已经拟定好的诏书上签字盖章外，还要按规定动作像木偶一样被支来使去，完成各种仪式。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不仅是公事，文官们对皇权的侵犯如此深入到皇帝的私事，这让14岁的明世宗很难接受，更难理解，传说中的皇帝真是这样当的？
其实中国社会发展到明代，皇帝还真就是这样当的，只是有些少年不愿面对现实，于是展开了顽强的抗争。这种抗争往往以某个形式上的细节为出发点，实际上是在争夺中确定谁说了算的问题，如果这种细节皇帝说了都不算，那大政方针就更不算了，所以这是皇权和相权的本质之争。明世宗也曾一度想避免剧烈斗争，尝试拉拢文官们，先加封首相杨廷和为左柱国（正一品勋官），杨廷和谢恩领旨。但接下来明世宗又赐礼部尚书毛澄黄金，却被毛澄严词拒绝，而且暴露了他在向文官行贿，想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明世宗次年又想加封杨廷和为太傅，之前百余年内阁大学士最高加衔只能到从一品少师，从无加正一品太师、太傅、太保先例，这个贿赂不可谓不重，但也被杨廷和严词拒绝。明世宗多次下诏为其父追赠徽号，均被内阁封还，年轻的明世宗被连续当众打脸，勃然大怒，终于与文官们撕破脸，斗争从暗中博弈到了摆上桌面。
明世宗发起这场斗争的首要节点就是杨廷和这个怪老头。杨廷和虽然主持朝廷议定明世宗入继大统，但明世宗没有必要感恩戴德，因为选他完全是根据礼法并由廷议通过的，不是他杨廷和的恩赐，这和王莽、董卓找些小孩儿来当皇帝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中华帝国也是中国社会进入宋明阶段后最重要的一个政治特征——皇帝以科举选拔官员，官员以礼法确定皇帝。君臣都是通过很客观的公开程序选人，主观上没有什么恩情可言，大家都是萍水相逢的陌路人，扮演好各自的公共角色即可，没有私情可循。
杨廷和早在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年）入阁，正德七年（1512年）李东阳退休后，杨廷和晋升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正德十年至十二年（1515-1517年）因父丧回家丁忧三年，正德十三年（1518年）起继续担任首辅至今。明武宗驾崩后，杨廷和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主持朝政37日，铲除了江彬等一众奸佞，又牵头议定了兴王入继大统，可见其在明廷之威望超然，堪称是明中后期内阁制度成熟后相权的一个集中体现。但现在明世宗就是要勇敢地面对这座高峰，为皇帝把权力争回来！
杨廷和、毛澄等朝臣安排明世宗改宗，一系列的诏册措辞不可能没有一点漏洞，明世宗就此发起了论战。不过明世宗势单力孤，学识水平也远远不及一大帮进士，刚开始处于严重下风。然而就和宋朝的“濮议”一样，文官也并非清一色赞成杨廷和的观点，见皇帝如此不屈，也有一些人站在了皇帝这边。但这其中跳得最厉害的几个却未必都是坚持真理，更有可能是瞅准了机会，站到皇帝一边，以期未来得到皇帝的宠幸。
这类人以新科进士张璁为首。张璁的人生也颇为励志，他很小就有才名，很年轻就考中举人，但连续七次会试都名落孙山，本来张璁已经准备放弃进士梦，以举人出身去谒选州县官（一般可以当县里的局长），但御史萧鸣凤却通过星相算命，对他说：“从现在起，三年成进士，又三年会突然大贵！”这有点像苏格兰王子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看见蜘蛛第八次结网的故事，张璁打起精神参加了第八次会试，果然高中二甲，已经四十七岁了。稍微有点遗憾的是，张璁没有考选庶吉士，但一个更好的机会摆在他面前——皇帝刚登基就和群臣闹翻，而且势单力孤，身边没有一个人，那我现在赶紧站到他那边，不就成了他的头号亲随了吗？
张璁精心炮制了一篇奏疏，论证了父母是人间最大的伦常，不能说当了皇帝就不认爹娘，明世宗的情况和汉哀帝（刘欣）、宋英宗并不完全相同，杨廷和刻舟求剑，实则是在党同伐异！至于明世宗还健在的生母兴献王后蒋氏，虽然没有当过皇后（甚至皇妃），但既然是现任皇帝的亲妈，也可以册为太后，排在昭圣慈寿皇太后（明孝宗皇后）之后，称“本生母章圣皇太后”。最重要的是，张璁敏锐地指出了杨廷和一个根本破绽——在明武宗的遗诏（实为明武宗驾崩后杨廷和代拟）中，说明了是由兴王朱厚熜继位，没说是皇太子朱厚熜。杨廷和先迎取兴王到京师，再册立为皇太子，再以皇太子身份继位的做法与其自身的说法就自相矛盾。即便抛开言辞细节，杨廷和这帮人以汉哀帝和宋英宗为理论依据，但汉哀帝和宋英宗都是汉成帝（刘骜）和宋仁宗在世时就把他们过继为子，以皇太子身份养育多年后才正当继位。现在明孝宗都驾崩十几年了，杨廷和这帮人代他做主，给他过继一个儿子，再册立为皇太子，这于常理也说不通。所以明世宗就是以明武宗弟弟的身份继承了皇位，与父母辈无关。
张璁此文有理有节，连赋闲在家的杨一清都说：“就算是圣人活过来，也驳不倒他！”其实不需要活过来，当时碰巧有一位在世的圣人——王阳明。王阳明也表示非常欣赏张璁的议论（这可能与王阳明跟杨廷和关系不佳有关）。张璁说出了明世宗的心里话，让他非常感动。这一下子可把一众文官给打懵了，他们本来以为文官队伍是铁板一块，这下出了个叛徒？大家纷纷痛骂张璁背德无耻，不遵公议，却去阿附皇帝。张璁作为新科进士，尚未正式授官，刚冒头就被认定为天下公敌，所以后来被文官阶层视为一代巨奸。
明世宗根据张璁的建议，着手奉迎生母入京的仪式，他坚持要以皇太后的礼仪入京，文官们则坚持要以王后的礼仪。明世宗生母蒋氏已经到了通州，听说朝廷就她入京的礼仪僵持不下，只好在通州暂驻。明世宗听说了，终于忍不住爆发出来，泪如雨下，大哭说这个皇帝小子我不当了，回去继续当藩王算了。朝臣们没想到这个14岁的少年如此决绝，最后只好让步，以皇太后礼奉迎蒋氏入京。之后明世宗和文官们达成了妥协，同意尊明孝宗为皇考，生父为“本生父兴献帝”。虽不是皇考，但避免了成为皇叔，而且也得到了一个帝号。但是张璁却因犯了众怒而被牺牲，进士实习期满就任南京刑部主事，这算是二甲进士初授官的下限，关键是被逐离了北京权力核心。
之后，又陆续有人站在了明世宗一边，右副都御史席书、礼部员外郎方献夫、兵部主事霍韬、南京刑部主事桂萼等纷纷撰文为明世宗张目，尤其是王阳明弟子方献夫提出“继统不继嗣”的理论，极大扭转了形势。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年），明世宗召张璁、桂萼回北京，两人一回京就发表了七篇论文。文官们知道这两个大敌回来，还敢大肆发文，不禁咬牙切齿，有传闻说文官们准备以当年打死王振党羽马顺的格式，于上朝时在左顺门徒手打死他俩！张璁、桂萼吓得不轻，在武定侯郭勋（开国名将郭英之后）家躲了好几天才敢出门，明世宗特旨授他们为翰林学士，也不敢接受。不过风头过后，张璁、桂萼等约群臣当廷辩论，竟然舌战群儒，不落下风。面对这个形势，杨廷和非常忧虑，拿出宰相要挟皇帝的惯用伎俩——以辞职作威胁。谁知明世宗不认明武宗是亲哥，但他当年就坡下驴逐走刘健、谢迁的招式却学了去——准奏！杨廷和大怒：“你小子耍赖！你当初威胁退位我们就怕了，现在我威胁要辞职你怎么就不怕？”老子就是不怕你怎么的！门卫，下次不用放这个老头儿进宫了！
杨廷和的去职标志着双方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明世宗、张璁一方已经明显逆转形势。
主管礼制的礼部是“大礼议”斗争的风暴眼，礼部尚书毛澄已于嘉靖二年（1523年）愤而辞职，三个月后气病交加而死。朝廷召南京吏部尚书罗钦顺接任，但罗钦顺声称明世宗是想让他去干违礼之事，坚辞不任。这时吏部左侍郎汪俊挺身而出，主动表示愿意接任礼部尚书，并为维护礼制与明世宗作坚决斗争！杨廷和去职后，文官一时群龙无首，新任礼部尚书汪俊约吏部尚书乔宇一道，率廷臣73员力谏。明世宗大怒，切责乔宇、汪俊。之后明世宗开始大肆任免高官，这段时间人事非常混乱，出现大量被任命的尚书、学士拒不上任的情况，甚至内阁到底谁是首相都搞不清楚。最后明世宗诏已经退休的杨一清重回内阁，南京兵部尚书廖纪为吏部尚书，左副都御史席书为礼部尚书。杨一清、廖纪在大礼议中表现为中间派，他们只希望朝政能够尽快安宁，四处调停。但所谓调停肯定是对皇帝比较有利的，中间派很容易倾向于皇帝一边。至于席书就完全是明世宗一派的了，之后陆续接掌吏部、礼部的桂萼、方献夫都是明确的“保皇派”。
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在张璁、桂萼等人的积极策划下，明世宗正式宣布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明孝宗为皇伯考。文官们见四年来的抗争付之东流，非常痛心，大批朝臣自发汇集到金水桥南伏阙恸哭。明世宗大怒，将吏部稽勋员外郎马理等143人逮入锦衣卫狱，审理后罚以廷杖，16人被当廷打死！不过这并没有吓退正直的文官们，反而激起了他们心中“文死谏，武死战”的无边正义感。明世宗将生父的神主奉入太庙，这明显违背礼法，因为兴献王确实没有当过皇帝，不能奉入太庙，两个月内，连续两任首相蒋冕、毛纪相继辞职抗议（是真的辞职抗议，不是被骗走）。更壮烈的一幕发生在一大群低级文官身上，他们的代表人物正是著名文学家杨慎。
杨慎，字用修，号升痷，杨廷和之子，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辛未科状元，与解缙、徐渭一道被誉为“明代三大才子”，以宰相之子的身份考中状元却无任何人怀疑他作弊，可见其文名冠绝天下，无人不服。杨慎本来才名远播，但由于其父在阁，反而影响了他的仕途，初授翰林修撰（法定的状元初授官，从六品）后十三年未得升迁。从这点看，杨廷和、杨慎父子确实做到了身居高位就要避嫌，哪怕是作出重大牺牲，人品家风极其高尚。嘉靖三年，明世宗诏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杨慎率36名翰林官进言：“张璁、桂萼跟我们学术不同，现在陛下既然超擢他们，那说明要用他们那套学说，不用我们的程朱理学了，我们坚决不愿与他们同列。”明世宗大怒，对他们罚俸处理，不过张璁、桂萼也确实被吓倒，一时不敢到翰林院就职。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发生左顺门血案，马理等143人遭到杖责，其中16人被当廷打死。本来明世宗以为如此野蛮的行径足以令人一时噤声，但事实恰恰相反，这更激发了杨慎等人舍身报国的坚强信念。杨慎召集在京的正德六年（1511年）辛未科进士二百四十余人，再赴阙前力辩。这些人现在大部分都是翰林、御史、给事中、主事等六七品官，其实走到路上难免还是有人害怕，毕竟宋明五百年来都号称不以言论杀士大夫，但这次突然当廷打死16人，可谓恐怖至极。看到有些同学面露惧色，杨慎豪气万千道：“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众人听了不再畏惧，随他到左顺门大哭抗议。明世宗更怒，将他们全部逮入诏狱，处以廷杖，杨慎被打得“死而复苏”。十天后，刚能起床的杨慎又约同年进士前往继续抗辩，翰林检讨王元正，给事中刘济、安盘、张汉卿、张原，御史王时柯响应，又遭杖责。这七君子被打得血肉模糊，杨慎、王元正、刘济被贬官，其余四人被削籍为民。杨慎被贬到云南永昌卫（驻地在今云南保山），此处离京师万里，但碰巧离杨慎的家乡成都比较近，当地官吏对杨慎看管并不严，他时时可回成都居住。最后，杨氏父子均在家乡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直至终老。
到此，“大礼议”的高潮算是过去了，在这一连串剧烈斗争中，大多数文官表现得正直不屈，为维护礼法尊严敢于向最高皇权发起正面抗争，有很多甚至不惜献出生命。这本质上是明世宗意图夺回皇帝实权和文官们坚守公共秩序之间的一次剧烈斗争，有一些文官趁机站队，希图幸进，这其中个人收益最大的还得算张璁。
张璁尽管在“大礼议”之初受了点挫折，被排挤到南京，甚至明世宗诏其为翰林学士都被翰林官集体抵制。但随着“大礼议”的形势逆转，张璁、桂萼等人都迎来了春天。明世宗嘉靖四年冬（嘉靖四年主要在1525年，但此时按阳历算已在1526年），张璁任太子詹事兼翰林学士，主管宗庙一切礼仪。尽管首相费宏明确宣称要抑制张璁，御史言官也密集弹劾，但在明世宗的鼎力支持下，他还是很快升迁。嘉靖五年（1526年）七月，张璁晋升为兵部右侍郎，不久又晋左侍郎，代理都察院工作。嘉靖六年（1527年）十月，张璁以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入阁。此时距萧鸣凤给张璁算命，鼓励他再考一次正好六年。嘉靖七年（1528年）一月，张璁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六月就晋升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嘉靖八年（1529年）九月，首相杨一清退休，张璁执掌内阁。嘉靖十三年（1534年）一月，张璁授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官至极品。
除张璁外，桂萼、方献夫等也相继入阁，席书以武英殿大学士退休，霍韬虽中途一度得罪明世宗，最终仍得授太子少保、南京礼部尚书。“保皇派”虽然受尽文官的攻忤，但都得到了很高待遇。其实收益更大的是一位勋臣，就是众臣准备打死张璁、桂萼时保护了他们的武定侯郭勋。郭勋也充当了“保皇派”，大受宠幸，特命掌管禁军，不断加官至太师、翊国公。而且明世宗还特许郭勋组织编纂了《英烈传》，大肆弘扬其祖郭英的丰功伟绩，甚至宣称当年正是郭英射死了陈友谅（朱元璋统一全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鄱阳湖大战中流矢阵亡）。明世宗居然表示相信，提高了郭英的待遇。本来只有徐达、常遇春等六位追封为郡王的勋臣有资格从祀太祖庙，现在特别把郭英也加进去。而且明世宗经常在不能亲自主持祭祀时让郭勋代为祭祀，这个光荣特权在明朝建立一百五十年来一般都是由徐达、常遇春的后代来执行，郭英实在是排不上号，现在郭勋真是光宗耀祖到了令各个勋贵家族都侧目的地步。
不过郭勋仗着荣宠非凡，成了一个大贪官，到处侵占民田。更恶劣的是郭勋在京师开了一千多家店铺，这不是当年皇店的翻版吗？皇帝都把皇店革除了，你又来开你们家的店？给事中、御史密集弹劾，但郭勋非常傲慢，毫不在意。明世宗嘉靖二十年（1541年），刑科都给事中高时弹劾郭勋贪纵不法十余事，明世宗将郭勋逮入诏狱，羁押审查一年后死在狱中。
很多人把“大礼议”视为一场闹剧，除了高潮阶段力争皇考、皇伯考的问题，其实多年后明世宗还在玩类似的游戏，想把没有当过皇后的祖母、母亲都正名为皇太后，甚至想给没当过皇帝的父亲追赠一个“睿宗”庙号，享受太庙祭祀。其实“睿宗”这个庙号还真就是专门干这事儿的，元睿宗（奇渥温·孛儿只斤·托雷）、金睿宗（完颜讹里朵，汉名完颜宗辅、完颜宗尧）都是生前没当过皇帝，儿子当了皇帝后追赠的。但这种情况在金、元不会引起任何争议，正因为他们就是典型的部落私家政体，在大明这样做就不合礼法了。明世宗为了这样做也耍了不少花招，甚至为了在太庙里腾个空位置，把太宗的庙号都改成了成祖，然后把仁宗移到后殿，宣宗到孝宗依次往前提一位，总算把“睿宗”的牌位塞到了孝宗之后、武宗之前。
其实这些所作所为不是明世宗执拗，更不是无聊，而是他在不断地试探文官，到底能不能由他说了算的问题，只是杨慎被流放后高潮就过了，明世宗也更富有斗争经验，再斗没那么剧烈罢了。这些作法造成了国家高层的严重撕裂，其实和刘瑾打造阉党并无本质区别，甚至在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大礼议”造成的巨大裂痕比刘瑾阉党不知严重多少倍，嘉靖、隆庆、万历朝近百年的历史进程都笼罩在这道裂痕的血腥气息之下。慢性病毒从未见过如此壮阔的裂痕，无比畅快地在一望无垠的撕裂血肉上寻找新的居所。这一次，它要转变发展模式——空间太大了，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偷偷摸摸地挤在某个角落，大明的官场将成为我们策马奔腾的莽原！
当然，还需要一说的是，尽管“大礼议”令人皱眉，充满了负能量，但其实这其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主角也并没有你想的那么沮丧，他和他的同僚们从来没有为那场正义的斗争后悔过，也不曾为当时看来很不理想的结局而懊恼。因为他们用执着追求的不是一个结果，而是用壮丽的青春在黑暗的夜空中化作闪耀的星点，照耀历史长河。他们已经做到了。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而就个人的人生而言，杨慎其实也不失败。杨慎名义上被流放云南，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在成都老家奉养父母，同时钻研学术。杨慎在经、史、诗、文、词曲、音乐、金石、书画、天文、地理、数学、生物、医学方面均大有所成，“明代三大才子”的说法主要是为了借解缙、杨慎抬高徐渭，相当于硬说奥尼尔和科比是双核，实际上杨慎是当之无愧的明代第一大才子。当然他在哲学方面的成就不敢与王阳明比肩，但其实他对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都作出了不少批判性的发展，也无愧为一代鸿儒。尽管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状元，未能位列公卿确实有点遗憾，但他的人生依然是非常成功而伟大的。
和王阳明在极度险境中写下《泛海》一样，杨慎在晚年悟透人生时也写下了这首著名的《临江仙》（因被毛宗岗用作《三国演义》开篇词而广为人知），与全天下守望正义而被铭刻在历史丰碑上的人们共勉：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6.2 青词宰相之神仙打架
张璁能够得宠，首先是因为在“大礼议”中坚定地站在了明世宗一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善写青词。
所谓青词，是道教举行斋醮时献给上天的奏章祝文，一般为骈俪体，用红色颜料写在青藤纸上，要求形式工整、文字华丽。比如著名“青词宰相”袁炜的这首代表作：
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
岐山丹凤双呈祥，雄鸣六，雌鸣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
很显然，“青词宰相”就是指一些靠写青词受宠，最终登阁拜相的人，张璁、夏言、顾鼎臣、严嵩、徐阶、李春芳、郭朴、严讷、袁炜等一大批人都属于这个行列。明世宗崇信道教，和他哥哥一样，皇帝只是他们的第二职业。明武宗的第一职业是威武大将军朱寿，明世宗的第一职业则是炼丹术士。既然知道炼丹术士热爱道教文化，向他邀宠自然就要找准这个方向。当然，写青词也是很有技术含量的，不比写八股文简单。文官们都是进士出身，自然都是顶尖的八股文高手，但未见得都会写青词。有人是不屑于钻营此道，但从一些“词臣”邀宠的过程来看，不同的人青词水平也是有高下之分的，而且差距还很大。
张璁最初以“大礼议”得宠，但此事逐渐淡化后，他能从好几位“大礼议”功臣中脱颖而出，主要就是靠写得一手青词。张璁其实在历史上有不少德政，其一就是前文所说刘瑾时代泛滥的皇庄、皇店，张璁入阁后牵头进行了全面清理革除；其二便是革除了太监擅权之弊。由于刘瑾擅权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世宗朝在张璁的牵头下，重新强调了宦官不得干政的纪律并严加实施。首先是各地和军营中的镇守太监、监枪太监一律革除；其次是劝说明世宗严厉告诫身边的太监们老老实实做好服务员工作，不得干政；东厂虽然保留，但行为收敛，不得擅自外出刺探案情。所以，终世宗一朝以及其后的穆宗朝半个多世纪，宦官之弊得到治理，这一系列举动一度让明世宗被误认为是一位奋发有为的少年贤君。张璁也因为这一系列力压太监的强力举措，得以和文官极大地缓和了关系，但在青词这件事上，他最终还是被定性为一个谄媚皇帝的谗臣，为文官们所鄙夷。
明世宗以青词为标准，挑选宠臣，算得是权谋史上的一个创新。中华帝国早早地抛弃了世袭官制，庞大的文官系统是从普通公民中挑选人才来充任的。那从上亿普通公民中挑选出这三千多人，标准是什么？文官们自己的标准是读书读得好的就是好人，该当好官。明世宗偏偏要换个标准，写青词写得好的才是好人，才该当好官——然后咱们看到底谁当官。
张璁还曾撺掇明世宗干另一件大事——改进士独大为三途并举。所谓“三途”是指进士、举人、岁贡三种入官的途径。进士是顶尖学历；举人是次一级的学历；岁贡则是地方每年向朝廷推荐人才，在魏文帝（曹丕）创立九品中正制后、隋唐科举考试制度发轫之前是中国的主流选官方式。明代的科举制度已经很成熟，也非常严格。三千多个重要职务必须由进士充任，主要包括京官、都布按三司主官、府州县主官；举人主要充任府州县下设的中层干部（大致相当于现代的局长）；岁贡生主要充任各级政府的低级文员。而且进士出身的官员被称作“清官”，其余官员被称作“浊官”，这里的“清官”不是和“贪官”相对应的概念，而是和“浊官”相对。所谓“轻清上腾，重浊下凝”，清官在京官、地方主官这条上层路线流动晋升，浊官则在各级地方政府的中下层路线流动晋升，形成“清浊分流”。其实就算是进士，如何任用也是由考试成绩客观决定的，一甲、二甲、三甲、庶吉士的任用方法皆有规制，不由任何人随意支配。人事制度越严格、越客观，就对企图揽权的人越不利，因为这样他们就无法自由安排“自己人”去占据重要官位。中华帝国自唐宋以来这种严格以考试成绩决定仕途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权力，避免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现在张璁实际上是想放松这种束缚。
张璁最初作出这种尝试是因为他初入阁时，诸多翰林官耻于与其为伍，不听从号令，让他根本无法开展工作。张璁大恨，吹毛求疵地找到他们各种纰漏，将二十余名翰林官均贬出翰林院。但赶走这些人又怎么办呢？这些官位还是需要人来填呀，按规矩还是得进士，而且按理说还必须是一甲或者庶吉士，张璁根本找不到那么多符合条件的人，就算找来一样也不会听他的话。翰林院、中书科倒是有很多低级文员似乎对张璁很恭敬，但他们又不符合条件，当不了翰林官。于是张璁省悟症结的关键，提出放宽限制，三途并举，不一定只有进士才能当这些官。张璁提出的理由当然冠冕堂皇，大致就是不拘一格用人才之类的，只要是好的人才就应该用到好的岗位上之类。但所谓“人才”，这个标准怎么确定？科举考试本身是一个很客观、公正的选拔方式，也是一道坚实的防火墙，严防着结党营私者提拔“自己人”占据官位。张璁提倡以更宽松的规则选官，无非就是想绕开这道防火墙而已。历史表明，张璁的这个企图完全是失败的，甚至激起严重反弹，明朝恰恰就是在嘉靖朝形成了愈发严格的选官制度，幸进之门愈发被堵死。
张璁想搞三途并举，本质上是“大礼议”的一种延续，都是代表皇帝向文官（进士）这个群体要权。这种努力又归于失败后，明世宗专心玩起了他的青词，他只能从极为有限的进士中精挑细选出勉强能合他心意的人。
明世宗第一位宠臣是张璁，最初常让张璁撰写青词，张璁的水平也不差，但既然明确了这是一条幸进之路，就更有高手不断涌现。《明史》认为第一位“青词宰相”是顾鼎臣，其实这种说法不太准确。顾鼎臣只是“青词宰相”中最先以青词结交于明世宗的人，真正凭青词受宠并最先入阁的首推夏言。
夏言是正德十二年（1517年）丁丑科进士，明世宗登基时他正担任兵科给事中。夏言没有过多参与如火如荼的“大礼议”之争，而是专心进言本职工作方面的政务，并且表现优异，办理了裁汰包括锦衣卫在内的三千二百员侍卫亲军冗员等大事。明世宗全面清理皇庄时，夏言参加工作组，表现也很出色，除皇庄外还顺带清理出很多勋贵强占的民田，全部夺回归还给人民。在这个过程中夏言得罪了不少勋贵，但他毫无畏惧，坚持原则，引起了上层的注意，晋升为兵科都给事中。夏言还指出现在人事档案工作懈怠，孝宗朝有每个季度向御前报告文武百官履历的制度，现在废弛了，建议恢复。明世宗接受建议，并调夏言任吏科都给事中。
夏言在“大礼议”最高潮时避开了这个热点话题，并不表示他真的不感兴趣，这只是他的一种职场策略而已。当时正反两派有杨廷和、张璁这样的巨头，年轻一辈中又有杨慎这座不太可能超越的高峰，夏言冲进去多半也只能当炮灰，所以他选择了避实就虚，让你们先恶斗。他另找了很多当时为人所忽视的方面建言，反而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崭露头角后，夏言也开始插手礼制方面的问题，这毕竟才是世宗朝的核心问题。碰巧张璁、霍韬等人在建祭坛方面与明世宗发生了一点小分歧，夏言趁机进言，支持明世宗最初的动议。张璁、霍韬等大怒，心想我们因“大礼议”受宠，你一个小小的七品谏官有资格插嘴？未料这次明世宗站在夏言这边，痛斥两位旧宠，甚至将霍韬下狱。夏言从此成为新宠，被委以建设祭坛方面的重任。
张璁自认为是“大礼议”的胜者，非常傲慢，入阁后对百官颐指气使，无人敢与其相抗。没想到突然冒出来个夏言，让他非常恼火。他更没想到的是夏言攻击力非常强，而且似乎比他更得明世宗心意，之前只是深藏不露罢了。夏言连续弹劾张璁、方献夫，句句切中要害，二人无以为辩，只好请辞。夏言一战成名，后来又经常攻击张璁、方献夫、霍韬等。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夏言不但占据道义，青词水平也比张璁还要高一个档次，他写的奏疏也是充满道教文化色彩，让明世宗看了爱不释卷，所以在辩论中占尽上风。明世宗愈发宠爱夏言，超擢其为侍读学士，嘉靖十年（1531年）擢太子少詹事兼翰林掌院学士（翰林院多位翰林学士中实际执掌院事的一位）。
当然夏言也不是完全没有漏洞，就在此时他被牵涉进一桩大案。行人司正（负责颁诏的部门行人司的长官，正七品）薛侃上疏讨论立储问题，建议明世宗现在还没有儿子，可以选择近支宗藩当成太子培养，他日生了皇子再说。这其实可能是对明世宗以宗藩入继的一种理论补充，但当时明世宗正急于向太上老君祈祷赐个皇子，说不定已经得了三清赦命，马上就有星君降下，薛侃却来触个霉头，大怒，将薛侃革职。张璁趁机构陷说是夏言指使的，甚至一度将夏言移送司法。未料皇帝对夏言宠信之深，已经相信夏言而不相信老兄弟张璁了，处理结果居然是释放夏言，罢免张璁！看来真是人红了做什么都是对的，失宠了做什么都碰钉子。出狱后夏言立即晋升为吏部左侍郎，仍兼掌院学士。一个月后，礼部尚书李时入阁，夏言递补为礼部尚书。夏言以青词得宠后，一年之内就从谏官（吏科都给事中）跻身六卿（礼部尚书），创造了明朝历史上最快的升官纪录。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夏言以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嘉靖十七年（1538年），顾鼎臣才以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成为“青词宰相”，比夏言要晚两年。同年底，首辅李时去世，夏言成为首辅。嘉靖十八年（1539年）一月，夏言加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这里的上柱国是唐宋官制中的最高级勋官，明朝官制中最高级勋官是正一品的左柱国、右柱国，并无上柱国一说，这是夏言自封的一个官号。
不过这就算是夏言的巅峰了，之后他便开始缓缓滑向深渊。尽管张璁已死，但其党羽还在，其中最厉害的莫过于武定侯郭勋。夏言入阁时推荐南京吏部尚书严嵩接替礼部尚书，本意是笼络此人。但严嵩却觉得夏言居然把自己当门客，很不高兴。然而严嵩又是一个非常阴险狡诈的人，他表面上对夏言奴颜婢膝，实则心中暗恨。当然，最重要的是夏言位极人臣后自身有所放松，对明世宗的侍奉力度明显减轻。顾鼎臣也表现出夏言一样的毛病，这种“青词宰相”虽然不是杨慎那种硬骨头，但好歹也是读书人，终归不是太监那种从小训练的忠奴，达成入阁的成就后往往都会放松对皇帝的谄媚。夏言和顾鼎臣就经常口无遮拦，触怒皇帝，甚至经常皇帝急召时半天不来，让明世宗非常不满。郭勋、严嵩等趁机在背后进谗，明世宗渐渐开始不喜夏言，数年间三次勒令夏言退休，但毕竟曾经真爱过，又三次起复，像荡秋千一样把他荡来荡去。
在被贬黜的日子里，夏言非常难过。他习惯了大富大贵的奢侈生活，一旦不在高位，非常不适应。在位时夏言特别爱送礼，出手相当阔绰，所以人缘不错。一旦失位，没那么多钱到处送了，州县的官吏都开始轻慢他。这也可以看出夏言是一位中轻度贪官，因为他在位时大手大脚，说明绝不清廉，不过一旦失位便穷酸毕现，说明也没有捞太多。
在夏言三起三落的岁月中，其实一直是在和严嵩做着激烈斗争。夏言虽然在早期机智地斗败了张璁，但比起明代头号大奸臣严嵩就显得很稚嫩了，实际上一直处于下风。夏言还因工作关系得罪过驸马都尉崔元、锦衣都督陆炳等明世宗的亲戚近臣，严嵩拉拢他们一起来整夏言，夏言却完全没有意识到。明世宗常派小太监与重臣沟通，夏言认为身份悬殊，把他们视作奴婢（其实他们确实是奴婢）。严嵩则每次必请他们上座，并亲自送钱到他们袖中。这些小太监回去就会常说夏言的短处，赞美严嵩。明世宗严禁宦官干政，但实际上宦官们还是能在皇帝面前起到家长里短的作用，夏言完全没有意识到，严嵩却充分利用了。更重要的是，严嵩的青词水平比夏言还要更胜一筹，渐渐地宠幸形势发生了变化，严嵩开始寻找致命一击的机会。由于之前夏言起复了多次，所以要攻他就必须一击致命，不然改天他又起复了。严嵩暗蓄腾腾杀气，夏言恐怕还没有察觉到。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著名军事学家曾铣出任兵部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事，以数千兵力拒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十万铁骑，朝廷大加褒赏。曾铣趁机发表了著名的《复套议》，建议朝廷投巨资收复河套，实质上是完成当年汪直、王越的烂尾工程。朝廷经过慎重研究，在夏言的力主下同意，从而开启了波澜壮阔的第二次复套战略。然而严嵩却从中嗅到了杀机，当年以汪直、王越之宠，复套尚且未成，如今夏言这是主动将机会奉上啊！
但事实上，曾铣的军事水平恐怕在王越之上，如今的土默特部也不如当年的瓦剌强大。曾铣发明了大量近现代武器并投入实战，其中包括战车、榴弹炮、地雷等大量划时代发明，初入战场打得蒙军惊为天神，取得了骄人战绩，但花钱也似如流水，这需要朝廷的鼎力支持。严嵩却在一旁大进谗言，说复套之举靡费军饷却收效甚微，实际上是曾铣和朝臣勾结起来欺骗朝廷立功骗饷。明世宗暗中调查，严嵩自然也在军中培植了不少亲信，以军人的身份予以印证，明世宗开始动摇了。尤其是甘肃总兵仇鸾，曾因阻挠复套被曾铣弹劾免官，卖力地诬陷曾铣以重金贿赂夏言，让夏言在朝中运作，投巨资支持他的复套战略。而且经调查，曾铣其实本人很清廉，他给夏言的贿赂来自于克扣军饷，甚至曾铣还有很多军费是来自于走私战略物资。这就更严重了，明世宗诏令将夏言、曾铣均下狱，第二次复套战略又成烂尾。然而仇鸾诬陷的罪行却缺乏足够的证据定刑，严嵩又反复劝说皇帝复套行为确实是靡费军饷，荼毒生民，仇鸾也继续指出曾铣隐匿了一些败仗。胜败乃兵家常事，曾铣又怎么可能百战百胜，一些小败不报或夹杂在大的胜仗中报也是兵家常事，但只要设计好措辞，严嵩、仇鸾、陆炳等人围着明世宗讲，就把他讲怒了，越来越恨曾铣，决心要杀！
很多谏官、监察官甚至司法官都为曾铣求情，明世宗一概不听。最后法司判决曾铣作为边帅隐匿败绩的罪名成立，但罪不至死。明世宗坚持说曾铣勾结了他身边的近侍，而且证据确凿。《明史》所言“近侍”可能有误，这里应该是指夏言而不是某个太监。宰相和边将勾结的罪名就非常大了，这下曾铣和夏言都得判死刑。夏言本来没有法律责任，只是作为首相支持了错误的战略，负领导责任被勒令降级退休。夏言退休后离京回家，刚走到通州听到曾铣突然多了这条罪名，浑身一软，歪到在车里：“噫！我死了！”刑部尚书喻茂坚、左都御史屠侨援引法律条款，说夏言作为近臣这种情况可以减免死刑。但任何人都没想到，明世宗突然又抛出一条他多年来怀恨在心却一直没说出来的罪名——有一次明世宗赐夏言戴他亲自制作的沉香水叶冠（一种道士戴的草冠），夏言居然以朝服在身为由拒绝了！那他就不是亲近大臣，喻茂坚、屠侨所引条款不适用，死刑成立！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十月，夏言被斩首弃市，成为明朝第一位被杀的内阁大学士。由于他的这种悲惨结局广为人所同情，更因他一度斗倒了大坏蛋张璁，所以在历史上的名声非常正面。不过，夏言当年斗倒幸进的奸臣张璁，靠的是比他更幸进的方法，这本身就是一种黑色幽默。更黑色的是，被视为“奸佞”的张璁是个大清官，而被视为“忠良”的夏言，其实反倒似乎有一定的贪腐行迹。
夏言起于青词，最后也因青词技不如人，被严嵩扳倒甚至丢命。事实上，后来严嵩失宠也是因为年老眼花，写不好青词。世界第一帝国三任首相的生死荣辱竟然都在青词之间，不可不谓悲凉。当然，在青词这个问题上，夏言也确实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他率先因青词得宠，导致了一波青词幸进的潮流。夏言力主修建的西苑（在紫禁城北海西岸），后来成为明世宗的一个青词基地，大量“词臣”侍奉明世宗长期不上朝而在此修仙，其实和明武宗的豹房没有本质区别。明朝宰相（内阁大学士）正式的说法是“入直文渊阁”，意即在文渊阁当值即为真宰相，明世宗则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一个“入直西苑”，企图将西苑打造成内部朝廷，这显然不符合大明甚至唐宋以来中华帝国的政治传统。西苑成为夏言开启“词臣”行情的一个注脚，这帮“词臣”出自文官，却与主流文官形成了明显的内部撕裂，为孳生腐败和乱政开辟了一个新的绝佳病灶。
6.3 仙风道骨的腐败画图
明世宗的“词臣”行情严重地撕裂了文官进士这个大明官场的基础，滴血的伤口为病毒提供了巨大的病灶。在这个巨大的病灶中，病毒稳稳发育，不但有张璁、严嵩等一大批贪官奸臣借此青云直上，这帮奸臣更会帮助皇帝实现一些以前实现不了的事情，尤其是给一些不具备授官资格的人授予高官。由于这帮人为了仕途不惜和整个儒士阶层作对，已经彻底放下了圣贤教诲，入官前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也已经抛到了九霄云外，皇帝让他们做什么违背原则的事情他们都会照办。比如明朝本来有一套很严格的选官程序，就是为了避免一些佞幸之辈钻营幸进，前朝虽有不少奸臣猾吏受宠，但也只能在宦官、锦衣官、传奉官之类的范围内厮混，无法染指正规的文官系统，这正是因为这些人只有皇帝私宠，无法通过授官的正当程序，如果皇帝特旨授予他们清流朝官，这道诏旨需要通过内阁、通政司、吏部、兵部、都察院、给事中这一层又一层的审核，只要有一道关口封还诏旨就通不过，所以之前没有任何人敢做此想。但现在“大礼议”“青词宰相”等一系列新情况造成文官队伍的大撕裂，一大帮文官站在了明世宗这一边，甚至到了可以包办这一长串通道的程度，很多没有经过正当选拔程序的人通过各种奇怪的方式获得了明世宗的私宠，便获得了许多士子寒窗苦读多年却无法企及的高官厚禄。明世宗崇信道教，其中便有很多道士不但从他那里获得大量金钱上的资助，更平步青云，获得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官位。
明世宗宠幸的道士很多，《明史 佞幸列传》有传的就有邵元节、陶仲文、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胡大顺、蓝田玉、王金一长串。这些道长多以道法丹术著称，被明世宗身边的人引荐受宠。这其中也不乏一些半路出家的假道士，知道明世宗深好此道，便假装成道士，装神弄鬼，蒙骗皇帝，从而邀宠，开启了一扇新的佞幸钻营之门。《明史 佞幸列传》还列举了顾可学、盛端明、朱隆禧三位进士出身的文官，这三人明明是正儿八经的进士，但也投其所好，向明世宗进献灵芝仙丹，邀宠升官，最终被定性为佞臣，明世宗驾崩后很快也被褫夺官职。
明世宗宠幸的众多道士中首推邵元节。其实邵元节虽然算得上一代名道，但也没有什么特别过人之处，最主要还是勤于侍奉明世宗，得其私宠而已。明世宗对邵元节大加宠幸实为千金买马骨之意，向天下表明自己对仙道的尊崇。
早在嘉靖三年（1524年），邵元节便在宦官崔文的推荐下成为世宗朝首位引进入宫的道士，在显灵宫主持祭祀，不久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玄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明世宗做这些动作虽然有一些言官进谏劝止，但力度不大，毕竟这似乎没有影响到什么实质性的朝政，只是略显怪诞而已。接下来，明世宗便开始继续突破官员们的底线。首先是让邵元节在朝仪中站在正二品的班秩，然后追赠其父为太常丞、其母为文泰真人，赐邵元节紫衣玉带。由于这仍然是些虚把式，所以也没有引起文官们的强烈反触，仅有给事中高金上疏论此行为不当，但势单力孤，最终没能阻止。接下来，文官们才知道明世宗何其聪明，虽然邵元节及其已故的父母只得一些虚名，但根据明朝官制，有这些虚名的高官可以享受一些恩荫，即子孙直接获得相应官职。于是邵元节的孙子邵启南应为太常丞，曾孙邵时雍为太常博士。文官们傻眼了，这不是实质上的传奉官么？但这一次明世宗确实没有任何违规，完全是根据制度授官，不这样干反而才违规了。明世宗绕了一个大圈，把大家都绕进去了，大家才明白过来这个小皇帝厉害得紧。
之后邵元节又建奇功。明世宗迟迟不生皇子，邵元节建了一套法坛，明世宗以夏言为监礼使，率文武大臣每日上香祈祷。开始没什么效果，三年后却连生了好几个皇子。明世宗大喜过望，称邵元节功高盖世，拜其为礼部尚书，赐一品服。这个礼部尚书当然不是实掌礼部事的实职，只是个虚衔，但毕竟是最显赫的清流高官，这样的礼遇宪宗朝的法王真人们可都没有得到过。邵元节死后，明世宗亲自哭丧，赠少师，用伯爵礼下葬，加谥号，其孙邵启南官至太常少卿。这些本是严重违背礼制的做法，但明世宗通过各种小手段达成了目的，只为彰显其对邵元节的宠幸。在这个示范效应下，群道纷纷投效，这时高手才频频现身，这其中最厉害的莫过于陶仲文。
陶仲文可不是邵元节那样的真名士，他其实和宪宗朝著名佞幸李孜省一样，本来是个小吏，听闻当今天子崇道，便恶补道法，伪装成道士钻营邀宠。在佞幸的体系中，往往钻得最深的不是某些人想要的真人，恰恰就是这种专门钻营的机灵鬼。陶仲文刻意结交邵元节，住在他的府邸，有一次宫中出现灵异事件，邵元节无法处理，于是推荐了陶仲文。陶仲文施展法术，果然镇压了宫中的妖仙。庄敬太子（朱载壡）生了痘，陶仲文祈祷一番便好了，明世宗更加宠幸。不久，邵元节去世，陶仲文正式成为明世宗身边的首道。有一次明世宗驾幸卫辉（今属河南新乡），有旋风环绕御驾，明世宗问这是什么征兆？陶仲文说：“主火。”当晚行宫果然发生火灾，死了不少人，险些把明世宗也烧死。事后明世宗大为赞叹陶仲文是真神仙，更加信任，封为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其子陶世同为太常丞，陶世同的女婿吴浚、侄孙陶良辅为太常博士。之后明世宗又以各种理由为陶仲文升官，特授少保、礼部尚书，不久又加少傅，仍兼少保。后来又兼少师，成为明朝唯一一位同时身兼少师、少傅、少保三孤荣衔的人，兼领三份从一品俸禄。不久又授特进光禄大夫兼大学士俸，又兼领了一份正一品和一份正五品俸禄。后来甚至封恭诚伯，又添两千石岁禄，工资卡都被挤爆了。陶仲文其实还有个趣闻，他的法术当然都是装神弄鬼，但祖传中医养身制药工艺似乎不假，其祖传一道秘方“固本精元汤”于提升男性生殖能力极为有效，据传正是明世宗久不得子，后突然连生三子的秘诀所在。此说其实并不可靠，但这种事儿大家就是宁可信其有，陶家的营养品事业从此生意兴隆，即便后来在政治上受挫，“陶逸堂”却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华老字号。
其实邵元节、陶仲文都还算老实，受宠后没有明显的贪腐行为，也没有刻意干涉政治，但他们带来的示范效应吸引来钻营幸进之辈如过江之鲫，这些人就没那么老实了。首先，他们要幸进不是靠公开的选拔程序，而是靠内宫近侍的引荐，这就不是靠人品才华，而是靠钻营贿赂。而他们花了大钱挤进西苑，难道不会想办法捞回来？他们最常规的方法就是利用接近皇帝的机会，为外朝官员通消息，从中渔利。这种事情很机密，史书无法详细记载，但《明史》提到有一位道士蓝道行，以扶鸾术（一种道士与上天沟通请旨的法事）得幸。有一日蓝道行请乩扶鸾，声称上仙宣示首辅严嵩是奸臣，明世宗大惊，忙问：“上仙为何不殛灭严嵩？”蓝道行又是一阵装神弄鬼，代表上仙回答：“留待皇帝自殛。”明世宗一度颇为心动，真的想动严嵩。但严嵩也很快得到消息，大笔贿赂明世宗身边的宠幸道士，交相揭发蓝道行的不法事迹，比如在法事中作假、假传上仙意旨等等。明世宗将其逮入诏狱，不久死在狱中，“自殛”严嵩之事也就作罢。这至少说明两个情况：第一，蓝道行在参与政治，而且是想扳倒首相这么高层面的政事；第二，除了蓝道行，明世宗身边还有大批道士，可以接受官员的贿赂为其办事，本质上跟之前那些太监的作为差不多，想必也勾结起来榨取了不少民脂民膏。所以世宗朝号称没有宦官贪腐之祸，其实是一群道士取代了原来宦官的作用而已。
在这些道士中，最有意思的一个还得数段朝用。此人最初以一套加持了法术的银器献给明世宗，号称以此为餐具，百毒不侵，明世宗非常高兴。而且段朝用不但对赚钱毫无兴趣，还不断向明世宗捐钱。明世宗热爱道教，但与朝臣关系太差，想从国库支取一些钱出来办法事并且养这些大仙其实是很困难的。段朝用不但不用养，还一来就捐了一万两作为修建雷坛的款项，令明世宗非常感动，授其为紫府宣忠高士。段朝用又申请每年捐几万两以资国用，明世宗感动得无以复加。不幸的是，这位土豪道长似乎业务能力有所欠缺，法术被人揭穿，这不是钱能弥补的问题，明世宗将其逮入诏狱调查。这一查就不得了，他的钱原来都是武定侯郭勋给的！郭勋哪来这么多钱？砸这么多钱到底想干啥？郭勋本来因为在“大礼议”中充当“保皇派”而受宠，正是因段朝用之事受到明世宗猜疑，后来遭御史言官弹劾，重大贪腐行径败露，和段朝用一道死在狱中。他们疯狂砸钱的举动究竟意欲何为，后人已无从考据，但想必不外乎借此迷惑皇帝，大行贪腐，捞回更多的钱而已。
所以，世宗朝的道士行情总体来说还是很腐败的，并不为邵元节、陶仲文这两位大佬本人的相对清廉所掩盖。邵、陶二人更多的是起到一个从根子上破坏礼法、人事的作用，引得大批佞幸之徒钻营幸进，形成一个腐败的体系。尤其是明世宗因“大礼议”之争与朝臣势同水火，多年不愿上朝，在西苑开辟了私人朝廷，大批“词臣”在此供奉青词，“词臣”既有文官中的幸进之辈，更有一大批或真或假的职业道士。明世宗连续两位皇子夭折，非常痛心，陶仲文创立了一套“二龙不相见”的歪理邪说，声称明世宗克儿子，见谁谁死。明世宗据此让皇子监国，自己躲到西苑再不出现，更加剧了这种裂痕。
其次陶仲文还差点间接害死明世宗，他进献了很多通过凌辱、虐待女性来增进男性生殖功能的方法，其实就是一些性感官刺激，明世宗常在后宫演练，很多后妃、宫女苦不堪言。嘉靖二十一年（1452年）一天夜里，明世宗临幸翊坤宫，将端妃曹氏（可能还包括其他一些宫女）狠狠折腾了一番，至深夜留宿翊坤宫。翊坤宫的宫女本来就被折腾得不轻，还被他要求次日凌晨就要早起采集朝露，供他养生服用。很多宫女已经被这种搞法折磨得累病交加，甚至死去。翊坤宫这十几位宫女觉得马上就要被明世宗折磨致死，而且她们本来就深恨明世宗为求养生而折磨端妃（可能也包括她们）的行径，这一次毅然决定发起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宫女造反！深夜，十几位宫女潜入明世宗寝帐，用黄绫勒住他的脖子，可惜经验不足又很紧张，打成了死结，半天勒不死。宫女们又拔下钗簪一阵乱插，把明世宗插得满身是血，但毕竟插不死，折腾许久终于皇后方氏闻讯赶来，救下了垂死的明世宗，史称“壬寅宫变”。明世宗虽大难不死，但此事传出震惊天下。古往今来有各种逼得藩王、外戚、文官、武将、百姓造反的，但逼得自家宫女造反的你嘉靖老儿是头一个！
所以，陶仲文这些人既然围绕在皇帝身边，就算再清廉谨慎，也是会对朝政造成影响的。至于这些道士本身，也多是取一时之幸，最终大多惨死，就连邵元节、陶仲文的后代也都被削籍为民甚至治罪，他们也不过是皇帝手中的玩物而已。明世宗不是傻瓜，怎么会真的相信这些装神弄鬼的把戏？他宠幸道士，其实是故意和文官们赌气。文官们最为珍视文名，将官职、功名、文才视为一体，只服文才高尚、考取功名的人当大官，于是明世宗就故意弄些道士来当官，气死这些文人，抒自己胸中的一口恶气。时至晚年，明世宗也曾表示忏悔，将很多道士尽数贬斥，也算是与文官们稍作和解。不过世宗一朝整整45年，因“大礼议”造成的君臣裂痕又岂是一句道歉能够弥补？
当然，要说到世宗朝滥封的高官，还不能漏了陆炳。陆炳代表的是另一股势力——勋贵。其实，真要说陆炳代表勋贵，他可能自己有点不好意思，他只是一个出身于勋贵圈子的底层幸运儿罢了。陆炳的祖上确是追随太祖打江山的红巾军老兵，但级别应该很低，史书无详载，其祖父陆墀仅仅获得一个锦衣卫总旗（正七品武职，率60名士兵）的职位。锦衣卫是明朝专门设来安置勋贵子女的地方，汉唐以来中华帝国便已不允许给功臣封土建国，唐宋以来更以越来越严格的选官制度限制勋贵子女入官，宋明以来贵族门阀全面瓦解，进入公民社会，文官阶层以严格的科举制度阻止了勋贵子女获得清流主官，但朝廷仍有恩荫制度，让无法考取功名的勋贵子女能够享受一定待遇，主要便是放在锦衣卫。所以锦衣卫作为一个卫所，理论上只有5600人的编制，但实际上在世宗朝最壮大时一度达到六万人左右的规模。而且这些人尽皆是勋贵后裔，你在锦衣卫门口扔一匹砖，可以砸到七十个徐达的曾孙、八十个常遇春的玄孙，还有一百二十个胡大海的云孙回头看。尽管来此的自然不是世袭了他们爵位的嫡系后代，都是一些旁支，但陆炳在这里就算是祖荫最弱的草根阶层了。巧的是陆炳的妈妈给明世宗当奶妈，他也作为发小与明世宗一起长大，实则是因此而受宠。陆炳本人身材高大，面如重枣，美髯过腹，虎步鹤行，疑似《三国演义》中关公的原型，考取了武举人，特授锦衣副千户（从五品）。其父陆松去世后，陆炳又承袭了锦衣卫指挥佥事（正四品）。
嘉靖十八年（1539年），明世宗驾幸卫辉，不听陶大仙预言，半夜行宫大火，陷身火海之中，大家都找不到他。陆炳撞开门，背着明世宗逃出火海，从此明世宗更加热爱这位发小，很快超擢为锦衣卫指挥同知（从三品）。有些阴谋论者认为这是陆炳、陶仲文以及一些太监故意操作的把戏，来捧红陆炳。无论如何，陆炳已经成了明世宗跟前第一红人。陆炳又屡迁都督佥事、都督同知、都督。锦衣卫的编制只是一个卫所，长官应该是卫指挥使，正三品，但由于地位特殊，皇帝偶尔会将其长官高配为都指挥使（正二品），而陆炳则高配为了都督（正一品）。碰巧世宗朝太监势力衰微，锦衣卫受东厂的牵制也非常小，陆炳执掌锦衣卫的二十余年，堪称是锦衣卫史上地位最高的一个时期。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史上最强势的传奇老板胡佛局长（Edgar Hoover）就被称作“西方的陆炳”，可见陆炳前辈在特务行当的历史地位。
陆炳本人的恩遇也创造了一个纪录——他是明朝，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以三公兼三孤的人。所谓“三公”是指中华帝国的最高荣誉加衔：太师、太傅、太保，“三孤”指少师、少傅、少保。唐宋三公、三孤均为正一品，明朝将三孤定为从一品，三公成为仅存的三个正一品加衔。按隋唐以来朝仪，三公都是绝对的最高头衔，上朝时站第一排，宰相、亲王站第二排。明代内阁大学士常以三孤作为加衔，一般来说少师就算官至极品。陶仲文荣宠非凡，身兼三孤，但依然无法突破至三公。《明史》称明朝仅有四位文官得授三公，分别是李善长、徐达、常遇春和张居正。但很显然，李善长、徐达、常遇春都是开国元勋，并非文官。明世宗即位之初曾下诏授杨廷和为太傅，但这道诏书又被杨廷和内阁封还，所以时至陆炳的年代，还没有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文官得授三公。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陆炳加太保兼少傅，成为明朝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以三公兼三孤的特例。
陆炳的太保兼少傅和陶仲文的身兼三孤一样，都是既不合官制又不合常理。按理说三公、三孤都是一个序列的官职，如果一个人是少傅，晋升为太保后就不再是少傅了，就像你现在是一年级，升学到二年级就不再是一年级学生了。明世宗别出心裁地搞了个一人兼三孤，继而又搞出三公兼三孤，相当于一个人同时是一、二、三年级学生，甚至同时是中学一年级和小学五年级学生，这简直是在侮辱所有正常人类的智商。然而这就和“大礼议”一样，他就是故意这样搞，不断触碰文官的底线，试探自己做这些明显不合规甚至不合逻辑的事能不能做成。人事工作不是科技工作，不能随意自由地刻意创新，因为所谓创新往往意味着逾制，逾制就暗藏着腐败寻租的空间。明世宗不断拓展这种空间，看似每一次动作都不大，但连续不断，为明朝慢慢走向全面腐败奠定了基础。
至于陆炳个人，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世宗朝头号宠臣，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个身份多做些事。陆炳非常重视所谓人际关系，大肆结交有利用价值的高官，宰相夏言、严嵩，咸宁侯仇鸾，京山侯、驸马都尉崔元等都在他的结交网络之中。所谓结交的方式无非就是互相贿赂，互相包庇。明世宗屡兴大狱，戕害了不少大臣，陆炳能救的便救一救，结了不少善缘。《明史》称陆炳“未尝构陷一人，以故朝士多称之者。”后世也有不少人称赞他是个好人。但这些说法是相当不客观的，陆炳这种人怎么可能不构陷人？他救人是有目的的，是为了笼络关系，而不是维持正义。在这个过程中他当然也确实救过一些人，但只要他救的人不与他沆瀣一气，他立即翻脸，这其中尤为典型的就是他与夏言、仇鸾的相爱相杀。
本来陆炳和夏言相交甚欢，陆炳曾在诏狱中拷打死了一个兵马指挥使（正三品武将，京师的五个卫戍队长之一，堪称要职），遭到御史纠劾，夏言在内阁帮陆炳把这些纠劾都挡了下来。但夏言这种人毕竟是有底线的，不会一味纵容贪赃不法。有一次，御史弹劾陆炳大量不法行径，事实非常清楚，夏言不再包庇，拟诏逮捕陆炳调查。诏书需要呈送皇帝签字盖章才能生效。明世宗接到这道草诏也是大吃一惊，连忙私下告诉陆炳，让他赶紧去求夏言饶恕。陆炳非常窘迫，向夏言进献了三千两巨款，但夏言坚辞不收。陆炳又长跪不起，哭诉自己的罪状，表示诚心悔改。夏言这种文人往往就是吃软不吃硬，被锦衣卫头子的表演感化了，收回了草诏。从此陆炳深恨夏言，与严嵩、仇鸾勾结，通过构陷曾铣一案，将夏言冤杀。按说这样一来陆炳和严嵩、仇鸾就成了一伙，但陆炳留了个心眼，利用自己的锦衣卫资源，重金结交仇鸾身边的人，探得他不少阴私。后来严嵩、仇鸾争宠，陆炳决定站严嵩一队，趁仇鸾病重时揭发了他诸多不法行径，明世宗大惊，收回仇鸾的敕印，仇鸾忧病交加而死。人都死了陆炳还不罢手，指出锦衣卫掌握了仇鸾“通虏纳贿”的罪证，朝廷诏陆炳率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会审，定仇鸾谋反大罪，开棺戮尸。可见陆炳是个异常凶险阴毒的人，根本不是某些人传说的老好人。陆炳对仇鸾这样曾经沆瀣一气的大奸臣尚且如此，对待正直得罪过他的直臣更是可想而知。这样的人捞起钱来当然也是贪残暴虐，超乎人伦。陆炳捞钱远远突破了寻常贪官的底线，不仅仅是吃拿卡要，更不惜常兴大狱，啃噬别人的血肉，其嗜血凶残，更甚寻常贪官百倍。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陆炳弹劾司礼监宦官李彬盗窃工所的物料，模拟皇陵的规制营造坟墓，朝廷判处死刑抄家。陆炳率锦衣卫抄家，抄得白银四十余万两，金珠珍宝无数。这个“无数”大多都落入了陆炳的腰包。对待司礼监（理论上还是锦衣卫的上峰）的公公尚且如此，陆炳又如何对待民脂民膏？史载陆炳专门网罗大奸大恶的酷吏为爪牙，利用锦衣卫的资源详探富户的财产状况，然后以小过失收捕，抄家抄得干干净净。凭这招陆炳就捞了几百万两，修了十几所别墅，庄园遍布四方。应该说，之前厂卫主要监察官员，很少涉及民间，汪直设立西厂刺探到了民间就引起极大反触，可见人们很反感厂卫的刺探范围无限扩张。现在陆炳这种搞法已经不是在民间刺探情报的问题，而是滥用国家暴力机器在民间掠财了！锦衣卫的形象崩坍也正是发生在东方胡佛这个所谓的传奇时代。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50岁的陆炳去世，赠忠诚伯，儿子陆绎授锦衣卫指挥佥事。明穆宗（朱载垕，年号隆庆）登基不久，很多御史追论陆炳的劣迹，朝廷经调查后确定了陆炳的罪行，抄没其家，夺除其子陆绎及其弟太常少卿陆炜的官职。经审理，陆炳坐赃数十万，要求陆绎等偿还。陆绎还了好几年都没还清，直到明神宗万历三年（1575年），陆家实在没钱还了，上章请求免除。首相张居正重启对陆炳的调查，结论是陆炳当年救驾有功，而且不是谋逆大罪，不应该抄没全家。更重要的是按当时法律，抄没和追赃是不应该并存的，因为抄没即表示在法律意义上已经夺尽了罪犯的资产，结清了犯罪所得，不应再追赃，这其实是一个误判，所以总算停止了对陆家的追赃。陆炳一生玩弄权柄，经常利用锦衣卫资源行诸不法，以冤狱贪掠他人财产，最终死后却得一个严重误判，让家人额外受了许多年的苦，也算是报应不爽。
世宗一朝宦官贪腐得到抑制，但词臣、道士、锦衣卫的贪腐行径却更加滋长，而且花样百出，很多时候是明世宗别出心裁，故意搞出来的妖异行为。这些花样本意是和文官们斗气，但无一不会被那些贪婪的人们抓住机会，演变为现实的贪腐行径，渲染出一幅仙风道骨的腐败画图。
6.4 严嵩父子的贪腐高潮
说到贪官奸臣，每个朝代都有自己拿得出手的代表人物，汉有梁冀，唐有杨国忠，宋有秦桧，清有和珅，那明朝有谁能与他们比肩？显然就是严嵩了。
严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乙丑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编修。严嵩登仕之初正值刘瑾擅权，不过他本人却因为得了一场大病而回家休养。病休期间，严嵩在家乡的钤山读书，十年间发表了大量著作，颇受好评，这些作品后来大多收入了他的《钤山堂集》。刘瑾覆灭后，严嵩才结束病假，回朝任职。他既躲过了刘瑾擅权的黑暗冲击，又不忘通过大量著述积累了清誉，非常精明。
复职后严嵩先后在袁州府（今江西宜春）、两京翰林院供职，和夏言一样，严嵩也没有积极参与“大礼议”厮杀，而是潜心著书，一边累积文名一边等待机会。夏言和严嵩还是江西老乡，这样自然就更容易引为知己。夏言平步青云，也一直不忘提携严嵩。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严嵩任礼部右侍郎，不久迁吏部左侍郎，又迁南京礼部尚书、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年），朝廷动议重修《宋史》，内阁建议由严嵩加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主管此事。不久，实任礼部尚书的夏言入阁，力荐严嵩接任，严嵩正式接管礼部事。明世宗对别的政事兴趣不大，就喜欢折腾礼制，而且他跟大臣们不亲近，连阁臣都难见面，唯独礼部官员经常传召左右。严嵩也非常勤勉，当时他在北京还没有来得及营造府邸，暂住在城西四里，有时皇帝一天要召见他两三次，他来不及备车，就单骑驰入大内，深夜方归。这样严嵩就成了明世宗的外朝第一宠臣，不过他也被明世宗教训了一次。
嘉靖十七年（1538年），明世宗意图将兴献帝（即明世宗生父兴献王朱祐杬）灵位奉入宗庙，称明睿宗。此事算是“大礼议”的最后一波小高潮，大量朝臣反对。严嵩作为礼部尚书，当然也表示反对这样明显违礼的做法。明世宗很不高兴，发表了一篇《明堂或问》，指责朝臣们背伦妄上。严嵩大惊，连忙改弦更张，站到明世宗一边，尽心操办，将明睿宗神主奉入宗庙。礼成后，明世宗赐予金币，专门褒奖了严嵩。严嵩的价值观开始发生严重的嬗变，按照他原本接受的教育，有些东西是需要他坚守的，尤其是皇帝要违背时更需要他们这些文官挺身而出，捍卫正义，现在却发现原来帮着皇帝干这些事儿才能名利双收，从此下定决心走上佞幸之路。明世宗又搞些道教的册封仪式，给自己和一些道士加封帝君、高士、真人等尊号，严嵩一律照办，还尽心策划，发表一些文章呼应。明世宗非常高兴，为严嵩加太子太保，在某些场合赐严嵩与宰相同列。
严嵩也变得越发骄纵，大肆收受贿赂敛财，甚至藩王到京师来领取俸禄，严嵩都要他们必须先贿赂自己才能领到钱。御史言官交相弹劾严嵩，将其称为当朝头号巨贪。严嵩不慌不忙，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皇帝，说这些事情都是皇帝要干，不是自己收了贿赂才干的。皇帝躲在西苑修仙，成天见不着人，大家到哪儿去证实？于是严嵩的罪行都畅行无阻。
严嵩在礼部尚书位置上干得这么好，下一步当然就是要考虑入阁的大业了。不过当时明世宗基本不与文官们见面，要那么多阁臣也没用，大多数时候只有两三员阁臣（按编制应该有七员），而且都年富力强，看样子短期内都不会退休，严嵩只能考虑让其中一位落马，自己才好顶上。他的选择是一路引领了自己仕途的夏言。严嵩选择做掉夏言也是有理由的，夏言虽以青词得宠，但做人还是很有底线，有时候表现得很硬气，搞得明世宗且喜且怒，一生被三次革职又三次起复，就是这样起起复复的人才满身都是机会。
首先，严嵩要在青词这项业务上盖过夏言。其实严嵩的青词手艺是不如夏言的，但他偏偏生了一个儿子严世蕃，堪称当世第一高手。严世蕃没有参加科举，把别人读正经书的时间都拿来苦练青词，后来就当了他爹的枪手，助严嵩深得明世宗喜爱。
其次，严嵩要在侍奉皇帝方面盖过夏言，这正是夏言的弱项。有一次明世宗亲手做了五个沉水香叶冠，赐给五位近臣。夏言很硬气地说自己是朝廷命官，不能戴这些不伦不类的东西，明世宗大怒。严嵩却不但恭谨地收下，还做了一层轻纱将其笼罩起来以示珍爱，每次到西苑觐见时都戴上，明世宗见了喜不自胜。当然，这件小事只是两人侍奉明世宗的一个注脚，他们在日常琐碎中常常都是如此表现，一点一滴地触碰着明世宗心中的天枰。事实上这也是很多正直文官和贪官奸臣斗争时经常遇到的情况，贪官奸臣非常注重这些细节，以此邀宠，正直的清官却往往疏于此节，最终攻守易势。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夏言第一次被革职，严嵩则以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同时仍兼掌礼部事。明朝官制，内阁大学士一般都以尚书或都御史作为本官入阁，但实际在文渊阁当值，不掌管部事，但偶尔可以特别诏明“仍掌部事”，便可兼任。不过在中国传统的行政管理思想中，不同层级的领导是不能兼任的，因为公共权力体系将行政事务划分成高、中、低层，本意就是权力制衡，比如要进行一项礼制方面的工作，应该走：礼部报送方案→内阁审核→皇帝批红→内阁下发→礼部执行这个行政权力链条，每个环节都有制约权衡。比如礼部拟定了一个方案，但内阁不同意，自然就不能这样办。但反过来内阁有什么想法，但礼部不这样上报方案，内阁也只能干瞪眼。这就是中国传统行政管理体系的基本思想。如果分管礼部的内阁大学士和礼部尚书是同一人，这个设计就被攻破了，这位大学士兼尚书可以自己拟定一个方案，报给自己批准，再发给自己执行。所以这种情况是极不符合政治传统的，不用说，这当然又是明世宗搞的小动作，目的是方便严嵩帮助自己折腾礼制。之后，大学士兼某部尚书的情况也屡屡出现，优良的政治传统正是遭到明世宗这类人的严重破坏。
这样一来，严嵩的工作量也很大，但他毫不叫苦，62岁的严嵩“精爽溢发，不异少壮”，明世宗更加欣赏，加太子太傅。夏言虽被挤走，但还有一位阁员翟銮排在严嵩前面，严嵩如芒在背，抓住翟銮的过失猛攻，将其逼走，自己成为首辅。连续挤走夏言、翟銮后，还需要再找两个人来帮衬一下，毕竟严嵩还是不好意思独相。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递补入阁。结果明世宗的真正朝廷在西苑，不在文渊阁，许赞、张璧来了才知道自己成为架空宰相。许赞哀叹道：“为何要夺掉我吏部尚书这么好的位置，让我在这儿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做事？”严嵩听到也有点于心不忍，于是请明世宗让成国公朱希忠（靖难功臣朱能后裔）、京山侯崔元（永康大长公主驸马）、许赞、张璧一起入西苑当值，也给他们分点事做。结果明世宗不同意，但觉得严嵩不揽权，是个大忠臣，更加喜欢，擢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
夏言虽被逐，但又多次起复，回来的夏言肯定要把严嵩当做敌人来看待了。严嵩贪赃无度，其子严世蕃更是罪恶滔天，夏言很容易找到足以置他们父子于死地的证据，准备发起弹劾。严嵩父子大惧，跑到夏言面前长跪痛哭。和面对陆炳的跪泣一样，夏言又心软了。结果两位跪友就结成同盟，再加上被曾铣弹劾过的甘肃总兵仇鸾，三人团一击致命，取了夏言、曾铣的性命。由于夏言以斗倒大奸臣张璁著称，所以在历史上被定性为良臣，那严嵩弄死了这么大的良臣，他当然就是大大的奸臣。曾铣收复国土，又是史上伟大的军事学家，严嵩为了政治斗争冤杀曾铣，跟秦桧杀岳飞的情节相比不遑多让，这也成为他一个不可抹杀的大罪状。就凭这些，已经基本能够确保严嵩可以望秦桧之项背，不过还得再加上他拜相之后的极度贪腐行径，才方便更愉快地跟和珅称兄道弟。
严嵩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入阁，年已62岁，直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82岁罢免，前后20年，其中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起为首相，共14年。严嵩毕竟年事已高，精力不逮，他的贪腐体系主要是靠儿子严世蕃和赵文华、鄢懋卿这两位哼哈二将支撑。
严嵩长得又高又瘦，眉目疏阔，声如洪钟，严世蕃却长得又矮又胖，还瞎了一只眼睛。其实很多人认为严嵩到后来就是老糊涂了，也没干啥坏事，坏事都是严世蕃扯起他的虎皮做大旗，运营严氏集团时干的。根据明制，严嵩这样的大臣如果子女不能通过科考，每家有一定名额可以入读国子监、太学，取得低级别学历以便出任低级文员，相当于是给高级官员的一种福利。严世蕃从小定位明确，就没打算过要去参加科举，所以直接以父荫入读国子监，主要精力不攻教材，而是勤练青词，达到了比夏言还高的水平，助其父邀宠。
按理说严世蕃不是进士，只是国子生，这种出身不能获得清流高官，只能在尚宝司、中书科之类的地方当当低级文员，上百年的传统皆是如此。但明世宗就是一个破坏传统的人，严世蕃由国子生登仕，初在尚宝司（负责收捡皇帝符玺的部门），后进太常卿，继而进工部左侍郎。客观地说，严世蕃智商颇高，尤其晓畅时政，比书呆子们精明得多。严世蕃曾论天下才子，唯有陆炳、杨博和自己三人。杨博好歹是个进士，陆炳和严世蕃则完全是凭借家庭背景窃据高位，有几分小聪明，但无法在公正客观的考试中脱颖而出，所以也无法在清流体系中有太高的成就。可见，正规的考试体系才是手底下见真章，孰高孰低有客观标准，再能吹考不上也只是吹。但如果没有，那就只能任由严世蕃这些掌握了话语权的贵公子互相吹捧，他们真的会成为最有才华的最高层。
严嵩年老头昏，而且整天都在西苑陪着明世宗修仙，很难有机会去文渊阁理政，政事一应委任给儿子，严世蕃就成为了事实上的宰相。很多时候严嵩在西苑不能处理的事情也拿回家给严世蕃处理。有时明世宗对内阁的奏疏不满意，严嵩、徐阶、吕夲等一应宰相高才都无法明知圣意，结果拿回家给严世蕃一改就通过了，确实是个非常善于揣摩上意的精明人。当然，严世蕃区区一个侍郎，也不至于公开在文渊阁办公，而是让官员们把文件拿到家来处理，一时间满朝文武都奔走在严世蕃的私宅，这其中也不乏许多权力掮客。严世蕃深谙古今中外的官场险恶之道，他处理政事完全不依宰相们的传统风格。之前虽也出过一些焦芳、张璁这样所谓的奸相，但好歹是进士出身，还是有底线，现在大权落入一个不读圣贤诗书，专攻官场厚黑学的富家公子手中，场面可想而知。裕王朱载垕（即后来的明穆宗）连续三年没有领到俸禄，最后凑了一千五百两银子给严世蕃，严世蕃才通知严嵩传令户部补发岁禄。严世蕃得意地说：“连皇帝的儿子都要给我送钱，你们谁还想不送钱就办成事？”
严世蕃在京师营造了一座宏大的府第，内有数十亩湖面，罗列了大量珍禽异兽、奇花贵树，每天簇拥大量宾客在其中纵情欢饮，有点商纣王酒池肉林的感觉。来办事的人都要先进献奇珍异宝，然后喝酒，喝高兴了严公子才给你办。严世蕃信奉的为官之道就是“酒品见人品”，因为喝酒伤身，如果愿意为严公子伤身，伤得越厉害就越有诚意，严公子才给你办事。即便是朝廷重臣或是严嵩派来的近僚，喝酒这一关都是必须要过的，因为这代表着你对严公子的诚意。越是重臣或是亲近的人，严公子越要“虐之酒，不困不已。（暴虐地灌酒，不灌倒不罢休。）”中国传统的酒文化其实非常儒雅，劝酒被视为不礼貌的粗鲁行为，高层交际尤忌醉后出现劝酒行为，而官场灌酒的恶习正始于严世蕃。
由于办理日常事务都需要献宝，严嵩父子的品味又很高，大臣们不得不卯足了劲搜刮。搜刮的方式无外乎向富人索取，再在商业上向他们输送利益。有时急迫起来，也会有人动用国家暴力机器，构罪抄没富人的家产，直接将珍宝夺来献给严府。有时严府也会透露消息，说看上哪款宝贝，谁去搞来就巴结上了我们严府。比如有一次严府的门客汤臣打听到武宗朝宰相王鏊收藏了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堪称传世丹青第一名画，汤臣非常想搞到手让主子高兴高兴。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王忬与汤臣交好，汤臣让他想办法搞来，王忬只好凑了很多钱去向王鏊的家人求购，但王府不肯出让，王忬也不敢强夺于宰相之家（也有一些资料称《清明上河图》本在王忬家，他舍不得让，便托辞在王鏊家），最后只好找了个临摹高手黄彪临摹了一幅赝品送到严府。严府得到《清明上河图》，当然视为至宝，经常在重要场合当做镇宅之宝拿出来炫耀，不料最终还是被汤臣鉴定出来是赝品。颜氏父子大怒，以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入侵，攻破了王忬的防区为由（其实只是游牧民族常见的掠过），冤杀了已升任右都御史的王忬。王忬的儿子是明中后期著名文学家王世贞，有一些研究认为王世贞实为《金瓶梅》作者。严世蕃字东楼，小名庆儿，东楼的反义词是西门，所以王世贞写西门庆这个大淫贼正是暗讽严世蕃，以报杀父之仇。尽管这个考证论据很纤弱，但严世蕃的荒淫程度较之小说中的西门庆倒真是不遑多让。
6.5 留作忠魂补
贪腐从来不是一两个人的事，贪官都要打造一个庞大的贪腐体系，体系越完善，贪得的利润就越大。严嵩自身是正儿八经的文官，他打造的贪腐体系比阉党、武夫都要完善得多。除了严世蕃这个亲儿子，严嵩还有赵文华、鄢懋卿两位义子号称哼哈二将，由此派生出一个庞大的贪腐体系。
赵文华是嘉靖八年（1529年）乙丑科进士，严嵩当国子监祭酒时，赵文华正好在他门下学习过，当时关系就很密切。后来赵文华考中进士，初授刑部主事，结果任期考察不合格，贬为东平州（今山东东平）同知。仕途受挫的赵文华深感自己才华拙劣，需要抱上权贵的大腿才有机会升迁，于是找到少时的老师严嵩，百般谄媚，甚至认作干爹。严嵩也需要自己人，于是将赵文华安插在通政司。通政司是明朝的公文传递渠道，所有正式公文都必须通过通政司上传下达，否则就是私人书信。比如皇帝如果不通过通政司发文，就只能叫“中旨”而不是御诏。赵文华就任右通政使，看到对严嵩不利的文件他当然也无权扣压，但至少可以赶紧告诉严嵩，预作准备，也算是为严嵩立了不少功。
然而赵文华心很大，上了通政使这个平台就想自己去结交明世宗，抛开严嵩。赵文华勾搭上明世宗宠幸道士王金，通过他向皇帝进献百华仙酒。明世宗当然也不是你灌汤灌水都来者不拒，要先证明了这酒确实好才会尝。赵文华诈称他老师严嵩就是喝了这种酒所以老当益壮，于是明世宗喝了，觉得确实不错，写了一张纸条告诉严嵩。严嵩大惊：“赵文华怎么能这样做！”于是婉转地回答明世宗：“臣生平不用这些药饵，虚度犬马之寿确实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明世宗见赵文华骗自己，多少还是有点不高兴，虽未指责但也没有赏赐。严嵩则把赵文华叫到文渊阁痛斥，骂他为什么不先告诉自己？赵文华无言以对，只好长跪痛哭，久久不敢起身。另两位阁臣徐阶、吕夲见了实在不忍心，劝赵文华起身离去。第二天上班，九卿进谒内阁，赵文华作为通政使亦在列。严嵩却仍有气，让小吏把赵文华拖出去。赵文华终于明白过来，在这种佞幸的体系中，人与人之间订立人身契约，谁是谁的主子，谁是谁的奴才是有规矩的，绕开自己的主子去巴结别的主子（哪怕是皇帝）那是大忌。此时的赵文华只能走夫人路线，给严嵩的夫人送了一大笔钱。严夫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藏在严嵩家的别室，待严嵩酒酣耳热，严夫人为赵文华辩解，这时隔壁老赵趁机出来跪拜，终于赢得了严嵩的谅解，重新收为家奴。事实上，严嵩本也没打算真的驱逐赵文华，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折辱他其实恰恰是在磨练他，同时向所有人宣示：我在教训自己的家奴。现在训得够了，赵文华也没退路了，自然就可以收回了。在一个理论上人身平等的公民社会，贪官奸臣打造人身依附关系，往往就是用这些伎俩。
重归帐下的赵文华不再东想西想，专心为干爹捞钱。严嵩安排他出任工部右侍郎，是个大肥缺，这时恰巧又遇到一件大事——东南倭寇作乱。明中后期东南海路贸易的额度逐渐超过了西北陆路，倭乱也就成为比北方马匪更严重的问题，朝廷花了不少钱来镇抚。赵文华进献七条平倭策，兵部尚书聂豹表示其中五条可行，但预征三年田赋、遣重臣督师两条不可。严嵩、赵文华合力猛攻聂豹，说他忤旨，将其免职。最终，朝廷诏以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前往东南沿海一带剿倭。严嵩安排赵文华以祭海神的名义同往，实际上是他派往前线的监军，从此赵文华开始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军旅生涯。
一到前线，赵文华就向张经索要二万两贿赂。张经一来是个正经人，二来觉得自己明明比赵文华官大，凭什么要向他行贿，于是拒绝了。而且张经把赵文华当做下属对待，忽略了他是严嵩干儿子这层关系。在策划作战时，赵文华多次发表意见，都很外行，张经均不予采纳。赵文华恨得咬牙切齿，写了一封奏疏，弹劾张经糜饷殃民，畏贼失机。谁知战场瞬息万变，赵文华的奏疏刚发出去，张经却通过一场雷霆突袭，重创倭寇，斩首1980级，烧死、淹死的不计其数，更重要的是摧毁了由中国、日本、朝鲜、葡萄牙等多国海盗结盟组成的大型联合舰队，取得了剿倭史上最著名的王江泾大捷（王江泾镇在今上海、浙江、江苏三省市交界处，今属浙江嘉兴）。这下赵文华慌了，不过张经看不起赵文华，有人看得起。浙江道巡按御史胡宗宪觉得这是个搭上严嵩这条线的好机会，表示愿意与赵文华合作，联名上疏谎称王江泾大捷是他们俩的功劳，顺便坐实之前赵文华弹劾张经的罪责。严嵩也在朝中积极配合，结果张经和浙江巡抚李天宪、苏松副总兵汤克宽等九位功臣居然被判处了死刑！
赵文华推荐胡宗宪接任浙江巡抚，胡宗宪从此对赵文华披肝沥胆，只要有人立功，胡宗宪都想办法归功于赵文华，而赵文华、胡宗宪自己打的败仗就想办法栽倒别人头上。前后几任总督周琉、杨宜、曹邦辅都被他们构陷罢官甚至获罪，人们终于明白过来，赵文华已在东海军中一手遮天，所谓战胜之功、败军之罪不在于你的实际战绩，只在于他怎么给你上报！于是文武将吏纷纷向赵文华行贿，颠倒功罪，军纪荡然无存。所谓“倭寇”，并不真的都是日本国（倭奴国）人，其实大多是中国老板，只是日本恰逢战国乱世，很多武士失去了家主，成为浪人，不得不加入海盗集团谋生，所以日本人略多，明朝便将其宣传成“倭寇”而已。犹如长城边镇和蒙古人多少有些交道，海军、海防和倭寇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更复杂了，赵文华这样一搞，有些人大喜过望，一边勾结着倭寇打劫捞实惠，一边还让赵文华为自己向朝廷报功，名利双收！东南本是富庶之地，这下却陷入涂炭，关键是自己的政府官员不但不保护人民，反而如此嚣张地与海盗勾结，不但在海上抢船，甚至大张旗鼓地上岸抢人，这样还能升官发财。大明王朝的政府信用直似长江奔海，东流不回。
不过胡宗宪这人情况稍微有点复杂，他削减了脑袋挤进严嵩体系不假，但在历史上名声却未必很差，甚至很多时候不被视为严党。因为胡宗宪贪归贪，毕竟还是做了不少实事，他大力提拔的俞大猷、戚继光在后期剿倭战斗中表现出色，成为一代名将。尤其是戚继光，南剿倭寇，北拒鞑靼，在军事理论上也被视为古典军事向近现代军事学转变的标志性学术大家，被誉为民族英雄。胡宗宪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很多人所谓的“贪官能吏”，一方面贪了，一方面又很能干，立了不少功。当时王直、徐海、陈东等几股世界上最著名的海盗势力（倭寇）盘踞东亚、东南亚海域，对正在蓬勃发展的海上贸易造成极大危害。其中，王直、徐海都是内陆城市安徽徽州歙县人士，却成为威震四海的海贼王。王直以日本为基地，徐海以越南为基地，当地政府都唯其马首是瞻，甚至至今都还是当地戏曲文艺作品中的传奇人物，可见一时风光无限。胡宗宪带领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精心策划，奋勇作战，用不同的策略将这些海盗集团次第剿灭，极大维护了世界海上贸易秩序，不可不谓一世伟业。戚继光有一首著名的《韬钤深处》：
小筑暂高枕，忧时旧有盟。
呼樽来揖客，挥麈坐谈兵。
云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更是表现出民族英雄公而忘私的浩然正气，与严党贪官截然不同。其实俞大猷、戚继光和严党的关系很微妙，不能简单地划为严嵩“一条线”。俞大猷在曾铣的理论基础上，发明了一种车营战法，用装甲重车装载重炮，掩护火枪兵推进，实际上是后世坦克装甲步兵战术的萌芽，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轻骑非常有效。俞大猷刚发表了这个发明，还没来得及训练，却因为胡宗宪一次指挥失误，放走数千倭寇，被御史弹劾，胡宗宪将罪责栽倒俞大猷头上，被构陷下狱。这时俺答汗入侵甚急，大同巡抚李文进坚持称必须俞大猷来训练车营才能镇抚，严世蕃也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就是不放人。最终不知是谁出钱，通过陆炳重金贿赂严世蕃，才将俞大猷放出，训练了一百辆装甲炮车和配套的三千火枪步兵。不久，李文进、俞大猷带领这支部队在安银堡（大同附近）遭遇俺答汗的数万精骑，结果大破蒙军，向北追逐了数百里，取得了明中后期对游牧军队最酣畅淋漓的一次大捷。不久，明军根据李文进的建议进行了重大改制，在五军、三千、神机这京师三大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车营，成为四大营，可见对俞大猷车营战法的认可。
所以赵文华下面的胡宗宪这条线情况确实比较复杂，他们搭上了严嵩这条线，但显然不能简单地视为严党。胡宗宪虽然既贪且奸，但确实立了不少战功，是典型的贪官能吏。胡宗宪虽然也构陷过俞大猷、戚继光，但也不是一味往死里整，而是既开发又掠夺，连俞大猷自己都认为毕竟还是胡宗宪成就了自己，换个更坏的人来说不定早就把自己彻底埋没了，所以后世也有不少人认为胡宗宪功大于过，能高于贪。但我想无论如何，胡宗宪的“能”终究比蓝玉还是差一点点吧？或许时光真的能改变很多东西，包括人的价值观。明太祖铁腕肃贪的时代真的过去太久太久，社会普遍的价值取向已然嬗变，很多人早就不以为意。但我们作为事后诸葛亮，俯瞰历史长河，对比蓝玉和胡宗宪的结局，看到的不是两个人的轨迹，却是两百年岁月，已经将大明这架铁山般伟岸的战车腐蚀得锈迹斑斑。
严党的另一位大将鄢懋卿就没有赵文华这么复杂了，他的人生观相当明确，就是捞钱。本来鄢懋卿才名不错，仕途也未遇挫折，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已官至左佥都御史，不久又升左副都御史，但为了能把一身才华更好地用在捞钱大业上，主动攀附严嵩，希望能捞个肥缺。正好当时盐政不顺，尤其是两浙、两淮、长芦、河东四个主产区问题较大，户部奏请朝廷派一员大臣总理盐政，严嵩顺势派出了鄢懋卿。事实上，盐政直接深入市场经济主体，权力制衡非常重要，宋明以来，这四个主产区的都转运盐使都是分列的，绝无一人总理盐政的先例，户部提这个要求就是严氏党羽故意提出，再由严嵩自己批准的。从此，恰如东南剿倭的战场被赵文华一手遮天，华东的盐业市场也被鄢懋卿一手掌握，利润滚滚而来。
鄢懋卿生性奢侈，厕所里面的床凳都要使用文锦，便器装饰金银。鄢懋卿最爱偕妻出行，乘坐一辆巨大的五彩车舆，十二位美女在上面演奏乐器，路人无不倾骇。鄢懋卿在华东翻云覆雨，行诸不法，监察御史林润弹劾他五大罪，事事切中要害，但明世宗置之不理。原因很简单——鄢懋卿自己捞，也能帮他捞。以两淮盐区为例，之前每年约能征收六十万两盐税，鄢懋卿总理盐政后每年就能征到一百万两。这可是实打实的“能吏”，明世宗不但不理会对鄢懋卿的弹劾，还超擢其为刑部右侍郎。但很显然，这种盐税的增加，绝非经济增长的效果，只是鄢懋卿加大了搜刮力度而已。可以想象，上交朝廷的盐税总额提高了，鄢懋卿从中贪墨的比例也在提高，那盐商受到的盘剥不知加重了多少倍！这表面上是明世宗默许贪官揽权开捞，本质上是皇帝和贪官合作捞钱，所以林润在弹劾中称两淮盐商遭到苛敛，几乎激变。鄢懋卿任满回京，巡盐御史徐爌极言其害，把盐税又降回六十万的水平，但也没有追索任何人的责任。
不过鄢懋卿在历史上恶名昭彰，能与赵文华并肩称作严嵩的“哼哈二将”，重点还不在于他贪赃无度，而是在于他力主必须取一位大忠臣的性命，这位大忠臣就是被誉为“明朝第一直谏”的杨继盛。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杨继盛生于一个贫苦家庭，从小一边读书一边放牛。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31岁的杨继盛殿试高中第二甲第十一名，初授南京吏部主事。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杨继盛升任兵部车驾员外郎。恰遇俺答汗入侵，大同总兵仇鸾以重金贿赂俺答汗不攻大同，东向去攻蓟镇，还奏请朝廷同意俺答汗开放互市的要求，其实是为了方便他和俺答汗互相走私战略物资敛财。杨继盛上疏力辩，但当时仇鸾有干爹严嵩保护，最终仇鸾升官，杨继盛反被贬为狄道（今甘肃临洮县）典史（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无品级）。杨继盛毫不气馁，在蕃汉杂居的狄道大力兴办学校，疏浚河道，开辟种植园、煤矿，还让妻子张贞传授纺织技术，深受各族人民爱戴，称他为“杨父”。
一年后，仇鸾和严嵩、陆炳翻脸，被斗倒，杨继盛逐渐起复。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杨继盛从诸城（今属山东潍坊）知县一路晋升为南京户部主事、刑部员外郎、兵部武选员外郎。这很可能是因为他首攻仇鸾，被严嵩视为可以拉拢的对象有关，所以着力提拔。杨继盛也明白严嵩的用意，但他并没有就此加入严党，因为他很清楚，严嵩的罪恶比仇鸾更重，不能因为他提拔自己就甘心投效，国家一年内四次超擢自己，正是自己舍身报国恩的时候！杨继盛精心准备，用了一个月时间起草弹劾严嵩的奏疏。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元旦（农历一月一日，相当于现在的春节），预先斋戒三日的杨继盛正式提交了这份震惊朝野的《嘉靖疏议》，极论明世宗误用奸相严嵩，行诸多罪孽。杨继盛用词极其尖锐，不仅指明了严嵩的“五奸十大罪”，更将矛头直指明世宗用人不当，还指名道姓地指出哪些朝臣要么依附严党，要么噤若寒蝉，不能持正。甚至当年他中进士之前在国子监读书时的老师徐阶，也被他指为妄为宰辅，不敢规劝皇帝，忘恩负国。明世宗看了奏疏勃然大怒，召问严嵩。严嵩连忙把奏疏拿回家召集党羽商议，发现文末有一句，说严嵩大奸大恶，如果皇上不信，可以召裕王（明世宗三子朱载垕，即后来的明穆宗）、景王（四子朱载圳）问对。严党认为可以抓住这一句大做文章，构陷杨继盛假传亲王令旨。明世宗听了严嵩的说法，也很生气，问杨继盛为何要把亲王牵涉进来，是不是事先与他们合谋？杨继盛淡然答道：“没有合谋，但是除了二王谁不怕严嵩，敢指证严嵩的罪恶？”明世宗大怒：“那你这就是假传亲王令旨！”将杨继盛逮入诏狱，杖责一百，令刑部起诉。
不过这种说法非常牵强，事实上无法定罪，但严嵩就不释放杨继盛，始终将其羁押在狱，企图拖垮他的意志，让他自己认罪。诏狱和监狱不同，监狱是已经定罪的罪犯服刑的地方，不会无故拷打，诏狱就还属于侦查取证阶段，每日拷打逼供是日常业务。很多人熬不住拷打，甚至会自诬其罪，只求快点转到监狱去。但严嵩完全没有料到杨继盛是何等硬气。
初入诏狱杨继盛就被明世宗责罚一百杖，有人送了他一副蛇胆，连狱卒都送他一壶酒，说用酒蚺服蛇胆可以镇痛。杨继盛满不在乎地拒绝了：“我杨继盛自有胆，何需蚺蛇胆？”一百杖显然会把杨继盛打晕过去，半夜狱卒却听到杨继盛的房间里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点灯一看，吓得浑身发颤！杨继盛半夜醒来，正在自行处理伤口。他敲碎瓷碗，用碎片割腐肉。有些部位腐肉割尽，但坏死的筋仍挂在骨膜上，他用手一把扯去，再用碎片将感染的骨膜也刮干净，悉悉索索的刮骨声从比死亡还要寂静的诏狱深处传出，连狱卒都吓得胆颤欲坠。《三国演义》创作了一段神医华佗为关公刮骨疗毒的桥段，有人认为不合常理，其实比起正史中杨继盛这段描写，还算相当含蓄。
杨继盛就是这样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羁押在诏狱将近三年，每日忍受拷打恫吓，始终不松口，再加上舆论越来越不容，严嵩都有点心软，准备释放杨继盛。但鄢懋卿指明杨继盛是徐阶的得意门生，有朝一日徐阶当了首相，必然重用杨继盛，到时候我们必然死得很难看，这就是所谓的养虎为患。严世蕃也很赞同，力劝严嵩必取杨继盛的性命！严嵩同意杀杨继盛，但又确实没有足够的罪证能判死刑，最终严党想出一个办法：按照明代法律，死刑要经过三复奏，前两次明世宗都否决了判处杨继盛死刑的奏章。严党耐心等到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赵文华构陷张经、李天宪等人判处死刑时，严嵩揣摩明世宗决心要杀这二人，于是指使刑部尚书何鳌在死刑犯的名单末尾添上杨继盛的名字，他在内阁通过，并寻好时机报给明世宗。明世宗虽然对杨继盛判处死刑有异议，但当时注意力重点放在决心要杀这份名单的前两名，后面七八个都是添头，现在内阁破除层层阻力将张经、李天宠的死刑判决方案摆在面前，他不想再多做纠缠，不及细想便签署了同意。于是严嵩称杨继盛的第三次死刑判决复奏通过，死刑判决成立！这显然是打法律的擦边球，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合法，天下哗然。杨继盛之妻伏阙上书，大诉其冤。严嵩将她的奏疏扣下，抓紧时间执行了死刑。
面对死亡，其实杨继盛并没有丝毫的恐惧。临刑前，他将自己在狱中自作的年谱交给儿子，并作诗一首：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
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
天王自圣明，制作高千古。
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临死，杨继盛念念不忘的仍是铲除奸臣，以报国恩。天下争相涕泣传颂此诗，杨夫人也自缢殉夫。京城官民敬仰杨家的忠贞刚直，自发将杨家故宅改为庙，将杨继盛尊为城隍，并以其妻配祀。
杨继盛是明朝甚至是宋明五百年来第一个被杀的谏官。明世宗自负非常，开例杀了第一个宰相夏言，现在又开例杀了第一个谏官杨继盛，他这种自负很容易被贪官奸臣们利用，来做一些之前做不了的事。既然开了杨继盛这个例子，严党很快又因为舆论冤杀了另一位忠臣义士——沈炼。
沈炼是嘉靖十七年（1538年）戊戌科进士，历任多县的知县。沈炼非常正直，在知县任上就多次弹劾严嵩及其在地方的党羽，严嵩对他很头疼，后来想了个办法，借故将其调到锦衣卫作文员，并专门叮嘱陆炳好好看管这个“刺头”，另外也想让沈炼见识见识锦衣卫的黑暗，让他“懂事”一点。这也是相当不合规矩的做法，锦衣卫是专门用来安置勋贵家属的，沈炼恐怕是锦衣卫史上唯一一位进士了。不过陆炳也看不住沈炼，他一进京就将矛头直接对准严嵩本人，上疏论严嵩十大罪，奏疏极为急迫，触怒了明世宗。一大帮严党趁机帮腔，最终明世宗以沈炼在金銮殿吵闹、诋毁大臣邀宠的罪名，杖责后贬到保安州（今河北涿鹿）当文吏。保安州是隶属宣府、大同的边塞地区，环境非常险恶。但沈炼和杨继盛一样，依然牢记报国之念，在家里立了李林甫（唐朝奸臣）、秦桧（宋朝奸臣）、严嵩的像作靶，让人日日练射，严党恨得咬牙切齿。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俺答汗大举入侵，时任宣大总督是严嵩的干儿子杨顺。杨顺胸无点墨，完全靠谄媚严嵩得居高位。赵文华好歹还开发出一个胡宗宪体系，实打实地打了不少胜仗，杨顺就只能祭起杀良冒功这个办法了。俺答汗数月攻破四十余座堡垒，大肆劫掠，杨顺毫无抵抗之功，事后害怕朝廷追究军责，只能谎称战胜，靠杀死一些避战的百姓，取首级送往京师报功。这种事本来很容易露馅，但严党把持上下，给他掩护过去，还大肆表彰。杨顺厚颜无耻，将属下将吏全部召来大同，大摆庆功宴，好像自己真的打了大胜仗似的。结果宴会上冒出来一个“不懂事”的人，沈炼送给他一首诗：
杀良献首古来无，解道功成万骨枯。
白草黄沙风雨狂，冤魂多少觅头颅。
杨顺气得目眦尽裂，暗誓必要杀之而后快，向干爹哭诉沈炼这种人和杨继盛一样，早晚会坏了咱家的好事。严党派出心腹御史路楷巡按保安州，与杨顺密议如何整治沈炼。最后，路楷果然又拿出了冤杀杨继盛类似的伎俩。路楷捣毁了蔚州白莲教邪教谋反基地，确定了多名逆首，在名单末尾添上了沈炼的名字。沈炼作为白莲教逆首被杀，杨顺还不解气，趁乱活活打死了沈炼的次子，还专门派人到浙江去找到沈炼的长子沈襄，抓起来严刑拷打。
严党这种迫害忠良的办法操作得越来越熟练，似乎有形成惯例的趋势。然而邪不胜正，恶贯满盈的时刻就要到来。从杨继盛到沈炼，严党的罪恶越积越多，离他们的覆灭也就越来越近。
严嵩弄权多年，有一个人其实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注视着他，这个人就是徐阶。
徐阶仕途之初和夏言、严嵩避开“大礼议”高潮的做法相反，他是嘉靖二年（1523年）癸未科探花，初入官场便积极参与“大礼议”，勇敢地和张璁展开剧斗，从翰林编修被贬为延平府（今福建南平）推官（分管司法的副市长）。但徐阶在任上工作十分出色，不断升迁为黄州府（今湖北黄冈）同知、浙江按察佥事、江西按察副使，借皇太子出閤的机会，召为司经局洗马兼翰林侍讲，不久升为礼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仕途起落一大圈，回到权力中枢的徐阶似乎也变了一个人，收敛起了锋芒，成了一个老好人。以往，吏部例行考察地方官，都是象征性地说几句话。徐阶却折节下士，每次都好好地坐下来和地方官深谈，嘘寒问暖。地方官也很高兴，愿意认真汇报实情。徐阶不但促进了工作，自身的美名也得到大大的传播，不久又升为礼部尚书兼掌翰林院事。
很快，明世宗又发现徐阶的青词水平也很高，甚至在严嵩（实为严世蕃）之上，非常喜欢，令其入直西苑。后来方皇后病逝，明世宗准备将其灵位奉入宗庙，这其实是不合礼制的，因为皇后应该等皇帝死了，在宗庙中有了位置才能去从祀，怎能先入祀？徐阶作为礼部尚书，与礼科都给事中杨思忠一同上疏指出不对。明世宗故意大怒，徐阶并没有像“大礼议”之初那样据理力争，而是惶恐谢罪，立即转变了立场。明世宗正是通过这样的测试，确定徐阶是“可用”之人。不过徐阶和严嵩的关系依然微妙，徐阶能重回中枢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夏言的举荐，他很清楚严嵩始终忌讳这一点。于是徐阶更加谨慎地侍奉严嵩，对严世蕃也是忍气吞声，甚至把孙女嫁给严嵩的孙子，不断消除严氏对自己的猜忌。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徐阶进少保兼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排位在严嵩之后、东阁大学士吕夲之前，仍兼礼部事。徐阶入阁后第一件大事就是秘密揭发咸宁侯仇鸾，使其获罪。严嵩一直以为徐阶和仇鸾关系很好，想借仇鸾拉徐阶下马，结果到后来才知仇鸾就是徐阶揭发的，不由得愕然。可见，徐阶深藏不露，权谋手腕已然在严嵩这只老狐狸之上。徐阶长得矮胖白皙，天生笑脸，看着很讨喜，人们笑称他为“甘草阁老”，形容他像甘草这味中药一样，入口甘甜，但药性太慢，是个八面玲珑的老好人。严氏集团也逐渐放松了对他的警惕，甚至把他当成了自己人，徐阶却一直在耐心地等待机会。严党连续制造杨继盛、沈炼这样的大案，触怒天下，徐阶认为扳倒严嵩的时机到了。
徐阶首先是安排刑科都给事中吴时来弹劾制造沈炼冤案的兵部尚书许论、宣大总督杨顺、监察御史路楷，三位严党成员均被罢免。紧接着，赵文华也出事了。赵文华在胡宗宪的扶持下，立了不少战功，渐渐有把自己当成勋贵的感觉，侍奉太监和严世蕃甚至明世宗都不如以前那么勤快。有一日明世宗登高望远，见西长安街有一座华丽的高楼，问是谁家新宅，左右答道：“这是工部尚书赵文华家。”旁边又一人说：“工部的大木料，一半都被赵尚书拿去建宅，哪里还能营造新的殿阁？”明世宗也是个喜欢大兴馆阁的人，想到这几年建造不多，原来是这个原因，心里很不高兴。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盛夏，紫禁城的三大主殿——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以及正阳门楼发生火灾，被烧个精光。明世宗非常伤心，征集了很多钱，责成工部赶紧重建，结果工部迟迟不能完工。明世宗大怒，心想恐怕真的是赵文华把上好木料都贪污了，所以建大殿反而没材料了。他先晓谕严嵩：“赵文华似乎没以前那么能干了。”严嵩还极力为干儿子掩护，说赵文华长年南征，感染了热疾，建议让一位工部侍郎暂时代理职权。明世宗点点头，赵文华也上了一封奏章，请休假个把月。结果明世宗顺水推舟，说现在大兴土木，工部尚书职权重大，不能空缺，赵文华既然有病，就回家去慢慢休养吧！趁势解除了赵文华的一切职务，举朝相贺。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赵文华被驱逐，但没有人来痛打落水狗，趁机再弹劾他，明世宗反而很生气，他只好亲自操刀，祭出他的绝技——礼议！别激动，这次不是“大礼议”，只是小议了一下赵文华父子在礼法方面的纰漏，将其削籍为民，儿子流放充军。赵文华可能确实也有一些病，再加上郁郁不乐，愈发病重，有一晚躺在舟中用手按肚子，居然把肚子按破了，脏腑流出，死得非常惨。更惨的是他儿子，赵文华死后，朝廷核查他经手的军饷，查出被他侵盗十万四千两之多，要由他儿子来偿还，直到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年），还没还够一半。法司援引一些判例，请求豁免。明神宗（朱翊钧）不许，将其子流放充军。
赵文华是严嵩最重要的一条膀臂，他倒台后徐阶觉得时机更加成熟，让吴时来加紧攻势。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吴时来又约刑部主事董传策、张翀上书弹劾严嵩，结果不胜，三人均被贬谪。严嵩也明白徐阶要对自己下死手了，连忙向明世宗上疏抗辩，称是徐阶主使这一连串弹劾案。但为时已晚，现在的徐阶已经深得朝野上下的喜爱，连明世宗都信任徐阶超过了严嵩，不但不调查徐阶，还加太子太师。徐阶和他两个在尚宝司和中书科当低级文员的儿子更加勤奋地侍奉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徐阶晋少师，儿子徐璠晋太常少卿，徐琨任中书舍人。严家却正好相反，不断失宠。恰逢严嵩的夫人欧阳氏病逝，按礼制严世蕃应该回家守丧三年。他一走，年过八旬的严嵩哪里还能应付场面，除了青词不得明世宗的喜爱，更多次犯错。最严重的一次是皇帝寝宫失火，严嵩请明世宗暂居南城离宫。这是当年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后被景泰帝软禁的地方，非常不吉利，一百多年没人住过了，现在严嵩居然提出让明世宗去住，在明世宗看来极其晦气。
徐阶知道，应该进行进一步的攻击了，但他也不是一步到位，不留底牌，没有直接上一封奏疏去揭露严嵩的罪恶，而是循序渐进，先在民间找到一位善于扶乩的道士蓝道行，推荐给明世宗，明世宗非常喜欢。蓝道行则不断借上天的旨意说严嵩是奸臣，正好明世宗心中对严嵩不喜，就听进去了。借着这个背景，徐阶才让御史邹应龙发起对严嵩的弹劾。这一次明世宗果然同意，尽管没有治罪，但勒令严嵩退休，一时朝野欢腾。很多人认为宜将剩勇追穷寇，将严氏奸党一网打尽！徐阶却冷静地制止了，他反而亲自到严嵩家去慰问，严嵩父子感动得叩头致谢。严世蕃请求徐阶在皇上面前说情，不要穷治其罪，徐阶也满口答应。这种做法连徐阶的儿子徐璠都不理解，徐阶骂道：“没有严老就没有我们家的今天，现在严家有难，我恩将仇报，岂不被人耻笑？”严家自然也有耳目，这话传回严家，严世蕃都长舒了一口气。
事实上，这正是徐阶在运筹帷幄，他知道明世宗对严嵩多年的感情不可能一日尽丧，如果攻其太急，反而容易激起明世宗的同情心，适得其反，前功尽弃。接下来很长时间，徐阶不但不攻击严嵩，反而把很多急不可耐弹劾严嵩的奏疏挡下，但明世宗一旦起了召回严嵩的念头，他也极力劝止。就这样过了一年多，明世宗对严嵩的感情渐渐疏远，严氏也放松了警惕，此刻，才是发起致命一击的时候！
徐阶授意南京都察院监察御史林润纠劾严嵩、严世蕃、鄢懋卿等诸多不法，严党最大的罪状当然就是冤杀杨继盛、沈炼，林润自然以此上奏。严世蕃得知罪名反而非常高兴，对旁人说：“不用担心了，这罪成不了。”因为严世蕃很清楚，杨继盛、沈炼虽然是冤案，但造成冤狱的主要还是明世宗自己，他不是一个开明的圣君，怎会自承罪过？林润这个攻击完全会被明世宗这堵高墙挡下来。然而奏疏在上报皇帝之前要先经过内阁，徐阶看到奏疏召刑部尚书黄光升、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等司法官商议，先问：“诸公想让严世蕃活还是死？”诸人纷纷答道：“必要他死！”徐阶向他们解释了杨继盛、沈炼案治不死严世蕃的道理，众人恍然大悟。徐阶将严世蕃制造冤狱、欺压百姓甚至贪污腐败等罪名统统不用，只精选了两条：一是在严世蕃在家乡挑选了一块有“王气”的地造宅，这是有不臣之心；二是严世蕃笼络了一个大海盗王直的亲戚罗龙文，与王直暗通款曲，蓄养私人武装。而且当时罗龙文确实在安排一旦严氏败亡，就要带严世蕃“跑路”去日本的事宜，证据非常确凿。徐阶很清楚，明世宗最恨的就是礼制、通倭二事，所以集中火力，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徐阶将法司的奏章退回，自己亲自写了一封，以法司的名义上报，明世宗果然大怒，下令将严世蕃、罗龙文等涉案人员斩首。
抄没严世蕃家时，抄到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万余两、玉器八百七十五件、字画三千二百轴、锦缎四万匹，其它珍宝服玩如象牙、犀角、玳瑁、玛瑙价值又数百万，仅金银就相当于明朝好几年的国库收入。后来锦衣卫又从严世蕃在京师和老家的地下发掘出来十余窖深一丈（每窖容积约合37立方米）的存银，这些存银最初连严嵩见了都被吓了一跳，喃喃道：“多积者必厚亡，奇祸！奇祸！”锦衣卫调十艘大船来运这些银两，居然都还显得很吃力！
严嵩和孙子们都被削籍为民，严嵩的晚年非常凄惨，85岁的老头孤身一人，寄居在墓穴中，靠偷祭品果腹，苟且偷生两年后，87岁高龄的严嵩孤独地死去，既无棺木下葬，更没有前去吊唁的人。
搞笑的是鄢懋卿却幸运地逃脱了惩罚，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鄢懋卿最终还是得到了应得的惩罚。只不过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鄢懋卿最终还不是受严嵩牵连，恰恰相反，他是想去食严嵩的腐肉，一不小心败露才获罪。严嵩倾覆时，严氏党羽纷纷获罪，鄢懋卿这位主将却并未受到牵连。大理寺卿万寀负责审理此案，利用职权偷偷藏匿了八万两严嵩的赃款，鄢懋卿对严嵩的案情何其了解，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漏洞，但他并没有揭发万寀，而是向万寀索贿，于是万寀就分了二万两给他。最终此事败露，鄢懋卿和万寀均获罪流放充军。贪官贪，审他的人也贪，他的老部下不但没被牵连，还来分一杯羹，这样一个全面贪腐的体系着实令人心寒。最终以严党论罪的大臣还有数十人，这其中有几个人特别恶心，为了巴结严党，不惜去给严世蕃做“狎客”，就是每天粉墨涂面，供严氏父子欢笑。南京光禄少卿白启常首开此风，而南京太常卿王材、右谕德唐汝楫两人则经常出入严嵩的卧室，这具体是干什么就不必细说了。堂堂进士文官，堕落至戏子邀宠的地步，其实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张彩，只是严嵩父子的要求比刘太监更高一些，他们还没来得及提拔到更高位置而已。
那明朝的官场至此已经陷入全面贪腐，无可救药了？其实也不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正是在严嵩党羽气焰嚣张的这个背景下，无数忠臣义士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青春血肉，谱写了一曲曲忠诚的赞歌。这其中，最为耀眼的就是被誉为“明朝第一直谏”的杨继盛，正是杨继盛和沈炼大无畏地向如日中天的严氏奸党发起一轮又一轮的血肉冲锋，才不断激起朝野愤慨，最终使奸党恶贯满盈，一朝倾覆。当然，最后踢出“临门一脚”的徐阶功劳也大，尤其是徐阶隐忍多年，最终斗倒严嵩的故事也成为历史上与贪官奸臣作斗争的经典。徐阶也曾与杨继盛、沈炼一样，是个热血满腔的少年，被现实教训后，变得圆滑世故，谨慎侍奉明世宗和严党多年，身居高位也不轻易出手，直到有必杀把握时才一击致命，为国为民除了一个巨奸。或许，徐阶就是张鹏和杨慎之间的一个中庸产品吧。
严氏奸党分工明确，严嵩在皇帝面前出面邀宠，严世蕃不学正途，专练青词，盖过了夏言的水平，但其实这主要还是胜在别人没有用心钻研，只要徐阶这样的人下了决心钻研青词，水平还是可以盖过严世蕃。而且在最后的一系列斗争中，徐阶总是能料敌先机，牢牢压住以“鬼才”自诩的严世蕃，可见邪不胜正，贪官奸臣往往只是人弃我取，剑走偏锋，并非真正的大才，论起真来，这些人始终是较不过高才的。但也需要指出的是，后人千万不要以为斗倒严嵩仅靠徐阶的聪明，杨继盛、沈炼的牺牲也是必不可缺的，没有这两次坚决的斗争激起世人对严党的战斗决心，徐阶根本不会动手，还会一直等下去。与贪腐的斗争真的就是一场险恶的战争，既需要徐阶这样的谋帅运筹帷幄，也少不了杨继盛、沈炼这样冲锋在前、敢于牺牲的勇将，正如杨继盛在诗中所说的那样：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
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
天王自圣明，制作高千古。
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6.6 海瑞上疏，刚峰一柱
既然论贪官明朝有严嵩堪与梁冀、杨国忠、秦桧、和珅比肩，那论清官又有谁能与比干、张汤、魏征、包拯比肩呢？答案是海瑞。
海瑞，生于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年），卒于明神宗万历十五年（1587年），字汝贤，海南琼山（今海南省海口市）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广东乡试举人。后世常以海瑞与宋代名臣包拯“包青天”相比，称其为“海青天”。海瑞号“刚峰先生”，其刚正廉直，如一座凛然高峰，孤傲地矗立在晚明的浑浊乱世之中，分外耀眼。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海瑞参加广东（当时海南岛属广东管辖）乡试，中举人，但次年进京会试却落榜，之后海瑞又参加了一届会试，仍以较大差距落榜，于是放弃进士梦，仅以举人谒选入官，初授南平县（今福建南平）教谕（教育局长）。根据明朝“清浊分流”的官制，他会在这个位置上干很久，然后有机会就升为州一级的局长，再有机会升为府一级的局长，再有机会升到布政司或者按察司去当局长，至于知县、知州、知府、都布按三司这条主线或是京官，除非他运气爆棚，又考上进士，否则想都别想。这个官制在当时已经非常成熟，极少有人能打破，但如果你要找特例，那海瑞就是一个。
海瑞能在成熟体系下破例，首先是他在岗位上积累了丰富的清正廉明官声，其次必须得干点“出镜”的事儿来，另外还得有很大的运气成分。这几个缺一不可的因素很凑巧地集齐于海瑞一身。
福建道监察御史来巡视南平的教育工作，按当时官场风气，很多官吏都伏拜御史，唯独海瑞只是长身作揖。旁人问他为何不懂礼数，他答道：“拜见御史本来应该用下属的礼仪，但这里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不能屈尊。”海瑞不走寻常路，但又回答得有理有节，一时声名鹊起，破格提拔为淳安（今浙江杭州淳安县）知县。当了知县，海瑞更以清贫廉洁著称，他亲自穿上布袍打谷，让自家的仆人种菜自给自足，很少上街买菜。有一次海瑞为母亲祝寿，上街买了两斤肉，总督胡宗宪居然把此事当成一个新闻，到处跟人说，可见海瑞真的是已经清贫廉洁到了连正当消费都很稀罕的程度。
同时，海瑞还非常敢于向权贵开炮。既然在浙江这个地方当官，当然就要找当地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下手。浙江官场上，胡宗宪既搭上了严嵩的线，又屡立战功，显然是一方官场巨星，他的门生故吏更是遍布浙江、福建、广东的军政两界，人脉垄断东南沿海。有这样的权势背景，他的家人当然也是非常骄横，海瑞就挑中了他下手。有一次胡宗宪的儿子锦衣千户胡桂奇路过淳安，因为驿站的小吏接待不周，触怒了他，他竟然将驿吏倒悬起来挂在门上！这就是给海青天输送炮弹了。海瑞说：“胡公曾经有过明令，驿站不许太过铺张。此人如此招摇，必非胡公子，是个冒牌货！”立即将其逮捕，搜出来数千两银子，全部充公，并且把人绑送胡宗宪。胡宗宪哑巴吃黄连，只好不了了之。可见，海瑞不是那种无差别扫射的愣头青，他的斗争其实是很有策略的。
不过胡宗宪还算是很有底线的人，鄢懋卿就不好对付了。不久鄢懋卿亲自路过淳安，出现了胡桂奇一样的情况，嫌接待太差。谁知海瑞答复他说这县城太小，容不下您鄢大人的车马（您想要厚待还是请别处去吧）。鄢懋卿气得直咬牙，但久闻海瑞大名，不便发作，只得含恨而去，暗中嘱咐巡盐御史袁淳调查海瑞和另一位不谄媚自己的地方官慈溪（今浙江宁波慈溪县）知县霍与瑕。袁淳找到海瑞、霍与瑕在盐政方面的一些纰漏，上奏朝廷将他们贬官处理。海瑞当时已经提拔为嘉兴府（今浙江嘉兴）通判（市委秘书长，正六品），因此被贬为兴国州（今湖北黄石阳新县）判官（州是比府低一级的市，所以秘书长称判官不称通判，从七品）。但这帮贪官没有料到的是，这反而帮了海瑞一把。首先，因为不谄媚上司而被论罪贬官，这本身已经足以引起舆论同情。其次，与海瑞一起遭殃的霍与瑕还不是一般人，而是礼部尚书霍韬之子。霍韬是在“大礼议”之中站明世宗、张璁一队而得宠的，在朝廷也算是个焦点人物，他的儿子受到如此不公正待遇，这事儿很快就会传得满城风雨。不过恰如杨廷和的儿子杨慎仕途受限一样，霍韬的儿子在仕途上也很难取得太大成就，真正因这场风波火了的恰恰是海瑞。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当了好几年州判之后，海瑞终于迎来了仕途最重大的一次转折——还不是严嵩倒台，而是陆光祖就任吏部文选郎中，执掌全国的文官任免。陆光祖是晚明最著名的吏部官，历任验封、考功、文选等多个吏部清吏司的郎中，后又历经太常少卿、太常寺卿、大理寺卿、工部侍郎、南京工部尚书、南京刑部尚书、南京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最终回到北京任吏部尚书直至退休。陆光祖长期掌管人事，栽培了晚明许多重臣，同时又敢于坚持原则，在历史上以封还明神宗违规让赵志皋、张位入阁的特旨著称，被誉为晚明名臣。陆光祖早闻海瑞大名，当了文选郎中第一件事就是将海瑞提拔为户部主事。
六部主事是京官的骨干，主要作为二甲进士的初授官，三甲进士一般都很难得授，海瑞一个受到排挤打压的举人，由从七品州判官突然提拔为正六品主事，岂非天恩浩荡？然而，正如杨继盛一年受四次提拔，于是思报国恩，毅然出劾首相严嵩一样，海瑞也要干点比弹劾严嵩更惊天动地的大事，那还能是啥？只能是把矛头直接对准皇帝咯。
海瑞到了京城，先去户部报到，然后不是急着去钱粮胡同（户部衙门）的新办公室上班，而是到刑部大牢的后街买了一口棺材，然后把家人托付给友人，到通政司递交了他精心撰写了许久的《治安疏》。时值世宗朝末，不少廷臣因为上疏言事遭到拷打至死，言论已经趋于闭塞，而明世宗刚刚驱逐了严氏奸党，朝野上下确实非常高兴，一时称颂奏疏不断，突然冒出这么一篇对明世宗直接进行强烈抨击的文章，显得相当刺眼。
那么这篇被誉为“直言天下第一事疏”的《治安疏》是怎么批判明世宗的呢？
海瑞先为痛骂作点铺垫，说汉文帝（刘恒）被认为是一代圣君，贾谊仍要痛哭流涕地劝谏——所以我今天不把你骂够怎么好意思？接着就火力全开：
其实陛下的天资英断比汉文帝强多了，但却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大家早就不爽你啦！严嵩虽然被罢免，但他被罢免之前风气已经很差了，现在就算罢免严嵩也就那样，有什么好得意的？其实要当个圣明君主有多难？不说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也不说汉文帝了，就说接下来的榜样，汉宣帝（刘询）的励精图治、汉光武帝（刘秀）的开明大度、唐太宗（李世民）的英武无敌、唐宪宗（李纯）的志平僭乱、宋仁宗（赵祯）的宽厚仁恕，你哪怕做到一样都堪称贤君——但你就有本事一样都做不到啊！你干的坏事很多，最坏的就是宠幸道士，这事儿不但造成了朝政腐败，关键暴露智商啊！你以陶仲文为师学长生之术，现在他自己都死了你还信？这么多年你搜刮民财来宠幸道士，百姓都说“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你这已经不是丢自己的脸，所有臣工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你到底能不能幡然悔悟，做个好皇帝，置身于尧、舜、禹、汤之列，好让我们也置身于皋、夔、伊、傅（尧、舜、禹、汤麾下的贤臣）之列，洗雪耻辱啊？
客观地说，海瑞这篇《治安疏》已经不是一般的言事疏，而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而且完全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教训姿态，其实我们很容易从中发现中小学家长的惯用套路，如下所示。
海瑞教训明世宗的套路分析
海瑞教训明世宗的套路 中小学家长训孩子的套路
你看人家汉文帝那么圣明，贾谊还要劝谏。 你看人家小明成绩那么好，他的家长都还要教育他。
严嵩罢免前风气本就不好，罢免了他也不行。 你虽然改掉了这个毛病，但之前本来习惯就不好，改了也不够。
汉宣帝等古代明君各有优点，你哪怕能有其中一个优点也好啊！ 小明的语文、小华的数学、小庆的英语、小露的物理、小成的化学……你哪怕有一样能像他们也好啊！
你这已经不是丢自己的脸，所有臣工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你成绩这么差，不是丢你自己的脸，爸爸妈妈的脸也被你丢尽了。
你到底能不能幡然悔悟，做个好皇帝，好让臣工们也洗雪耻辱啊？ 你到底能不能考一次好的，站在领奖台上，父母脸上也有光啊！
至于“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把“嘉靖”说成“家净”，对此我想我有责任提醒学龄儿童家长：教育孩子，可以严厉甚至可以粗暴，但切记像这样尖酸。而且海瑞还暗插了一个（但不仅限于一个）相当刻薄的钉子——他很奇怪地把唐宪宗也列在古代明君的行列。唐宪宗在历史上主要事迹有二：一是抑制了藩镇势力，唐代最大的弊政就是藩镇节度之祸，宪宗朝已经隐然有藩镇割据的态势，唐宪宗果断镇压，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藩镇节度使的恶性发展；二是崇信佛道，搞过奉迎佛骨的荒唐事，晚年又吃道士炼制的金丹而死。唐宪宗应该说有一定的作为，但放在这里作为明君的代表和尧舜禹汤、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并列就很突兀了。其实海瑞这样写是一种相当狠辣刻薄的笔法。首先，明世宗以藩王入继大统，这也是早年“大礼议”的核心话题，他对“藩镇”、“藩王”这些字眼是很忌讳的，海瑞却很牵强地拿个镇压藩镇的唐宪宗出来说事。其次，唐宪宗崇信佛道，历史名声并不好，海瑞故意把唐宪宗和那些多贤君放在一起，其实就是让明世宗看看：如果把你这种人跟小明、小华放在一起显得多么刺眼。更可怕的是，唐宪宗是吃道士炼制的“长生药”暴毙的，明世宗也整天吃这类玩意儿，又迷信，在这方面对“唐宪宗”这个字眼的忌讳更胜其它，海瑞故意插个唐宪宗，您说阴损到了什么程度？
明世宗看了气得把奏本狠狠扔在地上用脚猛踩，大喊：“快去把这人抓住，别让他跑了！”司礼监掌印太监黄锦在旁答道：“此人素有痴名，听说上疏时自知必死，先去买了一口棺材，诀别了家人，遣散了仆僮，自己坐在朝堂待罪，不会跑的。”明世宗听了不禁默然，过了一会儿又取出奏疏读了一遍，一天读了好几遍，到后来竟然感动起来，留着读了几个月。最后，明世宗感叹道：“此人可与比干相比，但朕可不是商纣王。”之后明世宗的心情很差，身体也越来越虚弱，自感大限将至，召首相徐阶来商议禅位给儿子的事。这时他突然又很奇怪地将海瑞逮入诏狱，追究是谁主使海瑞发表了这么耸动的一篇奏疏。不久，海瑞被移送司法，判处了死刑。但死刑判决呈送给皇帝勾决时，明世宗又迟迟不批准。户部司务（从九品）何以尚判断明世宗其实并无要杀海瑞的意思，于是上疏请释放海瑞。明世宗却又勃然大怒，命锦衣卫将何以尚杖责一百，逮入诏狱，日夜拷打审问。徐阶也极力营救海瑞，明世宗依然不肯放人。两个月后，明世宗驾崩，裕王朱载垕继位，史称明穆宗，年号隆庆。海瑞和何以尚才双双获释。
明世宗是在晚上驾崩的，当夜宫外还不知道，但诏狱里有些人已经得到消息。关押海瑞的牢头消息很灵通，认为新帝没准儿会重用海瑞，于是请海瑞吃了顿好的。海瑞以为这是死牢的惯例，送你一程最后吃顿好的，于是开怀畅饮，大吃大喝。牢头悄悄告诉他：“刚才皇上驾崩了，先生马上就要出去重用了。”海瑞一惊：“消息可信吗？”随即嚎啕恸哭，一直哭到把刚才吃的东西都呕出来，又哭倒在地，一夜都没停。
可见，明世宗和海瑞其实是惺惺相惜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海瑞抱定必死之心，只求以一封直谏名垂青史，所以言无不尽（甚至有些过分）。明世宗亦知大限将至，看了这封奏疏虽然一时有气，但他毕竟是皇帝，感叹这么多年来与臣工们隔绝，没有听到真话，也深知大明王朝已经被带到了一个盲人瞎马的边缘，非常危险，亟需一柄海瑞式的利剑来刺破厚重的黑幕。
明穆宗登基后，海瑞官复原职，不久改为兵部主事，依次提升为尚宝丞、大理寺丞、南京通政使、通政使。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管辖范围包括应天府（今江苏南京）、松江府（今上海市）、苏州府（今江苏苏州）等最为富庶之地。很多贪官污吏知道名震天下的“海青天”要来，竟然吓得主动辞职。一些有钱有势的人本来建造了大红门，觉得太高调容易被海瑞盯上，主动把门刷黑，免得引起注意。江南织造业发达，内廷直接派出一些太监来监察织造行业，称织造中官，这些人本来在江南繁华之地作威作福，听说海瑞要来，也都减少了舆从，收敛行为。
所以说，一个著名的清官执政一方，能够净化当地的风气，这就是一个清官最大的效用。当然，有些人宣扬“贪官能吏论”“清官无用论”则是非此即彼了。清官不但能净化风气，理政治国往往也有很一套。道理很简单，市场本身能够合理配置资源，官员只需要维持正当的市场秩序，看不见的手自然会让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经济就能健康发展。恰恰是贪官污吏出于私利目的，管不住看得见的手，才会作出一些有损公共秩序、不利于市场健康发展的行为。后世有些人说到“清官无用论”就特别爱拿海瑞说事儿，认为海瑞就是个愣头青，不会“做人”的家伙自然也不会“做事”，一辈子只会得罪人，没什么“政绩”。其实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政绩相当卓著，《明史》称其“锐意革兴”，并且主持了疏浚吴淞、白茆等通江达海的大型工程，既兴建了水利，又促进了水运。超强的大型工程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堪称是中华民族的种族天赋，但明朝末年的基建能力却急剧萎缩，海瑞到任前数十年，江南水网的重要水利航运设施都几近瘫痪。原因无它，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腐蚀了社会的根基，贪官们把钱捞完，哪里还顾得上给老百姓修工程？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从更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待海瑞的重大功绩。穆宗朝虽然很短，前后只有七年，却是人类贸易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页。由于世宗朝后期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等大力征缴海盗（倭寇）取得成效，官兵捣毁了海盗散布在中国、日本、越南、马六甲等许多地区的基地，断绝了海盗短时间内再生的源头，海上贸易秩序基本恢复。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宣布终止世宗朝执行了数十年的海禁，全面开放海上贸易，允许国内外船队自由进出中国海域（以前只要非官方船队都会被疑为海盗，民间海贸几近扼杀），史称“隆庆开海”。中华民族的另一个种族天赋——贸易又爆发出来，“中国制造”是比潘多拉厉害百倍的恶魔，中国人的船队如同天女散花，瞬间遍布五洋四海，中国创造的丝绸、茶叶、瓷器、铁器突然就堆满了北欧甚至美洲的市场，连墨西哥这种尚未完全开发的地区都出现了中国理发匠——因为据说在维达·沙宣（Vidal Sassoon）之前，财大气粗的中国商船老板只信任来自苏州府昆山县的发型师。“隆庆开海”又恰逢日本和南美这两个大银矿开发的历史机遇，全世界的贵金属如百川归海，疾速汇流到中国。短短半个世纪，中国就从一个贵金属匮乏地区变成金银集中地。根据多伦多大学弗兰克教授（André Gunder Frank）所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自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77年间，全球2/3的国际贸易与中国有关，约有3.53亿两白银通过国际贸易流入中国，约占全球白银总量的1/3（弗兰克后又以论文形式将此数据修正为5亿两、占全球总量的1/2）。弗兰克惊呼隆庆、万历年间的中国简直就是一台“银泵”！依我看还是一台大涵道比多连杆传动涡轮增压湍流泵！
那么在经济贸易方面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应该归功于谁？首先当然还是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他们扫平海盗，才能奠定正常贸易的环境。其次则要好好想一想谁是贸易的主体，海量的丝绸、茶叶、瓷器、铁器从何而来？答案是——海瑞。
没有开玩笑，真的是海瑞。当时的江南是世界上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行销世界的“中国制造”大部分产自此地。海瑞踏着这个历史节点上任应天巡抚，掌舵这个“银泵”的核心转子部件，一手开启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史诗征程，您说他的理政治国能力难道不是史诗级的？
说到底，海瑞这种治国能力根源不在于聪明，还是在于他的一身正气。持身正，才会做正事，才能做好正事。如果他是个贪官，一头扎进江南水乡的花花世界，就嗅着遍地的铜臭找地方吞钱去了，谁还来管你什么隆庆开海、中国银泵？我的钱袋子才是银泵。不过明世宗先将海瑞投入死牢，再让明穆宗放出来，倒未必是有这么长远的目光。事实上，明世宗如此煞费苦心地重用海瑞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事只有海瑞来做效果最好，那就是打击徐阶的贪腐行为。
徐阶铲除严嵩奸党，匡救了很多被害的忠良，政治上也颇有建树，称得上一代名相。但徐阶也有一定的贪腐行迹，其实明世宗也很看不惯。但考虑到徐阶刚刚铲除了严氏奸党，功劳卓著，又怎好意思立马打击他？即将登基的明穆宗就更没有底气去动徐阶这位前朝元老了。至于朝臣，徐阶一直致力于匡救被严嵩迫害的朝臣，活下来的大多对徐阶感恩戴德。最可怕是御史言官这个群体，他们本应该是匡扶正义的主力，但大多遭严嵩打击，正是徐阶救了他们，就更别指望他们去主动攻击徐阶了。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合适，就是海瑞。其实海瑞也不是没被徐阶救过，上《治安疏》后海瑞被论死，徐阶出了很大的力去救。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徐阶这是故作姿态，知道海瑞此疏必能名垂青史，所以故意救一救，为自己博取清誉。但无论如何，他是认真救过海瑞的。但也只有海瑞，管你是谁，有不良行径暴露在我面前都不会手软！
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年），徐阶以少师、柱国、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嘉靖三十六年火灾，奉天、华盖、谨身三殿被烧毁，重建后更名为皇极、中极、建极三殿，相应的大学士头衔也随之更名）退休。徐阶本也不算大清官，回到松江（今上海市）老家，更是过上了享乐奢靡的生活。徐阶的家族非常兴旺，其弟徐陟也是进士，官至南京刑部侍郎。徐阶有三个儿子：徐璠、徐琨、徐瑛，虽然都没考中进士，但以荫官出身，分别官至太常卿、尚宝卿，徐阶退休后也都挂着虚衔回家奉养父母。徐阶家族在松江大肆兼并田产，据说最高达到二十四万亩，是严嵩的十几倍！这些田产有一些是合法购买的，但也有不少是强夺民产。而且徐家仗着势力，在松江强买强卖，欺行霸市的勾当也干了不少，渐渐成了松江一大土豪恶霸，甚至一些小土豪都被徐家逼得远走他乡。至于地方官，也都被徐家欺负得抬不起头来。尤其是徐家少公子徐瑛，年轻骄纵，只要他出行，江南的士大夫都得尽心款待，稍不如意就要遭徐瑛折辱打骂，苦不堪言。
面对徐家种种霸行，朝廷就没点反应？当然有，大明到了穆宗朝，早已是法治社会，朝廷是这样做的：
当朝首相李春芳在他的一部名著中写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有一位老干部年幼的私生子在民间为非作歹，鱼肉百姓，地方小官都必须尽心款待，稍不如意就要遭私生子折辱打骂，苦不堪言。这时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大英雄从诏狱里放了出来，他虽然与老干部恩深义重，但正义在胸中，还是踏着五彩祥云，一路斩妖除魔，来到这个水深火热的地方，联合另一位近臣收伏了这个小魔头，一方官民无不拍手称快。坦诚地讲，李春芳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了，而且他这部名著就是《西游记》（也有一些考证认为是吴承恩所著），这么正义一个故事还要精心伪装成：太上老君年幼的私生子红孩儿在人间为非作歹，鱼肉百姓，山神土地都必须尽心款待，稍不如意就要遭红孩儿折辱打骂，苦不堪言。这时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孙悟空从五行山下放了出来，他虽然与太上老君恩深义重，但正义在胸中，还是踏着五彩祥云，一路斩妖除魔，来到号山枯松涧火云洞，联合观音菩萨收伏了这个小魔头，一方人神无不拍手称快。
没错，徐家这种情况连当朝首相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对抗”，就更别指望地方官保护百姓不受红孩儿——对不起我是说徐公子欺凌了——他们自己还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呢。万幸这个故事中的孙悟空是有原型的，就是我们的海瑞。海瑞上任应天巡抚，一大举措便是力摧豪强，匡扶贫弱，将很多富户强夺的民田夺还。那么面对徐家这个大土豪，海瑞会怎么做呢？本来徐家判断海瑞不会对他们下手，因为徐阶对海瑞恩深义重，而且海瑞刚出狱时也确实帮过徐阶。当时排名第四的大学士高拱急于夺权，指使御史齐康弹劾徐阶。海瑞立即站出来保护徐阶，说徐阶诚然畏威保位，失于匡扶救世，但执政以来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齐康完全就是高拱的鹰犬，他们才应该受到惩处。结果高拱反而被罢免，徐家上下都兴奋异常，认定这是徐阶当时力救海瑞获得的回报。但他们显然还不够了解海瑞的脑回路，海瑞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并不表示他就成了徐阶的人，徐阶有问题时他照样会毫不手软地猛攻。一个清正廉明的人，对事不对人，作奸犯科就要打击，无论你是谁。只有贪官污吏才会对人不对事，认为“自己人”就应该毫无原则的包庇。
海瑞强硬夺回徐家霸占的民田，还准备上奏朝廷弹劾徐阶。徐阶大怒，指使亲近他的御史言官阻断海瑞弹劾他的言路，甚至反攻海瑞。但海瑞绕开了所有的御史言官，通过镇守太监直接向皇帝汇报了徐阶家族的过错。最终，朝廷判处徐璠、徐琨流放充军，仅留幼子徐瑛在家奉养年迈的徐阶（后世一些戏曲文艺作品称海瑞当场斩了徐瑛，仅系文学演义），惩处不算特别重，但也解了一方之急，吏民交口称颂。不过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海瑞在江南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很快被朝廷改任督南京粮储。海瑞离任时，百姓们“号泣载道”，家家户户绘像祭祀，宛如《西游记》中山神土地们头顶斋饭送孙悟空取经上路时一样的场景。
海瑞一生刚直，得罪了不少权臣。李春芳还算个善人，其后的首相高拱就是个厉害角色了。高拱很讨厌海瑞，将督南京粮储的职能并入南京户部，撤销这个职务。海瑞一怒之下，称病辞职回家。在家赋闲数年后，张居正接任首相，比高拱更狠，而且高拱还只是贪权，张居正就是全面贪腐了，他有点担心海瑞会碍事，令巡按御史去海瑞家找茬，想查他点问题出来。海瑞坦然面对，以粗茶淡饭款待御史。御史再看看海瑞家里简陋的装潢，知道他是个名不虚传的大清官，不可能查出什么问题来，唯有叹息而去。张居正听了愈发忌惮这个刚直的名臣，尽管很多人推荐海瑞复官，他都牢牢压住。直到张居正死后两年，吏部才向明神宗（朱翊钧，年号万历）上奏了海瑞的情况，复为左通政使，第二年又召为南京右佥都御史、南京吏部右侍郎。重获重用的海瑞非常感动，不过他已届古稀之年，无力再做更多贡献，唯有寻思在垂死之际“尸谏”一次，向明神宗进言，大意是说明神宗以待士有礼为名，优待官员，其实是君臣一体，压榨百姓。现在贪官遍地，应该恢复太祖剥皮囊草的酷刑，以洪武三十年（1397年）颁布的律法，贪赃80贯即判死刑。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何况是海瑞。其实他的政见非常质朴，就是以严刑峻法约束官僚队伍。从严治吏，这个道理很简单，也不是海瑞的发明，他只不过提倡恢复到太祖朝的常态而已。然而，慢性病早已蔓延到了大明帝国的全身肌体，又岂能一日尽复初生时的健康体态，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吏们都认为海瑞是在说疯话，甚至有御史又因此弹劾海瑞。其实明神宗还是很欣赏海瑞这种忠直，屡次想继续重用，但宰相天官们都极力阻挠，最终各让一步，诏海瑞任南京右都御史。当时的风气已经非常败坏，都察院这个本应最具战斗力的衙门，现在却变成游乐嬉戏的场所，很多御史在院里赏戏曲作乐。其实明太祖曾有过明确规定，法司不是唱歌作乐地，但两百年过去，这条禁令早就无人遵从，唯独海瑞要较真，准备杖责这些“违规”的御史。这种为官之道把南京官员们吓得不轻，南京各大御史、给事中纷纷上章弹劾海瑞。尽管明神宗清楚这些官僚的小心思，一直勉励海瑞不要为之所动，但海瑞的内心是清楚的，大明的病体已经不是他能挽救，留下真的再无益处。于是海瑞屡次上疏请求退休，明神宗一直不批准。
万历十五年（1587年），73岁的海瑞死于南京右都御史任上。海瑞的妻妾、子女均早亡，朝廷派佥都御史王用汲主持丧事。王用汲见海瑞家都是些破旧的家具，有些甚至是连寒士都不堪用的，不由得当场泣下，募捐为其举办了丧事。海瑞的灵柩由南京顺长江出海，运往海南。百姓自发罢市，披麻戴孝夹在长江两岸为海瑞酹酒号哭，百里不绝。
海瑞曾表达过他的理想，就是皇帝能够励精图治，名列圣君的行列，好让他也能比肩一些古代名臣。其实他的这个诉求很正当，他实现的手段也很寻常，他难道不是一个相当正常的儒家士大夫吗？但奇怪的是，当时和后世都有不少人将海瑞妖魔化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怪物，尽管个人道德无亏，但却与时代格格不入。其实，哪里又是海瑞不合时宜，分明就是“时宜”腐化堕落，只剩下他还在坚持原则罢了。海瑞提出要以太祖朝的法规来要求官僚，居然被视为怪诞行为。一个提出遵纪守法如此基本、如此正当要求，便遭到冷嘲热讽的时代，那就真的离全社会撕裂崩溃不远了。
对于海瑞本人，万幸的是，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海瑞依然在历史上与张汤、魏征、包拯比肩，同被冠以“青天”的美誉。而且张汤、魏征、包拯都处于各自王朝的上升期，乃锦上添花之意，海瑞却生在大明的末世，在阴冷晦暗的黑幕下，这座峭直的刚峰更显孤傲冷峻。海瑞这种忠贞刚直、舍身为国、敢于触犯权威的秉性，更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深刻融入到这个伟大民族的精神特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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