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这位名垂青史的大改革家，也有和太监勾结，极尽奢靡享乐的一面。他更是唐宋八百年来都罕见的大权臣，享尽了超规格富贵，礼法、规制在他面前更若无物。但张居正死后却难逃残暴的政治清算，他暴露出来的贪腐问题也令人瞠目结舌。他的身后更是一片全面腐朽的末世景象，直让人怀疑他的改革到底有什么成效。历史，给了他一个很难面对的评价——“明非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世人对张居正的崇拜，恐怕更多的是一种不健康的权力崇拜。
矿税太监碰上大航海时代，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难道真的是新芽只在腐朽的土地中萌发？但一个撕裂的社会，如何带领庞大的帝国走过这道历史关口？
7.1 文官召唤太监
有一个取笑太监的段子，说有个人去给太监讲笑话，说：“从前有个太监。”然后就不说话了，太监等了半天忍不住问：“太监下面呢？”那人答道：“太监下面没有了。”这个“下面”是一个很龌蹉的双关语，专门用来取笑“下面”没有了的太监，后来我们把做事半途而废也称作“太监”。明世宗一朝，政治晦暗，斗争剧烈，唯一勉强值得一提的是太监没有作乱。武宗朝刘瑾阉党之祸酷烈，还好下面没有了。然而这种压制也只能是暂时的，太监制度没有改变，太监无限接近最高皇权的现实情况没有改变，所以太监乱政的制度根源毫发未损，只是因为武宗朝阉党之祸太烈，明世宗为之少杀，刻意避免了宦官参政而已。这种人为的一时压制必不能长久，病症一旦复发，则更难抵御。因为复发就说明免疫系统已经失效，这就是一些本来恶性程度不高的病，比如乳腺癌，如果实施切除后不复发则无恙，一旦复发就会致命的道理。贪腐这个帝国的慢性病，更彰其理。
当然，阉党的重新崛起，也少不了一个长期的恢复过程，这几乎耗费了穆宗、神宗两朝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时光，但贪腐这个慢性病最不缺的就是耐心。事实上，这一次复发，契机在于一些文官的争权夺利，他们发现拉拢太监是争胜庙堂的不二法门，其实这也可以说是徐有贞和曹吉祥的老套路。只不过徐有贞和曹吉祥的组合在当时没有竞争对手，这一次高拱和陈洪、张居正和冯保，两对组合展开了激烈厮杀。
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大明王朝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此时内阁由徐阶领衔，其后还有李春芳、郭朴、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五位阁臣。这其中，李春芳、郭朴是著名的“青词宰相”，明世宗驾崩后便寻思退路，并不恋栈。明穆宗登基两个月，郭朴便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退休。李春芳则在隆庆二年徐阶退休后被硬推为首相，但年年上表请辞，终于在隆庆五年（1571年）以三殿更名后首位中极殿大学士（实质上就是以前的华盖殿大学士）头衔退休，揣着大家的黑材料回家写《西游记》去了。高拱、陈以勤、张居正都是明穆宗当裕王时的讲师，很有雄心，所以竞争态势激烈。高拱拉拢了排名最后的张居正，排挤陈以勤，迫使其在隆庆四年（1570年）以少傅兼太子太师、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退休。隆庆五年李春芳主动请辞后，雄心勃勃的高拱终于攀上了权力的巅峰，成为大明帝国的首席辅政大学士，拉开了波澜壮阔的“隆万大改革”序幕。隆庆六年（1572年），高拱正名为少师兼太子太师、柱国、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
高拱很年轻就表现出极高才华，严嵩、徐阶相继执政，都知道此人将来必能当国，都向明世宗力荐。高拱自身心气也很高，以国士自居。在他眼里，严嵩自不必说，徐阶这个“甘草阁老”估计也不是很看得起，至于李春芳这种“青词宰相”，你还是赶紧回家去编御马监孙悟空的故事，这边的司礼监、御马监就都交给我了。从学术思想上来说，徐阶、李春芳以及隆庆三年（1569年）入阁的赵贞吉都是著名的“心学”门人，与程朱理学、陆九渊、王阳明一脉相承，而高拱、张居正则以商鞅、申不害、韩非子的法家传人自居，锐意革新，所以他们也很自然地分为两个阵营，暗中角力。高拱甫一入阁就迫不及待地向徐阶发起猛攻，反对他的一切做法，甚至唆使御史齐康弹劾徐阶。不料徐阶救过不少被严嵩迫害的御史言官，这其中还包括齐天大圣海瑞，刚入阁的高拱岂是对手，反被徐阶一方猛攻，只入阁几个月就被迫主动请辞，两年后才被召回。不过这种仕途起落似乎并没有磨平高拱的棱角，他依然非常强硬地以战斗姿态对待身边的同僚，直到位居首相。
高拱自隆庆五年（1571年）五月位居首相，次年六月被罢免，执掌内阁只有一年余，但堪称成效卓著。首先是充分利用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来降的机会，力排众议接受了他的投降，并与俺答汗充分沟通，化干戈为玉帛，接受了俺答等许多鞑靼部落的朝贡，扭转了自武宗朝以来数十年来的北方边境恶劣形势。当时朝臣大多担心接受叛逃的把汉那吉会激怒鞑靼，反对受降，正是高拱力排众议，正确处理了这场外交危机，反而大大改良了局势。之后蒙古再也没有大举入侵中原，高拱可谓居功至伟。其次则是力推著名的“一条鞭法”，将各种形式的纳税方式如粮食、布匹、劳役全部折算成银两征收，简化了税制，挤压了税吏的寻租空间，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财力，明朝的国库收入水平正是在高拱执政后的十余年间从两百余万两数量级倍增至四百余万两数量级。此外，高拱还有不少改革措施，被后世认为是“隆万大改革（隆庆、万历）”的最初发起者。
不过高拱最大的问题还是为人过于高傲，当了首相更是颐指气使，很多同僚都不堪忍受，甚至发生过一次与武英殿大学士殷士儋在文渊阁斗殴的情况！但有一个人很有心计，这个人就是张居正。张居正极为恭谨地服从高拱，可谓言听计从，面对高拱的颐指气使也尽量表现得很谦卑，所以高拱见次相如此恭敬，便一直以为大家都很服自己，更加放松警惕。高拱还主动干涉内廷事务，隆庆初年司礼监掌印太监出缺，本来冯保身兼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兼管御马监等多个要职，理应顶上。但高拱觉得此人狡黠，反对明穆宗任命其为大公公，而推荐了与自己相好的御用监太监陈洪。后来陈洪罢免，冯保以为这下总该轮到自己了，结果高拱又推荐了尚膳监太监孟冲。尚膳监太监的地位在内廷排不进前五，孟冲这是大幅超车。冯保知道是高拱运作的，恨得咬牙切齿。张居正觉得这样一来冯保可以为我所用，于是找到冯保，结为紧密同盟，暗中策划如何斗倒高拱，好让张居正当上首相，冯保当上大公公。
明穆宗身体很差，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年仅35岁的明穆宗大驾将行，在病榻前托孤于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驾崩。年仅9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史称明神宗，年号万历。明穆宗的托孤遗诏本来是以三位大学士为顾命大臣，并未提及太监，但一些太监却修改了遗诏，把冯保任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并把他也加入顾命大臣之列。遗诏一经颁布，高拱见遗诏与先帝临崩时托付给自己的内容不符，大为光火，怒斥太监弄权乱政，并立即向刚刚即位的明神宗上疏，要求惩处弄权的太监，顺便奏请夺除司礼监的一些权力，还给内阁。高拱知道弄权的太监主要是冯保，召集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工科都给事中程文联名上疏攻击冯保，然后自己代皇帝拟旨驱逐冯保。此事需要通过内阁，所以高拱事先和张居正进行了商议。张居正不露声色，假装答应，私下却告诉了冯保。向太监告密，这不是焦芳干的事儿吗？冯保大惊，连忙求张居正相救。张居正不慌不忙，教冯保去找明神宗生母李氏。
冯保找到李氏，才发现原来张居正早就安排好了，李氏也早就和张居正结盟。李氏当时也处于一个微妙期，她不是明穆宗皇后，只是皇贵妃，按礼法不应该成为皇太后，最多尊为本生母帝太后。然而明宪宗生母周贵妃违背礼法与钱太后并尊为皇太后，已经开了先例，“大礼议”更是把最高层撕裂得支离破碎，现在只要有皇帝、大学士、司礼监掌印太监齐心协力，不难把她捧为皇太后。明神宗是她亲儿子，年龄才九岁，当然不在话下，大学士张居正已经明确结盟，现在三缺一，就差您冯太监啦！于是李贵妃、张居正、冯保形成了新一代的强力三人团。事实上还有武将戚继光也算是这个联盟的外围，但明末武将的地位比石亨的时代更低，戚继光的能量比当时的石亨差得远，就不算在核心团队中了。三人团的动作首先是冯保从明神宗小朋友处取旨，尊明穆宗皇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明穆宗皇贵妃李氏为慈圣皇太后，分住慈庆宫、慈宁宫。张居正又提出，皇帝年幼，需要亲妈照顾，于是让李太后移居乾清宫，与皇帝同住，实际上就是把持住了皇帝。再加上负责皇帝和外界沟通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和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三人团实际上已经把持了大明帝国的最高层政治，他们现在唯一的眼中钉就是高拱了。
高拱作为首相，一开始完全被蒙在鼓里，而以他直言直语的性格，太后和太监肯定是不喜欢的，张居正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明穆宗驾崩时，高拱痛哭流涕中说过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很多人都听到了。张居正巧妙地将其改为“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让冯保告诉太后。果然两宫太后听了都大吃一惊，忙问左右是不是真的，左右纷纷回答好像是听到高阁老这样说了。两宫太后震惊得无以复加，连太子本人都被吓得面无人色，以为自己这个皇帝当不成了。冯保趁机又拿出张居正精心炮制的高拱罪名，包括擅权用事、广结门生、贪污受贿等等，这些罪名放在平时不足以扳倒一位首相，但现在两宫太后就哭着喊着一定要弄死这个坏老头！第二天，太后召群臣入内，高拱其实也准备好了驱逐冯保的一整套方案，连驱逐冯保的御诏都已经代皇帝拟好，就等进宫来让明神宗宣诏了，所以非常急迫地赶进宫。结果高拱一进来还没开口，李太后就一个当头棒喝，说你高拱罪大恶极！陈太后其实想先问清楚情况，但李太后也早已和张居正排练妥当，一直带着节奏走，痛斥高拱，旁人根本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最后，李太后正式宣诏，免除高拱一切职务。高拱从头到尾连辩解的话都没说上一句，伏倒在地不能起。张居正还来装好人，把高拱扶起来，一直搀出门，用骡车送出宣武门——他不亲自搀出去不放心啊，万一高拱辩解几句没准儿就前功尽弃了呢！搀出去之后张居正又和高仪一起奏请留下高拱（那当时你怎么不说话？），李太后当然不许。张居正又请用官车送高拱回家，这回李太后许了，可能是送他走快点的意思。
高拱被逐后，张居正理所当然当上了首相，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但冯保犹不解恨。冯保又策划了一个王大臣刺杀明神宗的无头公案，想彻底搞死高拱。
万历元年（1573）正月一天清晨，明神宗御驾出乾清门，路中突然出现一名身穿御马监宦官服饰的神秘男子！当时雾很大，此人都已经到了驾前，御前禁卫才发现，慌忙拿下。结果一搜身，此人身上果然藏有刀刃，险些形成了刺君！禁卫对其进行审讯，此人供称名叫王大臣，是原隶左都督戚继光麾下的逃兵，从大同边关逃至京师。请注意，他不是一位姓王的大臣，而是姓王名大臣。您说这是个真名字吗？显然就是到最后连真实姓名都没审出来。至于他为何穿着宦官服饰，如何走到乾清门却无人发现，身藏刀刃奔向皇帝意欲何为，背后是否有人指使，禁卫系统审了半天也没个头绪，于是明神宗下诏改由东厂负责审理。当时冯保还没有免去提督东厂的兼差，所以就是他来审，在诏狱中日夜拷打王大臣，最后逼他形成了这样一封供状：高拱因为被逐，怨恨明神宗，所以找了王大臣来行刺，那套宦官服饰就是高拱提供的，至于一路上的禁卫都被高拱安排撤掉了，王大臣才能毫无阻滞地走到明神宗面前。
东厂只是内部审讯，根据司法程序，还需把审讯结果提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继而提交给法司才能问罪。结果王大臣的供状提交给锦衣卫就卡壳了，锦衣都督朱希孝指出王大臣的供状完全说不通，尤其是高拱清空禁卫之说实在不符合逻辑。莫说高拱已经被逐，就算是在职的首相，也管不了内宫禁卫，乾清门附近出事儿，你们太监恐怕责任更大！朱希孝传唤冯保和王大臣当面对质，冯保坚称是高拱勾结陈洪、孟冲等太监清空了禁卫，给王大臣制造了接近御驾的条件。这时王大臣也终于明白过来，自己已经被置于死地，当场翻供，对冯保大呼：“你不是许诺我富贵吗？怎么又把我抓起来治罪？我一个人渣，到哪儿去认识什么高阁老？”这等于是反而把冯保供出来了。此事一传出来，满朝皆知。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杨博（代表行政系统），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葛守礼（代表监察系统）出面质询此事。张居正也迫于舆论压力，告诫冯保适当收敛。最后王大臣被匆匆移送法司，以行刺皇帝罪名判处死刑结案，不等秋后处斩，立即执行，没有牵连任何人。
此案确实疑点重重，最终的判决有杀人灭口的嫌疑，成了历史上的一桩悬案。王大臣能够得到一套正规的御马监官服，从紫禁城外走到乾清门无人阻拦，最终准确地捕捉到明神宗御驾，这不可能没有经过精心策划。冯保借此案追杀高拱应该没什么疑问，王大臣只是他的一枚棋子，但高拱恐怕也不能说毫无干系，不然以他的作风岂能不趁机反杀冯保？大讽刺家李春芳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素材，他的名著本以古代平话故事为原型，但最精彩的一段恰恰是其原创，这一段他写太上老君故意从八卦炉中放出一个御马监小太监去冲击玉皇大帝，从兜率宫打到凌霄殿，一路上没有任何人阻拦，王灵官率雷部众神将其围定，但就是不拿下。最后玉帝宣如来佛祖来解决，御马监小太监当众叫嚷，差点把佛祖的妙计说破，佛祖匆匆将其压倒在五行山下，结案。
张居正在历史上享有盛誉，但他夺权的过程并不光彩，完全是和后宫勾结戕害同僚，从而实现自己的上位。他勾结太监冯保、李太后，和之前某些人勾结曹吉祥、万贵妃并没有本质区别，甚至有一些传闻称他和李太后之间还有奸情。本来世宗朝宦官后宫人员基本退出政治舞台，张居正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向冯保、李太后输送了很多利益，使他们又重新站到了一线。
7.2 权倾八百年
张居正，被许多后人誉为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常与古代改革家比肩，后人尤爱将其与宋代名相王安石相提并论。他们确实在生前都成就了一世伟业，更留下了许多政治改革方面的理论为后世所推崇。然而，他们又都有一个共同的尴尬难以面对——王安石死后四十年就是靖康之难，张居正死后六十年也是清军入关。当然，判定一个改革家的是非功过有很多因素，但无论如何，一场重大改革后短短数十年，整个王朝就覆灭了，我们很难把这场改革称作成功。更要命的是，无论改革成败，王安石个人都以道德楷模著称，甚至堪称有道德上的洁癖，这一点他终究是受人尊重的。张居正在这方面则恰恰相反，他的私德堪称败坏无度，而且是个绝对的大贪官，他的崇拜者只能以“瑕不掩瑜”之类的说辞来为他洗地。
张居正和王安石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是神宗朝首相，都遇到两宫太后，都因主持了一场重大改革而名垂青史。但除却这些表面巧合，他们俩的实质差距还是挺大的。从职务上来说，他们都是首相，但具体环境却大不相同。王安石是得到宋神宗（赵顼）的青睐，由地方官召为宰执，初为参知政事（副相），第二年升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相），第三年才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首相）。张居正却是三朝元老，世宗朝进士，穆宗朝宰相，神宗刚刚登基，他已为首相，而且还是穆宗、神宗两朝帝师。王安石虽深得宋神宗信任，但宋神宗毕竟是二十多岁的成年人，而且颇有主见，明神宗却是个十岁的娃娃，一切都听张先生教诲。更重要的是，王安石虽位居首相，但身边不乏富弼、韩琦、欧阳修、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名臣，新进的苏轼等名士也并不赞同王安石的政见，后来形成严重的“新旧党争”。反观张居正，徐阶斗倒严嵩，高拱挤走徐阶，他再驱逐高拱，几场大战下来，大明官场元老尽去，绝无人能制约如日中天的张居正。
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同受穆宗顾命，但高拱被逐，巧的是就在同一个月，高仪也病卒，内阁竟只剩下张居正一人。虽然不久礼部尚书吕调阳拜文渊阁大学士，但他显然也是受张居正举荐，由李太后同意，冯保加盖御印宣旨入阁的，非常服从张居正，不会添麻烦。万历三年（1575年），吏部左侍郎张四维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万历六年（1578年）二月，少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吕调阳退休。三月，外廷廷推了两位大学士入阁。一位是原太子少保、礼部尚书马自强，入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十月就病卒。另一位是原吏部右侍郎申时行，入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我们很容易看出张居正时代内阁成员组成的特征。首先是人少，阁员按理应有七员，但张居正时代一般只有两三员。无非是陪衬一下张居正，免得他独相，要那么多人干啥？其次则是年龄要么特别老，要么特别年轻。老的入阁不到一年就要退休甚至病死，年轻的如申时行，入阁前都还只是右侍郎，即便入阁，本官都只能用左侍郎，这在明朝中后期内阁制度成熟后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张居正稳稳地掌控了内阁，再加上李太后和冯保在内宫的助力，大明王朝在万历前十年（1573-1582年）形成了一套不同以往的行政机制。现在要决策一件事情，张居正先在内阁草拟诏旨，交给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冯保交给李太后，李太后同意后冯保加盖御印，发还给内阁，张居正在内阁制成正式的御诏发出执行。
那皇帝呢？完全消失了？那也不至于，但明神宗还处在小学生年龄段，那一个小学生如何决策重大事项？无非就是听三个人的：妈妈、老师、保姆，那不就是李太后、张居正、冯保三人吗？而且这三个人教育小学生都以严厉著称。
单亲妈妈李太后是典型的望子成龙（其实已经坐上龙椅了），明神宗16岁结婚后李太后便移回慈宁宫居住，但只要上朝或读书的日子，李太后五更（约凌晨4:48）就会来到乾清宫叫醒明神宗，亲自看着他洗漱，然后领着他乘车去上朝或者读书。明神宗工作学习时李太后一直在皇极殿或者翰林院门口守候，下班或放学一出来立即领上原车载回乾清宫，全天无缝链接，小学生绝对找不到机会溜出去泡网吧。这其实和隋文帝文献皇后（独孤伽罗）管教隋文帝（杨坚）有点类似，但单亲妈妈管小学生可就比妻子管丈夫严厉多了。最可怕的是每天明神宗去读了书，李太后都会要求他复述，一旦复述得不清楚就要罚跪。明神宗结婚后，李太后还是留了不少亲信太监在他身边，一旦做错什么事立即报告，李太后轻则召明神宗到慈宁宫罚跪，重则还要传谕张居正，让他上疏切责，然后让明神宗拟罪己诏，不但在外廷宣读谢罪，还要在内宫一边罚跪一边念罪己诏，经常被弄得痛哭流涕。这可能勾起某些读者朋友不太愉快的童年回忆，就不深入讲了。
张居正也堪称一代严师，明穆宗为裕王时，张居正就是翰林编修兼太子右中允，负责裕王府的教学，深受明穆宗敬重，现在以中极殿大学士亲自兼明神宗教师，又受家长重托，更以严厉著称。有时候明神宗顽皮，李太后和冯保都无法管教，便吓唬他：“你再不听话就告诉张先生！”明神宗立即吓得闭嘴立正。从教育成果来说，张居正也无愧为一代名师，明神宗的文化素养非常高，从他传世的一些作品来看，文才极高，尤其书法上乘，在明帝中仅次于明宣宗。但明宣宗是天赋异禀，明神宗才是普通人的极限，完全是勤学苦练的结果，这更显示出所受教育的优质严格。冯保则扮演了另一个角色，一面与明神宗玩耍嬉戏，一面也比较严格。明神宗有时在后宫和小太监顽皮打闹，一听到冯保的脚步声就紧张地说：“大伴来矣！”并立即恢复正襟危坐的姿态。其实冯保对待年幼的明神宗，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是和李太后、张居正谨慎研究过的。这三个人交织了一张严密的大网，将明神宗牢牢网住，也将中华帝国的最高皇权牢牢网住。
文武百官虽然知道三人团挟天子以令诸侯，但也没办法，只好把三人团当做皇帝来侍奉。事实上，真正的明朝皇帝还没有三人团这么大的权力。明朝的权力制衡设计得极为复杂，没有人能做到真正的独裁专制，若论谁相对独裁程度更大一些，纵览明朝历史，恐怕就得数张居正了。张居正一人独揽大权的程度，更在太祖太宗之上。因为就算是太祖太宗，来自外廷的制约总是存在的，由于明朝皇帝不能随意任免阁臣，所以宰相并不是那么贴心，皇帝批红和内阁票拟的权力经常表现为对立。大量的御史言官则都是初入仕途的进士，更是经常毫不留情地顶撞甚至封还皇帝御诏，体现出行政权力和舆论监督的强力制衡。现在李太后和冯保把持内宫，完全代表皇帝，但他们不精于政事，在行政上完全托付于张居正，张居正又完全把持内阁，所以在明朝历史上第一次做到了皇权和相权的高度统一。张居正还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舆论和监督，他三朝历仕翰林院、国子监、文渊阁，门生故吏遍布学术舆论重地，稍有对他不满的声音，很快就会被淹没在更大的反对声中。
张居正的个性其实和高拱一样，都是持才倨傲的类型，区别在于高拱不加掩饰，张居正可能是汲取了他的教训，显得更有城府。但徐阶、李春芳都以折节礼士著称，他们在阁时对待下级非常谦逊，唯独新进排名最后的大学士张居正以宰相自居，对待九卿非常高傲。但张居正也绝不像高拱那样直言不讳，而是“倨见九卿，无以延纳，间出一语则辄中肯，人以是严惮之，重于他相。”意思是每次议事时对待公卿大臣都非常高傲，别人发言时不搭腔，突然出一句就切中要害，于是别人非常忌惮，害怕他超过了其他宰相。有意思的是，《宋史》中也有一句如此评价一个人：“同列论事上前，未尝力辨，但以一二语倾挤之。”遗憾的是，此句并非出自他的改革家朋友王安石的传记，而是《宋史 奸臣 秦桧传》。民间有一句俗语“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形容湖北人精明凶悍，这话最初其实是专指张居正这一个湖北人的，后来演变成对所有湖北人的戏称。其实我一直觉得湖北人挺实诚的，就因为出了张居正这么一个人物，居然把一个省的印象都改变了，可见这个人物得精明到什么程度！张居正本来就大权在握，这种阴恻深沉的风格更是让人不寒而栗。御史言官一向是明朝官场上最勇敢的热血青年，石亨、曹吉祥、刘瑾、严嵩都未曾让这个群体怕过，贪官奸臣们的恶行反而经常激起他们捍卫正义的一腔热血。然而这一次，似乎连他们都怕了，首相大人那种深不见底的彻骨奇寒，犹如凝聚态下的开尔文黑洞，任你几腔热血都能吸进来统统冰封。明朝官场两百余年，第一次出现了御史言官集体噤若寒蝉的局面。
种种因素缔造了张居正这个明朝历史上罕见的大独裁者，打破了大多权力制衡机制，中华帝国自唐宋以来八百年，第一次出现如此高度集权的巨头。那么一个大独裁者煞费苦心地揽权，会不会只是为了实现崇高理想，全心全意忠君为民，而丝毫不存半点私心，清正廉明，杜绝贪腐呢？其实历史上也不乏这种情况，比如诸葛亮、王安石、岳飞（在一定的范围内有绝对权力），所以也有人把张居正放在他们同列。诸葛亮、王安石、岳飞泉下有知，恐怕会气得活过来——张居正的贪腐程度只怕比严嵩亦不遑多让。
张居正入阁不久，就收到一笔重贿，刚刚退休的徐阶一口气给他送了三万两银子，目的很明确——徐家准备在松江大肆开捞，当然要先打点一下朝中重臣，好罩着点。徐阶和高拱关系不好，所以就找了张居正，结果此事被高拱察觉，声称要调查。张居正指天发誓，言辞激烈，于是高拱就算了。此事也堪称奇特，有贪腐的线索，指天发誓就能算了。其实从后来徐家的有恃无恐来看，朝中确实是打点到位了的。张居正自己也需要向别人送礼，主要是李太后和冯保。冯保是个太监，最爱金珠美玉，张居正在他身上下了血本，先后送给他黄金三万两、白银二十万两、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但冯保还不是普通的太监，而是太监中的艺术家，颇有才情，张居正经常为其搜罗名贵的琴、笔、扇，当然还少不了名家字画。严嵩曾得到一幅假的《清明上河图》，冯保却得到了真品，现存《清明上河图》上还有冯保的题跋。张居正送给冯保的贿赂中，艺术品这一个板块的价值就更难估量了。
张居正生活非常奢侈，对人居环境要求极高，他在北京稍微收敛，没有逾制建房，但他的家乡荆州府江陵县（今湖北省荆州市）是辽王驻地（本在辽东广宁，靖难之役后被太宗迁入内地），张居正看上了他的王府，居然用计构陷第八世辽王朱宪【火节】，以至被废藩，张居正趁机占了辽王府！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这座王府不久又归了明神宗第六子惠王朱常润，但张居正此举表露了他想在江陵有一座巨宅的心愿。很快就有人响应，地方官请张居正私人出钱，在江陵营造一座比辽王府更富丽堂皇的府第，资金不足的部分由地方政府补足。张居正说怎么好意思让你们花那么多钱，而且这座大宅耗资十万两，江陵的财政根本无法负担嘛，我多出点吧，于是派锦衣卫去帮工，算他出的资。所谓帮工主要就是指帮当地政府把赋税收上来，好投入到工程中，张阁老的老家一时“乡郡之膏尽矣”。见江陵县如此卖力，省领导怎甘落后，湖北布政使、巡抚、巡按御史纷纷规划给张居正建宅。张居正说房子太多我住哪儿？不如折现吧。不是开玩笑，真的是折现，领导们没有修，把建房成本折成现银送给了张居正。另外，有了大宅还得有大田，不让怎么叫封建地主阶级呢？张居正为相十年，兼并了良田八百万亩，是严嵩的几百倍，而且这还只是他本人名下的，他几个儿子的还没算。
既然有人给张居正修大宅，张居正也不忘给他的冯保好兄弟修一个，而且他修的还是一种很特殊的房子——生祠——给活菩萨修的祠堂。其实后世说张居正是改革家，我一直比较疑惑，王安石的改革措施诸如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免行法等均为他首创，但张居正的所谓改革措施诸如考成法、一条鞭法、清查土地等，都不是他的原创，很多是隋唐甚至先秦便有的古法，他真正创新发明的就是给太监建生祠，堪称治承刘瑾，政启魏忠贤。
除了贪钱，张居正还非常好色。其实张居正的英俊程度尚在张彩之上，有传闻称他就是靠惊人的修身俊颜才得到李太后的青睐。其实万历元年李太后也才27岁，正值风露年华，两人情投意合也可以理解。还有一些传闻称戚继光之所以深得张居正支持，就是因为善于向张居正进献美女和春药。
其实说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出来了，张居正最像的前人恐怕不是王安石，而是张彩。
怎么看张居正和张彩之间的共同点也要比王安石多得多呀！甚至王安石和张彩之间的共同点都不比张居正少，因为这两位都没混到太师，张居正是明朝唯一一位混到太师的文官。《明史》称明朝有四位文官官至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但这四位中的前三位居然是李善长、徐达、常遇春，这三位显然是勋臣，不是文官，张居正就是有明三百年唯一一位官至正一品三公的文官，其余162位内阁大学士一律从一品少师到头。连朱寿也只能当威武大将军过过干瘾，张居正这是正儿八经把太师太傅给干了呀！这严格地说也是一种破坏政治规矩的做法，已经暗藏了张居正覆灭的引子，而他又作出了一项明朝讳莫如深的破坏规矩行为——科举舞弊，这不但为张居正本人的覆灭埋下祸根，也将大明王朝推向了快速灭亡之道。
7.3 名垂青史巨权贪
严格的科举制度是明朝最最敏感的一项政治规矩，比谁当皇帝还重要，不管你是谁，只要触碰了这个问题，必将遭到文官阶层最不要命的反扑。而且张居正的思路和前面那些没文化的太监还不一样，太监们是苦于自己的爪牙没文化，想方设法绕过科举这堵高墙，张居正却是觉得自己的儿子很有文化，加把力能冲破这堵墙！
张居正共有六子：张敬修、张嗣修、张懋修、张简修、张允修、张静修。按制度，张居正家可有一子授锦衣卫，一子授尚宝司，这两个名额给了张简修、张允修，其余则安排参加科举走仕途。
明神宗万历五年（1577年）丁丑科殿试，23岁的张居正二公子张嗣修高中榜眼，天下议论纷纷。其实张居正确实做了手脚，当时主考官是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张四维，他已经将张嗣修的卷子判为第二甲第一名，也就是总第四名，这也是当年焦芳之子焦黄中的名次，张四维认为他尽力了。但张居正还不满足，买通冯保，在判卷结束，内阁呈往皇帝御批的路上，将第一、二名挪到了三、四名，张嗣修跃升至第一甲第二名。
此事当时知情人很少，但已经引起不小的议论，没想到张居正更加有恃无恐。而且首相这样做，其余人怎能不跟进？三年后张敬修、张懋修参加庚辰科会试，次相张四维之子张泰征也是同科考生。张四维向明神宗请示，为了避嫌，自己就不担任这一科的考官了。谁知17岁的明神宗反问：“那首辅张先生避嫌了吗？”张四维回答没有。明神宗笑道：“人家两个儿子参考都没避嫌，你提出避嫌，不是反而让人家难堪吗？”张四维猛省差点得罪张居正，惊出一身冷汗。最后朝廷议定，由内阁排名第三的文渊阁大学士申时行担任主考官，张居正、张四维助理。考官名单一经公布，很多考生觉得不公正，甚至以退考抗议。张居正拈须微笑，毫不在意。
果然一发榜，三位公子都通过了会式，进入殿试。殿试最终评卷，大家本来拟定了一个名次，但张居正认为大家先前拟定的第二名卷才应该定为第一，但又说不出很过硬的理由，大家很怀疑这份卷子是他儿子的。皇帝御批后一揭开糊名，果然是张居正的三公子张懋修！其实张懋修这人是很有真才实学的，考中榜眼未必是靠爹，但可能张居正觉得张敬修已经有一个榜眼了，这次非要争一个状元回家。此外，张四维之子张泰征中第二甲第四名，张居正大公子张敬修中第二甲第十三名。非常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三位张公子高中，此科还有一大特色，榜眼萧良有的弟弟肖良誉中第二甲第五十六名，探花王庭撰的弟弟王庭谕中第三甲第一百三十五名。三鼎甲都有兄弟同科高中，您说这是巧合呢还是巧合呢？
事实上，在此之前已有吕调阳之子吕兴周高中进士，密集的宰相之子高中引起士子们的普遍情绪，智力正常的人都不会相信这其中没有猫腻。但张居正一手遮天，整个文士阶层竟然都不敢反抗，只能暗中讽喻。很多人将张懋修戏称为“关节状元”甚至更难听的“野鸟为鸾”。有人作了一首诗：
状元榜眼俱姓张，未必文星照楚邦。
若是相公坚不去，六郎还作探花郎。
可惜的是，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就死了，不然六郎还真的有望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癸未科搞个探花，一门三兄弟包揽三鼎甲，岂不美哉？
张居正自己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也许嘲讽他的话传不到他耳朵里去。有人送了他一副对联：“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其实我看这是在讽刺他，但他已经看不出来了，欣然将此联挂于高堂。
不过张居正死后，此风终于被刹住。张四维之子张甲征、申时行之子申用懋参加了万历十一年（1583年）癸未科会试，均中式，天下哗然。殿试前，监察御史魏允贞上疏痛陈张居正窃取权柄，大开科场舞弊之风，建议以后干脆直接规定宰相之子不能参加会试算了。张四维、申时行力辩，并以辞职为威胁力保儿子的殿试资格。最终，明神宗判魏允贞言辞过当，贬为许州（今河南许昌）判官，为其辩护的户部员外郎李三才贬为东昌（今山东聊城）推官。最后殿试放榜，张甲征、申用懋分别高中第二甲第十一名、第二甲第二十一名。更多的御史言官纷纷上疏切谏，明神宗总算有所省悟，褒奖了这些人，并让魏允贞、李三才逐渐升回京官。此后，明朝再也没有出现当朝宰相之子高中进士的情况。十余年后，沈一贯入阁，其子沈泰鸿才高八斗，是公认的状元热门人选，大有当年杨廷和之子杨慎之势。但沈一贯为了避嫌，劝他不要参加会试，沈泰鸿坚决不干。后来沈一贯想了个办法，利用宰相可以荫一子为尚宝丞的制度，直接将沈泰鸿录为尚宝丞，这样他就不能再参加会试了，但从此父子反目，终身不再相见，说来都是张居正的遗害。
有人说改革家嘛，就是这样，敢于打破旧规。但我想打破旧规不是打破旧的公正吧？这个价值观一定不能乱。张居正恰恰是这样一个人，大权在握，所以为所欲为。旧的规矩他可以不遵守，他还要立一些新规矩——他自己同样不会遵守。莫说对一般人，对待皇帝尚且如此。张居正从小严厉管教明神宗，成年后亦不改。张居正要求明神宗省吃俭用，停止了很多工程，裁汰了很多外戚恩官。有一次元宵节，明神宗在宫中张灯结彩，演奏音乐，张居正看见了，痛斥他铺张浪费，不似人君！停止了宫中一切节庆喜乐。其实张居正这种严厉管教本身未必是坏事，放在诸葛亮、范仲淹、杨廷和身上都合适，但张居正自身却异常奢靡腐化，这让年少的明神宗看在眼里，会留下什么心结？
对待同僚，张居正裁汰公车，使公卿群吏都没有车马，他自己却乘坐三十二抬大轿。本来明朝有很严格的“丁忧”制度，即官员的父母去世，要回家守孝三年，孝满再官复原职。当初杨廷和也是内阁首相，逢父丧立即回家守孝三年，然后回来继续当首相。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父亲过世，但他贪权恋栈，舍不得丢掉宰相宝座回去守孝，于是指示户部侍郎李幼孜提倡“夺情”。这本是军中的一项制度，指将士出征时遇到父母去世，但确实不能离开战场，所以可在军中守孝。张居正很有改革精神地把这个办法移到了内阁，但显然别人都很难认可。一大堆翰林官站出来表示不可，张居正不听，让明神宗出中旨令吏部办理“夺情”的手续。吏部尚书张瀚本来是张居正突击提拔的，应该是他的人，但就连张瀚都表示所谓“夺情”实难服人。张瀚又不敢面折张居正，于是推说这种事应该礼部管，将中旨封还。张居正又派人多次劝说，张瀚仍不为所动。张居正又让明神宗发中旨切责张瀚无人臣礼，这下把很多人都吓到了，纷纷上章奏请留张居正“夺情”，张瀚还是不动，只是抚胸叹息：“三纲沦矣！”张居正大怒，指使给事中王道成、御史谢思启以其它事由弹劾张瀚，勒令其提前退休。更多官员被激怒，纷纷起来反抗，张居正拿出廷杖的武器，把他们打了板子过后再贬谪。
这时有彗星从东南起，长亘天，舆情更加汹涌，指张居正已经触怒上天，甚至有人在街上贴大字报。明神宗诏谕群臣，再有毁谤张居正的情况，杀无赦！这才渐渐压制住了舆情。最终，朝廷诏许翰林编修张嗣修、司礼太监魏朝代张居正回乡奔丧，并派礼部主事曹诰治祭，工部主事徐应聘治丧。至于张居正，自请停俸一年，身穿素服在内阁办公，在经筵讲课，不影响工作。但是第二年，明神宗大婚，张居正守孝未满就从此改穿吉服，给事中李涞称这样不合礼法，张居正大怒，将其贬出京师。现在的张居正已经到了一点反对意见都听不进去甚至基本伦常都无法约束的地步。
不过毕竟是死了爹，张居正还是回家看看，朝廷派尚宝卿、锦衣卫护送。张居正临走前诫令阁臣，有大事不可做决定，急报江陵，由我来做决定。张居正甚至在江陵处理了马自强、申时行两位新阁员入阁的事宜，堪称行在。明神宗和两宫皇太后都不断派出高级别太监一路服侍张居正，凡张居正经过，地方政府都要重修道路，地方官列班相送。
由于朝廷诏谕张居正回家扫一下墓就要赶紧回朝，朝廷离不开您张大人，所以张大人要故意摆一摆谱，说老母亲受不了暑热，想等天气转凉再上路。这一说不得了，内阁、部院寺卿、给事中、御史集体上章，请朝廷催促张大人立即回朝。明神宗遣锦衣卫火速请张阁老先回朝，另遣太监护送太夫人等秋凉走水路回京。张居正这才肯上路，一路上的地方官都要长跪迎接，巡抚、巡按越过辖区迎送。张居正路过襄阳、南阳，分别是襄王、唐王的驻地。按礼制，哪怕是公侯，见藩王也应该以臣礼，张居正其实还没有爵位，但以宾主之礼与二王相见。张居正到了京郊，明神宗和两宫皇太后均派大太监出京迎接张大人回朝。待到秋凉，司礼太监魏朝奉太夫人回京，明神宗和两宫皇太后以家人礼迎接。
这一次丁忧夺情，张居正可谓摆尽了谱，超规格享尽荣华富贵，是他个人集权达到顶峰的标志，自此之后他更加随心所欲。当然，很多人说只有权力在他手中，才能冲破重重阻力，推行改革。那么，张居正那这位伟大的改革家到底有何历史功绩，配不配得上享受这些待遇呢？应该说还是有一些。
张居正有好几项重大的改革措施，号称挽救了即将覆灭的大明王朝，续了几年命，其改革最主要的是措施是考成法、清查土地、一条鞭法等。
所谓考成法，又称“京察”，即从京师派出考察组，全面考察地方官员的政绩。这实在算不上什么新玩意儿，历朝历代都时不时这样搞一下，只不过官员的政绩很难量化，考察到后来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所以每次又都虎头蛇尾。张居正这一次也没创出什么新花样，其实更多的是以考察为名，提拔自己人，贬黜不依附自己的人，倒是有点像恢复汉、晋察举制度的意思。后来明朝陷入严重党争，“党徒”们就是用这个制度互相斗，元气大伤，造成文官队伍的严重撕裂。
清查土地有点类似于隋文帝的“输籍定样”，但明朝户籍制度远比刚由南北朝统一而来的隋朝严密清晰，所以不需要“大索貌阅”，只需要重新丈量、认真清查偷税漏税的田产即可。在这个问题上，大独裁者的优势体现出来，他的亲信队伍有力地执行了这个任务。经清查，全国纳税土地共701.3976万顷，比上一次弘治年间的清理多了近三百万顷，成效卓著，大幅提高了田税收入，有点像一次活血化瘀的举措，虽谈不上很伟大的理论创举，但实实在在地增加了财税。
张居正最著名的改革家标签恐怕就得算著名的一条鞭法了。所谓一条鞭法，简单地说就是以现银折算赋税。古代的赋税制度很复杂，有现金、粮食、布匹、劳役等多种形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事物的实际价值会有波动，每一次波动都是基层官吏盘剥百姓的机会，全部折算成银两减少了这样的机会，也让纳税人能够自由地选择效率最高的一种纳税方式。
客观地说这是一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行政调整，也确实解决了一定的财税制度弊病。但话说回来，一条鞭法实在不能算是张居正的发明，现在可以很明确地考证，此法最初提及早在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武英殿大学士桂萼和户部尚书梁材便初步提出归并税种，折合银两的作法。最迟嘉靖十年（1531年），御史傅汉臣便明确提出了“一条鞭法”这个名称。嘉靖后期，朝廷在许多地区试行了这种税法。隆庆年间，海瑞巡抚应天便带着试行该法的任务，成效不俗。隆庆后期，高拱拜相，更是非常积极地推行了一条鞭法。张居正只是继续推行这个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已。不过此法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革除了明中后期中央财税能力急剧弱化的危情，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说推迟了王朝的破产。明廷推行一条鞭法后中央财政收入的变化趋势。
张居正的工作确实极富成效，也无愧为“救时宰相”的美誉，但把他捧成伟大的改革家，我始终觉得相当疑惑，因为他的创新发明改革措施实在是太少了，更多的只是延续前人的措施，更坚决地执行下去而已。尤其是很多人把张居正和王安石相提并论，但纵览两人的仕途，除了死后不久王朝覆灭（靖康之难可算“北宋”覆灭）之外，两人很少有实质性的共同点。张居正倒是跟刘瑾麾下的阉党大美男张彩有更多共同点，区别只在于张彩身败名裂，张居正富贵终老。
不过张居正的种种做法积怨颇多，他在时权倾天下，无人敢言，等他死了才会爆发出来。更可怕的是，张居正在时能够揽权，很大一个因素是明神宗年幼，他死了明神宗也长大了，回忆起童年的种种，再加上张居正的一票仇人在耳边不断吹风，张老师不被清算真的很难。
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太师、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朝廷为他举办了盛大的葬礼，辍朝，遣四品京卿、锦衣卫堂上官、司礼太监为其扶灵归葬。但接下来就是对他的清算了。
张居正弥留之际，举荐了礼部尚书潘晟、吏部左侍郎余有丁入阁，两人均通过了廷推，朝廷批复潘晟为武英殿大学士，余有丁为文渊阁大学士，准备上任。但张居正一死，就有御史雷士帧、王国，给事中王继光相继弹劾潘晟，说他是张居正的座主（乡试中举人时的考官），张居正这是在引荐私人。这一下引爆了大家对张居正几个儿子中进士的积怨，人情汹汹，纷纷上疏弹劾。明神宗勒令潘晟退休，潘晟还没上任就被罢免。大家继续释放对张居正的积怨，张四维在这其中可能也起到了帮腔的作用，不断地在年方弱冠的明神宗面前提及张居正当年是如何掌控年幼的他。明神宗身为皇帝，想到自己被张居正当小学生耍了这么多年（虽然他确实是），愤恨难平，咬牙切齿地同意了清算张居正！
有人为张老师鸣冤，说明神宗这个学生不厚道，居然长大了整老师。其实根本不冤，张居正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老师要教学生的不仅仅是学术，更重要的是做人。张居正从来没把明神宗当成真正的学生来培养，只是把他攥在手里当权柄使用。尤其严重的是，张老师堂而皇之地在自己的学生面前表演考试舞弊，这叫什么老师！
大清算光有潘晟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冯保。其实冯保在内宫敌人也不少，但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意识到，张居正一死，他也失去了最大的倚仗。朝廷罢免潘晟让冯保很生气，他在病中坐起：“我只是得了小病，就当我不存在吗？”这帮人当惯了皇帝，却忘记了以前是靠一张大网笼罩了明神宗，现在李太后归政，张居正去世，冯保一人又怎么把持得住成年的明神宗呢？太监政治这方面，大明可不能说远迈汉唐。不久，皇太子（朱常洛，即明光宗）诞生，冯保趁机请封伯爵，这人真的是被张居正的生祠蒙住了双眼。首相张四维表示明朝从无太监封爵的先例，但他还算给冯保面子，给了一个名额让他的弟弟或侄子当都督佥事。冯保不满足，大怒道：“你是靠谁有了今天，现在却辜负我！”冯保虽连接受挫，但他又成功地运作了老乡梁梦龙出任吏部尚书，他觉得自己势力仍在。
其实冯保是明穆宗留下的老太监，不是明神宗当太子时的东宫旧人，他一直压在上面早就让明神宗的发小们不满，如今张居正一死，大家都知道冯保已经失去倚仗，准备动他。明神宗发小太监张鲸、张诚不断述说冯保当年如何严厉钳制明神宗，完全不是一个好奴才，建议贬黜他。其实明神宗也早就对冯保不满，但此时居然感到余威尚在，担心地说：“如果大伴上殿来和我争论，怎么办？”张鲸说：“太监嘛，只要有旨不许再入，他哪敢？”张四维也很讨厌冯保这个张居正的遗留产品，指示御史李植、江东之弹劾冯保在永宁公主（明穆宗第四女朱尧媖，李太后所出）选婚的事情上，收受富户梁国柱一万两贿金，隐瞒了其子已患重病的情况，迎娶了公主。结果婚后一个月梁公子就死了，害苦了公主。明神宗收到弹章，顺势贬冯保为奉御，南京闲住，第二年就郁郁而终。其弟冯佑、侄子冯邦宁均官至都督，都免官下狱，最后死在狱中。朝廷抄没冯保的家产，抄出来金银百余万，珠宝大致同等价值，此外还有大量的名家字画、古琴等艺术品价值连城。
事实上，冯保的财产恐怕远远还不止这么多。冯保被发配南京，李太后肯定要过问。明神宗敷衍道：“老奴被张居正蛊惑，没什么大过失，去去就召回。”不久潞王（明穆宗四皇子朱翊镠）结婚，珠宝一直备不齐，李太后很奇怪，明神宗说：“近年来无耻臣僚大量收购珠宝，送给张居正、冯保两家，导致市价暴涨，皇室都买不起了呀！”李太后说：“不是已经抄家了吗，应该把这些珠宝抄出来才对呀！”明神宗只好又说：“这老奴狡猾，先转移了财产。”于是也只好再深查冯保的财产，结果捅了马蜂窝，查出锦衣都督刘守有及其下属张昭、庞清、冯昕确实在抄没过程中私吞了大量财产，均获罪。
但此事又给了明神宗另一个思路，本来锦衣卫抄出冯保的家产已经够多，谁知还是被隐没了不少的结果！冯保的不少宝贝都是张居正送的，那张居正自己得有多少啊？当时财政相当紧张，明神宗渐渐动了抄张居正家的念头。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最终促使明神宗下定了清算张居正，籍没其家的决定。客观地说，张居正被清算有诸多因素，但如果他像海瑞那样两袖清风，明神宗也犯不着对一个死人大动干戈。张居正贪婪过甚，积财太多，勾动了明神宗的贪欲，才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明神宗诏夺张居正官、谥，遣司礼太监张诚、刑部右侍郎丘橓率大批锦衣卫、给事中前往江陵抄家。荆州地方官得知情况，一反前一天对张家的谄媚讨好，突然变得穷凶极恶，为防张家人逃走，居然把门封起来，等到抄家队开门时，已经饿死十几个了！抄家队在江陵抄出来黄金万两、白银十余万两。另一个战场是张居正在北京做官的几个儿子身上。长子张敬修时任礼部主事，熬不住拷打，承认了有三十万两藏在曾省吾等张居正亲信家中，之后自杀。张居正的弟弟都指挥使张居易、次子翰林编修张嗣修、三子翰林修撰张懋修状元均被流放。
之后，朝臣们就张居正的罪行展开了激烈辩驳，继续攻击他的不少，但其实维护他的人也有。最终，朝廷诏夺张居正一切官、谥、赠、赐、诰、封，以罪状示天下，还说明本来应该开棺戮尸，但姑且免之。
很多人对张居正及其家人遭到的惨痛打击深表同情，认为张居正作出这么伟大的贡献，却遭如此结局，非常令人痛心。其实除了改革，张居正还在军事和外交上都有一定的建树，但我想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只在于不管你有多么伟大的功绩，都不是破坏政治规矩、贪污腐败的理由。更何况，张居正这个伟大的改革家相当值得商榷。张居正死后六十年，明朝就覆灭了，有人说这是因为大明病体沉疴，积重难返，张居正改革续了几十年的命，已经很了不起了，他仍然是伟大的改革家。这种解释好比做了一台手术后病人很快就死了，但你却说病人本来就没救了，医生已经让他多活了一会儿，这台手术依然是非常成功的，医生妙手回春，堪与扁鹊、张仲景、李时珍比肩！这种逻辑对于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人来说相当难以接受。
平心而论，张居正在理财方面算得上一个能吏，解了财政上的一时之急，但说为王朝续命就过了。事实上，南宋和明朝都有不少人尖锐地指出，王安石改革是“靖康之难”的罪魁祸首，明末也有不少人隐晦地指出张居正将慢性病的大明一脚踢进了重症监护室，只是当时还没身亡，不好意思把话说那么明。所谓改革，就是打破旧有利益格局，释放活力。但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其实大多是打破旧有利益格局，形成全部倒向自己的新有利益格局。这样的改革，莫说放在晚明，就算放在汉文帝、宋仁宗的时代也能把国家给葬送了。
7.4 资本主义萌芽
明神宗朝朝政腐败，政治斗争激烈，有不少人将明神宗视为昏君。但事实上，在中小学历史教材——确切地说是政治教材上，这48年（1573-1620年）却有一个非常时髦的说法——资本主义萌芽。
明代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由于航海技术的突飞猛进，全世界都加强了交流贸易。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年），西班牙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ristóbal Colón）发现美洲新大陆，欧洲也进入了大航海时代。后来人们发现美洲有着玉米、甘薯、马铃薯、花生等高产农作物，还有着似乎比旧大陆加起来还多的贵金属矿藏。同时，另一个大银矿——日本也基本结束了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战国时代，开始发展经济。美洲和日本两个大银矿同时发动，全球贵金属供应量暴涨，史称“价格革命”。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张居正厉行一条鞭法使国库收入以银两计数倍增，其实更多地是体现了一种白银通货膨胀，而非经济增长。
中国是当时世界上航海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又有着最庞大的人口、最先进的科技、最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最具购买力的市场、最广阔的腹地，更有着贸易赚钱这个深刻融入中华民族血脉的种族天赋，无疑将成为这个全球化时代的绝对核心，全球三分之一的白银都通过国际贸易涌入中国。强大的全球化贸易必然对一个国家旧有的社会体系造成严重冲击，腐朽得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如何应对这样的全新局面？
虽然经济大发展，但遗憾的是，明朝的理财能力在中国历代王朝中都算相当差劲的，从头到尾都处于严重的财政匮乏中。尽管“嘉隆万大改革”尤其是张居正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国库收入的账面值，但比起当时的全球经济大发展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蓬勃的经济发展并没有转化成财政收入，或许这是一种藏富于民的大战略，但富不能一直藏下去，需要用的时候要取得出来，明朝的提用能力却过于弱了些。
神宗朝其实非常需要用钱。首先是著名的“万历三大征”。
第一征是镇压宁夏哱拜叛乱。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退休的游击将军、宁夏副总兵哱拜率鞑靼部叛乱，号称要恢复唐宋西夏帝国的基业，勾结河套诸部入侵陕西，连下数城。朝廷以右副都御史叶梦熊为陕西三边总督，并调都督佥事、神机营右副总兵李如松提督辽东精兵参战。九月，明军攻破宁夏城（今宁夏吴忠），哱拜出降。此战明军共耗资二百余万两。
第二征是壬辰朝鲜战役。万历二十年（日本后阳成天皇文禄元年、1592年）十月，太阁（大致相当于日本各藩镇联盟的秘书长）丰臣秀吉率领一统日本的战国精英，自信满满地向朝鲜发起了进攻。日本和朝鲜都是大明的藩属国，大明有义务维持秩序，以兵部左侍郎宋应昌为总督，都督李如松、都督佥事陈璘分率陆、海军赴朝鲜戡乱，国内宣传成镇压“倭寇”的总决战，史称“壬辰倭乱”。经过约八年大战，五万明军大胜二十万日军，并摧毁了日本海军，切断日军归路，丰臣秀吉被气死，家臣德川家康趁机篡权，半岛重归和平。此战明军共耗资七百八十万两。
第三征是镇压播州土司叛乱。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播州（四川、湖北、贵州之间的山区）宣慰使杨应龙叛乱，杀贵州都指挥使杨国柱、指挥李廷栋，攻占綦江（今重庆市綦江区），进逼重庆。朝廷以兵部右侍郎李化龙总督湖广、四川、贵州军务兼巡抚四川，调大军进剿，历时两年剿灭。此战明军共耗资二百余万两。
万历三大征军事上精彩绝伦，政治上有力地维护了祖国的统一，但经济上也耗资巨大，略计共耗一千二百万两，不但大开国库，还动用了不少明神宗内帑。偏偏这时又发生了火灾，乾清宫，坤宁宫，皇极、中极、建极三大殿连接失火，重建又需耗资百万，户部奏称实在拿不出来钱了。可怕的是，从现在开始紫禁城的很多重要建筑都会反复发生火灾，原因无它，某些人想通过灾后重建的大型工程从中捞钱而已。
另一方面，明代藩王世爵体系似乎也到了一个临界位置。明朝较之宋朝有一个很大的历史倒退——恢复了世袭爵位制。宋朝的爵位都是终身制，即本人身死爵位即自然消失，不由子孙世袭。明朝虽然封爵比宋朝严格得多，但却多为世袭罔替，一个爵位子孙可以一直世袭下去。而且一个勋臣除世子一系，还有一些旁系世荫锦衣卫职。最初人数很少时不觉得负担很重，但子又有子、子又有孙，这虽然不是一个几何级数增长体系，但持续不断的算术级数增长也很可怕。仅就皇帝一系而言，皇帝只有一个儿子继承皇位，其余均封王，但新皇帝又很多儿子封王，两百余年累积下来就很可怕了。光是这些藩王、世爵、锦衣官的基本俸禄朝廷就已经负担不起，还有大量赏赐和附属费用。从神宗朝起开始大量拖欠世禄，到最后明朝灭亡也没能补发。
面对如此庞大的财政缺口，明神宗必须想办法补充财用。他一定会对社会经济超级繁荣，国家财政却总收不上来钱而感到困惑，不知道他当时到底得到了什么反馈信息，从后来的举动看，他应该是判断症结在于文官不可信，伙同商人避税。其实这有点像太祖朝的郭恒案，但明神宗的解决办法不是杀尽涉贪的官员，而是绕开这些官爷，自己去收。明神宗产生了一个重要发明——矿税太监。
明朝本有在各地派驻镇守太监的惯例，但镇守太监主要侧重于军国大事，对财政经济干涉不多，更不可能直接深入到市场经济主体中去。明末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市场主体的资金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政府财政总盘，所以明神宗判断这是一个监管上的空白，于是派出太监直接管理工矿。这种行为当然遭到文官的激烈反对。
早在万历十二年（1584年），房山县一个矿老板史锦奏称在当地勘测出有矿，奏请开矿。本来这种情况应该由朝廷按制度签发许可证，以后由地方政府按税率抽税即可，但这次明神宗宣布不需朝廷签发，由他本人直接派出太监去管理就行了。这样的矿直接缴税给太监，带回来给皇帝，政府那头就不缴税了。朝廷当然不会同意，首相申时行坚决制止了这样的行为。之后明神宗悄悄派太监在外勘测，在京师附近勘测出来许多矿砂，明神宗都准备派太监去开采，但都被申时行等文官制止。文官们制止明神宗开矿的理由当然很充分，皇帝怎么能直接干涉市场经济运行呢？但其实他们只是在力保文官的既得利益罢了，皇帝直接派太监去开矿，他们就插不进去手了。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乾清宫、坤宁宫火灾，次年三大殿火灾，又正值“万历三大征”，户部实在拿不出来钱重建，皇帝终于找到个理由派出了第一位矿监。这个口子一开可就收不住了，直接从皇帝这里拿开矿许可的手续比由县—州—府—布政司—户部—通政司—内阁层层申报可要快捷得多，许多人发现了矿藏都来直接向明神宗申报，明神宗立即派太监与其同往开矿。最初派出的矿监只针对某一个矿，后来明神宗将矿监冠以地名，比如“奉赦开采山东”，这名矿监就有权在全山东范围开矿。这时山东的采矿业就表现为皇帝和政府竞争的局面，谁先发现一个矿，谁就占这个矿。由于皇帝这边手续极其简单，大多矿主愿意走这边，臃肿低效的政府节节败退。嗯，这真的是体制问题，很多文官不禁陷入了沉思。
那皇帝和政府形成这种竞争态势，对老百姓意味着什么呢？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不用讲什么卡特尔需求曲线、古诺双寡头模型，您就看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分家后，油价是涨了还是跌了就明白了。为什么吃亏的总是老百姓？这一定是体制问题，文官们不禁又陷入了沉思。
明神宗利用矿监在抢矿方面大获全胜，很快又将视线投向其它行业，两淮的盐监、广东的珠监、苏州织造太监等很快也发展起来。明神宗见直接派太监就能帮他收上来这么多税，那之前那些税都到哪儿去了呢？他又派出了税监，专门监督税务。很多时候，矿监也兼税监，合称“矿税太监”。
矿税太监成为神宗朝标志性的弊政，太监们虽然向皇帝进奉了一些利润，但他们都不是白干活的，贪墨的部分比上缴部分多得多。《明史》称矿税太监们“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上缴的部分不到十分之一，造成“天下萧然，生灵涂炭”。这其中最贪残的莫过于陈增、陈奉、高淮、梁永等几个太监。
陈增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神宗派出的首位矿监，奉赦开采山东，矿税太监这个制度很可能就是出于陈增的策划。陈增深谙为官之道，先做人，后做事。他一到山东，不是急于下矿视察业务，而是整顿官场，先弹劾了好几个不听话的知县，引起山东官场震怒。巡抚尹应元弹劾陈增，结果反而被罚俸。莫说你们这些巡抚、知县，万历二十四至三十五年（1596-1607年）这十余年间，大学士弹劾矿税太监的奏疏多达百封，明神宗一律冷处理。而矿税太监一旦有弹章入，早上送入，下午就会批复，而且往往是重责。人们终于明白，太监的盛世回来了，而且更胜以往。
明神宗又赦命陈增兼山东税监，但之前已经派了天津税监马堂兼管临清（今山东西北部，靠近天津，当时非常发达）。马堂在临清每年抽取税银约二十五万两，但只上缴八万两，七年累计贪墨一百二十万两。陈增不服，与马堂激斗。最终明神宗做和事佬，让两位公公各让一步，马堂把临清让给陈增，但陈增把东昌（今山东聊城）让给马堂。陈增更加张狂，笼络了很多同党，大肆搜刮。到后来陈增的党羽经常诬陷富户私藏违禁物品，直接破家而入，尽掠其财。御史和地方官纷纷弹劾陈增，明神宗一律不信。后来凤阳巡抚李三才以妙计除了此害。他先笼络陈增的党羽中书舍人程守训家里一个受了酷刑的家奴，让他去向陈增告密，说程守训家里有赃款四十万两，还有违禁的龙凤僭逆之衣。陈增大惊，来向李三才请教该怎么办。李三才说：“你赶紧报告给皇上啊！皇上赞了你的勤奋，就算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置也可得呀！”陈增果然心动，向皇帝告发了程守训。结果程守训获罪，供出了自己多年来的贪腐行径，无非就是贪墨税款。明神宗知道税监及其党羽有贪墨税款情况，心中非常难受，对陈增也不再那么信任。而陈增的手下见老大居然这样对待小弟，非常寒心，为其搜刮也不如以往尽力，收不够往年的额度。明神宗一见今年陈增进奉的税额减少，心想果然是此贼贪墨了税款，顿时大怒，下令逮捕调查陈增。陈增这才明白上了李三才的当，悔之晚矣。
陈奉本是御马监奉御，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出任荆州（今湖北荆州）税监，兼附近几个大矿的矿监。陈奉觉得自己兼领数使，非常骄横，一路随意捶打官吏，剽掠商旅，商民恨之入骨。陈奉刚到荆州，就有数千民众丢石头把他打跑。陈奉奏称是襄阳知府李商畊等地方官煽动民变，明神宗重处李商畊等。当地有个奸人漆有光，诬陷商业竞争对手徐鼎等掘得了唐代大贪官李林甫妻子的墓，得黄金巨万。陈奉向明神宗上奏，得旨将徐鼎的家财尽皆搜刮，还毒打徐鼎，强迫他将境内的陵墓全部发掘，掘地三尺找金银。
第二年，武昌（今湖北武汉）爆发了著名的“武昌民变”，万余民众包围了陈奉官邸，甚至纵火焚毁了包庇他的巡抚衙门。武英殿大学士沈一贯等大批官员纷纷上疏弹劾陈奉和湖广巡抚支可大贪赃不法，怒激民变，明神宗不听。他可能还没意识到，这场民变已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几乎同时，天津的商民也驱逐了天津税监马堂，打死其党羽37人。不久，广东税监李凤与珠池监（监管南中国海人工养殖珍珠的产业）李敬发生争执，他们的斗争方式包括但不仅限于传统的互相弹劾，还开发出散布谣言挑起对方民愤的新技术。给事中宋一韩弹劾李凤贪墨了五千万两，还有等值的珠宝。这显然是夸大其词，但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广东商民无不愤慨，激起民变，最后明神宗也只好撤罢广东珠池监。真正的高潮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七世纪的第一个年头，宦官孙隆出任苏杭织造太监兼管税务。苏杭地区当时已经普及了机械织造，出现了许多机户，并且很快发展为集团化生产，即由一个大户（资本家）设立织造厂，购买大量织机，雇佣织工，承接外包的纺织业务，收取机器使用费，这种生产方式就被很多人视为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孙隆规定，每张织机要收税银三钱。这个额度无限接近织机老板收取的机器使用收入，但边际收入不等于净利润，人家还有很高的固定成本，这样一收税生意还怎么做下去？大量的织造厂只好停工。织造厂一停工，大量的织机工人就失业了。两千多名失业织工走上街头，把全城的税监和有关部门全部焚烧，打死不少税吏，孙隆连忙逃往杭州才保得小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万历江南民变”，亦称“万历江南抗税运动”，有些人将其视作资本主义革命甚至工人运动的前驱，与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丝织工人运动和德国西西里亚纺织工人起义相提并论。
之后，矿税太监和地方官之间的博弈日趋白热化，民间抗税运动也愈演愈烈。矿税太监和文官相互弹劾，相互煽动民愤，民变此起彼伏。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宦官杨荣谎称云南阿瓦、猛密等部落愿意归顺，其地矿产丰富，可年增收数十万两，并请缨云南矿税太监，明神宗诏许。但杨荣开张不利，第一年只收到几万两，于是诬陷是被云南知府熊铎贪墨了。明神宗不辨真伪，将熊铎下狱。杨荣愈发骄横，强令丽江土知府木增献出地盘让他开采，并不断诬陷不听他话的知府、知州。杨荣很快激起了民变，有百姓闯入税监，打死税吏。杨荣丝毫不惧，反而大肆搜捕，杖毙数千官民，将一些疑似参与了民变的官员戴枷示众。杨荣终于激起了更大的民变，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等率冤民万人焚杨荣官邸，并把杨荣投入火中，杀其党羽二百余人。杨荣是非常宠幸的太监，明神宗难过得数日不食。本来明神宗想逮捕贺世勋，彻查此案，但文渊阁大学士沈鲤、司礼监掌印兼提督东厂太监陈矩向他分析了形势，不能再激民变。明神宗只好作罢，并以四川矿税太监丘乘云兼管云南，减轻了对云南的搜刮力度。
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驾崩前，才省悟矿税太监之害，下罪己诏承认错误，并赦命撤回所有的矿税太监，但这项制度二十余年来为社会带来了酷烈戕害，尤其是造成了极大的全社会撕裂效应，早已无法弥合。
其实矿、盐、织造这些事儿，古已有之，不能算什么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汉、唐、宋都有大量关于如何管理工矿业的经典论述，什么封建社会、农耕文明，都不是明朝君臣搞砸这事儿的借口。明朝这个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其实未见得比宋朝情况复杂。宋朝凭借高超的公共管理水平，将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才能以半壁河山力扛蒙古帝国荟萃了大半个地球资源的铺毯式轰炸半个世纪，谱写了人类文明史上一曲最豪迈的泣血长歌。而反观明朝，在极其宽松的环境下，坐拥绝对的世界经济中心地位，手握大航海时代的绝佳升级换代良机，却硬是无可救药地实现了自我财政崩溃。这真的不能归咎于任何借口，只能说腐败已深入腠理，这个王朝的公共管理水平尤其是财税体系已经烂得令人发指！
7.5 实亡于万历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我们不能妄下论断，但到此却也不得不提。
明神宗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身后还有三位明帝、二十四年国祚，但《明史 神宗本纪》却以一句“明之亡，实亡于万历”来作总评。后世也有不少人赞同，称“明非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崇祯”系明朝末帝朱由检年号）。
时至神宗，大明王朝已经走过252年，较之212年西汉、196年东汉、320年宋朝、289年唐朝（平均254年），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中国古代王朝的期望寿命，似乎确已气数将尽。但神宗朝漫长的48年也确实暴露出不少问题，不能等闲视之。
神宗朝最大的问题首先是太监政治的回归，这种病症消失又复发的情形总是令李时珍都无比揪心。开启这个问题的人正是张居正，他为了和高拱争权，借助了李太后和冯保的力量，力推后宫人员再度走上前台。张居正是明朝甚至唐宋以来集权度最高的大独裁者，有些人认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正是这种集权优势才能厉行改革。但事实上，正如一个人只有在抵抗力强时才能下猛药，虚弱时只能先调理再狠治。一个国家或许在盛世阶段可以有一个相对集权的伟人带领大家勇攀高峰，但在这个虚弱的晚明，任何集权都只能转化成腐败的权力寻租，张居正不是圣人，也不能例外——事实上他不但不是圣人，还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大贪官。
张居正有一些在当时看来颇具成效的改革措施，快速增加了明朝的财政收入，但这些措施似乎更像是吃兴奋剂，绝非长效机制。且不说考成法、清丈土地这些做法既无创新也无可持续性，就说姑且算在他名下最著名的“一条鞭法”，此法倒是一下子搞来了白花花的银子，但弊病丛生，注定不可能长久。注意，这不是张居正人亡政息，而是这个做法本身就没有可持续性。
首先，当时已经腐朽的财税体系在使用一条鞭法的时候就拓展了不少寻租空间，更多的税收征管权集中于地方政府，对于薪俸微薄的州县官员无疑会产生巨大的诱惑，这不得不被怀疑为张居正以此收买大量地方官员，构筑自己的集权体系。地方官从中渔利的手段最著名的莫过于“火耗”。所谓火耗，是指政府收税全部改为白银后，农户交来的银两是很零碎的，政府要把他们熔炼成锭，但在熔炼的过程中会损耗一些银两，这部分钱要纳税人补齐。朝廷规定了火耗的额度，地方官就想方设法地在当地加大火耗，以便将差额私吞。这样一来，实际火耗额度很快就飙升至了百分之二三十！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张居正放纵火耗，调动了地方官员积极性，所以新法得以实施，他死后朝廷收紧了火耗额度，地方官积极性下降，所以新法逐渐废弛。其实就这么简单，不是什么大改革家人亡政息。到了清朝，火耗旧病复发，泛滥一发不可收拾，额度甚至可以达到百分之几百！到清中期，甚至采取了火耗归公的做法，将火耗制度化，要求官员不能截留，全部上缴国库，国库再以“养廉银”的方式返还给官员。当然，我知道你也不会相信“养廉银”真的能养廉，这实际上是政府为贪官背书，让他们合法捞取更多火耗。一条鞭法的衍生品火耗，可以说是一个遗害后世数百年的玩意儿。
其次，一条鞭法堪称是明朝政府向市场经济投降的标志。明朝的财税管理体制非常拙劣，尤其是和它之前的宋朝比起来，简直惨不忍睹。宋朝以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著称，明朝其实也发行过纸币——宝钞，甚至在户部下设了一个专管纸币工作的部门——提举宝钞司。但明朝的纸币发行完全失败，民间至始至终没有承认过这套官方发行的货币。一个连货币体系都不能激活的国家，其财政能力之弱可想而知。更不幸的是，明朝还遇到了大航海时代，海量白银涌入，高峰期每年仅国际贸易流入境内的白银就有上亿两，如果考虑乘数效应，其撬动国内市场的白银流通量更是可以把区区数百万两的国库收入砸得找不着北——话说张居正号称把国库收入从两百万提高到四百万——从经济总量的0.3%提高到0.6%，您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吗？
这更昭示着明代另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产业主体已经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条鞭法收起来不少银子却主要来自农户，对商户影响不大。也就是说真正享受了经济增长的人并未增加纳税，农民却帮商人承担了新增的税额。又由于爆发式的商业繁荣带来急剧的通货膨胀，农民使用白银购买商品，还要承受政府和商人的双重剥削，非常窘迫。当然，农民也有办法。明朝规定取得科举功名的士绅名下田产不纳田税，这本意是鼓励读书，是个好政策。但随着社会对农户的压榨加重，自耕农会把自己的田产挂靠在士绅名下避税，这也是晚明土地兼并数值畸高的一个原因。这造成国家税源进一步流失，正是明神宗无奈大开矿税太监的源动力。有人做过粗略统计，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1597-1606年）十年间，各地税监向内帑进奉569万两，同时太监贪墨约1500万两。但这五百多万两白银却实实在在地支撑了万历三大征，支撑了大明王朝继续走下去。有时候，历史就是这样的黑色幽默。
可能有人已经忍不住要问，既然工商业大发展，为何不向他们征税，而是死咬着可怜的农民伯伯不放？宋朝可以做到工商税占国库收入的70%，农税退居次席，明朝为何做不到？这也是明朝中后期真正最严重的问题：国家对工商业掌控力度太弱，收不起来税，只能从农民那里反复搜刮。那到底为什么收不起来税呢？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我好像说反了？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也蕴藏在晚明的政治腐败中，官员队伍太腐败，容易接受商人的贿赂，为他们谋求利益。一旦政府要向商人加征赋税，商人们总能找到官员为之运作减免。那西方国家为何可以平稳通过这个历史阶段的呢？原因不复杂——他们的国家太小了——君主可以直接面向一线税源，偷税漏税无法运作君主本人。而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官员的寻租收益率太高，商人向官员行贿一百两，可以豁免一千两的税，这种行为很快就能风靡。其实这些才是改革家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遗憾的是张居正所做的似乎正好相反，他的制度都是更有利于官员减免商税——同时搜刮更多农税来弥补。站在明神宗的角度，他的感观就是明明社会经济大发展，但他就是收不到税，所以才会大兴矿税太监，企图绕开官吏到一线去直接收税。对此，商人们也极力拉拢地方官僚，反抗这种来自最高权力层的收取，“乡党”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开始盛行，浙党﹑齐党﹑楚党粉墨登场。客观地说，矿税太监与地方官员的激烈斗争中，太监们自然很坏，地方官和他们激斗有很多出于维护正义，但肯定也不是全部。有很多地方官也只是代表当地豪商大贾和代表皇帝的太监争夺利益罢了，频繁的民变很多也是出于地方官的煽动。他们为了一方商贾的私利，造成中央和地方的对抗，这堪称是整个统治阶层和全民的对立撕裂，对于一个超级大国而言相当危险。
那么，科举这道防火墙难道就没有遏制这种结党营私？非常遗憾，科举制度在此时也开了大口子，张居正、张四维三位公子同科进士的故事您还记得吧？不如再翻回唐伯虎那一节，看看那张比股灾还要惨烈的图您就什么都明白了。当然，要造成A类进士比例如此严重的下跌，光靠作弊还不行，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来自于张居正另一重大举措——废除基层学校。
宋明以来，中华帝国建立了非常完善的公共教育体系，“科举必由学校”，地方政府建立大量公立学校，供有资质的学生攻读，以参加上一级考试。比如一个人只要通过很简单的考试就能入读县学，成为童生。县学根据成绩提供奖学金，供童生继续考秀才。考中秀才就可以入读州学、府学，既为当地政府提供咨询，相当于地方上的翰林院，又可以公费继续攻读考举人。这个体系下，稍有资质的人就可以得到优质的公共教育，无须花大钱入读私立学校。所以贫富差距不能阻止中国人考取功名，宋明两朝长期保持50%左右的A类进士比例，保障社会阶层的充分流动，完全建立在这个完善的公共教育体系之上。张居正却大量裁汰府、州、县学的学生数，鼓励私教。一些私立学校用高薪吸引教师，当然学费也很高，专供富户子弟读书，府、州、县学的生源和教学质量同时下降，这就是穷人考中的比例越来越低的原因所在。即便是最崇拜张居正的人，也承认这是张居正的一大“失误”。
这也深刻地提示了我们，完善的公共教育，是中国人必须坚守的底线。在中国这个社会，无论你是谁，哪怕是张居正这样的大独裁者，也请绝对不要触碰中国人的这条底线。
当然，从心理学角度讲，张居正这个大独裁者受到很多人的崇拜，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权力崇拜似乎是人类的动物本能，权力制衡是违背人类天性的做法，人们都喜欢“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的绝对快感，不喜欢被约束，这种天性可以从宋神宗反复改刑的例子中窥见一斑。宋神宗也是一位英武不群的帝王，有一次他因宋军在陕西与西夏作战失利，要斩一位转运使（政府负责向军队提供后勤物资的文官，正五品），政事堂佥议通过。第二天上朝，宋神宗向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蔡确询问，是否已落实此事。蔡确却说他回去想了一下又觉得不妥，大宋立朝以来极少杀士人，这次不必破戒。宋神宗见自己的意见昨天明明通过了，今天就变卦，很不高兴，但蔡确反复劝诫，最终宋神宗勉强改为刺配充军，蔡确也同意。谁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章惇又表示不同意，宋神宗忙问你又是为何不同意？章惇答道：“士可杀，不可辱。刺配对读书人是莫大的侮辱，不如杀了他算了。”宋神宗见两位宰相明明昨天才谈妥，今天就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不由得恼羞成怒：“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章惇却悠然答道：“要做快意事，就别来做皇帝。”宋神宗也只好默然。可见，皇帝也要受到许多权力制约，并非随心所欲，相当令人不快。唯有张居正，权倾八百年，八荒六合任我行，总算让很多人快意了一把，这其实才是很多人崇拜张居正的心理学原因。
绝对集权导致绝对腐败，张居正的问题加快了明朝覆灭的脚步。事实上，这个腐朽的时代也并非一无是处，甚至有很多值得铭刻的经典。大航海时代，是光荣与梦想的时代，我们的祖先同样在这个时代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成果。李时珍、方以智、徐光启、李之藻、朱载堉、徐霞客、宋应星、王征……无数科学巨匠闪耀星空，他们的研究成果传递到西方，为一个世纪后牛顿、莱布尼茨引燃现代科学理论大爆炸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徐渭、董其昌、汤显祖等文艺大师也将这璀璨星空装饰得流光溢彩。李贽、顾宪成、金圣叹纷纷提出令人叹为观止的道德新说，莫说王阳明，连孔孟程朱的地位都岌岌可危。
万历，就是这样一个五彩纷呈的大时代，甚至有人将其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但也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矿税太监横行，朝中党争不息，全社会出现巨大撕裂。这一次的撕裂不是朝中官员队伍，而是整个统治阶层和全民的严重撕裂。面对这个宏大的复杂历史局面，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如火的大明，马上就要一点点地熄灭，最终被关外陡然灌进的寒气彻底冰封。这正犹如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无比优秀的生命，却被病魔一点点地带走。无奈亦无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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