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第一次和陈骏涛老师见面是在山东泰安，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事。他到泰安参加我的两部中篇小说的讨论会，在泰安军分区那个小小的会议室里，我听到了他对我两篇小说的评说，他的评说既没有空泛的表扬，也没有不着边际的批评，而是仔细分析了小说的思想涵蕴和叙述方式，指出我的创作状态是处于传统和现代之间。这种分析使我清醒不少，也使我对他生了敬意。那次临别之际，我说我很想到北京的鲁迅文学院去学习一段时间，他听后很热情地告诉我，他和鲁院的领导相熟，他可以举荐一下试试。我当时想，陈老师事情多，回京之后说不定会忘了这事，故也就没抱太大的希望，没想到不久后还真的接到了鲁院的入学通知，这使我大喜过望，让我知道了陈老师是一个对自己的承诺非常认真的人。

    到北京学习时，我去过他的办公室。在他那个堆满书刊的小办公室里，我们端着茶杯轻松地聊天。聊时政，聊文学，也聊家常。这种闲聊让我放松，也让我觉着亲切。就是在这种闲聊中，我知道了他阅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数量惊人，知道了他对一些作品的评价，也知道了自己应该读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

    陈老师是第一个支持我写家乡南阳盆地生活的人。他看了我几篇写故乡生活的作品后，鼓励我继续朝这个方向走，在熟悉的土地上深掘，争取把故乡的生活写活写透。他的鼓励坚定了我朝着故乡走去的决心，使得此后我在那块古属楚国今处豫西南的土地上反复寻找，并最终找到了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

    那些年，陈老师是评论界的活跃人物，参加的文学活动多，发表的文章也多。每次见到报刊上有他的发言和文章，我都要找来认真阅读，每每读完，我都会从中获益。读他的文章多了，我能感觉到他有一颗非常年轻的心，对文学界的任何新动态新变化都能敏锐地感知；他还有一双锐利的眼睛，能很快发现具有新质的作品，一旦发现，他总是热情地给以肯定；他还特别注意提携后进，对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新涌现出的年轻作家，他总是给以鼓励和支持。

    陈老师后来做的一件大事是主编《跨世纪文丛》。这套丛书是文学界最早编辑的大型文丛，当代的几乎所有重要作家都被囊括其中，使其成为展览当代文学创作实绩的一个重要园地。这套丛书的出版，无论对于读者还是研究者抑或是作家，都是一件大好事。陈老师为这套丛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从确定入选作家，到确定入选作家的作品，再到具体的编务，他都任劳任怨地去做。对于收入文丛中的我那本《瓦解》，他付出的辛劳更多，他全部读完我寄去的作品，又几次在电话上和我商量入选的篇目，还专门写了一篇跋予以评说。

    那一年文学研究会的年会在我的故乡南阳市召开，陈老师赶去参加，我恰好也在老家。听说他来了，我很高兴地去宾馆看他，并说好会后由我带他去看看南阳的几处古迹。那一次，我带他和另外几位与会者去看了卧龙岗武侯祠，看了医圣祠，看了张衡墓和内乡县衙。他看得很认真也很开心，游览古迹时的陈老师谈笑风生，和平日谈学术问题时的严肃判若两人。那次会后，我们还安排他到南阳大学做了一次演讲，他的演讲多次博得了师生们的掌声。

    我调北京后，因平日彼此都忙，和他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只是偶尔在电话里聊聊。但我一直在关注着他的情况，心上希望他退休后能过一种安恬舒适的生活。没想到突然有一天，他来电话说他的女儿患了重病，要我帮忙找个医生。我急忙联系，而后和他还有师母一起去见了医生。在医生那儿，主要是师母介绍女儿的病情，陈老师一言不发，可我从他紧皱的眉头和凝重的神色里，感受到他对女儿的病情怀着多么深的忧虑。那些天，我们多次通电话，我多想为他分担一些压力，可又无能为力。那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我心中暗暗担忧他会被这重击打倒，但陈老师顶住了这意外的一击，他那瘦削的身体原来如此坚强，这令我感动和钦佩不已。

    人的一生要走过许多路口，在这些路口，有人指点和没人指点其结果是大不一样的。我庆幸在我走上文学之路后，在几个关键路口，陈老师都给了我指点，使我得以免走许多弯路。我为此终生难忘。

    祝愿陈老师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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