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晋升少将是在前年，而我熟悉他却是数年前的事了。第一次见面说话的情形已记得不甚清楚，仿佛是我从报社门口路过，正在门口散步的他叫住我说：我读过你发在《前卫报》上的作品，最近又写东西了吗？当时的我很是意外，他那时已是《前卫报》的副总编辑，而我只是宣传部一个十分不起眼的小干事，他竟然读了那些发表后连我自己也不愿再读的文章，而且记住了我的名字，很让我感动。我大约是胡乱说了几句应酬话，就急急走了。那阵的我还没有习惯同官职高的人自由对话。
自那以后，我开始注意观察他，我渐渐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和善的老头。他同人说话没有声色俱厉的时候，总是面带微笑慢条斯理；他的动作中很少有那种风风火火的举止，总是不慌不忙安宁平静；他的衣帽总是收拾得干净整齐，很少有零乱不整的日子。我感觉到这是一个可以接近的人。
那年的秋天，我因胃病住了三天医院，因为时间太短，连本部同志也少有知道我生了病的，可没料到那天上班休息时，他会来到我身边很关切地询问我的身体恢复情况，并殷殷地叮嘱我不要熬夜，我记得我当时心里一热，立刻觉出有一股暖暖的东西向四肢漫去，他那张爬了不少纹络的脸让我觉得十分亲切。
两年后的一个春天，我和他还有另外两个朋友一道去云南前线采访，在那云遮雾罩的战场上，他执意要去前沿阵地看望战士们的那股倔劲，他听到战士们英勇作战事迹时的那份激动，他看到一些战地腐败现象时的那种愤恨，都让我对他生出了尊敬。
后来我便常去他的家里坐坐。
那是一个摆设简单满是忧心事却又让人感到很有生气的家。他家的客厅除了机关价拨的沙发和两把藤椅、几张字画外，没有更多的东西。他的工资大部分都用在了给他妻子治病和供应两儿一女读书上了。他的妻子因病半身瘫痪，他每日从机关下班回来，除了去食堂买饭做些家务外，还要照料妻子吃饭换衣，扶她练习走路，他还供养着一个七八十岁的亲戚。有时看了他家的情况我都替他忧心，可他依然不急不躁面带微笑。不过他的孩子们都很争气，大儿二儿先后考进北京的大学读书，大儿读了研究生还找了一个大学毕业的媳妇，小女儿也考进了济南的试验中学，不久也会是大学里的学生，他家的未来会是书香门第。
遇我在机关时，他也常来我的单身宿舍聊天。我们的谈话变得无拘无束，话题由清晨散步到傍晚吃西瓜的好处，由散文创作到孩子的早期教育，由机关食堂的饭菜到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他噙一根烟，我端一杯茶，海阔天空，尽兴尽情。有时他来，还总带点东西，或是一本他买到让我先读的新书，或是为我家病人找到的一种新药。
也就在这漫漫闲聊中，我约略地知道了他的经历。他老家在山西，十几岁出来当兵，当过司号员、通信员，参加过多次大小战斗，躲过了无数个弹头弹片的追逐。还知道了他当年跟随的营长，就是刘胡兰的未婚夫。因此，我就又劝他：写写你的老营长，写写刘胡兰的未婚夫，也许可以一篇叫响！可他却总是摇头，担心自己的笔力不行，会辱没自己的营长和刘胡兰，我便只有默然不语。
其实，他的文笔很美，写出并发表过不少韵味隽永清丽的散文，而且眼下他还在写，写他经历过的军旅生活中那些有意思的故事。我常在暗中祝愿，祝愿他的晚年能写出一本、两本！
我不知道上帝会让我喜欢的这个将军活多大岁数，更不晓得自己的生命何日会被那双大手掐断；但我知道，如果我先进入那个世界，他会为我伤心；如果他先我而去，我会为他献上一篇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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