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相隔多远？

    很少有人去想这个问题。其实，想一想你会发现：生与死相离很近！一个人前一分钟还在对妻子交代事情，后一分钟地震突然发生，一下子就被倒下的屋梁砸死，你说，生与死能相隔多远？我猜，大概生命之神和死亡之神曾结下了死仇，所以生命之神每让一个人诞生之后，死神便指定一个下属潜伏在那个人身旁，随时准备借疾病和意外灾祸之力再毁掉那个生命。

    所幸，聪明的人类有了分工，他们让一部分人不再从事衣与食的生产和其他劳动，而让他们专当医生和医学家——专职护卫人的生命。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一个医生和医学家的故事，一个顽强的生命护卫者吴孟超的故事——

    一

    我想，你应该见过年已九十拄杖而行的老人。在这太平盛世，高寿者多了，活到九十岁的人不少。你在乡村或城市的街头看见他们，可能会向他们投去惊喜和羡慕的一瞥：嗬，老寿星！

    我猜，你可能也见过年已九十仍能劳作的老人，他们或在田头薅草，或在家中做饭，你看见后会很意外，会向他们投去惊奇和钦佩的目光：天哪，九十岁了还能干活？多精神的老人！

    可我估计，我若是告诉你，有一个九十岁的外科医生，仍能上手术台为病人做肝胆外科手术，有时一天还能做三台时，你一定会皱起眉头对这话表示怀疑：哥们，太夸张了吧？给我讲神话？！

    我当初和你一样：不相信！

    因为谁都知道，外科医生要能做到术前准确诊断，手术做得精致，术后治疗得当，并不容易，其最佳年龄是三十五至六十岁。三十五岁之前，手术本领很难达到精妙；六十岁之后，体力、眼力、手的灵活反应能力又大大降低。站在手术台前的外科医生，除手术本领之外，还需要有很强的体力、绝好的眼力和一双灵活的手。因此，聪明的外科医生过了六十岁，大都会“封刀”，会有意让位给弟子来做手术，自己在一旁出出主意，以免失手毁了名声；而聪明的病人，一般也不找过了六十岁的外科医生动手术，怕他们力不从心出意外。开腹做肝胆手术是大手术，一个九十岁的老人怎么还可能去做这样的手术？

    所以，我最初从文字材料上看到九十岁的吴孟超还在做肝胆外科手术时，我的本能反应是，吹牛！

    这年头，啥样的假话不敢说？

    因此，我今年2月下旬到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之后，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去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看吴孟超做手术。我心中想的是，我一定要看出个真假来！

    没想到校方和院方都痛快地答应了。

    那是乍暖还寒的一个早饭后，我被告知今天可以看吴孟超做手术。我带着一睹究竟的急切到了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然后在一位医生的带领下，到医院手术准备处领取一套消过毒的隔离服。随后，便随那位医生走进了手术医生的换衣间。

    这时，我看见了吴孟超。这之前，我只是在报刊书籍里发表的照片上见过他。

    他也在换衣服。

    和照片上的他相比，他失去了伟岸和威武，真实的他原来就是一个身个不高、体态偏瘦的普通老人。

    我朝他点头致意，他也朝我点头笑笑，他一定已经知道我们的来意。

    我注意他换衣服的动作。不慌不忙，有条不紊。但那动作里，也有老年人特有的那种“慢”。

    换好衣服的他向手术室走去，我急忙跟上他。他走路的动作让我略有些意外：两脚迈得很快捷。从背后看他走路，猜不出他的年龄已到九十岁。

    手术室总共有十间，他的那间在最里边。我们走进手术室时，要做手术的病人已躺在了手术台上，他的助手们已做好准备，器械护士也已就位。

    大家好！他一边给大家打招呼一边掏出手术专用的眼镜戴上，开始麻利地戴上手术手套，然后走到墙前去查看病人的CT片子。陪我进来的医生低声给我介绍道：这是他最后一遍看片子，其实这片子他已看过多次，而且昨天他还亲自去B超室为病人做过B超检查。

    他开始向手术台走去。他眼中浮起严肃郑重的神色。我注意到他双脚踏上了一个约二十厘米高的木台。陪我的人附耳轻声告诉我：他身高只有一米六二，那木台是为他特制的。站在手术台前的他和在换衣间的他有了明显的区别：老态一扫而光，一副昂然冷峻之状。随着他的眼神改变，手术室里的气氛也骤然一变：一股紧张弥漫开来。

    他站的是主刀的位置，看来他是真的要亲自为病人做手术。

    他双手开始伸进病人的腹腔进行探摸，他的眼睛未看触摸的部位，好像全凭手的感觉……

    他简短地发出指令：止血……

    他的一只手朝器械护士这儿一伸，一把手术刀已准确地放到了他的手中……

    有血喷出来，气氛更显紧张，他威严地说了句什么，喷血骤然停了……

    一块血乎乎的东西被他放到了托盘里……

    陪我的医生低声告诉我：已切下病人病变的胆。

    我俯身去看那个血乎乎的“胆”，这是我此生第一次看见人的“胆”，好家伙，比我想象的大。

    吴孟超继续低头在病人的腹腔里忙，我这个外行看不懂，但我感受到他的动作纯熟而有把握。他下命令的样子像极了战场上掩蔽部里的指挥员，简短、清楚、有力，而且很快被助手执行……

    开始缝合了。可他没有停手，一直坚持到缝完最后一针，坚持到护士开始数纱布……

    他的全程表现和全部动作，像极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外科医生。一个人一下子显得年轻了几十岁，这真是神了！

    是不是对老爷子的表现感到奇怪？护士长程月娥大概看出了我的疑惑，微笑着说，吴老平日开会要吃降压药，可一上手术台开刀，血压立马正常了；平日拿笔签字手会抖，可一拿手术刀就不抖了；他平日脾气好，可一上手术台就急得不得了，还有一点霸气，完全像一个年轻人。我也曾同他开玩笑说：你一定在家偷吃了人参和灵芝，而且是野生的，要不你哪有这样的状态？……

    又一个病人被推了进来。

    他走下手术台，走近第二个被推进来的手术病人，先是亲切地摸了一下对方的脸，然后轻声说：别害怕。那病人很激动地答：有你在，我啥都不怕，你给我动手术，那是我的福气。他无声一笑，向休息室走去，开始两台手术间的短暂休息。十几分钟以后，第二台手术就要开始……

    眼见为实。一个九十岁的老人在这天上午为两个病人动了肝胆手术，耗时三个多小时。而且都非常成功。这就是说，文字材料上说他只要在医院，几乎每天都要为病人做手术的事不是吹的。

    我不能不信！

    接下来，我就特别想弄明白：他，吴孟超，已经功成名就，已经权钱都有，已经获过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已经获过中央军委授予的“模范医学专家”称号，什么样的荣誉都有了，为何还要如此辛苦自己？为何不歇息歇息，享一享晚年之乐？

    我是第三天下午向他提出这些问话的。

    他照旧一笑，他的笑容里带着一种温暖和真诚。他说，我是一个外科医生，我的工作岗位是手术台，我从二十几岁上手术台，已经几十个年头了。我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环境、氛围甚至气味，只有在手术台上，我的心里才踏实，才舒服，才痛快；才能从心里感受到，我虽然年纪大了，可对于国家、军队、百姓还有些用处；才觉得浑身都来了劲。再说，我也希望和年轻人在一起，做手术时我的三个助手加上护士和麻醉医生，都很年轻，和他们在一起工作，有时聊聊天，说说话，我很开心，觉得自己身上也添了活力，好像又回到了年轻时代。还有一条就是我们外科医生带学生，不上手术台是不行的，你想要多带出好学生，你就必须上手术台。最后一个原因，是有好多病人希望我亲自给他们主刀，他们信任我，我不能辜负了他们。总之，只要我身体好，只要我还能干，就坚持做到最后，如果有一天真倒在手术室里，倒在工作岗位上，那我会感到幸福……

    我默望着他，我没想到，在今天这个物欲张扬享乐至上的社会，还有人如此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

    吴老手术室的护士长程月娥告诉我：吴老到这个年纪还做手术，作为护士，从近处看他，其实是能看出他的累来。有一天，因手术时间长，出汗多，他下手术台时双腿都有些打晃，我扶他在手术椅上坐下，轻声问他：很累吧？他沉默了一刹，才叹口气说：唉，身上的力气越来越少，哪能不累，看来，我的有生之年是不会多了。小程，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在这手术室里倒下去了，你不要慌张，你知道我爱干净，记住给我擦干净些，别让人看见我一脸汗污的狼狈样子……我一听他这话，眼泪立马下来了，我阻止他：你可不能说这种不吉利的话，你一定得长寿，还有那么多的病人等着你去救他们的命哩……

    我查了一下有关吴老的统计资料，仅2010年，他就主刀完成手术一百九十六台。他主攻肝脏外科以来，已主刀完成一万四千多台重大肝脏手术。按每天平均两台算，他得连续工作七千多天。

    换算一下，是得连续工作二十年呀！

    二

    每个人都有肝脏。

    可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肝脏这个消化器官对人体所起的重要作用。你知道它分泌胆汁，储藏动物淀粉，调节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新陈代谢，同时还干着解毒、造血和凝血的事情吗？

    也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保护自己的肝脏。君不见，有多少人每天都让自己的肝脏浸泡在愤怒的情绪、透明的酒精和肥腻的肉食里。

    也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中国人的肝脏最易受肝癌的袭击。可能是基因也可能是生活习惯在起作用，世界上白种人得肝癌的比率较小，亚洲、非洲人得肝癌的比率则比较高；在全球的肝癌患者中，中国人占了百分之四十多，肝癌是我们国家的一种多发病。肝癌和胰腺癌一样，是人体内最凶险的癌症，致死率非常高，人称“癌中之王”。因其恶性度高，病情进展快，病人早期一般没有不适，一旦出现症状就诊，往往已属中晚期，故治疗难度大，一般人发病后，生存时间仅为六个月。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当吴孟超掌握了普通外科手术本领，开始思考自己在医学上的主攻方向时，他就注意到了肝癌对中国人生命的威胁，所以当他的老师裘法祖建议他向肝脏外科发展时，他没有任何犹豫，毅然决定直面这个凶恶的敌人，在肝脏外科这个医学的空白地域开辟向肝癌进攻的通道。

    争取把肝癌扼止住，为国民造福！

    吴孟超下了决心。

    吴孟超是个不下决心便罢，一旦下了决心就要付诸执行的人。当年，十七岁的他在马来西亚诗巫下了回国抗日的决心后，和其余六个同学一起，历尽千辛万苦，时而上小舟时而登大船，绕道西贡、河内，坐车、步行交替，餐风沐雨，终于回到了国内。后来，他在同济医学院毕业后，下了当外科医生的决心后，尽管主管分配的人嫌他个子小不同意，让他去小儿科，他还是想尽办法如了愿。再后来，他下了和恋人吴佩煜结婚的决心，尽管有的领导阻拦，给他制造各种麻烦，他还是机智地想出主意，在上海办成了简单而热闹的婚礼。如今，既下了主攻肝脏外科的决心，他便立刻开始行动。

    他的第一个行动，是和同事方之扬一起，翻译美国人Gans于1956年写的《肝脏外科入门》。这虽是一本普及性质的入门读物，但却是当时他能找到的仅有的参考书。他和方之扬商定，两人各译一半。为了尽快把书译出来，他在得了细菌性痢疾，高烧四十度住进隔离病房的情况下，仍在为一个词一句话的译法琢磨。病情稍轻，他就让妻子把书和英文字典拿到了病房，在病床上译了起来。1958年5月，中文版的《肝脏外科入门》，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

    接下来，他向医院党委写了一份建议组织攻关、向肝脏外科进军的报告。院党委很快批准了这份报告，并决定成立由他和张晓华、胡宏楷两位同事参加的三人“攻关小组”。

    紧跟着，他带领两个同事开始研究肝脏解剖理论。用他的话说：做肝脏外科当然首先要了解肝的解剖，肝分左右两叶，人云亦云，我决定亲自看看，直接摸摸……为此，他和他的两个同事一起，经过数十次实验，用做乒乓球的赛璐珞当灌注材料，先后做成了一百零八个肝脏腐蚀标本和六十个肝脏固定标本。在制作标本熟悉肝脏血管走向的基础上，他摒弃肝分左右两叶的传统看法，提出了肝分左外、左内、右前、右后和尾状五叶、左外叶和右后叶各分两段的“五叶四段”肝脏解剖理论。

    就在他和两位同事抓紧进行肝脏解剖理论研究的时候，一位肝癌病人走进了他们所在的外科就诊。那是一个被肝癌折磨得痛不欲生的男人：肝区持续性胀痛、黄疸、瘦得皮包骨头，且伴有腹水、恶心、呕吐、持续发烧。看着病人辗转反侧不能安卧片刻的可怜模样，听着病人时高时低无奈无助的痛楚呻吟，吴孟超心疼难忍，他仿佛听到了癌魔得意扬扬的讥笑：嗨，你们这些医生，竟想和我作对，没门！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病人的家属恳求施救，说：治不好我们也不抱怨。医生们决定为其做手术，从别的医院请来了手术高手主刀，当时还年轻的吴孟超站在一旁观看。那台手术最后失败了，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当护士出门告诉病人亲属手术失败时，病人亲属们的哭声轰然响起。那尖厉的哭声像刀一样地扎着吴孟超的心。不，不能让类似的悲剧再继续发生，不能让癌魔肆意猖狂！吴孟超更加坚定了与肝癌搏斗的决心。

    1960年3月1日，经过理论武装的他们，终于成功地进行了首例肝癌切除手术，实现了肝胆禁区的手术突破。

    但吴孟超没有沉浸在这次成功的喜悦里，他和他的攻关小组成员很快又向前闯去。他接着又发现了术后肝脏的生化代谢规律，发现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进行了肝中叶癌瘤切除术，突破了禁区中的禁区。

    1971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致美国国会的国情咨文中，首次正式提出：美国人医治这种该死的疾病——癌症的时机成熟了，我们应该集中像研究核裂变以及登陆月球所付出的力量一样来做这件事。尼克松总统不知道，在他发表这番言论之前很久，中国的吴孟超和他的医学家同事们，已经倾注全力在和癌症搏斗了。

    1974年，在吴孟超的极力要求下，二军大附属医院有了独立的肝胆外科病房。仅仅几个月之后，他们人生中的一个巨大考验和巨大成功就同时来到了。

    1975年1月3日，二军大附属医院肝胆外科门口来了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这人的肚子大得惊人，像极了一个怀孕十月的女人。他双手捧着肚子，痛苦万状地说：求神医们救命！吴孟超看到病人时吃了一惊，他还从没有见过这样的病例。上前一问才知道，来人叫陆本海，安徽舒城人，他老家的医院说他得的是肝癌。吴孟超和同事们为他做了仔细的检查，最后断定他腹内长的是一个特大肝海绵状血管瘤。这种病最理想的治法是手术切除，但手术难度很大，极容易造成大出血，使病人的生命不保。国外也没有类似的手术成功记录。当时国外把直径四厘米的肿瘤称为“巨大”，美国斯隆·凯特林肿瘤研究中心对一例45×25×25厘米的肝海绵状血管瘤只是做了剖腹检查，并没有切除。

    咋办？切除还是不切除？

    不切除不手术，理由很充分，病人也无话可说。

    可遇难而退不是吴孟超和他的同事们的性格！

    他决定干！前人没干过，外国人没干过，咱也要干。不干怎能在医学上有所进步？！

    他们针对陆本海的病情，制订了周密的手术方案，并对可能的意外做了急救准备。学校和医院也全力支持，调集了几十名医护人员从各个方面给予协助。

    病人的腹部正中被勇敢地划下了第一刀……

    那是一场危机四伏惊心动魄的战斗。当切口完全打开，一个被血液充涨成蓝紫色的超大瘤子在无影灯下猛然显露了出来，只见它上部顶入胸腔，下部浸入盆腔，随着病人的呼吸一起一伏，活像一个怪胎。看着这个罕见的瘤子，在场的所有医护人员都不由得吸了一口冷气……手术整整进行了十二个小时，最后一刀下去，超大的瘤子离开了人体。一个助手双手抱住那个瘤子，小心地将它抱出了手术室。一测之后才知道：瘤体重18千克，体积为63×48.5×40厘米。它是至今为止国际文献报道的最大的被切掉的血管瘤，为世界之最。

    十一天之后，病人开始下床活动。

    一个月后，病人体重增加了7.5千克。

    一个半月后，病人痊愈出院。

    直到今天，2011年3月，陆本海还在健康地活着。

    吴孟超和他的同事们通过了一个巨大的考验，也收获了一个巨大的成功。这例手术的成功，标志着我国肝脏外科技术已臻成熟。

    紧跟着，吴孟超又开始了肝癌早期诊治的课题研究，首创了扁豆凝集素、醛缩酶同工酶等先进的肝癌早期检测方法；提出了巨大肝癌二期切除、肝硬化肝癌的局部根治性切除、肝癌复发再手术的肝癌外科治疗概念；并率先开展小儿肝脏外科研究……

    1986年，拥有一百张床位的肝胆外科病房——康宾楼，在他的手上建成。

    1996年，独立的团级编制的肝胆外科医院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成立。

    1999年，独立的师级规模的拥有六百六十个床位的肝胆外科专科医院又在他手上建起，使其成为国内最大，国际唯一的肝胆外科疾病诊疗和研究中心。现在一年收治的病人超过一万名，一年的手术量达到四千例。

    吴老在长期和肝癌作战的过程中还意识到，肝癌光靠开刀解决不了问题，必须找出导致肝癌的病因和机理，进行综合治疗。所以他对基础研究极为重视，先后建立了中德合作的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中日合作的消化道内镜临床研究中心，中美合作的肿瘤免疫和生物治疗中心，沪港合作的基因病毒治疗中心等四个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的基础研究基地。并在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在临床上开展了肝癌的介入治疗、微创治疗、生物治疗、免疫治疗和病毒治疗。

    在这同时，他发表学术论文八百余篇，主编《黄家驷外科学》等专著十八部，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一等奖十个，各种荣誉二十六项，十二次担任“国际肝炎和肝癌会议”等重要学术会议的主席或共同主席……

    他对自己所选择的事业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和热爱。

    由于他的努力，肝癌这个中国的多发病在早期诊断、外科手术和综合治疗上取得了巨大进步。目前，肝癌的早期诊断率上升到98%以上；小肝癌术后五年生存率提高到79.8%以上，一些人术后已存活三十多年，最长存活已达四十五年；晚期肝癌术后五年生存率，由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16%，上升到今天的53%，肝癌对国人的伤害力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国际著名肝脏外科专家、国际肝胆胰协会前主席威廉姆斯评价说：吴教授对肝癌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工作，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他的成就令全球同行所瞩目和敬佩。

    三

    像所有的画家都想成为名家一样，所有的医生也都想成为名医。

    如今，成为“名医”的手段很多。像张悟本，敢发表令人震惊的言论：绿豆汤可治百病。像李一，敢以道长身份表明自己的医功：能在水下憋气两小时二十二分钟。

    吴孟超成为名医则是靠几十年治病救人累积起来的实绩，靠病人和病人亲属们的口口相传。

    2010年冬天一个寒冷的上午，两位女性拎着CT片子满眼焦虑脚步匆匆地走进了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半个小时后，她们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一位医生的陪同下，站在了吴孟超的面前，其中一位急切地递上手中的CT片子，说：这是我哥哥的肝脏片子，麻烦吴老看看，我哥哥几个月前发现患了肝癌，你看还能不能动手术把肿瘤切了。吴老仔细看完后说：可以呀，可以切。那女士一听这话忽然哭了起来，说：我们原来送哥哥去了上海另一家医院，那家医院在没有征得我们的同意之下，就把他收进了肝移植病房，三天后告诉我们，肝上的瘤子包着血管，无法取，病人需要做肝移植。并说他们手上有两个供体肝，和我哥的肝能配上型，一个是好肝，四十万元；另一个是带有乙肝菌的肝，可以便宜到二十万元。我们根本没有换肝的思想准备，更没有那么多钱，只好说不换肝。他们听后就给我哥开了腹把长了息肉的胆切掉，又给缝了起来。原来他们是存心逼我们换肝他们好赚钱呀……

    吴老一听这个怒不可遏，猛地站起来说：怎么可以如此对待病人？简直是医学的败类！这个手术我来做！

    吴老为了做好这个手术，先后两次召集多名专家会诊，然后亲自主刀，顺利切下了病人的肿瘤。四十二天后，病人平安出院。到目前为止，病人身体的各项指标均很正常。

    今年2月28日上午，笔者见到了病人的妹妹和妻子，那是两个刚从一场劫难中走出来的普通中年妇女，脸上都还残留着受到惊吓的痕迹。她们一听我问到病人的现况，立刻流出了眼泪，说：病人很好，我们遇到吴老算是遇到了活菩萨，他和我们非亲非故，待我们就像他的亲人，他这么高的年纪，这么大的名气，还亲自为病人做B超，亲自主持专家会诊，会诊时我们就坐在旁边，他的负责精神感动得我们泪水不断，后来他又亲自主刀。他不收礼物，我们无以为报，只能祝他老人家长寿了……

    这就是吴孟超和患者的关系！

    类似的故事，在吴孟超的行医生涯中，不知已发生了多少。

    香港的洪兰珍女士被确诊为晚期肝癌，医生告诉她只能活三个月。丈夫不忍看她等死，四处打听，知道了上海有个专治肝癌的吴孟超，就想来上海求医。可他们家住香港的贫民区，钱少，丈夫无力陪着，洪兰珍只好一人来了。吴孟超接诊后，前前后后共为她动了三次手术，终把她救了过来。在她住院期间，吴孟超经常到病床前探望，有时外出开会或巡诊，也要打电话询问她术后吸引出来的血量和颜色，询问她的血压、脉搏和小便量。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洪兰珍正一人躺在病床上思念香港的亲人，只见吴孟超和夫人一起提着一盒月饼来到了她的床头含笑说：我想香港人和广东人的饮食习惯差不多，所以买了盒上海产的广东月饼，不知合不合你的口味？洪兰珍的眼泪顿时下来了，她紧紧握住吴孟超的手说：怪不得大陆老百姓都称解放军为亲人，你们待我真是比亲人还亲呀……鉴于她家的贫穷状况，吴孟超向医院领导申请，减免了她的大部分医疗费用。她最后一次病愈出院时，无法用言语表达感激，竟号啕大哭起来……

    一位福建籍的许姓老人，身患晚期肝癌，因为四处买药治病，家里已是一贫如洗。为了不再拖累家人，他孤身来上海寻找求医的机会。临走时，他给家里人说：你们不必找我，我就是死，也死在外头。他在上海流浪许久，才在别人的指点下找到了吴孟超所在的医院，当班医生见他面容枯槁，衣衫褴褛，钱带得也不多，根本不够住院所需的费用，便请示吴孟超：收不收这个病人？吴老的回答毫不含糊：收下！

    吴孟超亲自为他做了手术。术后初期老人进食困难，吴孟超来看他时还亲手给他喂饭，一小碗稀饭喂了好长时间，把老人感动得一边吃一边流泪。当老人的家人知道他开了刀治了病还活着时，忙带着家中仅有的几只鸡来到医院，见到吴老就跪倒在地，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吴孟超说，一个医生，只有好医术，成不了名医；世上所有的名医，都同时还具备另一个特点，那就是仁，对病人有爱心。他至今还记着自己的老师裘法祖说过的一句话：医生治疗病人，就等于要将他们一个个地背过河去。

    他正是怀着对病人深切的爱，才每逢要把手伸到病人腹部检查时，都要先搓搓手，把手搓热后再伸到病人的腹部上去。每次检查完，还要帮病人把裤带系好。

    他正是怀着对病人深切的爱，才坚持每做一例手术前，不管此前病人已有多少检查结果，他还要亲自去B超室为病人做一次B超检查，亲眼看看B超的检查结果，好做到术前心中有数。

    他正是怀着对病人深切的爱，虽届高龄仍经常亲自到病房查房，而且查得特别“慢”，为病人查体特别仔细，从头查到脚；问也问得细，从过去问到现在，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有时查房临走时，还特意弯腰把病人鞋尖朝里的鞋子拿起，摆放成鞋尖朝外，好让病人下床就能方便地踏上鞋。

    他正是怀着对病人深切的爱，才告诉自己的助手们，得了癌肿的病人，常常为求医已耗尽了积蓄，对凡能用低价消炎药解决问题的病例，决不能给人家开高价药；手术中凡能自己缝线的部位，就不要使用收费一千多元的缝合器，要为病人节约每一块钱。

    他正是怀着对病人深切的爱，才坚持对病人写来的求医信每信必复。复杂的信他亲自回，简单的信他口述由秘书代复。对于病人打到家里的求医电话，他是每个都接。对于赶到他家来找他的病人，他都是热情接待。曾当过他秘书的李捷玮说，有一天，他陪吴老外出开会、会诊和研究生答辩，回到吴老家已是晚上十一时十五分了，整个家属区亮灯的人家已所剩无几。吴老这时对他说，累得腿都快抬不动了。话音未落，吴老家门口站着的几个人便迎了过来，原来是从福建慕名来看病的病人，也不知是怎样打听到吴老的地址，一直等到现在。李捷玮当时冲动地对他们说，这么晚了，你们怎么好意思？他决意要为吴老挡驾。吴老也开口道：你们能不能明天来看……可话刚说了一半，他顿了一下又改了口：那么进屋坐吧。那天病人的家属又特能唠叨，吴老一直耐心地听，详细地看，直到十二点才送走这批病人……

    他正是出于对病人深切的爱，才从不收病人的任何礼物。一天傍晚，一位妇女提着一袋甲鱼，来敲吴老的家门，恰好吴老和夫人都不在，保姆把门打开后，那妇女说：我是肝外科X床病人的家属，请转告吴教授，给我们找个好医生开刀呀！说完把甲鱼朝门旁一放就走了。保姆只好将那些甲鱼拎到屋里，打开袋子数了数，有好几只。晚上九点多钟吴老回来，保姆说了这件事后，吴老严肃地说：你不了解我们的家规，这次不怪你，但下不为例！他随后就拿起电话向肝外科病房进行核实，安排了手术医生，但让保姆拎着甲鱼又退回给了病人家属。有的病人给他送来了现金，他推让不及，就交到医院收费处，算做病人上交的押金，在病人结账时再还给病人。

    在吴老这里，从未出现过医患矛盾。每个经他治疗的患者，临走时对他都是千恩万谢，眼里含着感激的泪水。病人们知道他的医术和医德，都对他怀着极高的信任，很多病人说：经吴老看过病，就是死，也无遗憾了。

    他对他接诊的每一个患者，都充满了爱意。

    四

    独木不抗风。

    单兵难排阵。

    护卫生命和打仗一样，一个人的力量太小。

    吴孟超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自己的刀法再精，能治疗的肝癌病人也有限，必须不断地培养人才，建成一个强大的医学攻坚团队，才能持续地向肝癌发动攻击，达到最终制服它的目的。

    于是，他对培养人才倾注了极大的精力。

    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和研究生制度后，他在第二军医大学第一个打报告，要求在肝胆外科设立硕士点。国家教委批准后，他1979年就招收了两名硕士研究生。1981年，他又申请并建立了二军大的第一个博士点，开始培养肝胆外科的专业精英。至今，他还带着博士生。这些年，他先后培养了二百六十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一千多名肝胆外科专业人才，其中有十八人获得了中国青年科学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等荣誉。

    他对弟子们的专业学习抓得极严。会做、会说、会写这六个字，是当年他的老师裘法祖对他的要求，如今，他也用这六个字来要求他的学生。会做，就是手术做得漂亮；会说，就是能在讲坛上阐述自己的看法；会写，就是能发表论文撰写专著。对于吴老在学业要求上的严格，他的许多学生都记忆深刻。吴老的学生严以群教授说：老师“训人”实在太狠了，有时简直一点面子都不给。他训人的途径有二，一是考，二是查。考，就是当众提问。在手术台上，在病房里，他随时都会对你发问，而且有时还“诈问”。比如某个问题的答案是甲不是乙，你开始答甲，明明对了，若神情紧张，心里也无把握，这绝逃不过他的眼睛，他会盯着你追问：到底是甲还是乙？你心中一慌，可能就又答乙了，当众出丑了。他紧跟着就会板着脸说：为什么不多读点书？要是人命关天的紧要关头，能犹犹豫豫吗？再就是查，他每次查看病历查化验结果时，你站在旁边看得心里直发毛，多半会有毛病被挑出来。查病人，如果发烧的没有看咽部，没有行肺部听诊没有查血象；如果有内科情况没有及时请会诊；如果大便次数多的没及时做直肠指诊或者便秘几天没有采取通便措施，所有外科医生容易疏忽的事都会被他很容易地查出来。一旦查出来就训你，训的话还很难听：如果让你也憋上几天大便，你会怎么样？挨训的时候心里真不舒服。但我听他说过：你心里难过，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他慧眼识珠，特别善于发现人才。王红阳并不是他的研究生，不是“吴门嫡传弟子”，只是他在一次中德医学协会学术年会上偶然发现的一个苗子。当时，王红阳还是一个消化内科医生，被临时抽调到会上做会务工作，她冷静的头脑、严谨的作风、好学的精神、扎实的英语功底给吴孟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觉得这个女子身上有一股潜下心来做学术研究的素质，是一个可造之材，值得培养。于是他就问王红阳愿不愿到德国进修学习。王红阳脱口而出：当然愿意。当时，德国医学协会每年给我国十个进修学习的名额。没过多久，吴老就与裘法祖教授联名写信推荐她到德国攻读博士学位。王红阳未负吴老希望，在德国学习和工作期间，做出了突出成绩，德国著名科学家乌尔里希教授说，在他所接触的研究者中，她是最出色的百分之十中的一员。吴老每次到欧洲开会，都会专程到王红阳所在的德国马普研究院去看望她。每次看望之后，吴老都会不失时机地说：希望你将来能到肝胆医院工作。王红阳被吴老的真诚感动，苦读十年回国时，提出在东方肝胆外国医院建立一个与德国马普研究院的合作研究中心，专门研究生物信号转导问题，而且要能保证工作人员来去方便。吴老当即答应，然后到北京找人多方疏通，最终得到军队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允许。之后，她带着二百五十万元经费及一些仪器设备和技术员，来到了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主持中德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工作。如今，她在肝癌等疾病信号转导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先后发表论文七十余篇，其中影响因子在八分以上的就有五篇；获得发明专利五项；筛选和研发了新的肝癌诊断标志物及血清检测单克隆抗体，获国家专利；已克隆多个新的肝癌相关基因并阐明了功能；首次发现新的抑制性受体对肝癌细胞生长、凋亡的调控机制和癌基因P28在肝癌上的异常信号通路，为肝癌防治提供了新的靶标……如今，她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并荣获亚太女科学家奖。

    他的人才观极为超前，是他首次提出了出国学者服务国家的“哑铃”模式。他带出的博士郭亚军告诉笔者：你别看吴老年纪大，可他的观念新，人极为开放。1989年他送我去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学习，临行前嘱咐我，要学会用国外的先进研究手段来进行国内急需的科研项目研究。我到美国后，于1991年开始主持肿瘤转移免疫治疗研究室的工作，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和数目可观的科研经费。那年，吴老赴美进行学术交流，特地去看我，我俩就中外科技合作和人才培养的事情，进行了彻夜长谈。当时困扰中国出国学者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要不要回国进行科研。不回，容易被人说成是不爱国；回，又会失去在国外的研究条件和实验室。吴老当时大胆设想，能不能让这些学者在进修国和祖国同时拥有实验室，人两边跑。具体到我的安排，就是在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建立一个与美国西方储备大学相应规模和水平的实验中心，由我及一些中美学者穿梭在中美两个中心之间，追踪国际前沿水平开展科研，培养人才，从而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国际科技合作研究关系。我当然高兴。吴老的这一构想，很快得到了第二军医大学、总后勤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上海市科委的大力支持。在吴老的努力下，经过五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在新落成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大楼里，肿瘤免疫和基因治疗中心就宣告成立。此后，我就在中美两个中心之间飞来飞去地工作，解决了“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的关系，使两个中心优势互补，很快出了一批成果……如今，吴老提出的这种模式，已被命名为国际科技合作的“哑铃模式”，在全国推行。

    他对他的学生，不仅在专业发展上倾力扶持，在生活上也极为关心。杨甲梅没成家时，逢节假日，吴老总会叫他到家里吃饭，以消除他的思亲恋家之心。有好多个春节，他都是在吴老家吃的过年团圆饭。杨广顺硕士毕业后，被吴老留下，而且还悄悄和干部部门联系，办好了他妻子调入上海的全部手续，使他无了后顾之忧。王红阳初由德国回来时，儿子尚小，工作时，就把儿子带到实验室。有一天傍晚，孩子突然病了，她急急把他送到医院急诊室输液，自己坐在一旁看书，恰好吴老那刻从急诊室过，看到了这一幕，他当时就打电话给医院一个工作人员，让他马上到急诊室来帮助照看王红阳的儿子，并批评他们没有照顾好王红阳的生活。王红阳的孩子上小学时，又是吴老亲自找了地方上一个姓王的处长，联系好了孩子上学的事情。吴老的每个学生，在从他这里学到专业本领的同时，还得到了一份浓浓的爱和关怀。

    如今，吴老的学生都成了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每个人都带出了许多学生，都有了自己的团队，这许多团队加起来，组成了一个更大的吴氏团队。吴老说，我这一辈子可能看不到肝癌被制服的一天了，但我有了这个医学团队，就可以组成多个进攻梯队，前赴后继地向肝癌发起冲击，总有一天，肝癌会被制服会不再危害国人。

    一般人活到九十岁，想得最多的可能是自己的身体状况和身后事的安排：孙子孙女去哪里就业？房产和存款如何分给孩子们？遗嘱怎么写？该向组织再提哪些要解决的问题？可九十岁的吴孟超没想这些，他眼下想得最多的是：在上海郊区安亭新建的国家级肝癌研究和治疗中心何时能建成？何时能开业？我们采访他的那天，他的一个下属说希望我们的采访中间能暂停一下，说吴老要去安亭处理肝癌研究和治疗中心建设中的问题。我当时很诧异，低声问那位下属：天这样冷，为何偏要一个老人跑那么远去处理事情？你们为何不去？那位下属苦笑一下：他不去他会不放心，而且要与地方上打交道，很多事情只有他出面才能很快解决……那一刻，我望着这个老人，在心里涌上了真正的感动：真是一个罕有的老人！他的心里一定储满了对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爱，所以才能把爱四处抛洒，才能如此挚爱自己的工作岗位，挚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挚爱自己的病人，挚爱自己的学生和所有可用的人才。要是我们都能像他一样，那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怎么可能会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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