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战

    记得辛亥那年，我是十岁，我的哥哥告诉我黄兴在武昌做大元帅，并且称述他是怎样的一个英雄，我听了真是摩拳擦掌，立志要做这么一个英雄。一天我的堂兄从学校回来，他说他听见人家说武昌招募学生军，“我们也去吗？”我们真是忘了形，以为自己是赳赳的一个武夫，并不是晚上睡觉还要“来尿”的小学生，从父亲柜子里偷拿几张台票，跑去当兵。

    我们的确也走了十里路之遥，走到那里，倘若真去就要上船了，然而我蹲在地下哭起来了，我的堂兄替我揩眼泪，牵我回家。

    这一段小小的“传奇”，颇足以做我过去生活的纪念，因为我后来完全没有那杀敌斩将的英雄气概了。提起“革命”，我总有点愧于心而不敢出诸口，——我是怕杀掉脑壳的，而我又总把“革命”与“杀掉脑壳”连在一起。我的小孩时的朋友，真有几个在当兵，越发使我自惭，前年我预备出小说集子的时候，颇踌躇不决，我觉得这不像我所做的事了。

    然而人世的经验，我一天多比一天了，我所见的革命志士，完全与我心里的不一样，我立刻自认我已经是一个革命志士！——除掉白刃架在脖子上以为是可怕，我还差了什么呢？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一“怕”似乎也渐渐地消灭下去了，而我也并不嘲笑从前的“怕”，因为在我是同一的来源——我自己觉得如此，正如感到一切的苦甜一样。

    从此我毫不踌躇地大胆地踏上我的“战地”，——这两个字我用来真是充分的愉快，对得起血肉横飞的战地上的我的朋友。

    我依然住在两年前的一间房子，捏着两年前一支秃笔。

    （《京报副刊》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第三七三号，署名冯文炳）

    悼秋心（梁遇春君）

    按梁遇春君（笔名秋心）在北平逝世消息及追悼会预志，已见七月七日本报第五版新闻。梁君生平事迹及著作，亦已于该篇约略评述。兹特约梁君之知友废名（冯文炳）君撰文一篇，以志哀悼。本刊编者识。

    秋心君于六月二十五日以猩红热病故，在我真是感到一个损失。我们只好想到大块的寂寞与豪奢。大约两月前，秋心往清华园访叶公超先生，回来他向我说，途中在一条小巷子里看见一副对子，下联为“孤坟多是少年人”，于是就鼓其如莲之舌，说得天花乱坠，在这一点秋心君是一位少年诗人。他常是这样的，于普通文句之中，逗起他自己的神奇的思想，就总是向我谈，滔滔不绝，我一面佩服他，一面又常有叹息之情，仿佛觉得他太是生气蓬勃。日前我上清华园访公超先生，出西直门转进一条小巷，果然瞥见那副对子，想不到这就成了此君的谶语了。

    我说秋心君是诗人，然而他又实在是写散文的，在最近两三年来，他的思想的进展，每每令我惊异，我觉得在我辈年纪不甚大的人当中，实在难得这样一个明白人，他对于东方西方一班哲人的言论与生活，都有他的亲切的了解。他自己的短短的人间世，也就做了一个五伦的豪杰，儿女英雄了。他的师友们都留了他的一个温良的印象，同时又是翩翩王孙。我同公超先生说起“五伦豪杰”四字，公超先生也为之点头。这四个字是很不容易的，现代人做不上，古代人做来又不稀奇，而且也自然地做得不好。

    秋心君今年才二十七岁。以前他虽有《春醪集》行世，那不过是他学生时期的一种试作。前年我们刊行《骆驼草》，他是撰稿者之一，读他的文章的人，都感到他的进步。最近有两篇散文，一为《又是一年芳草绿》，一为《春雨》，将在《新月》月刊披露。关于这一方面，我很想说话。我常想，中国的新文学，奇怪得很，很少见外来的影响，同时也不见中国固有的文化在那里起什么作用。秋心君却是两面都看得出。我手下存着他去年写给我的一封信，里面有这一段话：

    安诺德批评英国浪漫派诗人，以为对于人生缺乏明澈的体验，不像歌德那样抓到整个人生。这话虽然说得学究，也不无是处。所以太迷醉于人生里面的人们看不清自然，因此也不懂得人生了。自然好比是人生的镜，中国诗人常把人生的意思寄之于风景，随便看过去好像无非几句恬适的描写，其实包括了半生的领悟。不过像宋朝理学家那样以诗说道，倒走入魔了。中国画家仿佛重山水，不像欧洲人那样注意画像，这点大概也可以点出中国人是间接地、可是更不隔膜地去了解人生。外国人天天谈人生，却常讲到题外了。

    我觉得这话说得很好，正因为秋心君是从西方文学的出发点来说这话。至于中国诗人与画家是不是都能如秋心君所说，那是另外一回事。即此数十言语，已可看出秋心君的心得。再从我们新文学的文体上讲，秋心君之短命，更令人不能不感到一个损失。我常想，中国的白话文学，应该备过去文学的一切之长，在这里头徐志摩与秋心两位恰好见白话文学的骈体文的好处，不过徐君善于运用方言，国语的欧化，秋心君则似乎可以说是古典的白话文学之六朝文了。此二君今年相继而死，真是令人可惜的事。秋心君的才华正是雨后春笋，加之他为人平凡与切实的美德，而我又相知最深，哀矣吾友。

    最后我引一段我们之间的事情。今年他做了一篇短文，所以悼徐志摩先生者，后来在《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百二十三期）发表，当他把这短短的文章写起时，给我看，喜形于色，“你看怎么样？”我说“Perfect! Perfect!”他又哈哈大笑，“没有毛病吧？我费了五个钟头写这么一点文章。以后我晓得要字斟句酌。”因为我平常总是说他太不在字句上用功夫。他前两年真是一个酒徒，每每是喝了酒午夜文思如涌。因了这篇短文章他要我送点礼物作纪念，我乃以一枚稿笔送他，上面刻了两行字，“从此灯前有得失，不比酒后是文章”，他接着很喜欢，并且笑道：“这两句话的意思很好，因为这个今是昨非很难说了。”

    二十一年七月五日

    （《大公报·文学副刊》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一日第二三六期，署名废名）

    读《论语》

    小时读熟的书，长大类能记得，《论语》读得最早，也最后不忘，懂得它一点却也是最后的事。这大约是生活上经验的响应，未必有心要了解圣人。日常之间，在我有所觉察，因而忆起《论语》的一章一句，再来翻开小时所读的书一看，儒者之徒讲的《论语》，每每不能同我一致，未免有点懊丧。我之读《论语》殆真是张宗子之所谓“遇”欤。闲时同平伯闲谈，我的意见同他又时常相合，斯则可喜。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一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愚按思无邪一言，对于了解文艺是一个很透彻的意见，其意若曰，作成诗歌的材料没有什么要不得的，只看作意如何。圣保罗的话，“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在他就不洁净了”，是一个意思两样的说法，不过孔丘先生似乎更说得平淡耳。宋儒不能懂得这一点，对于一首恋歌钻到牛角湾里乱讲一阵，岂知这正是未能“思无邪”欤，宁不令人叹息。中国人的生活少情趣，也正是所谓“正墙面而立”，在《中庸》则谓“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愚前见吾乡熊十力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对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很发感慨，说他小时不懂，现在懂得，这个感慨我觉得很有意义。后来我同熊先生见面时也谈到这一点，我戏言，孔夫子这句话是向他儿子讲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位贤明的父亲。

    二

    《中庸》言“诚”，《孟子》亦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论语》则曰“直”。我觉得这里很有意义。“直”较于“诚”然自平凡得多，却是气象宽大令人亲近，而“诚”之义固亦“直”之所可有也。大概学问之道最古为淳朴，到后来渐渐细密，升堂与入室在此正未易言其价值。子曰，“人之生也直”，又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又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从“以直报怨”句看，直大约有自然之义，便是率性而行，而直报与德报对言，直又不无正直之义。吾人日常行事，以直道而行，未必一定要同人下不去，但对于同我有嫌怨的人，亦不必矫揉造作，心里不能释然，亦人之情也。孔子比后来儒者高明，常在他承认过失，他说“直”，而后来标“诚”，其中消息便可寻思。曰“克己复礼为仁”，曰“观过斯知仁”，此一个“礼”与“过”认识不清，“克己”与“仁”俱讲不好，礼中应有生趣，过可以窥人之性情。愚欲引申“直”之义，推而及此，觉得其中有一贯之处。

    三

    陶渊明诗曰：“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愚昔闲居山野，又有慨于孔丘之言：“鸟兽不可与同群也，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此言真是说得大雅。夫逃虚空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人之情总在人间。无论艺术与宗教，其范围可以超人，其命脉正是人之所以为人也，否则宇宙一冥顽耳。孔子恓恓惶惶，欲天下平治，因隐居志士而发感慨，对彼辈正怀无限之了解与同情，故其言亲切若此，岂责人之言哉。愚尝反复斯言，谓古来可以语此者未见其人。若政治家而具此艺术心境，更有意义。因此我又忆起“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之句，这句话到底怎么讲，我也不敢说，但我很有一个神秘的了悟，憧憬于这句话的意境。大约匏瓜之为物，系而不给人吃的，拿来做“壶卢”，孔子是热心世事的人，故以此为兴耳。朱注，“匏瓜系于一处，而不能饮食，人则不如是也”，未免索然。

    （《人间世》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第二期，署名废名）

    知堂先生

    林语堂先生来信问我可否写—篇《知堂先生》刊在《今人志》，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者这个题目于我是亲切的，惧则正是陶渊明所云：“惧或乖谬，有亏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战战兢兢，若履深薄云尔。”我想我写了可以当面向知堂先生请教，斯又一乐也。这是数日以前的事，一直未能下笔。前天往古槐书屋看平伯，我们谈了好些话，所谈差不多都是对于知堂光生的向往，事后我一想，油然一喜，我同平伯的意见完全是一致的，话似乎都说得有意思，我很可惜回来没有把那些谈话都记录下来，那或者比着意写一篇文章要来得中意一点也未可知。我们的归结是这么的一句，知堂先生是一个唯物论者。知堂先生是一个躬行君子。我们从知堂先生可以学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间我们却学不到他的那个艺术的态度。平伯以一个思索的神气说道：“中国历史上曾有像他这样气分的人没有？”我们两人都回答不了。“渐近自然”四个字大约能以形容知堂光生，然而这里一点神秘没有，他好像拿了一本自然教科书做参考。中国的圣经圣传，自古以及如今，都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这以外大约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唯女子与小孩的问题，又烦恼了不少的风雅之士。我常常从知堂先生的一声不响之中，不知不觉地想起了这许多事，简直有点惶恐。我们很容易陷入流俗而不自知，我们与野蛮的距离有时很难说，而知堂先生之修身齐家，直是以自然为怀，虽欲赞叹之而不可得也。偶然读到《人间世》所载《苦茶庵小文·题魏慰晨先生家书后》有云：“为父或祖者尽瘁以教养子孙而不责其返报，但冀其历代益以聪强耳，此自然之道，亦人道之至也。”在这个祖宗罪业深重的国家，此知者之言，亦仁者之言也。

    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这个态度在以前我尚不懂得。十年以来，他写给我辈的信札，从未有一句教训的调子，未有一句情热的话，后来将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来一看，字里行间，温良恭俭，我是一旦豁然贯通之，其乐等于所学也。在事过情迁之后，私人信札有如此耐观者，此非先生之大德乎？我常记得当初在《新月杂志》读了他的《志摩纪念》一文，欢喜慨叹，此文篇末有云：“我只能写可有可无的文章，而纪念亡友又不是可以用这种文章来敷衍的，而纪念刊的收稿期又迫切了，不得已还只得写，结果还只能写出—篇可有可无的文章，这使我不得不重又叹息。”无意间流露出来的这一句叹息之声，其所表现的人生之情与礼，在我直是读了一篇寿世的文章。他同死者生平的交谊不是抒情的，而生死之前，至情乃为尽礼。知堂先生待人接物，同他平常作文的习惯，一样地令我感兴趣，他作文向来不打稿子，一遍写起来了，看一看有错字没有，便不再看，算是完卷，因为据他说起稿便不免于重抄，重抄便觉得多无是处，想修改也修改不好，不如一遍写起倒也算了。他对于自己是这样的宽容，对于自己外的一切都是这样的宽容，但这其间的威仪呢，恐怕一点也叫人感觉不到，反而感觉到他的谦虚。然而文章毕竟是天下之事，中国现代的散文，从开始以迄现在，据好些人的闲谈，知堂先生是最能耐读的了。

    那天平伯曾说到“感觉”二字，大约如“冷暖自知”之感觉，因为知堂先生的心情与行事都有一个中庸之妙，这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平伯乃踌躇着说道：“他大约是感觉？”我想这个意思是的，知堂先生的德行，与其说是伦理的，不如说是生物的；有如鸟类之羽毛，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也白也，都是美的，都是卫生的。然而自然无知，人类则自作聪明，人生之健全而同乎自然，非善知识者而能之欤。平伯的话令我记起两件事来，第一我记起七八年前在《语丝》上读到知堂先生的《两个鬼》这一篇文章，当时我尚不甚了然，稍后乃领会其意义，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说：在我们的心头住着Du Daimone，可以说是两个——鬼。我踌躇着说鬼，因为他们并不是人死所化的鬼，也不是宗教上的魔，善神与恶神，善天使与恶天使。他们或者应该说是一种神，但这似乎太尊严一点了，所以还是委屈他们一点称之曰鬼。

    这两个是什么呢？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据王学的朋友们说人是有什么良知的，教士说有灵魂，维持公理的学者也说凭着良心，但我觉得似乎都没有这些，有的只是那两个鬼，在那里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密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着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可是他并不走远，只在弄头弄尾探望，他看绅士领了我走，学习对淑女们的谈吐与仪容，渐渐地由说漂亮话而进于摆臭架子，于是他又赶出来大骂云云……这样的说法，比起古今的道德观念来，实在是—点规矩也没有，却也未必不最近乎事理，是平伯所说的感觉，亦是时人所病的“趣味”二字也。

    再记起去年我偶尔在一个电影场上看电影，系中国影片，名叫《城市之夜》，一个码头工人的女儿为得要孝顺父亲而去做舞女，我坐在电影场上，看来看去，悟到古今一切的艺术，无论高能的低能的，总而言之都是道德的，因此也就是宣传的，由中国旧戏的脸谱以至于欧洲近代所谓不道德的诗文，人生舞台上原来都是负担着道德之意识。当下我很有点闷窒，大有呼吸新鲜空气之必要。这个新鲜空气，大约就是科学的。于是我想来想去，仿佛自己回答自己，这样的艺术，一直未存在。佛家经典所提出的“业”，很可以做我的理想的艺术的对象，然而他们的说法仍是诗而不是小说，是宣传的而不是记载的，所以是道德的而不是科学的。我原是自己一时糊涂的思想，后来同知堂先生闲谈，他不知道我先有一个成见，听了我的话，他不完全地说道：“科学其实也很道德。”我听了这句话，自己的心事都丢开了，仿佛这一句平易的话说得知堂先生的道境，他说话的神气真是一点也不费力，令人可亲了。

    二十三年七月

    今年的暑假

    我于民国十六年之冬日卜居于北平西山一个破落户之家，荏苒将是五年。这期间又来去无常。西山是一班士女消夏的地方，不凑巧我常是冬天在这里，到了夏天每每因事进城去。前年冬去青岛，在那里住了三个月，慨然有归与之情，而且决定命余西山之居为“常出屋斋”焉。亡友秋心君曾爱好我的斋名，与“十字街头的塔”有同样的妙处。我细想，确是不错的。其实起名字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许多，只是听说古有田生，十年不出屋，我则常喜欢到马路上走走，也比得上人家的开卷有得而已。今年春又在北平城内，北平有某一种刊物，仿佛说我故意住在“一个偏僻的巷子里”，那其实不然，我的街坊就是北平公安局长，马路是新建的，汽车不断地来往。今年我立了一个志，要写一个一百回的小说，名曰“芭蕉梦”，但只写好了一个“楔子”。我的《桥》于四月间出版，这是一部小说的一半，出版后倒想把它续写，不愿意有这么一个半部的东西，于是“芭蕉梦”暂且不表，我决定又来写《桥》。所以今年的夏天，我倒是有志来西山避暑，住在“一个偏僻的巷子里”。换句话说，走进象牙之塔。

    山中方七日矣，什么也没有做。今天接到一个“讣”，音乐家刘天华君于月前死去。我不知道刘君，但颇有兴致来吊一吊琴师，自古看竹不问主人，“君善笛请为我一奏”，千载下不禁神往也。然而我辈俗物却想借此来发一段议论。我曾同我的朋友程鹤西君说，文人求不朽，恐怕与科举制度不无关系，就是到了如今的崭新人物，依然难脱从来“士”的习气，在汉以前恐怕好得多，一艺之长，思有用于世，假神农黄帝之名。伯牙子期的故事，实在是艺术的一个很好的理想，彻底的唯物观，人琴俱亡，此调遂不弹矣。我乃作联挽刘天华君曰：

    高山流水不朽

    物是人非可悲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

    （原载《现代》第Ⅰ卷第五期，一九三二年九月号）

    《莫须有先生传》序

    《莫须有先生传》行将正正堂堂地出面问世，差不多举国一致要我作一篇序，因为它难懂。这个乃令我为难。大凡替人家作传记，自然是把这个人的事迹都说给你们听了，若说难懂，那是因为莫须有先生这人本来难懂，所以《莫须有先生传》也就难懂，然则难懂正是它的一个妙处，读者细心玩索之可乎？玩索而一旦有所得，人生在世必定很有意思。世上本来没有便宜得好处的事情，我今日之不乐作序，正恐于诸君无益也。然而昨日得见苦雨老人替此《莫须有先生传》作的序，我却赶忙想来说它一句，说来却是我对于莫须有先生的微词。我记得我兴高采烈地将此传写到快完时，我对于它的兴会没有当初那么好，那就是我对于莫须有先生渐渐失了信仰的一个确实的证据了。中间有一个时期，曾经想借用庖丁解牛的话，“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算是我对于莫须有先生的嘉奖，后来乃稍有踌躇，因为我忽然成了一个算命的先生那样有把握，不知道生时年月日，休想说吉凶，天下事情独打彩票你我倒实有几万分之一的希望，操刀没有到十九年就不敢说庖丁先生的话。然而这是我对于老人的一点抗议，读者大可不管许多，《莫须有先生传》实有一思索的价值也。

    是为序。

    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八日，著者

    （《莫须有先生传》，开明书店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第一版，署名废名）

    《泪与笑》序

    秋心之死，第一回给我丧友的经验。以前听得长者说，写得出的文章大抵都是可有可无的，我们所可以文字表现者只是某一种情意，固然不很粗浅但也不很深切的部分，今日我始有感于此言。在恋爱上头我不觉如此，一向自己作文也是兴会多佳，那大概都是作诗，现在我要来在亡友的遗著前面写一点文章，屡次提起笔来又搁起，自审有所道不出。人世最平常的大概是友情，最有意思我想也是友情，友情也最难言吧，这里是一篇散文，技巧俱已疏忽，人生至此，没有少年的意气，没有情人的欢乐，剩下的倒是几句真情实话，说又如何说得真切。不说也没有什么不可。那么说得自己觉得空虚，可有可无的几句话，又何所惆怅呢，唯吾友在天之灵最共叹息。古人词多有伤春的佳句，致慨于春去之无可奈何，我们读了为之爱好，但那到底是诗人的善感，过了春天就有夏天，花开便要花落，原是一定的事，在日常过日子上，若说有美趣都是美趣，我们可以“随时爱景光”，这就是说我是不大有伤感的人。秋心这位朋友，正好比一个春光，绿暗红嫣，什么都在那里拼命，我们见面的时候，他总是燕语呢喃，翩翩风度，而却又一口气要把世上的话说尽的样子，我就不免于想到辛稼轩的一句词，“倩谁唤、流莺声住”，我说不出所以然来暗地叹息。我爱惜如此人才。世上的春天无可悼惜，只有人才之间，这样的一个春天，那才是一去不复返，能不感到摧残？最可怜，这一个春的怀抱，洪水要来淹没他，他一定还把着生命的桨，更做一个春的挣扎，因为他知道他的美丽。他确确切切有他的怀抱，到了最后一刻他自然也最是慷慨，这叫作“无可奈何花落去”。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们对于一个闻道之友，只有表示一个敬意，同时大概还喜欢把他的生平当作谈天的资料，会怎么讲就怎么讲，能够说到他是怎样完成了他，便好像自己做了一件得意的工作。秋心今年才二十七岁，他是“赍志以殁”，若何可言。哀矣。

    若从秋心在散文方面的发展来讲，我好像很有话可说。等到话要说时，实在又没有几句。他并没有多大的成绩，他的成绩不大看得见，只有几个相知者知道他酝酿了一个好气势而已。但是，即此一册小书，读者多少也可以接触此君的才华吧。近三年来，我同秋心常常见面，差不多总是我催他作文，我知道他的文思如星珠串天，处处闪眼，然而没有一个线索，稍纵即逝，他不能同一面镜子一样，把什么都收藏得起来。他有所作，也必让我先睹为快，我捧着他的文章，不由得起一种欢欣，我想我们新的散文在我的这位朋友手下将有一树好花开。据我的私见，我们的新文学，散文方面的发达，有应有尽有的可能，过去文学许多长处，都可在这里收纳，同时又是别开生面的，当前问题完全在“人才”二字，这一个好时代倒是给了我们充分的自由，虽然也最得耐勤劳，安寂寞。我说秋心的散文是我们新文学当中的六朝文，这是一个自然的生长，我们所欣羡不来学不来的，在他写给朋友的书简里，或者更见他的特色，玲珑多态，繁华足媚，其芜杂亦相当，其深厚也正是六朝文章所特有。秋心年龄尚轻，所以容易有喜巧之处，幼稚亦自所不免，如今都只是为我们对他的英灵被以光辉。他死后两周，我们大家开会追悼，我有挽他一联，文曰：“此人只好彩笔成梦，为君应是昙华招魂。”即今思之尚不失为我所献于秋心之死一份美丽的礼物，我不能画花，不然我可以将这一册小小的遗著为我的朋友画一幅美丽的封面，那画题却好像是潦草的坟这一个意思而已。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八日

    （选自《泪与笑》，上海开明书店一九三四年六月出版。原载《现代》第二卷第五期，一九三三年三月号，题为《秋心遗著序》）

    《古槐梦遇》小引

    我曾有赠师兄一联，其文曰，“可爱春在一古树，相喜年来寸心知”，此一棵树，便是古槐梦遇之古槐也。记不清在哪一年，但一定是我第一次往平伯家里访平伯，别的什么也都不记得，只是平伯送我出大门的时候，指了一棵槐树我看，并说此树比此屋还老，这个情景我总是记得，而且常常对这棵树起一种憧憬。等待要我把这憧憬写给你们看时，则我就觉得我的那对子上句作得很好。这是以前的话，如今却有点不同，提起来我还是对那棵树起一种憧憬，等待要我把这憧憬写给你们看时，则我就觉得平伯的“古槐梦遇”这四个字很好，平伯他未必知道他的记梦的题目，我却暗喜说得我的梦境也。“老年花似雾中看”，大概也很是一个看法，从前我住在西山，很喜欢看见路上一棵古松牵着似红似黄的许多藤花，有一天一个乡下人告诉我说这叫作凌霄花，我真是对于这位乡人怀着一种感谢，今日则一棵树的阴凉儿便觉得很是神秘。神秘者，朦胧之谓也。我从我所说的这糊涂话再来一想，是的，其间不无道理，年青的时候有大欢喜，逞异想，及其年事稍长，目力固然不大靠得住，却又失却梦的世界，凡事都在白日之中，这证之以孔圣人的“吾不复梦见”，可见是证据确凿的。那么古槐书屋的一棵树今日尚足以牵引我的梦境，吾其博得“吾家”冯妇之一点同情乎？其为乐也，亦非年青时所可得而冒牌者也。

    我同平伯大约都是痴人，——我又自己知道是一个亡命的汉子，从上面的话便可以看得出一点，天下未必有那样有情的一棵树，其缘分总在这两个人。说起来生怕人家见笑似的，说我们有头巾气，自从同平伯认识以来，对于他我简直还有一个兄弟的情怀。且夫逃墨不必归于杨，逃杨亦未必就归于儒，吾辈似乎未曾立志去求归宿，然而正唯吾辈则有归宿亦未可知也。我常心里有点惊异的，平伯总应该说是“深闺梦里人”，但他实在写实得很，由写实而自然渐进于闻道，我想解释这个疑团，只好学时行的话说这是一种时代精神。我这话好像也并不是没有根据，只看中国历史上的文坛人物都难逃出文人的范围（现在的文人自然也并不见得少），唯乱世则有一二诗人的确是圣人之徒，其中消息不可得而思之欤？

    然而平伯命我为他的《古槐梦遇》写一点开场白，我不要拿这些白日的话来煞风景才好。于是我就告诉你们曰，作者实是把他的枕边之物移在纸上，此话起初连我也不相信，因为我的文章都是睁开眼睛做的。有一天我看见他黎明即起，坐在位上，拿了一支笔，闪一般地闪，一会儿就给一个梦我看了，从此我才相信他的实话。于是我就赞叹一番曰，吾不敢说梦话，拿什么“谪仙”“梦笔”送花红，若君者其所谓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乎？愿你多福。废名和南。

    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六日

    （选自《古槐梦遇》，上海世界书局一九三六年一月出版）

    北平通信

    《宇宙风》要在六月里出一个“北平专号”，我觉得这很有意义，我们住在北平，爱北平的人还不借这机会好好地来鼓吹北平的空气么？可惜我自己是有心而无力，关于北平实在想多写点文章，没有办法只好向海上的朋友做北平通信了。我并不能说我知道北平知道怎么多，连北平话都不会说，怎么能说知道北平呢？我大约是一个北平的情人，这情人却是不结婚的，因此对于北平可说一点也不知道，也因此知道北平的可爱，北平人自己反不知。这样说来，我同北平始终还是隔膜的。就我说，我是长江边生长大的，因此我爱北方，因此我爱江南。北平之于北方，大约如美人之有眸子，没有她，我们大家都招集不过来了。我们在北平总看不见湿意的云，“朝为行云，暮为行雨”，此地人读之恐无动于衷，高唐一赋是白赋的了，此刻暮春已过初夏来了，这里还是刮冬天的风。我从前住在北平西郊的时候，有时要进城，本地人总是很关心地向我说：“今天不去，明天怕刮风。”我听了犹如不听，若东风吹马耳，到了第二天真个的每每就刮起风来了，于是我进城的兴会扫尽了，我才受了“今天不去，明天怕刮风”这句话的打击，想到南边出门怕下雨。现在我倒觉得出门不怕下雨，而且有点喜欢，行云行雨大有行其所无事之意，这正是在这里终年不见湿云之故。夏天北平的大雨对于我也没有过坏的记忆，雨中郊外走路真个别有风趣，一下就下得那么大，城里马路岸上倒成了“河”，雨过天晴小孩们都在那里“蹚河”，也有蛤蟆来叫一声两声了，——这样地偶叫几声，论情理应该使路旁我们江南之子起点寂寞，事实上却不然，不但蛤蟆我们觉得它实在是喜欢，小孩们实在是喜欢，我也实在是喜欢了。记得小时我在家里每每喜欢偷偷地把和尚或道士法坛上的锣或鼓轻轻地敲打一下，声音一发作，我自己不亦乐乎又偷偷地跑了。和尚或道士，他们正在休息，似乎也乐得这个淘气的空气，并不以为怎么“犯法”，这个淘气的空气很有点像我在北平看小孩们蹚河，听蛙鼓一声两声。我想这未必关于个人的性情，倒很可以表现北平的空气。北平在无论什么场合，总不见得怎样伤人的心。我只记得在东城隆福寺或西城护国寺白塔寺庙会里看见两样人物有点难为情，其一是耍叉的，一位老汉，冬天里光着脊棱，一个人在高台上自己的买卖范围里大显其武艺，抛叉入云，却不能招拢一个顾客来，我很替他寂寞，但他也实在只引起幽默的空气，没有江湖气，不知何故。再有一男子一女子仿佛是两口子伸着脖子清唱的，男的每唱旦，女的每唱生，两人都不大有气力，男的瘦长，面色苍白，唱完之后每每骂人没有良心，说“我这也不容易嘞！”因为听唱的人走了不给钱。这两人留给我的印象算是最凄凉的，但我也实在没有理由去批评他们，虽然我心里有点责备而且同情于那位男子。总之北平总是近乎素朴这一方面。我还是来说我对于雨的空想。我如果不来北平住下十几年，一定不是现在这个雨之赞美者，自己也觉得很可笑。宋人词有句曰：“隔江人在雨声中。”这个诗境我很喜欢，但七个字要割去上面的两个字，“江”于我是没有一点感情的。“黄鹤楼上看翻船”，虽然在那里住了六七个年头，扬子江我也不觉得它陈旧，也不觉得它新鲜，不能想到它。上面我说我是长江边生长大的，其实真是我的家乡仿佛与长江了无关系，十五岁从家里出来同长江初见面尚在江西省九江县，距家九十里，更小的时候除了小学地理课程外不知有大江东去也。我说“隔江人在雨声中”七个字我只取其五个，那两个字大概是以一把伞代替之，至于这个雨天在什么地方，大约就在北平西直门外三贝子花园随便一个桥上都可以吧，从前作诗的时候，曾有意捏造了一首诗，是从古人的心事里脱胎出来的：诗题曰《画》，其词如下：

    嫦娥说，

    我未带粉黛上天，

    我不能看见虹，

    下雨我也不敢出去玩，

    我倒喜欢雨天看世界，

    当初我倒没有打把伞做月亮，

    自在声音颜色中，

    我催诗人画一幅画吧。

    这总不外乎住在大平原的地方不云不雾天高月明因而害的相思病，没有雨乃雨催诗，所谓“点点不离杨柳外，声声只在笆蕉里”是也。天下岂有这样一尘不染的东西么？因为雨相思，接着便有草相思，这真是一言难尽的，我还是引一首歪诗来潦草塞责，这首诗是最近在梦里头作的，我生平简直没有这个经验，这一回却有诗为证，因此也格外地佩服古槐居士的“梦遇”，那天清早我一起来就用铅笔记录下来，曾念给槐居士听：

    芳草无情底事愁，

    朝阳梦里泣牵牛。

    旧游不是长江水，

    独自藤花鹦鹉洲。

    事情是这样的，我梦见我到了鹦鹉洲，从前在武昌中学里念书的时候并没有去鹦鹉洲玩过，这回却到了鹦鹉洲，所谓鹦鹉洲者，便如诗里所记，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后来我把这诗一看，便发现了破绽，看草色应该是春天的光景，然而花有牵牛，岂非秋朝么？我在南边似乎没有见过牵牛花，此花我看得最多又莫过北平香山一带，总而言之还是在沙漠上梦见江南草而已。我在北平郊外旷野上走路，总不觉得它单调，它只是令我想起江南草长。最近有一件不幸的事件发生，即是在知堂先生处得见《燕京岁时记》这一册书，书真是很可取，只是我读了一则起了另外一点心事，其记五月的石榴夹竹桃云：

    “京师五月榴花正开，鲜明照眼，凡居人等往往与夹竹桃罗列中庭，以为清玩。榴竹之间，必以鱼缸配之，朱鱼数头，游泳其中，几于家家如此。故京师谚曰，天篷鱼缸石榴树。盖讥其同也。”

    凡在“京师”住得久的人，我想都得欣赏“天篷鱼缸石榴树”这七个字，把北平人家描写得恰好。此七个字一映入我的眼帘，我对于北平起了一个单调的感觉，但这七个字实在不能移易，大有爱莫能助之慨。原来我爱北平的街上（除了街上洋车拼命地跑），爱北平的乡下，爱北平人物，对于北平的人家，“几于家家如此”，则颇有难言之感。我还想把北平街上我所心爱的人物说一点，这群人物平常不知道干什么，我也总没有遇见一个相识的。他们好像是理想中的人物，一旦谁家有喜事或有丧事的时候，他们便梦也似的出现，都穿上了彩衣，各人手上都有一份执事。有时细看其中有一名就是我们世界一位要饭的老太太，难得她老人家乔妆而其实是本面也在这队伍里滥竽。我总不觉得他们也会同我们说话的，他们好像懒于言语，他们确是各人有各人的灵魂，其不识不知的样子之不同，各如其囚首垢面。他们若无其事地张目走路，正如若无其事地走路打瞌睡，他们大约只贪赌博、贪睡觉。在没有走上十字街头以前，还在红白喜事人家的门墙之外的时候，他们便一群一群地做牧猪奴戏，或者好容易得到一块地盘露天之下一躺躺一个黑甜，不知从哪里得了一道命令忽然大家都翻起身来干正经的去了，各人有各人一份执事，做棺材之先行，替新姑娘拿彩仗。我的话一定有人不相信的，其实情形确是如此，我知道这些市民都是无产阶级，我由这些人又幻想“梁上君子”，——这是说我有点思慕他们，他们绝不会到我家里来，而我又明白他们的身份，故我思慕此辈为君子，一定态度很好。十年以前我同一位北大同学谈到北平杠房的人物，他对于我的话颇有同感，他另外还告诉我一件有趣的事情，我曾记录下来做了一点小说材料。他说他有一回在北大一院门口看见人家出殡，十六人抬一棺材，其中有一人一样的负重举步，而肩摩踵接之不暇他却在那里打瞌睡。敢情北平人是真个有闲。匆匆不多写。

    一九三六年五月四日于北平北河沿

    （原载《宇宙风》半月刊一九三六年第十九期）

    蝇

    我故意取这一个字做题目，让大家以为我是讨厌苍蝇。我的意思不是那样，我是想谈周美成的一首词，看他拿蝇子来比女子，而且把这个蝇子写得多么有个性，写得很美好。看起来文学里没有可回避的字句，只看你会写不会写，看你的人品是高还是下。若敢于将女子与苍蝇同日而语之，天下物事盖无有不可以人诗者矣。在《片玉集》卷之六“秋景”项下有《醉桃源》一首，其词曰：

    冬衣初染远山青，双丝云雁绫，夜寒袖湿欲成冰，都缘珠泪零。情黯黯，闷腾腾，身如秋后蝇，若教随马逐郎行，不辞多少程。

    杜诗，“况乃秋后转多蝇”，我们谁都觉得这些蝇儿可恶，若女儿自己觉得自己闷得很，自己觉得那儿也不是安身的地方，行不得、坐不得，在离别之后理应有此人情，于是自己情愿自己变作苍蝇，跟着郎的马儿跑，此时大约拿鞭子挥也挥不去，而自己也理应知道不该逐这匹马矣。因了这个好比喻的缘故，把女儿的个性都表现出来了，看起来那么闹哄哄似的，实在闺中之情写得寂寞不过。同时路上这匹马儿也写得好，写得安静不过，在寂寞的闺中矣。因了这匹马儿，我还想说一匹马。温飞卿词，“荡子天涯归棹远。春已晚，莺语空肠断。若耶溪，溪水西，柳堤，不闻郎马嘶。”第一句写的是船，我看这只船儿并不是空中楼阁，女儿眼下实看见了一只船，只是荡子归棹此时不知走到哪里，“千山万水不曾行”，于是一只船儿是女儿世界矣。这并不是我故意穿凿，请看下面这一匹马，“柳堤，不闻郎马嘶。”同前面那只船一样的是写景，柳堤看见马，盼不得郎马，——不然怎么凭空的诗里会有那么一个声音的感觉呢？船是归棹，马也应是回来的马，一个自然要放在远水，一个又自然近在柳堤矣。这些都是善于描写女子心理。

    （《世界日报·明珠》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第十三期，署名废名）

    莫字

    李后主有名的《浪淘沙》，我在大学预科的时候还是很喜欢，动不动就“帘外雨潺潺”地哼唱起来，后来乃觉得像这样的诗并写得不好，虽然作者的感情我还以为是真的。这样的诗，若借用王静庵的一个字，我以为正是“隔”。大凡诗之所给读者的，不是作者作诗的情绪，应是作者将这个情绪写成的诗，写得“不隔”才是不隔。什么“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大约可以博得少年们的欢喜，只是诗的调子读起来像煞有介事而已，其实写得很粗浮。就连“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我以为也不及秦少游的“飞红万点愁如海”。我曾将这点意思同侵君谈，他反诘我道：“那么，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不好吗？”我应之曰好。这确乎乃是写得好。我今天写这篇小文的意思乃是来谈《浪淘沙》里的“莫”字，我一向是把“独自莫凭阑”之“莫”，读作暮，有一天捧读槐居士《读词偶得》，他说莫就是莫，不宜读为暮也。槐居士引后主《菩萨蛮》“高楼谁与上”之句作参证，高楼谁与上，非即独自莫凭阑之孤况欤？这一解使我眼明，我对于李后主的《浪淘沙》乃稍有好感，仿佛这一个“莫”字可以拗得起“无限江山”的情感似的。我自己觉得有趣的乃是另外两个诗人的“莫”字我平常很喜欢，一是“楼高莫近危阑倚”，一是“劝君莫上最高梯”，来得儿女缠绵，诗情深美，何独把李后主看得那么老实，总以为他是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日暮之时他独自凭阑去乎？

    上文是写这篇小文的本意，一面写一面再翻阅槐居士的解词，一面又读《浪淘沙》，看来看去，我乃又觉得事情不妙，“独自莫凭阑”恐怕还是说日暮之时他独自凭阑去。此事本无关闳旨，反正我是不喜欢《浪淘沙》的。后主词另有“无言独上西楼”之句，我就以之搪塞槐居士。

    （《世界日报·明珠》一九三六年十月二日第十四期，署名废名）

    志学

    孔子说他“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一直说到七十岁的进步。十年以来，我好读《论语》，懂得的我就说我懂得，不懂得的我就觉得我不能懂得，前后的了解也有所不同，到得现在大致我总可以说我了解《论语》了。有趣的最是“志学”这一章。前几年我对于孔夫子所作他自己六十岁七十岁的报告，即“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不能懂得，似乎也不想去求懂得，尝自己同自己说笑话，我们没有到六十七十，应该是不能懂得的。那时我大约是“三十”，那么四十五十岂非居之不疑吗？当真懂得了吗？这些都是过去了的话，现在也不必去挑剔了。大约是在一二年前，我觉得我能了解孔子耳顺与从心的意思，自己很是喜悦，谁知此一喜悦乃终身之忧，我觉得我学不了孔夫子了，颇有儿女子他生未卜此生休的感慨。去年夏间我曾将这点意思同吾乡熊十力先生谈，当时我大约是有所触发，自己对于自己不满意。熊先生听了我的话，沉吟半晌，慢慢说他的意思，大意是说，我们的毛病还不在六十七十，我们乃是十五而志于学没有懂得，我们所志何学，我们又何曾志学，我们从小都是失学之人。此言我真是得益不少。去年“重九”之后，在我三十五生日的时候，我戏言，我现在大约才可以说四十岁的事情了，这个距离总很不远。是的，今日我可以说“不惑”。回转头来，对于十五志学，又很觉有趣。自己的好学，应自即日开学，自即日起也无妨做一个蒙师，首先我想教读自己的孩子。金圣叹为儿子批《水浒》的意思是很可敬重的，孔子问伯鱼学没有学过《周南》《召南》，我自己还想从头读《周南》《召南》也。

    去年“腊八”我为我的朋友俞平伯先生所著《槐屋梦寻》作序，《梦寻》的文章我最所佩服，不但佩服这样的奇文，更爱好如此奇文乃是《周南》《召南》。我的序文里有一句话：“若乱世而有《周南》《召南》，怎不令人感到奇事，是人伦之美，亦民族之诗也。”我曾当面同俞先生谈，这句话恐怕有点缠夹，这里我很有一点感慨，《周南》《召南》系正风，但文王之世不亦为乱世乎？小时在私塾里读《了凡纲鉴》，有一句翻案文章我还记得，有人劝甲子之日不要兴兵，理由是“纣以甲子亡”，那位皇上答道，“纣以甲子亡，武王不以甲子兴乎？”我说“乱世而《周南》《召南》”，不仅是赞美《国风》里的诗篇，是很有感慨的，很觉得《周南》《召南》是人伦之美，民族之诗也。

    （《世界日报·明珠》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日，署名冯文炳）

    三竿两竿

    中国文章，以六朝人文章最不可及。我尝同朋友们戏言，如果要我打赌的话，乃所愿学则学六朝文。我知道这种文章是学不了的，只是表示我爱好六朝文，我确信不疑六朝文的好处。六朝文不可学，六朝文的生命还是不断地生长着，诗有晚唐，词至南宋，俱系六朝文的命脉也。在我们现代的新散文里，还有“六朝文”。我以前只爱好六朝文，在亡友秋心居士笔下，我才知道人各有其限制，“你不能作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此君殆六朝才也。秋心写文章写得非常之快，他的辞藻玲珑透彻，纷至沓来，借他自己《又是一年芳草绿》文里形容春草的话，是“泼地草绿”。我当时曾指了这四个字给他看，说他的“泼”字用得多么好，并笑道：“这个字我大约用苦思也可以得着，而你却是泼地草绿。”庾信文章，我是常常翻开看的，今年夏天捧了《小园赋》读，读到“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怎么忽然有点眼花，注意起这几个数目字来，心想，一个是二寸，一个是两竿，两不等于二，二不等于两吗？于是我自己好笑，我想我写文章绝不会写这么容易的好句子，总是在意义上那么地掂斤播两。因此我对于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很有感情了。我又记起一件事，苦茶庵长老曾为闲步兄写砚，写庾信《行雨山铭》四句：“树入床头，花来镜里，草绿衫同，花红面似。”那天我也在茶庵，当下听着长老法言道：“可见他们写文章是乱写的，四句里头两个‘花’字。”真的，真的六朝文是乱写的，所谓生香真色人难学也。

    （《世界日报·明珠》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第十五期，署名废名）

    陶渊明爱树

    世人皆曰陶渊明爱菊，我今来说陶渊明爱树。说起陶公爱树来，在很早的时候我读《闲情》一赋便已留心到了。《闲情赋》里头有一件一件的愿什么愿什么，好比说愿在发而为泽，又恐怕佳人爱洗头发，岂不从白水以枯煎？愿做丝而可以做丝鞋，随素足周旋几步，又恐怕到时候要脱鞋，岂不空委弃于床前？这些都没有什么，我们大家都想得起来，都可以打这几个比方，独有“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算是陶公独出心裁了，我记得我读到这几句，设身处地地想，他大约是对于树荫凉儿很有好感，自己又孤独惯了，一旦走到大树荫下，遇凉风暂至，不觉景与罔两俱无，唯有树影在地。大凡老农老圃，类有此经验，我从前在乡下住了一些日子，亦有此经验也。所以文章虽然那么做，悲高树之多荫，实乃爱树荫之心理。稍后我读《影答形》的时候，见其说着“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已经是莫逆于心了。在《止酒》一诗里，以“坐止高荫下”与“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相提并论，陶公非爱树而何？我屡次想写一点文章，说陶渊明爱树，立意却还在介绍另外一首诗，不过要从爱树说起。陶诗《读山海经》之九云：

    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馀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

    这首诗我真是喜欢。《山海经》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这个故事很是幽默。夸父杖化为邓林，故事又很美。陶诗又何其庄严幽美耶，抑何质朴可爱。陶渊明之为儒家，于此诗可以见之。其爱好庄周，于此诗亦可以见之。“馀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是作此诗者画龙点睛。语云，前人栽树，后人乘荫，便是陶诗的意义，是陶渊明仍为孔丘之徒也。最令我感动的，陶公仍是诗人，他乃自己喜欢树荫，故不觉而为此诗也。“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他总还是孤独的诗人。

    （《世界日报·明珠》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第十九期，署名废名）

    如切如磋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上为《论语》之一章。我觉得孔子与子贡师生二人谈话的空气很好，所谈的话我们也没有不懂的地方，因为谈的话本来不令人难懂，只是在生活上未必容易学得到。子贡的意见本来也颇高明，所以孔子许之曰“可也”。但孔子到底是孔子，他把子贡的话修改一些，不，不是修改子贡口头上的话，是做人的态度再进一步。子贡到底是孔门高足，听了先生的话，引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咏之。孔子乃又称赞一番，“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这一番称赞之词用白话恐怕翻译不好。

    我从前在武昌上中学的时候，因为校长是讲王学的，我也跟着读王阳明的书。因为一个字的缘故，王阳明到现在留了一个不好的印象给我。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句话本来很好，很像孔子的话，然而王阳明说“称”字应该读去声，即是说恐怕死了以后名不相称，怕死后之名誉乃过誉。此殊不合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道，有点近乎乡下人拿秤来称，未免可笑。

    去年有一天我无意间默读《论语》，“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默读至此，不记得原文，于是我有点着恼，怎么读不下去。我又有点好奇，心想，如果这以下的字句要我来替孔子补足起来，或者孔子当时的说话叫我来记录，应该怎么记？这一来我又很是喜悦，一心想得一百分。结果我只好交白卷，因为我实在想不好，难得适当的字句。再从书架上拿了《论语》来翻阅，孔子乃是这样说下去，“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我读之甚为喜悦。此事我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一年级作文班上曾同学生谈及，不知诸生感兴趣否。

    （《世界日报·明珠》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二一期，署名废名）

    钓鱼

    我出这个题目，很有点近乎赋得。在我的灵魂里连一丝钓鱼的影子也没有，只有竹竿，然而我写了这个题目动手写文章了。今天下午得到古渔翁寄来的一封信，信封是砖鱼，信纸又恰是渔翁用具的画，其八行则是子钓而不“钓”的空气，寒斋甚得快乐，心想我来写一个钓鱼的题目吧，于是就写了这一个题目，很有点像古渔翁当年写《金鱼》。我不知怎的小时有许多可记忆的事情，也记得钓鱼，最记得族里一位叔叔钓，这件事情却与我没有关系，即是说钓鱼于我没有感情，我直觉得我不能写出一篇钓鱼的文章来，他如放风筝我大约可以写得佳作，再如钓鱼的竿子也可写得佳作。记得故乡城外河边竹林里儿时曾如何地想到那里得一竿竹子，有时望着竹林动了偷心，想偷得一竿竹子跑。看见人家在那里买竹子拿去做钓竿，家里却不给钱我也来买一竿竹子了。我只喜欢有这一竿竹子。我为什么不喜欢钓鱼，从小如此，说不出所以然来，但勉强推求起来，这里恐怕很有缘故，关乎个人的性格。就到现在，孔夫子我事事佩服，唯独他老先生“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两桩行事，我读之毫无爱好，这不是从品行上立论，乃是从兴趣立论。若印度圣人“投身饲饿虎”的故事，我读之大有冯妇攘臂下车的欢喜，我觉得我能了解这个意思。孔子钓鱼的意思则不能了解。这些都不是从品行上论，乃从兴趣立论，若论品行我岂敢开口。我对于钓鱼打猎虽无兴趣，若知道孔圣人怎么钓鱼、怎么打猎，却是有趣的事情。他如他老先生爱听音乐，“三月不知肉味”，记得很幽默。我所觉得好玩的，他老先生在卫敲磬，门外挑草器的普罗同志何以爱管闲事，同他老人家挑眼儿作诛心之论？说到这些，孔子钓鱼，我又仿佛能以了解。

    （《宇宙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第二八期，署名废名）

    中国文章

    中国文章里简直没有厌世派的文章，这是很可惜的事。我这话虽然说得有点儿游戏，却也是认真的话。我说厌世，并不是叫人去学三闾大夫葬于江鱼之腹中，那倒容易有热衷的危险，至少要发狂，我们岂可轻易喝彩。我读了外国人的文章，好比徐志摩所佩服的英国哈代的小说，总觉得那些文章里写风景真是写得美丽，也格外地有乡土的色彩，因此我尝戏言，大凡厌世诗人一定很安乐，至少他是冷静的，真的，他描写一番景物给我们看了。我从前写了一首诗，题目为《梦》，诗云：

    我在女子的梦里写一个善字，

    我在男子的梦里写一个美字。

    厌世诗人我画一幅好看的山水，

    小孩子我替他画一个世界。

    我喜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喜读哈代的小说，喜读俄国梭罗古勃的小说，他们的文章里都有中国文章所没有的美丽，简单一句，中国文章里没有外国人的厌世观。中国人生在世，确乎是重实际，少理想，更不喜欢思索那“死”，因此不但生活上，就在文艺里也多是凝滞的空气，好像大家缺少一个公共的花园似的。延陵季子挂剑空垅的故事，我以为不如伯牙钟子期的故事美。嵇康就命顾日影弹琴，同李斯临刑叹不得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未免都哀而伤。朝云暮雨尚不失为一篇故事，若后世才子动不动“楚襄王，赴高唐”，毋乃太鄙乎。李商隐诗，“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这个意思很难得。中国人的思想大约都是“此间乐，不思蜀”，或者就因为这个缘故在文章里乃失却一份美丽了。我尝想，中国后来如果不是受了一点儿佛教影响，文艺里的空气恐怕更陈腐，文章里恐怕更要损失好些好看的字面。我读中国文章是读外国文章之后再回头来读的，我读庾信是因为读了杜甫，那时我正是读了英国哈代的小说之后，读庾信文章，觉得中国文字真可以写好些美丽的东西，“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霜随柳白，月逐坟圆”，都令我喜悦。“月逐坟圆”这一句，我直觉得感得中国难得有第二人这么写。杜甫咏明妃诗对得一句“独留青冢向黄昏”，大约是从庾信学来的，却没有庾信写得自然了。中国诗人善写景物，关于“坟”没有什么好的诗句，求之六朝岂易得，去矣千秋不足论也。

    庾信《谢明皇帝丝布等启》，篇末云“物受其生，于天不谢”，又可谓中国文章里绝无而仅有的句子。如此应酬文章写得如此美丽，如此见性情。

    （《世界日报·明珠》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六日第三七期，署名废名）

    女子故事

    中国的事情都是该女子倒霉。一方面非女子不行，从秀才人情纸半张算起，以至于国家大事，都好像如此。到得事情弄糟了的时候，这些女子又自然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只有孔夫子算是懂得平等道理的，他虽然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话确是嫌老实了一点，然而我想也可以博得现在摩登太太们的同情，她们自己屈尊到媒人店里去找老妈子，也只好默认孔夫子的话有真理。孔夫子另外一句话则应该令古今一切男子们害羞，“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真的，你们为什么不好德呢？你们也就不当好色。我写下“女子故事”这个题目，本意是关于作诗作文的，却不料下笔乃引起了男女两造的敌忾，殊为煞风景之至，未免被他褒女笑也，真是好笑得很。前回我因为写一篇小文说中国文章，拿了庾信的文章翻阅，见其《谢赵王赉丝布启》有“妻闻裂帛，方当含笑”这么一句，有点自喜，心想我平日的论断恐怕很靠得住，庾信用典故应该是这么用，因为家里有许多新材料，自然要请裁缝来剪裁，于是女子自然喜欢，所以说“妻闻裂帛，方当含笑”了。若屈原的《天问》，虽然是心里有许多问题解决不了，“周幽谁诛，焉得夫褒姒”，总之还是把女子与亡国两件事联在一起，只好算作“未能免俗”了。李商隐的《华清宫》，“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大约更是平空的自己好笑，有点故意效颦，但绝无挖苦的意思。“巧笑知堪敌万几，倾城最在著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中国是否有这个倾城的女子不得而知，未必有这么大胆，总是诗人的胆大罢了。外国文学里倒可以找出这样的女子来。中国女人只可以哭不可以笑，所以杞梁之妻善哭，哭得敌人的城崩，笑则倾自己的城，亡自己之国了。孙武子的兵法是有名的，却也靠杀了两个女队长立威名，真是寒伧得可以。女人偏总是以好笑该死，谁叫你们不躲在闺中不出来呢？“梁王司马非孙武，且免宫中斩美人。”这却又是晚唐诗，诗意虽然可佳，总而言之这里头都很有危险性。“景阳宫井剩堪悲，不尽龙鸾誓死期。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犹得葬西施。”这一首《景阳井》，我觉得很好，诗里有两条冤鬼，一位就是张贵妃，一位是很古的西施。西施的事情我们不大清楚，只假定她是“水葬”。张贵妃同了亡国之君逃入井，自然是想不死，自然又被拖出来斩了，据说斩之于青溪。李商隐乃写这个景阳井。诗写得很美，其情亦悲，这些事情总不能怪女子，于是只有空井可哀，“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犹得葬西施”了。说来说去都是女子不幸、男子可羞。最后我却要引一段文章，是《聊斋志异》上面的，不可谓非难得，两株牡丹花变了两个女子，又由曹州姊妹变而为洛阳妯娌，在某生者家里做人家，“由此兄弟皆得美妇，而家又日以富。一日，有大寇数十骑突入第，生知有变，举家登楼。寇入围楼，生俯问有雠否，答言无雠，但有两事相求，一则闻两夫人世间所无，请赐一见；一则五十八人，各乞金五百。聚薪楼下，为纵火计以胁之。先允其索金之请，寇不满志，欲焚楼，家人大恐。女欲与玉版下楼，止之不听，炫妆而下，阶未尽者三级，谓寇曰，我姊妹皆仙媛，暂时一履尘世，何畏寇盗，欲赐汝万金，恐汝不敢受也。寇众一齐仰拜，喏声不敢。姊妹欲退，一寇曰，此诈也。女闻之，反身伫立，曰，意欲何作，便早图之，尚未晚也。诸寇相顾，默无一言。姊妹从容上楼而去。寇仰望无迹，哄然始散。”我们读之浮一大白。

    （《世界日报·明珠》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第四六期，署名废名）

    随笔

    中国诗词，我喜爱甚多，不可遍举。但也可以举出一句两句诗来，算是我最喜欢的。我的意思同一般人说的名句不一样，名句不一定表现着作者，只是这个句子写得太好罢了，如韦应物之“流萤度高阁”，孟浩然之“疏雨滴梧桐”，都是古今所称赏的，实在这两句诗别人也可以写，这两句诗非一定要写在韦孟二人的名字下不可。我所最喜爱的一句两句诗，诗是真写得好，诗又表现着作诗之人，作者自己大约又并不怎么有意地写得的。我最爱王维的“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因为这两句诗，我常爱故乡，或者因为爱故乡乃爱好这春草诗句亦未可知，却是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得者也，未免惆怅而可喜。李商隐诗“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可以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中国绝无而仅有的一个诗品。此诗题为《重过圣女祠》，诗系律诗，句系写景，虽然不是当时眼前的描写，稍涉幻想，而律诗能写如此朦胧生动的景物，是整个作者的表现，可谓修辞立其诚。因为“一春梦雨常飘瓦”，我常憧憬南边细雨天的孤庙，难得作者写着“梦雨”，更难得从瓦上写着梦雨，把一个圣女祠写得同《水浒》上的风雪山神庙似的令人起神秘之感。“尽日灵风不满旗”，大约是描写和风天气竖在庙上的旗，风挂也挂不满，这所写的正是一个平凡的景致，因此乃很是超脱。最后我想说我喜欢“细雨梦回鸡塞远”这一句词。这一句词，我想同诗里“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是相似的妙趣，就时间与空间说，夜半钟声与客船到岸一定有什么关系呢？客曰没有什么因果关系。然而夜半钟声到客船诗句则美。同样，梦到鸡塞去了一趟，醒来乃听见淅沥淅沥地下着细雨，于是就写着细雨梦回鸡塞远，就时间与空间说，细雨与梦回鸡塞也没有因果关系，大约因为窗外细雨，梦回乃有点不相信的神情罢了。实在细雨梦回乃是兴之一体，比“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更为诗中有画，余甚爱此句，亦甚爱南唐中主之词。

    （《文学杂志》一九三七年五月第一期，署名废名）

    散文

    我现在只喜欢事实，不喜欢想象。如果要我写文章，我只能写散文，决不会再写小说。所以有朋友要我写小说，可谓不知我者了，虽然我心里很感激他的诚意。

    在《竹林的故事》里有一篇《浣衣母》，有一篇《河上柳》，都那么写得不值再看，换一句话说把事实都糟蹋了。我现在很想做简短的笔记，把那些事实都追记下来。其实就现实说，我所谓的事实都已经是沧海桑田，我小时的环境现在完全变了，因为经历过许多大乱。

    《浣衣母》与《河上柳》是一个背景，我拿来写了两篇文章。事实是，“浣衣母”是我族间的一位婶母，“河上柳”是她门前的一棵树，这棵树一个清明日我亲自看见它栽下去的，后来成为一棵很大的杨柳树了。我看着树常常觉得很奇怪，仿佛世间的事一点也不假，它本来是一个插枝，栽下去了便长大了，夏天里有许多人在它下面乘荫了，莫非梦也夫？我这位婶母的家是在城门之外。这城门之外单独有这一个贫家，茅草屋。这城门我们口中叫“小南门”，但刻在城门上的三个大字是“便民门”，那时我常想，明明是“小南门”，何以叫“便民门”呢？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世间上不懂的事情很多，不懂有时也没有关系，纳闷有时很有趣了。小时，自然与人事，对于我影响最深的，一是外家，一是这位婶母家，外家如是以其富有，婶母家是以其贫了，她的贫使得我富有。在现在想来，外家的印象已渐淡漠，婶母家的印象新鲜如故，此真不知是何故。大约这块地方现在无可考，只有一片沙砾，所以在我的记忆里格外新鲜。婶母的茅草屋临在城外的小河之上，门口是“便民”之路，这所谓“路”当然包含了桥，因为有河而可行，非有桥而何？这个桥是木桥，春夏间发山洪时常常冲倒了，于是行人涉水而过。农人进城舍不得花渡钱，则“深则厉，浅则揭”。到了秋冬以至春三月，则河里本来没有水，只是沙滩，桥徒有意了，大家都是走自由之路，即是走沙滩。县城共有六门，以小南门出进的人最多，婶母家形式虽孤单，其精神则最热闹，无论就这个地方说，无论就婶母的性格说，任何人走到这里都热闹了。我现在喜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一章书，每每是回忆故乡小南门外的情景。那里常常有“窈窕淑女”，那里常常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我还喜欢这一篇诗：

    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

    有弥济盈，有哮雉鸣，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

    雍雍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印否。人涉印否，印须我友。

    我读这篇诗，感得热闹极了，也便是记起小时故乡小南门外的情景。深则厉浅则揭已说过。有时车子渡河，或是货车，或是女子回娘家坐的车，没有桥，水里过，我们小孩子在岸上看，唯恐把它濡了，又唯恐不把它濡了，因为小孩子总是淘气。把女子扎车的彩被濡了那更可惜了。沙岸上车子的辙迹印得很深也很有趣。冬天里看人家“报日”（报日者，请期纳米，通俗以鸡和鹅代替古礼之雁者也），看人家抬花轿，都在这沙滩上，因为这时河里没有水。至于“招招舟子，人涉卬否”，我们小孩子则不觉得，这大约是寂寞的心事，小孩子隔膜了。诗真是写得热闹，是写实。或者是我的主观亦未可知。

    再说婶母的性格，我认为她是神，不是人，这决不是我的主观，世间的人品实有伟大这一个形容词了。她贫无立锥之地，她的茅草屋不是她自己盖的，茅草屋也不能有历史，经不得风吹雨打，不是她的祖先遗给她的，我记得她的屋常给山洪冲倒了，于是来“邀会”，邀会者邀几个本族的人拿出资本来替婶母再盖一个茅草屋了。她年青孀居，有三个儿子，都养大成人了，但都是神秘人物，后来都无影无踪了，都在外面流亡死了。婶母替人洗衣，但不能说是以洗衣为职业，因为她不需要职业，她只是替人操劳，人家也给饭她吃罢了。那时城镇上也还没有洗衣的职业，要说有这个职业，“浣衣母”便是开山大师了。她每每替店铺里的学徒洗衣，学徒便像她的儿子一样了，他们当然也给报酬，但微乎其微，而浣衣母对于他们的抚爱则是母亲的伟大了。我家那时是大家庭，兄弟多人，谁都喜欢婶母，简直可以说我们兄弟谁都是婶母养大的，我们以为婶母最富，谁都喜欢吃婶母的饭了。实在她没有得吃时，祖父便吩咐送米给她，不是给她给我们吃，是给婶母的食粮，而婶母的食粮我们有份儿了。

    我们小孩子只知道白天，不知道夜晚，知道白天城门外的热闹，即婶母家的热闹，从不知道夜晚是婶母一个人在她的城外茅草屋里了，也不知道那里有灯光没有。黄昏时在那里也是热闹的，我们每每关城门的时候才进城回到自己家里去，舍不得进城，巴不得晚一点儿关城门。“河上柳”我记得是一个黄昏时候婶母的大儿子将一枝柳条插在土里的，难怪以后“终古垂杨有暮鸦”！即是说黄昏时柳条可爱。清早起来，旭日东升，城门外便已热闹了，乡下人早已进城卖柴了，冬日里我们跟着祖父到婶母门前晒太阳了。

    过年时，大哥因为字比谁都写得好，常替人写春联，我因为字写得不好则磨墨。我顶不耐磨墨，最羡慕挥毫，但也顶喜欢磨墨的时候到了，因为大哥写春联的时候到了。有一年大哥替婶母家写的是“东方朔日暖，柳下惠风和”，红纸是婶母的大儿子买的。新年初一我们清早起来赶快跑去拜婶母年，红日之下一看大哥写的红对子，十分欢喜，我仿佛懂得“东方朔日暖，柳下惠风和”的意味了。

    实在婶母的伟大无法形容的，穷可以形容她，神可以形容她，穷到这里真是神了。

    后来我们长大了，到武昌上学去了，暑假回家时听母亲同自己的婶母谈城外婶母的闲话，说：“有人说她的闲话！”闲话是：有一后生，利用婶母的茅草屋开茶铺，这后生同婶母“相好”。我听了这话愈觉得婶母是神，她神圣不可侵犯。

    五祖寺

    现在我住的地方离五祖寺不过五里路，在我来到这里的第二天我已经约了两位朋友到五祖寺游玩过了。大人们做事真容易，高兴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我说这话是同情于一个小孩子，便是我自己做小孩子的时候。真的，我以一个大人来游五祖寺，大约有三次，每回在我一步登高之际，不觉而回首望远，总很有一个骄傲，仿佛是自主做事的快乐，小孩子所欣羡不来的了。这个快乐的情形，在我做教师的时候也相似感到，比如有时告假便告假，只要自己开口说一句话，记得做小学生的时候总觉得告假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总之我以一个大人总常常同情于小孩子，尤其是我自己做小孩子的时候，——因之也常常觉得成人的不幸，凡事应该知道临深履薄的戒惧了，自己做主是很不容易的。因之我又常常羡慕我自己做小孩时的心境，那真是可以赞美的，在一般的世界里，自己那么的繁荣自己那么的廉贞了。五祖寺是我小时候所想去的地方，在大人从四祖，五祖带了喇叭，木鱼给我们的时候，幼稚的心灵，四祖寺，五祖寺真是心向往之，五祖寺又更是那么的有名，天气晴朗站在城上可以望得见那个庙那个山了。从县城到五祖山脚下有二十五里，从山脚下到庙里有五里。这么远的距离，那时我，一个小孩子，自己知道到五祖寺去玩是不可能的了。然而有一回做梦一般的真个走到五祖寺的山脚下来了，大人们带我到五祖寺来进香，而五祖寺在我竟是过门不入。这个，也不使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不带我到山上去呢？也不觉得怅惘。只是我一个小孩子在一天门的茶铺里等候着，尚被系坐在车子上未解放下来，心里确是有点孤寂了。最后望见外祖母、母亲、姊姊从那个山路上下来了，又回到我们这个茶铺所在的人间街上来了（我真仿佛她们好容易是从天上下来），甚是喜悦。我，一个小孩子，似乎记得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到现在那件过门不入的事情，似乎还是没有话可说，即是说没有质问大人们为什么不带我上山去的意思，过门不入也是一个圆满，其圆满真仿佛是一个人间的圆满，就在这里为止也一点没有缺欠。所以我先前说我在茶铺里坐在车上望着大人们从山上下来好像从天上下来，是一个实在的感觉。那时我满了六岁，已经上学了，所以寄放在一天门的缘故，大约是到五祖寺来进香小孩子们普遍的情形，因为山上的路车子不能上去，只好在山脚下茶铺里等着。或者是我个人特别的情形亦未可知，因为我记得那时我是大病初愈，还不能好好地走路，外祖母之来五祖寺进香乃是为我求福了，不能好好走路的小孩子便不能跟大人一路到山上去，故寄放在一天门。不论为什么缘故，其实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说明了，那时我一个小孩子便没有质问的意思，叫我在这里等着就在这里等着了。这个忍耐之德，是我的好处。最可赞美的，他忍耐着他不觉苦恼，忍耐又给了他许多涵养，因为我，一个小孩子，每每在这里自己游戏了，到长大之后也就在这里生了许多记忆。现在我总觉得到五祖寺进香是一个奇迹，仿佛昼与夜似的完全，一天门以上乃是我的夜之神秘了。这个夜真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记忆。后来我在济南千佛山游玩，走到一个小庙之前白墙上横写着“一天门”三个字，我很觉得新鲜，“一天门？”真的我这时乃看见“一天门”三个字这么个写法，儿时听惯了这个名字，没想到这个名字应该怎么写了。原来这里也有一天门，我以为一天门只在我们家乡五祖寺了。然而一天门总还在五祖寺，以后我总仿佛“一天门”三个字写在一个悬空的地方，这个地方便是我记忆里的一天门了。我记忆里的一天门其实什么也不记得，真仿佛是一个夜了。今年我自从来到亭前之后，打一天门经过了好几回，一天门的街道是个什么样子我曾留心看过，但这个一天门也还是与我那个一天门全不相干，我自己好笑了。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二天门。今年四月里，我在多云山一个亲戚家里住，一天约了几个人到五祖寺游玩，走进一天门，觉得不像，也就算了，但由一天门上山的那个路我仿佛记得是如此，因此我很喜欢的上着这个路，一直走到二天门，石径之间一个小白屋，上面写“二天门”，大约因为一天门没有写着一天门的缘故，故我，一个大人，对于这个二天门很表示着友爱了，见了这个数目字很感着有趣，仿佛是第一回明白一个“一”字又一个“二”字那么好玩。我记得小时读“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起初只是唱着和着罢了，有一天忽然觉着这里头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字，乃拾得一个很大的喜悦，不过那个喜悦甚是繁华，虽然只是喜欢那几个数目字，实在是仿佛喜欢一天的星、一春的花；这回喜欢“二天门”，乃是喜欢数目字而已，至多不过旧雨重逢的样子，没有另外的儿童世界了。后来我在二天门休息了不小的工夫，那里等于一个凉亭，半山之上，对于上山的人好像简单一把扇子那么可爱。

    那么儿时的五祖寺其实乃与五祖寺毫不相干，然而我喜欢写“五祖寺”这个题目。

    我喜欢这个题目的缘故，恐怕还因为五祖寺的归途。到现在我也总是记得五祖寺的归途，其实并没有记住什么，仿佛记得天气，记得路上有许多桥，记得沙子的路。一个小孩子，坐在车上，我记得他同大人们没有说话，他那么沉默着，喜欢过着木桥，这个木桥后来乃像一个影子的桥，它那么的没有缺点，永远在一个路上。稍大读《西厢记》，喜欢“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两句，也便是唤起了五祖寺归途的记忆，不过小孩子的“残照”乃是朝阳的憧憬罢了。因此那时也懂得读书的快乐。我真要写当时的情景其实写不出，我的这个好题目乃等于交一份白卷了。

    附记

    民国二十八年秋季我在黄梅县小学教国语，那时交通隔绝，没有教科书，深感教材困难，同时社会上还是《古文观止》有势力，我个人简直奈他不何。于是我想自己写些文章给小孩们看，总题目为《父亲做小孩子的时候》，这是我的诚意，也是我的战略，因为这些文章我是叫我自己的小孩子看的，你能禁止我不写白话文给我自己的小孩子看吗？孰知小学国语教师只做了一个学期，功课又太忙，写了一篇文章就没写了，而且我知道这篇文章是失败的，因为小学生看不懂。后来我在县初中教英语，有许多学生又另外从我学国文，这时旧的初中教科书渐渐发现了，我乃注意到中学教科书里头好些文章可以给学生读，比我自己来写要事半功倍得多，于是我这里借一种，那里借一种，差不多终日为他们找教科书选文章。我选文章时的心情，当得起大公无私，觉得自己的文章当初不该那样写，除了《桥》里头有数篇可取外，没有一篇敢保荐给自己的小孩子看，这不是自己的一个大失败吗？做了这么的一个文学家能不惶恐吗？而别人的文章确是有好的，我只可惜他们都太写少了，如今这些少数的文章应该是怎样的可贵啊，从我一个做教师与做父亲的眼光看来。现在我还想将《父亲做小孩子的时候》继续写下去，文章未必能如自己所理想的，我理想的是要小孩子喜欢读，容易读，内容则一定不差，有当作家训的意思。《五祖寺》这一篇是二十八年写的，希望以后写得好些，不要显得“庄严”相。

    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八日废名记于北平

    教训

    代大匠斫必伤其手

    当我已经是一个哲学家的时候——即是说连文学家都不是了，当然更不是小孩子，有一天读老子《道德经》，忽然回到小孩子的地位去了，完完全全地是一个守规矩的小孩子，在那里用了整个的心灵，听老子的一句教训。若就大人说，则这时很淘气，因为捧着书本子有点窃笑于那个小孩子了。总而言之，这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的教训每每是这样得来的。我也每每便这样教训人。

    是读了老子的这一句话：“夫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者矣。”

    小孩子的事情是这样：有一天我背着木匠试用他的一把快斧把我的指头伤了。

    我做小孩子确是很守规矩的，凡属大人们立的规矩，我没有犯过。有时有不好的行为，如打牌，如偷父亲的钱，那确乎不能怪我，因为关于这方面大人们没有给我们以教育，不注意小孩子的生活，结果我并不是犯规，简直是在那里驰骋我的幻想，有如东方朔偷桃了。然而我深知这是顶要不得的，对于生活有极坏的影响，希望做大人的注意小孩子的生活，小孩子格外地要守规矩了。我记得我从不逃学，我上学是第一个早。关于时间我不失信。我喜欢蹚河，但我记得我简直没有赤足下一次水，因为大人们不许我下到水里去。我那时看着会游泳的小孩子，在水里大显其身手，真有临渊羡鱼的寂寞了。我喜欢打锣，但没有打锣的机会，大约因为太小了，不能插到“打年锣”的伙里去，若十岁以上的小孩子打年锣便是打锣的一个最好的机会。说是太小，而又嫌稍大，如果同祖父手上抱着的小弟弟一样大，便可以由祖父抱到店里去，就在祖父的怀里伸手去敲锣玩，大人且逗着你敲锣玩。那时我家开布店，在一般的布店里，照例卖锣卖鼓，锣和鼓挂在柜台外店堂里了。我看着弟弟能敲锣玩，又是一阵羡慕。我深知在大人们日中为市的时候只有小弟弟的小手敲锣敲鼓最是调和，若我也去敲敲，便是一个可诧异的声响了。我们的私塾设在一个庙里，我看着庙里的钟与鼓总是寂寞，仿佛倾听那个声音，不但喜欢它沉默，简直喜欢它响一下才好。这个声响也要到时候，即是说要有人上庙来烧香便可以敲钟敲鼓，这时却是和尚的职事。有时和尚到外面有事去了，不在庙里了，进香的来了，我们的先生便命令一个孩子去代替和尚敲钟敲鼓，这每每又是年龄大的同学，没有我的份儿了，我真是寂寞。有的大年纪的同学，趁着先生外出、和尚也外出的时候（这个时候常有），把钟和鼓乱打起来，我却有点不屑乎的神气，很不喜欢这个声音，仿佛响得没有意思了，简直可恶。在旧历七月半，凡属小康人家请了道士来“放施”（相当于和尚的焰口），我便顶喜欢，今天就在我家里大打锣而特打锣，大打鼓而特打鼓了，然而不是我自己动手，又是寂寞。有时趁着道士尚未开坛，或者放施已了正在休息吃茶的时候，我想我把他的鼓敲一下响吧，——其实这也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博得道士说一声“淘气！”罢了，我却不如此做，只是心里总有一个一鸣惊人的技痒罢了。所以说起我守规矩，我确是守规矩得可以。

    有一次，便是我代大匠斫的这一次，应是不守规矩了。推算起来，那时我有七岁，我家建筑新房子，是民国纪元前四年的事，我是纪元前十一年生的，因为建筑新房子所以有许多石木工人做工，我顶喜欢木匠的大斧，喜欢它白的锋刃，别的东西我喜欢小的，这个东西我喜欢它大了，小的东西每每自己也想有一件，这把大斧则认为决不是我所有之物，不过很想试试它的锐利。在木匠到那边去吃饭的时候，工作场没有一个人，只有我小小一个人了，我乃慢慢地静静地拿起大匠的斧来，仿佛我要来做一件大事了，正正经经的，孰知拿了一块小木头放在斧下一试，我自己的手痛了，伤了，流血了。再看，伤得不厉害，我乃口呿而不合，舌举而不下，且惊且喜，简直忘记痛了。惊无须说得，喜者喜我的指头安全无恙，拿去请姐姐包裹一下就得了，我依然可以同世人见面了。若我因此而竟砍了指头，我将怎么出这个大匠之门呢？即是怕去同人见面。我当时如是想。我这件事除了姐姐没有别人知道了。姐姐后来恐怕忘记了吧，我自己一直记着，直到读了老子的书又是且惊且喜，口呿而不合，舌举而不下，不过这时深深地感得守规矩的趣味，想来教训人，守规矩并不是没出息的孩子的功课。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孔子命小孩子学诗，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还要加一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没有这个“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上面的兴观群怨事父事君没有什么意义；没有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则“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也少了好些意义了，虽然还不害其为专家。在另一处孔子又有犹贤博弈之义，孔子何其懂得教育。他不喜欢那些过着没有趣味生活的小子。

    我个人做小孩时的生活是很有趣味的，因为良辰美景独往独来耳闻目见而且还“默而识之”的经验，乃懂得陶渊明“怀良辰以孤往”这句话真是写得有怀抱。即是说“自然”是我做小孩时的好学校也。恰巧是合乎诗人生活的缘故，乃不合乎科学家，换一句话说，我好读书而不求甚解，对于鸟兽草木都是忘年交，每每没有问他们的姓名了。到了长大离乡别井，偶然记起老朋友，则无以称呼之，因此十分寂寞。因此我读了孔子的话，“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我佩服孔子是一位好教师了。倘若我当时有先生教给我，这是什么鸟，这是什么花，那么艺术与科学合而为一了，说起来心向往之。

    故乡鸟兽都是常见的，倒没有不知名之士，好比我喜欢野鸡，也知道它就是“山梁雌雉”的那个雉，所以读“山梁雌雉子路拱之”时，先生虽没有讲给我听，我自己仿佛懂得“子路拱之”，很是高兴，自己坐在那里跃跃欲试了。我喜欢水田白鹭，也知道它的名字。喜欢满身有刺的猬，偶然看见别的朋友捉得一个，拿了绳子系着，羡慕已极，我害怕螳螂，在我一个人走路时，有时碰着它，它追逐我，故乡虽不是用“螳螂”这个名字，有它的土名，很容易称呼它，遇见它就说遇见它了。现在我觉得庄子会写文章，他对于螳螂的描写甚妙，因为我从小就看惯了它的怒容了。在五祖山中看见松鼠，也是很喜欢的，故乡也有它的土名，不过结识松鼠时我自己已是高小学生，同了百十个同学一路旅行去的，它已不算是我个人的朋友了。再说鱼，却是每每不知道它的名字，只是回来向大人说今天我在河里看见一尾好鱼而已。后来做大学生读庄子，又是庄子！见其说“俺鱼出游从容”，心想他的鱼就是我的鱼吧，仿佛无从对证，寂寞而已。实在的，是庄子告诉我这个鱼的名字。

    在草木方面，我有许多不知名，都是同我顶要好的。好比薜荔，在城墙上挂着、在老树上挂着，我喜欢它的叶子、我喜欢它的果实，我仿佛它是树上的莲花，——这个印象决不是因为“木莲”这个名字引起来的，我只觉得它是以空为水、以静穆为颜色罢了，它又以它的果实来逗引我，叫我拿它来抛着玩好了。若有人问我顶喜欢什么果，我就顶喜欢薜荔的果了，它不能给人吃，却是给了我一个好形状。即是说给了我一个好游戏。它的名字叫作薜荔，一名木莲，一直到大学毕业以后才努力追求出来的，说起来未免见笑大方。还有毂树，我知道它的名字，是我努力从博学多能躬行君子现在狱中的知堂老人那里打听出来的，我小时只看见它长在桥头河岸上，我望着那红红的果子，真是“其室则迩，其人则远”，可望而不可即了，因为我想把它摘下来。在故乡那时很少有果木的，不比现在到处有橘园，有桃园，有梨园，这是一个很好的进步，我做小孩子除了很少很少的橘与橙而外不见果树了。或者因为如此，我喜欢那毂树上的几颗红果。不过这个理由是我勉强这么说，我不懂得我为什么喜欢它罢了，从现在看来它是没有什么可喜欢的。这个令我惆怅。再说，我最喜欢芭茅，说我喜欢芭茅胜于世上一切的东西是可以的。我为什么这样喜欢它呢？这个理由大约很明白。我喜欢它的果实好玩罢了，像神仙手上拿的拂子。这个神仙是乡间戏台上看的榜样。它又像马尾，我是怎样喜欢马，喜欢马尾啊，正如庾信说的，“一马之奔，无一毛而不动”，我喜欢它是静物，我又喜欢它是奔放似的。我当时不知它是芭茅的果实，只以芭茅来代表它，后来在中学里听植物学教师讲蒲公英，拿了蒲公英果实给我们看，说这些果实乘风飞扬，我乃推知我喜欢芭茅是喜欢芭茅的果实了，在此以前我总想说它是花。故乡到处是芭茅做篱笆，我心里喜欢的芭茅的“花”便是在蓝天之下排列成一种阵容，我想去摘它一枝表示世间一个大欢喜，因了我守规矩的缘故，我记得我没有摘过一枝芭茅。只是最近战时在故乡做小学教师才摘芭茅给学生做标本。

    （原载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八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

    树与柴火

    我家有两个小孩子，他们都喜欢捡柴。每当大风天，他们两个，一个姊姊，一个弟弟，真是像火一般的喜悦，要母亲拿篮子给他们到外面树林里去拾枯枝。一会儿都是满篮的柴回来了，这时乃是成绩报告的喜悦，指着自己的篮子问母亲道：“母亲，我捡得多不多？”

    如果问我：“小孩子顶喜欢做什么事情？”据我观察之所得，我便答道：“小孩子顶喜欢捡柴。”我这样说时，我是十分的满足，因为我真道出我家小孩子的欢喜，没有附会和曲解的地方。天下的答案谁能像我的正确呢！

    我做小孩子时也喜欢捡柴。我记得我那时喜欢看女子们在树林里扫落叶拿回去做柴烧。我觉得春天没有冬日的树林那么的繁华，我仿佛一枚一枚的叶子都是一个一个的生命了。冬日的落叶，乃是生之跳舞。在春天里，我固然喜欢看树叶子，但在冬天里我才真是树叶子的情人似的。我又喜欢看乡下人在日落之时挑了一担松毛回家。松毛者，松叶之落地而枯黄者也，弄柴人早出晚归，大力者举一担松毛而肩之，庞大如两只巨兽，旁观者我之喜悦，真应该说此时落日不是落日而是朝阳了。为什么这样喜悦？现在我有时在路上遇见挑松毛的人，很觉得奇异，这有什么可喜悦的？人生之不相了解一至如此。

    然而我看见我的女孩子喜欢跟着乡下的女伴一路去采松毛，我便总怀着一个招待客人的心情，伺候她出门，望着她归家了。

    现在我想，人类有记忆，记忆之美，应莫如柴火。春华秋实都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看着火，应该是看春花，看夏叶，昨夜星辰，今朝露水，都是火之生平了。终于又是虚空，因为火烧了则无有也。庄周则曰：“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打锣的故事

    我做大学生的时候，读了俄国梭罗古勃有名的短篇小说《捉迷藏》，很是喜悦，心想我也来写一篇《打锣的故事》吧。打锣的故事如果写起了，应该放在《竹林的故事》之后，《桥》之前。然而笔记本上有“打锣的故事”这个题目，没有文章。我一向是这样，记下来的题目是真多，写出来的文章却是很少了。我的《打锣的故事》与梭罗古勃的《捉迷藏》有什么连带的关系呢？那可以说是寂寞的共鸣，简直是憧憬于一个“死”的寂寞，也就是生之美丽了。到现在我还留着那篇《捉迷藏》的印象，虽然故事的内容忘记殆尽。我记得那是一个母亲同自己的小孩子捉迷藏的故事。奇怪，做小孩子的都喜欢捉迷藏这个游戏，这里头不知有着什么意义否？梭罗古勃的捉迷藏则明明是有意义是不待说的。一个小孩子总要母亲同他捉迷藏，母亲便同一般的母亲逗自己的小孩子游戏一样，便总是同他捉迷藏。后来孩子病了，他还是要母亲同他捉迷藏，母亲便同他捉迷藏。他病已不可救了，他在死之前，还是要母亲同他捉迷藏，然而母亲对着这没有希望的自己的孩子可伤心了，掩面而泣，而孩子以为母亲是同他捉迷藏捉迷藏！就在母亲掩面而泣的当儿孩子死了。所以他的死实在是一个游戏，美丽而悲哀。我当时读了把我的《打锣的故事》的空气渲染成功，就只差了没有写下来，故事是一定不差的。

    我做小孩子喜欢打锣，在监狱一般的私塾里也总还有他的儿童的光线。我记得读《上论》读到“乡人傩”三个字，喜得不得了，以为孔子圣人也在那里看打锣了，大约以为“傩”就是“锣”，而我们乡人却总是打锣，无论有什么举动都敲起那一面锣来，等于办公看手表，上课听打钟。何况“傩”，敝乡人叫“放猖”，本来是以打锣为唯一的场面，到了锣声一停止，一切都酒阑人散了，寂寞了。好像记得那先生曾把“乡人傩”三个字讲给我听了，乡人傩就是我们乡下放猖。所以我的想象里一时便热闹得不得了，打锣了，放猖了。我所喜欢的，便是单打这圆圆的一面锣，一般叫“大锣”。一般说“打锣”也便是指单打这一面大锣说。打这一面大锣，直截了当，简单圆满，没有一点隔阂的地方，要打便打，一看便看见，一听也便听见，你给我我给你好了，世间还用得着费唇舌吗？要言语吗？有什么说不出的意思呢？难怪小孩子喜欢。我却总是退一步，看大人们互相授受，你给我我给你，仿佛不能给我小孩子了，我小孩子只能做旁观者了。真的，我这时的寂寞，应等于大人不能进天国。外家住在河边，夏天发山洪时，河坝有破裂之虞，便打起锣来，意思是叫大家都来抢救。这时能有我的份儿吗？当然没有。然而我偷偷地看打锣，锣声响彻天地，水之大，人之勇，我则寂静。我的欢喜从来没有向人说。“化笼”时，则是火光与金声。富贵人家，父母之丧，家中请了和尚或道士做法事，法事的最后一场便是化笼，即将阳世间为阴世间备的金银财宝装在纸笼子里一举焚之。这个场合甚大，时间总在夜里，当其火光照耀天空时，一面大锣便大大地响起来，号召鬼众都来认领。而我每每在这时看见每个人的面孔，即是火边看热闹人的面孔，都是熟人，我一面欢喜一面有点奇怪，何以大家都看得见呢？我仿佛夜里不能看见了。连忙知道是在火光之下了。这个热闹，难得几回有，有则总不忘记了。在农村里，家家都是养猪的，猪养得愈大愈显得家事兴旺，若在城里住家，养猪则是家贫，本来没有什么可给猪吃的，每每是自己节食给猪吃，小孩子虽不知道这些，但对于城里养猪的人家我总替他寂寞。城里养猪，猪又总容易失了，失了猪便拿了一面锣沿街敲，沿城敲，俾拾得者知道物主是谁。这等于亡羊补牢而已，未必有何益处。我不知道这些，跟在敲锣者后面跑，觉得这是再新鲜不过的事、可喜悦的事。有时养猪失猪者是孤儿寡妇之流，便由其小孩子去敲锣，这个小孩子每每是我的朋友，我乃同他一路上城（街上我则不敢同他去，给大人看见了要责备的），东南西北城，我们都走遍了，一面谈话，一面打锣，我却好容易设法将这锣移在我的手上打了一阵，对于朋友感激不尽。出殡时也总是打这一面锣的，这一面锣总在棺前行，故俗称出殡为“铛！瞥！”笑老而不死者便问，“你几时‘铛瞥’呢？”“铛”便指锣声，“瞥”则是随着锣声而要放一枚爆竹，这个爆竹之声微弱得可怜。无论贫富，都有此“铛瞥”，即是说这个仪式绝不可少，是基本单位，再多则花样翻新，悉听尊便，只要你有钱。而我只同这“铛瞥”之声甚是亲切，无论谁家出殡，经过我家门前，我必出门而目送之，因为他必能让我知道，必有那一声锣响叫我出来也。有一回邻近有一个挑水的老头儿死了，他没有亲人，他出城时，是我打锣，这算是我小孩子好事的成功，其得意可知。我记得我这时小学已快毕业了，算是大孩子了。

    说来说去，我的《打锣的故事》原是要描写一个小孩子的死，死的寂寞。因为我是一个爱打锣的孩子，而小孩子死独不打锣了，一切仪式到此都无有了，故我对于一个死的小孩子，在一个不讲究的匣子似的棺材里将他提携到野外坟地里去，甚是寂寞。我，一个小孩子，有多次看着死的小孩子埋在土里的经验。我是喜欢看陈死人的坟的，春草年年绿，仿佛是清新庾开府的诗了，而小孩子的坟何以只是一堆土呢？像垃圾堆似的。而且我喜欢的声音呢？“倘若我死了，独不要我打锣吗？”那时我真个这样想。所以后来读了梭罗古勃的《捉迷藏》，喜其将小孩子的死写得美丽。

    （原载一九四七年二月二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

    放猖

    故乡到处有五猖庙，其规模比土地庙还要小得多，土地庙好比是一乘轿子，与之比例则五猖庙等于一个火柴匣子而已。猖神一共有五个，大约都是士兵阶级，在春秋佳日，常把它们放出去“猖”一下，所以驱疫也。“猖”的意思就是各处乱跑一阵，故做母亲的见了自己的儿子应归家时未归家，归家了乃责备他道：“你在哪里‘猖’了回来呢？”猖神例以壮丁扮之，都是自愿的，不但自愿而已，还要拿出诚敬来“许愿”，愿做三年猖兵，即接连要扮三年。有时又由小孩子扮之，这便等于额外兵，是父母替他许愿，当了猖兵便可以没有灾难，身体健康。我当时非常之羡慕这种小猖兵，心想我家大人何以不让我也来做一个呢？猖兵赤膊，着黄布背心，这算是制服，公备的。另外谁做猖谁自己得去借一件女裤穿着，而且必须是红的。我当时跟着已报名而尚未入伍的猖兵沿家逐户借裤。因为是红裤，故必借之于青年女子，我略略知道他和她在那里说笑话了，近于讲爱情了，不避我小孩子。装束好了以后，即是黄背心，红裤，扎裹腿，草鞋，然后再来“打脸”。打脸即是画花脸，这是我最感兴趣的，看着他们打脸，羡慕已极，其中有小猖兵，更觉得天下只有他们有地位了，可以自豪了，像我这天生的，本来如此的脸面，算什么呢？打脸之后，再来“练猖”，即由道士率领着在神前（在乡各村，在城各门，各有其所祀之神，不一其名）画符念咒，然后便是猖神了，他们再没有人间的自由，即是不准他们说话，一说话便要肚子痛的。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人间的自由本来莫过于说话，而现在不准他们说话，没有比这个更显得他们已经是神了。他们不说话，他们已经同我们隔得很远，他们显得是神，我们是人是小孩子，我们可以淘气，可以嬉笑着逗他们，逗得他们说话，而一看他们是花脸，这其间便无可奈何似的，我们只有退避三舍了，我们简直已经不认得他们了。何况他们这时手上已经拿着叉，拿着叉当啷当啷地响，真是天兵天将模样了。说到叉，是我小时最喜欢的武器，叉上串有几个铁轮，拿着把柄一上一下啷当着。那个声音把小孩子的什么话都说出了，便是小孩子的欢喜。我最不会做手工，我记得我曾做过叉，以吃饭的筷子做把柄，其不讲究可知，然而是我的创作了。我的叉的铁轮是在城里一个高坡上（我家住在城里）拾得的洋铁屑片剪成的。在练猖一幕之后，才是名副其实的放猖，即由一个凡人（同我一样别无打扮，又可以自由说话，故我认他是凡人）拿了一面大锣敲着，在前面率领着，拼命地跑着，沿家逐户地跑着，每家都得升堂入室，被爆竹欢迎着，跑进去，又跑出来，不大的工夫在乡一村在城一门家家跑遍了。我则跟在后面喝彩。其实是心里羡慕，这时是羡慕天地间唯一的自由似的。羡慕他们跑，羡慕他们的花脸，羡慕他们的叉响。不觉之间仿佛又替他们寂寞——他们不说话！其实我何尝说一句话呢？然而我的世界热闹极了，放猖的时间总在午后，到了夜间则是“游猖”，这时不是跑，是抬出神来，由五猖护着，沿村或沿街巡视一遍，灯烛辉煌，打锣打鼓还要吹喇叭，我的心却寂寞之至，正如过年到了元夜的寂寞，因为游猖接着就是“收猖”了，今年的已经完了。

    到了第二天，遇见昨日的猖兵时，我每每把他从头至脚打量一番，仿佛一朵花已经谢了，他的奇迹都到哪里去了呢？尤其是看着他说话，他说话的语言太是贫穷了，远不如不说话。

    一九四七年

    立志

    我从前写了一些小说，最初写的集成为《竹林的故事》，自己后来简直不再看它，是可以见小说之如何写得不好了。它原是我当学生时的试作，写得不好是当然的。不但自己“试作”如此，即是说写得不好，我看一些作家的杰作也是写得不好的，是可以见写文章之难了。而古人的文章（包括诗在内）每每有到现在（这是说我现在的标准甚高）令我不厌读的，是可见古人如何写得好了。本来人生短而艺术长，文章是应该写，令它在人生当中不朽，古人能令我们现在人喜欢，我们现在人也应该令后来人喜欢，无奈现代的排印容易出版，而出版可以卖钱又更要出版，结果作家忘记自己的幼稚（这是说你的年龄幼稚！），也忘记出版的意义（古人出版不是卖钱的而是自己花钱刻的是为得不朽的），大家都是著作家了。我自己也是现代的著作家之一，我却是惭愧于我自己的著作了。我是责己重而待人轻的人，我决没有要别人惭愧的意思，我倒是爱惜任何人的任何作品，只是自己不大有工夫去看它吧了。这是我的实在心情，不大有工夫看今人的著作。说老实话，我不急急乎要看的著作，则此著作必速朽矣，古人谓之灾梨祸枣。那么我本着立己立人的意思，还是劝人不要急急乎做著作家。

    我有一个侄子，他常写文章，从前本来是我教他作文的，那是学生作文功课，是另一件事，现在他写文章是想“印出来”了，想做作家了，我虽然十分同情于他，因为我从前做学生时正是如此，但我心里甚不赞成他做文章，赞成他学孔夫子“志于学”。这话我同他谈过，把我自己对于从前的惭愧告诉他了，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还是喜欢写文章。做大人的总是拿自己的经验教孩子，而孩子总喜欢他的一套，故陶渊明亦曰“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了。我敢说一句绝对不错的话，少年人贪写文章，是不立志。原因是落在习气之中。

    （《华北日报·文学》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第八期，署名废名）

    谈用典故

    作文用典故本来同用比喻一样，有他的心理学上的根据，任何国的文学皆然。在外国文学里头用典故这件事简直不成问题，只看典故用得好不好，正如同比喻用得好不好。他们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里头，典故不常用，正如同比喻不常用，若用之则是有必要，这时文章的意思格外显豁，感人的效果格外大。中国的事情每不可以常理论，他没有文章而有典故！于是典故确乎应该在排斥之列。我说中国是因为没有文章而有典故，这话一点也不错，只看中国的文章里头没有比喻便可以知道。若用比喻则非有意思不可了，有意思才叫作文章。只看周秦的文章连篇累牍用的是比喻，而后来的文章则只有典故，中国确乎是从周秦以后没有文章了。有典故没有文章，这样的文学不应该排斥吗？那么照意义说起来，我们反对典故，并不是反对典故本身，乃是反对没有意思的典故罢了。因为反对典故的缘故，我曾赞美宋儒的文章，我读朱子《四书集注》，文章都很能达意，在他许多文字里头只有两个典故，即“枉尺直寻”与“胶柱鼓瑟”，实在这也不能算是典故，只是成语罢了。其解释“欲罢不能”云：“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饱。”这样有力量的文章要什么典故呢？二程子称大程子“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这是多么能达意的文章，何暇用典故？这样的文章，应该算是理想的“古文”。即是韩愈所提倡的古文的古文。那么我平常反对古文也只是反对它没有意思罢了。

    我今天的本意是作典故赞的，开头却说了上面一段话，无非是表示我很公平，我说话向来没有偏见。那么我来赞典故乃是典故真可赞了。

    中国的坏文章，没有文章只有典故。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好文章，要有典故才有文章！这真是一件奇事。我所赞美的，便是这种要有典故才有文章的文章了。那么倘若没有典故岂不就没有文章了吗？是不然。是必有文章的，因此也必有典故，正如外国文章里必有风景，必有故事。换一句话说，中国的诗人是以典故为风景，以典故当故事了。中国文学里没有史诗，没有悲剧，也不大有小说，所有的只是外国文学里最后才发达的“散文”。于是中国的散文包括了一切，中国的诗也是散文。最显明的征象便是中国的文章里（包括诗）没有故事。没有故事故无须结构，它的起头同它的收尾是一样，它是世界上最自由的文章了，这正同中国的哲学一样，它是不需要方法的，一句话便是哲学。所以在中国文章里，有开门见山的话，其妙处全在典故。下面是庾信《谢滕王赉马启》的全文：

    某启：奉教垂赉乌骝马一匹。柳谷未开。翻逢紫燕；陵源犹远，忽见桃花。流电争光，浮云连影。张敞画眉之暇，直走章台；王济饮酒之欢，长驱金埒。谨启。

    第一句等于题目。接着便是无头无尾的文章，同时也是完完全全的文章，不多不少的文章。所用的全是马的典故，而作者的想象随着奔流出来了。柳谷句，张掖之柳谷，有石自开，其文有马；紫燕是马名。桃花是马名。接着两句，“流电”“浮云”俱是马名，“争光”与“连影”则是想象，写马跑得快。争光犹可及，连影则非真有境界不可，仿佛马在太阳地下跑，自己的影子一个连着一个了，跟着跑了。那么争光亦不可及，作者的笔下实有马的光彩了。我并不是附会其说，只看作者另外有这样一句文章，“一马之奔，无一毛而不动”，他的句子确不是死文章了。画眉之暇，走马章台；饮酒之欢，长驱金埒。可不做解释。读者试看，这样一篇文章不是行云流水吗？不胜过我们现在一篇短篇小说吗？它没有结构而驰骋想象，所用典故，全是风景。他写马，而马的世界甚广，可谓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时间与空间在这里都不成问题，连桃花源也做了马的背景了。在任何国的文学里没有这样的文章的。我们不能说他离开故事没有文章，他是有文章自然有故事了。莎士比亚在他的剧本里写一个公爵给国王流放出去，舞台上自白道：

    Now no way can I stray；Save back to England，all the world’s my way.

    这样的文章写得多容易。真是同庾信的文章一样容易！这样写“流放”是伟大的文章，借故事表现着作者的境界。中国的诗人则是借典故表现境界了。我这话也决不是附会，有时也有等于借故事表现境界的，也正是庾信的文章，如皇帝赐给他东西谢皇帝而这样写一个“谢”字：“直以物受其生，于天不谢。”这完全是英国莎士比亚的写法了。不过这是偶然的，中国文章本来不以表现情节见长，而诗人伟大的怀抱却是可以以同样尺度去度量的了。我顶喜欢庾信这两句写景的文章：“龟言此地之寒，鹤讶今年之雪。”大约没有典故他不会写这样的美景，典故是为诗人天造地设的了。“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非夏日而可畏，异秋天而可悲”，都是以典故为辞藻，于辞藻见性情。是的，中国有一派诗人，辞藻是他的山川日月了。庾信的《象戏赋》有这样两句话，“昭日月之光景，乘风云之性灵”，正是他自己的文章。我最佩服这种文章，因为我自己的文章恰短于此，故我佩服他。我大约同陶渊明杜甫是属于白描一派。人说“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却是懂得别人的好。说至此，我常常觉得我的幸运，我是于今人而见古人的。亡友秋心君是白话文学里头的庾信，只可惜死得太早了，我看他写文章总是乱写，并不加思索，我想庾信写文章也一定如此。他们用典故并不是抄书的，他们写文章比我们快得多。有一回我同秋心两人在东安市场订做皮鞋，一人一双，那时我住在西山，后来鞋子他替我取来了，写信告诉我：“鞋子已拿来，专等足下来穿到足上去。”他写文章有趣，他的有趣便在于快。庾信的《枯树赋》有这两句：“秦则大夫受职，汉则将军坐焉。”我想他的将军坐焉同秋心的足下足上是一样写得好玩的，此他的文章所以生动之故。

    我今天写这个题目，本来预备了好些“典故”，但写至此已觉得可以成一短文，其余的只好暂不写，否则文章恐怕长了。然而这样又不能说典故之长于万一了。此绝非夸大之辞，实乃缩小之论。

    再谈用典故

    今天我再来谈用典故吧。

    上回我说庾信写文章写得非常之快，他用典故并不是翻书的，他是乱写，正同花一样乱开，萤火虫一样乱飞。而且我举出我的朋友秋心为证。我这话当然说得很切实，但反对者如反对我，“你究竟是乱说！人家的事情你怎么能知道呢？”那我只好学庄子的诡辩，子非我，安知我不能知道呢？话不要游戏，我还是引杜甫的话，“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是可以知道的。今天我再来说用典故比庾信稍为慢一点儿的，至少要慢五分钟。且听我慢慢道来。

    我第一想起陶渊明。陶渊明作诗是很正经的，绝没有乱写的句子，有一回用了一个太阳的典故，不说太阳而说“乌”，却是写得好玩的。这首诗题作《怨诗》，诗确是有点怨，然而因为这一只“乌”的缘故，我觉得陶公非常之可爱了，他思索得这一个典故时，他一定自己笑了，觉得好玩，于是诗的空气缓和好些了。诗是这样的，“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造夕思鸡鸣当然是真的光景，老年人冬夜睡不着，巴不得鸡鸣，天便亮了，而“及晨愿乌迁”决然是一句文章，意思是说清早的日子也难过，巴不得太阳走快一点，因为写实的“鸡鸣”而来一个典故的“乌迁”对着，其时陶公的想象里必然有一只乌，忘记太阳了。这是很难得的，在悲苦的空气里，也还是有幽默的呼吸，也便叫作“哀而不伤”。这样的用典故确是同庾信的用典故不同，乌是从作者的文思里飞出来的，不是自己飞出来的所以要来得慢，可以令我们读者看得出了。虽然慢，这只乌确是活的不是死的，仿佛“犹带昭阳日影来”了。总之陶渊明偶尔用典故不是死典故，我想谁都不能否认我的话。到了后来的李商隐完全弄这个把戏，他比庾信慢一点，比陶渊明又要快一点，介乎二者之间。庾信不自觉，李商隐自觉，庾信是“乘风云之性灵”，李商隐则是诗人的想象了。他写唐明皇杨贵妃“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六国驻马等于陶渊明的造夕思鸡，七夕牵牛则是及晨望乌了，是对出来的，是慢慢地想了一会儿的，是写得好玩的，虽是典故，而确是有牵牛的想象的。不知者每每说李诗纤巧，而陶渊明独不纤巧乎？不知诗人的想象便不能谈诗，谓陶句不纤巧者，是以乌迁为一死典故而已耳。

    “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这是李商隐写隋宫的，上句是以典故写景，真是写得美丽，下一句则来得非常之快，真写得苍凉。上句貌似庾信，下句是神似。多一个自觉，故说貌似。来得不由己，故曰神似。没有典故便没有腐草没有萤火，没有腐草没有萤火也没有垂杨没有暮鸦，那时世界上也没有诗人。

    杜甫的诗有感情有图画，是白描一派。无须乎用典故的。但杜甫有时也拿典故来写想象。他咏明妃诗句，“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便很见功夫见想象。紫台是汉宫名，“一去紫台连朔漠”意思是由汉宫出发到匈奴那里去，这么远的距离给他一句写了，妙处便在紫台，由紫台连得起朔漠，于是“一去紫台连朔漠”，仿佛是对对子，读之觉其自然，事实却很不自然，比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还要快过多少倍了，比我们现在坐飞机还要快。一句还不自然，接有“独留青冢向黄昏”句则文章是天生的，非常之自然。而事实杜甫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他费了很大的气力。妙处在青冢这个故事，相传明妃冢草独青，而这个美的故事只当作一个典故用，“向黄昏”是诗人的想象，是文生情，也正是情生文，于是这两句真是活的了，而是从典故的死灰里复燃的。换一句话说，没有典故便没有诗。其余如咏宋玉“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以及写他自己漂泊西南天地之间，“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俱是以典故写想象。“五溪衣服”句很费力，却能生动。五溪蛮的衣服是染色的，这是典故，我们在避难时也有此情景，同着当地土人遨游山水，尤其是过年过节看了他们男妇老幼穿着新衣服花花绿绿的，我们与之共天上的云眼前的山光水色了，热闹得很，故杜甫曰：“五溪衣服共云山。”有这一句则“三峡楼台淹日月”一点也不空，都是诗人的实景了。“云雨荒台岂梦思”这一句我最佩服，把朝云暮雨的梦真拿来写景，不愧是大诗人了，然而无论怎么说杜甫的典故是来得非常之慢的，较之庾信是小巫见大巫。

    作文叙事抒情有时有很难写的地方，每每借助于典故。这样的用典故最见作者思想的高下，高就高，低就低，一点也不能撒谎的。陶渊明《命子》诗有云：“厉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见其生，实欲其可。……”我很喜欢这个厉生子的典故。《庄子》，“厉之人，半夜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厉之人大概生得很寒伧，庄子的文章是幽默，陶公用来则真显出陶公的大雅与真情了。人谁不爱其子？谁不望自己的儿子好？但不能像陶公会说话了，因为陶公人品高。陶公在说他穷的时候也用了一个很好的典故。因为家贫没有酒喝他这样写：“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这个诗题是《九日闲居》，“寒华”句是说菊花，当然写得好，“尘爵”句更佳。典故出自《诗经》“瓶之罄矣，维罍之耻”。《诗经》这两句文章也真是有趣，然而不是陶渊明告诉我，我未曾注意了。总而言之家里没有酒罢了，瓶子里是空的。瓶子说：“这不能怪我，是它可耻，是它里头没有酒。”瓶子指着一个更大的盛酒的家伙说。所以酒真是没有了，这里也是空的，那里也是空的。陶公连米也没有大的东西盛，故曰“瓶无储粟”，何况酒。他大约是望着空杯子，杯子说：“不怪我，是酒瓶子里没有。”故诗曰“尘爵耻虚罍”。不懂得《诗经》，便不知陶诗之佳了。陶渊明真会读书。他说他好读书不求甚解，孰知他是神解。

    有时有一种伟大的意思而很难表现。用典故有时又很容易表现。这种例子是偶尔有之，有之于李商隐的诗里头，便是我常称赞的这两句：“我是梦中传彩笔，欲画花叶寄朝云。”这是写牡丹的诗，意思是说在黑夜里这些鲜花绿叶俱在，仿佛是诗人画的，寄给朝云，因为明天早晨太阳一出来便看见了。没有梦中五色笔的典故，这种意境实在无从下笔。“朝云”二字也来得非常之自然，而且具体。

    有时用典故简直不是取典故里的意义，只是取字面。如李商隐《华山题王母祠》绝句云：“莲花峰下锁雕梁，此去瑶池地共长。好为麻姑到东海，劝栽黄竹莫栽桑。”诗写得很快，很美丽，很有悲情，他不喜欢沧海变桑田这一件事，于是叫人家不要栽桑树好了。不栽桑栽什么呢？随便栽什么都可以，只要天地长不没！恰好穆天子有“黄竹”之诗，那么就栽你们的黄竹好了。是叫这个老太太（我假设是老太太，其实照陶渊明“王母怡妙颜”的话未必是老太太）对那个老太太说的话。其实黄竹是个地名，作者乱借字面而已。庾信也常借字面，但感情没有李诗的重。李的感情重而诗美，庾信生平最萧瑟。用典故却不宜感情重，感情重愈生动愈晦涩。

    我在上回的文章里说过，外国文学重故事，中国文学没有故事只有典故，一个表现方法是戏剧的，一个只是联想只是点缀。这是根本的区别，简直是东西文化的区别。中国文学里如有故事，则其故事性必不能表现得出，反不如其典故之生动了。因为有故事必有理想，有理想必要表演出来的，非用典故暗示所能行的。李商隐咏嫦娥有云：“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是作者的理想，跑到天上去是非常之寂寞的，而人间又不可以长生不老，而诗人天上的布景仍是海阔与天空，即咱们的地球，头上有青天，眼下有碧海，正同美人的镜子一样，当中有一个人儿了。中国没有戏剧，这个故事如编剧，一定很成功，当典故用真可惜了。李诗另有咏月绝句云：“过水穿楼触处明，藏人带树远含清……”这是说月亮里头有一女子而且有树，都藏在里头看不见了，而且光照一处明一处，只是藏了自己。这都是适宜于写故事，而作者是用典故，故晦涩了。总之典故好比是一面镜子，它只宜照出你来，你不宜去照它。

    （《民国日报·文艺》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第一一七期，署名废名）

    我怎样读《论语》

    我以前写了一篇《读〈论语〉》的小文，那时我还没有到三十岁，是刚刚登上孔子之堂，高兴作的，意义也确是很重要。民国二十四年，我懂得孟子的性善，于是跳出了现代唯物思想的樊笼，再来读《论语》，境界与写《读〈论语〉》时又大不同，从此年年有进益，到现在可以匡程朱之不逮，我真应该注《论语》了。今天我来谈谈我是怎样读《论语》的。

    我还是从以前写《读〈论语〉》时的经验说起。那时我立志做艺术家，喜欢法国弗禄倍尔以几十年的光阴写几部小说，我也要把我的生命贡献给艺术，在北平香山一个贫家里租了屋子住着，专心致志写一部小说，便是后来并未写完的《桥》。我记得有一天我忽然有所得，替我的书斋起了一个名字，叫作“常出屋斋”，自己很是喜悦。因为我总喜欢在外面走路，无论山上、无论泉边、无论僧伽蓝，都有我的足迹，合乎陶渊明的“怀良辰以孤往”，或是“良辰人奇怀”，不在家里伏案，而心里总是有所得了。而我的书斋也仿佛总有主人，因为那里有主人的“志”。那里静得很，案上有两部书，一是英国的《莎士比亚全集》，一是俄国的《契诃夫全集》英译本，都是我所喜欢读的。我觉得“常出屋斋”的斋名很有趣味，进城时并请沈尹默先生替我写了这四个字。后来我离开香山时，沈先生替我写的这四个字我忘记取下，仍然挂在那贫家的壁上，至今想起不免同情。我今天提起这件事，是与我读《论语》有关系。有一天我正在山上走路时，心里很有一种寂寞，同时又仿佛中国书上有一句话正是表现我这时的感情，油然记起孔子的“鸟兽不可与同群”的语句，于是我真是喜悦，只这一句话我感得孔子的伟大，同时我觉得中国没有第二个人能了解孔子这话的意义。不知是什么缘故我当时竟能那样的肯定。是的，到现在我可以这样说，除孔子而外，中国没有第二个人有孔子的朴质与伟大的心情了。庄周所谓“空谷足音”的感情尚是文学的，不是生活的已经是很难得，孔子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欤而谁欤”的话，则完全是生活的，同时也就是真理，令我感激欲泣，欢喜若狂。孔子这个人胸中没有一句话非吐出不可，他说话只是同我们走路一样自然要走路，开步便是在人生路上走路了，孔子说话也开口便是真理了，他看见长沮桀溺两个隐士，听了两人的话，便触动了他有话说，他觉得这些人未免狭隘了，不懂得道理了，你们在乡野之间住着难道不懂得与人为群的意思么？恐怕你们最容易有寂寞的感情吧？所以“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欤而谁欤？”是山林隐逸触起孔子说话。我今问诸君，这些隐逸不应该做孔子的学生么？先生不恰恰是教给他们一个道理么？百世之下乃令我，那时正是五四运动之后，狂者之流，识孔子为不足观的，崇拜西洋艺术家的，令我忽然懂得了，懂得了孔子的一句话，仿佛也便懂得了孔子的一切，我知道他是一个圣人了。我记得我这回进北平城内时，曾请友人冯至君买何晏《论语集解》送我。可见我那时是完全不懂得中国学问的，虽然已经喜欢孔子而还是痛恶程朱的，故读《论语》而决不读朱子的注本。这是很可笑的。

    民国二十四年，我懂得孟子的性善，乃是背道而驰而懂得的，因为我们都是现代人，现代人都是唯物思想，即是告子的“生之谓性”，换一句话说以食色为性，本能为性，很以孟子的性善之说为可笑的。一曰我懂得“性”，懂得我们一向所说的性不是性是习，性是至善，故孟子说性善，这时我大喜，不但救了我自己，我还要觉世！世人都把人看得太小了，不懂得人生的意义，以为人生是为遗传与环境所决定的，简直是“外铄我也”，换一句话说人不能胜天，而所谓天就是“自然”。现代人都在这个樊笼的人生观之中。同时现代人都容易有错处，有过也便不能再改，仿佛是命定了，无可如何的。当我觉得我自己的错处时，我很是难过，并不是以为自己不对，因为是“自然”有什么不对呢？西谚不说“过失就是人生”吗？但错总是错了，故难过。我苦闷甚久。因为写《桥》而又写了一部《莫须有先生传》，二十年《莫须有先生传》出版以后我便没有兴会写小说。我的苦闷正是我的“忧”。因为“忧”，我乃忽然懂得道理了，道理便是性善。人的一生便是表现性善的，我们本来没有决定的错误的，不贰过便是善，学问之道便是不贰过。“人不能胜天”，这个观念是错的，人就是天，天不是现代思想所谓“自然”，天反合乎俗情所谓“天理”，天理岂有恶的吗？恶乃是过与不及，过与不及正是要你用功，要你达到“中”了。中便是至善。人懂得至善时，便懂得天，所谓人能弘道。这个关系直是太大。现代人的思想正是告子的“生之谓性”，古代圣人是“天命之谓性”。天命之谓性，孟子便具体的说是性善。从此我觉得我可以没有错处了，我的快乐非言语所能形容。我仿佛想说一句话。再一想，这句话孔子已经说过，便是“朝闻道，夕死可矣”。我懂得孔子说这话是表示喜悦。这是我第二回读《论语》的经验。

    我生平常常有一种喜不自胜的感情，便是我亲自得见一位道德家，一位推己及人的君子，他真有识见，他从不欺人，我常常爱他爱小孩子的态度，他同小孩子说话都有礼！我把话这样说，是我有一种实感，因为我们同小孩子说话总可以随便一点了，说错了总不要紧了，而知堂先生——大家或者已经猜得着我所说的是知堂先生了，他同小孩子说话也总是有礼，这真是给了我好大的修养、好大的欢喜，比“尚不愧于屋漏”要有趣得多。他够得上一个“信”字，中国人所缺少的一个字。他够得上一个“仁”字，存心总是想于人有益处。晚年不但是个人主义的存心，而是国家民族主义的存心，正是一个“信”字的扩大充实，一个“仁”字的扩大充实。因为国家的命运不好，他寂寞地忠于自己的见地，故与群众相反，这是信。敌寇当前，他还想救人，还想替国家有所保存，这是仁。这个人现在在狱中，他是如何地“忍辱”（这是他生平所喜欢的菩萨六度之一），他向着国家的法律说话是如何的有礼。我说知堂先生是一位道德家，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意味无穷。但知堂先生是唯物论者，唯物论者的道德哲学是“义外”，至多也不过是陶渊明所说的“称心固为好”的意思。陶渊明恐怕还不及知堂先生是一位道德家，但“信”字是一样，又一样的是大雅君子。两人又都不能懂得孔子。此事令我觉得奇怪，不懂得道德标准来自本性，而自己偏是躬行君子，岂孔子所谓“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欤？于是我大喜，《论语》这章书我今天懂得了！“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我一向对于这章书不了解，朱注毫无意义，他说：“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尝妄作。盖亦谦辞。然亦可见其无所不知也。”孔子为什么拿自己与妄作者相提并论？如此“谦辞”，有何益处？孔子不如此立言也。是可见读书之难。我不是得见知堂先生这一位大人物，我不能懂得孔子的话了。我懂得了以后，再来反复读这章书，可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这个人有时说话真是坚决得很，同时也委婉得很，这章书他是坚决地说他“知”，而对于“不知而作之者”言外又大有赞美与叹息之意也。其曰“盖有”，盖是很难得，伯夷柳下惠或者正是这一类的人了。孔子之所谓“知”，便是德性之全体，孔子的学问这章书的这一个“知”字足以尽之了，朱子无所不知云云完全是赘辞了。总之孔子是下学而上达的话，连朱子都不懂，何况其余。朱子不懂是因为朱子没有这个千载难遇的经验，或者宋儒也没有这个广大的识见，虽然他们是真懂得孔子的。我首先说我常常有一种喜不自胜的感情，是说我生平与知堂先生亲近，关于做人的方面常常觉得学如不及，真有意义。及至悟得孔子“不知而作”的话，又真到了信仰的地位，孔子口中总是说“天”，他是确实知之为知之的。儒家本来是宗教，这个宗教又就是哲学，这个哲学不靠知识，重在德行。你要知“天”，知识怎么知呢？不靠德行去经验之吗？我讲《论语》讲到这里，有无上的喜悦，生平得以知堂先生大德为师了。

    抗战期间我在故乡黄梅做小学教师，做初级中学教师，卞之琳君有一回从四川写信问我怎么样，我觉得很难答复，总不能以做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回答朋友问我的意思，连忙想起《论语》“学而”一章，觉得有了，可以回答朋友了，于是我告诉他我在乡间的生活可以“学而”一章尽之，有时是“不亦说乎”，有时是“不亦乐乎”，有时是“不亦君子乎”。“有朋自远方来”的事实当然没有，但想着有朋自远方来应该是如何的快乐，便可见孔子的话如何是经验之谈了，便是“不亦乐乎”了。总之我在乡间八九年的生活是寂寞的辛苦的。我确实不觉得寂寞不觉得辛苦，总是快乐的时候多。有一年暑假，我在县中学住着教学生补习功课，校址是黄梅县南山寺，算是很深的山中了，而从百里外水乡来了一位小时的同学胡君，他现在已是四十以上的一位绅士了，他带了他的外甥同来，要我答应收留做学生。我当然答应了，而且很感激他，他这样远道而来。我哪里还辞辛苦。要说辛苦也确是辛苦的，学生人数在三十名左右，有补习小学功课的，有补习初中各年级功课的。友人之甥年龄过十五岁，却是失学的孩子，国语不识字不能造句，算术能做简单加减法，天资是下愚。慢慢地我教他算乘法，教他读九九歌诀，他读不熟。战时山中没有教本可买，学生之中也没有读九九歌诀的，只此友人之甥一人如此，故我拿了一张纸抄了一份九九歌诀教给他读。我一面抄，一面教时，便有点迁怒于朋友，他不该送这个学生来磨难我了。这个学生确是难教。我看他一眼，我觉得他倒是诚心要学算术的。连忙我觉得我不对，我有恼这个学生的意思，我不应该恼他。连忙我想起《论语》一章书：“子曰：有教无类。”我欢喜赞叹，我知道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了。这章书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我们不从生活是不能懂得圣人了。朱子对于这章书的了解是万不能及我了，因为他没有这个经验。朱注曰：“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这些话都是守着原则说的，也便是无话想出话来说，近于做题目，因为要注，便不得不注了，《论语》的生命无有矣。

    （《民国日报·文艺》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一三二期，署名废名）

    黄梅初级中学同学录序三篇

    民国二十八年秋，黄梅县小学在山里头恢复开学，我在停古乡金家寨第二小学做教师。二十九年春二小迁移，金家寨改为县初级中学院址，县初中又恢复开学，我乃为县中学英语教师。后来中学校址屡迁，我继续任教，直到三十四年春因校舍不能集中，管教困难，学生赌博，我觉得事无可为而辞职。我在中学里经过了三班学生毕业，在毕业的时候学生自办同学录，要我写序，最初两班我毫不推辞写了，到了三十三年冬季毕业的那一班我则不肯写，我说，“你们在校赌博，不听师长教训，我且要离职，决不写什么同学录序。”我拒绝再三，后来他们当中有一位同学说：“我们以前错了，现在我们确是知道错，请先生还认我们是学生。”我为此言所感动，连忙也就替他们写了。我于次年春离去县中学，得以有工夫写成拙著《阿赖耶识论》。现在我将这三篇同学录序放在这里发表，或者亦不无意义。三十五年十一月八日废名记于北平。

    一

    古今做先生的莫如孔子，做学生的莫如孔子的学生。我这话仿佛说得很可笑，孔夫子还要你鼓吹么？其实不然，我们不要把“孔门”看得高了，看得高便等于空中楼阁，不是真面目。这是世人不懂得孔子的缘故。我把孔子就当作我们学校里的先生一般，孔门弟子便是我们学校里的学生，一般的是师生生活，然后再来看这个先生怎么样，这个先生的学生怎么样，于是这里看见的是先生与学生的好模范，令人叹息不止。

    在上课的时候，学生有时栽瞌睡，有时又躲在寝室里睡午觉，孔夫子的学生亦如此，于是先生大责骂一顿，《论语》所载宰予昼寝，正是这件事情的记录，我以为很有意思，令我们想象那个寝室里是什么情形，那个学生午睡怎么被孔夫子查出了，结果记一次大过。子路不耻恶衣，自己穿一件旧袍子同穿皮袍的阔人站在一起，我自有我的价值，而彼于我何加焉，我有什么可羞耻的地方呢？先生见着这个好学生，引一句诗赞美一番：“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高兴极了，从此天天起来诵这一句诗：“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同我们乡里私塾学生背《诗经》一般，未免可笑，所以孔子叫他不要读，“你天天这么的读什么呢？百尺竿头你应该再进一步！”这些不正是我们师生之间普遍的情形么？先生对于学生该是怎样的留心。孔子的学生也真是好学。有一回，一个瞎子走进学校来了，先生搀着他，怕他摔跤，及阶说这是阶，及席说这是席，学生也都站起来了，又坐下去，这是谁，这是谁，一一介绍给他听。孔子对于瞎子向来是讲礼的，他在路上走路遇见无目之人总要恭恭敬敬地尽个礼，只可惜瞎子不认得而且不晓得（因为他是瞎子！）。这路上有一个人——我们现在称为圣人而在当时只是一个过路人，对他尽礼罢了。现在有瞎子来校参观，等到他出门之后，学生见老师那么殷勤招待他，问老师是不是道理应该如此。老师告诉他们道理应该如此。这是孔门好学。我喜欢读《论语》，觉得它是世界上一部最好的学校日记。我回故乡，在中学教书三年，光阴过得很快了，第七班同学将毕业，办同学录，要我写点文章做纪念。此事不提起则可，一提起在我却不免感慨系之。因为我平常总是觉得我们师生之间感情不够，切磋不够，这或者不是一个学校的情形如此，是今日一般学校的通病，我们何足以言分别呢？我常常想起《论语》一书，我爱孔夫子，爱孔夫子的学生，因为我是爱诸位同学的。我觉得对不起诸位同学，与诸位同学相处三年，无一事足以当得起“教育”二字，而我本有心教诲子弟的。姑以此文做别后相思之资。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于黄梅五祖寺之观音堂。

    二

    人总有一个留纪念的意思。所以庄周一派的旷达，总不能说是近人情。泰哥尔《飞鸟集》有一章云，“愿生者有那不朽的爱，死者有那不朽的名”，将此意说得最有情趣，令人觉得人生可敬可爱。中国人的生活总是那么的干燥无味，一般读书人的思想亦然，动不动以好名不好名来品评人，其实名是啥物事？好名又是啥物事？本着朴实的感情，好名怎么算得一件不好的事呢？生平或者身后留得好名声，不正同我们愿被人怀念着是一样的心事么？人生虽短，令名则长，大丈夫真是应该流芳百世。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孔子的话我相信同我是一般的老实，一般地说得人生之佳致哩。后来王阳明到底是三代以下的人物，思想便不免钻到牛角湾里面去了，将孔夫子的话要曲为之解，按他的意思圣人怎么说名誉呢？疾没世而名不称的“称”字应读若相称的“称”字，即是说恐怕死后自己的名誉太大了，实不足以当之。你看这是如何的煞风景。我平常看见游客们喜在名胜地方的墙壁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即如我们在五祖寺读书的时候有些同学在竹林里竹子上将自己的姓名与时日一起刻下，我觉得这未必是中国文士传统如此（传统自然也有关系），或者乃是人之常情。总之这些事没有受人嘲笑更没有受责备的理由，只要写得刻得有趣味便好了。既然是留名，自然更要讲公德，若是在不应该写字的地方却大写而特写一番，弄得不堪入目，那是怪我们做先生的平日少训导，我们确是有爱惜名誉之必要。

    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很少有保存纪念的习惯，因此常常使人有文献不足征之感。即如五祖是我们黄梅的和尚，我们关于五祖比外乡人多知道些什么呢？我们找不出一片古物出来可以帮助我们做一点考证。民间传说虽有些，只是传说而已，不足以为历史。这是如何可惜的事。历史的材料，每每在当时是无心之物而给有心人保存着，保存到后代便是无价之宝。我们中国人何以如此的没有历史癖呢？这样我们能爱国吗？爱乡吗？听说满清时代黄梅开办高等小学第一班毕业同学录有一位郑先生保存着有一份，而这位郑先生是以迂腐著名的。我以为郑先生有可佩服之处，既然有同学录，为什么不应该保存它呢？你不保存它，当初为什么要这个东西呢？不是你自己胡闹么？不要以为一本同学录无足轻重，天下事的价值都不在事的本身，在乎做这事的一点心，便是敬其事之心。若就保存史料说，又正是国民的一种责任，这个责任心也正在这里表现着。县中学第八班同学毕业，办同学录，叫我写一篇序，我谨序之如上。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六月一日于黄梅什村庙之南冯仕贵祖祠堂。

    三

    我今天借这个机会把我从前做中学生以前的事情检察一番，不知可供诸君的参考否。

    我做小孩子的时候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呢，是用功的学生还是不用功的学生呢？就一般的说法，我不能算是好孩子，也不能算是一个用功的学生。然而只有到现在我才能评判我自己，那个小孩子之所以不好，不能怪我。你说那个学生不用功，是你不知道怎样叫作用功。那时我家是一个大家庭，在乡间大家庭里头照例是栽培长子长孙的，若非长子长孙便看得淡漠，受教育也好，不受教育也好，听其自然。我便是一个被看得淡漠的孩子，平常上学不像哥哥诸事受优待，看见糖果想买，看见玩意儿想玩，大人总不给钱，衣服也不及哥哥穿得讲究，因此自己也缺乏自尊心，常与街市上一些小贩为友。受了他们的诱惑，曾偷家里的钱同他们打牌。所以这个小孩子是一个坏孩子。这个坏孩子与我现在有关系没有呢？没有关系。坏事是无根的，如梦幻泡影。不过因此我羡慕好孩子，喜欢孟母三迁的故事，喜闻孔子儿时陈俎豆为戏。小儿命名思纯，殆有感也。

    我做学生并不用功。然而我并不因此可惜。我所受的教育完全于我无好处，只有害处，这是我明明白白地可以告诉天下教育家的。一直到在大学里读了外国书以后，我才明白我们完全是扮旧戏做八股，一脚把它踢开了。从此自己能作文，识道理，中国圣人有孔子，中国文章有六朝以前，而所谓古文是八股的祖宗。此事岂不奇，人何以能从束缚里得自由呢？教育又何其以加害于人为能事呢？是的，这便是中国女子裹脚的缘故。只有“自然”对于我是好的，家在城市，外家在距城二里的乡村，十岁以前，乃合于陶渊明的“怀良辰以孤往”，而成就了二十年后的文学事业。在北平时有友人结婚，命诸人题一小册做纪念。我所写者为：

    小桥城外走沙滩，至今犹当画桥看。

    最喜高底河过堰，一里半路岳家湾。

    此不过沧海一滴耳，若真要懂得我的儿童世界，故乡恐无有其知己。而我的儿童世界在故乡。而在当时竟是“自有仙才自不知”，从师读《三字经》，乌烟瘴气，把一颗种子盖被住了。而种子毕竟是会生长的。以上所说的话，岂不等于说教育无用？然而“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临了我要说一句，中学教育对于我有一个极大的好处，便是听物理课养成我的法则观念。记得教师在讲台上实验拿着七色板一转，我们在台下果然看得一轮白太阳，此事对于我后来的影响不可度量。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于黄梅停古乡李家花屋。

    （原载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

    神仙故事（一）

    中国诗里用神话做典故，我们可以有几种读法。屈原《离骚》曰：“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这里羲和便等于一名马车夫，因为他是御日的，诗人生怕太阳赶快落了，就叫羲和慢一点走。不过话经我一翻译，显得淘气一点，原文只是一个高贵的身份，另外不表现着什么个性了。所以《离骚》里的神话典故，等于辞藻，这一份辞藻又等于代词，犹如后世称女子说是“月里嫦娥”，说是“电影明星”罢了。有一种用典故，也可以说等于辞藻，不过这里却有着作者的幻想，如庾信《舟中望月》有云，“天汉看珠蚌，星桥视桂花。”便已开了晚唐的风气，他仿佛天河里自然也有蚌蛤，明月正好看珠蚌，月中桂花，星桥也正好看不过了。有一种借用神话，如陶渊明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正遇“翩翩三青鸟，毛色奇可怜”，为西王母取食，于是诗人便托此鸟告诉王母，“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这可以说是近乎人情。又如李商隐有一首绝句，“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罢织一相闻，只应不惮牵牛妒，聊用支机石赠君。”因为相传有一个故事，昔有人寻河源，经月而至一处，见一女织，一丈夫牵牛饮河，问此是何处，女与一石而归，问严君平，君平曰，此织女支机之石，所以李商隐写那么一首诗了，把织女写得同凡女一样，近乎人情。庾信有《见征客始还遇猎》一诗，先说这位征客犹乘战马未解戎衣，就遇着逐猎，自然就猎一围，然后云，“故人迎借问，念旧始依依，河边一片石，不复肯支机。”也无非是说家中织女正望牵牛，不要在这里打猎。“河边一片石”这一句在这里接得很美，非俗手可及。李商隐的“直遣麻姑与搔背，可能留命待桑田”，于人情之中又稍带理想，大约他很不高兴沧海变为桑田这一回事，想着麻姑那个鸟爪似的手，最好就打发她去替人家搔背，或者可以耽误一点时间了。有时又想着叫她栽一点别的东西，所以祷告西王母，“好为麻姑到东海，劝栽黄竹莫栽桑”了。若《听雨梦后作》又云，“瞥见冯夷殊怅望，鲛绡休卖海为田。”写得更像煞有介事似的，很令人同情。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时出人家卖绡，于是河伯在那里怅望，鲛人你不要卖了，海中行复扬尘矣。这些地方，较之屈原“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便很有差别，屈原的写法容易使人雷同。屈原确是长于辞藻，“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是长袖起舞，非丑妇可以效颦者也。这篇神仙故事话未完，聊咏九歌作结。

    （《世界日报·明珠》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第四九期，署名废名）

    神仙故事（二）

    “十八年来堕世间，瑶池归梦碧桃闲。如何汉殿穿针夜，又向窗中觑阿环。”

    这是李商隐《曼倩辞》。我以前曾讲陶渊明《读山海经》第九首，用夸父故事写诗，将整个诗人的态度都表现给我们。李商隐的《曼倩辞》亦有此特色，虽然稍简单一点，这一位诗人的风度却已大致描画出来了。这样用神仙故事，中国诗人里难有第三者。《东方朔别传》，朔谓同舍郎曰，天下人无能知朔，知朔者唯太王公耳。朔卒后，武帝召太王公问之曰，尔知东方朔乎？公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颇善星历。帝问诸星具在否，曰，具在，独不见岁星十八年，今复见耳。帝叹曰，东方朔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是岁星哉！惨然不乐。于是李商隐的《曼倩辞》又更加了一番色彩，意思是说你来到世间一十八年（金圣叹批曰，苏武争禁十九年！），天天梦想家里，大约真是“灵风正满碧桃枝”了，然而在那一夜里何以又钻他窗纸，觑我们世上的女子呢？这里有好几个典故，解诗人自己用的典故不算，作诗人用的典故大概是这样，《博物志》，七月七日夜七刻，王母降于九华殿，王母索七桃，以五枚与帝，母食二枚，唯母与帝对坐，其从者皆不得进，时东方朔窃从殿南厢朱鸟牖中窥母，母顾之谓帝曰，此窥牖小儿尝三来盗我桃。又《汉武内传》，七月七日西王母降于宫中，遣侍女与上元夫人相问，须臾上元夫人遣问云，“阿环再拜，上问起居。”随后上元夫人也到了。可见东方朔并没有向窗中觑阿环，窥老乡亲又被她看见了，然而作诗的却说“又向窗中觑阿环”。有人说，“方朔既窥王母，则亦觑阿环矣。”事实上有此可能，故纸堆中总没有。总之诗人作诗又是一回事，等于做梦，人间想到天上，天上又相思到人间，说着天上乃是人间的理想，是执着人间也。其《北青萝》诗有云：“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话便说得直率。其咏嫦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与《曼倩辞》是一个灵魂的光点也。大凡理想的诗人，乃因为他凡人的感觉美，说着瑶池归梦，便真个碧桃闲静矣。说着嫦娥夜夜，便真个月夜的天、月夜的海，所谓“沧海月明珠有泪”，也无非是一番描写罢了。最难是此夜月明人尽望，他却从沧海取一蚌蛤。我从前写小说的时候，将王维的一瓣梨花夸大地说，“黄莺弄不足，含入未央宫。”“一座大建筑，写这么一个花瓣。”若李商隐的沧海珠泪，非我故意夸张，本来如此也。我现在并不是写小说，乃是说诗，能得古人心者也。

    （《世界日报·明珠》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六十期，署名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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