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兰的独生女儿坐在英兰旁边，陪姨妈一起等。英兰也让自己的两个孩子一起来了，因为他们会开车。可他们早已经被报刊架、礼品店和咖啡座给勾走了。她这些美国孩子坐不住，不知道什么叫坐着，双脚从来都停不住。她希望他们能赶在飞机到达之前，从收费电视、收费厕所，或者随便什么让他们花钱的地方赶紧回来。要是他们不赶快回来，她就去找他们。要是儿子以为藏在男厕所就能躲得过，那可就想错了。
“姨妈，还好吧？”外甥女问。
“不好，这椅子硌得慌。帮我拿几把椅子过来，给我垫垫腿。”
她展开一条毯子，铺在椅子上当床用。地板上放着她带来的两个大购物袋，里面装满了桃罐头、桃、芋头叶包的青豆、曲奇饼，还有暖水瓶，食物足够所有人吃，可只有外甥女陪她吃。她那一双不听话的儿女很可能偷着买汉堡包吃去了，真是浪费。她要训他们一顿。
她们旁边坐了许多陆军、海军士兵，安静得出奇，像一群穿牛仔制服的小男孩（她一直以为“牛仔”就是你们所说的“童子军”）。他们这是去越南前线，该哭哭啼啼才是。“要是看到长得像中国人的，”她心里想，“我就过去嘱咐他两句。”她突然坐起身，她竟忘了自己的儿子现在也在越南。她小心翼翼地将心神分出一半，投向海洋，投向儿子所在的那片海，好托着他漂在水面上。他这会儿在船上，在越南海域。这一点她很有把握，他和别的孩子一直合伙骗她，先说他在日本，后来又说在菲律宾。可当她发力帮助儿子时，却觉出他是在岘港的一艘船上。她还留意到别的孩子藏他寄回来的信封。
“你觉得我儿子是不是在越南？”她问正在听话地吃东西的外甥女。
“不会吧，表哥表姐不是说他在菲律宾吗？”
“你见过他哪封信上贴菲律宾邮票了吗？”
“哦，见过，他们给我看过一封。”
“我敢打赌，他们准是把信寄给菲律宾的熟人，让他在信封上盖上马尼拉的邮戳来蒙我。”
“是啊，我能想象他们会这么干。可是不用担心，你儿子会照顾好自己的。你的孩子都很自立。”
“他不行，他和别的几个不一样，根本不正常。他把橡皮塞进耳朵里，橡皮上还带着个铅笔头呢。要是长官说‘弃船’或‘当心炮弹’，他肯定听不见。他不听命令。我告诉过他，让他逃到加拿大去，可他不去。”
她闭上眼睛。过了片刻，飞机和船都已在掌控之内，她又打量起那些穿军装的孩子来。一些金发碧眼的士兵看起来像小鸡雏，他们金色的寸头像鸡雏身上的黄色绒毛。尽管他们是陆军鬼、海军鬼，可她还是没法不同情他们。
突然间，她的儿子女儿跑过来。“快点，妈，飞机提前降落了！她已经到了！”他们催促着，把妈妈扎下的营盘收拾起来。她很高兴，这俩孩子还是有点用的。他们总算知道来旧金山是干啥的。“幸亏我让你们提前来了。”她说。
英兰挤到人群前面。她必须站在前面。几道玻璃门和玻璃墙把乘客和接机的人隔开，移民局的人正在往文件上盖章。乘客挤在传送带旁边等待检查行李。英兰到处张望，可哪儿都不见妹妹的影子。她站在那里等了四个小时。孩子们走了又回来。“你干吗不坐一会儿？”他们问。
“椅子离这儿太远了。”她答道。
“那干吗不坐在地板上等？”
不，她要站着，她妹妹很可能正在排队，虽然这会儿还没看见她。她这些美国孩子没感情，也没记性。
为了打发时间，她和外甥女谈论起那些中国旅客。这些新移民真是轻快。当年在埃利斯岛上岸的那些移民，历经四十天海上颠簸，个个消瘦憔悴，也没有如今这么时髦的行李。
“那个人像是她。”英兰会说。
“不是，那个不是。”
想当年，埃利斯岛上的建筑是木材和钢铁结构的，而这儿的却是崭新的塑料建成的，这是洋人的鬼把戏，想让移民以为他们安全了，好把秘密一股脑儿供出来，那样就会被移民局直接遣返回国。要不然，他们干吗把她锁在外面，不让她进去帮妹妹回答问题，拼写名字呢？当年在埃利斯岛上，海关鬼问她，她丈夫哪年剪的辫子，旁边地上蹲着的一个中国人示意她不要说，于是她说：“我不知道。”要不是那个人，说不定她今天就不会在这儿了，她丈夫也会被遣返的。她希望能有位华人，清洁工也好，办事员也好，会关照一下月兰。那些传送带会让移民产生错觉，以为上这座“金山”轻而易举呢。
英兰的心一阵狂跳——月兰。“她在那儿！”她喊道。可她外甥女一看，那根本不是她妈妈。等她看清姨妈指的那个人，更是大吃一惊——那是位年轻姑娘，比她自己还年轻，和英兰出国时月兰的年纪差不多。“当然，月兰会做出点改变的。”英兰说，“她会学着穿西式服装。”那位姑娘身穿海军蓝的套装，肩膀上点缀着一束深紫色的樱桃。
“不是，姨妈，”外甥女说，“那不是我妈妈。”
“也许不是，都过了这么多年了。是，那是你妈，准是她。等她走近点我们就看清了。你说，是因为太远我看不清呢，还是我的眼神不行了？”
“是因为这么多年没见面了。”外甥女说。
英兰突然一转头——又来了一个月兰，这位是绾着发髻的娇小整洁的女子。排在她前面的人说了句什么，她正在笑。月兰就这样，有事没事就爱笑。“要是她俩有一个走近点就好了，那样我就能看出区别来。”英兰满脸热泪，也不知道擦。有两个孩子迎上那位肩上点缀着樱桃的女子，她握着他们的手。另一位女子由一位年轻男子接着，他们开心地看着对方，然后肩并肩走了。
离近些看，那两个女人一点都不像月兰。“别着急，姨妈，”外甥女说，“我能认出她来。”
“我也能认出来，我可比你早认识她。”
外甥女没吭声，虽然她五年前刚见过母亲。她姨妈嘴上从来不让人。
最后，英兰的孩子们不再游来荡去，而是没精打采地趴在栏杆上。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最后外甥女叫起来：“我看见她了！我看见她了！妈！妈！”只要门一开，她就叫，很可能让她的美国表姐表弟都不好意思了，可她不在乎。她喊着：“妈妈！妈妈！”直到滑动门的门缝窄得传不进她的声音才住口。用大人的声音喊“妈妈！”多奇怪啊！很多人转过头来，看到底是哪个成年人像孩子一样喊“妈妈！”。英兰看到一个很老很老的老太太猛然抬起头，一双小眼睛困惑地眨巴着，那是个每当听到有人喊“妈妈”就神经一震的女人，随后她又放松下来，忙自己的事去了。那是一个极小极小的老太太，十分瘦小，一双手颤颤巍巍，头上绾着花白的发髻。她穿一身灰色羊毛套装，脖子上戴一条珍珠项链，耳朵上戴着一对珍珠耳坠。月兰就会这样，出门把首饰露在外面。有那么一会儿，英兰看到一个更高大更年轻的轮廓笼罩在这个老太太身上，那是她一直在等待的妹妹。熟悉的淡淡光晕消失了，只剩下一个那么老迈、头发那么花白的老太太。好老啊。英兰紧贴着玻璃。那个老太太？是啊，面对着海关鬼的那个人正是她妹妹，鬼佬正在给她的文件盖章，没有问她问题。此时，月兰还没有看到她的家人，她正微笑着走向行李检查鬼。那鬼打开她的箱子盒子，拽出一团团包装用的绵纸。英兰站在那里，看不清妹妹漂洋过海带来的是什么礼物。她希望妹妹朝她这边望一眼。英兰想，要是她进入一个新的国家，就会看看玻璃窗那边有没有人等她，而月兰却在忙活着打开盒子，看到自己的每件东西都是一副惊喜的表情，仿佛在生日聚会之后拆礼物。
“妈妈！”月兰的女儿不停地喊。英兰对自己的孩子说：“你们俩干吗不一起喊姨妈？你们一起喊，说不定她就听见了。”可她的两个孩子却溜到一边，脸上是经常挂着的那副害羞的表情，大概这就是美国式的教养吧。
“妈妈！”月兰的女儿又喊了一声，这一次她妈妈终于向她看过来。她丢下那堆大包小包，朝她奔过来。“嘿！”海关鬼冲她大吼一声，她又返回去收拾那一大堆东西，不停地对女儿说着听不清的话。女儿指了指英兰。最后，月兰终于向她看过来——两个老太太的脸简直如同照镜子一样相似。
她俩都伸出手，仿佛要摸摸对方的脸，却又抽回手摸着自己的脸，手指摸索着额头嘴角的条条沟壑。月兰从不知沉重为何物，先是微笑，继而指着英兰大笑起来。最后月兰收拾起那堆行李，系盒子的绳耷拉着，证件散乱着。在门口见到了姐姐，她们握着手摇晃着，全然意识不到挡了别人的路。
“你都成老太太啦！”英兰说。
“唉，你才成了老太太呢！”
“可你真是老啦，真的，你可不能说我老，我没有你那么老。”
“可你确实是老啦，你比我还大一岁呢。”
“你的头发都白了，还满脸皱纹。”
“你太瘦啦。”
“你太胖啦。”
“女人胖比瘦好看。”
孩子们把她俩从门口拉开。英兰的一个孩子把车从停车场开过来，其他人把行李搬进后备厢。他们安排两位老太太和外甥女坐在后排。然后一路开回家——穿过海湾大桥，越过迪亚波罗丘陵，越过圣华金河到达峡谷，黄昏时分，峡谷中的月亮分外皎洁。一路上，姐妹俩每次转头四目凝视，都要感叹：“唉，老成什么样啦！”
英兰忘了自己晕车，除了坐轿子，所有交通工具她都晕。“你真老啊，”她不停地说，“你怎么会这么老呢？”
英兰满眼是泪。可月兰却说：“你比我还老呢。你确实比我老。”说着她又笑起来。“你是戴了副老太太面具逗我的吧。”英兰不禁吃惊，过了三十年，妹妹这股傻气还是惹她烦。
英兰的丈夫在橘树下等她们。月兰认出他是照片中的那位姐夫，但已经不是当年乘船离家的那个年轻人了。她姐姐嫁了个理想的美男子，脸庞消瘦，手指修长，一副清瘦书生的模样。而如今他已是垂垂老者。他打开自己亲手修建的大门，一头银发在夜色中飘荡。他像香港的英国人那样说：“你好。”“你好。”她的声音像香港的英国接线员。他走过去帮孩子从车上往下搬行李，骨瘦如柴的手指抓着皮箱的提手，干瘦的手腕动作僵硬。
英兰的丈夫和孩子把所有东西都搬进餐厅，地板上、家具上堆满足够吃一辈子的食物。英兰想办个祈福仪式，然后再把东西放到该放的地方。可月兰说：“我给大家带了礼物，等我拿出来。”她又一次打开箱子盒子，几只皮箱张开大嘴；英兰最好快点举行她的仪式。
“首先，爱兰让我给你们所有人捎了鞋子。”说着，月兰把一双双鞋递给外甥、外甥女，他们相互做着鬼脸。爱兰是最小的姨妈，在香港开了家鞋店还是鞋厂，正是因此，她每年圣诞节都要寄十几双鞋给他们。那些鞋花里胡哨，装饰着亮闪闪的或黄或粉的塑料珠子、金属亮片、碧蓝色的花朵。“她送我们的准是些货底子。”英兰的孩子们用英语说。英兰正跑前跑后把大大小小的灯都打开，听到这话，她狠狠斜了他们一眼。等哪天他们只能光着脚在雪地里或乱石路上走，就知道后悔了，谁让他们有鞋不要，哪怕号码不对呢。冬天的时候，她会把寄来的拖鞋放在浴缸旁边的地毡上，哄这些懒孩子穿上。
“有剪刀吗？对了，我的剪刀放哪儿了？”月兰说。她把一只黑色绣花拖鞋的鞋跟劈开，从里面拽出一团棉花——那里面缠着几件首饰。“你们得让我给你们扎耳朵眼。”她边对外甥女们说，边揉搓她们的耳垂，“那样你们就能戴这些东西了。”有一对耳坠，垂着形似金色波刃短剑的细签，另一个是心形玉坠，还有一个是猫眼石的。月兰跑来跑去，要把宝石往英兰身上比画，被她拦住了。
月兰开心地嘻嘻笑着。“瞧，瞧这个。”说着，她举起一枚剪纸的武圣人，做工精美而轻盈。竟然有人能把几张薄薄的黑纸剪成一位英雄，双袖如蝴蝶的翅膀，还有丝绦和旗子，吹口气便飒飒抖动。“这真是手工剪出来的？”孩子们不停地问，“真的吗？”武圣人的眉毛胡须，双眼间凌厉的川字纹，整个一张脸宛如黑色的蛛网。他张开的双手的指头都是一根根剪出来的。透过剪纸的缝隙，你能看到光、屋子，还有屋里的人。“哦，还有，还有呢。”月兰欢快地说着，又拿起一幅剪纸，吹了一口气，是一位执扇的书生，扇子上的蓝色羽毛被她吹得摇晃起来。书生的毛笔、鸟翎和系着丝带的卷轴从饰有花边的花瓶中探出来。“还有好多呢”——一位橘黄色的儒将，身佩宝剑，手中执卷；一位身着鳞状盔甲的紫色武士，鳞都剪成小孔；一位英俊的弓箭手，胯下一匹鬃如火焰的红马；一位现代的工人，手中自豪地挥舞金锤；一位年轻的女兵，扎着粉红色小辫儿，手握粉红色步枪。“这一个是花木兰，”她说，“她是位巾帼英雄，历史上确有其人。”花木兰是绿纸剪的，十分漂亮。她正拔剑出鞘，战袍飞旋展开。
“纸娃娃，”英兰对孩子们说，“我还以为你们都这么大了，不玩纸娃娃了呢。”当着送礼人的面就玩起来，真没出息。她的孩子都太不成体统了。她挥起剁肉刀，啪地一拍，把一大块冰糖拍成碎块。“吃点儿，”她催促道，“多吃点儿。”她用一只红色纸盘端着黄色的冰糖，挨个递到家人面前。开头甜很重要。她的孩子似乎觉得这一套很麻烦。“哦，好吧。”他们不情愿地说着，挑最小的糖拿。谁能想到孩子会不喜欢吃糖？真是反常，不符合孩子的天性，甚至不符合人性。“拿块大的！”她呵斥道。必要的话，她会像逼他们吃药一样逼他们把糖吃掉。他们真蠢，看来还是没成人。姨妈第一天到美国，他们就说些不吉利的话，你得甜甜他们这些吵吵嚷嚷、野蛮无礼的嘴。她打开前门，念叨了些什么，接着再打开后门，又念叨了些什么。
“你开门说了些啥呀？”孩子们小的时候常这样问。
“没啥，没啥。”她这样回答。
“妈，是不是神灵？你在和神灵说话吗？你是请他们进来，还是请他们出去？”
“没什么。”她说。真正要紧的事，她是从来不解释的，他们也就不再追问了。
在冲某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说了番话之后，英兰回来，发现妹妹把东西摆得满屋都是。那些剪纸小人儿铺在灯罩上，摆在椅子上、桌布上。月兰把没有合起的折扇和用纸叠的身体像手风琴一般的龙挂在门把手上。这会儿她又在展开一块白色丝绸。“男人擅长绣公鸡。”她指着那幅刺绣的鸡说。一个人长这么大还没学会收拾东西，真是怪哉。
“咱们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吧。”英兰说。
“哎，姐，瞧我给你带了什么。”月兰说着，举起一条带羊毛衬里的淡绿色丝绸旗袍。“穿上它，你冬天看起来跟夏天一样清爽，也跟夏天一样暖和。”她解开衣服上的盘扣，让姐姐看像毛呢毯子一样厚的衬里。
“这么花哨的衣服，我哪穿得出去啊？”英兰说，“给哪个孩子吧。”
“我已经送给她们镯子和耳坠了。”
“她们太小，不适合戴首饰，会弄丢的。”
“我看不小，都是大孩子了。”
“女孩子们打棒球已经打碎六个玉镯子了。她们还怕疼，给她们戴个玉镯就吱哇乱叫，然后当天就弄碎了。我们把这些珠宝存在银行里，再买几个黑檀木玻璃框把这些绫裱的字画镶起来。”她把那些展开的花卉卷轴卷起系好。“漂洋过海的，你带这些东西干啥？”
英兰把那些有用的、实在的东西放进后面的卧室，在月兰做出最终决定之前，先让她在那里住着。月兰捡着地上的细绳，可老是被屋里的动静和鲜艳的色彩所吸引。“啊，瞧这个，”她说，“你瞧，你们还养金鱼呢。”她把金鱼缸的灯开了又关，关了又开。那鱼缸放在一张有活动盖板的办公桌上，桌子是二战期间英兰的丈夫从一家歇业的赌场里搬回来的。月兰抬头看见办公桌上方的墙上挂着祖父母的相片。她转身看对面的墙，见上面挂着英兰和她丈夫的照片，尺寸与祖父母的照片一样大。他们把自己的像也挂上，是担心百年之后孩子们不会想到该挂他们的像。
“喂，你看，”月兰说，“你们的像也挂上去了。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英兰说，“在美国，你愿挂谁的像就挂谁的像。”
活动盖板办公桌上的架子就像祖父母照片下的壁炉台，上面摆着碗，碗里盛着塑料橘子、橙子，还有皱纹纸做的花，塑料花瓶，装着沙子的瓷花瓶，上面插着香。一台座钟放在一条白色桌旗上，桌旗上有钩针钩的红凤凰，还有红色的吉祥话。月兰掀起桌旗的荷叶边，看下面的一个个小格子。里面有很多笔盒和小抽屉，足够每个孩子占一两个。鱼缸占了桌子的一半，可还是有写字的地方。盖板桌的盖板早已没有了，孩子们在桌子下面玩的时候，把盖板拉下来，盖板上的木条已经被他们一条条弄断了。桌下有一盒盒玩具，如今只有那些已经成家的孩子的孩子玩了。英兰的丈夫用挂锁把桌子下面的一只大橱和一只抽屉锁了。
“你干吗锁起来？”月兰问，“里面装的什么？”
“没什么，”他说，“没什么。”
英兰说：“你要是想东瞅西看的话，干吗不去厨房看看抽屉里有什么？这样你还能帮我做做饭。”
她们做的菜足以摆满餐厅和厨房的桌子。“吃！”英兰命令道，“吃呀！”她不许家人吃饭的时候说话。有些家庭的孩子发明出一套手势语，而这家的孩子则是说英语，他们的父母似乎听不见英语。
吃过饭，收拾停当，英兰说：“好了，咱们得谈正事了。”
“什么正事？”妹妹问。她和女儿手拉着手。
“噢，算了，我可不想听。”英兰的丈夫说着，起身离开，上床看书去了。
三个女人坐在宽大的厨房里，旁边是剁肉的菜板和两台冰箱。英兰家有两个炉灶，屋里的一个在厨房，屋外的一个在后门廊上。屋外那个炉灶上一天到晚都咕嘟咕嘟炖着瓜果皮、碎骨头之类的，熬成鸡食。有时候，孩子们见妈妈把鸡杂也扔进鸡食里，不禁瞠目结舌。到了晚上，两个炉灶都关上，空气渐渐凉爽下来。
“姨妈，等明早再说吧，”月兰的女儿说，“先让妈妈睡觉吧。”
“是啊，大老远从中国飞过来，我确实得好好歇歇。”她说，“我来了，你总算大功告成，把我办过来了。”月兰的意思是，事到如今，她们也该知足了。她舒畅地伸伸懒腰，确实，这一刻，她坐在厨房里，样子十分满足。“我想早点睡，好倒倒时差。”她说。但是英兰从来没有坐过飞机，不放过她。
“咱们怎么对付你丈夫？”英兰开门见山，这样会让月兰打起精神来。
“不知道，咱们需要对付他吗？”
“他还不知道你来呢。”
月兰没作声。三十年来，她一直收到他从美国寄的钱，但从来没有对他说过自己想来美国。她等着他先开口，可他从不提这个茬。她也没告诉他，她姐姐一直在想办法，想把她接过来。英兰先是给月兰的女儿找了一个美籍华裔的丈夫，后来外甥女过来了，这样就可以签署文件把月兰也接过来。
“咱们得告诉他，你已经来了。”英兰说。
月兰像孩子一样瞪大双眼。“我不该来这里。”她说。
“胡说，我想让你来，你女儿也想让你来。”
“这样不就行了吗？”
“得让你丈夫见你。我们要让他认你。哈，到时候看看他那副表情，那才有意思哩！你要去他家。等他小老婆给你开门，你就说：‘我要找我丈夫说话。’你要提他的小名。‘告诉他我在客厅等他。’你要骄傲地从她身边走过去，就当她是个仆人。等他下班回家，她就会训他一顿，那他也活该。你也要冲他大喊大叫。”
“我害怕，”月兰说，“我想回香港。”
“回不去，太晚啦。你都把房子卖了。你听着，我们知道他住在哪儿，他和小老婆住在洛杉矶，有仨孩子。争回你的权利。那些孩子也是你的，他有俩儿子，也就是说，你有俩儿子。你要把他们从她身边领走，你就是他们的母亲。”
“你真的认为我能当那俩儿子的母亲？你不觉得，他们是她生的，会跟她亲？”
“孩子应该归嫡母，也就是你。”英兰说，“母子之间就该这样。”
“我没有告诉他就来了，你觉得他会不会生气啊？”
“他抛弃了你，抛弃了女儿，你生他的气才对。”
“他没有抛弃我，他给我好多钱呢。我想要的吃穿用度，还有仆人，什么都有。而且他也抚养女儿，虽说不过是个丫头，他还供她上大学。我不能麻烦他，我绝不能麻烦他。”
“你哪能这么轻易饶过他？麻烦他，麻烦他是应该的，他活该。他已经有了你，凭什么再娶别人？你怎么能平心静气地坐得住？他是打算让你老死在中国。是我想办法把你女儿接出来的，是我想办法把你接出来的。劝劝她。”她转头对外甥女说，“劝她去找他。”
“我觉得你应该去找我爸爸。”她说，“我想见见他，我想看看爸爸长什么样。”
“他长什么样重要吗？”她妈妈说，“你已经成年了，有丈夫，有孩子。你用不到爸爸，也用不到妈妈。你只是好奇罢了。”
“在这个国家，有很多人把女儿立为继承人。”英兰说，“你要是不去，他就会把所有财产都留给那个小老婆的孩子。”
“可他已经把一切都给我们了。我还能要什么呢？如果我和他当面对质，我能说什么呢？”
“我能想出几百件事可说。”英兰说，“哼，我要是你就好了，我会告诉他很多事，我会闹他个天翻地覆。你真是个软柿子。”
“是啊，我就是软柿子。”
“你得问他，你干吗不回家？为什么变成个洋人？他把爹妈丢在老家，你得让他难受才对。吓唬他。提着箱子长驱直入，直接搬进他的卧室。把他小老婆的东西从衣橱抽屉里扔出去，把你的放进去。你应该说：‘我是正房，她就是我们的丫头。’”
“噢，不行，我可做不出来，根本不行。那太可怕了。”
“你当然得这么做。我教你说：‘我是正房，她是我们的丫头。’你还要教那两个男孩叫你妈。”
“我觉得我管男孩不在行。美国男孩。我认识的唯一的男孩就是咱哥。他们是不是又粗野又冷漠？”
“没错，可他们是你的儿子。我要是你的话，还会做一件事，就是找个工作，帮他挣钱。让他瞧瞧，你能让他生活得更容易，你不需要他的钱。”
“他很有钱，是吧？”
“是，他干的工作，洋人很看重。”
“我能找那样的工作吗？我还从来没工作过呢？”
“你可以去宾馆当客房服务员，”英兰说，“现在很多移民一开始都是干这行。做服务员可以把客人落下的肥皂和衣服拿回家。”
“也就是说，我得跟在客人屁股后面打扫房间？”
英兰打量着这个纤弱的妹妹。这么单薄的小老太太，双手细瘦柔软，十指修长。她在香港生活多年，一口大城市上等人的腔调，离开家乡那么多年，一点乡下人的口音都没有了。可英兰并没有心软，她娇弱的妹妹必须坚强才行。“也有移民去罐头厂干活，那里很吵，说中文什么的也没关系。但是最好找的工作是在唐人街，要是在餐馆打工，一小时挣二十五美分，还管饭。”
要是英兰处在妹妹的位置，她会立即拨电话找份唐人街的工作。她会让老板同意，明早一开门就让她上班。如今的移民简直是土匪，殴打店主，偷东西，不好好干活。
月兰抬手揉着额头。厨房的灯光暖暖地照在她手上那些金的玉的戒指上，衬得那双手完美无瑕。其中一枚是婚戒。英兰结婚将近五十年了，但从来不戴戒指，那玩意儿干啥都碍事。她不想把金戒指泡在洗碗水、洗衣水、田里的水中，那样会褪色的。她看着妹妹的脸，那张脸上的皱纹都是细腻的。“先别想工作的事了，”她说，这样说是很宽容了，“你用不着工作，你就去你丈夫家争取你正房的权利。等见到他，你可以说：‘还记得我吗？’”
“他要是不记得呢？”
“那就给他讲讲你们在中国共同生活的一些细节。就像算命先生一样，他会对你刮目相看。”
“你觉得他见到我会高兴吗？”
“他最好高兴。”
已是午夜时分，距月兰离开香港已经二十二小时，她终于说，她真的会去见她丈夫。“他不会喜欢我的。”
“也许你该把头发染黑，那样他就不会觉得你老了。我还有个假发套可以给你戴。可话又说回来，现在这样他才能看出你受了多少罪。对，让他看看，他让你把头都熬白了。”
几个小时中，月兰的女儿一直握着妈妈的一只手。母女俩分别已有五年。英兰把外甥女年轻时的照片寄给一个有钱但脾气暴躁的美籍华人。那人专横霸道。母女俩都为对方感到难过。“咱们别再谈这件事了，”月兰说，“明天再商量吧。我想听你说说我的外孙。给我讲讲吧。我有三个外孙，对吧？”她问女儿。
英兰觉得外甥女和她妈一样，是那类讨人喜欢但不中用的人。她花了那么长时间想让这两个人坚强起来。“妈妈，几个孩子都很聪明。”外甥女说，“老师夸他们优秀，英语和汉语都会说，他们可以和你聊天呢。”
“我的孩子们也能和你聊天，”英兰说，“快，跟你们的姨妈谈谈。”她命令道。
她的儿子女儿们嘟囔了两句便溜掉了——躲进卫生间、地下室以及家中各式各样可以藏身的角落。一个女儿把自己关进食品储藏室，收拾出一个架子当书桌，坐在食品中间看书。英兰的孩子都不爱交际，躲躲闪闪的。他们从小就喜欢给自己找个安乐窝，钻进壁橱里，躲在楼梯下，在桌子底下或门后头搭帐篷。“我的孩子也很聪明，”她说，“趁你还没睡，我领你看看。”她带妹妹到客厅，那里有个玻璃盒子，是个反扣的鱼缸，下面是她的儿女因为参加体育比赛和学习优秀赢得的奖杯。里面竟然还有个选美比赛的奖杯。她在奖杯下面铺着绣了吉祥话的桌旗。
“噢，天哪，真了不起！”月兰姨妈说，“你一定为他们骄傲吧？他们真聪明！”坐在客厅里的孩子们无奈地叹了口气，离开了。英兰不明白，为什么孩子们会为自己取得的成绩害臊呢。真难相信，他们到底怎么做出奖杯奖状上说的那些成绩的。说不定那些奖杯奖状是他们从真正的优胜者那里偷来的，或者是他们花钱买的，假装是自己得的。她得用这话激一激他们，看他们作何反应。也许他们欺骗了那些鬼老师鬼教练，那些人看不出聪明的华人和愚笨的华人之间的区别。她的孩子根本就不像有出息的样子。
她让几个孩子在地板上睡，把房间让给月兰和她女儿。月兰的女儿问英兰：“妈妈住你家还是住我家？”
“她要和她自己的丈夫一起住。”英兰口气很坚决。明天早上她不会忘掉这个话题。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英兰就谈起开车去洛杉矶的事。她们不会走那条海滨的山路，那是孩子们想走的，他们就喜欢开车找刺激。她要让他们走内陆的线路，平坦，还不绕远。
“首先，你要质问你丈夫，他有钱，可为什么从来不回国？”英兰说。
“好的。”月兰答道。她在屋子里东瞧瞧，西看看，把罐头盒举到耳边听听，跟着孩子们走来走去。
“他很可能有车，”英兰盯住不放，“他可以开车带你去各处逛逛。万一他赶你走，你就在临出门的时候转过头，说：‘我能偶尔来看看电视吗？’噢，是不是挺可怜的？可他是不会赶你走的。是的，他不会。你径直走进卧室，打开小老婆的衣橱，想拿什么就拿什么。那样你就有整橱的美国式衣服了。”
“哦，我可不能这么干。”
“你能，你能！跟大嫂学学。”他们唯一的哥哥在村里娶了媳妇，但他到新加坡淘金发了财，又娶了一房媳妇。大老婆在老家受了不少罪，便给丈夫写信：“我在老家受苦，你却在新加坡寻欢作乐。”小老婆很同情她，提醒丈夫他有责任把她接过来，免得追悔莫及。小老婆省吃俭用，替她攒路费，帮她跑材料填表格。可是等大老婆一到，就把小老婆扫地出门。无奈，做丈夫的只得盖了一所别院，两个老婆带自己的孩子各住一处。但他们每年也聚一次，照一张全家福。他们儿子的大小老婆也在照片中，大老婆们和丈夫站在一起，小老婆们和孩子们站在一起。“学学咱嫂子，”英兰指点道，“让小老婆度日如年，她就会主动离开。他会给她另建一所房子。”
“她要是留下呢，我也不介意。”月兰说，“她可以帮我梳头，收拾房间。她可以伺候我们吃饭，刷锅洗碗。她还可以照料男孩子。”月兰嘿嘿笑起来。英兰又一次想到，她这个妹妹真是不怎么聪明，三十年过去，没一点长进。
“你必须一开始就向你丈夫摆明你要他做什么。这是妻子的职责，教训丈夫，让他学好。告诉他绝不许再娶小老婆。告诉他你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还有我，是你大姐，想在你家住多久就住多久。跟他讲明你想要多少生活费。”
“如今我在这里，该多要还是少要？”
“当然是多要了。这里吃饭更贵。告诉他，你们的女儿是长女，必须继承他的家业。这些事开头就得敲死。不要一上来就服软。”
有时候月兰未免表现得太事不关己，仿佛姐姐只是在讲故事。“这些年你见过他吗？”她问英兰。
“没有，上次见他还是在中国——还和你在一起。这人竟然不接你出来，多可怕，多可恨啊。我敢说，他准是指望你收到钱就知足了。这人心肠真坏，害你守了三十年活寡。好在他还没有让小老婆给你写信，说他已经死了。”
“哦，不会的，他不会那么做的。”
“当然了，他也怕咒自己。”
“可他要是这么可恨，这么卑鄙，可能我不该去找他的麻烦吧。”
“我还记得他，”她女儿说，“他给我写过信，很感人。”
“你怎么会记得他，”她妈妈说，“他走的时候你还在襁褓中呢。他从不写信，只寄汇款单。”
月兰希望姐姐就这样说啊说，一直说到夏天过去，那样英兰就会觉得秋天太冷，不宜出远门。英兰不喜欢出门，这次去了趟旧金山，晕车的恶心劲还没有过去。孩子们回家过暑假，月兰想搞清楚哪个是哪个。英兰在家信中写到过他们，月兰想把信中描述的和真人对上号。确实有个心不在焉、邋里邋遢的大女儿，取了个美国名字，听起来像是汉语里的“墨水”。月兰叫了声：“墨水！”果不其然，一个墨水抹得满脸花的女孩应道：“嗯？”以前，英兰担心有个女儿长着福薄之相；不错，确实有个女孩上唇微翘，像碧姬·芭铎一样。月兰揉着这个外甥女的双手和冰凉的脚丫。英兰还说过，有个儿子头大无脑。她在信中写道，当他还是小娃娃的时候，因为脑袋太沉，爬着爬着，脑袋便耷拉到地板上。月兰果然看到一个脑袋很大的男孩，而一头蓬松的卷发使那颗大脑袋愈发显得大，一对浓密的剑眉如同戏中的武将般斜插入鬓。月兰看不出他是不是比别的孩子迟钝。这些孩子没有一个爱说话，没有一个态度热情。英兰写到过一个有怪癖的男孩，喜欢把铅笔头插到耳朵里。月兰溜到每个男孩身后，掀起头发找铅笔头。“他像蝙蝠那样倒挂在家具上，”他妈妈写道，“还不听话。”月兰没有发现哪个男孩像蝙蝠，也没找到铅笔头，便断定那个男孩准是去越南了。那个长着圆脸盘圆眼睛的外甥是“难以逾越的峭壁”。她一打眼便认出最小的女孩，人称“咆哮鬼”。“别老跟在我屁股后面转悠！”她冲姨妈吼道，“别搂我脖子！”
“你在干什么呢？”月兰会问，“你看什么书啊？”
“没看什么！”那个女孩会吼道，“你的气都吹到我脖子上了，别冲我喘气！”
月兰花了好几个星期才搞明白到底有几个孩子，因为有的孩子只是回来看看，不在家里住。有的孩子似乎已经成家，有自己的孩子。她断定，那些根本不会说汉语的小娃娃是孙子辈的。
与英兰那两个夭折的真正的中国孩子不同，这些孩子都不开心。可能问题出在没有长子长女来指导他们吧。“我不明白这些孩子哪个能够自立，”英兰说，“我看不出谁会愿意和他们结婚。”但是月兰注意到，有些孩子已经有丈夫或妻子，而那些人似乎觉得英兰的孩子尚可忍受。
“他们永远学不会怎么干活。”英兰抱怨道。
“他们可能还贪玩吧。”月兰说，可看他们的样子又不顽皮。
“问姨妈早。”英兰命令道，虽然有的孩子早已成年。“问姨妈早。”她每天早上都要下命令。
“早上好，姨妈。”他们转过头，直盯着她的脸说道。就连女孩也盯着她看，跟猫头鹰似的。每次他们这样做，月兰都会吓一跳，不自在地扭捏着。他们直盯着她的眼睛，仿佛在看她是不是在撒谎。野蛮。责备的眼神。他们从不会垂下眼睛，甚至都不眨眼。
“为什么不教女孩们文静点？”她冒昧地问。
“文静！”英兰吼道，“她们够文静啦，文静得连话都不说。”
确实，孩子们几乎不交谈。月兰想逗他们说话，他们既然在这样的蛮荒之地长大，准有很多好玩而野蛮的事可讲。他们举止粗鲁，说话口音也不大像美国人，而是像他们的妈妈，像从偏远村庄来的乡巴佬。她从没见女孩们穿她送的长裙。那个脾气暴躁的小女孩，连说梦话都喊：“离我远点！”有时候，女孩子看书或看电视，她会拿着梳子悄悄走到她们身后，想给她们拢拢头发，可她们一甩头闪开，转过脸直瞪瞪地看她。她纳闷，她们那样盯着她，到底在想什么，到底看到了什么。她喜欢从身后靠近她们，好避开那种眼神。她们直盯盯看人的样子，真像野兽。
她在看书的孩子身边转悠，指着书上的一些字。“这是什么？”她点着书上画线或做注释的地方。如果那孩子有耐心，便会说：“这段是重点。”
“为什么是重点？”
“因为讲到中心思想。”
“中心思想是什么？”
“我不知道用汉语怎么说。”
“他们真聪明，”月兰会赞叹说，“他们太聪明了。他们连不会用汉语说的东西都懂得，真了不起！”
“谢谢。”那孩子说。她夸奖他们，他们竟然接受了！她从来没有听到一个孩子婉拒人家的夸奖。
“你真漂亮。”她说。
“谢谢你，姨妈。”她们这样回答。真自负。她们自负得令她惊讶。
“你们把收音机调得好听极了。”她逗他们。果然，他们面面相觑，摸不着头脑。她试着用各种说法夸奖他们，而他们从来不会说：“哦，哪里，您太客气了。我根本不会。我很笨。我很丑。”这些孩子很能干，连下人干的活儿也干得了，可就是不谦虚。
“几点了？”她问，想试探一下这些在远离文明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脑子好不好使。她发现他们每次都能准确地告诉她时间。而且他们也会用汉语说“温度计”和“图书馆”。
她看他们吃没有煎熟的肉。他们身上有股奶味。起先她以为他们笨手笨脚，把牛奶洒在了衣服上，不久就发现他们身上就是有股奶味。他们都那么大了，还乳臭未干；可年纪轻轻，头发却是白的。
当英兰冲他们吼，叫他们打扮得像样点时，月兰就护着他们，这些可爱的小野兽。“可他们就喜欢打扮成毛茸茸的野兽，是不是这样？你喜欢看起来像野兽，是不是？”
“我才不像野兽！”那孩子会像他妈妈那样吼。
“那就是像印第安人，对吧？”
“不是！”
月兰抚摸他们可怜的白头发。她拽拽他们的袖子，戳戳他们的肩膀和肚子，似乎在试探怎样才能惹恼这些小蛮子。
“别戳我！”他们会吼，只有那个手脚冰凉的女孩不吼。
“嗯，”她思忖着，“这孩子现在说，‘别戳我。’”
英兰指派妹妹干活：洗涮，缝补，做饭。月兰很愿意干活，既然来到这蛮荒之地，就得不怕吃苦。可英兰总是训斥她：“你就不能麻利点儿？”一看月兰拿盘子都翘着兰花指，洗洁精在盘子正面喷了反面喷，开着水龙头却不知道把水槽的下水口堵上，英兰就气不打一处来。英兰训她，她也只是嘿嘿一笑。“算了，别刷碗了。给，把这条裙子的边缝好。”可不大一会儿，月兰就把线缠得一团糟，于是又嘿嘿一笑。
英兰和丈夫早上六点钟起床，丈夫喝杯咖啡后步行进城，到洗衣店开门。英兰给值上午班的孩子做早饭，上暑期学校的孩子值下午班和晚班。她把丈夫的饭装进在唐人街买的饭盒里，一层装一个菜。有时候英兰自己把饭拎过去，有时候让孩子捎去。但是孩子们骑自行车去，一边车把挂菜和汤，一边挂盛米饭的小锅，一路颠簸，总是把汤洒出来。他们太懒，不肯走着去。如今妹妹和外甥女来做客，英兰就晚点去洗衣店。“记得把饭菜热热再给你爸吃，”英兰在他们身后喊，“早饭后给你爸煮杯咖啡。吃完饭刷碗啊！”他和爸爸一起吃，然后开始干活。
她带妹妹和外甥女去洗衣店，路上经过唐人街。英兰指着一幢红、绿、金三色的建筑给她们看，那是一所中文学校，从街上就能听见孩子们在朗读课文《我是中国人》。在一所同乡会馆前面，一个识字的人正高声读着贴在窗户上的《金山新闻》。听众们看着报纸上的照片，发出“哎呀”“哎呀”的叹息声。
“这就是美国呀。”月兰说，“看起来确实和中国不一样。可看到美国人和我们说一样的话，我真高兴。”
月兰的糊涂又一次让英兰吃惊不已。“这些人哪是美国人，是华侨。”
等她们到达洗衣店的时候，锅炉已经烧得滚开，发出嘶嘶的尖啸声，机器也准备停当。“这些机器不能摸也不能靠，”英兰告诫妹妹，“不然能把你烫掉一层皮。”在几台熨衣机之间有一台熨袖机，看起来像一对银色的宇宙飞船。英兰的丈夫在衬衣两肩之间挥手一劈，便将衣袖套在机器上。“你可千万别倒退到那机器上去。”英兰说。
“你先干点简单的活儿吧。”她说。可是月兰身穿笔挺的套装和长筒丝袜，脚上是一双时装鞋，好像哪个活儿对她而言都挺难。熨衣机上的按钮对她来说太复杂，她不知道按哪个好——要是不小心把手或脑袋夹到机器里怎么办？这会儿她已经玩起了喷水器，那东西从天花板上垂下来，装有弹簧，晃晃悠悠的。英兰断定她会叠毛巾，叠手帕，但到下午才会有洗净烘干的衣物可叠。此时洗衣店里的温度已经升上来了。
“你会熨衣服吗？”英兰问。也许妹妹可以把机器熨过的衬衣再用手工熨一熨边边角角。这活儿通常是英兰的丈夫干，他的手指优雅灵巧，叠衣服很在行，总能把衬衣服服帖帖地叠在衬板上。那些衬板也是他亲手剪的，用的纸都是些竞选海报、拳击海报、摔跤海报什么的。每件衬衣叠好后，他都用一条蓝丝带系好。
“哦，我愿意试试。”月兰说。英兰把丈夫的衬衣拿来给她练手。她给月兰看，家里人的衣服上都标着一个“中”字，一个方框，中间一道竖杠。月兰把这第一件衬衣又抻又拽，折腾了半个小时，叠起来还是七扭八歪，扣子扣眼也完全错位。她的熨衣板紧挨着开票台，顾客来了她也不知道打招呼，只会咯咯傻笑，还把熨斗搁在衬衣上，把衣服烤黄了，只得用双氧水漂白。过了一阵，她说太热了，喘不过气来。
“出去走走吧！”英兰气呼呼地说。那些活儿连孩子都会干。家里的男孩女孩都会缝补衣服。洗衣店的橱窗上写着“免费缝补钉扣”。所有的机器，孩子们都会操作，在他们还是小不点儿，需要踩着苹果箱子才能够到机器的时候，就已经会了。
“哦，我自己一个人哪能逛金山啊！”月兰说。
“那你走着回唐人街吧。”英兰提议。
“噢，陪我一起去吧，求你了。”月兰恳求道。
“我还得干活呢。”她姐姐说。英兰搬了一只苹果箱放到洗衣店外面的人行道上。“你坐在这儿凉快着，等我抽空出来陪你。”她用一根铁摇柄钩住旋钮，转动摇柄便可以撑开遮阳棚。“一直转，转到阴凉遮到那个箱子为止。”月兰又花了半个小时才撑开遮阳棚，每转一下她便歇一歇，摇柄就挂在上面。
正午时分，洗衣店里的温度升到华氏一百一十一度，英兰来到店外的人行道上，说：“咱们吃饭去。”她把早上的剩饭在洗衣店后面的小炉子上热了热。洗衣店后面还有间小卧室，要是哪天晚上打包衣服太累，不愿走回家的话，就住在这里。那时候五六个人挤在一张床上，还有人睡在熨衣台上，小孩子就睡在放衣服的架子上。橱窗和门上的百叶窗拉下来，洗衣店摇身变为一个舒服的新家，几乎不受夜间行人的脚步声、来往的车声和城市噪音所干扰。锅炉也休息了，没人知道他们一家在洗衣店里睡觉。孩子们生病不上学的时候，也睡在那间卧室里，这样英兰就能随时照看他们。孩子们说锅炉一蹿一蹿地跳着，突突冒着蒸汽，炉下轰轰喷出火焰，与他们发烧时的噩梦很相配。
午饭过后，英兰问丈夫，他和孩子能不能应付得了洗衣店的活儿，她想带月兰出去玩玩。丈夫说，今天的活儿特别少。
姐妹俩走回唐人街。“咱们再去吃点东西。”英兰说。月兰跟她走进一幢灰色的房子，房子里有宽敞的店面，头顶上的风扇徐徐送着凉风，脚下的水泥地面也十分凉爽。女人们围坐在圆桌边，边谈天说地，边吃黑色的海藻凉粉。她们往颤巍巍的黑色食物上倒上稀释的枫糖浆。英兰让月兰坐下，很夸张地向众人介绍：“这是我妹妹，她是来金山夺回丈夫的。”好几个女人与她们是同乡，另外几个已经在加州同住多年，差不多也算老乡了。
“太棒了，你该好好敲他一笔。”女人们为她出谋划策，“他要是不让你进家门，你就让他坐牢。”
“装扮成一位神秘女郎，查查他的底细，看他到底多差劲。”
“你得把男人好好揍一顿才行，就得这么办。”
她们这是拿她开玩笑。月兰微笑着，也想开个玩笑。大块头的老板娘腰间扎着屠夫的围裙，又从厨房拖出几桶黑色的凉粉。她抽着烟，站在桌边看客人吃。这里好凉快啊，黑色的、淡黄色的、棕色的凉粉，凉爽诱人。店门开向街道，往来行人都是华人，只是窗户上垂着威尼斯式软百叶窗，将阳光裁成细条，仿佛人人都在躲藏。上菜的间歇，女人们往椅子上一靠，摇着绢扇、纸扇、檀香扇或蒲扇，就像中国那些无所事事的阔太太。
“开局吧。”老板娘收拾着桌子说。原来女人们不过是打麻将中途休息。她们伸开戴着戒指的手，稀里哗啦地洗着象牙麻将牌，准备开始下一局。“该走了。”英兰说着，领妹妹往外走，“来到美国，可以趁机忘掉在中国养成的坏习惯。有一天，你从牌桌上站起身，会发现一辈子都完了。”此时赌博的女人们已经杀将起来，只冲姐妹俩喊了声再会。
她们走过菜市、鱼市和肉市——商品种类不如广东丰富，鲤鱼没那么红艳，乌龟也不算大——进入烟店。英兰在妹妹消瘦的手中塞满萝卜糖、糖瓜和牛肉干。店面很长，买卖是在店的一头进行，两边靠墙摆着几条板凳，成排的男人坐在那里抽烟。几个男人停下口中咕噜咕噜吸着的竹制或银制的水烟袋，跟姐妹俩打招呼。月兰记起他们中不少人是同村的老乡。模样像头骆驼的烟店老板向她表示欢迎。英兰的孩子们小的时候以为他是“北方老人”，也就是圣诞老人。
回洗衣店的路上，英兰指给妹妹看在哪儿买日用杂货，如何避开贫民窟。“要是哪天觉得不踏实，就绕着走。但要是觉得身强力壮，从里面直接穿过去也不碍事。”身体不壮实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人行道上总有人晃来晃去，那就是被讨饭鬼和劫道鬼给盯上了。
下午最热的时候，正是英兰夫妇和孩子们干活最辛苦的时候，所有机器都在嘶嘶尖啸，铿铿作响。英兰终于教会妹妹怎么叠毛巾。她安顿妹妹坐在电扇风力最大的台子边，可最后还是打发一个孩子送她回家了。
从那之后，月兰只在下午毛巾从烘干机里出来之后才来洗衣店。英兰的丈夫只好用硬纸板给她剪出一个模板，好让她比着叠毛巾，只有这样她才能叠得形状一致。他给了她一个叠衬衣的衬板，让她量毛巾。她干活的速度从来没有比第一天进步。
她们经常谈到去找月兰的丈夫，谈着谈着，夏天就过去了。月兰觉得自己叠毛巾成绩斐然。晚上的时候，她观察孩子们，想弄明白他们在干什么。她念念有词地描述他们的动作。“现在他们又在学习。他们看了好多书。是因为要学的东西太多呢，还是因为他们不想当蛮子呢？他现在拿起铅笔，敲着桌子。然后他打开书，翻到一百六十八页。他的眼睛开始读起来。他的眼睛转过来，转过去，从左到右，从左到右。”她觉得这很好笑。“真是妙啊，眼睛前前后后地读。现在他正把想法写下来。这是什么想法呢？”她指着问。
她跟在外甥、外甥女身后转来转去。她俯下身看他们。“现在她从架子上拿下一台机器，把两副金属腿儿安在上面。她插上电源线。她把一颗鸡蛋在碗沿上磕开，将蛋黄蛋白从蛋壳中倒进碗里。她按下一个按钮，金属腿儿在鸡蛋中飞速旋转。你在做什么呢？”
“姨妈，请不要把手指插到蛋糊里。”
“她说：‘姨妈，请不要把手指插到蛋糊里。’”月兰重复着外甥女的话，转身跟另一个外甥女走出厨房。“这个孩子在做什么？哦，她在缝裙子，她要试试这一件。”孩子们穿衣服的时候，月兰会径直走进她们的房间。“现在她准是在翻找衣服，看看穿哪件好。”月兰拎出一条连衣裙。“这件好看，”她建议道，“瞧，多鲜艳。”
“不行，姨妈，这是参加聚会穿的。我现在要去上学。”
“噢，她现在要去上学，她要挑一条朴素的蓝裙子穿。她拿着梳子、牙刷和鞋，她要把自己关进卫生间里去。这里的人都在卫生间里穿衣服。”她把耳朵贴在卫生间的门上。“她正在刷牙。现在她要从卫生间出来了。她穿着那条蓝裙子和白T恤。她正在梳头洗脸。她往冰箱里看，正往面包片里夹东西。她把一只橙子和几片饼干装进袋子里。今天她带的是绿书和蓝书。还有写字板和铅笔——你带词典吗？”月兰问。
“不带。”那孩子翻翻眼珠，重重地吁了口气。“我们学校里有词典。”临出门时她补了一句。
“她们学校有词典。”月兰说，思量着这句话。“她还知道‘词典’哪。”月兰站在窗口偷看。“现在她关上大门，像英国人一样昂首阔步地走了。”
一个外甥女的丈夫不会汉语，她便把月兰的话翻译给他听。“她正在说我从架子上拿下一台机器，把两副金属腿儿安在上面。她说金属腿儿迅速旋转，在用电力打鸡蛋。现在她说我正在冰箱里找东西——啊哈！——我找到了。我拿出黄油——她管这叫‘牛油’。她说：‘他们吃很多牛油。’”
“她快把我逼疯了！”孩子们彼此间用英语说。
在洗衣房，月兰紧挨着滚烫的熨衣机，简直让别人没地方站脚。“现在双手食指一齐按下两个按钮，咯啷啷——熨衣机落下来。但是用一个指头按一个按钮，熨衣机就会抬起来。嘶嘶嘶——蒸汽冒出来。嗞嗞嗞——水喷出来。”她描述得那么形象，你还以为她真会操作那台机器呢。但她在洗衣店里不像在家里那样让人受不了。她不耐热，一会儿就得到外面去，坐在人行道边的苹果箱上。孩子们小时候也坐在那里休息，把苹果箱、橙子箱排成一排，假装那些是房子、商店和图书馆。过路人和顾客会给他们钱。如今他们大了，就在店里休息，或去散会儿步。他们不好意思再坐在路边，人家会误以为他们是乞丐。从前那些洋人递给他们硬币之前会说：“给我跳个舞，唱个中国歌。”他们小时候不懂事，就会又唱又跳。而月兰一个人坐在路边。
每当英兰想起那件事，实际上她天天想到，就会问：“你想好了吗，是不是该去找你丈夫，把你应得的东西争回来？”
“今天不行，但是很快就会去的。”月兰总是推托。
可是盛夏的一天，月兰的女儿说：“我得回家了。我答应过丈夫和孩子，说只出门待几个星期。这星期我该回去了。”月兰的女儿住在洛杉矶。
“好！”英兰叫道，“我们一起去洛杉矶，你回你丈夫那儿，你妈回她丈夫那儿。这样我们就能一趟搞定。”
“你们还是别去折腾那个可怜人了，”英兰的丈夫说，“别把他扯进这些妇道人家的烂事里。”
“你爸在中国的时候，从来不吃饼，”英兰对孩子说，“他说女人揉面把指头缝里的泥也揉进去了，他可不想吃女人手上的泥。”
“可是，和你们在一起，和孩子们在一起，我很开心啊。”月兰说，“我想看看这个女孩到底要缝件什么衣服，我想等你儿子从越南战场回来，我想看这个孩子能不能得个好成绩。还有很多事可干呢。”
“我们星期五走，”英兰说，“我护送你去，会平安送你到家的。”
星期五，英兰穿上她那套一年穿不了几次的讲究衣服。月兰穿的和平时一样，依然打扮得干净整齐。英兰告诉大儿子，还得由他开车。他把车开出来，两位老太太和外甥女坐进后排。
天刚蒙蒙亮，他们就开车出发，穿过一片片葡萄林。那些葡萄树弯腰弓背，如同田野中的侏儒。侏儒们从地下钻出来，周身披拂的锯齿边缘的叶子在晨风中飞舞，一行行、一排排，迎面扑来。车上的人半睡半醒。英兰开口道：“从前，皇帝有四位娘娘，按东、西、南、北方向住在四座宫殿里。西宫娘娘总想阴谋篡权，而东宫娘娘善良贤淑、光明磊落。你就是东宫娘娘。西宫娘娘把天下人的皇帝幽禁在她的西宫里。你这位善良的东宫娘娘要冲出黎明，攻陷她的宫殿，把皇帝解救出来。你必须破除她给他施的魔咒，让他重返东宫。”
在五百英里的路程中，英兰对妹妹说着最后的叮咛。月兰所有的东西都装在后备厢里。
“我们是一起去你家呢，还是你自己进去？”英兰问。
“你得跟我一起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倒觉得你自己去更有戏剧性。他一开门，竟然是你——带着所有行李，活生生地站在门廊。‘还记得我吗？’你直呼他的小名，问他，他会惊得晕过去。他可能会说：‘我不认识你，走开。’而你把他推到一边，昂然走进屋里，往上座上一坐，把鞋一脱，因为那是你的家。”
“你觉得他会欢迎我吗？”
“她真是没什么想象力。”英兰心想。
“在这个国家，娶两位老婆是犯法的。”月兰说，“我在报纸上看到的。”
“娶两位老婆很可能在新加坡也犯法，可咱哥就有俩老婆，他的几个儿子也都娶了俩老婆。法律管什么用。”
“我害怕。噢，咱还是回去吧，我不想见他。他要是把咱们轰出来怎么办？唉，他会这么干的。而且我不请自来，到这里给他惹麻烦，他也有权力把我轰出来。别把我一个人留下，你比我嗓门大。”
“行，和你一起去肯定挺刺激。我可以直接闯进去，问他：‘你老婆在哪儿？’他会说：‘她不就在这儿吗？’我便说：‘这不是你老婆，月兰在哪儿？我是来看她的。我是她大姐，我来看看你待她好不好。’然后我就指控他犯了谋杀罪，让人把他抓起来——你再跳出来营救他。或者我也可以看他老婆一眼，说：‘月兰，你现在变得这么年轻啦？’他就会说：‘这不是月兰。’这时候你就走进来，说：‘她不是，我才是月兰。’如果他家里没人，我们就从窗户爬进去。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他家里了。你是女主人，我是客人。你给我端上点心和咖啡。等他一进门，我就说：‘啊，我看到你丈夫回来了，多谢你盛情款待。’你就说：‘欢迎随时再来。’不要动武，该怎样就怎样。”
月兰有时候也会情绪高涨。“也许我该在他进门的时候叠毛巾，那样他就会觉得我很聪明。我要在他老婆伸手之前，就把毛巾拿过来。”可当他们在中部大峡谷越开越远——绿油油的田野变成棉花地，干巴巴的褐色棉秆顶着棉花，先是稀稀拉拉，这里几棵，那里几棵，然后是密密丛丛一望无际——月兰就越想回去。“不行，我应付不来。”她拍着外甥的肩膀说，“求求你，掉头吧。噢，你得往回开。我应该回中国去，我压根儿不该来。咱们回去吧。听清楚没有？”
“不能回去，”英兰命令儿子，“继续开。现在她不能打退堂鼓。”
“你们到底想让我怎样？拿定主意。”儿子说，他开始不耐烦了。
“往前开，”英兰说，“已经开了这么远，不能半途而废。再说了，我们还得送你表妹回洛杉矶的家呢。反正得去洛杉矶。”
“我能去你家见见外孙吗？”
“可以啊。”她女儿说。
“我们得先把你丈夫搞定，再去看外孙。”英兰说。
“他要打我怎么办？”
“那我就打他。我会保护你，我会反击的。咱们俩把他揍趴下，让他乖乖听话。”英兰咯咯笑起来，仿佛正盼着要打一架似的。可看到月兰心惊胆战的样子，便安慰她：“不会打起来的，你千万别胡思乱想。我们不过是走到他门口，要是他来开门，你就说：‘我已经决定了，来美国和你一起生活。’要是他老婆开门，你就说：‘你一定是小老婆了，我是大老婆。’嗨，你甚至还可以大度地说：‘我想见见咱们的丈夫。’”英兰又说：“我带来了假发，你干吗不打扮成一个漂亮女人呢？我还带了口红和香粉。然后在某个戏剧性时刻，你一把扯掉假发，说：‘我是月兰。’”
“这太可怕了。我害怕，我害怕呀！”
“还是先去我家吧，”外甥女说，“我跟家里人说过要赶回家做午饭的。”
“好吧。”英兰说。五年前，她曾努力劝外甥女去找她父亲，可她只是给他写了封信，说自己就在洛杉矶。信中说，要是他想见她，可以来看她，或者她也可以去看他。可他根本不想见女儿。
车子在女儿房前停下，月兰问：“我能下车见见外孙吗？”
“我告诉过你了，不行，”英兰说，“你要是一下车，就会留下不走了，我们还得再花几个星期才能重新鼓起勇气。见外孙的事还是放一放，留作以后给自己的奖赏吧。你先把那件事搞定，那样就能无牵无挂地陪外孙一起玩了。再说，你还有自己的孩子要见呢。”
“外孙比那些孩子可爱多了。”
离开外甥女住的郊区，英兰的儿子开车到母亲给他的地址，发现那里竟是洛杉矶市中心的一幢摩天大楼。
“别停在楼前面，”他妈妈说，“找个小巷子停车。我们要给他来个突然袭击，不能让他提前看到我们。我们要看看他脸上的第一反应。”
“是啊，我也想看看他脸上的表情。”
英兰的儿子开着车，在周边的小巷里转来转去，终于找到一个在办公楼里看不到的停车位。
“你得沉住气，”英兰对妹妹说，“进去的时候要镇定自若。哦，这才有戏剧性啊——光天化日之下，繁华闹市之中，突然现身。我们先在这里坐会儿，看看他的大楼。”
“这整座楼都是他的吗？”
“不知道，也许是吧。”
“噢，我动不了啦，我膝盖哆嗦，走不动路了。那里边一定有他的佣人和下属，他们会盯着我看的，我受不了啦。”
英兰感到一阵疲惫涌上来，压得她直不起腰。人人都得她来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洛杉矶的正午暑气蒸腾，她突然觉得晕车。没有树，没有鸟儿，只有城市。“一定是坐车坐太久了。”她心里想。他们还没吃午饭，一路颠簸让她筋疲力尽。活动一下她就会有力气的，她得活动一下。“你陪姨妈在这儿坐着，我去楼里打探一下。”她吩咐儿子，“等我回来再拿主意。”她围着大楼走了一圈，果然感觉踩到实地，脚下有根儿了。虽然地面上铺了水泥，她还是觉得有了力气。呼吸到空气，虽然里面充满汽车尾气，她还是觉得自己精神多了。大楼底层是几家商店，她浏览着店中展示的服装和珠宝首饰，替月兰相中几件，等她争回自己应得的名分，就可以买来穿戴了。
英兰步履匆匆，旁边镜中的影子与她并肩疾行。她曾经年轻，曾经健步如飞，如今她依然健步如飞，依然觉得年轻。让人老的并不是浑身酸痛，而是镜子，是镜中的满头华发与满面皱纹。年轻人也会浑身酸痛的。
大楼很气派，大厅里到处都是玻璃和镀铬的金属，还有立式烟灰柱和摆成半圆形的塑料长椅。她等电梯里人快满才进去，不想自己操作一种新机器。一上六楼，她就开始机警地寻找地址本上的号码。
他的楼里真干净。卫生间是可以上锁的，头顶上有方形吊灯。但是没有窗户。她不喜欢铺着地毯踩上去悄无声息，却没有窗户的走廊。感觉像隧道。他一定很有钱。好。杀杀有钱人的威风也是应该的。她找到标着他门牌号的房门，玻璃上还有美国字母呢。显然，这是他的办公室。她没料到会在他工作的地方揪住他。幸好提前来打探，要是她们去的是他家，就逮不着他了。那样她们就得对付他的小老婆，而她会打电话通知他，搅乱她们的突袭计划，把他拉到她那一边。英兰知道小老婆都会耍花招，她父亲就有两个小老婆。
英兰走进办公室，暗自庆幸这是公共场所，无须敲门。一屋子男人女人从杂志上抬起头来。她从他们脸上期待变化的神情看出，这是一间候诊室。在一张玻璃推拉隔断后面坐着一位年轻女人，穿着摩登的护士制服，不是白色的，而是浅蓝镶白边的套装。她面前摆着一部漂亮的电话和一台电动打字机，小隔间墙壁的边缘刷成黑色，墙上贴着铝箔一样亮晃晃的壁纸，上面刷着红道道儿，给高大的黑框架形成金属感的背景。候诊室的墙壁覆盖了一层粗麻布，木花盆中种着绿植。这是一间装饰豪华的候诊室。英兰暗暗佩服。病人们穿着得体，没有病态和穷相。
“您好，可以为您效劳吗？”接待员推开玻璃隔断说。英兰踌躇着，接待员以为她不会说英语。“请稍候。”说罢，她走进里间，带了另一个女人出来。那女人身穿类似的制服，只是颜色是粉红镶白边。她头发后拢，在后脑勺上扎成卷曲的马尾辫，里面掺了几绺假发。她戴着圆眼镜，贴着假睫毛，模样像个美国人。“您预约了吗？”她用蹩脚的汉语问道，听那发音还不如英兰的孩子像中国人。“我丈夫，医生，一般不给临时上门的人看病。”她说，“我们下个月的预约都已经排满了。”英兰盯着她比比画画地打着手势的粉红指甲，心里想，要不是她汉语说得这么笨嘴拙舌，就不会泄露这么多信息了。
“我得流感了。”英兰说。
“也许我可以给您另一位医生的名字。”那女人说，按说她也算她的妹妹了。“这位医生是脑外科医生，不看流感。”但她的原话却是“这个医生是给脑子开刀的”，像刚学说话的小孩一样，现造句现说。她涂着粉色的口红和蓝色的眼影，跟洋人似的。
英兰也当过外科医生，觉得妹夫准是聪明过人。她自己在美国不能公开行医，一则是这里的医学训练与国内的大不一样，再则她永远也学不会英语。他聪明，能学会洋鬼子那一套。她必须足够聪明才能斗得过他。她得暂时撤退，详加筹划才行。“哦，好，我找别的医生吧。”说罢，她离开了。
她得重新制订计划，帮妹妹和妹夫团聚。他那护士老婆那么年轻，诊所布置得那么富丽堂皇——木墙板，油画，气派的电话机——英兰如今明白了，妹夫不接老妻来美国，并不是因为凑不齐路费。他是为了这个没心没肺的摩登女郎抛弃了结发妻子。英兰很想知道那姑娘知不知道她丈夫在中国已有妻室。也许她该问一问。
但是不行，她绝不能给她任何暗示，那样会打草惊蛇。她一定要在他来到走廊之前赶紧走开，也许去某个可以上锁的卫生间躲起来。往回走的路上，她注意到楼里的角角落落、各种通道、放扫帚的杂物间、其他办公室——这些地方都可以埋伏。她妹妹可以蹲在自动饮水机后面，等他渴了来喝水，就拦住他。
“我见到他小老婆了。”她说着拉开车门。
“她长什么样？”月兰问，“漂亮吗？”
“很漂亮，很年轻，还是个年轻姑娘。她是你丈夫的护士。他跟我一样当医生。真是个无情无义的臭男人。你得好好教训他几年才行。可你得先坐直了。扑点我的香粉，尽可能打扮漂亮点，不然你没办法跟她争。可你确实有一个优势。注意了吗，你丈夫让她给他干活，跟佣人差不多，那样你就有可能当太太了。她在办公室干活，你在家里持家，跟两房太太差不多。可话又说回来，男人真正的伴侣是帮他辛苦打拼的女人。你学护理行吗？不行，恐怕够呛，护理差不多跟洗衣服一样难学。他竟然变成了这样的卑鄙小人，为一张漂亮脸蛋抛弃自己的责任。”英兰伸手去拉车门把手。“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什么？”
“当然是上楼啦！我们就在他诊所门口，我觉得咱们还是开门见山的好。这里没有树可以给你掩护，没有草让你的脚步变轻，所以你干脆直接闯进他的办公室，向里面的病人和那几个时髦的护士宣布：‘我是医生的妻子，我要见我丈夫。’然后你就推开里屋的门走进去。什么门都不要敲，小老婆说话你也别搭理。你径直从她身边走过去，不要放慢脚步。等你见到他，就说：‘没想到吧！’你问他：‘外面的女人是谁？她自称是你老婆呢。’这样你就给了他机会，让他当场否认她。”
“噢，我太害怕了，动不了了。当着那么多人我做不来，像登台演戏似的。我会连话都说不出来的。”果然，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变成耳语。她浑身发抖，缩在后排座位的角落里，缩成一小团。
“好吧，那咱们采取新计划。”英兰边说边看着儿子，他正把脑袋抵在方向盘上。“你，”她说，“我要你到你姨夫的诊所，告诉他街上出了车祸。一个女人腿骨折了，疼得哇哇哭，那他就非来不可了，你就把他带到车上来。”
“妈。”
“嗯，”英兰思量着，“也许我们该把你姨妈撂到街中间，她可以蜷着腿躺着。”可月兰不停地摇头，声音颤抖着一叠声说“不”。
“干吗不把她推到十字路口，在她身上倒上番茄酱，我再开车稍微轧她一下？”儿子说。
“少胡说，”英兰说，“你们这些美国人，把人命当儿戏。”
“妈，这太荒唐了，整件事都太荒唐了。”
“去，照我说的办。”她说。
“妈，我觉得你这把戏根本行不通。”
“中国人的事，你懂什么？！”她说，“照我说的办！”
“别叫他把那护士带来。”月兰说。
“你不想看看她什么长相？”英兰问，“那样你就会知道他是为谁抛弃你的了。”
“不，不想。她跟我没关系。她不重要。”
“说英语，”英兰对儿子说，“那样他就觉得非跟你来不可。”
她把儿子推出车外。“我不想干这样的事。”儿子说。
“你要是不干，就会毁了你姨妈一辈子。这事是在中国起头的，你不懂。就按我说的做，快去！”
他哐地摔上车门，走了。
这时月兰捂住肚子呻吟着。“直起腰来，”英兰说，“他随时都会来。”可这只会使月兰呻吟的声音更大，泪水从她紧闭的眼睑中渗出来。
“你想要丈夫，对不对？”英兰说，“要是你现在不把他夺回来，就再也别想有丈夫了。别哭了！”她命令道，“他那个所谓的小媳妇画着红嘴唇、涂着指甲油，跟个电影明星似的，你愿意让他看到你肿眼泡红鼻子吗？”
月兰勉强坐直身子，可样子却像结了冰一般僵硬。
“你只是坐车累了。脸上来点血色。”英兰说着，伸手去捏妹妹皱缩的脸。她托着妹妹的胳膊肘拍打她的手臂内侧。要是时间足够，她会把妹妹的皮肤拍出黑色红色的点子，那就能把疲劳也拍出来了。她一边拍打，一边瞟着汽车后视镜。她见儿子跑过来，他姨夫手里拎着一只黑包跟在后面。“快点，快点。”儿子催促着。他打开车门。“她在这儿。”他对姨夫说，“回头见。”说完便沿着街道跑掉了。
两位老太太看到一个男人进了前座，他身着深色西装，派头十足。一头乌发，脸上没有皱纹，看上去闻起来都像美国人。两个女人猛然想起，中国家庭会给小男孩找大媳妇，这样就可以一辈子伺候他。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在这个鬼国家，男人不知怎么搞的可以永葆青春。
“哪儿有车祸？”他用汉语问，“怎么回事？你的腿没有断啊。”
两个女人都没应声。英兰忍住不说，她不想干扰他们久别之后的重逢。
“怎么回事？”他问，“哪儿不舒服？”这两个女人脸色好难看。“怎么啦，老奶奶？”
“老奶奶？”英兰吼道，“这是你老婆，我是你大姨子！”
月兰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她丈夫瞅着她。终于认出她。“你——”他说，“你来这儿干什么？”
而她只是张了张嘴，又闭上，一句话都说不出。
“你干吗来这里？”他瞪着眼睛质问她。月兰一手捂住脸，另一只手摇晃着。
英兰再也无法沉默了。显然，他不乐意见妻子。“是我接她来的。”她愤然爆发，“是我把她的名字写在红十字会的名单上，是我给她寄的飞机票。是我每天给她写信，鼓励她来美国。是我告诉她大家会多么欢迎她，她的家人会多么欢迎她，她的丈夫会多么欢迎她。我做了你这个做丈夫的在过去三十年该做的事。”
他像野蛮人那样直勾勾地瞪着月兰，寻找说谎的证据。“你想干什么？”他问。她被他盯得缩成一团，吓得都不敢哭了。
“你不该来这里。”他说。汽车前座如同壁垒，将两个女人困在衰老的咒符中。“你来这里是个错误，你适应不了。在这里生活需要人坚强，你不行。我已经有了全新的生活。”
“那我怎么办？”月兰嗫嚅道。
“好，”英兰想，“问得好，直来直去。”
“我有了新妻子。”男人说。
“她只是你的二房，”英兰说，“这才是你真正的妻子。”
“在这个国家，男人只能有一位妻子。”
“那你会把办公室的女人打发走吗？”英兰问。
他看着月兰，又是那种粗鲁的美国人的眼神。“你去和你女儿一起住。我还是按原来的数给你寄钱。要是美国人知道有你在，我会被抓起来的。我现在是按美国人的方式生活。”他说话的口气就像从小生在美国。
“你怎么能毁掉她的晚年生活？”英兰说。
“她有饭吃，有佣人伺候，女儿还上了大学。她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我一直在尽丈夫的本分。”
“你害她守活寡。”
“这样说可不对。很明显，村里人没有乱石砸死她，她也没有戴孝。家里人也没有打发她去干活。你瞧她这样子，永远也融不进美国式的家庭。我经常请美国的重要人物吃饭，”他转眼看着月兰，“你跟他们搭不上话，你几乎跟我都没法讲话。”
月兰羞愧难当，双手捂住脸，恨不能连那双长了老年斑的手也藏起来。她丈夫看起来像车外面经过的外国鬼，而她自己也一定像是中国鬼。他们确实来到了阴曹地府，都变成鬼了。
“那你想让她回中国？”英兰问。
“我可没想让谁回去。她可以留下，但我不想让她住在我家。她得住在你家，或者住在她女儿家。而且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人再来这里。”
突然间，他的护士敲着车窗玻璃，敲得又轻又急，他们几乎没听到。他竖起一根手指在嘴上，示意两位老太太稍等片刻，别说话；他从来没有告诉他的美国妻子，他在中国已有妻室，她们也绝对不能告诉她。
“出了什么事？”她问，“需要帮助吗？预约的人都挤成一堆了。”
“没事，没事。”他说，“这个女人在街上昏倒了，我马上就上去。”
他们俩讲的是英语。
两个老太太没有叫住那个年轻女人。很快，她走了。“我也得走了。”丈夫说。
“你干吗不干脆写信告诉她，你不回国，也不会接她出国？”英兰问。
“我不知道，”他说，“我好像变成另一个人。我的新生活那么完满，把我整个儿裹进去，而你们好像成了我很久以前读过的书里的人物。”
“那你至少得请我们吃顿饭，”英兰说，“你不打算请我们吃午饭吗？你不觉得该请我们吃顿饭吗？去一家像样的馆子？”她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于是他带她们去吃午饭。英兰的儿子回到车上，只得等着她们。
他们驱车送月兰到女儿家。尽管她住在洛杉矶，却再也没有见过丈夫。“哦，好吧，”英兰说，“现在我们总归同在一片天空下，同在一片土地上，活在同一个时刻中。”英兰和儿子开车回北方。一路上，英兰一直坐在后座上。
几个月过去，英兰没有收到月兰的只言片语。月兰在中国生活的时候，隔一星期就会写一封信。最后，英兰拨通了长途电话，想弄清楚怎么回事。“我现在不能说话。”月兰压低声音说，“他们在偷听。趁他们还没有找到你，赶紧挂。”英兰付的话费还没有用完，月兰已经挂了电话。
那个星期里，外甥女寄来一封信，说月兰很恐惧。月兰说她偶然听到墨西哥鬼正谋划着取她的性命。她贴着墙根爬，偷窥窗外。后来她让女儿在洛杉矶的另一头给她租了套公寓，现在她就藏在那里。女儿每天去看她，但月兰总是对她说：“别来看我，那些墨西哥鬼会跟踪你找到我这个新的藏身之处的。他们正监视着你家呢。”
英兰给外甥女打电话，叫她立即送她妈妈到北部来，她说这里没有墨西哥人。“这种恐惧是种病，”她告诉外甥女，“我会把她治好的。”（“从前，皇帝有四位娘娘，”她对儿女们解释，“在宫廷争斗中失败的娘娘会被打发到北宫。她的三寸金莲在雪地上留下小小的脚印。”）
英兰坐在灰狗巴士站的长凳上等妹妹到来。这次孩子没有陪她来，因为巴士站离她家只有五个街区。她把棕色购物袋倚在腿边，坐在荧光灯下打盹，直到妹妹的车到站。月兰站在台阶上眨巴着眼睛，双手牢牢抓着专为老年人设的栏杆。看着车站水泥地上一步一挪的那双衰老的脚，英兰心中酸楚，泪水涌上来。妹妹皮肤松弛，像干瘪的青蛙皮，仿佛皮肤下面的她已萎缩变小。她的衣服也晃晃荡荡，不像以前那样合体贴身。“我乔装改扮了。”她说道。英兰搂着妹妹，好让她暖和些。她一路拉着妹妹的手走回家，像小时候那样。
虽然几个孩子上学去了，家里却显得比以前更拥挤。翡翠木被搬到屋里过冬。墙边，桌上，到处是敦敦实实的翡翠木，树干像脚腕那么粗。春天时阳光给这些植物涂上一层粉色，如今粉色褪去，叶子变成翠绿。
“我好害怕。”月兰说。
“没人跟踪你，”英兰说，“没有墨西哥人。”
“我在灰狗车站看到好几个呢。”月兰说。
“不，不是，那是菲律宾人。”她捏着妹妹的耳垂，口中念念有词地开始为她收魂儿，赶走恐惧。“没有墨西哥人跟踪你。”
“我知道，我坐上汽车甩掉他们，逃出来了。”
“是啊，你坐上画着狗的车，逃出来了。”
晚上，月兰似乎安静下来，英兰便探问到底是什么让她害怕。
“你为什么觉得有人跟踪你？”
“我听到他们在议论我，我悄悄走近，听到他们在说什么。”
“可是你听不懂墨西哥话呀。”
“他们说的是英语。”
“你也不懂英语呀。”
“这一次奇了，我竟然听懂了。我破译出他们的话，透过他们的话，看出他们心里想什么。”
英兰给妹妹揉了几小时的耳朵，对她念诵着新的住址，告诉她，姐姐多么喜爱她，她的女儿、外甥、外甥女多么喜爱她，她的姐夫多么喜爱她。“我绝不会让你出一点事，再不让你出远门。你已经到家了。留在家里吧。不要怕。”泪水从英兰眼中滑落。是她催着妹妹坐喷气式飞机从大洋彼岸匆匆赶来，然后又沿着太平洋海岸奔波来去，在洛杉矶城中东奔西走。月兰找不到家，她的魂儿（英兰称它为“神儿”）散落得满世界都是。英兰搂着妹妹的头，扯着她的耳垂。她要补偿她。月兰脸上偶尔也会现出专注的神情。英兰揉搓着那双细瘦的手，往她的指尖上吹气，努力想把动荡的火苗吹旺。日复一日，她待在家里，不去洗衣店。她把洛杉矶的医生给妹妹开的冬眠灵和维生素B都扔掉。她安顿妹妹坐在厨房的阳光中，自己在橱子里、地下室里找草药，在冬天的菜园里找新鲜的植物。英兰选了药性最温和的植物，给妹妹煎药熬粥，就像以前老家村里人喝的那种。
夜里，她搬出自己的卧室，睡在月兰身边。“放心睡吧，别害怕。”她说，“好好休息，我就在你身边。我会帮你的魂儿找到回来落脚的地方。我会给你叫魂儿，睡吧。”英兰目不交睫地照看她，直到黎明才睡。
月兰依旧出声地描述外甥们的一举一动，但如今只是自言自语，不会停下来问问题。她足不出户，连院子里也不去。“唉，她疯了。”她睡着的时候，英兰的丈夫说。
月兰神思恍惚的时候，英兰便握住她的手。“不要走，小妹。不要再离开。回到我们身边来。”要是月兰在沙发上睡着了，英兰便整夜不上床，有时只坐在椅子上打个盹。月兰在床中间睡着，英兰就在她脚边躺下，凑合一夜。她要把妹妹的魂儿拉回地上来。
但是一天天过去，月兰的魂儿越飘越远。她说墨西哥人已经一路追踪她找到这座房子。从那天起，她拉下窗帘和百叶窗，锁上房门。她侧着身子贴着墙往外窥视。英兰对丈夫说，他得迁就小姨子。关上窗子是对的，那样月兰的魂儿就不会从缝隙里溜出去。月兰在屋里走来走去，把所有灯都关上，就像空袭时一样。房子里变得阴郁，不透气，没有亮光。这就不好办了，黑暗既能让魂儿回来，也给魂儿溜走大开方便之门。有时候英兰一边呼唤妹妹的名字，一边开灯。英兰的丈夫装了一台空调。
孩子们把自己锁在卧室、储藏室、地下室里，在里面开着灯。他们的姨妈便去敲门，说：“你们在里面没事吧？”
“姨妈，没事。我们很好。”
“当心，”她警告，“当心。把灯关掉，那样他们就找不到你们了。趁他们还没来找我们，赶紧关灯。”
孩子们在门框周围挂上毯子，在门下面塞上衣服。“中国人真古怪。”他们彼此说。
月兰的下一步举动是拿掉架子上、梳妆台上和墙上的所有照片，只留下祖父母的。她收起家人的影集。“把这些藏起来，”她压低声音对英兰说，“藏好。等他们找到我，我可不想连累全家人。他们会按照片追踪你们的。”英兰把照片和影集用法兰绒包起来，说：“我会把这些运到很远的地方，谁都找不到我们。”她趁月兰不注意，把照片和影集放进地下室，塞到收纳箱最底层，上面盖上旧衣服旧鞋子。“万一他们找到我，你们也会安全的。”月兰说。
“我们都很安全。”英兰说。
月兰接下来的古怪举动是，她拼命不让任何人离开家。她揪住他们不放，扯住他们的衣服，求他们不要走。英兰的丈夫和孩子们只得偷偷溜出去。“别让他们走，”月兰哀求着，“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他们会回来的。你等着看吧。我向你保证。注意看他们，不要管墨西哥人。这个三点半回家，那个五点回家。记着现在谁走了。你会看到他们平安回家的。”
“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月兰抽泣着。
到了三点半，英兰就提醒她：“瞧见了吧？三点三十分，他果然回来了吧？”（“你们这些孩子，放学后给我立马回家，一刻也不准耽搁，不准去糖果店，不准去漫画店，听到没有？”）
可月兰已经不记得了。“这是谁啊？”她问，“你要留下来吗？今晚可别出门。早上也别走啊。”
她悄悄对英兰说，全家人千万别出门，因为“他们”要把我们抓进飞机，运到华盛顿，在那里把我们全都烧成灰烬，然后迎风一撒，不留任何痕迹。
英兰看到妹妹的头脑已经一成不变。她的确疯了。英兰对孩子们解释：“疯子和正常人的区别在于，正常人讲故事的时候是会变花样的，而疯子讲的故事总是千篇一律，重复来重复去。”
每天早晨，月兰便站在前门口嘟囔着：“别走。飞机。灰烬。华盛顿。灰烬。”然后，当一个孩子终于摆脱她离开时，她就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了。他们会逮住他，把他烧成灰烬的。”
于是英兰只好放弃。她在家里养着个疯子，每天一大早就咒她的孩子，包括在越南战场上的那个。他们需要的是祝福，可姨妈总是说些可怕的话。也许月兰早已经离开这个老迈疯癫的躯壳，诅咒孩子们的其实是一个鬼。最后英兰给外甥女打电话，外甥女把月兰送进了加州的州立精神病院。之后英兰打开所有的窗户，让空气和光线重新进入家中。她搬回与丈夫合用的卧室。孩子们取下门框上的毯子和床单，重新回到客厅。
英兰探视过妹妹两次，见月兰一次比一次消瘦，瘦成一把骨头。但令她惊讶的是，她很开心，还编出了新故事。她像孩子般欢呼雀跃：“啊，姐姐，我在这儿可开心啦。这里谁都不离开，是不是很棒？我们这里都是女的。过来，见见我的女儿们。”她把英兰介绍给病房里的所有病人——她的女儿们。尤其令她骄傲的是那些怀了孕的。“这些是我亲爱的怀孕的女儿。”她抚摸她们的头，替她们整整衣领，掖掖毯子。“今天感觉好吗，乖女儿？”她对英兰说：“哦，你知道，我们这里的人都相互理解。我们说一样的语言，完全一样。她们懂得我，我也懂得她们。”果然，女人们也都对她微笑，她走过时，她们伸手抚摸她。她有了新故事，可神智却完全丧失，再也不会在某天早上清醒过来。
英兰告诫孩子们，一定要帮她阻止父亲娶小老婆，因为她觉得自己未必比妹妹更能承受这样的打击。假如他带别的女人回家，他们要合起伙来对付她、捉弄她、打她，趁她端着热油的时候绊倒她，直到把她轰走为止。“我都快七十的人了，”父亲说，“从来没娶过小老婆，现在也不打算娶。”英兰的女儿们信誓旦旦，绝不允许丈夫对自己不忠。她所有的孩子都打定主意，以后要主修科学或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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