筒中有三张纸卷在一起。最大的那张上写着：民国二十三年，该生在图强助产学校修习医药各科兼医院实习二年期满，完成产科学、儿科学、妇科学、内科学[3]、外科学[4]、疗学、眼科学、细菌学、皮肤学、看护学、绷带学等课程的学习，通过口试和笔试，考验及格，准予毕业，特颁发此证。[5]这份文件上盖了八个印章：一个是圆形浮凸印章，学校的中英文校名围成一圈；一个是淡紫色图章，图案为一只白鹳叼着一个胖娃娃；一个是学校的中文印章；一个是橘红色印花，贴在文凭的饰边上；一个是本校校长、里昂大学与柏林大学医学博士、“里昂大学临床外科及产科前外国助理[6]”伍伯良博士的红色印章；一个是教务长、医学博士胡燕襟的红色印章，一个是我妈妈的图章，比校长和系主任的都大；还有一个章盖在文凭背面，是数字“1279”。胡主任的签名后面有个括号，里面写着“夏葛”。我在一部历史著作中读到，广州的夏葛女子医学院是十九世纪由欧洲女医生创办的。
学校的章盖在妈妈的照片上，那时候她三十七岁，文凭上写的却是二十七岁。照片中的她看上去比现在的我还年轻，眉毛比我浓，嘴唇也更丰满。自来卷的头发梳成左偏分，一绺波浪般的发丝从右颊垂下。她身穿白色学生袍，对自己的外表并不在意。她直视前方，仿佛在看我，而且穿过我看到了她的孙辈，还有孙辈的孙辈。那双眼睛空茫无物，所有刚从亚洲来的移民的眼睛都那样。她的眼神并没有聚焦在镜头上，脸上也没有笑意，中国人照相的时候不笑。他们的眼睛在发号施令——对异国他乡的亲戚是“赶紧寄钱”，对后代则永远是“给照片供上食物”。我妈妈看美籍华人的照片时总搞不明白。“你们在笑什么？”她问。
第二个纸卷是一张窄长条的班级毕业合影，校领导坐在第一排。我一眼就认出妈妈，虽然她比现在年轻四十岁，可一看就是她的脸。我对她的脸太熟悉，只能通过对比其他学生来判断她漂不漂亮，开不开心，是不是聪明。为拍摄这张正式合影，她把头发抹上油梳直，和别的女生一样梳成齐下颌的短发。别的女生我一个都不认识，看得出有的噘着嘴，有的眼睛向一边瞟，有的缩着肩膀。妈妈不温柔，那个长着小鼻子、下唇下面有个涡的女孩很温柔。妈妈不幽默，不像后排那个讥讽地扬起下颏摆出毕业女生派头的姑娘。妈妈没有一双笑盈盈的眼睛；坐在第一排的年长的女老师（是不是胡博士？）绽开满脸笑纹，那位穿西装的男老师也露出西方式的微笑。大多数毕业生都是面孔尚未定型的女孩子，而我妈妈的脸不会再变，只会慢慢老去。她面容俊秀，聪明伶俐。可我说不出她是不是高兴。
那些毕业生在自己严肃的黑裙上别上玫瑰、百日菊或菊花的时候，眼睛似乎没好好看。一个瘦瘦的女生把花戴在了前胸正中间。有几个女生把花戴在左边或右边乳头的位置。我妈妈把一朵菊花戴在左胸下方。那时候的中式连衣裙是没有褶的直筒，仿佛中国女人都没有胸似的。这些年轻的女医生还不习惯插花戴朵，大概是把自己的胸部看成一马黑色的平川，没有一个可以戴花的参照点。也许她们无法收回那凝视远方的目光，那样的目光，在移民们来到美国几年后便会消失。在这张照片中，妈妈依然睁大双眼，眼神越过中国以外的海洋，海洋彼岸的土地。大多数移民都学会了像野蛮人那样直勾勾看人，学会鼓起勇气，不礼貌地盯着说话人的脸，仿佛要抓住对方撒谎的把柄似的。在美国，妈妈的眼睛强硬得如同一对大石头，从不会轻易放过一张脸，可她还是没有学会如何装饰打扮，如何放留声机的唱针，也一直没有收回眺望大洋彼岸那片土地的目光。如今她的目光中又装进了中国的亲人，正像从前她总是看爸爸从美国寄回去的照片，照片中的爸爸总是笑啊笑，他身穿西装，他有很多套西装，每次照相都穿得不一样。
爸爸和他的朋友在科尼岛的沙滩上相互拍照，他们身穿泳衣，大西洋吹来的咸咸的海风吹拂着他们的头发。爸爸站在中间，胳膊搭在两位伙伴肩上。他们坐在双翼飞机的驾驶舱里拍照，骑在摩托车上拍照，站在草坪上拍照，身旁赫然立着牌子：“禁止践踏草坪。”他们总是笑哈哈的。爸爸满面笑容地站在一家干净的洗衣店前面，白衬衣的袖子挽起来。春天的照片中，他头戴一顶崭新的草帽，像好莱坞歌舞明星弗雷德·阿斯泰尔那样将帽子稍稍歪向一侧，跳着舞走下楼梯，一脚在前，一脚在后，一只手插在裤兜里。他在给妈妈的信中讲美国秋天踩草帽的习俗，写道：“如果你还想把草帽留到明年戴，最好早早收起来，不然，你坐地铁或在第五大道走的时候，随便哪个陌生人都可能把帽子从你头上抢走，丢在地上踩破。这是他们庆祝换季的方式。”冬天的照片中，他身穿灰大衣，头戴灰呢帽。在一张照片中，他坐在中央公园的一块大石头上。有一张照片上他没有笑，是别人趁他看书的时候抓拍的，台灯的强光把他的脸照得一片模糊。
妈妈没有快照。但她的两张单人照中，脑门上都有个黑手印，仿佛有人要给她印上刘海，或者想给她做记号似的。
“妈妈，是不是你拍了这张照片以后又开始流行刘海了？”有一次她说，是啊。又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你脑门上有手印呀？”她说：“是你大舅弄的吧。”我不喜欢她那种不确定的口气。
最后一张纸上写着一列列汉字，只有“广州市卫生局”是英文的，印在照片中妈妈的脸上。照片和毕业文凭上贴的那张一样。我久久端详着那张脸，想看出她是不是担忧。一年年过去，爸爸没有回国，也没接她出去。他们生的两个孩子十年前已经夭折，（“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个三岁，一个两岁，都会说话了。”）要是他不赶紧回来，可能再也不能生了。但爸爸确实还经常寄钱，妈妈除了自己用，没有需要花钱的地方。她便买漂亮衣服，漂亮鞋子。后来，她决定用这笔钱学医。孩子死后，她没有立即去广州。感情的伤痛需要时间来疗愈。像爸爸当年一样，妈妈是坐船离开村子的。那艘船上画着一只海鸟，保佑它不遭狂风，不会沉船。她运气不错。后面那艘船就倒霉了，水寇一拥而上，劫持了所有乘客，连老太太都不放过。那时候，劫匪的口头禅是：“老太太赎身六十块。”她说：“我孤身一人，漂漂荡荡，乘船到了省城。”她拎着一口棕色皮箱和一只帆布袋，袋子里塞着两条棉被。
到学校宿舍后，校方安排她和另外五个女生同住一间寝室。她进门时，那几个女生正在整理东西。她们相互打了声招呼便继续收拾，等到所有东西归置停当，各就各位之后，大家才进一步示好。妈妈看到她写在报名表上的名字钉在一张床的床头，她原本以为自己到得晚，挑不到好床位，不免有些懊恼，见此情景，懊恼之感立即烟消云散。伴着两声悦耳的咔嗒声，她打开皮箱的锁，看着箱子里摆得整整齐齐的物品，在皮箱绿色衬里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干净，心中再次涌起一阵喜悦。她把衣服拿出来重新叠好，一一放进属于她的那只抽屉。随后，她从箱子里取出笔和砚，一本世界地图集，一套茶具茶罐，一只针线盒，一条带真金刻度的尺子，一沓信纸，一摞印着红边表示没有坏消息的信封，一只饭碗和一双银筷。这些东西，她一样一样摆在她的架子上。她把两床被子铺在床上，将一双拖鞋并排放在床下。她的财产比这还要多——家具啦，结婚首饰啦，布料啦，照片啦——这些碍手碍脚的贵重物品她都寄放在老家，托人照管，后来一直没有全部要回来。
来得早的女生没有主动帮她整理，她们不想干扰她收拾东西的乐趣，或干涉她的隐私。女人们都梦想过这样的生活——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哪怕是房间的一小块儿，除了自己，不会有人弄乱——但能实现这梦想的并不多。书你敞着离开，回来的时候还在那一页。没有人向你抱怨说地还没耕，房顶漏了还没修。她只须洗自己的碗，打扫自己的一小片地盘。她只需要整理一只抽屉，收拾一张床铺。
一天过完，门一关，白天的事就不会涌进夜晚。书看完即丢，省得为它掸尘土。大年三十，把箱子检查一遍，将里面一半东西扔掉。有时也不妨奢侈一下，采束鲜花摆在那张仅有的桌子上。不光是我，别的女人肯定也梦想过这样无忧无虑的日子。我曾看过一部电影，里面有个女人心满意足地坐在床头做针线。她头上方的架子上放着一只箱子，上面印着字，意思是“易碎”，但字面上却是“小心使用”。那女人看起来怡然自得。革命终结了娼妓行业，办法就是给女人她们需要的东西：一份工作，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妈妈摆脱了家庭，要过两年无人服侍的日子。她不用再为那位裹小脚的霸道婆婆跑腿，不用再为老太太们穿针引线，当然也不会有丫鬟或侄女伺候她。如今，她想弄点热水就得打点一下门房。我去上大学的时候，妈妈还叮嘱我：“给门房带几个橙子。”
妈妈的两位室友把自己的小角落收拾妥当后，沏上茶，把在路上没有吃完的食物摆了一小桌。“女先生，吃了吗？”她们邀请妈妈，“女先生，一起喝茶吧。”又对其他人说：“大家都把杯子拿过来吧。”她们的慷慨让妈妈深为感动。奉茶是表示谦卑。她拿出从老家带来的自己腌制的腊肉和无花果脯，大家都夸味道好极了。她们开始自报家门，家是哪儿的，叫什么名字。妈妈没有提自己生过两个孩子，她的年龄足以做某些女生的母亲。
之后大家一起去礼堂，听校领导讲了两个小时的话。他们说，学生们要从汉代流传下来的古籍读起，那时候长生不老的秘方尚未失传。医学之父张仲景讲到人体内运行阴阳二气。用功的学生最好从今晚就开始背诵他的《伤寒杂病论》。掌握这些祖传秘方后，他们就会学习当今西方最先进的医学发现。到毕业时，那些能够坚持到底的同学会比有史以来任何一位医生更加学识渊博。一位女老师说，女性行医迄今已有五十年历史，她赞扬这些学生，说她们来这所学校学习现代医学，壮大了女医生的队伍。“你们将把科学带回乡村。”会议最后一项，教职员工向后转，与学生一起向孙中山博士的画像三鞠躬。孙博士在投身革命之前做过外科医生。会后，她们到餐厅吃饭。那天晚饭后，妈妈立即开始背书。
学校里有两个地方可供学生自习：一个是餐厅，吃过饭，擦干净桌子，大家便集中在这里大声背诵；或者回寝室，每个人有一张桌子。大多数学生都结伴去餐厅学习。妈妈通常在寝室学习，要是有室友也想在寝室里清静一会儿，她就去另外一个秘密地点，那地方是她入学后第一个星期找到的。她偶尔也去餐厅坐一会儿，与学习好的同学一起念书，她可以背得一字不差，但早早就开始打哈欠，告辞回去。不久她便树立了头脑聪明的声誉，大家以为她天生就是读书的材料，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考试的时候，别的同学都争着和我坐在一起，”妈妈说，“她们一旦卡壳，只要瞟一眼我的试卷，就能接着答下去。”
“你有没有想办法不让她们抄你的？”
“当然没有啦。她们只需要提示一两个字，就能记起余下的内容了。这不算抄袭。真正给人看病的时候提示多着呢。病人会没完没了地讲自己哪儿不舒服，还要号脉——比教科书上画的那些人清楚多了。只要我一复述那些症状，整章的处方便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大多数人脑子没那么好使。”她指指毕业照上的三十七名毕业生，说道，“当初和我同时入学的可有一百一十二人呢。”
她怀疑自己的头脑也不是十分好使，我爸爸能把整本整本的诗词背下来。为弥补不足，她暗地里下功夫。比起那些小姑娘，她可是早起步二十年呢，虽然她对别人只承认十年，即便这样她也得加倍努力。人们以为年纪大的人离神明更近，该更聪明才对。她可不愿听同学或老师背后议论她，说：“她一定笨到家了，比别的学生大了一辈，成绩却和她们差不多。她太笨了，要没白没黑地学才能跟得上。”
“我比别的学生先行一大步。”妈妈说，“我等同宿舍和隔壁宿舍的人睡熟了，才开始学习。考试的前一晚上，别的学生都熬夜用功，可我早早就睡。她们说：‘你不去学习啦？’我会说：‘不去，我要补衣服。’或者：‘我今晚想写信。’考试的时候，我让她们轮流坐在我旁边。”勤奋的汗水不是拿来炫耀的，显得天资聪颖才更潇洒。
也许妈妈的秘密学习地点是宿舍楼里那间闹鬼的寝室。那些年轻姑娘宁可在其他寝室里挤，也不会住那一间。女孩子们从小就习惯和姐妹或奶奶挤在一张床上睡，宁愿没有隐私空间，也不愿到鬼屋去住。那间寝室至少五年没住人了，里面曾经发生过一系列闹鬼事件，住在里面的人被鬼吓得头脑错乱，连书都没法读了。被鬼缠身的人受惊尖叫，指着空中，而被指的地方也果然变得雾蒙蒙的。她们走着走着会猛然转身，原路返回。走到拐角时，身体紧贴在墙上，想出其不意地逮住悄无声息地尾随在身后的东西。有个女生曾在那个房间帮室友拍照，后来又把照片撕掉了，因为在照片的背景中，有个陌生人垂手站在墙边，那就是个鬼。那女生一口咬定，拍照的时候那里根本没有人。女生们讲到这件事的时候，妈妈说：“那是个相片鬼。她用不着害怕，大多数鬼只是梦魇。这时候你只要抓住看见鬼的人，揪揪她的耳朵，把她叫醒就好了。”
妈妈特别爱讲这些吓人的故事。她很会给鬼取名字，什么墙头鬼、蛤蟆精（青蛙也叫“田鸡”）、偷吃鬼。她能在古书中找到关于鬼的描写，《聊斋志异》中的《青凤》、黄钧宰的《金壶七墨》、袁枚的《子不语》等，以此来佐证鬼的存在。
“可是鬼不可能只是噩梦。”讲故事的女生说，“他们会大摇大摆地到屋里来。有一次，我们全家人看到几只酒杯在自己转，烧的香在空中晃动。我们找驱鬼的法师守了一夜，他说他也看到香头的火星在黑暗中画出橘黄色的字。他用毛笔把看到的字写在红纸上，原来是我太爷爷捎信，要我们多摆些供品，还要在他的牌位前供上一辆福特汽车。我们就照办，鬼立马不闹了。”
“我倒觉得祖先不会这样闲得没事找事。”妈妈说，“或者说，他们的灵魂更安宁。对，更安宁。有可能是什么畜生成了精，在你家捣乱，而你太爷爷生前可能驱走了它。”说到这里，她老练地停顿了一会儿，才接着说：“我们怎么知道鬼是人死后变的呢？难道鬼不可以是不同物种的生物吗？也许人死了就一了百了。这些事我不太在乎。你愿意怎么样？是愿意做总是要人供养的鬼呢，还是一了百了？”
要是其他讲故事的同学用科学道理来相互安慰，妈妈就会讲些稀奇古怪的故事，讲得像静夜中飞舞的蝙蝠那样活灵活现。妈妈是讲求实际的人，不会瞎编，讲的都是真事。但这一晚，姑娘们都蒙着被子，瑟缩在一起。闹鬼的房间离她们只有几步之遥。
“听见了吗？”有人会压低声音说。果然，只要她们同时不说话，宿舍楼的什么地方就一定会发出“扑通”或“吱呀”的响声。姑娘们吓得一跳，咯咯笑着挨得更紧了。
“那是风刮的，”妈妈会说，“那是有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睡着了，书掉下来的声音。”她既不惊跳，也不咯咯笑。
“你要是那么肯定，干吗不出去看个究竟？”一个女生很傲慢地说。她大概是合影中那个不屑地扬着下颏的姑娘。
“当然了，”妈妈说，“我正打算去呢。”于是她端起一盏灯走出去，把朋友们留在黑暗中，让她们佩服得不得了。她从容地走着，惊起走廊上下那些有棱有角的影子。她从走廊一头走到另一头，另外又查看了楼房的一翼。她来到闹鬼的寝室，只见房门洞开，如一张大嘴，她停住脚，然后迈步走进去，举着灯转着照照各个角落。她看到几个装衣服的包，摞成疙疙瘩瘩的一堆，不是妖怪貌似妖怪。皮箱和盒子在墙上和地板上投下阶梯形的阴影。没有什么向她逼近，也没有什么四散逃走。温度没有变化，闻不到什么气味。
她转身离开那间寝室，慢慢向楼的另一翼走去。她不想回去太早，她想彻底查看这座楼，好让她的朋友们满意，虽说她也不欠她们什么。过了一段足以证明她勇气的时间后，她回到那些讲故事的同学中间。“我什么都没见到。”她说，“整栋宿舍楼没什么可怕的东西，包括那个闹鬼的房间。那里我也检查过了。我刚刚进去过。”
“闹鬼都得到后半夜，”那个下颏强硬的女生说，“现在还不到十一点呢。”
妈妈可能也害怕，但她要摆出龙的气派。（“我属龙，你也属龙。”）她能克服自己的脆弱。危险来临时，她会张开龙爪，抖开亮闪闪的红鳞，展开身上蜿蜒的绿色条纹。危险当头才是卖弄本领的好机会。如同盘踞在寺庙檐头的龙，妈妈俯视着那班孤独恐惧的庸碌之辈。
“困死了，”妈妈说，“我可不想等到半夜。我去鬼屋睡。要是发生什么事的话，我准能看得到。我希望见到鬼的时候能认出来，有时候鬼会装成普通人的样子，没多大意思。”
“哎呀！哎呀！”那些讲故事的姑娘惊叫起来。妈妈听了，满足地笑了。
“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会喊的，”妈妈说，“假如你们一起跑过来，准能把鬼吓跑。”
她们有的保证一定会去，有的要让她带上她们的护身符——一根桃枝，一枚十字架，一张写着吉祥话的红纸，但都被妈妈婉言谢绝：“要是我戴了咒符，鬼就会躲着我，我就搞不清楚是哪种鬼，或者那里到底有没有鬼了。我只需要带一把刀子防身，再带一本小说，无聊或睡不着的话好打发时间。那些护身符你们自己收好，万一我呼救，你们带着过来。”她回到自己房间取了武器和书，不过不是小说，而是课本。
她的两位室友陪她走到鬼屋，问她：“你不害怕吗？”
“有什么好怕的？”妈妈反问道，“鬼能拿我怎么样？”但她确实在门口停住脚。“听着，万一你们找到我的时候，我受了惊吓，别忘了揪我的耳朵，喊我的名字，告诉我怎么回家。”然后她把自己的小名告诉她俩。
她径直走到房间最里面，那里有几个箱子靠着窗户摞在一起，形成一个座位。她坐在上面，把灯放在身旁，盯着黑暗的窗玻璃上黄黑色的影子。“我还挺漂亮呢。”她心里想。她拢起双手遮着光往外瞧，只见夜空中一牙细月破云而出，地上高草摇曳。她想：“一样的月亮，一样的星星，老家新会的人也看得到吧。”（“一样的月亮，一样的星星，人们在中国也看得到，只是位置稍有变化。”）
她把灯搁在床头，房间显得更暗了，荒凉的夜色侵入没有窗帘的窗子。她用被子把自己裹紧。那被子是她早逝的母亲生前亲手为她缝的。外婆在被头贴边中间用缎子缝了一个小三角，像一颗红心，护住妈妈的脖子，仿佛她还是个小娃娃。
妈妈大声朗读，别人也许能听出她有多镇定。说不定鬼也听到了。她不知道自己的声音是会把鬼招来，还是会把鬼吓跑。不久，书上的字便跳起来，它们展开翅膀，像乌鸦般四处乱飞；用来句读的圆点变成了乌鸦的眼睛。妈妈的眼皮越来越沉，便合上书，熄了灯。
新一重黑暗将房间淹没，屋子内里被涂黑，只剩下醒目的轮廓。妈妈一个激灵清醒过来，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骨骼，神经，毛发——可她并不害怕。她以前也体验过这样被削细抽空的感觉，那一次她是到山里去，当时天降大雪，孤身一人跋涉于茫茫雪山，与孤身一人置身于茫茫黑夜，感觉没有多大区别。她也曾只身乘舟，安然渡过茫茫大海。
不知是梦是醒，她突然听到有什么东西从床底下窜出来。一只活物爬上床尾，一阵恐惧让她双脚抽筋。那东西从她身体上骨碌骨碌爬过，沉甸甸地压在她的胸口。它坐在那里，闷闷地喘着气，压着她，吸吮她的力量。“哦，不好，是压身鬼。”她想。她伸手推那东西，想从它身子底下挣脱出来。但那股劲也被它吸走了，它变得更加沉重。她的手指掌心开始冒汗，触到鬼身上那层如同动物毛皮似的厚厚的短毛时，她不禁一缩手。那层厚毛在温热的硬物上滑动，就像人的皮肤在肌肉和骨头上滑动一般。她一把揪住短毛，使劲扯它；她攥住毛下面的皮，用指甲使劲掐它。她把手猛然插进鬼毛间，摸索着寻找藏在其中的眼睛，却根本摸不到。她想抬头咬它，脑袋却无力地耷拉下来。那团东西变得越发粗重了。
她看得见那把刀，就在灯旁边，在月光下闪着寒光。她的胳膊变得十分庞大，却死沉死沉的抬不起来。如果她能把胳膊挪到床边，也许能耷拉下去，就够得到刀了。可那鬼仿佛连她的念头也吃掉了，然后弥漫过去，压住她的胳膊。
一种尖利的鸣声不知从哪里响起，越来越响，连她都听得见。这时她才意识到，在鬼现身之前，那声音就开始嗡嗡低鸣，从她脑际出现。她的呼吸浅而急促，如同分娩时一般。整个房间都在鸣叫，刺耳的鸣声使空气带电般震颤；一定有人听得到，会跑来帮她的。
那晚早些时候，透过脑中的鸣叫，她还能听到女生们说话的声音。可没过多久，她们就不再交谈，整个校园都沉沉睡去。她能感到人们的灵魂出了窍，到处游荡，宿舍楼中有种白天没有的轻盈。从前孩子活着的时候，她背着孩子，或用摇篮摇着他们，给他们唱歌，讲故事，然后静静待着，免得惊吓他们；孩子睡着了，她不用看就知道。那种紧张感离开他们的小身子，飘出房间。此时她感到，在鬼屋之外，整栋宿舍楼已经松弛下来。不会有人来看她到底怎样了。
“你赢不了，你这石头蛋。”她对鬼说，“这不是你的地盘，我一定会把你轰走。鬼，等到明天早上，咱们俩中只会有一个占领这个房间，而那个人就是我。我会走遍这个房间，在这里跳舞，不会像你那样灰溜溜地逃走。我会径直走出门，但是我还会回来。你知道我会给你带什么礼物吗？鬼，我会带着火回来。你到医学院来逛荡，可真是打错了主意。我们有一橱橱的酒精，实验室里到处都是。我们有个食堂，里面有很多一人高的大缸，装满素油荤油，足够烧上一个月，也不会耽误我们吃一顿油炸的莱。我要把酒精倒进桶里，放火点着。鬼，我要把你烧出来。我会举着桶冲着天花板摇晃。然后我的朋友会从食堂拿来猪油，等我们把猪油点着，冒出来的烟会钻进每个角落和墙缝。鬼，你能藏到哪儿去？我会把这间屋子清理得干干净净，没有一个鬼胆敢再来。”
“我不会让步，”她说，“不论你怎么折磨我，我都受得了。你以为我怕你，那你可想错了。对我来说你没什么神秘的。你们这些压身鬼，我以前听说过。是啊，你是什么样，活下来的人讲过。你们这些胆小鬼，会杀死小娃娃，可没本事对付健壮的女人。你不比一只趴着的猫更厉害，我的狗坐在我脚上都比你重。你以为这就算受罪吗？我吃一片阿司匹林都比这耳鸣得更厉害。鬼，你就这点花招？只会压人，只会让人耳鸣？这有什么了不起。一只扫帚鬼都比你强。你连个有意思的形状都变不出来。不过是个石头蛋子。一个屁股毛乎乎的石头蛋子。你肯定连鬼都不是。当然啦，根本就没有鬼这种东西。”
“石头蛋，让我给你上一课。有一年，我们严先生在批全省统考的试卷，一个像你这样毛乎乎的丑家伙扑通一声掉在他桌子上。（可那东西还有凶巴巴的眼睛，不像你这么又瞎又蠢。）严先生抄起戒尺，像打学生一样一顿猛抽，追得它满屋乱窜。（它可不又懒又瘸。）后来它就没了影。事后，严先生告诉我们：‘人死后，智者升天，痴者入地。所以说世间根本没有鬼。那东西一定是个狐狸精。’你很可能也是那种东西——狐狸精。你长了这身毛，一定是个还不会变化的狐狸。按理说，你这么笨，连狐狸精都算不上。不会法术，没有血。你要是吊死鬼，怎么没有上吊的烂绳套和冷冰冰的呼吸呢？怎么不朝椽子上扔鞋呢？怎么不会变成一个伤心的美人儿呢？怎么不会变成死去的亲戚呢？怎么不化作头发如海藻的溺水女人？也不会出谜语，不会玩惩罚人的游戏？你真是个没出息的小石头鬼啊！好，等我把油拿来，就把你炸了当早饭吃。”
之后她就不再理睬那压在她胸口的鬼，开始背诵明天课上要学的功课。月亮从一个窗口移到另一个窗口。黎明时，那东西急匆匆地从她身上下来，飞速爬下床脚，跑掉了。
她一直睡到快上课的时间。她说过要在鬼屋睡一夜，果然说到做到。
同学们乱哄哄地跑进房间叫醒她。“怎么样？”她们问着，钻进她的被窝里取暖，“出没出什么事？”
“拜托你揪住我的耳朵，来回扯，”妈妈说，“万一我丢了魂儿，请你们帮我招回来。我夜里害怕，恐怕被吓得魂出窍了。待会儿我再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她的两位朋友紧紧抓住她的手，另一位朋友捧住她的脑袋，用拇指和食指捏着两边的耳垂，边扯边反复叫：“回来吧，英兰，你打败了鬼，降住了妖，回来吧，回到广东省广州市的图强医学校。勤奋好学的英兰，同学们都在这里等着你。回来吧，回来吧，快回来帮我们做功课。眼看就要上课啦，快来吃早饭。回来呀，广东新会的女仔。哥哥妹妹在呼唤你。你的朋友在呼唤你。我们需要你呀，快回我们身边来。回到图强学校吧，我们还要做功课。回来吧，英兰大夫。一切平平安安，回来吧！”
一波波悠长温暖的呼唤带来无尽的安慰，温暖了妈妈的心。她的魂儿彻底回来了，舒舒服服地蜷缩进她的身体，因为这一刻，她的魂儿既没有漂泊到过去和孩子在一起，也没有流落到美国，到我爸爸的身边。一场搏斗之后，她回到众人身边，放心地安歇，让朋友们守护着她。
“好啦！”室友说着，最后使劲揪了一下她的耳朵，“没事啦。现在给我们说说，出了什么事？”
“我看完小说，还是没什么动静。”妈妈说，“我正听着远处的狗叫，突然间，一只肥硕的压身鬼出现在天花板上，扑通一声压在我身上。它的爪子和牙齿藏在一团团毛里面。没有头，没有眼，没有脸，修炼水平很低，辨不出是个啥怪物。它把我扑倒，要来掐我的脖子。那家伙个头比狼大，也比猿猴大，而且越来越大。我本想拿刀捅死它，把它剁成几段，那样的话，咱们今天早上就得用拖把擦血迹了。可是，压身鬼会变化，它又长出一条胳膊，夺走了我手中的刀。”
“大约凌晨三点钟的时候，我死过去一会儿。我到处游荡，所触之处都变成了沙子。我听见风声，但并没有沙土飞起来。我迷途十年，差点连你们都忘了；干不完的活，一件接着一件，直到进入另一次生命——如同在梦中捡硬币。但我还是回来了，从茫茫戈壁沙漠走回图强学校的这个房间，这又花了两年时间，而且路上还要同墙头鬼斗智。（要斗墙头鬼，就要一直往前走，不要跟鬼玩肩挨肩的游戏。它们一着慌就会现出原形，都是虚弱无力的伤心人。无论如何，千万别寻短见，不然你就得给墙头鬼做替身鬼。假如那些耷拉着一尺长的舌头、眼珠爆出的吊死鬼，或者浑身血淋淋的横死鬼，或者皮肤泡胀、头发像水草的溺死鬼都没有把你吓倒的话——你们也不该被吓倒，因为都是大夫嘛——你就为这些可怜的鬼魂诵经，直到天亮。）”
“没有白蝙蝠也没有黑蝙蝠在我面前飞舞，引我走向自然死亡，我要么寿数不到便死掉，要么死不了。我没有死。我勇敢，善良，而且我有力气，有自控力。好人是不会让鬼打败的。”
“我离魂飘荡总共十二年，但在这个房间里才过了一个小时。月亮几乎还没有移动。借着银色的月光，我看到一个黑家伙正在把影子往它体内吸，形成一个个磁力旋涡。不久它就会把整个房间都吸进去，然后开始吸其他的寝室。它会把我们都吞掉。它向我投石头。一个声音响起来，像呼啸的山风，尖利得能把你逼疯。你们没听见吗？”
是的，她们听到过。是不是像有时候在城市里听到的电线的声音？对，那是能量聚集的声音。
“幸亏你们睡着了，那声音真是撕心裂肺。我听到里面夹杂着婴儿的啼哭，听到受刑的人在惨叫，还有被迫观看受刑的家人在哭喊。”
“对，对，我听出来了。那准是我做梦时听到的唱歌的声音。”
“那声音说不定现在还有，只是白天听起来很怪。你拿扫帚在床底下扫是碰不到鬼的，鬼到夜里才变大，一到白天，它的黑皮囊就会瘪掉。好在我没让它吃掉我，鬼吃了血肉就有了元气，会把你们也吃掉。我把我的意念化作一只巨大的蛋壳，将那妖怪的毛扣在里面，那样它的空毛吸不进东西。我一直努力用意念逼它缩小，逼它把毛缩回去，一直到黎明，压身鬼才暂时消失。”
“危险还没有过去。这会儿那鬼正在听我们说话呢。今晚它还会出来作乱，而且会更凶。要是今天日落之前你们不帮我除掉它，以后可能就对付不了它了。这只压身鬼有很多黑洞洞的大嘴，很危险，是个很实在的鬼。大多数鬼都朦朦胧胧，而且转瞬即逝，很多人看到鬼，还以为自己看花了眼。这个鬼却能靠法力获得实体，能在人身上结结实实地压一整夜。它不是闹着玩，是动真格的。它不捻着香头转，不扔鞋子，不摔碟子。它不玩躲猫猫，也不戴唬人的面具。它懒得玩这些小把戏。它是想要人的命。它肯定是吃小孩吃腻了，现在想吃大人了。它的身体能变大，样子很诡异，不像吊死鬼或头发像海藻的溺水女鬼那样模仿我们人类的样子。说不定这会儿它正藏在一块木板中，或躲在你们的布娃娃里。那个口袋，白天我们以为它就是只口袋，”她伸出手掌一指，仿佛掌心托着一只陀螺，“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口袋鬼。”女生们立即躲开那只她们用来装棉絮的口袋，垂在床边的脚也赶紧缩上去。
“你们要帮我除掉这个人间祸害，它像病菌一样，虽然无形无影，但能夺人性命。下课之后，咱们再来这里，带上水桶、酒精和汽油。要是能搞到狗血，那就好办多了。大胆干吧，要驱鬼就得有胆量。大白天鬼是不出来惹事的，可万一它追你的话，你就冲它吐唾沫，嘲笑它。传说中的驱鬼英雄会发出爽朗的笑声，他元气充沛，能把周围的一切映得红光灿灿。”
这些姑娘们今后行医，若是医药不见效，病人感到失望，她们也会动用点巫术。可现在她们得赶紧去上课，免得迟到。闹鬼的故事和将要举行的驱鬼活动被添油加醋，越传越广。大家偷偷从实验室拿来酒精和火柴。
妈妈指挥大家把桶和酒精炉一排排摆好，将燃料分倒进里面。“咱们一起点，”她说，“好，点火！”
“呼！呼！”妈妈模仿火刚刚点燃的声音，我依然记忆犹新。“呼！呼！”
酒精腾起蓝色的火苗。有人把从村里神婆那里买来的焦油也点着了，焦油冒出乌云般的浓烟。妈妈举着一只大桶在头顶上晃来晃去，浓烟犹如一条条黑色的蟒蛇，缠绕在身着黑色学生裙的女生周围。这帮瘦小的黑衣女子排成一圈，在闹鬼的寝室里一圈圈走着，时而将黑烟和火焰托到房顶的角落，时而洒到地上的角落，黑云弥漫在墙面、地上、床下，缭绕在所有人周围。
“鬼，我告诉过你，”妈妈叫道，“我们要回来捉住你！”“鬼，我们告诉过你，我们要回来捉住你！”女生们齐声高喊。“天光已大亮，红日洒金光，”妈妈喊着，“我们会胜利。逃吧，鬼，离开这所学校。这里是善良的医科学生的领地。滚回去，黑家伙，滚回你的老家去。滚回去，滚回去！”“滚回去！”女生们高声应和。
我记得妈妈说，等浓烟终于消散，女生们发现床尾下面的一块木头在滴血。她们把木头丢进一个罐子里烧掉，那东西发出一股好似刚从坟墓中掘出的腐尸的臭味。女生们闻到那气味，哄笑起来。
图强助产学校的学生是懂科学的新女性，她们修改了招魂仪式。妈妈小时候受了惊吓，她三位母亲中的一位就会抱着她，口中顺着家谱念诵名字，把吓走的魂儿从遥远的沙漠收回来。如果是亲戚，就会知道丢魂人的小名，知道她们的丈夫、孩子乃至仇人的秘密，可以决定招魂时念诵哪些名字才吉利。可这些同学是外人，她们得想办法拼凑一条回来的路。朋友之间没有血脉相连（可人们倒是会欠乞丐与和尚的情分），她们得想办法帮我妈妈的魂儿找到图强助产学校这个“家”。假如喊她家家谱上的名字，她的魂儿会被误引回她村里去。这些陌生人要把我妈妈招回她们身边。于是她们呼唤自己的名字，好听的女孩名字，那是些随口取的名字，同辈人的名字。她们为她拼凑出新的方向，于是妈妈的魂儿没有走老路，而是随着她们的呼唤回来了。大概正因如此，妈妈失去了故乡的村庄，而且等了十五年才来到丈夫身边。
我们做噩梦或看恐怖电影受了惊，妈妈就会替我们收魂儿，这时我感到她是爱我们的。听到她呼唤我的名字、爸爸的名字、弟弟的名字、妹妹的名字，我感到很安心。平时我们不小心受伤她都会发脾气，奇怪的是这时候她反倒不生气了。老辈的女人会替生病的孩子到街上叫魂儿。她会拎一件敞开扣子的小衣服，喊：“你这小淘气，来把衣服穿上吧！”等衣服鼓胀起来，便迅速系上扣子，把魂儿系在里面，匆匆拿回家盖在睡在床上的孩子身上。可妈妈是现代女性，她只会在家里悄悄念咒招魂。“中国的老太太有很多愚蠢的迷信，”她说，“我知道你们会回来的，用不着我去街上出洋相。”
在我们头脑清醒不害怕的时候，妈妈会对着我们的耳朵灌输关于中国的事：广东省，新会镇，还有流经镇边的珠江。“沿我们来的路走，就能找到我们的家。别忘了。一提你爸的名字，镇上随便哪个人都能指出咱家的房子。”我要回到从来没有去过的中国。
经过两年的学习，妈妈回乡当了大夫。她的课程，有的三周结业，有的六周结业，村里人听说她竟如此神速地掌握了医术，更是钦佩不已。村里人给她戴上花环，敲锣打鼓地欢迎她，就像欢迎“赤脚医生”。人们都穿着朴素的蓝衣服，胸前别着红色的像章，而妈妈身穿丝绸旗袍，脚踩西式高跟鞋，乘着一顶轿子回到家。离家时她平凡无奇，回来时却令人刮目相看，如同古代进山修炼归来的得道高人。
“我一下轿，村里人便瞧着我漂亮的皮鞋和长旗袍啧啧赞叹。我出诊时总是打扮得很讲究。村里有些人为了欢迎我，抬出狮子在我前面舞。你不知道我来美国以后身价跌了多少。”直到爸爸接她来布朗克斯区之前，妈妈在村里给人接生，有时是在床上，有时是在猪圈里。疫病流行时，她通宵达旦地守在病人床头；空袭的时候，她为大家祈祷。她让家属按住病人，把他们错位多年的骨头矫正过来。做这些事的时候，她依然打扮得高雅得体，丝毫不亚于她回到村子刚刚下轿的那一刻。
她也没改名字：英兰。有职业的女性只要自己愿意，就有权保留做姑娘时的名字。即便移居美国，妈妈仍用英兰这个名字，既没在原名上加个洋名，也没另取一个以应付必要的场合。
妈妈回村时，轿后跟着一个文静的女孩，村里人以为她同他们一样，是跟在新大夫后面看热闹的。女孩一手抱着一条小白狗，另一手提一个口上挽着结的米袋。她的辫梢和小狗的尾巴上都系着红头绳。可能是谁家的女儿或奴婢吧。
妈妈去广州的集市上采买时，钱包像翅膀一样张开。她已经取得文凭，理应好好庆祝一番。她在一家家水果店品尝荔枝，荔枝的味道像葡萄酒一样五花八门，她买了比小孩还高的一大口袋荔枝，把侄子侄女们乐坏了。一位店主给了她一颗带细叶的新鲜荔枝让她尝尝。妈妈把荔枝放在掌心一捏，壳便噗一声裂开。洁白的果肉像没有虹膜的眼珠，放在口中甜汁四溢。她吐出棕色的果核一看，还真是有虹膜呢。
她给我爷爷买了只甲鱼，因为它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她耐心地翻看一摞摞布料，在一顶顶凉棚下的货摊上搜寻。她施舍大米给乞丐，赏铜钱给代书人，让他们讲故事给她听。（“有时候，他们除了我给的那点赏钱和他们自己的故事，再没有别的了。”）她让算命人给她看手相，算命人说她会离开中国，还会再生六个孩子。“六是万物之数，”他说，“你是大富大贵之人。六乃宇宙常数。东、西、南、北四方，加上天地，乃为六合。凤有十二声，六低六高。天地间有风、寒、暑、湿、燥、火，谓之六气。人有六识、六德、六行，字有六书，家有六畜，儒家有六艺，佛家有六道轮回。两千多年前，六国联合灭秦。当然，易经中卦有六爻。中国又称为大陆，陆乃是六字的大写。”看相的人滔滔不绝地罗列出一长串饶有趣味的“六”字，可妈妈无心细听，匆匆走开。她来市场是要给自己买一个奴婢。
在一家家店铺、一个个货摊之间，有人见缝插针——变戏法的人点土成金，演杂耍的二十五人蹬一辆独轮车，会凫水的人表演水中憋气，他们各显神通，靠卖艺讨生活。乡下人摆出他们带来的土产：奇特的紫色扎染布料，大脚的布娃娃，头顶一撮棕毛的鹅，白毛黑皮的乌鸡。还有人在玩赌博游戏，演木偶戏，用纸折出上供用的精巧的糕点和冥币，或是表演新创的拳术。
卖羊的人在胡同里拉了一根绳子，拦出一块地方做临时羊圈。山羊们躲在阴凉中，透过长方形的瞳仁呆呆地看人。妈妈拔了一把草引它们走过来，观察那些小黄窗户般的瞳仁缩小，等羊迅速跳回阴影中时，那些小窗户又敞开了。两位农民各牵着一头小母牛擦身而过，口中吆喝着价格。一般情况下，妈妈喜欢挤在人群中听牲口贩子游戏般的相互砍价。此时，那两个人正在褒贬对方的牛：“瞧那瘦巴巴的肩胛骨。”“还是瘸腿。”“毛色不匀。”“脸丑得像妖怪。”可是这一天，就连经过那些摞得比她还高的猴子笼时，她都脚步匆匆。她只在卖鸭子的地方稍停了片刻，有个过路人不小心撞在鸭笼上，惊得鸭子嘎嘎乱叫，鸭毛乱飞。妈妈喜欢看鸭子，盘算着在地瓜地旁边挖个水塘养鸭子，还要给它们铺上草，好让鸭子在上面下蛋。她断定最值得买的是那只最漂亮的绿头公鸭，可到底买不买，得看她有没有余钱。她家里已经养着一只漂亮的鸭子了。
在那些卖羊的、卖鸭子的、卖鱼虾的人中间，还有卖小丫头的。有时候只是一个男人领着一个女孩站在路边卖。也有父母卖女儿的，他们一会儿把孩子推过来，一会儿又拉回去。妈妈不忍心看这些可怜的家庭，便掉头去看卖陶瓷和刺绣的。这些父母真够糊涂的，卖女儿的时候竟然不知道把别的儿女留在家里。那些孩子个个神情木然。妈妈不愿从父母手里买孩子，哭哭啼啼、拉拉扯扯的，让人心酸。他们会拉住你说个没完，想弄明白你是什么样的主人，对奴婢怎么样。如果他们能听到买主亲口说到厨房里有椅子，今后多少年里，他们都会欣慰地说，咱闺女在厨房里有椅子坐，挺享福的。你要是能讲讲你家的花园，慈祥和蔼的老奶奶，吃什么饭食，对这些当父母的就是大恩大德了。
妈妈要在人贩子手里买丫头。那些女孩一排排站得整整齐齐，有买主来看，便一起鞠躬。“先生好，”她们齐声说，“太太好。”“买个小丫头帮你上街买东西吧。”稍大点的姑娘会说，“我们会讨价还价，会做针线，会炒菜做饭，会纺线织布。”有的卖主只是让女孩们默默地躬身施礼，还有的会让女孩子唱首花花草草的歌。
妈妈不相信那些爱做表面文章、自吹自擂的人。她只听了听几个小女孩唱了支特别伶俐的谜语歌，便走向几个年龄稍大些的姑娘，她们不卑不亢，默默地鞠躬。她说：“那些号称自己不‘缺斤短两’的，心里准是盘算在秤上做手脚。”很多卖东西的人都摆个牌子，上写“童叟无欺”。
有些女孩，自己走路还不稳当呢，背上却用背带绑着更小的孩子。那些大人顾不过来的小孩，有的爬到了路旁的沟里，而年龄稍大些的女孩则旁若无人，仿佛是被一群丫头簇拥着的小姐。一两岁的小孩卖不了几个钱。
“给太太请安。”人贩子命令道，就像家里来客时母亲吩咐听话的女儿。
“太太好。”女孩们说。
我妈妈不还礼，因为用不着。她没去理会那些婴儿和刚会走路的小孩，径直找大些的姑娘问话。
“张开嘴。”她说，然后检查她们的牙齿。她扒开她们的眼皮，看是不是贫血。她拿过女孩们的手腕给她们号脉，一切便一目了然。
她在一个女孩面前停下来。那女孩的心跳如同地心的雷声，将力量一直传到她的指尖。“我要是有这样的女儿，才不会卖呢。”她对我们说。妈妈在女孩的心跳中挑不出一点毛病，那脉搏均匀，节奏与她自己的一致。有的人心跳时快时慢，节奏不稳；有的人心跳时断时续；有的人心跳节奏怪异，捉摸不定。那样的脉搏不是大地、海洋和天空的声音，也不符合汉语的节奏。
妈妈掏出绿色的笔记本，那是我爸临行前送给她的。笔记本内封上印着东西两半球的地图，上面有扣子，能把本子像皮夹子那样扣起来。“看仔细了。”妈妈说着，用一支美国铅笔写了一个吉利的字，像“寿”或字形对称的“囍”之类的。
“仔细看好，”妈妈看着女孩的脸说，“你要是能背着写出这个字，我就要你。集中精力。”她一笔一画地把那个字写在纸上，过了一会儿，把纸折起来。那女孩接过笔，很有把握地写出那个字，一笔不差。
“要是你在地里丢了金表，”妈妈问，“你会怎么找？”
“我会掐指算算，”女孩说，“可哪怕算的结果是不用找，我还是会走到那块地的中间，一圈圈往外找，一直找到地头。那样我才知道算得对不对，就不再找了。”她在妈妈的笔记本上画出田地的形状和螺旋形的寻找路线。
“织毛衣怎么起针？”
女孩张开大手，比画着起针的方法。
“做五口人的米饭，添多少水？织布的时候，怎么锁边才不会脱线？”
现在她得假装对女孩的回答很不满意，以防人贩子借口女孩是熟手而漫天要价。
“把头上的线编成穗子。”女孩说。
妈妈皱了皱眉头。“可我要是想要齐边呢？”
女孩犹豫了。“我会，呃，把线头压到反面缝住。要不，直接把线头剪掉？”
妈妈把人贩子出的价砍掉一半。“婆婆让我给她找个会织布的丫头，可看她这样，得花好几个月时间教她才行。”
“可她会织毛衣、会做饭呀！”人贩子说，“她还能帮你找回手表。”他把价往下落了点，但还是比妈妈还的价高。
“我自己也会织毛衣、做饭、找东西。”妈妈答道，“要不然我怎么能想出这么聪明的问题考她？你想想，我会买个比我还能干的丫头，让我在婆婆面前出丑吗？”妈妈走到路对面，去看一群饿得面黄肌瘦的小孩。等她再回来，人贩子就按她出的价把那个会掐指推算的女孩卖给她了。
等她们走到人贩子听不到的地方，妈妈对新买的丫头说：“我是大夫，打算把你训练成护士。”
“大夫，”女孩说，“其实我知道怎么给布锁边，你看出来了吧？”
“看出来了，咱俩把他骗得不赖。”妈妈说。
那些没有被卖掉的女孩看着她们俩远去的背影，眼中一定充满羡慕。我就很羡慕。我妈对我的态度远不如她讲那个丫头时那么热情高涨。我也无法取代幼年夭折的哥哥姐姐。我妹妹小时候总是说：“我长大了要当丫头。”父母听了哈哈大笑，还怂恿她。去百货商店买东西，妈妈让我讨价还价，我感到羞耻，穷人的羞耻。我很不情愿，妈妈就生气，站在我身后又戳又掐，逼我把她讨价还价的话原封不动地翻译成英语。
买丫头的当天，她还从狗贩子手里买了一条小白狗，打算把它训练成保镖，陪她夜间出诊。她在狗尾巴上拴上一根漂亮的红头绳，以抵消霉运。她本想把它的尾巴剪短，可也无济于事，无论从哪儿剪，尾巴尖也总是白色的，吊丧的颜色。
小狗冲那护士姑娘摇摇扎了红绳的尾巴，她便抱起它，跟妈妈回到村里，从此再没有挨过饿，因为妈妈成了一位名医。大多数疑难病症她都能治好。要是哪个病人快死了，妈妈提前一年就能从病人儿媳的面相上看出来。她们脸上仿佛笼了层黑纱，就算她们笑，黑纱也会随她们的呼吸起伏飘荡。出诊时，妈妈看一眼出来应门的儿媳妇的面相，说：“还是另请高明吧。”她不会碰触死亡，故而良医的名声不会受损，她只把健康带给家家户户。“她一定是耶稣转世，”远近村庄的人都传说，“她能手到病除。”话传得越来越玄，她行医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到处都有她的病人。
有时候妈妈走着出诊，她的护士丫头在身后跟着。要是妈妈预测会下雨，小护士便带把雨伞，要是预测晴天，小护士便带把阳伞。“不管我什么时候到家，那条白狗都会在门口等我。”妈妈说。有时候她一时兴起，会带白狗出诊，把小护士留下来照看诊所。
“妈妈，你来美国之后，那条狗怎么样了？”
“不知道。”
“那丫头呢？”
“我给她找了个丈夫。”
“你买她花了多少钱？”
“一百八十块。”
“你生我的时候，付给医院和医生多少钱？”
“二百块。”
“哦。”
“那二百块可是美元啊。”
“买丫头的一百八十块是美元吗？”
“不是。”
“那相当于多少美元呢？”
“五十美元。那是因为她已经十六岁了。八岁的小孩大约卖二十美元，五岁的十美元多点，两岁的大约五美元，小娃娃白送。你出生的时候中国正在打仗，大一些的女孩也有不要钱白送出去的。可你是在美国生的，我还为你花了二百美元呢。”
妈妈在乡间行医时，妖魔鬼怪和猿猴经常从树上跳下来。鬼会从桥下的水中浮上来。妈妈也看见过鬼怪从子宫里生出来。医学并不能将大地封住，阴间的鬼魂渗出地面，丝丝缕缕，伪装得像能够驱散鬼怪的烟。很明显，她曾打败那个压身鬼，但是鬼赋形众多，千变万化。有的鬼不占地方，可以附在别的形体上。它们可以渗透进木头、金属和岩石的纹理中。我们呼吸时，微生物在我们面前上下翻飞。我们盖房子时必须在屋顶上加盖号角形状的飞檐，好方便那些絮絮叨叨的先人顺着飞檐滑上去，说不定借此升入星辰，那是宽恕与爱的源头。
阳光明媚的春天，妈妈若是到以前从没去过的村子，村里人就会挥舞桃枝和蒲扇迎接她。蒲扇是八仙之一钟离权的法器，他掌管长生不老的灵药。粉红的花瓣纷纷扬扬，飘落在妈妈的乌发和长袍上。村里人还会像过年那样燃放鞭炮欢迎她。可假如真是过年，她就只能闭门不出了，没有人愿意大年初一就有医生上门。
但到了夜晚，妈妈就会健步如飞。那个时辰，连接生婆也雇不到轿子，只有她和盗匪还在外面活动。有一段时间，因为有半人半猿的奇怪生物出没，路上很不安全。那怪物是一个去西方旅行的人捉住带回中国来的。那人用刚刚发的财在老家的房子上加盖了第四间厢房，还在院子里种了一丛竹子。猿人被关在笼里，放在竹荫下，伸手就能够到细细的竹叶。
后来，那怪物咬断笼子的栅栏逃了出去。也说不定是它哄主人放它在院子里玩耍，趁机跳上新盖的厢房的屋顶逃走的。如今它躲进森林里，捉松鼠、老鼠充饥，偶尔也会偷鸭子或小猪崽吃。妈妈看到黑影里有一团更黑的影子，知道有什么东西在跟踪她。她手里拎着一根棍子，身旁跟着那条白狗。她知道猿人伤过人，她替人治过咬伤和抓伤。几乎没听见树叶响，那猿人就冷不丁从树林中跳出来，挡住她的去路。白狗狺狺狂吠。那猿猴状的东西和人差不多大小，颠着一只脚上蹿下跳，另一只脚则用两手抱住，看来那一跳把脚崴伤了。那东西满头满脸长着金红色的长发长须。它的主人给它身上套了一条粗麻袋，上面剪了洞，让它伸出脑袋和胳膊。它眨着那双人眼一样的眼睛看着我妈，脑袋在肩上晃来晃去，好像在寻思什么。“回家去！”妈妈挥舞着手中的棍子，向它吼道。它举起一条胳膊，模仿妈妈挥舞棍子的姿势，另一只手则打着复杂的手势。但妈妈向它冲过去，它便转回身一瘸一拐地逃进林子里去了。“看你还敢吓唬我！”她冲猿人远去的背影喊道。它上衣下面的屁股上没有尾巴，没有毛。绝对不是大猩猩。到美国后，妈妈在布朗克斯区的动物园中见过几头猩猩，而那个猿人和猩猩一点都不一样。要不是妈妈的父亲在外国娶回过一位三姨太，她还以为这个大鼻子、毛色金红的生物是西方来的野蛮人呢。可我外公的三姨太是黑皮肤，头发细软得不往下垂，而是在头顶绾成一个蓬蓬松松的棕色大圆球。（最初她没完没了地说话，可谁听得懂她说的是啥？过了一阵子，她就不再说话了。她生了一个儿子。）那猿人后来被主人用酒和炖猪肉诱捕回去，重新关进笼子里。妈妈偶尔去那户人家看那猿人，它好像也能认出她，她给它糖吃的时候，它还冲她笑。说不定它根本不是猿人，而是虎人，一种北方的蛮夷之族。
妈妈给人接生就不能像给人看病那样可以有所选择，生出什么是什么。她也并不挑拣，总是很麻利地把新生命迎接到世上，生出来的有时候是婴儿，有时候是怪物。有的乡下女人非要在猪圈里生，借着月亮和星星的光她看不出生的是什么，只有抱到屋里才看得清楚。“好漂亮的小猪崽，好漂亮的小猪崽。”她和产妇这样喃喃而语，好骗过盯着新生儿的神灵。“好丑的猪，好脏的猪哟。”她们要欺骗嫉妒人类幸福的神灵。她们摸索着数手指头、脚趾头，摸摸有没有小鸡鸡。可要搞清楚神灵会不会放过他们，让他们安享幸福，那还得看以后。
有个男孩生下来后，在微曦的晨光中看起来那样圆润，那样完美无缺。可当我妈把他抱进屋里，孩子睁开眼睛，竟然是双蓝眼睛。也许是没有保护好，让他看到天了，天空的蔚蓝色进入了他的眼中。孩子的妈妈说，这孩子是被鬼附身了。可我妈说，这宝宝好漂亮哟。
不是所有的缺陷都可以这样轻松愉悦地解释过去。有个孩子生下来没有肛门，被丢进茅厕里，这样家里人就不必听啼哭声。他们一趟趟去看他是不是死了，可他竟活了很长时间。他们每次去看他，都见他在抽泣，肚子一起一伏，仿佛在努力排便。好几天时间，那家人要么去外面的地里解手，要么用屋里的便桶。
小时候，我经常想象有个一丝不挂的小孩坐在新式抽水马桶上，拼命想拉㞎㞎，最后还是憋死了。每次去卫生间，我都飞快地打开灯，免得某一团黑影变成那婴儿的模样，坐在马桶上，拼命要拉出来。有时候半夜醒来，我听到卫生间传来婴儿呻吟抽泣之声。我并没有去救它，而是等着那哭声停下来。
我希望这个无肛婴儿的故事能够证明，妈妈为人接生的时候并没有准备一盒干净的灰，以备用来处理女孩。“接生婆或亲戚把女婴脸朝下按在灰里，”妈妈说，“十分简单。”她从没说自己杀过婴孩，可说不定那个没有肛门的孩子是个男婴呢。
即便是来到这里，生活在金山，还是会有感恩戴德的夫妻给妈妈送礼。她会熬一种汤药，不光治好他们的不孕症，还帮他们生了男孩。
妈妈讲的故事常进入我梦中——那些婴儿反复出现在噩梦中，越缩越小，小到可以放在我的掌心。我蜷起五指给婴儿做摇篮，另一只手掌做凉棚。我护着那个梦中的婴儿，不让它受苦，不让它离开我的视线。可只要一眨眼，稍不留神，就找不到它了。我就只好原地不动，怕不小心踩了它。有时候眼睁睁看着它从我指缝间溜掉，因为我的手指不能迅速长出蹼来拦住它。或者是给它洗澡，我小心翼翼地拧开右手的水龙头，可喷出来的竟是热水，烫伤了婴儿，直到它的皮肤紧绷，小脸上只剩下一只号啕的红洞。婴儿在我手中渐渐消失，那洞也变成针尖大的小孔。
为使我清醒时的生活像美国人的生活那样正常，我总是趁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来不及现身时，便迅速打开灯。我把那些奇形怪状的东西推进梦中，那些梦也是用中文做的，中文是讲述荒诞不经的故事的语言。在我们离家之前，父母在我们头脑中塞满了各种各样荒唐的故事，如同在一只只箱子中塞满自家做的内衣。
夏天的午后，当我家洗衣店的温度计蹿升到华氏一百一十一度时，爸爸或妈妈就会说，该讲个鬼故事了，好让大家后背发冷，降降温。我父母、弟弟、妹妹、叔公和“三姑”便一边哧哧、嘶嘶地熨衣服，一边扯着嗓子讲故事。三姑并不是我们的亲姑姑，而是同村老乡，是别人家的三姑。那时候我家洗衣店的生意很红火，衣服源源不断地送来洗，妈妈也不必去替人摘西红柿了。熨衣服累了，我们就叠衣服，聊作休息。
“一天黄昏。”妈妈开讲，一股寒意立即升上我的后背，爬上肩头，后脖颈和腿肚子上的汗毛也唰地立起来。“我从一位病人家出来，往家里走。回家要经过一座小桥。中国的桥跟布鲁克林和旧金山的桥可不一样。那是一座绳编的桥，就像喜鹊搭的窝那样疙疙瘩瘩，缠来绕去的。那桥实际上是去马来亚采燕窝的人回乡之后建的。在马来亚，那些人坐在自己编的筐子里，在悬崖峭壁上荡来荡去。那绳桥虽然一阵风就刮得东摇西晃，倒还没有人从上面掉进河里。河水看上去像深谷中一道明亮的划痕，仿佛是王母娘娘一扬手，用她巨大的银簪在天地之间划出来的。”
那天黄昏，妈妈刚踏上桥，便有两根烟柱在她眼前盘旋升起，比她还要高。烟柱顶端在她头上晃动，宛如两条白色的眼镜蛇挟持左右。一片寂静之中，一股阴风从两道纺锤状的烟柱之间吹过。一阵尖利的声音直冲入她的太阳穴。透过那两股旋风，她能看到太阳和下面的河，河水盘旋绕着圈子，树都头朝下长着。桥像船一样摇晃，晃得她头晕，大地在下沉。她瘫倒在桥面的木板上，那些木板此时已变成登天的梯子。她手指无力，抓不住梯子的横档。旋风扯着她脑后的头发，又把头发甩到前面抽打她的脸。突然之间，烟柱消失，天地恢复正常，她走到桥的另一头，回头一看，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她经常走这个桥，但以后再没遇到过那些鬼。
“那是戏蹬鬼，”叔公说，“戏蹬鬼。”
“没错，”妈妈说，“是戏蹬鬼。”
按着他们的发音，我不停地查词典，“鬼”字我知道，但另外两个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只能听到叔公那水寇似的声音，那是在纽约或古巴杀过人的大块头才有的腔调——“戏蹬鬼”。到底怎么翻译呢？
中国有过一些关于如何斗鬼的资料，我在书里找什么是“戏蹬鬼”，结果没找到。可我现在明白了，妈妈斗得过鬼是因为她什么都吃——动作麻利地抠出两只鱼眼，妈妈吃一只，爸爸吃一只。所有打鬼英雄都敢吃。有一本书里讲到县宰仆役高忠[7]的故事。高忠是个大肚汉，一六八三年，他吃掉了海怪的五只炖鸡，还喝光了十瓶浊酒。那海怪长着一嘴歪七扭八的獠牙，它将酒肉摆在海滩的火堆边，正待要吃，却被高忠杀得措手不及。高忠夺走了妖怪的雁翎刀。如今那口刀依然保存在文登的军械库中。
另外一位能吃的英雄是常州人周轶韩[8]，他用油把鬼给烹了。他把鬼几刀剁为肉段，放在锅中油炸后吃掉。那小鬼原是一个夜游的女鬼。
唐代元和年间（八〇六年至八二〇年），陈鸾凤故意违抗雷神禁令，将黄鱼与猪肉同食。当时是大旱之年，陈鸾凤正想借此引出雷神。他一吃，雷神便自空中飞腾而出，其股如老树。陈挥刃断其左股，雷神堕地，状类熊猪，身青色，有犄角、肉翼。鸾凤跃至雷神身上，欲断其颈，啮其咽喉，却为乡人拦阻。此后鸾凤专事呼风唤雨，亲友与僧人怕招来雷劈电击，都不愿与他同住，他只得离群索居，在岩洞中生活。以后多年，每逢旱灾，乡人便求他将黄鱼猪肉同食祈雨，他都欣然从命。
在这些敢吃的打鬼英雄中，最奇的是唐代大历年间（七六六年至七七九年）一位善猎的书生，名叫韦滂[9]。他不光射猎飞鸟和兔子，烹煮吃掉，就连蛇、蝎、蟑螂、蠕虫、甲虫、蟋蟀、鼻涕虫之类，亦来者不拒，一概见而食之。有一次，他夜间投宿一户民宅，主人家因隔壁有人新死，移家避凶。那天夜里，韦滂见黑暗中有一只亮闪闪的圆盘向他飞来。他连发三箭将其射下，第一箭射得那物噼啪作响，火焰飞溅，第二箭之后火光转暗，第三箭过去，火噗的一声熄灭。仆人跑进来举烛照之，见几支箭插在一只肉球上，肉球浑身是眼，有几只已翻了白眼。他和仆人拔出箭，将肉球切碎。仆人以麻油烹之，馨香至极，韦滂大悦。他们吃掉一半，还留下一半给马上要回家的主人品尝。
能吃者胜。曾经有人在路上见到一只白绸包裹，路人皆绕道而行，不敢捡拾。杭州一无名书生携之还家。包中有三只银锭，还有状如青蛙的妖怪踞于银锭之上。书生大笑，将妖怪赶走。当夜，两只像周岁婴儿那么大的青蛙出现在他的房间，他用棍子打死它们，炖熟后做了下酒菜。第二夜，十二只青蛙从房梁上跳下，加起来也有两个周岁婴儿大小，他把这十二只妖怪统统做了晚餐。第三夜，三十只小青蛙蹲在他门口，用眼睛盯着他，也被他一只不剩地吃掉。那一个月中，青蛙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小，而每天要吃的总量没有变。不久他家的地面仿佛变成了春天绿草茵茵的池塘岸边，刚由蝌蚪孵化而成的小青蛙四处乱蹦。家里人心急火燎地喊：“赶紧找只刺猬帮着吃青蛙吧！”书生笑道：“我和刺猬一样能吃！”一月过后，青蛙不再出现，白绸和银锭便归了那位书生。
妈妈什么都给我们做着吃：浣熊、黄鼬、老鹰、鸽子、野鸭、大雁、黑皮的矮脚鸡、蛇、菜园里的蜗牛，在储藏室地板上爬来爬去、有时逃到冰箱或灶台底下的乌龟，还有在澡盆里游来游去的鲇鱼。“以前皇帝常吃驼峰，”她会说，“他们用的筷子是犀牛角做的。他们还吃鸭舌猴唇。”我们从院子里拔来野菜，妈妈用沸水焯着给我们吃。有种鲜嫩的野菜，叶子像绿色的花瓣，叶下藏着皎洁如星的白花，吃起来没什么滋味。那种野菜我长大后再没见到过。等我长到冰箱那么高的时候，一天夜里，我刚出后门，突然有个沉甸甸的长爪子的东西挟着呼呼的风声朝我俯冲过来。后来，妈妈把我吓走的魂儿收了回来，可一想到到处都有耸着肩膀、满脸怒容的猫头鹰，我还是浑身发抖。猫头鹰是爸爸送给妈妈的，他是想给她一个惊喜。那时候，我们小孩子常钻到床底下，手指塞进耳朵里，因为不想听鸟儿被宰时的哀鸣，还有乌龟在沸水中用龟甲一下一下撞击锅壁发出的咚、咚、咚的声音。有一次，在洗衣店干活的三姑跑出去买了几袋糖果，为的是让我们堵住鼻子。妈妈正在切菜板上剁一只黄鼬，透过糖果，我还是能闻到那种胶皮般的气味。
我们家的架子上放着一只玻璃罐，里面是妈妈用酒精和草药泡的一只带尖爪的手掌。那一定是她从中国带来的，因为自打记事起，我就看到过那东西。她说那是一只熊掌，结果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熊是不长毛的。我们要是扭伤或擦伤了，妈妈就捞出熊掌周围漂着的烟叶、大葱和草药给我们擦受伤的地方。
我正想爬上架子，对那熊掌左看右看，这时妈妈讲起猴子的故事。我会把手指从耳朵上拿开，听她讲猴子的故事。但并不是每次都是我情愿听的。有时她讲故事是为了抚慰某位思乡心切的老乡，我还没来得及采取保护措施，就已经听见了。之后，猴子的故事一直搅得我心神不宁，如同有一道帘子在脑子里飘来荡去。我真想说：“别说了，别说了！”却一次也没说出口。
“你知道他们有了钱吃什么吗？”妈妈开讲了，“他们会办一桌猴宴。食客们坐在一张厚实的圆木桌周围，圆桌中间挖出一个洞。伙计用木杆拖着一只猴子进来，猴子的脖子被固定在杆子一头的项圈里。猴子双手被反绑在背后，凄厉地尖叫着。他们把猴子卡到桌子中间的洞里，整张桌子就像猴子的又一个项圈。厨师用一把外科医生用的锯子，在猴子头顶的天灵盖上锯出一个整整齐齐的圆圈。为了让骨头松动，他们用一柄极小的锤子敲打头骨，还用银牙签这儿撬撬，那儿撬撬。然后，一个老太太把手伸到猴子脸前，再伸到它的头顶，薅着上面的猴毛，把头顶上的盖子揭开。食客们便用勺子挖着猴脑吃将起来。”
她有没有说“你真该瞧瞧猴脸上的表情”？她有没有说“那些人听到猴子的惨叫都开怀大笑”？那猴子还活着吗？我脑中的帘子如一对仁慈的黑翅，合了起来。
“吃！吃呀！”妈妈冲我们伏在饭碗上的脑袋喊，桌子中间摆着一盘血豆腐，颤颤巍巍。
妈妈有一条教导我们辨别毒蘑菇的原则，以免中毒：“味道好的不能吃，味道不好的能吃。”
剩菜有时会在餐桌上摆四五天，直到我们吃掉为止。鱿鱼的眼睛一次次在早饭、晚饭中出现，直到有人吃掉。有时候每个盘子里都有棕褐色的一团。有人碰巧在我们吃饭时来我们家，我见过他们脸上作呕的表情。
“吃了吗？”他们这样打招呼。
“吃啦。”不管吃没吃，他们都这样回答。“您吃了吗？”
我宁可靠吃塑料活着。
我妈妈斗得过长毛的怪物，无论是野兽还是鬼怪，是因为她能吃掉它们。但是当别的善人斋戒的时候，她也可以不吃肉。妈妈见到鬼不会吓得精神失常，她也不是女人们戏谑地称为“迷”男人的女人。她擅长驱鬼收魂，她不“迷”男人。村里的那个疯女人不一样，她举止失当，结果被村里人乱石砸死。
就在疯女人被砸死后不久，妈妈离开了中国。爸爸终于攒够了路费，但他没有回国，而是要接妈妈出去。可他们的团聚又一次被推迟，这回是因为日本人。到一九三九年，日本人已经占领了珠江流域的大片国土，妈妈和别的难民躲进山里。（我小时候经常看父母装成难民的样子，他俩坐着睡觉，身体偎在一起，头枕着彼此的肩膀，胳膊揽着对方，还把毯子像小帐篷一样支起来。“唉！”他们唉声叹气，“唉！”“妈，什么是难民？爸，什么是难民？”）日本人虽是“小日本”，还不算“鬼”，大概是唯一不被当成鬼的外国人。他们可能是受秦始皇派遣寻找长生不老药的人的后裔，他们要穿过难以逾越的狂风迷雾，抵达东海上的岛屿，那里生活着凤凰、麒麟、黑猿、白鹿。岛上有座仙山，名曰蓬莱，大概指的是富士山，上面生长着幽兰碧草、异树琼花。要是这些奉命寻药的人找不到长生仙草空手而归，皇帝就会斩掉他们的脑袋。还有一种说法，说日本人的祖先是一只猿猴，强暴了一位中国公主。公主逃到东方岛屿，生下第一个孩子。不论按哪种说法，他们还不算完全的异类，甚至还沾了点皇亲。来中国的日本人有时会把孩子包一包丢在地瓜地的头上，没儿子的人会把这样的孩子偷回家养着。
这段时期，日本飞机每天都来山坡上轰炸，村里人时时提防。妈妈告诉我们：“要是飞机是单个单个出来，就用不着害怕。可是要当心那种三架一组飞的，它们一散开，就要扔炸弹了。有时候飞机铺天盖地，让人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清。”她这样警告我们，是因为在她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后的几年中，那场战争仍在持续，当时我们已经出生了。当泛美航空和联合航空的飞机从头顶上飞过时，我便瑟缩在毯子底下，飞机发动机的声音最初像嗡嗡的虫鸣，而后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在山中避难时，妈妈在山洞里开了一个诊所，把受伤的人也运到那里去。有些村民以前从没见过飞机。当妈的会捂住哭闹的婴儿的嘴，免得招来飞机。轰炸把一些人吓疯了，他们在地上打滚，身子使劲贴着地面，好像地面可以敞开门放他们进去似的。危险过去后，有些人还是浑身抖个不停，干脆就住在山洞里。妈妈一边揪着他们的耳朵替他们收魂儿，一边解释飞机是怎么回事。
一天午后，山中笼罩着夏日的祥和宁静。茂草间，婴儿们躺在绣花毯子上酣睡，毯子铺在野花上。四处一片静谧，蜜蜂嘤嘤嗡嗡，河水在卵石、山岩和洼地间嬉戏。母牛在树荫下甩着尾巴，山羊和鸭子跟着孩子们东游西荡，鸡在刨土觅食。阳光下，村里人三三两两地站着，相视微笑。他们聚在一起，无所事事，山下便是他们的田地，可是没有人耕地，没有人除草，大家像神仙般悠闲，简直像在夏天过年。妈妈和同龄的女人们聊到这些天和太平年岁的日子多么相似，那时大家一起上山拾柴，只是这会儿可以懒懒散散，不用担心被婆婆责骂。
村里那个疯女人戴上那套镶着小镜片的头饰，有几片随着红翎摇摇晃晃。她穿一身疯疯癫癫的大红大绿，端着一只瓷杯去河边舀水，一路上向动物和摇曳的树枝打着招呼。她的裹脚布早已松开，但那双三寸金莲踏着一对形如小桥的弓鞋，走起路来一步三摇，婀娜多姿，颇为赏心悦目。她跪在河边，唱着小曲儿把杯子盛满，然后两手小心翼翼地端着满满的杯子，摇摇摆摆地走向林中的一片空地。那片空地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分外明媚。村里人都转头去看她。只见她用指尖在杯中蘸一蘸水，往草丛和空中弹了几滴水珠。然后，她放下杯子，拽出那身旧式衣裙的白色水袖，开始在草地上沿扇形徐徐走动，一会儿将袖子抛入空中，一会儿又拖在草地上曳行。她在那片光中翩翩起舞，头饰上的小镜子反着光，彩虹般映射在绿叶间，闪烁在水杯上，使水珠熠熠生辉。妈妈感觉像在窥视铁拐李的仙葫芦，可以从中看见顽劣凡人的命运。
一个人耳语一声，打破魔咒，把妈妈拉回现实。“她在给飞机发信号。”耳语很快传开。“她在给飞机发信号。”人们附和着，“拦住她，拦住她！”
“不是这么回事，她不过是个疯子。”妈妈说，“只是个不害人的疯女人。”
“她是间谍，日本人的间谍。”
村里人拾起石头，朝山下走去。
“把那些镜片取下来好了，”妈妈喊道，“摘掉她的头饰就行。”
可是有人已经试探着扔出几块石头，石头落在疯女人周围。她躲闪着，还想用手接住，她开心地笑起来，以为终于有人陪她玩了。
距离越来越近，石头投得越来越狠。“好啦，好啦，我去拿掉她的镜片。”妈妈这时候已经从山上跑到了空地上。“把头饰给我。”她命令道，可疯女人只是娇媚地摇摇头。
“看到了吧？她就是间谍。大夫，你让开，你看到她用光打信号了。只要她一到河边去，第二天飞机就会来。”
“她不过是去舀水喝。”妈妈说，“疯子也得喝水啊！”
有人夺过疯女人的杯子，向她砸过去。杯子在她脚下摔碎。“你是不是间谍？是不是？”他们质问道。
那女人狡黠地眯起眼睛。“我是啊，”她说，“我威力强大，可以让天上降下火焰。是我干的。别惹我，不然我还会降下天火。”她侧身向河边退去，似乎想要逃走，可她那双小脚是逃不掉的。
一块大石头砸中她的脑袋，她袖子晃了几晃，仆倒在地。头饰散落，在被砸破的脑袋边蹦跳着。村里人围拢过去。有人捡起一块镜片放在她的鼻翼下，镜片蒙了一层雾，他们便又攥着石头砸她的太阳穴，直到把她打死为止。还有些人一直围在她身边，砸她的头和脸，那些小镜子被砸成了银色的碎片。
妈妈这时已经转身朝山上走去（她从来不抢救必死无疑的人），她转过身，望着那一团血肉和石块，两条衣袖，一摊血迹。当天下午，飞机又来了。村里人把疯女人和别的炸死的人一起埋葬。
一九三九年冬天，也就是疯女人被砸死后半年左右，妈妈离开中国，于一九四〇年一月抵达纽约港。她拎的还是去广州拎的那口箱子，只不过这次里面装的是种子和根茎。在埃利斯岛上，海关官员问她：“你丈夫哪年剪的辫子？”她想不起来，吓坏了。可事后她告诉我们，也许答不上来反而更好，万一他们是想借机给她丈夫罗织政治罪名呢？那时候男人剪辫子是一种姿态，表示对抗清朝，支持他们的广东同乡孙中山。
我是二战打到一半时出生的。从记事起，我就觉得妈妈的故事总是讲得很及时，我时刻提防有没有三架飞机分散开飞来。除了经常梦见越缩越小的婴儿，我还经常梦见一排排一列列的飞机、飞船、火箭船、飞弹，编队整齐得如同衣服上的针脚，黑压压遮天蔽日而来。当梦中的天空中似乎空无一物时，我会梦见自己在飞，可如果凝神细看，便会看到银光闪闪的机器，有些还没有发明出来，正在移动——一架架飞行器从一片大陆飞往另一片大陆，从一个星球飞往另一个星球——只是它们那么寂静，那么遥远，颜色在白天显得那么浅，不了解它们的人根本看不见。我必须得想办法，好从它们的缝隙间飞过去。
可在美国，到处都是机器和鬼——的士鬼、巴士鬼、警察鬼、灭火鬼、查表鬼、剪树鬼、杂货店鬼。从前，这个世界上的鬼密密麻麻，让我透不过气，迈不开步，我在白鬼和他们的车中间跌跌撞撞。这儿也有黑鬼，只是他们都大睁着眼睛，满面笑容，比白鬼更容易看清。
我最害怕的是报童鬼，他从停在路灯下的汽车中间走来，背上背的不是小弟弟，而是装报纸的袋子。他就那样在街中间走，没有大人跟着。他朝空荡荡的街道喊着听不懂的鬼话，声音传到屋里孩子们的耳中，传到孩子们的心中。孩子们会攥着零钱跑到院子里。他们会跟着他走，结果跟得太远，一拐弯便忘了回家的路，于是找最近的房子敲门问路，被吉卜赛鬼拿金戒指引到屋里，被活活煮了，装进瓶子，做成药膏。这样的药膏可以治疗小儿摔伤的瘀青。
那时候我们经常假扮报童鬼。我们找来过期的中文报纸（报童鬼不把他的鬼报纸给我们），拿着在屋里和院子里转来转去。我们高举报纸，挥舞着喊：“卖报啦，买份报吧！”但那些能听出弦外之音的人知道，其实我们卖的是一种用炖小孩的肉制成的神奇药膏。报纸下面藏着绿色的药瓶。我们还自己取了英语药名，写在药瓶上，如今一看，好像不过是一长串“e”。听到真报童的叫卖声，我们便拖着报纸藏到楼梯下，或跑到地下室躲起来。地下室里有个井鬼，住在黑水中，上面压着盖子。我们蹲在旧金山的《金山新闻》上，用手堵住耳朵，直等他离开才敢出去。
为了买吃的，我们得和卖货鬼打交道。超市过道里挤满鬼顾客。送奶鬼每隔一天就会开着他的白色卡车挨家挨户送奶。我们躲在屋里瞧，等他的卡车开走，车上箱子里的奶瓶碰得咔嗒咔嗒响。我们看车拐了弯，才打开前门和纱门，伸手把牛奶拿进来。经常来的还有送信鬼、查表鬼、垃圾鬼。就是躲在家里不上街也没用，他们会趴在窗户上往里张望——社会工作鬼，公共卫生护士鬼，战时来招工的工厂鬼（他们答应让孩子免费入托，可妈妈还是没答应），两个去中国传过教的牧师鬼。我们就藏在窗台底下，身子紧贴着护墙板，直到那些鬼对我们喊一阵子鬼话，我们差点就要让他们住口了，他们见没人应答，只好走了。他们不会砸开门硬闯进来，只有几个偷盗鬼除外。要是流浪鬼和无家可归的酒鬼敲不开我家的门，就会摘我们的桃，从水龙头那儿喝我们的自来水。
那些鬼的眼神和听力好像都不太好。偶尔不知为了什么鬼目的，他们会来干些有用的杂活，这时候他们就会安生些。一天上午，垃圾鬼来了，我们懒得放下窗子，隔着纱窗大声议论他，指着他毛茸茸的胳膊，笑话他把垃圾袋甩到肩上之前提一提脏裤子的样子。“瞧垃圾鬼在找食吃！”我们几个小孩子喊。“垃圾鬼。”我们边点头边说。垃圾鬼直盯着我们，他用一只手扶着背上的口袋，径直朝窗边走过来。他的鼻孔又大又深，长着黄色棕色的鼻毛。他缓缓张开血盆大口，学着人说话：“垃……圾……鬼。垃圾鬼？”我们吓得吱哇乱叫着跑去找妈妈，妈妈赶紧把窗户关上。“现在我们知道了，”她告诫我们，“白鬼也能听见中国话，他们学过的，千万别再当着他们的面说三道四。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要回家了，那里到处都是汉人。到那时，我们要买真正的家具，真正的桌子椅子。你们这些孩子也会第一次闻到真正的花香。”
“妈妈！妈妈！又来了，我尝到嘴里的东西了，可我什么也没吃啊！”
“我也尝到了，妈妈，我也尝到了！嘴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口水，可口水像糖一样甜！”
“你奶奶又从中国给你们寄糖果来了。”妈妈说。人不用送信，鬼也能捎信的。
那时候我准是经常瞎琢磨，我那个没见过面的奶奶大字不识一个，写信还得找人代笔，她是怎样不花钱就给我们寄糖果来的？等我长大一点，懂得些科学知识后，便再也收不到她的礼物了。她去世了，我到底也没能赶回“家”，问问她究竟是怎么寄的。每当父母说到“家”，他们便忘了美国，忘了享受。但我不想回去。父母会把我和妹妹们卖掉，爸爸还会娶两三个小老婆，那些小老婆会往我们脚上泼滚油，还撒谎说我们哭只是故意捣乱。她们会给自己生的孩子吃饭，给我们吃石头。
小时候，世界那么大，令我害怕。狗的号叫声越远，火车的声音越远，我在被子下面就蜷缩得越紧。火车往黑夜深处越开越远，汽笛声越来越低，最后一声悠长的呜咽消失在驶往中国的方向，终于听不见了，可车还是没有驶到世界的尽头。这世界该有多大啊，竟使奶奶赶到我们身边时，只剩下一点点甜味呢？
上次我回家看望父母时，夜里难以入眠，我长大的身体被小时候压得坑坑洼洼的床垫硌得睡不着。我听到妈妈走进来，便一动不动地躺着。她想干什么呢？我闭着眼睛，想象妈妈站在半明半暗的门口，一头卷发已苍白如雪。妈妈，如今我的头发也已经花白。我听见她轻轻搬动家具，随后又拽出一床棉被，那种自家做的中式厚被子，盖在我身上。之后我就不知道她在哪儿了。我从眼皮下偷偷一瞄，吓得差点跳起来。她已经搬过一把椅子，紧挨着我的床头坐着。我看到她那双有力的手搁在膝头，并没有摆弄着十四副毛衣针。她对自己那双手很是自豪，什么活都干得了，却依然红润柔软，而爸爸那双手早已经像刀刻的枯木。妈妈的掌纹不像别人那样分成智慧线、情感线和生命线，而是如同返祖般只有一条皱褶。那天夜里，她是一头伤感的熊，一只裹着羊毛披肩的大绵羊。近来，她开始喜欢围披肩，戴美国式的老花镜。她坐在我的脑袋边，想做什么呢？我能觉出她凝视我的目光——她那双眼睛如同两盏灯，温暖着我花白的头发，温暖着我嘴角的皱纹、细瘦的脖子、清瘦的双颊、消瘦的双臂。我感到她的目光照耀在我瘦巴巴的双肘上，便假装梦中翻了个身，把胳膊肘藏起来，免得她挑剔。她目光灼灼地盯着我的眼皮，视线穿透眼皮，直盯着我的眼睛，我只好睁开双眼。
“怎么啦，妈？你干吗在这儿坐着？”
她一伸手，把她放在床头地板上的台灯打开，说：“我把你放在厨房台子上的摇头丸吃了。”
“妈，那不是摇头丸，只是感冒药，我感冒了。”
“你一回家就感冒，准是吃了太多阴性的东西。我再给你拿床被子。”
“不，不用了。不是给你开的药，你怎么乱吃呢。你以前不是经常对我们说‘路边捡的药不能吃’吗？”
“你们这些孩子，从来不告诉我你们在干什么，不吃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在嗑药？”她好像头疼似的，闭上金丝边眼镜后的双眼。“唉，”她叹了口气，“你们又要离开我，我怎么受得了啊？”
我又怎么忍心离开她？她会关上这间暂时为我打开的房间，在这已经萎缩的家中，走过来，走过去，一遍又一遍地打扫。自从我们离开家，屋里整洁多了，每把椅子都摆得端端正正。如今卧室中的水槽也可以用了，旁边的壁橱里也不像以前那样总是塞满脏衣服。妈妈把我们的衣服鞋子都装进箱子里收好，以备灾荒年月时再穿。卧室里的水槽是灰色大理石的，是我们搬来之前原房主安装的，为的是把卧室租给一些上年纪的华人。小时候我经常想象，早上起来，彬彬有礼的小老头们洗漱穿衣，然后慢吞吞地走出这些卧室。可是我必须离开，回到外面的世界，那个世界没有放衣服的大理石壁架，没有用自家养的鸭子和火鸡的毛絮成的被子，也没有穿戴整齐的小老头的幽灵。
台灯发出类似电视屏幕的光，仿佛使高高的天花板消失不见，然后又突然落回原先的位置。我感到什么东西在喀啦喀啦往下落，原来是妈妈把百叶窗拉下来了，拉得低低的，连卷轴都露出来。过路的人不会看到这家里有个女儿。黑暗中，妈妈有时像一只巨大的动物，影影绰绰，很不真实，随后她又变回妈妈的样子。我看到她那双大眼睛周围的皱纹，看到她因为缺了上牙而凹陷的脸。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我说，“你知道我会回来的。我不在家的时候也想你。”
“是啊，我了解你。现在了解你，也一直了解你。你就是会说好听的，你根本就不回来。你还说‘我感恩节回来’呢，哼！”
我咬紧牙关，声带像是被割断了一样，很痛。我不会说那些让她伤心的话。她的儿女都会咬牙忍着。
“上次我见你，你还年轻，”她说，“现在你都老了。”
“我不是去年刚回来看你的吗？”
“你就是这一年老的。瞧你，头发都花白了，也没胖起来。我知道那些华人都怎么议论咱们。‘他们真穷，一个闺女都养不胖。’他们说，‘那家人来美国这么多年，还是舍不得吃。’唉，真丢人啊——一大家孩子都皮包骨头。还有你爸爸，也那么瘦，瘦得都快没人样了。”
“妈，不用担心我爸。医生说了，瘦人长寿。爸爸会长寿的。”
“我就知道，我是没几年活头了！你知道我是怎么长的这身肉吗？吃你们剩饭吃的。唉，我是老了，过不了多久，你们就没妈啦！”
“妈，这话你都说一辈子啦。”
“这回可是真的，我都快八十了。”
“我还以为你才七十六呢。”
“我的身份证明上写错了，我今年八十。”
“可我以为你身份证明是写错了，你实际上才七十二呢，按中国人说法，虚岁才七十三。”
“我的证明是错了，今年八十，虚岁八十一。七十也好，八十也好，数字又有什么关系？我现在说不定什么时候倒下，就爬不起来了。街那头的阿姨，有一天做好晚饭，坐在门口台阶上等丈夫和儿子回家吃饭，合上眼休息了一会儿，就再没醒过来。这样死倒也挺好的。”
“可咱家的人都能活到九十九呢。”
“那是你爸家的人。我父母死得早，五十岁都没活到，我最小的妹妹刚十岁就成了孤儿。”
“那你多活了这么多年，该感激才对啊。”
“我以前以为你们也一定会成孤儿的，没想到能活着看到你白了头。你干吗不染染？”
“妈，头发的颜色不代表年龄。白色和黑色、棕色一样，不过就是一种颜色。”
“你总是听那些鬼老师、鬼科学家、鬼医生的话。”
“我总得谋生啊。”
“你有没有注意过，我从来不说你是我的长女，我总是对人说，这是我的大女儿。”
“那么说，你的长女长子确实死在中国了？你以前不是说过，我十岁的时候她二十岁，我二十岁的时候她就三十岁了？”她是因为这个原因，从不叫我长女吗？
“不是，那些准是你梦见的，准是你瞎编的。我就你们这几个孩子。”
（那故事说的是谁呢——故事中那对父母把钱丢给孩子，可孩子拼命哭，也不捡钱。孩子在撒满硬币的地上打滚，他们的父母要去美国，丢下一把零钱给孩子。）
她身体向前倾，眼睛里满满的都是要说的话：“我拼命干活。”她说，眼睛又开始出神，在看什么呢？我双脚使劲相互搓着，都快把皮搓下来了。她又说起来：“柿子秧扎手，我能觉出秧子上的小刺扎透手套。我的脚扑哧扑哧地踩着烂柿子，扑哧扑哧地踩着前面的人踩过的烂柿子浆。柿子秧扎在手上很刺痒，你知道止痒的诀窍吗？把一个新鲜西红柿掰开，用汁搓皮肤。柿子汁搓在脸上可清凉了。嗐，收拾土豆才会把我的手搞坏。我要是蹲在地上洗土豆，会得风湿的。”
晚上，她已经解开了腿上的绑带，曲张的静脉迸起来。
“妈，你为什么还干活？用不着再干了吧？你真需要那么拼命吗？还去西红柿地里跟别人抢活儿干？”她的发根处已长出白发，仿佛给染过的黑发束了条白发带。她是为了让农场主雇她才染发的。她会步行到贫民窟，和流浪汉、酒鬼、吸毒者以及墨西哥人一起排队，等农场的大巴来，等农场主挑选他们想雇的人。“你有房住，”我说，“还有社保，不愁没饭吃。当时城市改造一定也给你补偿了。他们拆了洗衣店，要说也是好事。真的，妈。不然我爸永远也不退休。你也该退休了。”
“你以为你爸愿意闲着没事干啊？你瞧瞧他的眼睛，一点神都没有，话都懒得说了。我去干活，他就在家吃剩饭，自己都不做饭吃。”她忏悔般地说，她一这样我就生气。“那些城市改造鬼是给了我们拆迁费。可那些顾客是我们花十七年时间才揽下来的。我们都老了，还会有十七年吗？靠那点拆迁费，怎么可能东山再起？唉！”她挥手往旁边一摆，“白鬼看不出中国人的年纪。”
我合上眼，呼吸均匀，可她看得出我没有睡。
“这真是个可怕的鬼国家，没完没了地干活，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她说，“连白鬼都得干活，连看耍把戏的时间都没有。自从坐船来到这里，我就没有一天不干活。孩子一生下来我就得开始干活。在中国，我都不用自己动手挂衣服。我真不该出国啊，可是没有我，你爸养活不了你。我才是身强力壮的那个。”
“你要是不出国，哪还有个我需要你们养啊。妈，我真困了，让我睡会儿行吗？”我不相信人会老，我不相信人会累。
“在中国，我用不着身强力壮，那时候我身材可娇小呢。”确实如此。她送给我的丝裙小极了，难以想象那是她穿过的。而这个妈妈能够扛起一百磅一袋的得克萨斯大米上楼下楼。她能在洗衣店从早上六点半一气儿干到半夜，把婴儿从熨衣板上挪到架子上，放在一包包衣服之间，放在橱窗里，鬼顾客会敲橱窗玻璃。“我把你们小孩子放在洗衣店中干净的地方，尽量离那些鬼佬衣服上的细菌远一些。嗬，他们的臭袜子脏手帕熏得我喘不过气来。我现在咳嗽，就是因为吸了十七年的尘土。肺痨病人的手帕，麻风病人的袜子。”我原来还以为她把我小妹妹放在橱窗里是为了炫耀呢。
在朦胧的夜色中，我们仿佛又回到洗衣店，妈妈坐在一只装橘子用的板条箱上，把脏衣物分拣成像山那样高的几大堆：一大堆床单，一大堆白衬衣，一大堆深色衬衣，一大堆工装裤，一长堆内衣，一短堆内衣，一小堆成对别在一起的袜子，一小堆别着标签的手帕。即使在白天，她也会在周围点着蜡烛，如一圈洁净的黄色钻石，一圈环绕她的舞台脚灯。神秘的蒙面妈妈，鼻子和面孔上蒙着一条牛仔手帕。打开一包衣服之前，妈妈会点上一支高高的新蜡烛，这很奢侈，放蜡烛的小浅锅里满是融化的蜡油和烛芯，有时会噼啪迸出蓝色的火苗，小时候我以为那是细菌被烧死的声音。
“老板娘，不给钱不给洗？”有的鬼佬故意模仿我们说话，真让人难堪。
“多嘴的红嘴鬼。”她给那人取了个外号，写在包裹上。
思绪回到卧室里，我说：“用蜡烛消毒，这主意挺好。那些蜡烛应该起作用了。”
“没多大用处。一想到脏衣服里冒出来的飞尘，地里扬起的尘土，给小鸡舀饲料掉出来的末末，我就咳嗽起来。”她沉沉地咳嗽着，“瞧见了吧？我这是劳累过度。在中国，人不会这么拼命。在中国，时间过得慢。这里什么都匆匆忙忙，我们得趁着还没老，还干得动，赶紧挣钱，好养活嗷嗷待哺的孩子。我感觉自己像只给小猫觅食的母猫，动作得快，不然过几个小时就不会数小猫了，甚至完全忘了自己还生过小猫。我在这个国家睡不着，因为这里晚上也不消停。工厂、罐头厂、饭馆——总有人还在什么地方通宵干活。这里永远不会一起打烊。在中国，时间不一样。那里的一年就像我在这里的一辈子那么长。夜很长，你可以串门子找女友玩，在每家喝喝茶、打打牌，完了天才刚刚黑。时间慢得让人烦，只能百无聊赖地扇着扇子。而在这里，地板还没来得及拖，衣服还没有熨完，钱还没有挣到手，就已经大半夜了。我要是在中国，这会儿还年轻着呢。”
“时间在哪儿都一样，”我淡漠地说，“只有永恒的当下，还有生物的成长和衰老。你觉得时间紧迫，是因为你过了四十五岁还得养活六个孩子，你为养活我们操心。可是妈，你现在不该操心了。现在你想啊，人到中年还有一大群儿女绕膝，你该开心才对呀。没有几个母亲有这样的福气。这不就像把你的青春拉长了吗？是不是？你千万别再担心了，我们都长大成人，你不用再干活了。”
“我不干不行。不干活我浑身难受，头疼，背疼，腿也疼。我还头晕。停不下来啊。”
“我跟你一样，妈，我也是停不下来。别担心我会挨饿，我不会挨饿的。我知道怎么干活，我忙个没完。我会杀鸡宰鸭，会剥皮，会拔毛。冷的时候，我会扫地拖地，让身子暖和。我知道日子不好过的时候怎么对付。”
“我教会你们这些孩子照顾好自己，倒是好事。现在我们是铁定不回去了。”
“你一直这么说。”
“这次是定局了。昨天收到老家的一封信，村里人说，他们要接管咱家的土地，问咱们同不同意。你知道，现在只剩你爸一个人说了算。你爸已经回信，说同意他们接管。就这样定了。回不去了，那里已经没我们的家了。”
如此说来，一切都已结束。将近四十年来，老家的叔伯妯娌、爷爷奶奶为争土地吵得不可开交，这些事父母越说越上火。每周一封的信中总有一出新戏上演，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直到结束。结束多么简单——我父亲写信表示同意。征求同意，表示同意，在时隔二十五年之后。
“我们现在属于整个地球啦，妈。要是我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就属于整个地球，你明白吗？我们往哪儿一站，哪儿就属于我们，到哪儿都一样。”那我们可不可以用回国的路费买家具、买汽车呢？现在美国的花儿闻起来香不香呢？
“反正我也没打算回去。”她说，“我习惯吃这里的饭了。那些人也太坏。你真应该看看我在地里干活时见到的那几个人。他们在衣服里藏了条口袋，偷主家的葡萄、西红柿。一到星期天，他们开着卡车去偷。在旧金山，他们自相残杀。”一个老人去另一个老人家做客，竟然偷人家的矮脚鸡，哪承想一对黑鸡爪从他的毛衣底下探出来，被主人瞅见，抓了个现行。一天早上醒来，我们发现家里长枇杷树的地方只剩了个坑，后来见一个华人邻居家新栽了一棵枇杷树，和我们家丢的那棵一模一样。我们认识的一个人在菜园里立了一个牌子，上写：“此处非共用园地，白菜乃私人种植，请勿偷割。”牌子上的日期和签名字体十分漂亮。
“他们都很刁。不行啦，我老了，斗不过他们。他们心眼儿太多，我耍不过他们。你瞧，我已经吃惯了这里的饭，以前的机灵劲儿也没了。我现在只希望一件事，就是你们都住在这里，而不是像吉卜赛鬼似的到处流浪。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住在家里，大伙都回到家里，你们姐弟六个，加上你们的孩子，还有女婿、媳妇，一大家子二三十口人，热热闹闹，那样我就开心，你爸也开心。不论走到哪个房间，到处都是亲人，女婿、孙子、外孙，一转身都会碰到人，那才像个家的样子。”她那双大眼中满是伤感。一阵头疼涌上来，如蜘蛛吐出枝枝杈杈的细丝，蒙住我的头盖骨。母亲将蜘蛛的腿刻进我冰冷的骨头。她撬开我的头骨，撬开我的拳头，将对时代的责任，对横亘中美间的海洋的责任，统统塞进我的头脑和手中。
她和父亲离开自己的父母，现在神明要报应了。我奶奶曾经写信恳求他们回家，他们不听。如今他们也体会到奶奶那时的感受了。
我只得对她说：“离开这里，我就不会得病，也不会每次放假就住院，我不得肺炎，X光片上没有黑点，喘气的时候也不胸口疼。我可以呼吸舒畅，不会凌晨三点头疼。我不用吃药，不用看病。在别的地方，我不用锁门，不用一遍遍检查门有没有锁好。我不用站在窗口，看外面有没有动静，看黑影里有什么。”
“你不锁门？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锁门，我锁门，但不像在这里这样提心吊胆。我听不到鬼的声音，我不会夜里不睡觉，听厨房有没有人走动。我不会听到有人卸门撬窗。”
“可能不过是流浪鬼或酒鬼在找地方睡觉。”
“我不想听到流浪鬼或酒鬼的声音。我在这个国家找到了没有鬼的地方。我觉得我属于那里，在那里我不感冒，不需要动用医疗保险。在这里我老是得病，都没法工作。妈，我真的没办法。”
妈妈打了个哈欠：“这样说，你还是离开家的好。肯定是加州的气候不适合你的体质。你可以经常回来看我们。”她站起身，关上灯。“当然了，小狗娃，你确实得走。”
心上的重负卸下。身上的被子仿佛是充气的，整个世界都觉得轻松。妈妈已经好多年不叫我的小名了，那小名是为糊弄神明才取的。其实我是一条龙，她也是一条龙，我们俩都是龙年出生的。实际上我是长女的长女。
“晚安，小狗娃。”
“晚安，妈。”
她送我进入梦乡。操劳不停的我如今也老了，我梦见越缩越小的婴儿，梦见遮天蔽日的飞机，还有比这里的唐人街更大的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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