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讲究破除迷信，不让烧香上供，庙的香火断了，就闲起来了。上学的孩子一多，原来在地主家的几间房子就不够用了，干部们就让学校搬到观音寺。行宫大殿给合作社当库房，戏班子排戏也只能来观音寺学校这了。
这下可好了，鸿儒白天在观音寺上学读书，晚上去戏班子，和师傅学几段，或是帮着师傅师娘、师叔师婶、师兄师弟、师姐师妹干点什么。
后来，不知怎么的，戏班子顾不上排戏和演戏了，村里来了一拨又一拨的工作队，不是什么“三反五反”、“四清”、“反右”啊，就是什么“大跃进”、“斗批改”的。戏班子的人和村里的大人们，开会的时候越来越多。
有时候，晚上一开会就开到半夜。一到开群众大会的时候，就把那几个地主、富农集中到学校的一个教室里，还有几个带枪的民兵看着。
这也和唱戏一样，当干部的走马灯似的换，今天张三倒台了，明天李四就上来了，过不了几天，王五、赵六又指手画脚，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也不知道台上演的是什么戏，台下的人没有别的可干，就是一样——看热闹儿。
有一天晚上，开社员大会。当时的干部和农民们，识字的、有点文化的太少了，往往都以自己是“大老粗”而感到光彩和自豪。
这天晚上的社员大会，没有别的干，就是传达上级文件。社长叫梁世海，长得又黑又壮，有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胖大海”。他也认识不了多少字，还是他吭哧瘪肚地给大家念文件。那叫什么念啊，纯粹就是连蒙代顺。好在社员们好赖也不管，抽烟的抽烟，瞌睡的瞌睡，溜号的溜号。
念着念着，油灯灭了，坐在旁边的抽烟的社员划着洋火一看，原来是灯壶里的油干了。
社长“胖大海”就叫一个离家近的社员说：“黑狗蛋，你快点回家去拿灯，大家等一会，拿来灯还要继续念文件。”
说着，“胖大海”赶紧挤出人群，跑到屋外的墙旮旯，尿了一大泡尿。这泡尿，可把他憋坏了，要不是灯灭了，他还不知道要憋多长时间呢。
“胖大海”能吃能喝，平时尿就多。这一晚上，就他一个人在那嚷嚷，嚷嚷得嗓子都快冒烟了，也不敢大口喝水洇乎洇乎。这还憋不住的来尿呢。
他提留着裤子，一边走，一边系着裤腰带。回到了屋里在原位坐下，正好黑狗蛋把家里的油灯也端来了。
社长“胖大海”借着昏暗的灯光往四下一照亮，听会的人已经剩下不到一半了。
他恼了，嚷道：“我说你们几个小组长，都赶紧的，去把你们小组溜屁、蔫溜了的人，都去给我找回来，谁不回来也没好瓜吃！”
说完，他继续“吭哧”、“吭哧”地念。好不容易“吭哧”完了，抬头一看，身边就剩下黑狗蛋和二组的组长“三泡稀”了。
社长一看他俩，感动万分地说：“别人都他妈的溜屁了，你俩还在听，真有觉悟，够意思！”
二组的小组长姓侯，叫侯利清，个不大挺机灵，猴精猴精的，以前大伙给他起的外号叫“瘦猴”。后来，归了集体，一到干累活、重活的时候，他不是有这事儿，就是有那事儿，要不干脆就说闹肚子憋不住了要去拉屎。这一去，就半天夜晌不回来。时间长了，人们就知道他是在偷懒。后来再一起干活的时候，就有人成心逗他说，“瘦猴”又该拉屎去了吧？他就借坡下驴，说去就去。有时候，干一天活，他要跑去好几趟。久而久之，社员们就都叫他“三泡稀”了。
“三泡稀”一听社长夸奖他，很感激不尽的。他笑了一下，说：“嘿嘿，谢谢社长大人表扬我。今个黑夜，轮着我们二组值班，就得在这睡了，一会儿散会了，我媳妇还来和我一起住呢。因为家里，我们两口子就这一床被褥，让我给抱这儿来了。其实，这前半夜，我都睡醒两觉了，刚出去拉完屎回来。”
社长一听，白了他一眼，没言语。
“我是等着你快点吭哧完了，端我家的油灯呢！”黑狗蛋眼巴巴地说。
“胖大海”那个气啊，真是不打一处来！他腆着肚子，铁青着脸，在屋地打了几个转悠儿，气呼呼地出去，站在墙根儿，冲着那两株牡丹，尿了一大泡尿，嘴里骂骂咧咧地说：“这叫他妈的什么玩意，我这费劲巴力、点灯熬油地传达文件，他们倒好，滚回家里，在热炕头热被窝里，搂着娘们睡大觉。我他妈的容易吗？”尿完了，他抖搂了几下子，把家伙装回裤裆，也回家搂娘们睡觉去了。
这“胖大海”怎么能不生气呢？他这一支儿，祖祖辈辈都是苦大仇深的贫农，他是第一个当这么大官的，让社员给冷场了，没面子啊。自从他当了社长，他妈逢人就说：“我儿子可是大官啊，除了沟外的毛主席，就顶数我儿子社长的官大了。”
第二天晚上，继续开社员大会。
“胖大海”先说为什么不让大家伙在家睡觉，而是要点灯熬油地开这个大会。他怕一个油灯的油不够用，就让黑狗蛋提前把家里的油灯又端来了。
黑狗蛋的媳妇“厉害尖儿”着急了，“嗷”的一声：“怎么着？我说还有完没完啊！怎么老是想用我们家的灯呢？我家的灯油那是钱来的，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黑狗蛋，我看你敢拿吗？”
这黑狗蛋真为难了，不回去拿吧，怕社长和大家笑话他怕媳妇；回去拿吧，又怕散会回家媳妇给他使厉害。
“胖大海”一看这架势，就瞪着眼说：“你黑狗蛋的两个蛋子白长了吧？一个大老爷们，连这点事都不敢做主，都不如一头扎进老母猪的尾巴底下淹死了！快回去拿来，我是一社之长，能白用你家的那油灯吗！狗日的笨蛋！”
“厉害尖儿”一听说不会白用，马上来了机灵劲，又嚷了起来：“黑狗蛋，你个废物点心，还不快回去拿来！”
黑狗蛋很快就把自己家的油灯端来了，摆在了社长面前。
社长啰啰嗦嗦了一晚上，也说不太清楚，大概意思是：“我们叫大家来开会，是为了让大家到一起。大家都说说，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干了好几年了，都是大家伙儿一起干过来的。谁不知道啊，头几年，大家伙儿还很有干劲的，粮食打得也不少日子过得挺心盛的。可是，这两年，怎么都感觉着差事了。为什么呢，我说不清楚，干部们也说不清楚，才让大家伙凑在一起，少睡会儿觉，在一起磨叨磨叨。我说完了，大家就可以磨叨了。”
“胖大海”刚坐下，余家四大爷站起来了，他说：“让我们贫下中农说话不？”
社长坐着说：“贫下中农不说话，你还想让地主、富农说话吗？你个废物点心！”
四大爷平时是个说理道面、人五人六的人，一听社长“胖大海”“将了他一军”，就急了：“我是贫农，我是什么废物点心啊？我问你社长，我们三组的组长，他是怎么干的？打不到粮食，让我们贫下中农喝西北风吗？”
社长说：“老四，老四，你接着说，就这样说，挺好的！开会就是要这样，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那就是毛主席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老四，你接着说吧！”
四大爷一听社长说他应该说，就更胆大了：“我说的是我们三组，当组长的是我的侄子，要不是我侄子，我还不说呢。他人是不赖，年轻有为，我们大家选他当组长。刚当上了那会儿，还真不赖。到了后半年，他就不知道鸡巴天多高地多厚了。他就知道天天让大家赶着台口听戏，不知道让大家干活耪地。这地，要是不耪几遍，不好好侍弄，还会打粮食吗？”
“胖大海”说：“老四，你说得好啊。你接着说，我听着呢！”
四大爷和他要批评的侄子不是近支的，他也不是要故意得罪当组长的侄子和他们一家子。他就是想在大会上发发言、露露脸。他是假装批判人，还想用点新词。他狠狠呆呆地说：“你啊，当了组长以后，别的不说，就知道让我们贫下中农去听戏，怎么就不知道让我们贫下中农去耪地呢？地撂荒了，要让地主、富农去耪吗？地主、富农，是干活人吗？你这个组长侄子啊，我看你啊，咳！说什么好呢，我就说个词吧，你啊，就是太那什么了……那什么来着？噢，想起来了，就是太戒骄戒躁了！太他妈的戒骄戒躁了！”
三组组长的爸爸余老蔫儿一听，就急了：“老四，我是个不爱说话的人，这谁都知道。咱俩是没出五服的哥们，你是孩子的四大爷啊！你说孩子怎么戒骄戒躁了？他怎么戒骄戒躁了？有别人说的，有你这个大爷说的吗？你说孩子什么都行，你打孩子、骂孩子，我都不抻着。可是，你说孩子戒骄戒躁，多难听啊！还有比这话再难听的吗？我儿子是你的侄子，我们一个余字没掰开，你说孩子怎么戒骄戒躁了，你今黑夜必须给我们爷儿几个说清楚！你说不清楚，我们爷儿几个和你没完……”
这下子可就乱套了，说“戒骄戒躁”的近支一伙子，和“怎么戒骄戒躁了”的另一支一伙子，骂着、打着，滚到了黑灯瞎火的当院。听到有人说“脑袋开瓢了”，还不住手，黑咕隆咚下黑手，不依不饶。
这时候，戏班子班主“草帽圈儿”看不过眼了，他“噌”地蹿到墙头上，敞开他唱戏时的大嗓门，嚷道：“停下，快停下！你们他妈的都是什么东西！你们知道什么是戒骄戒躁吗？简直就是一帮废物！都给我停下、停下！都别再打了，你们都误会了！”
大家都把“草帽圈儿”当做是文化人，听他这样一嚷，就慢慢地消停了。
“胖大海”站起来，说：“你们瞎闹腾什么啊？你们知道戒骄戒躁是怎么回事吗？不知道的，听‘草帽圈儿’给大家说说！”
“草帽圈儿”说：“你们怎么能瞎闹啊！戒骄戒躁，是毛主席说的，那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那是好话，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还想不听毛主席的话吗？真是一帮臭鱼烂虾、乌合之众！”
社长一听，“草帽圈儿”说戒骄戒躁是毛主席说的话，是好话，就来劲了：“你们啊，一帮蠢货！真他妈的是光着腚推磨——转圈现眼！”
群众大会就这样在一片骂骂咧咧声中，乱哄哄地散了。
回到家里的贫下中农，谁也弄不明白，“草帽圈儿”说得对吗？“胖大海”懂得“草帽圈儿”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第二天，贫下中农去找社长说理。“胖大海”就领着他们去找“草帽圈儿”。
“草帽圈儿”一听就乐了。他说：“你们还是社长和贫下中农呢，什么水平啊！光腚撵狼——胆大不怕寒碜！你们这几家子贫下中农，我看就是一窝子蠢货，混蛋玩意儿！”
得！就这一句话，兴州第一个“右派”帽子就让“胖大海”给“草帽圈儿”戴上了！
“草帽圈儿”好像是因祸得福，竟然大笑，然后说：“我这个班主也当不下去了，正好去歇阴凉！你们看着办吧！”
“草帽圈儿”韩师傅就这样占了村里的唯一的指标，被打成农民中的“右派”了，戏班子让二叔余日和管了。
从那以后，韩师傅就经常以“右派”的嘴脸和那几个地主、富农在一起，不是站在大伙面前挨批斗，就是在一起劳动改造。
这事只不过是和“草帽圈儿”有关的一个插曲。我们还是回到兴州，接着说那里的事儿。
有一天，鸿儒的爸爸背着铺盖卷回来了。由于长时间见不着爸爸的面，鸿儒和妹妹，见着爸爸了，都不敢说话，躲在一边，偷偷摸摸地看着他。
爸爸叫他和妹妹过去，对他们说：“爸爸以后就不走了，天天和你们在家。爸爸不去外面工作了，回家劳动，支援农业生产！”
鸿儒和妹妹对爸爸的话有些听不懂。后来，街坊邻居、亲门近支的叔叔大爷们，来串门的人多了，才慢慢知道了是怎么回事。
“你在部队都当营长了，不是应该转业安排到地方继续当官工作吗？”
“我是从部队转业了，组织上给我安排到辽宁鞍山钢铁厂了，在一个分厂当保卫科长。”
“那多好啊，那是城市啊！你再把嫂子和孩子接去，就不是庄稼人了，那不就成了城市人了吗？”
“现在，国家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上级动员城里人下放到农村，支援农业生产。”
“支援完了，还回去吗？”
“不回去了，我们是自愿回乡的。公职就没有了，党组织关系都开回来了，以后我和你们一样了。”
爸爸回来了，和村里的人一起，有时候到地里干活，有时候搞“大跃进”、炼钢铁。
爸爸是从鞍钢回来的，又当过干部，知道大炼钢铁是怎么回事。他和乡亲们说：因为我们国家的钢铁产量太少，毛主席提出“超英赶美”的目标，就要全民动员，大炼钢铁。一九五八年八月底，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确定当年钢产量翻一番，完成一千零七十万吨。随后很快形成全民大炼钢的局面。
兴州的炼钢炉，就是用一些耐火砖砌起来，里面糊着焦炭粉和黄泥土。没有什么现代化的设备，炉建好后，加个鼓风机就算大功告成了。因为炼铁炉体积较小，在三立方米以下，所以称为小高炉。
农民和干部都不知道怎么炼钢，也不知按什么比例投放。还是鸿儒爸爸懂一点，就估摸着把焦炭、石灰石、云英石再加矿石放在炉内猛烧，鼓风机使劲在下面鼓着风。矿石经高温熔化后，由于铁的密度大一些，铁水就会往下流，流到下面挖的沙坑里时，铁水遇冷就慢慢变成了一块硬硬的大饼状，人们管它叫“大饼炉”。
由于铁矿含铁量不是很高，用的又是土法，炼出来的铁块质量很差，里面含有大量的杂质。于是有人认为，再加些生铁可能炼出来的铁块质量就会好些。当时农民都吃食堂的大锅饭，很多人家里的锅都没用了，就有人把家里的锅砸了送往炼钢炉。后来，农户家的铁块也都被动员起来统统送入了熔炉。群众的积极性很高，大家心里都空前地被“超英赶美”的这个宏伟目标刺激着，连家里的铁门栓都取下来了，种田用的锄头也被送来，还有秤砣、秤钩。
只有爸爸心里知道，小高炉前是不能离人的，时不时地要填焦炭。因为，如果不保持炉内的高温，一旦里面冷却下来铁水凝固住了，那么，整个炉就要报废。如果炉内壁淤积的灰烬太厚，就很容易使熔出的铁水流不下来，也会导致前功尽弃。拆炉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全部拆了再造一个炉，就会使炼铁的进度放慢。大家轮班日夜守候在高炉前，特别是夏天，每天汗流浃背的，身上的衣服根本就没干过。
那时大家都没有回家，困了，在炉前眯一下眼睛打个盹；饿了，就啃点食堂送来的干粮。熊熊的炉火照得每个人的脸都异常地兴奋，所有人的情绪都在“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升帐”的口号声中变得异常高涨。几个月待在炉前不回家，那是常事儿。只要炉内能流出红红的铁水儿，对所有的人来讲，比自家生个大胖儿子还高兴！
这种幸福之情以报喜的方式迅速蔓延开来，如果哪个炼钢炉使用好几个星期都没凝固住报废，或者哪个炉出铁量比较大，这个炉的负责人便马上写好喜报，然后大家敲锣打鼓地到县政府报喜。敲锣打鼓还不算，有的还一路放起了鞭炮。不管怎样，所有的人都为梦想而亢奋着。
隔三差五，一些小高炉的负责人被叫去开誓师大会、喊口号，如果有人在会上表态要一个月内炼一百公斤钢铁，就马上有人高喊，奋战一个月，炼它几百公斤。最后这个数字被人们越喊越大，几乎所有人都信心十足，称要天天“生产放卫星”。
一九五八年五月，一阵狂热的“共产风”刮向全国农村的各个角落。兴州也不可避免地实行了“一大二公”，祖祖辈辈的农民都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吃上了集体大食堂。
那年鸿儒刚满10多岁，正在读小学二年级。当时一个生产小队为一个大食堂。他家的那个大食堂叫跃进食堂，全队四十二户180多口人都在这个大食堂吃饭。食堂的厨房原来是一家农户的住房，“一大二公”的政策让这家的主人搬到了别的地方去住，小队长就让在这几间屋子里支上了很大很大的大锅，抽调五六个人当炊事员，给全小队的人做饭。每天三顿饭，家家户户挑着或抬着饭盆到食堂里去打饭，也可以运到家里吃。去食堂打饭的时候，由于队里户数多，打饭的人要排很长的队，晴天还好些，遇到刮风下雨特别是数九寒冬下大雪，去食堂打饭的人们可就要受罪了。
那时到大食堂去打饭，每人每顿给多少饭食那是有定量的。有时是小米饭每人一碗，稀粥每人一小瓢，饽饽每人一个或是两个。
在生产队吃大食堂的日子里，开始几个月，从食堂打饭回来还能填饱肚子。第二年遭受了严重的“掐脖旱”，地里的谷子、玉米、黄豆等庄稼旱死了一多半，秸秆干吧得都能点着火。
“共产风”、“浮夸风”把“三泡稀”那样的小队长和替换了“胖大海”当了大队长的“愣头青”那洋的干部们，吹得不知道了天高地厚。他们竟然向上级虚报一亩水稻能产一万多斤，一亩玉米能产两万多斤。结果，生产队收点粮食都上交了国库，生产队仓库内空虚无粮，集体食堂无米下锅。社员们为了糊口填肚子，只能挖野菜煮熟后掺到稀粥里充饥。什么“增量法”、“瓜菜代”等等的稀奇古怪的“饭”都吃过了。凡是地里和山上长的青枝绿叶的都往家里抢、往嘴里塞，造成严重营养不良，大人小孩都出现了身体浮肿现象。
到了一九六〇年五月，上级政府非常重视这件事，开始给生产队集体食堂下拨粮食，每人每天二两粮食。生产队食堂只能熬一些很稀很稀的米汤粥分给社员们吃。
鸿儒家里，每顿吃的都是从食堂抬回一盆稀得可以照出人影的米汤，再往里掺上许多野菜或是粗糠充饥。小学生们每天放学后，都挎着个大筐，拿着把小铁铲，到田野里去挖野菜。
家家缺粮少柴，人人营养不良，身体特别虚弱。到田野挖野菜时，只能跪在地上，裤子的膝盖处被泥土和草色染成铁青色，不见布丝，两个衣袖也是又脏又烂，像个抹布。谁不想穿新衣，谁不想穿干净衣服，那时实在没有换洗的衣服啊！
在大集体吃大食堂的子里，村里流传着许多顺口溜。“一天吃一两，饿不死事务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这就说明了食堂管理员和炊事员以权谋私多吃多占。还有“萝卜漂、红薯沉，炊事员打饭坑坏人”。这句是反映炊事员不能一视同仁，优亲厚友，给亲戚、自家打饭时多打饭打稠饭，平民百姓就只能是大锅上面盛一些很稀很稀的来糊弄。
最使鸿儒难忘的是，一天中午，他同6岁的妹妹用一只筐子抬着一个大砂盆，去大食堂打饭。在回家的路上，系筐的绳子突然断了，大盆倒在了地上，一盆稀粥流出去了一大半。当时，他和妹妹都吓得“哇哇”大哭。鸿儒埋怨妹妹干活不使劲，妹妹说饿得一点劲也没有了。
“这盆稀粥，可是咱们全家五口人中午的指望啊！现在撒了一大半，中午全家人吃什么？”这时，鸿儒心里害怕极了，撒了饭回家不挨打也要挨骂。
“哥，你别说了，你看地下的粥还可以吃呢！”妹妹哭着说。
“是啊，我俩快点趴着喝吧！”
他和妹妹都顾不得哭了，赶忙趴在地上，就像小狗吃食那样，一点一点吸溜那流到地上还没有来得及渗到土里去的米汤。
鸿儒一边吸溜着，一边想：稀粥虽然撒在了地上，没有渗进土里的还可以吃进肚子里，不能丢在大道上。
那会儿，他和妹妹也实在是饿极了。
邻居大婶打饭回来路过看见了，感觉回家告诉了鸿儒的妈妈。妈妈跑跑颠颠地就来到了鸿儒和妹妹正在趴着舔稀粥的地方。看见两个孩子那个样子，妈妈的眼泪“刷刷”流了下来。
妈妈没有打也没有骂，只是心疼地说：“你们以后做事要小心些。”
妈妈把剩下的半盆稀粥抱回家，掺上许多煮熟的野菜，全家人就这样吃了一顿几乎全是野菜的午饭。
其实，这就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啊！
又过了两个月，上级政府将社员的口粮指标由二两、四两增加到七两，社员们还在生产队大食堂吃大锅饭。
大锅饭也越来越吃不饱了。食堂里的一天三顿，稀粥灌大肚都灌不饱了，树叶、树皮、棒瓤都成了主食。鸿儒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了，总感觉肚子里前腔贴后腔的，哪有读书的劲头啊。
稀里糊涂地对付到了高小毕业，中学就要到县城去上了。
十多岁的小伙子，应该什么都不怕。可是，鸿儒和伙伴们最怕一件事，那就是——“饿”！饿急了的时候，就想当牛当马，因为牛马可以找到有草的地方，狠狠地吃一阵子，一直把肚子吃饱了。
家里离县城三十里地，一周一个来回，都靠两条腿。星期一早晨，起早从家走的时候，不管是什么东西，好赖还能塞进肚子里，三个来小时的路上，还不至于迷迷糊糊。
到了学校，这五天半的学习生活是太难熬了。同学们饿得上不了体育课，夏天老师就让大家坐在阴凉地休息。冬天，就坐在朝阳的地方，晒晒太阳。老师说，这样可以保存体能。
最难受的是星期六的下午，上完两节课，就该放学回家了。在那三十里的土路上，两条腿是怎么也架不住空落落的肚子啊！眼前冒花，两腿打颤，不管冬夏，头上都会冒汗。
他和同学们，永远也忘不了教语文的蔡老师，送给他们的“满族八大碗”。
一天的语文课，同学们又饿又困，都想趴在桌子上睡觉。蔡老师看见了，很心疼地说：“同学们知道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故事吗？”
“不知道！”同学们无精打采地回答。
蔡老师说，我给同学们讲讲——
“望梅止渴”出自刘义庆《世说新语·假谲》：曹操带领军队作战，来到一个没有水的地方，因天气炎热，将士们长途跋涉，无水解渴，个个口干舌燥，人人疲惫不堪。此情此景，令曹操十分着急。于是，他心生一计，骗大家说，前面有一片很大的梅树林，梅子很多，又酸又甜，到那里可以摘梅子吃解渴。士兵们听了，仿佛置身于茂密的梅林之中，看到了密密麻麻的酸梅，也似乎尝到了酸甜的梅子，都流出口水来。这个故事说明“望梅”，因条件反射，确能产生“止渴”的效果，也就是说，这里的空想能够起到安慰自己的作用。
“老师，我们饿啊！”
蔡老师又接着讲——
“望梅止渴”的故事出自曹操，“画饼充饥”这句话却出于曹操的孙子曹睿。曹睿是三国时代魏国的第二代君王。他有个最亲信的大臣，名叫卢毓。有一次曹睿想找一个适当的人当中书郎，便请卢毓推荐，并且告诉他，千万别推荐徒有虚名的人：“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意思是说，选拔人才不要单凭他有名声，名声好比画在地上的饼，没法吃的！从曹睿的这句话，后来就产生了“画饼充饥”这句成语。唐朝李商隐在他的《咏怀诗》中，引用过“画饼”一语，说：“官衔同画饼，面貌乏凝脂。”宋朝苏轼的《二王书跋》也引用过这句话：“画地为饼未必似，要令痴儿出馋水。”《传灯录》也有此语：“画饼不可充饥。”
蔡老师说：“‘画饼充饥’和‘望梅止渴’，都是虚而无实，用空想来安慰自己的意思。”
蔡老师还说：“咱们滦平这个地方很特殊，按照国务院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和汉语拼音方案的衡量，滦平人，特别是兴州和金沟屯一带，普通话说得最规范。这是北京来的专家们开座谈会时说的，咱们学校的教导主任参加了那个普通话语音调查座谈会。因为我是外地人，远没有滦平当地人说得好。北京的专家说，还要到滦平来招收广播员和展览馆、博物馆的解说员呢，同学们要加油啊，以后在这方面多努力，这是我们滦平人的独特优势。”
“老师，话说得再好听，也不能当饭吃，我们就是饿啊！”
“同学们，我是东北满族人。过去，我们满族老祖宗经常吃八大碗，你们想吃吗？”
一听说吃的东西，同学们都抬起头来：“老师，我们太想吃了！”
蔡老师说，那好啊，我现在就请同学们吃满族八大碗吧——
相传八仙过海的时候，惹怒了龙王，八仙与龙王的虾兵蟹将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八仙寡不敌众，久战难胜，劳累疲惫，退踞海滩稍憩。歇下来以后，顿时感觉腹中空空，饥饿难忍，大家便分头寻食充饥。那是一眼望去的海滩薄地，荒无人烟，哪来的吃的东西。过了一会儿，除曹国舅一人未回，其余个个扫兴而归。
曹国舅一人不辞劳苦，腾云驾雾，行至内地。忽然，一股奇香扑鼻而来，他不觉垂涎三尺，立即寻着香味，进入凡间一个村庄上。他乔装村夫，在庄主宅院窥视，只见四方桌上八人围坐、猜拳行令、畅怀痛饮，诱人的菜肴一个接一个地上。国舅寻想道：我原乃朝廷国舅，宫廷菜肴我享用得发腻，农家菜肴我未曾见过，何不先让我大饱口福！转念又一想，众仙友腹空我不可独享，继而采带了七样菜肴，又想起仙姑不食荤，所以又为她独带了一素菜——青菜豆腐，计八大碗。
曹国舅临走留言：“国舅为众仙借菜八碗，日后定当图报。”
曹国舅行云回到海滩，摆上了八大碗，八仙更觉奇香无比，狼吞虎咽，风卷残云，酒足饭饱之后精神倍增，再战龙王大获全胜。
“同学们，你们猜，那八大碗是什么呢？”
同学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八大碗，干着急说不上来。
蔡老师接着说：“曹国舅带回来的八大碗是什么，不重要。我告诉大家，我们满族的传统八大碗是：雪菜炒小豆腐、卤虾豆腐蛋、扒猪手、灼田鸡、小鸡榛蘑、年猪烩菜、御府椿鱼、阿玛尊肉。八大碗在当时，可是集中了扒、焖、酱、烧、炖、炒、蒸、熘等所有的烹饪手法啊。”
同学们越听越馋，口水流出来了，感觉好像真的吃到了那样！
“我们现在是困难时期，以后我们长大了，把国家建设好了，大家都能吃到的。那时候，要什么就会有什么！”蔡老师勉为其难地为这节课做了一个这样的结论。
以后，蔡老师又搜集了很长时间的资料，给同学们讲了，八大碗的做法有粗细之分。
“细八大碗”指的是：熘鱼片、烩虾仁、全家福、桂花鱼骨、烩滑鱼、川肉丝、川大丸子、松肉。
“粗八大碗”有：炒青虾仁、烩鸡丝、全炖蛋羹蟹黄、海参丸子、元宝肉、清汤鸡、拆烩鸡、家常烧鲤鱼。
八大碗往往用于宴客之际，每桌八个人，桌上八道菜，上菜时都用清一色的大海碗，看起来爽快，吃起来过瘾，具有浓厚的乡土特色。
以后，人们为讨吉庆，改方桌为八仙桌、坐八客、食八菜（八个凉盘、八大碗菜），一直流传下来。
初一这一年的两个学期，就这样饿着读过来了。
到了初二、初三的时候，情况逐渐有了好转，好歹能学点东西了。
老师说：“刚刚过去的这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遇到了严重困难。学校领导已经传达了上级的会议精神，说导致三年困难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这三年我们国家连续遭受自然灾害；二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还债务；三是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左’倾错误。”
鸿儒和同学们不再那样挨饿了，当然就知道用心学习了。
鸿儒最爱学语文、历史、地理和美术了。
在蔡老师的一次语文课上，学到了北宋学者周敦颐所作的一篇议论散文——《爱莲说》。
老师领读了一遍，鸿儒就背下来了——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以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晋朝陶渊明爱菊，宋朝周敦颐爱莲，唐朝以后世人非常喜欢牡丹！鸿儒想到了兴州老家那一红一白两株牡丹。他在作文里写道：“学了北宋学者周敦颐的散文《爱莲说》，我联想到了我们兴州老家的牡丹。周敦颐说：我认为菊花，是花中的隐士；牡丹，是花中富贵的花；莲花，是花中品德高尚的君子。唉！对于菊花的爱好，陶渊明之后就很少听说了。对于莲花的爱好，像我一样的还有什么人呢？对于牡丹的爱好，人该是很多了吧。我感觉周敦颐说得不对，因为我们兴州的牡丹，还有很多不解之谜，还没有达到很多人的爱好啊！我将来要写一篇《牡丹说》。”
余鸿儒的学习劲头越来越足了，他要上好高中，然后考上大学，专门研究牡丹文化、牡丹艺术！
他在蔡老师的办公室和宿舍，第一次看到了用的好像上坟的“料子纸”画的花草，还有一些用盆盆罐罐栽的奇形怪状的“干柴火”，还有一些七杈八股的树根，很有意思。
蔡老师告诉他：我在北京上的大学，是学园艺和花卉的。那些画，是我画在宣纸上的作品；那些“干柴火”，是盆景；那些七杈八股的树根，叫根雕。如果你对这些感兴趣，以后可以教你做。你还可以考大学，学工艺美术专业。
蔡老师还告诉鸿儒：我的爱人，是学美术的，就是画画的。她最喜欢画花鸟虫草了。可惜，现在不时兴了。以后，你们上大学了，就都懂了。
余鸿儒激动地对蔡老师说：“老师，我喜欢这些，我将来就想学这个，干这个。”
事与愿违的是，就在高三快要毕业的时候，中央的“五一六通知”下来了，一场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考大学成了泡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成了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大气候。
余鸿儒从北京回到学校，已经不能再上课了。他背上行李卷，回到了兴州。
毕竟是高中毕业生，回到家里没几天，余鸿儒就让大队书记给领到公社去了。
公社革委会主任吴胜利和他认真地进行了一次谈话，说：“余鸿儒同志，欢迎你回到兴州公社，参加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咱们公社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正需要你这样的骨干呢！你平时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宣传队需要你来的时候，你就来排练和演出，小队给你补助工分。”
就这样，和鸿儒一起回乡的几个同学，进了公社宣传队。队长是二叔余日和。
开始的时候，宣传队经常排练一些小节目，有对口词、三句半、表演唱、“忠字舞”，然后到各个大队去演。表演节目就是要把节目内容有战斗力的唱出来，比如：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瓜越大。”
“批林批孔”的时候，很时兴“家庭批判会”。学小靳庄的时候，又号召贫下中农写革命诗歌，唱革命诗歌。鸿儒为了撵形势，就编了一首儿歌，到社中和大队小学教学生表演，名字就叫《家庭批判会》：
家庭批判会，
开得真叫好。
奶奶坐炕头，
爷爷坐炕梢。
爸爸诉家史，
妈妈批林彪。
姐姐批判孔老二，
我向三字经开了刀。
弟弟一旁喊口号：
不能饶、不能饶，
坚决不能饶！
这个节目唱火了，先后到滦平、承德和石家庄去参加革命文艺比赛，获得了省地县三级的第一名。
后来，光演这样的节目不够了，因为上级要求排练和演出革命现代京剧的八个样板戏。队长二叔可犯难了，他就找公社革委会主任吴胜利同志汇报：“宣传队里的老人，都是过去戏班子的，唱河北梆子还可以，哪会唱革命现代京剧啊！”
吴主任坚定地说：“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去占领。在轰轰烈烈的三大革命运动中，不会革命样板戏不行！不会就要学嘛！我去县里给你们请老师，来辅导。必须要唱革命现代京剧，不要再演老一套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了，那些都是四旧的东西，应该批判！”
农村文化活动少得可怜，很少有什么热闹儿。县电影公司派出放映员，巡回到各公社、各大队放电影，每个大队，一年也就轮上一两次。鸿儒他们一帮年轻人和很多孩子们，追着撵着跑各大队去看。一部电影，要看好几遍，有的看过十几遍。很多台词，大家都能背出来。特别是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舞剧《红色娘子军》，芭蕾舞《白毛女》，看的遍数更多。
公社革委会主任吴胜利到县文化馆请来了辅导排练样板戏的老师。
县文化馆来了两位老师，其中那位姓钟的女老师，是鸿儒中学时的班主任蔡老师的爱人。
宣传队排练的第一个革命样板戏是《智取威虎山》。鸿儒演英雄排长杨子荣，邻村的一个女同学王彩霞演猎户老常的女儿常宝，二叔演参谋长少剑波。好在电影看过很多遍了，台词和唱段都不生疏。
工夫没有白费，第一场演出就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可以说是一炮打响了。公社领导、大队干部和广大贫下中农都拍手叫好！因为那个年头，除了开批判大会或是誓师大会，再就没有什么热闹了，更甭说什么文化活动了。
接下来排练《红灯记》。鸿儒演李玉和，王彩霞演铁梅。又叫响了！
第三个戏是《沙家浜》，鸿儒演郭建光，王彩霞扮演阿庆嫂，二叔演刁德一，二婶演沙奶奶。
就这三个样板戏，他们不知道演了多少次。秋天的时候，还去县里参加了“全县革命样板戏汇报演出”，他们演的《红灯记》获得了全县第一名。第二年春天，参加承德地区的演出，还是第一！他俩连续双双获得了公社、县和地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革命文艺五好战士”、“活学活用标兵”等等荣誉称号。他俩成了“一对红”的榜样。
特别是他俩在地区的汇演获得第一名时，得到的奖品竟然是一台“东方红”拖拉机！
可是，全公社的人，没有一个会开拖拉机的。怎么办？
鸿儒和彩霞两个人一起去学。三天后，他俩硬是把拖拉机开回了兴州，交给了公社。
公社书记和主任，研究决定再向县里要两台拖拉机，成立公社拖拉机站。
在不知不觉几年的排练、演出过程中，鸿儒和彩霞成了全公社的知名人物、贫下中农子女的学习榜样。在革命的大熔炉里，他俩不仅受到了革命意志的锻炼，树立起来了革命理想，而且还渐渐地产生了革命感情。
他和她，一会儿见不着就想。可是，谁也不敢说出来，怕别人看出来，影响他们的光辉形象。这不仅仅是为了排戏，还有在一起时的那种心里的踏实和精神的鼓励。可是，除了排练、演出，就是回家，没有适合他俩单独见面、说话的场合。难为他俩了。
春天的一个晚上，排练结束后，天色已晚。彩霞不敢自己一个人走夜路回家。鸿儒自告奋勇承担了去送彩霞回家的任务。二婶笑着说：“这个任务，就应该是你的，还不好意思什么啊！还以为我们什么都看不出来吗？”
彩霞抹不开了，说：“二婶说什么呢？您看出什么了？我和他，就是革命同志！”
鸿儒什么也不说，就知道不好意思地咧着嘴笑。
二婶说：“别说了，鸿儒去送彩霞吧。外面黑咕隆咚的，好几里的道儿，怎么能让一个大姑娘自己摸着黑走呢？”
二婶的话，说得太对心思了。因为他和她都是这样想的，可是谁都不好意思说出来，更不敢那样做。
辘辘把打鸭子——正对鹅脖儿。
两个人的心“腾、腾、腾”地跳着，一前一后地走着，心里想说的话，谁都不敢先说出来。他和她都想手拉手一起走，更想再亲热一些，因为两个人的心里，都是刺刺挠挠的感觉。
可是，即使黑天半夜，也生怕别人听见、看见。
他和她并肩走了一会儿，离得越来越近了。如果不是脚下的塑料底和路面摩擦声的干扰，就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声了。
走着走着，当他俩刚要走到供销社大门口的时候，突然听见“咣当”一声，大铁门响了一下，两扇门之间闪开了一道小缝儿，有个人抱着一样东西，悄悄地钻进去了。
他俩这会儿也不顾得不好意思了，激灵一下站住，他的右手和她的左手，紧紧地攥在了一起，身子转过来，上身贴在了一起。他的左手又攥住了她的右手，互相都听到了对方的心跳声。
鸿儒把彩霞紧紧地搂过来，悄悄地躲到了供销社大铁门旁边的墙根儿。他俩没看见那个人的脸，只能从门缝看见那个人的身影，轻步到了库房门前，放下抱着的东西，摸起旁边准备好的铁锹，快速地挖着东边那株红牡丹。挖出来了，带着土坨，装进一个口袋，又把他抱来的东西，栽进了那株红牡丹的土坑里。他还从旁边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大水桶，浇了一桶水，又把水桶悄悄放到了旁边。他，又把红牡丹好好包了一下。抬头看看周围没有什么动静，就抱着那株红牡丹，快步走过来了。
那个人走到侧面值班室门口，到窗下的时候，在玻璃窗上轻轻地敲了三下。屋里的人只把窗帘拉开一道缝儿，闪出一线灯光，正好照到了那个人的脸上。
鸿儒和彩霞不约而同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异口同声地说了出来：“妈呀，怎么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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