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

    捷克斯洛伐克正式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正式执行。

    电影《霸王别姬》首映。

    第一届东亚运动会在中国上海举行，共九个国家参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家大事接连发生，改革的春风吹进大江南北，唯独吹不到这个尕小落魄的西北小镇。那个不动荡年代的小镇，日子总是紧巴。

    我婆裹着大棉袄，戴着老花镜横跨在门槛上，左手拿线，右手穿针，摸索半天，在褐红色的如锦绣般富丽的布上绣鸳鸯。身旁是八角桌，放着一碗糊糊面、大红辣椒、窝窝头，还有很显眼的大烟卷，烟粒裸露在桌角，风一吹，散落在厚厚的雪里。这是那年的第三场大雪，天南地北，通透的白。

    “婆”是西北人特有的叫法，就是“奶奶”的意思。自我有记忆以来，一直排斥这个字，觉得它不亲切。

    我婆折腾半天，将那抹褐红色的布递给我，合上手，杵在两只袖口处。她一开口，就是满嘴热气，让人战栗又模糊。

    “拿上它，去南坪村，这次我跟你说，好好和姑娘谈，争取给我谈个孙媳妇回来。”

    “这真是二十世纪造的孽，拙戾，戾气漫天，资本主义留下的祸根，粗糙，恶心。”

    我婆呆站在雪里，叹着气。她哪能听懂这些词，她简单朴实，从军阀混战的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落地那天，动荡家国如同不安的陨石砸向大地，她跟着我爷一路走来，把一生系一人身，缺乏世故、硝烟四起的眼神。她不懂日本人来了就咋了，所以她不懂我的诗情，不懂那个年代的硝烟。就像她用她不识字的眼光瞅的孙媳妇般，让我受够了，让我想逃离。

    苗凤凤，我一度认为那是上天派来克我的女人。

    苗凤凤大我两岁，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见她，这姑娘站在南坪山头，怀里抱着一娃，穿着厚厚的棉袄，拿着羊奶瓶给孩子喂奶。那时大西北农村人们食不果腹，她喂娃的动作已将这一现实暴露无遗。

    我是师范院校毕业生，在校读书期间谈过一姑娘，耷拉着两条细长的小辫子，大红裙子，江南人，素气。爱穿浅绿色、绣小花的布鞋。喜欢张国荣，满屋子都是张国荣的碟。那是一九八九年的夏天，我们学校门口有卖张国荣的磁带的小摊，她拉着我去买，至今记得那清晰透明无杂味的香气味，诱人无比。这姑娘经常挂嘴边的话就是：“女人要有味，男人才不跑。”

    而苗凤凤的味，不是如同江南般烟雨脱俗的味道，而是满尕子山浓浓的乡土味以及她怀里娃的味道。

    一九九三年，我被我婆从南方某小城挥着马鞭赶回西北，那浓厚的南方的美，渐渐远离脑海。我婆用半年时间倒腾，让我跟着自小扎根东北的尕三爷学木工手艺。我婆说，大学读完就得回家，支援家乡建设。我一度表示很诡异，土了几十年的我婆，连日本人屠杀自己国人这档子事都不懂的世俗之人，居然能从嘴里蹦出“支援家乡建设”这种体面的话来。我跟着皮肤粗糙、满口东北腔的尕三爷学木工，也就是木匠，学了半年，徒弟收了四个，木匠手艺越发出挑，面临出师。尕三爷总是捋着他的胡子，说我还不知道规矩。

    “出师有啥规矩？我给您叩头，作揖，再用一篮子大鸡蛋和白面伺候着您咯。”

    尕三爷就说，我得有个媳妇，把我管着，就可以出师。

    “为啥？为啥要有媳妇？”

    “木匠这手艺，是老辈手里传下来的，不埋汰人，不挑事，可是木头也是有灵性的知道不？它害怕整事，我们木匠，伸展绳墨，用笔画线，刨子刨平，用量具测量，制作成各种各样的家具进万户，前提是，得成家。”

    我婆听见，赶着热劲，拉着我站在南坪山头，指着大槐树底下，说：“你瞅你瞅，就那姑娘，可水灵了。”

    苗凤凤就站在南坪山头，大红棉袄，怀里抱一娃，大脸盘子上面印着两片高原红，我婆说的水灵，在哪？在哪？我扭头就走，我婆在后面赶我。

    “婆，人家都有娃了。”

    “哎呀你这坏孙，我给你介绍有娃的干啥呢？那又不是她的娃，人家姑娘还是黄花大闺女，那娃是她大姐的，她大姐死了，娃就是她的了，她和你一成家，娃就由她猫山的大哥照看。”我婆在后面喘着粗气对我喊着。

    苗凤凤正式成了我的徒弟，拜我婆所赐。

    我对她敬而远之，苗凤凤来木匠队的第一个月，我和她从未碰头，只是听尕徒弟说，凤凤那姑娘攒劲，随身不离书本，却大字不识几个。干活麻利，木削长巧，木屑雕花四溅，每每飞舞一朵花影，真是美极了。我随即打了一个冷战，把形容江南温婉之女子的辞藻用于一个西北粗犷女子之身，真是不痛快，不痛快极了。后来半个月，尕三爷人手不够，把苗凤凤从木匠支队挪过来，我才正式接触她。尕兄弟们叫她“凤妹”，苗凤凤和东沟村的木匠队一起过来，东沟村那帮爷们大多认识她，她也和那帮爷们熟络，休息的时候就和那帮爷们混在一起。事实上，那帮爷们是想让苗凤凤帮着拉羊粪和饲料。苗凤凤身材娇小，每日早晨和傍晚，总是见她拉着粪车跨过一座座大山，身后是被落日逐渐拉长的影子，混沌着泥土消失不见。

    她见我，就躲。

    我婆死活不信，说让我主动点。主动个啥，老子高兴都来不及。苗凤凤躲我，在粗犷的大西北的土山上，苗凤凤挥着马鞭扫木屑、劈柴、剁木头，勾勒木边修饰的小花纹。这女人，力气大得让人看了直想笑。明眸似水、俏眉如柳之类的辞藻用在她身上简直就是驴唇不对马嘴。相反，她与大刀阔斧、孔武有力这样的辞藻倒是不谋而合。

    我在离她几米远的地方，站在那里，撒尿。

    苗凤凤见状，“哐当”扔下手里的工具，把头别过去，用通红的指头捂住眼睛。在老子面前装纯洁，虽说老子没正眼瞧过你，但是“纯洁”二字怎可配你？啊呸！

    “什么意思？你捂脸是什么意思？”我问她，顺手拉起裤子，抖抖腿，眼前几米远的地方是一簇被尿液打湿的枯黄叶子，这容易让人产生错觉。

    从男人的心理分析角度来看，有个反行为数据。大概可这么解释，关于机体的行为和对象发生时环境的观察报告。当研究者进行数据收集时，他们必须选择一个适宜的分析水平，若数据对象不理，就形成反心理。苗凤凤不理我，我就像那针尖尖上遗漏的风，一丝，一丝，往不知名的地方遗漏，浑身发痒，男人的好奇心和欲望，大概就是如此。

    苗凤凤站着，不说话。

    我在她身旁，弯着腰，看着这个站在黄土地上的女人：娇小身材，平胸，大红棉袄，黑色条纹棉裤，蚌壳棉鞋，裹得就像冬季我婆挂在窗户外面的腊肉。她那拘神遣将的力气从哪冒出来的，鬼知道。大概是手捂脸捂累了，苗凤凤缓缓放下手，睁开眼，抬头看我。那个瞬间，我的神经就像在西北的雪地里翻滚，伸手落空姿势般地滚落，那瞬间我发现我还是错了，大错特错。

    谁说西北姑娘无韵？那红脸蛋，那一瞥一笑，足以摄魂。我第一次看清苗凤凤，手如霖带，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低头时的温柔，和我想象的粗犷驴唇不对马嘴。

    我站在雪地里，直笑。

    西北的风啊，真刺骨，真寒。

    苗凤凤没喝过酒，不知那玩意的劲。

    东沟的爷们喜欢围着苗凤凤听她讲她家老爷子“文革”那年的故事，苗凤凤手里拿着烤洋芋，坐在八角桌前，盘着腿，吧嗒着嘴，说给那帮爷们听，有时害羞地递给我一个洋芋，不说话。

    苗凤凤讲了那么多，我就模糊记得批斗社会主义的帽子，西北军人的血性，谈到深处，就喝酒。那些爷们大口喝酒，啃洋芋。苗凤凤也拿来喝，九十年代的茅台，苗凤凤一把扯掉大红绳，一口下肚，人就软了，醉倒在八角桌上。我的乖乖，这女子，怎这般惊人。那是苗凤凤第一次喝酒，喝得眼神呆滞。东沟的爷们都走了，夜里十点，村头的狗直叫唤。而苗凤凤却小脸通红地在八角桌旁坐着，陪她的，没别人，只有我。苗凤凤一屁股坐起来，一头栽在桌面上，灰尘四飞。然后这姑娘，一把脱掉裤子蹲在地上撒尿。我就站在她面前，她居然尿了！

    尿完，站起来提裤子，没劲。我半㫾才反应过来，怯怯地拉起她的裤子，脸红心跳，稍不留神就碰到大腿。我的手碰到的是顺着大腿慢慢流下来的尿液，沾在手上，一股腥味，太难闻了。我抬头看她的瞬间，嘴碰到她的皮肤，虽被西北阵阵大风吹得干裂，却有种不一样的感觉，或许是故事，或许是我旺盛的男性荷尔蒙的味道。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和这姑娘，注定有段故事。

    就像独坐幽山里，且为你一人。

    一九九三年寒风刺骨的腊月，我偷了一个鸡蛋，塞进苗凤凤的窗户孔，憨笑着。苗凤凤红着脸蛋，跨着大步蹲在窗户旁，探着头傻笑：“鸡蛋还热乎的，你也吃噻。”

    苗凤凤已和我很熟络，但是，我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某个夜晚，看过她尿尿。我对着月亮发过毒誓，此事，谁人不能知，谁人不能晓，绝对做到。

    苗凤凤喜欢跳舞，那个年代，黑白电视屈指可数，就像那只在过年才能吃到嘴的大肉般稀奇，让人好生期待。我家也是这般，我婆仅靠她拿手的纺线，一针一线，孜转不疲，夜以继日地卖力挣点微薄的钱。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城市的人均收入是四十块钱，可想而知，在西北这个食不果腹的农村，人均收入更少。整个中国都在卖力修复阶段之时，《霸王别姬》上映。虞姬美啊，张国荣的虞姬，定是美得不可方物，楚霸王霸气啊。我跟苗凤凤讲这些，她不懂，一个劲问是啥，是啥。我说是同性恋，她就问：“同性恋是啥？”

    “就是男娃爱男娃……不像咱俩，咱俩是男娃爱女娃。”我这么解释。

    “冬子哥，你你你……你流氓！”苗凤凤羞红了脸，指着鼻子骂我。

    那漫天飞舞的雪，不矫揉不造作，都落在西北的土地上，通天的白，通天的美，望着站在雪地里裹得像腊肉的苗凤凤，突然就庆幸我婆，挥着马鞭，赶我回西北的事。

    《霸王别姬》上映那天，我偷了一辆自行车，载着苗凤凤，翻过三座大山，来到县城。

    三毛七，一张电影票。

    三毛七可以买十个笨鸡蛋，或七个白面馒头。

    我载着第一次来县城的苗凤凤，她老是跳下车看洗脸盆，嘴里嘟囔着自个儿家的脸盆咋就没个花没个毛主席。我跟在她后面，偷偷买了一个塞在车座后面。

    到电影院门口，苗凤凤转了五圈，最后还是决定不进去看，用她的话说，电影不正经，同性恋，不正经。

    我和苗凤凤站在电影院后面，听着赵季平隐约的《断指》，京剧沧桑动感的戏子声。苗凤凤调皮地站在路灯下，左手一勾，手里捏着红手帕，柔指一点，燃了眉目似的转身，起步，再转身。穿着大红棉袄，缓缓跳起舞，嘴里哼着歌，就像那些年在电影院看到的章子怡。

    “姑娘纳鞋底，呀，纳鞋底。”

    “送给心爱的人儿，哎嗨！”

    ……

    那一刻，我就想虞姬不是为爱赴死，她只是心已死，就是我们常说的“哀莫大于心死”吧。

    拔出剑的那一刻，她应该希望那个征战七十多次、战无不胜的霸王能拦住她吧，打下她手中的剑，相拥而泣。只可惜，他没有，正如张国荣拔剑时来不及救他的霸王一样，他们都是对世界失望的人，但又不甘心，还留有一丝希望，于是只身赴险，终于没能回头。

    夜晚我载苗凤凤回去，那个苗凤凤偷偷亲我额头的夜晚，我发誓，要娶她。

    一发誓，就是一生。那般漫长，那般无奈的一生啊。

    我半夜载着苗凤凤回家，翻着山路。脚刚踏进村，未闻见狗叫。一个大汉从茅厕附近蹿出来，一把抓住苗凤凤的辫子，张口就骂贱货、小婊子。我上前挥起拳头，被苗凤凤拉住，她说，是她爹。

    我婆老泪纵横，伸手过来打我，终究没舍得，叹着气。

    “老子不就偷辆自行车载着凤去了趟县城吗？至于骂自己亲闺女婊子吗？至于吗……”我还未说完，迎面就被苗凤凤的爹打了一拳，他青筋暴起，对我大吼：“你个小杂种，前几个月和我们凤在木匠队大晚上干啥呢？”苗爹啪啪打着自己的脸，“我还要个老脸呢，我都不好意思说，今晚又去县城，你个杂种。”苗爹一拳一拳地打在我身上，我的脑海中一遍遍回放着苗凤凤尿尿的场景。我头痛，剧烈头痛。

    那晚是我最后一次见苗凤凤，她站在黑暗里，娇小的身体瑟瑟发抖。

    我婆后来说，我毁了苗凤凤。

    那发誓谁人不能知、谁人不能晓的秘密，变成了谁人都知、谁人都晓的事。

    那么好的一个姑娘，活生生让我毁了。苗凤凤成了九十年代大家的笑柄，成了大西北农村老娘们谈笑风生的话题，成了婊子、荡妇。

    那是那个年代里，荒唐的故事。我成了主人公，可笑至极的主人公。

    我再没找到她，那个姑娘。

    我婆说，我是败家子。

    九十年代中期，迎来农村人进城打工的大潮流。那股潮流如西北的寒风吹进村里每个人骨子里，我告别我婆，一张车票，远离故土，去了北京。

    找了五年的苗凤凤，她就如那断了墨头的笔尖，杳无音讯。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经过四十多年勘测、设计和研究论证，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正式开工。我蹚着三峡的水，一走就是多年。

    我反复试水，在北京初建一家装修公司。那时的北京还有围墙，有城门，有鸽子密集飞舞的胡同，有童谣。那段时间北京盛行“下馆子”“红嘴唇”，那是北京人对经济宽裕和化妆的理解。

    我由一人扛着铁锹地工作到两人，三人，五人，直到一个团队。从北京五环将装修公司挪到三环，也就是现在的西城区，上空是飞来飞去的北京老鸽子。只是，想起西北，就莫名的痛，撕心裂肺的痛。

    独自一人时，总会想起苗凤凤。回忆是害人的东西。每每循着潮流的轨迹去想那些事时，都不敢相信那是真的。

    一九九七年，邓小平逝世，我一个汉子站在天安门下，望着满天的鸽子痛哭。

    一九九七年七月，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回归祖国。

    一九九八年七月至九月，中国长江及淮河发生大洪灾，造成四千一百五十人死亡，经济损失约二千五百五十一亿元人民币。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建立澳门特别行政区。

    也是这年腊月，我婆去世了，享年八十五岁。

    我开着北京吉普，回到大西北。

    那个混合着想念和荒唐的地方，那个日夜思念一人的地方。

    西北风俗，过世老人放置三天，男戴孝帽女披冠，孝棒长粗体孝心，酒满上，喇叭吹，没个三天三夜，不上堂。

    孝子的哭喊声，感动老天爷。黄泉路上勿忘孟婆汤，来世再寻好人家。

    折腾三天三夜，烧纸，发丧。我婆没享我的一天福，没沾着我的光看看天安门，看看毛主席。她生在军阀混战动荡不安的年代，只会写一个字——毛主席的姓。

    我婆埋在东沟山底下，阴阳先生说位置好，旺三代。

    临走的前一天，我提着香纸去寻我婆，在她坟头前，烧纸，摸摸刚种的树苗，等来年不知啥时候来时，它已然长大了吧。

    跨步走的时候，在一堆杂草中间，模糊的视线，骨头碎裂的响声顷刻间荡然无存。

    那也是坟头，好多年了吧。

    有一堆草。

    可笑的是，墓碑上写着：苗凤凤。

    心口发疼，撕心裂肺的感觉袭来，我蹲下来。

    没出息的泪水，滚落，滚落，滚落，混进土里。

    苗凤凤，那个姑娘。

    那个一九九三年我认识的姑娘，那个从一九九三年消失不见，我一直以为活着的姑娘，那个我一生想娶的姑娘，就躺在这里。

    呵呵，八年。

    八年的时光，我一直以为她活得很好，或者远嫁，生了娃，做了娘。

    我不敢去摸那块墓碑，我怕玷污她。

    假的，全是假的，假的，我疯狂地跑，跑……苗凤凤好像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穿着大红棉袄，咧着嘴笑。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诸位听得不少。那些情情义义，恩恩爱爱，卿卿我我，都瑰丽莫名。根本不是人间颜色。人间，只是抹去了脂粉的脸。

    醒来时，在省城医院。

    大夫说，我顺着刺尖草的地方滑落山下，一条腿，残了。

    哈哈，残得好。

    旁边坐着堂叔，一大把胡子，说了一堆话。

    别的不记得，只记住了一段话：

    “凤啊，可怜的女娃，那事以后，远嫁给了后浪村的一个瘸子，瘸子对她不好，听了点流言蜚语就对她又打又骂，凤在生第一个娃的时候就难产死了，是个女娃，没人照顾，不到半年，也在雪地里冻死了……”

    那话，那般刺骨。

    就像程蝶衣对他师哥说的决绝话般刺骨：

    “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那姑娘，我一生想娶。

    西北的冬天啊，太冷了，刺骨的冷。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