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边是一片片黑乎乎的树林，偶而能见到一两点暗淡的灯光。盯着那些灯光仔细看，好像能看见一只一只停泊在港湾里的渔船。夜空晴朗，繁星点点，江轮隆隆作响，划破了平静乌黑的江水，也划破了大江上那万籁俱寂的静穆。待轮船掀起的波浪渐渐平缓下来，那种神秘的寂静气氛重新弥合，江面又平静如初了。我听到一个福建女人在说普通话，回过头瞧了瞧，看见那女人正点着手指在给一个男孩介绍我们北半球最著名的几个星座。可是那男孩却心不在焉，眼睛一直看着亮了灯的船尾餐厅。餐厅还没开门呢，外面已站了许多等着吃夜宵的男女乘客。大家正耐心瞧着餐厅服务员在懒洋洋地做准备工作，卖筹码的女孩已打开收钱的抽屉，各色冷盘已摆满一张长条桌子。这时候，那个女人还在讲怎样辨认大熊星座的种种方法。她是个矮胖的少妇，头发稀疏，额头凸起，鼻梁微微塌陷，两只眼睛又大又亮，闪着活泼快乐的光芒，且身穿广告衫，胸脯十分丰满。我发觉她的脖子上挂着一根粗项链，脚上随便拖着一双脏兮兮的白拖鞋。头一眼看见她就觉得曾在什么地方见过面，甚至认为曾经跟她熟稔，可怎么也叫不出她的名字来。这几年我一直在一家工厂当产品推销员，几乎每天都跟各色各样的陌生人打交道。每当我想回忆某个人的姓名时，总有几百几千个人名纷至沓来使我应接不暇。我心想，也许眼前这个女人的相貌，使我想起了读中学甚至是读小学时候的一位女同学。当我正要找借口跟她搭讪两句时，她领着那个男孩朝餐厅走去。
我在外面又待了一刻钟，见排队的乘客只剩了两三个了才走进餐厅。老实说我肚子已经饿了，正咕咕直叫呢。我要了一碟卤牛肉和一碟盐水花生，又要了一瓶上海啤酒，见那个带孩子的女人坐的那张餐桌有两个空位，便将冷菜碟子端过去。这时我发觉她正目不转睛地看我，待我回头再去拿来啤酒时，看见她脸上已泛起笑容，显然她已经认出我了。
“你好，马林。”她叫出我的名字来。
“你好。”我站着说，“没想到在轮船上碰见你。这是你的孩子吗？”
“毛毛叫叔叔。”
那男孩用戒备的目光看着我一声不吭。我知道做推销员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不要让对方知道你还不知道什么。我不让眼前这个已认出我的女人知道我还没认出她，只是出于职业习惯罢了。我开始努力回忆种种往事，希望能尽快想起她是谁。
“马林，”她问我，“你现在做什么事情？”
“做生意呀。”
“给公家做还是自己做？”
“给公家做。”
“你也是武汉上的船？”
“是的，到武汉出了趟差。”
“也回母校看看？”
听她这么一讲，我才恍然明白，想起她就是曾在武汉名噪一时的那个女研究生。她懂古埃及语言，曾经用一种稀奇古怪的文字，为我写了一句祝福的话，并用这种文字在我的记事本上，流利签下她的姓名。她叫洪静仪，福州人。
“你眼下在什么地方？”我问她。
“我在福州呀，从武汉回去后，就一直待在那里。”
“当年你突然离开武汉，我们都觉得奇怪。”
“通常人们觉得奇怪的事情，其实是最简单不过的。”
“可我至今仍不明白你当初为什么放弃读研究生。对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来说，那是求之不得的事，至少十年前是这样。”
“我不喜欢学校里那种沉闷的学术气氛，更不喜欢我当时的研究课题。他们要我一篇接一篇地写有关鲁迅的文章，我觉得那对我是一种可怕的负担。”
“那时候以为你喜欢待在武汉呢。在我眼里你好像对什么事情都兴趣浓厚，记得当时我们都喜欢听你闲聊。”
“你认为当年我退学是性格古怪，对不对？”
“不。”我摇摇头。“我读书时想退学也想过一阵子，可当时缺乏勇气。”
“你为何想退学？”她好奇地问我。
“因为我觉得学校里学的那些东西，将来派不上用场，事实也是如此。”
“你可以在学校里学好英语或日语，这两门外语挺管用的。”她笑了一笑，想起另一件事。“你现在还学世界语吗？”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甘肃从事野外工作，从那时起，就不再看世界语了。”
“学世界语没多少实用价值。”
“那么你的古埃及语呢？”
“那也是一种文字游戏。”
她凸起的额头在灯光下发亮，脸上露出这个女人的聪明才智，以及她那种孩子般调皮的快乐神情。她可是个活泼的聪明女人，我见过许多聪明女人，但大都过于严肃，不够活泼，或令人望而生畏，或令人敬而远之，远不及跟她在一起快乐自在。
在船尾的餐厅里，我和她久别重逢，热烈交谈起来，她依然十分健谈。摇头电扇在我们的头顶上转动，来餐厅吃夜宵的乘客越来越多。我们这张餐桌一下子挤过来四五个人，其中一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孩，就站在我的旁边享用着他的赤豆汤；一面用铝皮汤匙搅动碗中的赤豆，一面听洪静仪旁若无人的闲谈，差点把赤豆汤翻到我身上。洪静仪从她的那位在福州一家电脑商店做经理的丈夫说起，说到她在八楼公寓房里养的那只小哈巴狗儿，然后又从厦门女人最时髦的棕红裙裤，说到深圳变化莫测的股票市场。后来她谈起了上海人的种种精明，也谈到了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我注意到，当她开始介绍美国纽约的一家华人餐馆时，那个性情文静的小男孩离开座位，悄悄走了。他似乎对他母亲的那种兴致勃勃的样子有些反感，我猜他有十岁了。
那天晚上，这位对研究生生活浅尝辄止的女人，还给我讲了许多有趣人物的奇闻轶事。我喜欢看她那张快乐的并随着她忽高忽低的说话声调不停变化着的胖脸。从前我是怀着信徒般的崇拜心情听她说话，她的博闻强记曾使我羡慕不已，而现在我把她的话只当成佐酒的小菜随意品尝，感觉轻松自在。当你不打算记住对方所说的每一句话，或者不想从那人的言谈中拣出几句你认为有分量的句子记在你的日记本上，那么你会觉得听别人说话是一桩有趣的事。当我打断她的话，问她现在做什么事情时，她说又回幼儿园了。虽然她自称喜欢幼儿教师这个职业，但并未就这个话头再讲下去，因为她似乎更热心于告诉我有关阿拉伯人如何于公元751年在锡尔河畔的怛逻斯城打败唐朝的高仙芝将军。现在我怎么也回想不出她当时是怎么说到这个话题上来的，而在此之前，我对这一历史事件一无所知。
后来我们一起离开船尾餐厅，她请我到她的舱房去坐坐，我们在那里又聊起来，那个叫毛毛的男孩一个人趴在上铺看《三国演义》。轮船在夜间十二点一刻抵达九江码头，他们在那里下船，打算明天一早坐汽车上庐山。我殷勤地把母子二人送到码头外面，毛毛背着黑色的牛津包，默不吱声地跟在我们后面。我回头看他时，发觉他正好奇地望着那帮在昏暗的路灯下吆喝着卖樟木箱的江西老俵。
“这孩子蔫不唧的，不肯多说话。”母亲说。
分手时，毛毛在母亲的再三催促下，才轻声对我说了“再见”二字，省掉“叔叔”二字。洪静仪要我给她留个地址，她把她家的住址写在船票背面给了我。“你去福州的话，就给我打电报，我去车站接你。”并用世界语跟我说“再见”。
汽笛响了，船要开了，我走了几步又回头看看，看到洪静仪正拖着拖鞋，一面走一面跟她的儿子大声说话，母子二人在路灯下朝一家简陋旅馆走去。
我到武汉读大学并非我小时候聪明功课好，而是碰上了好运气。恰逢中断了十多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之际，即使在地处边陲的一个小县城里，也有五六千人怀着激动不安的心情走进气氛紧张的考场，当时我已经下乡一年工作两年，早就中学毕业了，高考前只复习了十四天半，语文只得了四十四点五分，可奇怪的是，我仍有幸跻身于全县考出新疆的十八名考生之列。这种事情，若说给如今刚入初中便作高考准备的中学生听，准认为是天方夜谭。次年春天，我去武汉一所工科大学读本科。正是那一年，洪静仪也到了武汉，读研究生。她原本没上过大学，但因为她懂一门古埃及语，也因为她顺利通过了考研究生的口试和笔试，被武汉一所文科大学破格录取，我是在湖北世界语协会成立的那一天认识她的。
那天我特别兴奋，作为我国第一个世界语组织中最年轻的成员，我在协会成立大会上用世界语口译了张自剑教授的开幕词，还在会场上见到了那位德高望重、毕生致力于我国世界语发展的善境老人。他特地自费从北京赶来祝贺，当时他编写的每月一份的油印小报是我学世界语唯一的自学教材。很久以前，他与我的一位读过北京大学的英文老师结为忘年交，而那位老师在我读中学时，曾热心引导我学世界语。那时候，这种语言在我国还鲜为人知。
大会结束后，张自剑教授兴致勃勃地将一位陌生姑娘介绍给我们。他对大家说：“洪静仪同志是硕士研究生，在我们学校研究鲁迅作品，申请加入我们协会。”
这时候，我看见一个矮胖姑娘瞪着大眼睛，神气活现地站在善境老人和张自剑教授中间，奇怪刚才开会时怎么没看见她。最初我觉得这姑娘有点自命不凡，仿佛对我们用不屑一顾。而后跟她交谈起来，才意识到她是个性情活泼说话随便的女孩。尽管相貌平平，甚至在那些想结婚的男人眼里她有点丑，可她有魅力使许多人围着她听她说话。我发觉她喜欢谈论我们从没听说过或想到过的各种话题，不过真正使人兴奋的是，她懂一门古埃及语言。据说在我国，她是唯一能用这种语言阅读和书写的人。
当善境老人和张自剑教授坐在屋角的藤椅里喝茶闲聊时，另外一些人则争先恐后地拿出笔记本请女研究生签名。我禁不住诱惑，也请她为我写了一句话。此前我们是从晚报上读到过有关她的报道，如今亲眼看到她用元珠笔流利地书写一行行奇特而漂亮的符号，确实有点兴奋。当时她穿着刚流行起来的喇叭口牛仔裤，臀部包得紧绷绷的。我心里想，张自剑教授──这位在我国翻译界颇有名望的老先生──为人宽厚，否则他不会把这个奇装异服的女孩介绍给我们。
我们是在首义公园的一幢小洋楼里开的会，总共才二十来个人，但大家热热闹闹地度过了整个下午。当我离开会场，独自一人走在公园的林阴道上，晚霞在天空中正渐渐褪去，月亮已显露出银白的圆脸儿。时间不早了，即使立刻乘15路车回学校，也赶不上吃晚饭了。于是我慢悠悠地往前走，打算出了公园买两只面包，随便糊弄一下肚子。
“马林。”有人在背后叫我，声音清脆悦耳。
我回头看见那个女研究生朝我走来，她居然记住了我的名字，这使我惊讶不已。她走到我跟前，身子靠拢我，这时我觉得她那个凸额头快挨到我的眼镜了。虽然最初一刹那由于她离我这么近，有一丝不快的感觉，但看到她笑容可掬，特地过来跟我说话，反倒受宠若惊呢。我朝路边退后两步，让一个推自行车的人走过去。
“你的世界语讲得真流利。”她开口夸我。
“我是事先看过张自剑教授的讲演稿的。”我解释道。
“我喜欢世界语。”
“我也喜欢的。”
当时那个年纪，我也像大多数男孩一样，突然遇见一位与自己有共同爱好的年轻女子，就会喜形于色。何况她是个颇有名气的女研究生，还懂古埃及语，这谁也比不上。我估计她比我大三四岁。
“我想你学古埃及语不容易。”我们边走边聊。
“那是最便当不过的事。你想学的话，连着开一星期夜车，也就差不多了。因为这种语言的语法非常简单，且词汇非常少，所以容易学。”
“你怎么会学这种罕见的语言？”
“我有个舅舅住在巴格达，他前年回国时送给我许多书，其中两本是用古埃及语写的。”
“怎么读呢？”
“我有一份古埃及语的语音资料，它是用国际音标注音的。我照着它读，自说自话，可能一个音节也没读准。”
“要是我，怎么也记不住那些奇怪的符号。”
当时想对她说你天分好，但意识到她会以为我在奉承她，于是就扯起别的话题来。
这位女研究生来找我，是想请我教她说世界语。她告诉我，如今她能默写三四千个单词了，可发音总是磕磕绊绊的有问题。她的这个请求，对我来说是一种恩赐。当我想到我将经常跟一位知名女士用世界语交谈，便觉得十分荣幸。我和她所在的学校，只隔了一条马路，以前我常去那边看电影，甚至吃了晚饭一个人散步就走到那里。
我们走出公园，她问我是否愿意跟她一起去武汉大学找一位老乡，我不好意思，怕被人误解，便找了个借口跟她告别。那天晚上我忘了买面包，上床后辗转反侧睡不着，肚子饿了一整夜。
从那以后，我们经常见面。不过她入了世界语协会，却很少参加我们的活动；想必平日很忙，抽不出空来。她研究鲁迅，却不喜欢鲁迅的文章；不过她们学校出钱让她去绍兴考察鲁迅故居，她倒是欣然而往的。然而她从绍兴回来后，告诉我的尽是她在上海的所见所闻。我觉得她活泼热情，丝毫没有通常在名人身上容易看到的那种自以为是的傲慢神情。而且，给我印象至深的是，她居然在一个半月内完全掌握了世界语，到后来比我说得还流利。假如我敢承认我是她的老师，那么这位天资聪明的学生，确实青出于蓝使我自愧弗如。
她曾多次请我到她宿舍里坐坐，那是两个人的房间。我头一次进去时，觉得与她同住的那个戴眼镜的白脸女孩对我们很冷淡，只点了点头就出去了。我发觉洪静仪对此并不在意，显然我是太敏感了。当时我看见桌子上和窗台上摆满了诸如画笔、刻刀及石雕作品等杂物，一面墙壁几乎贴满了铅笔素描画；其中两幅画的是女人的裸体，十多年前，我们大多数人由于少见多怪而不能落落大方地看这种画。我觉得自己正置身于一位热情奔放的艺术家的工作室里。还发觉她也喜欢把各种各样的书乱堆在床上，只睡半张床，另一半给书睡。
那天晚上，她送给我一篇名为“埃及法老”的文章，是用古埃及文写的，并附有译笔出色的译文。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写惯了诸如“春风杨柳万千条，十亿人民尽舜尧”的八股作文，现在突然看到这种自然流畅的文笔，便觉得特别亲切。因此，当时我对这位女研究生除了崇拜尊敬之外，就没有其他想法了。
我把“埃及法老”拿回去给我同宿舍的同学看，我希望他们也怀着与我同样的心情阅读这篇古埃及文。可是，我的那位内蒙同学在逐字逐句地看完这篇文章后对我说：“这是她自己编出来的，写这篇文章的这些符号，也是她自己设计的。”
“不要自以为是好不好？”我对他说，“你以为怀疑一切就是有本事？”
“我相信我的直觉。”
“让你的直觉见鬼去。”
我们两个吵起来，他指着这篇文章给我看，说译文中“金字塔”这个词出现了十五次，可在对应的原文里，只能找到三个彼此相近的符号；我对他所讲的“符号”二字特别反感。我说在翻译时，完全可以把某个代词直译成名词本身。
“这么说，古埃及人写文章代词比名词用得多？”
内蒙同学笑了，其他人则木呆呆地看着我们，不明白我们在吵什么。当时我面红耳赤。为了捍卫女研究生的名誉，不惜大声嚷嚷。
“你怎么知道古埃及人不用代词呢？难道你不晓得我国文言文里尽是代词，以至我们读古文时，常闹不明白那些代词究竟指的是什么？”
“我是说，一般较为原始的语言，总是直截了当用名词本身。我认为，使用代词在语法上是一种进步。”
“你什么时候成了语言学家了？就算你说得对，那你怎么知道埃及人没有他们的文言文呢？”
“这篇文章如童话一样浅显，它的语气就像一个蒙古牧人要努力讲好汉语一样笨拙简单。不过我们还可以看看这篇文章的形容词。”
“别扯淡了，你怀疑这篇文章，是不是也怀疑晚报的报道呢？”
“我从不看报。”内蒙同学说，“其原因之一，就是哪家报纸的哪个报道，我都……”
“怀疑一切跟相信一切同样有害。”
“我只怀疑那些值得怀疑的东西。”
“你是除了草原和草原上的羊群，什么都不相信。”
“可以这么说。”
接着我们争论起几个已经由中外哲学家争论了几千年的哲学概念，刚才那几位旁观的同学这时也插进来。我们撇开了古埃及语，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提起鲍波尔、维纳和普里高津。我们吵吵嚷嚷，自己忘了晚自习，也把隔壁做晚自习的同学引过来。
事后我将这场争吵当笑话讲给洪静仪听，她听了笑道：“我想见见你那位内蒙同学。”
因为白天睡足了，夜里怎么也睡不着，于是躺在铺位上默默回忆往事。轮船发出单调的机器声音，船舱内有人打呼，鼾声如雷，要跟轮船声音争个高低似的。我觉得洪静仪没变，仍说话随便，旁若无人。既然她本人也认为写古埃及文不过是文字游戏而已，那么别人对这种文字的信与不信，就不必认真了。我认为她是学了一门在我国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外国古代语言，恐怕在埃及本国，研究与考证这种语言的人也是寥寥无几。
回家后一星期，我便收到洪静仪给我寄来的一个小木盒，里面没有信，只有一只石雕小猴。这石猴挺逗人，我女儿见了爱不释手。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那个石猴的臀部，刻着几个怪异的符号。我认出那就是古埃及文字，于是赶紧找出我那本已经旧得发黄了的笔记本对着看，发觉那几个符号跟十多年前洪静仪在我笔记本上的签名一模一样。出于礼貌，我给她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向她详细描述了我女儿如何如何喜欢她送给我的那个小石猴。不料那封信给邮局退回来了，信封上贴着“查无此人”的字条。对此我迷惑不解，显然她给了我一个假地址。
今年上半年，我又去了一趟武汉。一时心血来潮，便去拜访了张自剑教授。我现在已经不在乎他对我不学世界语有什么看法了。也许我只想跟他谈谈洪静仪的事，因为最初是他介绍我认识她的。说不定上回途径武汉时，洪静仪也去拜访过他。
在那间雅致宜人的书房里，张自剑教授看到我这个穿牛仔裤的年轻人时，已经认不出我是谁了。他头发白了，脸上斑点多了，却仍旧精神矍铄，一脸笑容。我发觉他刚才正捧着一杯清茶，独自一人摆围棋。当我不得不作一番自我介绍时，教授这才回想起有关成立世界语协会的种种往事。我把我的出差包放在书架旁的拼木地板上，坐下来耐心地听他跟我谈论我国世界语的现状。他很兴奋，因为近十年来，世界语在我国迅猛发展，以至于在许多大城市里竟有人以教世界语为职业谋生，真是始料不及。教授得知我现在干推销员后，又饶有兴致地要我谈谈各种各样的订货会，于是我只得向他介绍起那些通常能使订货会开得热热闹闹的种种鬼名堂。
又喝了两口茶，我突然问教授：“您还记得那位懂古埃及语的女研究生吗？”
“我记得她。”教授说，“听说她得了鼻癌。她退学时我正在英国讲学，所以不曾与她告别。她是个很有语言天分的女孩，可惜了。”
教授惋惜地谈论起洪静仪，以为她已患病去世。我本想对教授说，去年夏天我在一艘开往上海的江轮上曾偶然与她相遇，怕这位待人宽厚的老教授对他看重的女学生平添疑惑，就欲言又止了。再说，我也解释不清她为何找如此不吉利的借口退学。
“她活泼自由，难能可贵。”
教授是用赞美的、甚至是羡慕的口气，说了这句话。
在教授家里坐了半个钟头后我告辞要走，教授热情留我吃晚饭，我借口跟一位同学已有约在先，抱拳抱歉。教授希望我下次来武汉时再来找他，我一口答应。
穿过教工住宅区，我走上樱花盛开的林阴道。这浓郁凝滞的花香，使我不由地回想起我和洪静仪曾多次在这里漫步闲聊。她就住在这路边的一幢三层楼学生宿舍里，记得是38幢213室。那间当年从窗口便能看到半幅裸女画像的房间，如今挂着一串串女孩子的胸衣底裤。我默默地走过那个窗口，想象着那个女研究生若不退学的话，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也许她会在文学评论方面别树一帜地辉煌一番。也许改学艺术了，竟异军突起在我国绘画界或雕刻界出尽风头。其实我也知道，她不会在哪方面扎扎实实地干一辈子。她聪明能干，如今四十岁了仍青春活泼，可她缺乏干事业的耐心与坚韧，似乎做什么事都是虎头蛇尾。不过她将名声与地位弃之如敝屣，则不免令人击节叹赏。走到图书馆那边，我看到两三个衣着漂亮的女学生正在樱花树底下摆姿式拍照。我从一片欢快的笑声中穿过去，走到报栏跟前，瞧瞧现在的大学生写怎样的文章，以及画怎样的画。
图书馆门口有一株已败落的玉兰树。那些原本是洁白鲜嫩的花蕾，大都已松散开来，正日渐枯萎，染着令人伤感的黄斑。天气晴朗，阳光灿烂，何况这周围垂柳青青樱花似雪，因此我看到残败的玉兰花时，心头的忧伤感觉只一掠而过，信步往山谷那边走去。
当年我喜欢一个人到卓刀泉去，知道这条小路在树林里拐来拐去，也知道路边有一道湍急的小溪。到了秋天，枫叶红了，整个山谷仿佛燃起一场大火。记得第一次来这里，是洪静仪领我来的。她弯腰从路边拾起一枚半透明的小石子放在手心里，看着它，玩味它，好像在考虑如何把它雕成一个小动物，可还没走出树林，就把它扔到溪水里了。
那口井沿很高的古泉旁边有两株老樟树，树荫遮蔽了石板上沾着冷苔的那块空地。一对男女学生正偎依着，几乎脸贴着脸走过我身旁。一个中年男人坐在石墩上，正低头沉思默想。我走出山谷后，又沿着波光粼粼的东湖绕过来，回到旅馆时已经天黑了。我正准备洗个脸，然后下楼找地方吃点东西，有个男人径直闯入我的房间，热情跟我打招呼。他身穿浅色西装，系着带黑芝麻点的白领带，裤缝笔直，皮鞋锃亮。看到他那张满脸疙瘩的长面孔，我觉得他若穿得随便点反倒好看些。此刻他抓住我拿着毛巾的手，露出很气愤的样子埋怨我。
“你去看张教授不来看我，早把我忘掉了。”
“你好，罗博士。”我对他说。
“看来你还行。其实我不该要求每一个认识我的人都一直记住我。”
“在我认识的熟人中，读博士的不多。”
“小马林。”他这样叫我。“你说话还像从前那样，又谨慎又严密，一丝不苟。”
“是张教授跟你说我住在这里？”我问他。
“张教授每天晚上都到我那里买一两样熟菜，他跟我说你来武汉了。”
“你现在开饭馆了？”我吃惊地问。
博士神气地点点头。在我的印象中，罗仁铭博士是一位待人热情、有求必应的人。记得他仿宋字写得好，当时我们世界语协会每月一期的油印小报，都是他一个人刻写的。我毕业离开武汉时，他冒雨到火车站送我，塞给我一网兜苹果。我知道他学的是古汉语专业，加入世界语协会是洪静仪介绍的。此刻看了他递给我的名片，才明白如今他已完全扔了他的专业，当了学校服务公司的总经理，弃文经商了。当他知道我还没吃晚饭时，便立刻拨电话要旅馆饮食部送菜送酒来。他说明天陪我去武当山，他有车子去。我告诉他，已经订到回家的船票，可惜明天中午就上船走。后来我们一面喝酒一面闲聊，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当他得知我现在也在跑生意后，便越发酒逢知己了。
“你还记得洪静仪吗？”我突然问他。“那个懂古埃及语的女研究生。”
“怎么喝喝酒想起她了？”博士面孔通红。
“去年夏天我在江轮上看见她了。”
“是八月份吧？”
“不错，是八月份，她来找过你？”
“她给我打了个电话，等我喊出租车赶到汉口码头时，轮船刚掉好头往下游开。”
“你知道她为什么退学吗？”以前我也这么问过眼前的这位罗博士，当时他一脸茫然，朝我摇摇头。我对博士说，“张自剑教授说她是得了鼻癌退学的，可她本人跟我说她是不喜欢你们学校才走的。”
罗博士用眼圈发红的眼睛看了看我，沉默片刻才对我说：“以前你问过我这件事，当时没告诉你。如果我现在还对你说并不晓得，就不够朋友了。老实说，我早就想找个人说说她的事情，我不是那种肚子里能憋得住话的人，这你是知道的，对不对小马林？”
于是，这位改行做了公司经理的罗博士，一面啃着麻辣鸡爪，一面跟我讲起他与洪静仪认识的前前后后。
我不是那种患得患失的人，不是小心眼儿。我的独到之处，就是对别人热情诚恳，且从不刻意做到这一点。尽管我本人长得不好看，一张马脸儿，读书也笨，死不开窍，可是女孩子大都喜欢朝我走过来，跟我说说话。如今我已勉强读完博士，在社会上混得还可以，这是我深谙待人接物的诀窍，左右逢源罢了。如果你完全忘了你自己，只想着为你认识的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女孩子──尽心效力，那么你就会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甚至那些没想得到的也得到了。有人说我像只哈巴狗儿，老是对别人摇头摆尾。我就不明白一个人要那么多自尊心干什么？不过有时候待人太热情了也会出乱子。如果你老是帮一位年轻妇女做这做那的话，没准哪天她家先生就会来你这里找你算账。我是无意中葬送了洪静仪的前途后，才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
当时她跟我谈得来，不过她这个女孩跟谁都谈得来。我时常带她去东湖划船，陪她下水游泳。如果你以为那时候我就喜欢她了，那就错了。其实我对她懂的那种古埃及语比对她本人更感兴趣。我是学古汉语的，所以当时我心想，若跟着洪静仪学点古埃及语的话，可能我的硕士论文会写得更好些，后来我也确实成了古埃及语的爱好者。可使我遗憾的是，当时这位年轻的女研究生，对她熟知的这种语言已兴趣索然。她喜欢画画了，还搞雕刻，常披头散发地待在宿舍里几天几夜不睡觉。
有一天晚上，那是我刚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暑假从北京回来，我坐在她屋里看她画油画。她在画一条破渔船，那个缝隙很大的船帮上镶着一双黯然失神的女人眼睛。我不明白像她这种性情开朗的女孩子，为何画出如此哀伤悲戚的凄凉意境。她放下画笔，回头看了看我，然后捡起一块带颜色的脏抹布朝油画掷去，打在她刚才还专心致志画的那双女人眼睛上。
“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的油画，你不该毁掉它。”我对她说。
“你觉得画画的主要是画给别人看？”她问我。
“那当然。”
“我是只画给自己看。”
“没想到你还真有点艺术气质。”我说，“我对油画一窍不通，没法跟你讨论绘画艺术的目的是什么。今晚我来找你，是要告诉你，我真的去了北京大学一趟。”
“你这个人总是吃饱了做闲事。”
听她这么说我，我很是得意。这时我说：
“北京大学有好几位外国语专家对古代埃及语言知之甚详，但他们看了你那篇写埃及法老的古埃及文都茫然不解。其中一位苏教授说，他将仔细研究那篇文字，并随时将研究结果告诉我。他认为这是一种既类似于蒙古文，又类似于阿拉伯文的符号体系，但完全可以肯定，这不是古埃及文字。他告诉我，古埃及人用象形文字写字。古埃及人在五千年前，就开始使用这种文字了。直到公元前31年，古罗马征服埃及后，且在希腊文化渗入古埃及的同时，希腊字母也渐渐取代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后来又随着阿拉伯人的征服，古埃及语几乎完全被阿拉伯语所替代。只有那些住在埃及的基督教徒们，即科普特人，至今还保留着它。不过科普特人是用希腊字母书写古埃及语，只是在其中加七个通俗体埃及象形文字。苏教授从他的书架上抽出一本蓝皮精装本英文书，翻开那本书，将一段段古埃及象形文字指给我看。其中有标准体、僧侣体和通俗体。他还热心介绍我看科普特人至今仍在书写的古埃及语，那确实是缀着象形文字的希腊字母。‘也许，’ 苏教授指着你的古埃及文说，‘这是一种与古突厥文相近的文字，而我们误以为它是古埃及文了。现在我要考证它究竟是哪个民族在哪个时代使用的文字，对我来说这是一桩有趣的工作。’”
洪静仪微笑着听我说完，脸上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她曾对我说过，她学这种古埃及语没多大用处，因此她认为我专程去北京大学拜访外国语专家是多此一举。
“也许你自己搞错了。”我对她说，“你手头的那两本书可能是中亚的古粟特人写的，你以为那是古埃及文了。能否把你舅舅给你的那两本书给我看看，没准我就能搞清楚这件事。”
“你也想借此出出名？”她刻薄地说我。
“不。”我对她说，“即使我有证据证明你搞错了，也不会说出去。我没卑鄙到为了使自己红起来，就毁掉一位聪明女子的名誉。我不是那种人。”
“如果，”她对我说，“你确实对此有兴趣的话，我明天就给我母亲写信，让她把那两本书寄来，由你去考证。”
“我去北京大学，是想让那些古文字专家也赏识你，也看重你。”
“谢谢你的好意。”
后来她问起我北京街头的大字报小字报大都写什么，于是我转过话头，鹦鹉学舌般地讲起了当时在北京广泛流传的种种小道消息，讲到夜里十二点才起身告辞。
第二天上午，我们学校的王校长打电话找我。走进校长办公室我莫明其妙，校长劈脸问我：“你知道不知道洪静仪得了鼻癌？”
听了这话，我给愣住了。
“你们不是在谈朋友吗？”校长又问。“你看，这是她给我留下的信。碰上这么严重的事情，她应该跟我当面谈谈呀。”
校长递给我一张中文系的便笺，那上面写着几行漂亮的钢笔字。
王校长：您好
抱歉我不辞而别。
因为我得了晚期鼻癌， 要去美国纽约治疗， 因此不得不马上退学。
万分感谢您对我的苦心栽培，我是白费了您的一番心血。
再见了， 王校长。也许这是再也不可能相见的道别。
谨颂秋安
洪静仪
一九七九年九月五日
即使我是个蠢笨如驴的人，这时也明白我已铸成大错。我向洪静仪表示我热衷于搞清楚那种古埃及语的真面目时，她已意识到她这个瞒天过海的骗局就要被戳穿。如果她是个徒有其表的漂亮女孩，什么也不懂，什么事也不会做，只靠那种神乎其神的古埃及语招摇撞骗，如果她以名人自居盛气凌人不那么随和的话，可能当时我就会对王校长说，她是个骗子。可我心里想，这是个绝顶聪明的女子，写字写得好，画画也画得好，而且随时都能写出流利畅达的文章来，比我这种打算读博士的人不知强多少倍；她若是按部就班地考大学，王校长就不可能亲自面试她并破格录取她。我在同情一个女骗子。可能当时我已经喜欢她，对她有爱慕之心，认为她这样幽默地嘲弄学校，就像导演了一场精彩的荒诞剧。我意识到，我不该死皮赖脸地纠缠她，要她教我讲那种无中生有的古埃及文，更不该去北京大学找那个苏教授，请教授点评那篇写埃及法老的古埃及文。我毁了洪静仪。如果她不走的话，将来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文学评论家。我见过她写鲁迅的论文，也知道她的指导老师对她的文笔赞不绝口。
从王校长那里出来后，我马上回宿舍给洪静仪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上对她说，我有个舅舅在武汉肿瘤医院当主治医生，他医术高明，专给病人治鼻癌。又说我舅舅在鼻癌方面的绝对权威，不仅使他当选了全国肿瘤协会主席，而且国外的同行，包括纽约医生，也对他刮目相看。我劝她回武汉。我说她的病不出国也能治好。结果那封信被退回来了，原因是“查无此人”。我心想，这件事也只好到此为止了，我后悔自责都没有用。可能好多明眼人都看穿了洪静仪设下的这个骗局，只因不忍心毁了她的前程，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当不知道。可我笨得像一头蠢驴，连古埃及只用象形文字都不知道。
后来我慢慢忘掉了这件事。过了七八年，有一次我到福州去参加全国古汉语学术年会。当我走在街头，听到耳熟的福建口音时，便想起洪静仪。并忽发奇想，决心找到她。
洪静仪确实在一家幼儿园当过幼儿教师，但她从武汉回来后，谁也没见过她。后来我又找到她家以前住过的那幢楼房，她的邻居都说她去武汉读书后，这房子就退给房管所了，难怪我按这个地址寄信，邮局要退回去。当我垂头丧气打算回旅馆时，一位戴红袖套看大门的老人跟我讲，洪静仪的外婆家在长乐县江田村，那是一个坐落在海边的小渔村。我离开福州前，去了江田村。与其说我想在那里找到洪静仪，还不如说我想看大海去。在那以前，我还不知道海是什么样子。结果我看到了一望无边的大海，也看到了洪静仪的老外婆。当我得知洪静仪确实一直住在这里，可眼下正在新疆旅游时，激动得手舞足蹈。激动之余，又感到遗憾。老太太非常客气，硬留我在她家住一宿。因为回县城的最后一班长途汽车已经开走了，而且当时那个小渔村还没有旅馆呢，因此我不得不厚着脸皮，接受老太太的盛情款待。晚饭是在洪静仪的小舅家吃的，那位古铜色脸膛的老渔民对我尊敬有加，可除了用白酒把我灌醉，就不知道该如何款待我。我从他的嘴里得知，洪静仪的父母都是福州大学的教授，他们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就被人整死了，她是外婆带大的。她确实还有个舅舅在国外，但不在伊拉克的巴格达，而是在美国的纽约。那个舅舅曾写信叫她去美国，她说不想去。父母平反后，国家给了她几万块钱，所以她现在什么事也不做，只是每天陪老外婆说说话，要不就刻刻石头，或者到海里游水去。每年秋天，她总要出去旅游一趟，去过拉萨呢。
那天夜里，我给洪静仪写了一封长信。当我不由自主地写出“我喜欢你”这几个字，才明白我过了三十四岁仍未结婚的真实原因了。我告诉她，学校放寒假时我会再来一趟，来看你。
洪静仪没给我回信。当我千里迢迢再去那个小渔村找她时，她躲到福州去了。我可不是那种自尊心很强的人，我老实不客气地赖在她外婆家，陪老太太说话，帮老太太挑水，还替她买年货，跟她一起过年。直到寒假结束，我才伤心地离开那个面临大海的小渔村。
“你喜欢我家静静？”老太太送我上车时握住我的手问我。她瘦骨嶙峋，手背上就连着一层薄纸一样的干枯皮肤。
“是的。”我点点头说，“我想跟她结婚。”
“她说这辈子不结婚。”老太太说。
“为什么？”我问。
“我不知道。”老太太说，“可能这孩子一个人待惯了。”
“我没跟你讲就拿走了她的一张照片，请你原谅我。”
“你要给她多写信。”老太太恳求我。“她一个人的时候不开心。”
回到武汉后，我信守承诺，每个月给洪静仪寄两封信。我本人学古汉语学得不怎么好，可我写情书却得心应手。我是真心爱她，不可能写不出优美动人的甜言蜜语。我不盼她给我回信，她没把我的信给我退回来，已是上上大吉了。
去年夏天，我突然收到她寄来的一封短信。她说她外婆去世了，她已动身来看我，预计十天后到达武汉，这使我欣喜若狂。狂喜之余，我自告奋勇地向我们王校长毛遂自荐，应聘学校服务公司总经理职务。没想到校长居然同意，还正儿八经地跟我签了承包合同。他说博士生当经理是新生事物，他要大力支持。也许校长认为我虽然读完了博士，但资质不好，个性浮躁，在事业上不会有成就，便成全我弃儒经商。现在我干经理干得出色，我这边效益全校最好，连王校长的女儿都眼热，想到我这里来。我心想，若跟洪静仪结婚的话，我们得有点钱才行，过日子不能过得太寒酸，对不对？
我苦苦等她，度日如年。都过了十五天了，还不见她的人影子。你知道我这个人是不大容易伤心的对不对？可我当时竟独自躲到卓刀泉的树林里抱头痛哭。不过我没绝望，即使她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她跟她结婚。她确实来武汉了，但没来看我，只是在汉口码头给我挂了个电话，用轻松口气对我说，她在武汉玩了三四天了，正准备搭江轮去上海，然后在上海搭飞机去纽约，她的大舅要她到美国去盛情难却。她在电话里跟我道别，感谢我给她写了那么多信。
我拦了一部出租车赶到码头时，开上海的申江十六号客轮，正载着我心爱的女人驶离汉口港。当时我没有流眼泪，只心里暗暗起誓，这辈子一定要弄到一张美国签证，即使砸锅卖铁，也要去纽约找她。
博士不说话了，我看着他那双噙着眼泪的眼睛，觉得他就像一个被人抢走了雪糕的小男孩那样痛心难受。他已经喝了半斤白酒，今晚要醉倒在我的房间里。他高擎茶杯要跟我喝干杯中酒时，我起身给他沏了一杯浓茶，我知道如何跟醉汉打交道。
“你以为我醉了？”他抬头问我。
“我喜欢闲聊时喝浓茶，以为你也这样呢。”我解释道。
“小马林，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喝白酒能喝三斤多。我当了经理，除了跟别人喝酒划拳，没做过其他事情。校长用我，是物尽其用呢。”
“她怎么会想出编一套古埃及语这个怪念头？”我似乎自言自语地问。
这时候，罗博士拿起扔在我床上的那件西服，从暗袋里掏出一只真皮钱夹，从钱夹里取出一张百元票子给我看。
“你瞧，这张纸币上有阿拉伯文，也有蒙古文。”他对我说，“仔细研究后，我认为洪静仪是模仿纸币上的这两种文字，设计了她的古埃及语。进而认为，她这种伪造的古埃及语恰恰是人造语言的光辉典范。它语法规则，构词简单，从实用角度上讲，这种语言若作为我们亚洲人的世界语，肯定比波兰人柴门霍夫搞的那一套影响更大些。”
尽管我对罗博士的这个说法不以为然，但看得出他此刻说话认真，并非信口开河。我心想，如他这样痴情的男子，在酒后向朋友流露出他对心上人的那种爱屋及乌的狂热情感，当不足为奇。
“可惜，”博士接着说，“她对她所设计的这套人造语言没兴趣了。她总是对她得到的东西，或是能够得到的东西──也包括我──弃若敝屣。她自由自在，表面看既痛快又潇洒，可每当我想起她画的那幅船帮上镶着黑眼睛的油画时，就觉得她内心既孤独又苦闷。她父母都死了，都是被人家活活打死的。她不肯原谅打死她父母的那些人，至今耿耿于怀。也许一位豁达的哲学家能够从个人的痛苦经历中超脱出来，从而客观地理解我们的历史与现实，若要一个从小就做了孤儿的女孩，意识到整个国家都蒙受了历时十年的动乱，这是一个罕见而巨大的历史悲剧，而一个普通人家的不幸遭遇，不过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这绝对办不到。于是她就以她个人的那种方式，无情地嘲弄社会。她说谎，她骗人，而且从不介意别人怎么看她。她不相信任何人，不相信你，不相信我，冷眼旁观，独往独来。不过即使如此，可我仍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女孩。当我想到她这么多年来，一直用自己最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在服侍抚养她长大成人的老外婆时，我怎能以简单的道德原则去谴责她呢？老实说，我比她幸运得多。我有父母，我有兄弟，我在别人上山下乡受苦受罪时上了大学，因此我无法体会她的情感世界。当我自以为了解她时，不过是浮光掠影。即使想到，若是我死了父母，也只是对一种虚设情形的感情体验。她是个聪明女孩，一个女孩要刻意给别人留下那种说话随便性情活泼的印象，不让别人知道她内心深藏着孤独与痛苦，在心理上要有多么坚强的意志力和把握力啊？现在她离开了使她终生痛苦的祖国，远走高飞了。我说过将来总有一天，我要去美国找她，一定找到她，可我不敢肯定，到那时她肯嫁给我。”
“她好像结过婚了。”我对博士说，“有个男孩叫毛毛。”
“那是她表弟的孩子，不是她的。”
“我明白了。”
“有时候我真的搞不清楚，为什么一个女孩死了父母就不肯结婚了。”罗博士茫然失神地说，“我想你可能要劝我别想她了。事实上，如果你今晚不提到她，我不会说起她的事。而且，我也知道去美国找她很渺茫。”
“不，你能跟她结婚。”我对博士说，“如果你明天动身，再到那个小渔村去一趟，你会如愿以偿。”
“你说她没去美国？”罗博士眼睛里突然亮起恍然大悟的兴奋光芒。“天哪，我怎么这么笨，笨得像头驴。”他用拳头敲击自己的脑袋。“来，小马林，”他举起杯子，“我们把这点酒喝干，我得走了，抱歉不能陪你喝到明天早上。”
“你打算明天去福建？”我问他。
“不，今晚就走。”
他搁下酒杯，起身抄起衣服，跟我握手告别，匆匆走出我的房间，一眨眼就不见人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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