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认为毛姆的小说不耐读。也曾极端地想，海明威的作品若是一枚枚金币的话，那么毛姆只不过弄出了几块能换饭吃的铜板而已。可我缺乏海明威那种饿着肚子也要按自己的方式来写小说的巨大勇气，如今我也是为了讨好读者，像毛姆那样挖空心思地构思情节变换人称，以至于夜里做梦都梦见自己像《刀锋》──它正是毛姆的一部长篇小说──中的莱雷一样当了飞行员。从梦中醒来，又觉得毛姆笔下的另一个人物给我印象更深。他就是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我想我写小说，可不会像思特里克兰德学画画那样狠心抛弃家小，只身一人去巴黎住蹩脚旅店。每每想到思特里克兰德为了满足他难忍难耐的炽热情欲便无所顾忌地侵占那个在他养病期间精心照料他的女人时，我就不寒而栗。而且，我知道那个女人的丈夫正是在思特里克兰德仍处于笨拙的习作阶段便看出这位大画家的未来成就，并倾心崇拜他。我不是英国人，也不是法国人，即使有人拿出一百万美元作担保，我也不会像毛姆的思特里克兰德，或者像思特里克兰德的原型人物──法国画家高更那样疯狂冒险。我本是一个平庸的矮个男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想得面面俱到，结果一事无成。也许我执意写小说，是由于我做其他事情做不来。当我终于意识到我作为一个写字人，已不能像别的男人那样毫不在乎地掏出大把大把的钱给妻子买一件像样的羊毛衫，也不能大大方方地给女儿每天买两包美国开心果时，写小说的热情便一落千丈了。
我躺在床上想起另一件事。我确实应该到吴勇那里跟他当面谈一谈，光打电话不行，没准他一看到BB机上显出我的电话号码就皱眉头不肯理我了。如果他真的能够如那天晚上来我家喝酒时说的那样帮我销一百幅香木挂历的话，我就能一下子赚到五百块钱。也许吴勇做惯了大笔大笔的五金生意，觉得赚这种小钱有失身份，就不肯替我找人吃进挂历了。虽说如今他仍像读中学时那样喜欢跟我聊天，而且聊起来也仍旧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可再也不谈俄国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了。
我是该起床了。我夜里写小说写到凌晨三点才睡觉，不过算起来也睡了七个钟头了。我妻子先把女儿送到幼儿园然后自己去上班了，她昨晚对我说今天还是由她下班后接孩子。我现在比前两年自由多了，不能再说我要给孩子洗尿布，或是送孩子去医院看医生，才耽搁了写小说。我也不能说我没空出去找别人谈生意，好赚些外快给妻子买羊毛衫给女儿买开心果。好了好了，我得赶紧起床穿衣服。穿什么衣服出去呢？这个季节许多女人已勇敢地穿裙子了，因此我再把那件厚墩墩的棉皮茄克裹在身上会被人笑话的。结婚时做的那件牙签呢西服现在看上去还蛮新的，只是领子老式了。再说没西裤配它也不像样，再说还不会打领结。怎么办呢？没想到如今我这个做男人的也要像女人那样，出门前因考虑穿什么衣服而犯愁。管它呢，还是穿我以前上班时穿的那件红茄克吧，反正吴勇跟我是老同学，无所谓点反倒好。
岂料有这种想法，已是大错特错了。尽管我脚上穿着狠了心才同意我妻子给我买的那双昂贵的气垫皮鞋，可站在吴勇当经理的那个公司门口与那位替我开门的门童比，竟感觉寒酸得无地自容。更令人沮丧的是，当我走近一面礼仪镜时，突然发觉我那浓密的头发像是狗啃似的凹凸不平。我妻子告诫我不要再让我厂里的那个苏北人帮我剃头了，可花了三块钱到剃头店里去剃也是这个臭水平。你不吹风不烫发不上摩丝，谁有心思拾掇你这种又硬又长留了三个月还迟迟不剪的蓬乱头发呢？
吴勇正神情严肃地向那位呢质短裙下露出修长白腿的秘书小姐口授一份即将发往美国洛杉矶的传真信。他朝我颔首微笑，示意我坐到沙发上去。在这间四面是喷塑墙面的白房间里，我饶有兴致地欣赏起那幅挂在我眼前的羊毛挂毯。那就是法国的高更远离祖国，一个人待在南太平洋的马提尼克岛上画的两个塔希提女人。尽管这种大幅面的羊毛挂毯本身就给人留下华贵富丽的深刻印象，可我觉得这种羊毛编织品无论如何也表现不出原画的那种充满原始意味的鲜亮色彩。我看完两个塔希提女人后，再掉头看吴勇跟前的那张花梨木经理桌，其桌面怕有双人床那么大。桌上放着两部电话机，一部是乳白色的，另一部是深蓝的。桌上还放着一只黑亮的大理石文具盒，旁边有香港台历、英国钢笔和法国记事薄。虽说我是头一回走进这种高档的有气派的经理室，可觉得在这里除了吴勇本人外，这屋内的一切摆设，包括那位低头挺胸的美貌小姐，都不耐看。
吴勇不理我，不跟我说话，他那条金利来领带的领结打得不大不小，正好配他脖颈上的那个微微发红的大喉结。他的皮肤又白又粗，鼻梁直挺，我老早就说过他像俄罗斯人。想起八年前他一次又一次地投考电视大学最终如愿以偿时的那种狂喜样子，我相信如今他已完全成功地改变了他的个性和生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像从前那样不愿依靠他父亲的社会地位和各种关系在独自奋斗，但我清楚他现在已经完全明白跟怎样的人多说话以及跟怎样的人少说话或不说话。等那位女秘书走出房间，轻轻带好房门时，他才心神弛懈，靠住椅背，隔着那张宽阔的经理桌以及经理桌与沙发之间的一大段距离对我说你好。
“是不是写小说写得意了，来我这里散散心？”他用稍带点嘲弄的口气说我。“信不信，我是真羡慕你这种遗世拔俗我行我素的生活方式。我会写小说的话，也什么都不干。”
“如果我不上班，我和我老婆，还有我们的女儿，都只能顿顿吃半饱。我写的小说，一篇都卖不掉。”
“你不是登出一篇了吗？”他问我。
“那是牛帮我找人登出来的。”我解释道，“我是说我自己投稿没人要。”
“你把你的那些稿子拿来给我，我帮你销销看。”
这话他至少说过五六回。起初我信以为真，每次把我的原稿输入我厂里的电脑中，然后精心排版，注意标点符号，才打印出来交给他。事后我问那些稿子的下落时，他总是忘了搁哪儿了，找不到了。道歉并遗憾的同时，也总是慷慨奉承我一句：“你已经是大作家了。”
“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我得直截了当对他说。
“什么事你说。”他用温和的眼睛看着我。
“能不能帮我销掉一百幅香木挂历？”我问他。“就一百幅。”
“你怎么老是做这种小生意？”他笑出声来。“如果你真的要自己买台电脑没钱买，你说个数，两个月内我帮你弄一笔钱由你买电脑去。”
这话他也说过五六回了。最初我听明白他的意思时激动得身子打哆嗦，可激动之余又觉得自己不会心安理得地拿别人的钱给自己买电脑。幸亏吴勇事情多，没空兑现他对我许下的这个诺言，否则我要惭愧一辈子。
告别时吴勇送我送到里间的房门口。他跟我握手时总用力过度，以至于我老是担心我的指关节会嘎巴断掉。他说过两天再去我家喝酒，每次都是自己带一瓶法国人头马来，一面喝一面跟我讲他在沙特阿拉伯与伊斯兰人做生意时的各种经历。他说口味变了，已喝不惯洋河、郎酒甚至茅台了。
从吴勇那里出来后，哪儿也没去就径直回家。工厂因停电放一天假，本该去图书馆坐半天，可现在却没了这个雅兴。心里暗暗起誓，今后不求吴勇了。吃了两包方便面，便卖力干起家务活。既然在外面弄不出什么名堂，只好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擦家具拖地板，然后把女儿的脏手绢脏袜子洗净晾干。当我正准备自个修洗衣机时，周维煜按门铃来找我。
“有件事要听听你的意见。”他隔着防盗门对我说。
我请他进屋，不用换鞋。他满面春风地坐在窗前，翘起腿，掏出烟盒，拿烟点烟抽，总是抽那种大路货的黄中原。我进生活间，给他烧水沏茶。
“唐卉有没有跟你提起过一个姓高桥的日本小姐？”周维煜大声问我。
“见过那个姑娘。”我说，“唐卉把我的小说拿给她看，她说看不懂。”
“你写的那些东西，别说是日本人了，就是我这个还算喜欢读点文学书的中国人，看了也莫明其妙。”
“真抱歉。”
“以前我也想写东西，甚至现在还认为我将来会写点东西留在这个世界上，不过首先我要赚一大笔钱。没有钱你什么事都办不成，想得到的得不到，而且得到的也会失去。”
我知道这家伙文笔一向很好。我们一起在武汉读书时，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他在小组会上朗读他自己写的那份助学金申请报告。当时我心想，心肠再硬的老师读了他那篇悲切委婉且流畅通达的文字后，也会感动得立刻给他甲等助学金。在学校里他是个活跃分子，打篮球，踢足球，为广播站播音，甚至专门到外校给男生找女舞伴，也就是说，除了考试他什么事都喜欢。因为他个头较高，肤色稍黑，面孔还像演兰博的史泰龙那样英俊潇洒富有男子汉血气，而且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因此许多女生都爱跟他聊天、打排球，甚至去东湖游泳。也许那时候他对女孩子全一视同仁，没有跟哪一个特别好，也许那时候他就打算晚一点营造小家庭，多过几年自由快活的单身日子，因此没像我们班那几个长相和气质均远不如他的男生那样心急火燎地在学校里随便谈一个。直至去年，他三十四岁了，觉得再不找个女人结婚就说不过去了，这才衣冠楚楚地做了新郎。在度过一段幸福得使他成天喜形于色的蜜月生活后，那个比他年轻十岁的新娘给他生了一个男孩。这使他突然明白了一个既要做丈夫又要做父亲的男人对整个家庭理应承担的全部责任，以及承担这种责任时的艰难困苦，同时他也觉得一个男人天天抱着孩子上班下班实在窝囊，太没劲。每当他一面拍他的宝贝儿子睡觉时，便一面想象着自己应如何出去做生意赚大钱。每次他突然想出一个自认为很好的发财念头，就会骑着破车子横穿整个城区由南而北来找我，要我说一说那样做行不行。我总是给他泼冷水，劝他把孩子带大再说。
“你怎么不说话了？”他问我。
“我在想，如果你不做富翁的话，你会失去什么？”我问他。
“首先我老婆要跟别人跑掉，她实在没理由跟一个穷光蛋过苦日子。再说我没钱的话，将来我儿子也遭罪。他若读不起大学，他称心的女孩子就不肯嫁给他。”
“大多数人都像你我一样拿薪水过日子。”我对他说，“即便在美国也是如此。”
“可我要挣大钱，必须挣大钱。”我的老同学意志坚定地对我说，“老实跟你讲，我打算这辈子至少挣二十万。现在正是挣钱的黄金时代，难道你没察觉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已经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而且是规模宏大的经济战争？不管你愿不愿意，这场战争必然波及你。何止是波及呵，而是改变你，既改变你的生活，也改变你的信念，如果你原先有信念的话。我认为在这场战争中，与其消极回避，不如积极投入。你老守着你那几个死工资，将来肯定后悔。我劝你别写小说了，我们同心协力一起干，我就不相信我们这些大学生还不如那些地痞流氓会做生意。”
“你今天特为调休半天来找我，是要跟我讨论大学生到底会不会做生意？”我侧脸问他。
“你别老用这种怀疑人的目光看我。我没结婚的话，早就是百万富翁了。我跟你说过的那些事，哪一桩都能让你我发财，可现在呢，你我只是成天带孩子陪老婆，眼睁睁地看人家大把大把抓钱，心里蛮难受的。”
“今天你又有什么事跟我说？”
“你玩过飞蝶吗？”
“玩过。”我点点头。
“呼拉圈呢？”
“也玩过。”
“大概你也喝过红茶菌？”
“是的。不过那种红兮兮的吓人饮料如今已无人问津了。”
“可当时你若不喝它的话，就觉得不舒服。”他仰起脸问我，“你说说看，当时你为什么要喝你认为不好喝的事实上也确实不好喝的那种红饮料？”
我笑着摇摇头，已经不习惯跟别人讨论问题了。想当年我曾通宵达旦地坐在朋友中间谈论正弦波与人类文明、熵与社会结构以及萨特与庄子等等哲学问题，现在想起来，才觉得那样津津乐道且夸夸其谈是荒费时光。
“每个人都多少有点儿从众心态。”周维煜提起我曾精心研读过的大人心理学。“飞蝶、呼拉圈和红茶菌，它们都曾经形成一种新奇的时尚风行全国。你想过没有，到底谁在推波助澜，促使一种本不起眼的东西被人们普遍接受？他们是谁呢？是那些东西的制造商和推销商。他们十分巧妙地利用了人们心理上的各种弱点，诱使大家发狂地购买由他们弄出来的某种怪东西。当人们发觉上当受骗戛然而止时，这些人已赚了大钱盆满钵满在偷着乐呢。”
“你想搞什么东西制造一种新时尚？”我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准备三点半去菜场买菜。今晚电视里有我女儿爱看的《机器猫》，得早点烧晚饭才行。
“你知不知道高桥小姐平时喝一种她自己调制的日本饮料？”周维煜见我摇摇头，便接着说，“唐卉喝了那种饮料，觉得味道怪怪的。”
“没准像马尿味。”我心不在焉地说。
“若那种味道真的很怪，即使像马尿味也有人喝。”
“那倒也是。”
“我们可以跟高桥小姐一起合资生产这种饮料的袋装冲剂，就像三合一的雀巢速溶咖啡那样便于携带也便于冲饮。她出技术，我们出钱。”
“她愿意跟你一起合资做这种饮料？”
“我让唐卉去问她，今晚就能有结果。唐卉讲这个日本小姐聪明活泼，无论做什么事都热心投入。”
“你自己有钱吗？”
“我能从工商银行贷到款子，我有个舅舅在那里当信贷科长，关键是我们应该如何策划把这种日本饮料打到市场上去。”
西晒太阳穿过窗户照到客厅里，周维煜一面打手势，一面兴致勃勃地对我讲解他推销日本饮料的各种策略。这时我突然发觉他现在又黑又瘦，其脸颊在颧骨下蒙着一块不祥的暗影。虽然他的头发依然像年轻画家一样披散着，表现出傲然孑立的艺术气质，可他脚下的那双曾一度时髦过的棕色皮鞋现在已破旧不堪，露出悲哀的寒酸相。他说启动时我们应该把那种饮料白送给本市的每一家酒吧店，又必须在华联商厦及上海精品屋搞有奖销售。至于每袋冲剂是多少克，定价多少，以及给批发商多少回扣，他都计算得非常精确。老实说我很早就羡慕他会心算，记得高考做数学卷子时，我是遇到一个数要乘另一个数，必定将它们的乘积用除法验证了才放心，耽误不少时间。周维煜不仅心算快，下围棋也下得非常出色。他曾当过我们学校围棋协会的正理事。
“只有一个问题难以解决。”他对我说，“我们搞这种饮料，会不会侵犯某个日本人的专利权？假如我们搞成功了，日本人找我们讨赔偿费，不是白辛苦一场？应该去北京到国家专利局查一下资料，看一下日本人是否在我国申请过这种饮料的专利权。如果申请了，就要查出这项专利的专利要求是哪几条。如果没申请，我们就可以先发制人，一面申请专利，一面制造推销。以后国内有谁冒牌生产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跟他打官司，没准到时候单靠打官司就能赚来几个一百万。据说那个发明家用微型电扇的南京工程师，就是这样发了财。”
已经过了三点半，我准备去菜场买菜，打算多买两样熟食，留周维煜在我这里喝啤酒。他单身时常拎着一只大号塑料桶去冷饮店灌生啤酒，我喜欢跟他一面喝啤酒一面聊山海经，不过现在我再也不想听他聊日本饮料了。
“你在我这里吃晚饭，我去搬一箱啤酒来。”我站起身说。
“我现在喝不喝啤酒无所谓了。”他对我说，“你最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这件事能不能这样干？”
“当然能这样干。”我对他说，“不过能不能干出名堂来就很难说。”
“你是说，我们真的可以开一家卖日本饮料的合资公司？”
“是的，没错。”我点点头。
“你在笑话我对不对？”他疑惑道，“以前不论跟你说什么事你都反对，今儿却一反常态。”
“这种事情当然可以这样干，理论上任何事情可以用任何方式干，不过单凭你我两个人不行，不是说人太少了成不了气候，而是你我都缺乏生意人应具备的那种素质。真想干的话，得再找一个人才行。”
“找谁呢？”
“李玉潮。”
“他现在做处长了，不会跟我们一起下海，再说我也看不出他会做生意。”
“你要相信我。”
“那当然。”
“好吧，我得赶紧去菜场买菜，你喜欢吃烧鸡还是牛肉？”我问他。
“烧鸡牛肉都行。”他也起身跟我一起出去。“我到你们楼底下的小店里打个电话，叫我夫人去我厂里的托儿所接孩子去。”
晚上我们喝啤酒喝到夜里十二点才结束。我们不讲日本饮料了，不是周维煜不想讲了，而是喝酒前我跟他约法三章，今晚谁也不准再扯这个话题。临走前他在楼底下摸车钥匙开自行车时，竟憋不住讲了一句话：“十个人里头有五个喜欢喝那种饮料的话，那么不出两年你我都能买一部桑塔纳。”
我知道跟李玉潮说某件事只须点一两句他就能听明白。他头上戴着火车司机常戴的那种鸭舌帽，正抿着嘴一声不吭。高桥小姐明天就要回国了，虽说她已表示愿意提供那种饮料的配方，可谁也无法保证这位说话随便的日本女孩明天上午是否能够从一群殷勤好客的熟人中脱身半小时跟我们签协议。据唐卉说，昨晚一位副市长设宴请她吃了一顿，而且市经委主任在喝酒时说他明天要去火车站送一送高桥小姐，而那个教她学汉语的大学校长也点了点头表示不甘落后，怕明天也会出现在火车站的站台上。
“唐卉和周维煜这两个人当推销员没问题。”我对李玉潮说，“不过经营一个公司的话，最好有你加入你来掌管。”
“等配方拿到手再说好吗？”李玉潮一脸冷静表情。
无论什么事情都不会使他激动。讲兴奋不安心血来潮自然讲的是周维煜那样的人而不是李玉潮。十年前他就劝我别写小说了，听到他用那种近乎残酷的冷淡口气批评我的小说时，我难受得要命，恨不得一刀杀了他。老实说，我沉住气写小说写到今天，就想让李玉潮明白我能写出好小说叫他口服心服。不过我也明白，让一位比自己聪明的同龄人佩服自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李玉潮要回家了。如今他还是晚上九点钟准时睡觉。当初他不肯留校，也没考研究生，一毕业就结婚，现在他的儿子都上初中了。至今我都闹不明白，他这种做什么事情都不动声色的男人，怎么比那些爱读琼瑶小说的女人还看重家庭。他当了处长仍每年春天给儿子扎风筝秋天带儿子去远郊钓鱼。原以为他会反对我们做日本饮料，没想到他居然持赞同意见，并当即表示，如果配方没问题的话，他也可以停薪留职干几年。
夜里还是有点冷。月光洒满了山顶上的这个古看台。那家城堡式的小旅馆在暗香飘动的梅树中显出黑沉沉的怪影子。那些枝叶茂密的女贞树像围墙一样把这个铺着方砖的半圆形平台圈成一个露天舞场。每逢晴朗的夏夜，就有二三百人在这里翩翩起舞，这些不肯花钱去舞厅买门票却死要跳舞的男男女女对这片砖地有感情。
我看着李玉潮快步走入树丛中，他将顺着那条有石阶的山路走到公园前门。我毫不怀疑他会猛蹬自行车，在八点五十分之前，拿门钥匙开他家的门。李玉潮走了半个多钟头，唐卉才从那家小旅馆里走出来。那位已退职的老军官一边走一边听唐卉说那件事，他住二楼东面的一个房间。老人头发白了，面孔胖胖的透出一团和气，且时不时朝我这边看一眼。我站在古看台这边的月亮底下，能听到他们的说话声音。
“……既然高桥小姐的外公是你的老部下……”这是唐卉的声音。
“……你爷爷知道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是老人的声音。
“……替我们写张便条就行……”
“……你们自己跟高桥家谈，能谈成就谈，谈不成就拉倒，就像自由恋爱一样……”
“……烤鸭馆明天开张，他们派小车来接你。”
“吃烤鸭我胃不舒服，再说我不喜欢闹哄哄的场面。”
“我爷爷是哪儿热闹往哪儿钻。”
“他以前蔫不唧的。”
“如今西装笔挺，裤缝笔直，说话出口成章，就像来华做巡回讲演的华裔美国教授。”
“真有意思。”老人问唐卉，“那边那个人是你的男朋友吗？”
“他是我大学同学，我让他陪我来找你，我一个人不敢走夜路。我早就结婚了，我先生眼下在澳大利亚。我们结婚时请你吃喜酒的，瞧你没记性了不是？”
“对不起。”老人解释道，“不是我没记性了，是我闹误会了。”
唐卉叫我过去，我和老人握了握手，寒暄了两句就告辞了。顺着石阶路往山下走，唐卉的红皮鞋落在石板上发出有节奏的橐橐响声。她今天穿了一件图案素雅的羊毛衫，底下是紧绷绷的踏脚裤，外面还罩了一件长风衣，蛮迷人的。
“没想到这个小老头还挺倔。”唐卉一面走一面对我说，“我叫他给高桥小姐的母亲写几个字，可磨了半天嘴皮子，他就是不肯写。”
唐卉太过自信，她以为哪个男人都会对她有求必应，可偏偏今晚被一个清心寡欲的老军官婉言回绝。我安慰她道：“不搞合资也没事，周维煜说他从工商银行贷得到钱。”
“这你就不懂了。合资企业交税少，同样做一种产品，你跟外国人合资了，就能多挣好多钱。再说按规定合资企业能直接从国外买轿车，不用交关税。”
“恐怕现在我们弄一部奔驰车来，会觉得它是个累赘。”
“就卖掉它呀。”唐卉莞尔一笑。“即使做不成日本饮料，也净赚十几万呢。”
唐卉每每跟我这种拿薪水过日子的蹩脚人谈起生意经，就像一个能说会道的画家议论绘画技法那样轻松自信。我知道眼下她热心做日本饮料，仅仅是由于闲着没事感觉无聊。这两年她的先生在澳大利亚做生意，每个月给她寄一千美元的零用钱。两天前她打电话给我，说她想到烤鸭馆当礼仪小姐去，问我合不合适。我说白天做做还可以，若老是在晚上工作的话，那得专门请个人接送你呢，她说这倒也是。如今缺钱花的人在折腾，钱花不掉的人也在折腾。
唐卉叫我再陪她到高桥小姐那里去一趟，于是我们又骑着车子沿运河边往前走。到了高桥小姐住的那家宾馆前，她对我说：“你在这里等我，我进去跟高桥说句话就出来。”
我看着她目不斜视地从一位穿红制服的门童先生面前挺胸走进去。两分钟后，那位彬彬有礼的门童先生走到我跟前，问我是不是在等唐小姐，我点点头。他对我说，唐小姐从十一楼打电话下来，说她今晚就住在这里了，请我自己回去。于是我一个人骑车子回家，此刻已是十点五十分了，我想我女儿早睡着了。
星期天上午我们到我的小学母校来碰头，是考虑到这儿离李玉潮儿子学画画的少年宫近，他接孩子回家方便些。这所学校已破败不堪，两个小木楼像搭得又窄又高的儿童积木正摇摇欲坠。我们在草坪上愁眉苦脸地讨论日本饮料时，唐卉一个人踩着木头楼梯噔噔噔噔上了楼。靠在护栏上用长焦镜头拍我们的尴尬相。
那天晚上，高桥小姐把日本饮料的配方当面给了唐卉，还说她回国后一定说服家里人拿出五十万美金跟我们合资。唐卉兴冲冲地把饮料配方塞到周维煜手里，周维煜又兴冲冲地把它拿来给我看。当我觉得这件事情大有希望时，李玉潮却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他说那张配方上有一种名为“林颜”的原料国内肯定买不到。周维煜死活不相信，竟专程跑了一趟上海，几乎跑遍了上海每一家中药店及化工原料商店，结果一无所得。李玉潮解释说，可能是高桥写错了，不然就是她信口瞎说无中生有的。又说用单位上的电脑设备通过电脑网络向美国旧金山信息检索中心查询，也是一无所得。还说若按一百二十五克水加二十五克食盐来配方子的话，这种含盐量约为百分之二十的溶液肯定很难喝，要知道海水的平均含盐量仅为百分之三，就被人说成是咸涩烧嘴了。唐卉出主意要我起草一封言辞恳切的信，由她签名寄给高桥小姐。这封信漂洋过海到了日本国，又再次漂洋过海给退回来了。
“那个日本小姐是骗子。”周维煜怒不可遏。“连她家的地址都不敢告诉我们。”
“给一个十五岁的外国女孩骗一回也蛮有意思。”唐卉并不在意。
“你真的喝过那种饮料？”我问她。
“我喝了呀。”她说，“当时高桥剪开一个小塑料袋，把药粉倒入凉开水中。我看她小心翼翼地用量杯量水量，就有点好奇，问她这是什么东西，她说这是她家祖传的一种解渴饮料。”
“可能是雀巢速溶咖啡那样的东西。”我说。
“怕是她常吃的一种药。”李玉潮说。
“那味道也确实有点像中药。”唐卉承认道。
“见鬼了。”周维煜垂头丧气。“我早就知道我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对不起我要走了。”唐卉把她的照相机罩好皮套，挂在胸前。“今晚通达电器公司请我吃饭，我得回家换身衣服。”
“我也要走。”周维煜说，“我答应水果店老板，每个星期天替他卖一下午水果。我家的那个小家伙只喝新西兰奶粉，我不出去弄点外块钱，他会饿死在摇篮里。”
他们都匆忙走了，我和李玉潮则推着车子边走边聊，走出我的小学母校。
“去我家吃饺子好吗？”他问我。
“好的。”我喜欢吃饺子。此刻我朝他抱歉：“这件事浪费你好多精力。”他没吭声。我又说：“还有件事想跟你说一说。”他仍不吭声。“台湾有二十个亿的美金，要找一家大陆银行接纳，年息是百分之四点三，佣金是百分之四。”
“这事做成了你就是百万富翁了？”他脸上露出嘲讽的笑容。“世界银行给我国贷款五六个亿，只是人民币，中央电视台就要当新闻报道了，往往这时候，国家总理也参加签字仪式。”
“只当笑话说给你听。”
“你问过银行没有？”
“银行说那份授权书是假的。我对金融交易一窍不通。”
“授权书是谁给你的？”
“有个老人，读过黄埔军校，他住在南京，他的亲戚在海外有来头。”
“你就相信了？”
“将信将疑。”
“你就死马只当活马医？”
“反正不费多少精力，不抱什么希望。”
“你现在不写小说了？”
“还在写呢。就是没人看，也没人要。”
“你说要学毛姆？”
“可我学不像，只能写成我自己这个样子。”
“你还是写你的小说吧，别老想着搞什么日本饮料，跑银行问人家存不存二十个亿的美金。你是写小说的料，别的事情你做不来。”
“我也觉得我写小说会写出好小说。有钱的话除了写小说就不做其他事情。”
“好像你跟我说过海明威没钱的时候也是只写小说不做其他事情。”
“我不是海明威。”
我们走到有天文台的少年宫跟前，李玉潮停下车子要进去接孩子，叫我在外面等我。歇好车子他抬起头对我说：“老实说，我认为写小说是一种无聊的成人游戏。”
“那么画画呢？”我问他。
“我儿子喜欢画画。”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迈着大步子，朝少年宫走去。春天的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鸣汽笛的拖轮在运河里拖着十来只驳船正慢慢驶往它们的目的地，我想我也要悠着点，不必性急，慢慢来。李玉潮领出他的儿子要我跟他们一起去他家吃饺子时，我变卦了，我说突然想起一件事要去做。他问我：“你要回家写一个下午，对不对？”我打了一记车铃笑而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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