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转型：中国现代化的新进程
我国对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肇始于我们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索，这种探索最早可以追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列强的入侵，迫使当时的统治者不得不进行对外开放，这种开放使中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是，它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解体，近现代工业文明开始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萌生，经济社会结构开始发生了初步变化或转轨。从戊戌变法到清政府施行新政、预备立宪，中经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对现代化发展道路进行着艰难的选择和探求。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文化观念模式进行了伟大的探索。在这一探索过程中，虽有曲折，但我们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总体来说，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把工作重心由政治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其后党的十四大确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基本目标，党的十六大还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即中国人民开始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对自身的社会发展进行全面自觉的新架构。这一伟大实践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用“社会转型”这一概念最能恰当地反映和概括这场历史变革的深刻内涵及重要特征，也最能恰当地描述当今中国现代化的总体特征与历史进程。
一 社会转型的理论内涵
所谓转型，是指事物从一种运动形式向另一运动形式转变的过渡过程。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变的过渡过程。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社会转型是特指我国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
我国学者曾从多角度考察和阐述了“社会转型”这一范畴的含义。最初一些学者是从经济学视角来考察的，把社会转型主要理解为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轨，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但社会转型的含义要远比经济转型丰富。有的学者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理解社会转型，认为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体制变革的狭隘领域，它已汇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道融入了世界范围内的‘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潮流之中，是一场全面的、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变革。它不仅是一场经济领域的变革，而且是一场全社会、全民族的思想、文化、政治、心理等方面的‘革命’”[70]，“由经济体制转轨为基础的中国社会转型，不仅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而且还表现为人口的城乡结构、文化的深层结构以至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等社会全面的结构变化”[71]。有的学者从社会发展阶段或社会类型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转型，认为社会转型“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72]。本书所研究的社会转型主要是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转变，即我国社会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整体性转变的社会发展与变迁过程，昭示着中国现代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伟大历史进程。
那么，“社会转型”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呢？一些西方社会学者以西方社会为蓝本，将社会转型的主要方面或主要内容概括为六大方面：一是经济转型即工业化。社会转型首先表现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它既是早发展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也是迟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二是社会转型（狭义）即城市化。社会转型也表现为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过渡，因为城市社会是现代化社会的主要形态。工业化必然导致城市化，而城市化又必然促进和带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三是政治转型即民主化。从专制走向民主也是社会转型的内容和表现。所谓民主化是指社会大众从对政治的冷漠、疏远到热情并普遍参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仅对政治的“产出部分”（如政策、法规）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对政治的“投入部分”（如参加选举和党团）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四是文化转型即世俗化。从依附宗教到相信科学是社会转型的又一内容和表现。世俗化就是打破“圣灵社会”的宿命论，相信科学和技术创新可以改造世界，对新事物和新思想采取开放态度。五是组织转型即科层化。从家长制到科层制也是社会转型的内容和表现。社会组织的科层化并非现代才有，但现代组织的科层化有其自身的特征，即基于精细分工的职位专业化、根据抽象规则建立的职阶体系，以及凭借业绩升迁的准则。六是观念转型即理性化。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动机从只受宗教的或情感的因素支配到遵循普遍的理性原则的转化，也被西方社会学者视为社会转型的内容和表现。以上六个方面的转型是西方社会转型主要内容的概括，它对我国社会转型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国社会学者从当前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对社会转型的主要标志或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这些分析和探讨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全面转型期，其主要标志是中国社会正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化，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正在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正在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正在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化，正在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化。二是认为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主要表现为相互联系的三个层面：其一是结构转化，即当前中国社会的社会整体结构、社会资源结构、社会区域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及社会身份结构等均在发生转化；其二是机制转换，即当前中国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沟通机制、社会流动机制及社会保障机制等也都在发生转换；其三是观念转变，即随着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化和机制的转换，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转变。中国社会学者关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基本标志与主要内容的分析和探讨，既具体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同时又生动说明了社会转型的整体性。[73]
社会转型还有着自身特定的规律和机制。在这里，社会转型是既包括社会系统内部各个层面的变化，又涉及社会与人和自然相互关系的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当然，我们强调社会转型的整体性并不是说社会的所有层面和所有因素同时并同步发生变化，也不是指社会的所有层面和所有因素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处于同等地位并发挥同等作用，而是指：第一，社会的不同层面和因素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都要发生变化，尽管其变化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别；第二，处于转型之中的社会不同层面和因素是相互联系的，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尽管它们在地位和作用上有主次或轻重之分。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考察社会转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转型不是单一结构要素的转变，而是社会结构的整体性转型，是社会结构内在运作机制的转型。关于社会结构，马克思有一段经典的表述，即“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74]，这就是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三元结构说。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社会转型的“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75]。从社会结构来看，社会转型的内容可分为经济转型、政治转型和文化转型，三者相互作用、相互推进。一般来说，社会转型往往是先产生经济转型，中经政治转型，而后发展为文化转型。在社会转型中，文化转型较经济和政治的转型乃是更为根本也更为艰难的转型，而文化转型的核心就是意识形态的转型和创新。当然，文化转型或意识形态创新绝不是一个被动的环节，而是一个能起主导作用的因素，能引领经济和政治转型在更为合理、更为自觉、更为全面的意义上促进社会的发展。社会结构的转变是社会转型的外显特征，而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人本身的改变则是其内隐的实质性内容。社会转型就其本质来说是人的活动方式、生存方式的转变或重塑，它要求人们用一种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来规范个人行为，以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在这里，人既是社会转型的主体与动力，也是社会转型的目的与归宿。
二 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定位
从世界历史的意义上说，我国当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定位是原本以“历时态”依次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在当今中国成为一种“共时态”的存在形式。这一特殊状况源于我国作为世界历史发展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后发展”或“后发转型”这一特殊的国际背景。正是中国“后发式”的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早发生型”的现代化具有巨大的时代落差，使得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那些应该在“历时态”过程中解决的问题，以“共时态”的形式集中展现出来。
从我国特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来看，我国当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定位是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由传统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型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我们要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整体性转变，要解决社会主义目标的远大性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低起点的矛盾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矛盾。整个这段历史时期，我国都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也是我们必须明确的历史定位。对此，党的十五大做了全面而明确的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76]党的十五大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和主要任务，也提出了我国社会转型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路径。因而，“在当代中国，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摆脱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为起点，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目标，以完成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为内容，以改革开放作为贯穿始终的根本动力，这就是当代中国正在推进中的伟大而深刻的社会转型。”[77]我国的社会转型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与异常的复杂性，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西方文化所构成的多元复杂的文化背景中展开的，也正是这三维向度的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制约和相互渗透规定了中国社会转型是一个充满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东方与西方，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历史、现实与未来等各种各样复杂矛盾冲突的过程。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任何社会的转型起主导作用的矛盾主要方面都是其社会的主体文化和社会的现实状况，它们是制约社会转型，规定其发展趋势和方向的主要力量。因此，在当前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是社会转型的现实前提，也是实现社会转型的主导力量和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社会转型正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断地继承、创新和发展，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本身。
第二节 社会转型与意识形态创新的双向互动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全面深刻转型时期，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入，意识形态的创新势在必行。坚持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思想上层建筑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既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同时又对经济社会顺利转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社会转型时期意识形态创新的社会动因与实践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社会意识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产生社会思想、社会理论和政治观点的源泉，不应当到思想、理论和观点本身中去寻求，而要到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存在中去寻求，因为这些思想、理论和观点等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精神文化、价值观念等也必然会随之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或革新。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明确地指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78]，“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79]，“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80]，“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81]。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论述其实已经深刻地阐明了社会转型时期意识形态发展创新的社会动因与实践基础。
意识形态的产生有它的社会根源，其发展创新也同样有它的社会根源，即伴随着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生产与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改变，全部庞大的观念上层建筑或各种社会意识形式也会发生变化或更新。同样的，社会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变革、转型和创新也只有到社会经济生活、社会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转型中去寻找根源。历史与现实都表明，在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一旦社会经济基础发生变革，属于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也必然发生变化，旧的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都要被社会淘汰和抛弃，新的意识形态也必然会萌生并壮大。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根本性变革，总会产生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变革。伴随着社会形态的更替，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由奴隶主义的意识形态让位于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继而让位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并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最后让位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得不让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支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都说明了意识形态是具有社会历史性的，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经济制度、社会体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转型或革新。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转型时期意识形态变化创新的内容、性质都只有到物质转型、经济转型和制度转型中去寻找。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社会历史的不同时期所以有不同的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在奴隶占有制度下是一种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在封建制度下是另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又是一种——那不能用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本身的‘本性’和‘属性’来解释，而要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的不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来解释。”[82]
如果我们从转型的具体过程来看，那么社会转型往往首先从物质层面开始，而后深入制度层面与文化层面。美国早期社会学家F.奥格本在研究文化变迁时，曾提出“文化滞后”理论，他认为物质文化的变迁往往要快于制度和观念文化，而制度和观念文化往往是适应物质文化而发生变迁，这几方面的变迁速度不一致，导致各方面关系紧张，这就是所谓文化滞后。[83]而实际上，这三个方面的转型总是交织在一起的，这就使得意识形态层面的发展与其他层面的社会转型之间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关系。但总体来说，意识形态的转型创新是由物质层面的转型和制度层面的转型引起的，某些社会意识形式难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有些意识形式或意识形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往往可以超越现实客观条件，走在社会发展前面，成为社会变革、社会转型的先导，而且从长远来看，这三个方面的转型往往是协调一致的。但无论怎么说，在社会发展与变迁中意识形态创新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于人的物质实践，因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84]。因而，意识形态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化、革新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创造历史的人类社会实践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地变化和发展。
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意识形态的生成、变革与创新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物质生活实践的演进与变更决定的，意识形态的历史发展只不过是社会物质生活实践的历史发展的观念表现。即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生产与交往实践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价值观念，并继而凝结成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和特定的意识形态，物质实践及其由此决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更替与演进，最终决定了社会价值观念体系与意识形态的变革、创新和发展。然而，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的决定、制约作用并不是以线性的、直接的、机械的方式实现的，而是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而间接实现的，在社会历史发展与变迁中意识形态的生成、变革、转型或创新除了经济因素的最终决定作用外，还与一定的文化传统、制度环境、社会风俗、国际背景以及社会成员的思想文化素质等密切相关。
二 意识形态创新对社会转型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意识形态创新不仅对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顺利推进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在我国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积极应对各种新问题、新挑战的迫切要求。
（一）意识形态创新对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意识形态创新是社会转型尤其是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转型的必然要求，然而，意识形态的改进与创新对于社会转型绝不是消极的，相反，它对于社会转型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经济社会转型的先导、原因和动力。这种作用在理论上可视为思想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基础的能动反作用原理的具体表现。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可以分为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三大部分，是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文化形态的有机统一体。其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观念文化则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政治和观念文化都属于上层建筑。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和政治制约着文化的发展，但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观念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和政治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85]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阶级或集团基于自身根本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它作为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系统，是观念文化的核心，规定着整个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并与其社会经济基础相对应；它主要通过思想影响、价值引导、社会整合等手段支配人们的行为，保护自己的经济基础，排除自己经济基础的反对因素，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意识形态创新在社会转型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意识形态创新对于社会转型的意义表现为它对社会转型的目标设计和价值选择。社会转型不是毫无目的的社会变革，而是主体对社会发展目标的自觉设计和不懈追求。我国当今社会转型的总体目标就是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对这一目标的设计，为人们的社会活动提供了正确方向，从而能使社会健康而有序地向前发展，以顺利地实现社会全面转型和科学发展。意识形态创新也为社会转型时期的人们进行价值选择提供了依据。社会转型无固定模式可循，有着多种可能的价值选择。只有通过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创新并在确立起新的主导价值的前提下，才能引导人们在社会转型中进行科学而合理的价值选择。
其次，意识形态创新对于社会转型的意义还在于它为社会转型提供思想保障和精神支撑。社会转型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新旧交替，这种新旧变革的阻力固然有来自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但最深层、最顽固的阻力还是来自思想方面，尤其是价值观念方面。如果没有思想观念方面的巨大变革，社会的转型、新旧的交替都是难以想象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如果没有意识形态观念的变革和创新，没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取得如此伟大的社会发展成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的创新是社会变革、社会转型的先导，即意识形态创新引领社会变革与转型。在社会转型时期，加强意识形态的创新，无疑有助于党和政府的政治行为赢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持，获取更普遍的社会认同，从而提高其社会动员和组织的能力，以实现对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自觉调整和重构，推进经济社会更加顺利、更加平稳地转型和发展。
此外，意识形态创新为社会转型提供良好的社会软环境。意识形态具有社会整合和规范功能。任何社会的整合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使某种意识形态社会化，成为一个重要的凝合剂，把各种运动、党派、团体都聚合起来。在意识形态认同基础之上的社会整合，必然对其成员有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约束，从而使组织在整体上表现出有序性。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尤其是转型社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合理性的主要依据，是社会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人们社会信念、社会信仰和社会理想的灵魂。在社会转型中，正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发展与创新，更加充分地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培育起人们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从而动员和整合各种社会力量，以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健康转型。
意识形态创新和社会转型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意识形态创新固然离不开社会转型，社会转型也离不开意识形态创新。一方面，社会转型作为客观实际的变化引起人们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变化，成为意识形态创新的源泉和动力；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创新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有力地推动着社会转型，并为社会转型起着导向与保障作用。可以说，前者是物质动力，后者是精神动力，唯有两种动力相互协调、相互推动，才能顺利地完成社会转型，以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简而言之，意识形态创新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适应了社会转型的需要，使人们的思想和认识符合社会转型的实际，从而对转型时期的人们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从精神上起推动和导引作用。
（二）意识形态创新也是社会转型的迫切要求
意识形态创新不仅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和动因，也是当前我国社会转型中涌现出的大量新问题、新矛盾所提出来的迫切要求。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是我们在整个社会转型期都将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第一，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化、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出现了多样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的特点，这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已从过去的单一性趋向了多样性，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必然导致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进一步增强，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也越来越具有流动性、层次性和丰富性。我们在总体上肯定多样化民众意识对社会发展起着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成新的挑战。这种转型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局面，使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其中必然蕴涵着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最明显的就是，在社会结构转变过程中会产生因社会结构失衡而出现的结构型社会问题，如因利益结构失衡而产生的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问题，因社区结构失衡而出现的中西部地区差距和城乡差别问题，因生态结构失衡而产生的环境保护问题，因经济和社会结构失衡而产生的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在社会转型中新凸显出来的问题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适应力、创新力和调控力，如何用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去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如何最大限度地统一不同民族、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好的重大课题。
第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社会转型中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今后一个时期既是我国社会的“发展机遇期”，又是“矛盾凸显期”，迫切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干部群众关心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深入推进，不仅人们的文化需求迅速增长，迫切需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加快改革中实现全面繁荣和快速发展，而且对意识形态与思想道德建设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需要健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又有了一个新的起点。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2000美元，按照既定的部署，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3000美元。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1000～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它既是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的时期，也往往是社会矛盾尤其是利益冲突较为严重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个人、集体和国家之间的冲突，近期、中期和长远利益的冲突，地区、部门、行业、城乡之间利益的冲突等不断加剧，热点难点焦点问题以及群体性冲突事件日益增多，这些社会冲突表现在人们的心理上则是牢骚的蔓延和对社会不满情绪的滋生，表现在人们的行为上则是越轨行为、过激行为和失范行为的出现。因此，在这个特殊的阶段，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与创新，着力回答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体系和思想道德体系，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吸引力、说服力和战斗力，以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和谐发展，是我们当前亟须认真做好的重要工作。
第三，当前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浪潮迅猛发展，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迅速但不均衡，在意识形态与思想理论领域噪音杂音时有出现，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有所滋长，批判和抵制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和观点，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迫切要求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改进和创新。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既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会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和思想道德造成冲击，给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和我国文化主权、文化安全带来挑战。在全球化、网络化背景下，我国社会经济科技发展十分迅速，但某些社会主义意识形式与政治体制的创新却相对略显滞后。一些人便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幌子，鼓吹西方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和新闻出版自由，大肆宣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传播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诋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攻击我国政治法律制度，攻击党对新闻媒体的领导，散布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企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权。这些错误思潮和观点瓦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危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危害性不容低估。因此，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抵制这些错误思潮和观点，同时，我们要高度正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适应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创新，确保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这也是我们应当承担的重要职责。[86]
第三节 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的实现路径
在当前我国社会深刻转型时期，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既需要坚持科学的指导思想，贯彻正确的思想路线与原则，又需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统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是我们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形势下，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因而，在我国经济社会加速转型时期，我们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统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发展。
（一）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既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同时又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必然趋势，是阶级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成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总是占据着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的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87]。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只能是作为这种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不能是任何其他意识形态在社会和国家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同时，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也是我国思想领域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这是由于我国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人们现实思想文化水准差异所出现的必然结果。意识形态多样性的存在状态，既反映了当前我国的社会现实，也是我们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的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反对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决不能以多元化指导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
（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统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也是指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发展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统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发展，当前应重点突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映，其根本宗旨是要自觉地服务于经济基础，服务于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仅要指导和推进改革开放，其本身也要坚持改革开放的精神不断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原则。因而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全面贯彻和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满足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要结合生产力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来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遵循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最大限度地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总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自觉地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统一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各个领域和方面，并以之作为检验和衡量意识形态工作效果的重要标准。最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使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特别是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只有将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切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发展，并在这个实践发展过程中不断实现自身的科学发展。
二 坚持和贯彻正确的思想路线与原则，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与创新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大背景下，我国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从以“引进来”为重点的开放战略向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转移的交汇点上。面对这样复杂深刻的历史性大转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创新面临的任务极为紧迫和艰巨。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弘扬勇于变革、勇于创新的精神，全面贯彻和落实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与创新，进而推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一）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与创新并不是无前提、无条件的任意发展或随意创新，而是必须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正确思想路线为根本前提和条件。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解放思想，激发主体的活力，以积极、能动、进取的姿态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体现着创新的精神；实事求是，以“求”为中介，从“实事”到“是”，超越事物的现象状态，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内含着创新的要求；与时俱进则强化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创新内涵，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变化对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富于创造性的新要求。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首先要坚持实事求是，决不能主观臆造，这要求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把握事物的内在本质及其规律，并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和内在规律去认识和改造现实社会。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同时强调解放思想必须以实事求是为根据和目的，从而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地统一到思想符合实际、主观符合客观、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的精神实质上来。要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必须坚持与时俱进，这要求我们的全部意识形态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和创新，是与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主观主义、因循守旧等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相对立的。我们一定要适应社会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二）必须贯彻和落实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
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与创新必须贯彻和落实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因为“三贴近”原则体现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贴近实际，就是坚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适应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要求，把回答和解决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作为中心任务，使意识形态工作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贴近生活，就是深入现实生活中去，关注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从现实生活中挖掘生动事例，使意识形态工作充满生活色彩，富于生活气息，反映生活本质。贴近群众，就是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把握群众舆情，了解群众愿望，多反映群众切身感受，多用群众熟悉喜欢的语言，多用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为群众提供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产品，使意识形态工作可亲可信、深入人心。[88]意识形态工作全面贯彻和落实“三贴近”原则，就要在深入实际、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反映实际、反映生活，在了解群众、引导群众的过程中服务群众、教育群众；就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更好地解决干部、群众关心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如当前市场体制与经济发展形成了竞争机制、利益差距，出现了生态问题、功利倾向；科技与网络发展形成了虚拟领域，产生了信息异化倾向；开放环境与民主政治催生了文化多元化格局，提供了价值多样性选择可能；物质生活的提高与休闲生活的发展促进了大众文化的兴起；等等。这些新的实际和问题，需要新的政治目标导向、新的法制规范、新的道德调节和新的心理适应，需要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造力、主导力和整合力，以更好地指导社会实践健康发展。
三 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承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重任的高素质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的主体是人，尤其是在不同岗位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人，他们是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以及各级党政干部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否增强自身的吸引力、感召力和战斗力，能否提高自身的适应性、创新性和主导性，关键就在于能否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承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重任的高素质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所必需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化为人民群众巨大物质力量的根本保证，这支队伍的素质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进程。面向新世纪新阶段，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既是维护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根本保证，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的组织保障。因而，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切实重视思想工作队伍的建设，不断提高这支队伍的政治业务水平，努力培养一批全面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贯中西、联系实际的理论家，一批坚持正确方向、深入反映生活、受到群众喜爱的名记者、名编辑、名主持人，一批熟悉方针政策、社会责任感强、精通业务知识的出版家，一批紧跟时代步伐、热爱祖国和人民、艺术水平精湛的作家、艺术家。人才辈出，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89]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不同于一般的理论创新或科技创新，而是具有强烈的导向性、现实性、实践性的思维活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既是一项理论工作，也是一项政治任务、一项实践活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的过程和结果取决于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主体素质，其中政治素质是这支队伍基本素质的核心和灵魂。江泽民同志在《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中曾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基本要求：“第一，要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第二，努力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第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开拓前进，具有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第四，模范遵纪守法，保持清正廉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自觉拒腐防变，坚决反对消极腐败现象；第五，刻苦学习，勤奋敬业，不断加强知识积累和经验积累，具备做好本职工作的专业知识和能力。”[90]这五条基本要求，科学严谨，系统全面，分别从政治、作风、思想、纪律、才能五个方面，对党员干部的基本素质作了明确规定，从而也为培养和建设一大批承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重任的高素质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指明了方向。
四 以加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与创新来促进和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观念上层建筑或精神文化，是制度的观念表现或理论化的制度，而制度则是意识形态理论的物质表现或制度化的观念。制度不仅规定着精神文化或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也制约着精神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创新。意识形态创新既是制度创新的精神成果，又是推动中国社会整体制度创新的催化剂，而制度创新则是意识形态创新的物质成果，又为意识形态发展与创新提供基础和保证。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的思想观念，必须通过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才能真正得以确立和巩固。很多进步的观念，如独立自主观念、民主法制观念、公平效率观念、竞争发展观念等，都是与社会主义体制的不断变革和完善紧密相关的。另外，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现实生活中难免有不少错误的思想观念在蔓延、扩张。一方面，我国仍有很多封建主义思想的糟粕，这些糟粕残存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里，一有机会就会膨胀起来，比如宗法观念、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等。另一方面，对外开放后，一些人开始认同西方一些腐朽落后的价值观念，向往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比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要从根本上肃清我国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落后的思想观念，还要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和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标志。对于促进和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与创新来说，加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与创新无疑是一项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任务和举措。
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意识形态创新既要与制度创新相协调、相适应，又要依靠新的制度来保障和落实。首先，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必然引起某些具体制度的变革，在制度寻求民主的社会基础和法治的基本价值，从服从权力的支配转向体现权利价值要求的过程中，对某些传统意识形态观念必然形成一定的冲击，这就要求意识形态必须进行改进和创新从而与新制度的价值保持基本的一致与协调。意识形态与新制度相适应的过程，集中表现为对新制度所蕴涵的民主思想和法治理念的吸收，并以此调整、改造和丰富原有意识形态观念。其次，意识形态的创新和发挥作用要依靠制度建设与创新来保障和落实。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体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宗旨、以追求人与社会全面发展为目标的，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实质，在根本上切合了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既不能抛弃，也不能背离，必须始终如一地遵循。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和价值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和作用形式，通过现代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安排和理念灌输来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和价值，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社会作用的重要形式。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内在协调与统一，必须以体现现代民主与法治的基本价值为前提，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只有在体现现代民主与法治的基本精神和原则的过程中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91]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