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非闇，名照，满族，出身于清贫的书香门第，自幼随父学画习字，毕业于满蒙师范学堂。他是一位博学而又多才多艺的人。他善画，善治印，会种花，会养鸽，会钓鱼，又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著有《都门养鸽记》《都门钓鱼记》《都门艺兰记》。他曾任《北京晨报》文艺副刊《艺圃》的专栏编辑，经常在这个副刊上以“闲人”的笔名撰写文艺随笔、艺坛掌故、名人轶事，可说是一位渊博而多产的专栏作家。
于非闇比张大千年长十一岁。他第一次结识张大千是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名画家陈半丁的家中。这次结识，说起来十分有趣。
陈半丁是当时北方很有名望的画家兼收藏家。有一次，他扬言新搜求到一部石涛画册精品，为此，特地设宴邀请北京艺苑名流在家中鉴赏。受到邀请的有当时中国画学会会长周养庵以及徐燕孙、马晋、王雪涛，于非闇也应邀参加，但张大千未在被邀之列。张大千是一个“石涛迷”，他风闻有此艺林雅聚，就径往陈府求见，欲求陈半丁赐赏所收藏的石涛画册。那天，陈半丁请帖上邀请客人的时间是下午6点钟，而张大千3点钟就去了。陈半丁很不客气地对这位后生说：“我邀朋友来共赏，请帖上的时间是下午6点，我不能单独先给你看，要等朋友到齐了大家一起欣赏。你想见识，可以，但不是现在，要等到6点。”说完，便离开了，留下张大千一人在客厅里坐等。
到了6点，客人们齐集之后，陈半丁在宴会上讲了一通开场白，自称幸获名迹，不敢私密自珍，愿与友好共赏。张大千被挤在这批名流的外围，等陈半丁捧出他的宝贝画册，刚刚展开，张大千就大声叫道：“是这部画册呀！不用看了，我晓得。”陈半丁揶揄地学着张的四川口音问：“你晓得，你晓得啥子嘛？”
张大千立即朗声指出，第一页画的是什么，第二页画的是什么，题的什么款，用的什么章，一一道来，丝毫不错。陈半丁边听边看，翻阅时惊奇得连眼镜都滑落到地上。
于非闇在席上默默地听着、看着，心中也大为惊异，便不由得问道：“您怎么记得如此清楚？”
张大千得意地回答说：“这是我的画，咋个不晓得！”
这就是于非闇与张大千的第一次相识。此后，张大千的“假石涛”越做越多，越做越真，越传越广，越传越神。张大千的高超临仿技艺给于非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世纪30年代初期，张大千应当时中国画学会的邀请，到北京参加画学会在稷园举办的国画联展。在这次联展上，张大千展出了三件作品：一件是仿石涛山水，一件是《墨荷》，一件是白描《天女散花》。山水、花卉、人物俱全，工写彩墨齐备，笔墨淋漓，意态生动，为具有古老传统的北京画坛吹来一股春风，带来一片新意。这三件作品引起了画学会中许多老画家的关注，尤其引起轰动的是张大千与于非闇合作的一幅《仕女扑蝶图》。
这幅画是张大千拜访于非闇时，两人在于非闇的画室中合作的。于画了两只翩翩起舞的蝴蝶，请张补景，张提笔画了一个简笔仕女执扇做扑蝶状，并随手题诗曰：“非画蝴蝶，不减马香江。大千补仕女，自比郭清狂。若令徐娘见，吹牛两大王。”在这首题画诗中，张大千把于非闇比作明朝“善山水，又喜杂画，信手作人物，辄有奇趣”的、以清狂之画名闻天下的郭诩，意在对当时北京画坛上专攻人物画的名家徐燕孙（诗中的徐娘）开一个小小的玩笑。
《仕女扑蝶图》展出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与徐燕孙在展厅中同观此画的有中国画学会会长周养庵。周是浙江绍兴人，他用绍兴官话对徐说：“孙儿，你看这幅画，是存心同你开玩笑的，徐娘者就是指你徐燕孙也！”徐燕孙一听，大发雷霆，认为张大千竟然公开侮辱他，于是延聘当年在北京名气甚大的梁柱大律师，具状地方法院，控告张大千恶意诽谤。张大千也只好兵来将挡，你找大律师，我找更大的律师，他与于非黦商量后，就聘请了律师江庸为他辩护。江庸曾代理过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又是梁柱的老师。官司还未打到法庭，江庸就把梁柱约到家中，斥之为小题大做，要梁柱从速调解；后又经傅增湘、周养庵从中调停，这场风波才不了了之。官司虽然没有打起来，但徐燕孙、张大千由此结下积怨，并引起了长达两年之久的一场笔战。
在这场笔战中，于非闇成了张大千的代理人。徐燕孙在《小实报》上撰文挑战，于非闇在《北京晨报》副刊及画刊上发文应战。一个剑拔弩张，一个皮里春秋；一个博古通今，一个议论纵横；一个要维护北方画派的传统，一个想引进南方画派的新风。正是在这场笔战中，张大千连年在北京举办画展，誉满京华；也正是在这场笔战中，于非闇和张大千更成为莫逆之交。
在1934年到1936年间，张大千先后在北京参加过五次联展：第一次是《正社书画展》；第二次是《张氏昆仲（张善子和张大千）扇展》；第三次是《张大千关洛画展》；第四次是《张大千、于非闇、方介堪的书画联展》；第五次是《救济赤贫，张大千、于非闇合作画展》。环绕着这几次联展，于非闇在《北京晨报》上亲自撰写发表了数十篇文章，这些文章对研究张大千的书画及他客居北京时期的活动，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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