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吃饭偶尔一顿可以，像我们长年累月在上海的，这样的吃饭，时间耗不起，钱也受不了。后来我就发现，长期跑上海的人都会想办法去搭伙，吃食堂。上海的街道，都有那种小型的食堂，我到过全国许多城市，基本上没有这种形式，不知是“大跃进”年代留下来的，还是上海人工作、交通的特殊应运而生的。上海的街道食堂，不仅对辖区的居民开放，同时也对外来的路人开放，我就去旅馆附近的街道食堂买了月票，吃得还比较实惠，一顿饭两毛钱，随到随吃，不用排队。我还从食堂里发现了一些美丽的“误读”，比如，温州人叫槐豆的，上海人叫蚕豆；而温州人叫蚕豆的，上海人却叫豌豆。
都说病从口入，常年在外面吃饭，生病则是在所难免的。有一天，我突然的人觉得疲软，旅馆的四层楼梯都爬不上，食堂里最好吃的狮子头也觉得无味，到厂里学技术，只想着早点儿回来，挤公交车，没座心里焦急，有座又嫌它蜗行，这都是有病的症状。就战战兢兢地去了医院，记得是黄浦区医院，在南京路浙江中路附近。上海的区医院也是很有规模的，有的是专科医院，有的甚至是“三甲”。我就在那里看了医生，验了血和小便。第二天去医院拿化验单，医生不说病情，却问，到上海来干什么？我说，采购，学习。医生说，住哪里？在上海有熟人吗？我说，没熟人，也住在黄浦区。医生说，那对不起了，你不能再在外面跑了，我们马上要隔离你。还再三说，你现在去旅馆把行李拿出来，在那里等，我们派车去接你。
我住的是黄浦区的遵义旅社。是九江路的旅馆介绍所分配去的。我拖着疲软的身子回到那里，门口已围了好多人，传达室的师傅见了我，忙拦住我说，你是不是在外面犯事了？但只有我知道，我不是犯事了而是犯病了，他们都是来逮我的。那些医院来的人，已经抢在我前面赶到了旅馆，已经把楼梯封锁了，已经把其他客人赶走了，已经在消毒房间了，已经把我的行李打药封装了。他们见我探头探脑，一把就把我抓住，说我转氨酶指标是23，说我得了“急性传染性甲肝”，要马上送我到浦东去。
浦东？那时候听过，但觉得那地方很荒凉。去那可不是去享福，而是去隔离，我来不及留下任何信息，就被一辆救护车送走了。我们是从提篮桥那边轮渡到浦东的，这种感觉非常差，从车窗里望出去，提篮桥监狱的高墙赫然黑森，而我坐在车里，黯然和无助。当时的浦东是非常冷清的，印象里只有三家单位：一个水厂，一天到晚响着哗啦哗啦的水声；一个烟厂，据说中国的很多烟都是在这里做的；一个就是医院，凡和传染沾点边的，都被隔离在这里。我们穿着病号衣，吃着从窗口递进来的饭菜，我就是给外面写一个字，也要放在盆子里拿去消毒。都说肝炎是财主病，要吃得好一点，但以我的条件，我只能吃些糖饼、番茄、西瓜，这就是我当时的营养。
大概是一星期之后，我家里才收到我从医院寄出的鸿雁传书，父母才知道了我的下落，他们原以为我失踪了，现在以为我病得很重，信居然还要消毒，还要通过医院来寄送。但他们工作忙，请不了假，没办法来浦东看我。他们也没有太多的钱，要奢侈的跑上海一趟——要换了现在的孩子，在美国也连夜赶去了——后来，我父母派了在上海附近工作的姑妈去浦东探望了我，算是莫大的慰问了。
从医院出来后我回到温州休息，我把上海的化验单拿给温州的医生看，医生说，这根本就算不上肝炎，说你熬一下夜，喝一点酒，验起来比这都高。说温州的转氨酶指标是57。我心里横着不舒服，有一种被上海医生误诊了的感觉，像犯了生活作风问题一样。
再一次回到上海，我就去责怪黄浦医院的医生，说被你这样一弄，我好像得了很重的病似的，重活不敢干，熬夜不敢试，烟酒不敢沾，养不好还会变慢性，还要瞒着女朋友！其实我在温州根本就没有事。黄浦的医生说，你们温州是乡下地方，冷清，流动的人不多，指标高一点也无所谓。我们上海有多少人你知道吗，都像你，东跑西跑，还到处吃，不出几天，我们这就成“肝炎人民共和国”了。我哑然。
前些年，我特地跑到上海，特别想去浦东看看。现在不用再到提篮桥那边坐渡轮了。飞机下来，出租车上了高架，到延安路隧道下来，穿出来就是一片高耸的楼厦，一片开阔华丽的景象，我闭上眼睛，想确定一下老浦东水厂的位置，烟厂的位置，尤其是传染病医院的位置，哪还有什么影啊？早就旧貌换新颜了。又想，我又何尝一定要觉得自己曾经在浦东呆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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