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师的卧室里,我想解开她胸前的扣子,但没有成功。失败的原因是我手指太粗,拿不住细小的东西;还有一个原因是空气太潮,衣料的摩擦系数因此大增。她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从绸衫下面钻了出来,然后把它挂在门背后。门背后有个轻木料做成的架子,是个可以活动的平行四边形,上面有凸起的木钉,她把它作挂衣钩来用,但我认为这东西是一种绘图的仪器。老师留了个娃娃头,她的身材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纤细,而是小巧而又结实……”
这故事我写过二十遍了,每次都是这个样子。第二十一遍还要这样写:除此之外毫无出路。今天早上一到班上,我就对上司说,要把这个故事彻底翻新,让它变成克利奥佩屈拉和一个东方男人的故事。上司当然会说:不能这样写——读者和观众习惯了老故事。老故事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看起来比较真实。我个人已是成名作家了,再写什么新花样没有必要。这些都是道理,叫人心服口服。我起身回去工作时,笨手笨脚地撞了他的办公桌——那桌子翻倒在他怀里,差点散了架。谈完以后回到办公室,我把别人老套里一切创新的成分通通毙掉,然后他们就来踩我。挨过这几脚后,我继续写道:
“然后她从书架上拿了一盒烟和一个烟灰缸回来。这个烟灰缸上立了一只可以活动的金属仙鹤。等到她取出一支烟时,我就把那只仙鹤扳倒,那下面果然是一只打火机。为老师点烟可以满足我的恋母情结。后来,她把那支烟倒转过来,放到我嘴里。当时我不会吸烟,也吸了起来,很快就把过滤嘴咬了下来,然后那支烟的后半部就在我嘴里解体了,烟丝和烟纸满嘴都是;它的前半截,连同燃烧着的烟头,摊到了我赤裸的胸口上。老师把烟的残骸收拾到烟灰缸里,哈哈地笑起来了,然后她和我并肩躺下。她躺在床上,显得这张床很大;我躺在床上,显得这张床很小;这张床大又不大,小又不小,变成了一样古怪的东西。她钻到我的腋下,拍拍我的胸口说:来,抱一抱。我侧过身来抱住老师——这是此生第一次。在此之前,我谁都没抱过。自己不喜欢,别人也不让我抱。就是不会说话的孩子,见我伸出桅杆似的胳臂去抱他,也会受到惊吓,嚎啕痛哭……后来,我问老师,被我抱住时害不害怕。她看看垂在肩上的胳臂——这样东西像大象的鼻子——摇摇头上的短发,说道:不。我不怕你。我怕你干什么?”二十年如一日,总在说着这点事。不用那些坏女孩说,我也觉得自己真是贫死了。
白银时代(3)
我的同事F2不分季节,总穿棕色的长袖套装。她肤色较深,头上梳着一条大辫子,长着有雀斑的圆鼻子和一双大眼睛,像一个卡通里的啮齿动物。现在她朝我走来了。一般来说,她长得相当好看,但这不是我注意的事。我总是注意到她长得人高马大,体重比一般人为重,又穿着高跟鞋。所以每次她要踩我时,我总有一种冲动,想把脚藏起来,不让她踩到——但我也知道,作为老大哥,最重要的是公平,这双脚别人可以踩,不让她踩,就不是公平。怀着这样的心情,我把脚放在可以踩到的地方,但心里忐忑不安。假设有一只猪,出于某种古怪的动机蹲在公路边上,把尾巴伸在路面上让过往的汽车去压,那么听到汽车响时,必然要怀着同样忐忑不安的心情想到自己的尾巴。怀着这样的心情,我被她踩了一脚,疼痛直接印到了脑子里,所以,我禁不住哼了一声。因为这声呻吟,F2停了下来,先问踩疼了没有,然后就说:晚上她要和我谈一件事。虽然要到晚上谈,但我现在已经开始头疼了。
“后来,老师躺在我怀里,把丝一样的短发对着我。这些头发里带着香波的气味。有一段时间,她一声都不吭,我以为她已经睡着了。我探出头去,从背后打量她的身体,从脑后到脚跟一片洁白,腿伸得笔直。她穿着一条浅绿色的棉织内裤。后来,我缩回头来,把鼻子埋在她的头发里。又过了一会儿,她对我说(轻轻地,但用下命令的口吻):晚上陪我吃饭。我在鼻子里哼了一声来答应,她就爬起身来,从上到下地端详我,然后抓住我内裤的两边,把它一把扯了下来,暴露出那个家伙。见了它的模样,老师不胜诧异地说道:怎么会是这样!这是我第二次提到此事,我感到羞愧无地,但也满足了我的恋母情结。其实,她比我大不了几岁,但老师这个称呼就有这样的魔力。”在我自己的故事里也有这样一幕:在沙漠里,老师把我的缠腰布解开,里面包裹的东西挺立起来,就如沙漠里怒放的仙人掌花。呼啸的风搅动沙粒——在锐利的沙粒中间,它显得十分浑圆,带有模糊不清的光泽。老师带着笑意对我说:怎么会是这样的?我低下头去,看到脚下的麻袋片里包裹的东西:一个铜锤和若干扁头钉子。老师拾起一根钉子,拿到我的面前:钉头像屎壳郎一样大,四棱钉体上还带有锻打的痕迹:这就是公元前的工艺水平,比现代的洋钉粗笨,但也有钉得结实的好处。老师就要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在此之前,她先要亲吻我,左手举着那根钉子,右手把那根直撅撅的东西拨开,踮起脚尖来……我抬起头来,环视四周——灰蒙蒙的沙漠里,立着不少十字架。昨天的同学都被钉在上面。人在十字架上会从白变棕、从棕变黑,最后干缩成一团,变得像一只风干的青蛙、一片烧过的纸片——变成一种熔化后又凝固的坚硬胶状物,再然后在风沙中解体。然后我又去看老师,她已经拿起了铜锤,准备把钉子敲进我的掌心。这是变成风干青蛙的必要步骤。老师安慰我说:并不很疼。我很有幽默感地说道:那你怎么不来试试?她大笑了起来,此时我才发现,老师的声音十分浑厚。顺便说一句,我仔细考虑过怎样处死我自己:等到钉穿了双手和双足之后,让老师用一根锋利的木桩洞穿我的心脏。这样她显得比较仁慈——虽然这样的仁慈显得很古怪。最后,她又一次说道:记住,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假如这个故事有寓意的话,它应该是:在剧痛之中死在沙漠里,也比迷失在白银世界里好得多。这个寓意很是恶毒,把它毙掉是对的。
“在老师的卧室里,我抱着她,感到一阵冲动,就把她紧紧地搂住,想要侵犯她的身体;这个身体像一片白色的朦胧,朦胧中生机勃发……她狠狠地推了我一把,说道:讨厌!你起开!我放开了她,仰面朝天躺着,把手朝上伸着——伸就伸到了窗台下的暖气片上。这个暖气片冬天时冷时热,冷的时候温度宜人,热的时候能把馒头烤焦,冬天老师就在上面烤馒头;中午放上,晚上回来时,顶上烤得焦黄,与同合居的烤馒头很相像——同合居是家饭馆,冬天生了一些煤球炉子,上面放着铜制的水壶,还有用筷子穿成串的白面馒头。有一回我的手腕被它烤出了一串大泡,老师给我涂了些绿药膏,还说了我一顿,但这是冬天的事。夏天发生的事是,我这样躺着,沉人了静默,想着自己很讨厌;而老师爬到我身上来,和我做爱。我伸直了身体,把它伸向老师。但在内心深处还有一点不快——老师说了我。我的记恨心很重。
“她拍拍我的脸说:怎么,生气了?我慢慢地答道:生气干什么?我是太重了,一百一十五公斤。她说:和你太重没有关系——一会儿和你说。但是一会儿以后,她也没和我说什么。后来发现,不管做不做爱,她都喜欢跨在我身上,还喜欢拿支圆珠笔在我胸口乱写:写的是繁体字,而且是竖着写,经常把我胸前写得像北京公共汽车的站牌。她还说,我的身体是个躺着很舒服的地方,当然,这是指我的肚子。肚子里盛着些柔软的脏器:大肠、小肠,所以就很柔软,而且冬暖夏凉,像个水床。胸部则不同,它有很多坚硬的肋骨,硌人。里面盛着两片很大的肺,一吸一呼发出噪声。我的胸腔里还有颗很大的心,咚咚地跳着,很吵人。这地方爱出汗,也不冬暖夏凉——说实在的,我也不希望老师睡在这个地方。胸口趴上个人,一会儿还不要紧,久了就会透不过气来。如你所知,从小到大,我是公认的天才人物。躺在老师身下时,我觉得自己总能想出办法,让老师不要把我当成一枚鸡蛋来孵着。但我什么办法都没想出来。不但如此,我连动都不能动。只要我稍动一下,她就说:别动……别动。舒服。”我和老师的故事发生了一遍又一遍,每回都是这样的。我只好在她的重压之下睡着了。
5.F2
晚上,办公室里一片棕色。F2穿着棕色的套装。头顶米黄色的玻璃灯罩发出暗淡的灯光,溶在潮湿的空气里,周围是黑色的办公家具。墙上是木制的护墙板。我伸手到抽屉里取出一盒烟来——我有很多年不抽烟了,这盒烟在抽屉里放了很多年,所以它就发了霉,抽起来又苦又涩,但这正是我需要的。办公室里灯光昏暗,像一座热带的水塘——水生植物的茎叶在水里腐烂、溶化,水也因此变得昏暗——化学上把这种水叫做胶体溶液——我现在正泡在胶体溶液里。F2首先提出要看看我的脚丫子,看看它被踩得怎样了。这是从未有过的事:以前他们都是只管踩,不管它怎样的。先是解开重重鞋带,然后这只脚就裸露出来:上面筋络纵横,大脚趾有大号香皂那么大。它穿五十八号鞋,这种鞋必须到鞋厂去定做,每回至少要买两打,否则鞋厂不肯做。总而言之,这只脚还是值得一看的。但是F2无心细看,也无心听我解说。她哭起来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她为什么要哭?我觉得自己穿上了一件新衬衣,浆硬的领子磨着脖子,又穿上了挤脚的皮鞋。不要觉得我什么谜都猜得出来。有些谜我猜不出来,还有些谜我根本不想猜。
昨天晚上遇劫后,我在家里洗澡时看到腰间那个壁纸刀扎的伤口。它已经结了痂,就像个黑色的线头,对我这样的巨人来说,这样的伤口可以说是微不足道,我还在上面贴了创可贴。但它刺疼不已,好像里面有一根针。我把那把刀找了出来,仔细地看了半天,刀片完好无损,没有理由认为伤口里有什么东西。现在没什么可做的,只好让它疼下去了。也许因为疼痛的刺激,那东西就从头到脚直撅撅的,和在停车场上遇劫时一样。细说起来它还不止是直,从前往后算,大约在三分之一的长度上有点弯曲——往上翘着,像把尼泊尔人用的匕首。用这种刀子捅人,应该往肚子上捅,刀尖自然会往上挑,给人以重伤。总而言之,这种向上弯的样子实在恶毒。假如昨天夜里F2看见了它,我就会有点麻烦。我老师在校园里走夜路,遇上过露阴癖,我准备用她的话来安慰F2:“他直他的,我走我的路”。当然,这话要改成我直我的,你走你的路。除此之外,我不是露阴癖。人家用刀子对着我,我才脱裤子的。这一点一定要说清楚。也许我该为那三分之一处弯曲向她道歉,但也要说清楚:人家拿刀子对着它,它才往上弯的。谁知F2没有提起此事。她哽噎着说道:老大哥,我要写小说啊,然后就嚎陶大哭起来了。我们在写作公司的小说室里工作,每人每星期要写一篇短篇小说,一个月要写一部中篇小说,一年要写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般的定额,我负责审稿,可以少写一些。每个人都对写小说烦得要命,现在有个人在我面前痛哭流涕,要写小说,实属古怪,但罪不在我。我试着说:我们不是在写着吗?她哭得更厉害了,说道:不,不写这样的。我要写真正的小说。我耸了一下肩膀,不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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