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操场上见人大炼钢铁，只见人来人往，就如没头苍蝇一样。在一片混乱之中，一股浩然正气，冲天而起。假如小孙说得对，那就是一股傻气冲天而起。我立刻投身其中，成为我们的一员。又过了三十年，我也长大成人。像大炼钢铁那样的事，不可能天天都有，所以只好委屈一点，在学校里教教书。学校这种地方只适合我们，奸党绝受不了这样的清苦。所以仁人志士，在所多有，很快结交了一帮人，搞起科研来。弟兄们个个是好样的，其中有学数学的，学材料的，学自动化的，学物理的，学生物的，学畜牧的。我在其中痴长数岁，被尊为大哥，行掌门之权。当然头上还有师长，那就是我的导师。要没有他老人家牵头，我们这个机器动物研究组也搞不起来。
我就出生在我任教的大学里，而且在这里长大。我记得我导师是六六年下半年到校的，在此之前，他是南洋富商之子（是小老婆生的），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拿了博士学位，到香港教书。据他自己说，他在香港加入了革命组织，受到迫害，所以回国工作。不过后来査明他说的革命组织乃是托派。所以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时把他整得好惨，满头打的包又大又圆。他到现在也不明白自己加入了什么，为什么挨打。据我考证这是一条规律：挨打的永远不知为何挨打，打人的永远知道为何打人。要在抡皮带的和挨皮带的之间建立共识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也不能给他说明白。徒不言师之过，不曝师之丑，这是做人的道理。他挨打时的有趣情形，我也不便细讲。我所要讲的是，我导师一回国，就见万头攒动，红旗如云，人人蹿上跳下没一时安分。他就觉得一阵大欢喜，立刻投身其间。
奸党与我们（2）
我导师见人人都写大字报，自己也不甘寂寞，根据文化革命的宗旨，尽胸中所学，努力写出一张大字报来。无奈他受的是殖民地的洋奴教育，汉字都认不了几个，更何况用毛笔。那篇大字报上墨手印比字还多，还有大量的拼音。至于内容，都是奇谈怪论。什么“革命是个集合”之类，知道的说，他老人家学的科学方法论专业，就会这个I不知道的说他是疯子。按说那年头谁都不信有疯子，疯子就是装疯的反革命；可他的托派嘴脸还没暴露，人家念他远道而来，也不怪他。于是他一篇篇写个没完，说道“文革”是怎么怎么一回事，应该怎么怎么进行，终于惹出事来。
我导师长一副典型的马来人嘴脸，黑不溜秋，干瘦干瘦，戴一对近视镜片，浑似瓶底。穿一件暗绿的呢子大衣，上面黑得流油，叫人看了就不顺眼。他就这么个样子，夹了一卷大字报去贴。那时北京城里最缺的一不是钱，二不是房子，而是贴大字报的地方。大家都要上墙上实现，可是没有那么多墙。所以所有的大字报都注着：保留五天。他又没有眼力价，上去就贴，正好被本主看见（那是一位五大三粗的退伍兵），上去一把揪住。我导师分毫不惧，操起台山话、广州话、潮汕话，偶尔还有普通话，和对方理论。对方只听见叽叽喳喳，喳喳叽叽，偶尔还有挨刀断气之声，一句也不懂就取了简捷的办法，飞起一腿，把他裤裆踢中。那结果正如医院诊断书上所说：阴囊挫伤，龟头血肿。我老师挨了一脚，觉得很疼。上医院看过后，把诊断画成大字报贴了出来，寻求公道，从此名声大噪：人家都叫他龟头血肿。
天钩道人和胡金镖在荒城第一次决战之后，猛然悟到：我何苦和奸党性命相搏？君子用智不用力。所以他发愤研究兵书战策，奇门遁甲，并那西洋机栝之学。第二次荒城决战，虽然约了一对一，他老人家不客气，就带了二十人去。假如胡金镖一人前往，也不和他废话，上去就把他乱刃分尸。对付奸党就该这样。可是奸党也不笨，一来也是二十人。两边见了面，都不好意思。天钩就说，老友，我炼了一座剑阵，要请你指教一二。胡金镖说，老友，我猜你就练了阵，所以多带人来看。天钩叫人排开阵来，只见剑气纵横，队伍严整，气概非凡。胡金镖手下的镙师个个久走江湖，对于单打群殴，都有经验，呐喊一声，长兵在先，短兵在后，暗器弹弓火力掩护，猛冲过来。无奈我们阵势严整，冲之不进。正在厮杀，奸党的两个伙计绕到上风头去，手持大板铁锹，捡那墙后树棵下陈年的风吹土，大锹的土扬来，弄得烟尘滚滚，对面不能相见。我们阵势因此大乱。胡金镖乘势杀散小道士，冲到天钩面前，正要把他一刀两断，天钩一按钩上的机钮，喷出一股水来，淋了他一头一脸，吓得他抱头鼠窜。原来那是壁虎尿，谁都知道蝎虎子尿沾上长癞，所以姓胡的长了一辈子桃花癣，到死都不好。我们和奸党第二次决战的情形，就是这样。
我们的机器动物研究组成立后，策划要做牛羊，做骆驼，做大象（就是不做人，人已经太多了），都没做成，因为没有经费。后来我导师龟头血肿出了个主意：何妨先做一头猪？他有位同学，现任美国短鼻子（又名爱猪者）协会秘书之职，也许能争取到资助。
我在研究组的会上提出这建议，全场为之欢呼。有几个兄弟当场学猪叫。只有一人笑得打滚，说：你们都疯了，谁给你们资助，就比你们还疯。我们的会上居然有这样的奸党言论，闻者无不变色。我也觉得面上无光，因为此人是我介绍来的。她是我的邻居，外语教研室的英语讲师小孙。
从集合论的经典理论可以得到，奸党就是非我们，我们就是非奸党。一个人，或则属于我们，或则属于奸党；两者不能都成立，也不能都不成立。这个道理非常明白，可到了小孙身上就不适用。她丈夫辞了教职到广东经商，这分明是背叛我们投入奸党；她自己又满嘴奸党言论。从任何方面看，她都是个奸党。但是我又觉得，把小孙划入奸党未免便宜了他们。这孩子白晳漂亮，个子高身条好，我觉得奸党不配有这样的人。因此修改定义道：奸党就是奸党除了小孙，我们就是我们加上小孙。这样得到一个悖论：如果小孙不是奸党，那么何来奸党除了小孙？如果小孙是奸党，奸党又是奸党除了小孙。在这个层面上，小孙是什么东西，很不容易搞明白。不过那天会后她找我道了歉，保证再不乱笑，我也原谅了她。在以后的工作中她很努力，负责起草了致美国短鼻子协会的几封信。在信上我们自称中国短鼻之友，要为可爱的猪营造机器丰碑，为此需要美国同志的支援。龟头血肿另有信件给他的同学。如此书信往返，经过一个月，彼岸来鸿，说道，造机器猪的钱他们给，而且寄了支票来。这时小孙又做出奸党行径。她捧腹大笑说：疯子到处有，居然有人出钱造机器猪！能吃吗？因为这些言论，大家一致要求我行使掌门之权，把小孙逐出门墙，我不答应。后来大家忙着造猪，她插不上手，也不常来，矛盾也少了。
我和小孙住在一个套间里。这是两间一套的房子，她住一间大的，我住一间小的。单身汉和一位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住在一起，恐怕有人会说闲话，甚至说我是采花淫贼。所以我想搬出去：但是小孙求我千万别去找房产处，这事的原委是这样：原来她结婚时，学校叫她，还有她丈夫，和我合居一单元，作为临时措施。等到新住宅盖起来，就给我一居室的单元让我搬出去。那时候他们天天催我去找房产处。现在她丈夫去了广东，她自己一个人，住不了两间一套房，也就不盼我搬出去。因为她年轻资历浅，没有资格有自己的房间，应该住单身宿舍。我们住的房子是学校在外买的商品房，连房产处都记不得有此一套房。我要不去求换新房，人家也不会记得这儿还住了个小孙。从房子的问题上，也可以看出她有很大的奸党成分。
我导师被人踢成龟头血肿后，采取的行动是把诊断贴出去，要大家评理，这是个天大的错误。正确的行动是他让你龟头血肿，你也让他龟头血肿。因为世界上只存在两种人：龟头血肿之人与龟头不肿之人。不肿的人无论如何也不明白肿了是多么疼。你要谁明白龟头血肿之危害，就要使他先肿起来。这一点在那年月尤其重要。可我老师不明白这个道理，采取了错误的行动，结果是人人叫他龟头血肿，包括不懂人事不长龟头的小姑娘。她们以为我老师是日本人，姓龟头，名穴踵。我老师很愤怒：我这么疼，你们还看笑话？于是奋笔疾书，写出了一论龟头血肿，二论龟头血肿，三论四论等千古文章。从文学和逻辑的角度来看，这些文章的价值不容怀疑（谁也不会怀疑斯坦福的教学水平）只可惜有个前提（或者说，一个公理）是错的。我老师以为，因为我是这样地疼（冷汗直冒，屁滚尿流等等），所以别人一定能明白，我是这样的疼。但是我已经说过，世界上的人分为龟头血肿与龟头不肿两类。肿的人越疼，不肿的越觉得可笑。假如你要在此问题上形成共识，只有让所有的人龟头都肿。我可以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起码有百分之五十的人没有龟头可供血肿。我老师不明此理，只好一篇一篇写下去。写到九论之时，忽然不能写了。原来是他的托派面目被揭穿，别人把他逮了起来。
到我写这一段的时候，又发生了很多事，叫人眼花缭乱。往事如烟，很多事我们再也记不得。比如我的导师为什么当过托派，他为什么回到大陆来，成了龟头血肿后他有何感受等等，他自己也说不明白。我不知道这一切，但是我知道，他是我们的一员。这一点足以解释一切。如果我是他，也会当托派，也会龟头血肿，也会回到大陆来。虽然他比我有才，有路子，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一样。至于路子，他确实厉害。就凭他一封信，就从短鼻子协会搞了一笔钱来。但是我们不争气，又把这财路搞断了。这事经过如下：我们拿了短鼻子协会的钱，大家努力奋战，做出一口机器猪来。它会跑，会叫，会记吃不记打，还会把字纸篓里的废纸吃下去，拉出墨水染黑的纸团来。用猪的IQ表一测，智力中等偏上，在任何方面，它和猪都没有区别。只是不能杀了吃肉，因为浑身钢铁，只脑子里有一点线路板，而线路板和肉还有点区别。正好美国短鼻子协会的一位老小姐来华访问，我们把她请了来，向她展示我们的猪。顺便叫世人知道，中国也有高科技。那女人一看，高叫：奈思，亡的夫，爱可杀伦，膘蹄肤！猛扑过去，就行kiss大礼，拉都拉不住。我们的猪鼻子上还带了三百八的交流电呢，一下就把她电出十米开外。中午吃饭时，又叫她看见我们吃猪肉。那女人大哭，说我们是啃你饱（cannibal―食人族）。回去后说了我们不少坏话，从此资助断绝，我们的科研陷于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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