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长篇小说十年估衡
引言
约十五年前——二十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当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骤然提速，当代文学顷刻失重，而军旅文学则更陷入被我谓之“政治语境淡化和商业语境强化的‘双重夹击’”之中，八十年代刚刚建构起来的辉煌和声威，一夜之间几乎面临消解之虞。然而，正当人们摇头慨叹风光不再、前景堪忧之际，约十年前——九十年代中期，我的视线同时遭遇了《醉太平》（朱苏进）、《穿越死亡》（朱秀海）、《孙武》（韩静霆）、《末日之门》（乔良）等四部长篇小说。经过一番“近察其态，远观其势”之后，我发现：“四部作品，四个角度：一从当代军营，一从当代战争，一从历史，一从未来，全面展开对军人的塑造，对军人价值的沉重追问，对战争与和平的崭新思考。它们在恢宏的时空中包容了军旅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它们的‘复合’，形成了一个立体、丰满而厚重的整体框架……它们的出现，给疲惫日久的军旅文学注入了活力，而且把新时期以来长篇军旅小说的水准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它还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以返，继老一代长篇军旅小说作家之后，新一代中年的长篇军旅小说作家已经趋于成熟，也为我们送来了长篇军旅小说创作大潮的隐隐涛声。”
果不其然，静夜听“涛”数年之后，到了2000年，我在《中国军魂的回溯与前瞻》一文中又不无兴奋地评荐了《突出重围》《亮剑》等长篇新作，最后更加坚定地指出——“总体看来，二十年的军旅文学，自八十年代末跌入低谷，到九十年代中晚期又开始攀升，其中最重要的表征就是长篇小说的繁荣已初露端倪，就此一点而言，已经超过了八十年代。尤为令人可喜的是，除了一批资深作家（如朱苏进、朱秀海、周大新等）已渐人佳境之外，一批新锐作家（如阎连科、柳建伟、徐贵祥等）正后来居上，其不少厚积薄发的长篇处女作（如《亮剑》《英雄无语》等）表现出了足可信赖的创作潜质。以此‘回溯’为依据再作一‘前瞻’，我们对二十世纪初军旅文学新的高潮可以期待，而长篇小说则最有可能成为这一‘高潮’到来之前最初的潮汛。”
幸而言中——进入新世纪，军旅长篇力作《音乐会》（朱秀海）、《楚河汉界》（马晓丽）、《历史的天空》《明天战争》（徐贵样）、《我在天堂等你》（裘山山）、《战争传说》（周大新）、《我们的连队》（陈怀国、陶纯）、《惊蛰》（王玉彬、王苏红）、《新四军》（赵琪）、《一路长歌》（衣向东）、《士兵》（兰晓龙）、《百草山》（李西岳）、《大院子女》（石钟山）、《赌下一颗子弹》（郭继卫）等等逶迤而出，连绵不绝。如果再加上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陈怀国的《遍地葵花》、朱秀海的《渡涛汹涌》、姜安的《走出硝烟的女神》、黄国荣的《兵谣》以及出自军旅作家之手的非军旅题材如周大新的《第二十幕》《21大厦》，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柳建伟的《北方城郭》《英雄时代》，黄国荣的《乡谣》《街谣》，党益民的《喧嚣荒原》，王海鸰的《牵手》《中国式离婚》等等，十年时间，军旅作家再次“突出重围”，长篇小说创作已由涛声隐隐的“潮汛”变成了“波涛汹涌”的大潮。
溯流而上，如果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等标志当代军旅文学的第一次浪潮，以五六十年代之交的《苦菜花》《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等标志当代军旅文学的第二次浪潮，以八十年代中期“当代战争”（如《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历史战争”（如《红高粱》《灵旗》）、“和平军营”（如《射天狼》《凝眸》）“三条战线”鼎足而立标志当代军旅文学的第三次浪潮；那么，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而又理直气壮地把十年来长篇小说的空前繁荣看成是当代军旅文学第四次浪潮的主要标志。如所周知，虽然说由于传媒方式的革命和文学生态的变更，就社会影响而言，“第四次浪潮”（仅限于长篇文本）也许和前三次浪潮不可比拟，但可以比较的是，它和“前十七年”以长篇为主体的两次浪潮形成了一种遥相呼应，而且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一种继承、拓展和超越：它和以中短篇为主体的第三次浪潮构成了一种对比与补充，而且，从中短篇到长篇，本身就是一种发展，承续和深化。
当然，关于我的“第四次浪潮”判断的主要支撑，首先是有了如上所列约三十部沉甸甸的作品，它们不仅可以在纵向的比较中显出新的特质，就是横向——置于当代文坛一流长篇行列中比较，也有相当一部分毫不逊色，它们在“茅盾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重大奖项中频频折桂或入围，就足以证明社会的认可；其次是有了一支成熟稳定的长篇创作队伍，他们年龄多在四五十左右，正富于春秋，精气沛然，经验老道，处于创作旺盛期，并有可持续的发展后劲；最后，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以这批作家作品为辐射，他们编剧、改编或被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如《鸦片战争》《康熙王朝》（朱苏进），《大转折进军大西南》《长空铸剑》（王玉彬、王苏红），《惊涛骇浪》《突出重围》（柳建伟），《弹道无痕》《历史的天空》（徐贵祥），《英雄无语》（项小米），《和平年代》《新四军》《最后的骑兵》（赵琪等），《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波涛汹涌》（石钟山、朱秀海），《我们的连队》（陈怀国等），《红樱桃》《汉武大帝》（江奇涛）等大片热播不衰，充分显示了军旅长篇（作家）雄大深邃的“酵母”作用，和它们借助影视传媒成倍放大的幅员辽阔的覆盖力量。以它们为亮点，带动整个当代军旅文学（包括虽然寂寞但仍旧默默前行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和中短篇小说）一道汇入了波澜壮阔的“第四次浪潮”，形成了新中国军旅文学史上最为缤纷多元、气象万千的雄浑景象。
限于篇幅，本文只能从“历史战争”“当下军营”“农家农歌”和“女性军旅”四个方面切入，择取若干长篇小说文本进行简要评析，以图对十年军旅（作家）长篇小说的基本面貌和主要特点有所把握。
一.反思战争：在直面死亡中铸造军魂
战争是军旅文学永恒的主题，它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智慧和丰富的美学内涵，同时也蕴藏着最为特殊的生命体验和最为真实的人性内容。前十七年的战争文学虽然影响巨大，持久有力地导引了几代中国青年的思想、感情、信仰乃至行为规范，在新中国的精神历程上打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它在反思战争、正视悲剧，开掘人性，解剖战争后遗症等诸多方面都不可避免地暴露了它的封闭、狭隘或单一。新时期以返，军旅作家在挖掘战争这座富矿时，大胆探索、小心推进，取得了多方面的突破。尤其近十年以来的军旅长篇小说，在反思历史中审视战争，在直面死亡中拷问人性，在穿越死亡中铸造英雄，把当代战争文学的整体水准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要展开论证，我们应首先提到朱秀海。
如所周知，朱秀海始终是一位最正宗的军旅文学作家，尤其执著于战争题材的长篇创作。从八十年代末《痴情》对“战争后遗症”的深情叩问，到九十年代中期《穿越死亡》对生存与死亡的直接追问，再到新世纪之初《音乐会》对人性与兽性的对比拷问，他成功地完成了“三级跳”，并且在战争题材领域中独步一时。迄今为止，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穿越死亡》是“南线”题材中的集大成之作。它完美地实现了严谨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豪迈的理想主义激情的融合，整部作品写得绵密细致而不乏大气，从容舒缓又力道十足，读来惊心动魄、发人深省。具体而言我们只需指出两点：第一，它建构了一个最适于支撑或容纳一部长篇容量的小全景式的故事框架。全书以一次收复失地的中型战役作为背景，生动而又细致地铺展开一幅从我军前敌指挥所到前线战斗排的立体画面。小说最具特色之处是故事中所表现出的巨大逆转和反弹：在最初的作战预案中毫不起眼的“六三四”高地随着战斗的发展变为决定整个战役成败的关键所在，而原先作为预备队的弱旅二营九连三排竟鬼使神差般地成为能去攻打这个高地的唯一力量。强烈的反差和巨大的张力推动着整部小说的情节完全按照战争的逻辑和规律向前发展，它波澜起伏、悬念叠出而又顺理成章、不着痕迹。从战斗预案到实施计划及至每个战术动作，作家都加以精准描述，细节的翔实可靠使奇谲莫测的故事既扣人心弦，又令人信服。小说的真实性和传奇性保证了它的可读性，这种可读性一方面为作品走向成功提供了基本前提，另一方面又为展现主题和塑造人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第二，更为重要也更为突出的是，它直面“死亡”这一战争中的重大命题，并以“死亡”为镜子来洞察人物灵魂和照取人性深度，这就大大拓展了当代战争文学的思考层面。与此前“生来就不怕死”的英雄相比，《穿越死亡》的主人公更加真实——一个只有十七岁的文弱少年上官峰—在带领九连三排困于死亡之谷的时刻，内心却充满了强烈的恐惧。作品勇敢地正视死亡带给人们必然的身心恐惧，指出“生命本能地拒绝死亡”这一简单的道理，大胆承认面对死亡时人们内心对生的渴望与珍惜。作者赋予上官峰过多关于死的冥想和形而上的思考也许有点强加于人，但作者对于死亡阴影的笼罩和沉重氛围的渲染，对于一个人恐惧心理的刻画和恐惧体验的触摸，是具体人微而且准确到位的。把这一点写足了，凡人向英雄的高度攀登的出发点才坚实可信。小说的难度更在于让这些人物符合人性和性格的规律向前发展，为每个人都找到了各自不同而又雄辩有力的行为动机和辩护理由，使他们最终都战胜了恐惧，穿越了死亡，成为了高地上的英雄，从而准确深刻地揭示了普通军人乃至懦夫的精神品位和人格境界，迎着炮火走向纯净与升华的心灵轨道，形象地展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堪称当代战争文学中直面死亡而又穿越死亡的先声之作。
相比较《穿越死亡》，《音乐会》又是另辟蹊径、独具只眼，它在战争的残酷中来探索人性和兽性的逆转，在人性和兽性的比照中去反思战争与和平的真谛。作品以东北抗联十六军与日寇殊死搏斗，最后悲壮地全军覆灭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为背景，以朝鲜小女孩金英子的视角带领读者深入战争，将抗联战士慷慨赴死的英雄壮举和日寇令人发指的血腥暴行，以及残酷惨烈的战争中人性的丰富与深邃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宏大叙事背景的支撑，小说中颇具匠心的人物设置也使得作者的人性探索别具张力。它巧妙地、最大限度地将人物推向极致，使人物的弱小无助和战争的强大无情形成鲜明对比与强烈反差。在这种对比和反差中，人性中撞击出来的火花就更为璀璨夺目。在《音乐会》中，一个最不应该出现在战争中的人物被推向了最惨烈的东北抗联战场：朝鲜抗日志士的遗孤、梦想成为小提琴演奏家的金英子，在战争中一一目睹了母亲、弟弟、丈夫和长辈、同龄伙伴的惨死以及整个十六军悲壮的覆没。这样的设置尽管过于残酷，但也正是通过特殊的人物设置和命运发展，作者才将关于战争的思考引向了全面和深入。作者站在金英子和松下浩二这两个异国少年的角度来反思战争，并不拘囿于一个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而是经由人性的普遍观照，获得了超越党派、民族乃至于国家的情感，进而使自己对战争的思索达到了人类共性的高度——这场战争是正义与非正义之战，更是人性与兽性之战，战争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悲剧。作者深刻地展示了战争如何使人性扭曲以及人性到达某种极限情境后会出现怎样激烈的变异。这种对战争的定位因为少了相对性，多了些绝对意义而更加接近于战争的本质。
劫后余生的金英子在接受采访时将门窗紧闭，因为她心中有一块痛：她始终怀疑自己无意中也曾吃下了狼肉甚至是人肉！回忆起在枪林弹雨中疯狂进击如同沐浴在音乐会中的快感，回忆起那些比兽性的日军有人性的狼群，无论是当事人还是读者，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了人类处于战争状态时兽性的张扬和人性的萎缩。这意味着，战争的双方需要对战争做出反思：人类应该对战争说“不”，永远化剑为犁，珍视和平。从《穿越死亡》写人怎样战胜恐惧到《音乐会》写战争如何将人性异化，朱秀海为推进中国当代战争文学与世界战争文学接轨所做贡献是突出的，从而也奠定了他在军旅文学第四次浪潮中的重要地位。
如果说朱秀海是从“死亡”与“人性”这两个角度来切人战争、召唤理性的话，那么都梁的《亮剑》则是在战争的传奇中更加人情化、人性化地重塑英雄，重铸军魂。显然，作者的商海经历和他的英雄情结之间具有某种潜在的联系：人物的生活依据来自战场，作者的情感参照则来自商场，因为在商场上见过太多重利轻义、背信弃义的人与事，就更加怀念真情和友谊，“世无英雄而更加渴望英雄”。由于作者早年从军所埋下的英雄情结，他便在作品中以理想化、传奇化的审美原则将英雄推向极致。与以往不同的是，英雄化与人性化在这里得到了统一。于是，一个重诺轻生、侠肝义胆的将军李云龙就这样呼之欲出。在战场上，他杀伐决断，快意思仇，为了营救亲人，他不惜打乱战斗部署，一意孤行，敢做敢当。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他为了坚守良知与操守、捍卫正义与尊严，宁折不弯直至凛然赴死。他的英雄乐章在隆隆炮声中轰然奏响，在虎落平川式的压抑与磨难中戛然而止，令闻者荡气回肠——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固然不易，但在和平时期（诸如“文革”的政治高压，诸如当下的金钱腐蚀）保持英雄的人性与情操则是更难。都梁的英雄理想是属于军旅的，但又是超越军旅的，它源于现实，高于现实而又指向现实，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和强烈的针对性，这也正是英雄主义在当下中国的意义和魅力所在。由于作家赋予了人物以更加强烈的个性，并对人物桀骜不驯的个性表达了更多人情化、人性化的尊重、理解与张扬，并始终贯彻了一种当代审美情趣和人性评价尺度，使这个老故事中的老人物因此而放射出了更加个性化、人格化的熠熠光彩。《亮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用新的观念照亮旧的故事与人物的成功范例。
与《亮剑》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如果说李云龙是人中之龙，艺高胆壮，有革命大侠之风范的话，那么，“梁大牙”则是一个从普通的乡村子弟成长起来的革命战士，他也许不如李云龙那么传奇和神乎，但他却因此更真切朴实，更加平民化，更加人情化、人性化、个性化。他的性格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浓缩的革命斗争史。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历史的天空》称作“后红色经典”。说它是“红色经典”，乃是从革命的历史题材，战斗的英雄形象、相对传统的叙述形式诸要素而言，之所以冠之以“后”，则主要考虑两点。一是作家在传统的宏大叙事中，以现代的观念、人性的取向，把目光聚焦于战争中个体的人和历史的种种纠葛，为人物设置生与死、善与恶等两难困境，在多种历史的偶然性背后，显示出历史的必然和规律。主人公“梁大牙”——一个米店小伙计为逃避日军追杀而欲投国民党军，结果阴差阳错闯进了八路军的根据地，从此走向了战争和政治。这样一个带着匪气的流氓无产者，其后却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激烈的战争中，逐步显示了优秀的品质和卓越的智慧，由一个不自觉的乡村好汉成长为一名足智多谋的指挥员，最终修炼成一名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斗争艺术的高级将领。这样带有传奇性而又具有可信性的情节架构，显示出作者对于偶然因索和历史必然律的带有哲学意味的思考。他似乎很看重偶然性的作用（如梁大牙误闯八路军根据地，以及被女战士吸引等等），但总体上还是令人隐隐觉察到那如命运般的历史必然的沉默的存在。这样灵活而务实地处理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是具有很强说服力的。二是牢牢把握人物性格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此前战争小说主人公多有一个性格变化的套路：即参加革命前个性峥嵘，棱角分明，一旦参加了队伍，提高了觉悟，便逐渐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符号化甚至神化，形象高大了，但个性阉割了，变得扁平干巴，丧失了人物的真实性和丰富性。而《历史的天空》在吸收借鉴《我是太阳》《亮剑》等作品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自觉而准确地把握了人物性格中正面与侧面、主流与支流的消涨关系，不管梁大牙的政治觉悟、身份，地位发生多大变化，他性格中那些作为“这一个”的基本元素，最具光彩和特征的部分都没有随之流失、衰减和消弭，反而愈益彰显，贯穿始终，持续焕发着新鲜热烈的光彩。而且作者善于通过精彩情节、细节传达人物性格，不仅梁大牙，包括他身边的一个人物群都比较有个性，甚至像是“一个个不同人物性格的小型展览会”（雷达语），作者把人性、情感、欲望、命运同战争生活和政治生活进行了完美的结合，通过人物个体生命对历史的言说，完成作家生命知觉的表达，以丰满、真切的生命体验的细节和碎片，去填充和修补想象中的历史，使历史中的战争和战争中的个人都变得更加复杂、丰富和耐人寻味。
二.立足军营：寻找“台点”与“起点”
多年来，由于军旅文学在组织方式和观念形态上的特殊性，使军旅小说家在处理和平军营题材的时候往往容易受到掣肘：或受阻于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惯性，或受制于当下部队生活体验的缺乏，作品往往人物性格靠色，或情节简单雷同。这种类型化的倾向常常会导致作品真实感的不足，而真实感的缺失又会使小说的现实性和影响力大打折扣。在当今全球化的大潮中，军人的价值观念、职业标准、思维方式、情感表达都与过去有着很大的不同，怎样尽可能贴近当下部队官兵的现实生活，是军旅作家无法回避的问题。面对着空前复杂的生活，面对着多元文化的冲撞，处于当代军旅文学“第四次浪潮”中的弄潮儿们，开始对和平时期军旅小说的主题进行不同方向的探索和不同程度的突破，而这种探索和突破的一个显著表现便是对我当年提出的“军门子弟作家”与“农民子弟作家”或日“军营文化”与“乡村文化”之“合点”的寻觅；朱苏进笔下的“将军梦”开始向现实坠落，而陈怀国作品中的农家子弟则向职业军人迈进。
至于柳建伟的《突出重围》，就更是在新旧思想交锋中寻找“合点”，获得“起点”。
从《炮群》到《醉太平》，朱苏进的写作风格由剑拔弩张、慷慨激烈一变为随意放松，娓娓而谈，这多少让人觉得有些新奇。《醉太平》中的主人公不再为坚执于高远理想而牺牲现世享乐，恰恰相反，他们开始在太平盛世中沉醉，在权势或情理的驱动与诱惑下，或振作或清醒、或颓唐或沉醉，他们的才华因此而变质，个性也因此而扭曲。但朱苏进写来却冷静客观，入木三分而又公允持平，还常常悬置判断，对人物不作丝毫的丑化或鞭挞，更不时流露出对某一举措的赞赏与把玩，这就使他对当下军营世态人心图的描画不但栩栩如生，而且意蕴深长。这种变化是显而易见又令人吃惊的。首先，是支撑其作品的精气神，已由强烈执著的理想主义呼喊让位于无可奈何的现实主义审视，或者说由批判取代了肯定，由消解取代了建构。《炮群》式的青春梦的破灭使朱苏进笔下的英雄只剩下碎片，我们不禁要问：
英雄无觅的慨叹是发源于作家本人的成熟与深刻，还是因为世俗环境强大的同化力与侵蚀性？抑或是英雄自身的精神世界和人格结构原来就存在缺陷？这就涉及到朱苏进的第二点变化：《炮群》之前，他一直在试图对和平环境中军人的价值做出定位与判断。而《醉太平》则不同，尽管它也通过对军人灵魂的审视而抵达了共通的人性层面，但作家并不满足于此，他的意图是要借助一个大的象征，从整体上超越军旅文学的樊篱——走出军营而直指中国的社会机制和某一部分病态文化。《醉太平》表面上“写的是军区大院里的人和事”，实际却是在指涉“一种一切大院都有的文化心态”。
如果就此而言，它或通过官场这个窗口的透视，或经由人际关系网的辐射，确实把军队大院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杀伤力揭示了出来。但是以作家的创作意图来要求，它并没有达到预设的期望值。而在我看来，与其把军队大院看成是中国大院文化的一个缩影，还不如将其视为当下中国军队生存环境的某种写真更具有现实性和警醒意义。也就是说，在以往朱苏进的笔下，英雄主义激情和品格的高扬，始终是以徘徊在天际的战争作为强大的对峙物来参照、来驱动和激发的。如果一旦失去了这个“对手”（譬如说换成了“大院”这样的生存环境）军人应该怎么办？在日益世俗化和物质化的今天，英雄何以成为可能？这个时候的战争就是自己和自己的战争：
是在太平俗世中迷醉与沉沦，还是抗争与升腾？显然，朱苏进关注的仍然是和平时期军队的自身建设与军人的自我完善。
如果说朱苏进在《醉太平》中对英雄主义冷静的审视使我们看到了当代职业军人理想的新变异，那么陈怀国对农民之子性格与心态的稔熟则使得《遍地葵花》中的农民军人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作品通过对一群农家子弟军营故事的描写，为我们展示出一部当代中国农民军人的心灵史，而且首先体现了鲜明的反思和批判色彩。作者自觉地突破农民军人自身的局限，从农民军人的爱恨纠缠中超脱出来，使小说的主题思想得到了升华。其次，这部作品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丰满、典型、独特的农民军人形象。此前，还没有哪一个作家用一个长篇的篇幅如此集中地刻画和塑造一个农民军人——尽管这部作品写了一群农民子弟在当代中国军营中的奋斗历程，但主要还是全方位地，立体、纵深地勾勒描摹出了许家忠“这一个”的生命史和心灵史。从一个农村青年当到团长，再到犯错误，作品以二十多年的时间跨度，将许家忠这个貌似忠厚实则精明、胸怀大志又容易满足的复杂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由农民到军人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农民出发最终又回到农民的过程，更是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再次，这部作品不但写得扎实饱满、准确到位，还写得从容舒展、张弛有度。作者对日常琐事精细而不累赘的描写，使我们体验到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情感和生活的丰富内涵。练军歌、踢正步的过程，同时也是许家忠们人生演进的过程。一首军歌、一声口令，足以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在从军道路上跋涉得多么沉重。可以说，陈怀国在《遍地葵花》中实现了两个超越：一是对同类题材的超越，作者自觉清醒的反思批判意识使农民军人主题创作显示出了继续拓进的可能。一是对自身的超越，过去我曾谈到陈怀国的作品写得太实太满，密不透风，缺乏灵动感，但在这部作品中，一个个扎实的细节里有了形而上的思考和强烈的主观情感，这就使细节本身具有了很强的浪漫色彩和艺术张力，进而使作品实中有虚，灵动飘逸。总之，《遍地葵花》以直面人生的写实主义精神，既对农民军人逃离土地争取美好生活的渴望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与尊重，又对农民军人的根性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暴露与批判，既超越了简单的英雄化取向，又纠正了非英雄化的偏颇，更对农民军人与军队现代化、人的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了意味深长的思索与忧虑。
《醉太平》和《遍地葵花》，一个出自军门子弟之手，一个出自农民军人笔下，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了各自对于“乡村文化”与“军营文化”之间差异的超越。而柳建伟的《突出重围》则通过对“科技强军”主题的感性诠释，为我们展示出作者努力突破“农人”和“军人”的局限，进而寻找“乡村文化”与“军营文化”之间的“合点”的企图。简短捷说，这部作品可以概括为“五个一”：第一，它是一部忧患之作。通过一场摹拟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无导演大演习，作品揭示了中国军队在二十世纪末世界军事、政治、经济格局中所面临的严峻生存挑战，体现了作家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认识水平与表达能力，呈现出沉郁激越的美学风范，暗合了转型期社会的时代精神。第二，它是一部本色之作，充分体现了军旅文学的本质特点，即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主旋律，堪称军旅长篇小说的中锋正笔。第三，它是一部尝试之作。作者尝试做了两种融合：一是把战争生活与和平生活进行融合，打通了“以战为主”和“以和为主”两种传统的思维方式，预示出了军旅长篇小说一种新的生长点。第二种融合，即所谓寻找两类作家的“合点”：它把以朱苏进为代表的职业军人理想的英雄化书写和以阎连科、陈怀国为代表的农民军人的现实性吟唱作了一种调和。第四，它是一部塑造人物群像之作。几十个人物从普通士兵到大军区司令员，浓淡相宜，错落有致，提供了一个庞大的人物群像。第五，它是一部雅俗共赏之作。从假定性的故事框架、一波三折的情节线索和男人间的斗智斗勇中都不难看出好莱坞影片和金庸小说的良性影响。最后，因为《突出重围》的盛世危言品格，我们愿意对其艺术上的粗疏和不足报以宽容的微笑。
三.走出军营：“农家军人唱农歌”
虽然从军旅作家的义务要求来看，我们当然更乐意看到军旅作家们把更多的创作精力投放到历史的战争和现实的军旅生活方面，但是，画地为牢，过分强调这种取材的功利性，也将是狭隘的，无疑会使部分军旅作家尤其是具有双重（农人和军人）人生背景的农家军人作家的创造力受到压抑。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创作环境的进一步宽松，军旅作家的定位逐渐淡化，农家军人作家的创造性得到了全面释放。他们不再左顾右盼，果断而又气定神闲地展开了他们人生的另一半，得心应手地唱出了更加底蕴丰厚的“农家农歌”，写出了真正能展示他们全部的创造才华与实力的代表作，并且引起了整个当代文坛的瞩目，这些作品理应是军旅文学（作家）的重要收获，它们是“农家军歌”的底色和背景，同时又对军旅文学构成了一种对比和补充。他们中间，最有代表性的首推周大新与阎连科。
应该说，周大新的《第二十幕》有两大特色；一是中国味道，二是百年历史。以中国味道用百万字篇幅讲百年历史，就构成了《第二十幕》“长河小说”的“史诗品质”。所谓百年历史，体现了作家宏大的眼光和雄心，即敢于从大处着眼，同时又体现了作家精细的题材选择和艺术构思，即善于从小处着手。作品通过河南南阳尚达志、尚立世、尚昌盛一家三代惨淡经营“尚吉利”丝绸业的家庭史的经线，精心编织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图景，进而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做出了个人性的艺术透视。
在尚达志、云纬、草绒、卓远等人物身上，集中表达了作家从民族工业、权力经济、女性命运、知识分子良知等角度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所做出的评价。最令人深思的是主人公尚达志，他一方面代表了作家的人生理想，或者说为实现人生理想而坚忍不拔，九死不悔，万劫不磨的韧的精神。作家对他满怀深情，倾心塑造，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能隐约看到作者心灵的历程和情感的面影。另一方面，作家在人性立场上又和他保持了适度的距离，对他的人格模式进行了审慎的批判。
作家借女主人公云纬之口，最终指出了尚达志“重物轻人”的人生哲学，实际上是他一生中最根本的失误乃至失败。从青年时期牺牲初恋、中年时期出卖女儿到终生压抑爱情，画出了一条为“物”、为“名”、为“霸王绸”而弃绝俗世幸福、泅渡人生苦海、违反人道人性的自我异化轨迹。“好梦难圆”是物质层面上的（霸王绸久不可得），更是精神层面上的——以人性的异化或戕害为代价去换取那个物，岂不是舍本求末吗？这是作家对前工业社会的反思，亦是对人类终极关怀的追问，在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的世纪初的今天，作家的追问尤有警策意义：如果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性不能得到更加健全、自由的发展与张扬，那么我们会不会违背出发的初衷而误入歧途？至于本书的“中国味道”，这里只能简略涉及两点，一是从《红楼梦》到《白鹿原》的家族史的大结构框架，在本书中有成功的借鉴与化用，与其说是得益于《百年孤独》，还莫如说是取法于本土经验。二是作家重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重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这正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基本元素，也恰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根本要领。周大新深谙其中三昧，他恪守这些，求仁得仁，走了现实主义正道，酿制出了一坛“中国味道”纯正的“老窖”。
与周大新的《第二十幕》不同，阁连科在《日光流年》中把目光投向了现实。阎连科能写出《日光流年》是令人惊异的，惊异之处在于：九十年代以来，阎连科是以新乡土小说家和新军旅小说家的双重身份崛起于当代文坛的。其写作风格和写作对象比较吻合，偏于“实”的和“土”的一路，正好是“虚”的和“洋”的《日光流年》的一个反照。如果说，此前阎连科“以最洋的形式来写最土的故事”的《年月日》在圈子里博得了一片喝彩，但美中不足依然存住，借鉴的蛛丝马迹过于明显《年月日》很像一个完美的《老人与海》的中国版本，它的人物，它的象征寓意，它的叙述节奏都容易使人想起海明威。而《日光流年》就大为不同了，就像一位高明的花匠，把各种外来的肥料、养分都深深地埋进自己的土地中，最后长出了一朵中国的奇异的花。首先，《日光流年》直逼死亡主题的异乎寻常的勇气和镇静给人以震撼。它讲述的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惨烈的死亡故事——数百口三姓村人为了战胜四十岁的生命极限而不停歇地与宿命奋斗与抗争。他们卖淫、卖人皮、引水、翻地、种油菜，为死而生，为生而死，在一次次绝望的循环往复中展示了希望的力量，在一次次失败的无情命运里歌颂了精神的永恒。这是一个以死亡写生存的主题，以死亡的虚无和不可战胜来反观生存的意义和无意义，生命的真谛蕴藏于故事的荒诞之中。
这是一个中国农民生存韧度的现代象征，一则人类社会渴望生命长度的古老寓言。其次，《日光流年》繁复而精巧的结构表现了作家对长篇小说本质某种独到的理解。长篇小说可以是重思想的，重生活的，重故事的，重人物形象和命运的，但也可以是重结构的，阎连科显然是偏于后者或至少是将结构和其它元素等量齐观的。结构服务于内容，但也能深化内容。
《日光流年》从后往前，从死到生的总体倒叙就大大凸现了死亡的主题，极度强化了对生之来路的回归与眷恋。但五卷各个不同的文体变化，在简单中寻求复杂，在和谐中富于变化，在宏大中追求精致，充分显示了结构的独立意义和独特魅力。再次，《月光流年》以其语言的华丽与铺排，展现了作家挑战汉语写作极限的决心与才气。一般说来，“写短篇就是写语言”（汪曾棋语），而对于长篇小说的语言则似乎不必过于苛求和考究。
但阎连科却不服这口气，偏要铤而走险，以短篇的语言来要求长篇，四十余万字几乎是句句琢磨、一丝不苟，到处运用感觉的互通、夸张与变形，充满了魔幻色彩、神秘意味与诗化氛围。读来如梦如魇，虚无缥缈，扑朔迷离。一部长篇小说的语言达到通篇的陌生化效果，确实不易。以此几点为参照，作家此后的《坚硬如水》《受活》则反倒有所不及。
如果说周大新的《第二十幕》和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分别向纵横两个方向拓宽了“农家衣歌”的音域，那么柳建伟的“时代三部曲”几乎就是一部雄浑庞大的交响乐。其中的《北方城郭》和《英雄时代》分别以当下中国正在急剧变化的乡村和都市为主要舞台，开阔而深沉地传达出了一个多语意识构成的中国社会在多种意识相互竞争、相互渗透、相互激荡中隆隆前进的足音。两部作品的整体艺术成就也许不尽相同，但作家如此迅捷且全方位地切人现实中国所表现出来的洞察力、前瞻性和广阔的大视野，在此前的军旅文坛上都是难得一见的。
四.军旅女性：“万绿丛中一片红”“前十七年”，军旅文学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作家的天下，偶或有个别女性介入诗歌（如杨星火）或散文（如郭建英）创作，其性别因素也常常被忽略不计。等到新时期，“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难以计数的青年军旅女作家全方位地介入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中短篇小说领域，确实把军旅文苑点染得姹紫嫣红，但唯独在长篇小说领域，依然倩影难觅。遍披记忆，大概也只有严歌苓的《绿草地》留下模糊的印象，充其量也不过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然而，近十年以来，情形大为改观，从庞天舒的《落日之战》到项小米的《英雄无语》、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姜安的《走山硝烟的女神》，王曼玲的《正午告别》，张慧敏的《叙述的森林》，直到马晓丽的《楚河汉界》，燕燕的《去日留痕》，“你方唱罢我登台”，成为“第四次浪潮”中新的亮点，并且大有“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之势。这些作品虽然都是作者的长篇处女作，但却各个出手不凡，起点颇高。她们摆脱时下女性文学中流行的以“小我”为中心的“私人写作”或“身体写作”模式，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历史和无限丰富的社会生活，以特有的视角切入战争和军营，为女性写作开辟了新的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扫文坛中的“脂粉气”，打破了军旅长篇小说领域中男性作家的一统天下，不夸张地说，形成了军旅长篇小说创作“万绿丛中一片红”的新生面，为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增添了一抹绚丽的颜色。下面仅以《英雄无语》和《楚河汉界》为例，略作评析。
在众多对“英雄主义”的书写之中，项小米的《英雄无语》唱出了一种别调。简而言之，其新异之处有三；首先，作者的“紫色”英雄观深化了“英雄是人”的观念。新时期以来作家们对“高、大、全”式英雄观的反省与突破，还多局限于人物的性格弱点或某些工作失误，较少涉及其思想品质和道德人格等深层因素，而项小米把“说不清楚”的“爷爷”定位为“紫色”——红色与黑色混合而成的神奇颜色。“爷爷”既是坚定的红色英雄，同时身上又蕴藏着与之完全相反的黑色封建性和匪性，两种截然不同的色彩在“爷爷”身上共生共存，此消彼长。这种对既定的“英雄”观进行大幅度调整的写作尝试，既使作品展现了更为扑朔迷离的历史景观和人文景观，又为“英雄是人”的自省模式带来了新的审美内涵。“爷爷”参加革命并非自觉，参加革命之后其觉悟和素质也未见得提高了很多，比如他与三个女人的关系：先是蹂躏和使唤作为童养媳的奶奶，接着又离开了曾经恩爱有加的二奶奶，而心安理得地与戴眼镜的三奶奶结了婚。女人在“爷爷”心中的分量只是如“衣服”而已，多几件少几件又有什么关系？以至于家人将爷爷看成是一个道德沦丧的人。这样的人和英雄相去何远？然而，爷爷又是实实在在的英雄，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对党和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无名英雄：他卧底敌营，神闲气定；护送情报，不顾死生——爷爷是红色加黑色化合而成的“紫色”英雄。这种英雄观为“英雄是人”的自省模式增添了几分诡异与传奇。其次，低调的反思深化了革命历史题材的思想内涵，作品从人物本身与社会历史两个层面交叉展开，在感情上爷爷从未真正拥有过女人，内心孤独的他却对此毫无意识，在工作上他与白区战友一起流血受罪，却成为革命成功后的“另类”，平时不受重用，运动一来便一个接一个不得善终。这样一位发育得不完全便上了路的畸形英雄，伤害了别人又受到了历史的伤害。这种低调反思使得《英雄无语》在格调上既不同于《皖南事变》的哀婉悲歌，又不同于《我是太阳》的慷慨陈辞，而是自始至终保持一种低回又不失深情的咏叹基调，通过对人物命运和人物性格的悲剧性反思，揭示了革命历史某种意义上的混沌，以及人性的斑驳复杂，不可捉摸。面对这种混沌繁复，英雄无语，观者黯然。再次，精练的语言和冷峻的叙事强化了作品的风格。《英雄无语》的故事容量很大，爷爷作为一名“特科”中坚人物，有许多传奇事迹可资铺陈，然而项小米没有刻意追求故事的惊险奇巧，而是在干净准确、精练简约的语言叙述中，坚持贯彻了一种冷峻沉着、从容客观的叙事风格，克服了女作家中常见的絮叨、拖沓与琐屑，凸现了作家思辨结合的小说风格，较好地体现了复杂、深沉和锐利的小说语言魅力。这是项小米的个性使然，也是她的修炼所至，是她长期经历编辑职业磨炼之后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
马晓丽以一部思想穿透力直逼《炮群》和《穿越死亡》的《楚河汉界》，令军旅文坛大为惊异。马晓丽出身军人家庭，虽然承袭了由朱苏进开创的“铁蒺藜”式的写作风格，显示了女性罕见的强悍笔力，但同时又突出了自己的思考维度和叙事特色。
相对于《炮群》和《穿越死亡》，《楚河汉界》对军门子弟个人奋斗史进行了更深一层的挖掘。此前的作品，主人公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理想与现实的不可调和，是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和痛苦，而不是人格分裂的痛苦。而《楚河汉界》已经意识到了在理想、目标之下人自身的变异，并对这种变异提出了质询。通过父亲周汉的反观和儿子东进、南征的故事，作者又进一步引发出对理想和追求本身的怀疑，但是这种怀疑的最终结果并没有否定理想，而是为理想实现找到了一种道德平衡，这就又与《醉太平》构成了一组相承接、相融合的互文关系。此外，《楚河汉界》虽然以军门子弟的人生道路为主线，但对军门以外人物的命运亦有独特的形象塑造。以前的作品在描写非军门子弟时视点多在农民军人身上，如“农家军歌”路线，而这部小说里与周东进对比描写的同代军人魏明坤并非农民出身，他的人生理想是在同周东进的一次次较量中逐渐强化起来的，他只是个人单独奋斗的一个代表形象，并没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为依托。魏明坤一次次的精神蜕变没有伴随着阵痛般的道德伤痛，因此他就不会面临历史道德与现实要求之间的两难选择。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军门子弟内部分化的描写也是作者的一大收获：黄妮娜、“小不点”李小兵等，是军门子弟中最没有报负、也最没有理想的人物，他们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革命奋斗的反讽，也从反面预告了理想本身的意义。在情节叙述的设置上，《楚河汉界》亦有独特之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历史和现实的接洽与对比，形成两条线索：一方面，小说从周汉昏倒，进入脱离肉体的潜意识状态写起，使人物可穿越历史与死者自由对话，形成与现实的某种对应，另一方面，这种超越了现实的价值判断也有利于以比较超脱的审视眼光看待现实和历史，进而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为解决现实束缚提供某种指导和暗示。
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小说道出了核心问题，即在信仰、理想、追求的旗帜下，人如何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要坚持自身的统一性、确立个人追求与个人良心的统一，引申开来，便是个人与历史之间的矛盾。小说里的人物，都有一种在历史规则下对于真假、美丑、善恶的焦虑，这是一个如何评价真、坚守真的哲学式的痛苦。当看到周汉在关于团长个人荣誉和耻辱的选择中，终于牺牲油娃子的做法时，我们一方面发现人在这种选择以及由此衍生的真假判断的痛苦中必选其一的无奈与绝望，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历史的无情和历史发展中一些原则本身的可变性。小说为解决上述理想与现实、个人与历史的种种对立，以象棋为喻，指出输赢无高下，但最高者应是“棋性”，表达了作者的一种关切：在历史的背景下如何尽力拓展个人生存的空间，如何在“心灵之河”与“现实之河”之间凿开一条渠道。小说借人物之口说道：“或许，只有不拘于现实之河的人，才有可能渡过心灵之河”。这是某种方式的平衡，更是某种方式的无奈。
管中窥豹，见微知著。无论是项小米、马晓丽、裘山山、姜安、庞天舒，还是钟情于非军旅题材的王海鸰（《牵手》《中国式离婚》）、王曼玲（《潮湿》《丝绒》），她们的作品已然显示山了一种“军旅女作家”的特殊标志——她们当然有别于男性作家，但她们又显然不同于当代文坛的多数女作家，她们的眼光、胸襟、魄力和腕力俨然具有了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军中花木兰的气势——“双兔傍地走，安能辩我是雌雄？”要详细分析军旅女性写作，得另择时机、再作长文，同时也有待于“红色娘子军”们的继续努力。
结语
十年走马，匆匆一览，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不过，我们依旧可以据此做出一个大体判断：当代军旅文学经由“前十七年”的“政治话语的统摄”和“新时期”的“意识形态的激情表达”，进入了当下的“多元文化的选择与融合”。由于九十年代的“双层消解”（一是“组织形态”即“集群运作方式”，二是“观念形态”即“意识形态色彩”）。军旅作家们反而获得了解脱，以一种更加个人化，更加自由化的姿态灵活地穿越了“双重夹击”而“突出重围”，从而在多音齐鸣、杂语共存的文化背景中，运用长篇小说这一大型体裁，与未定型的当下中国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多语对话，使传统意义的军旅文学在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之中获得了蜕变和新生。他们不仅以其自身对于精神与意志的引领而填补了这个多元时代里某种理想与信仰的缺失，同时也以独特的思考、深入的探索表达了对中国社会转型中诸多困惑的叩问与疑虑，进而使向来观念单纯、旋律统一、音调高亢的军旅文学，逐渐变得更加驳杂、丰繁和深沉。
毫无疑问，这将是近未来的又一发展趋势。具体而言，我们不妨再预测两点。其一，由于长篇体裁与当下复杂社会生活和出版、影视市场需求的双重对应关系，它将吸引愈来愈多作家创作精力的投放，一些“70后”甚至“80后”的新生代作家已经拿出了自己的处女作（如上个世纪末师永刚的《西北望》、詹文冠的《恕我违命》和新近出炉的刘健的《战士》等等），已经浮出水面的稳定的长篇创作队伍和暂时无法预知的后备力量将会联手持久地推动长篇发展，使长篇小说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段内成为军旅文坛独领风骚的文学样式。需要郑重提醒的是，他们必须警惕市场与金钱的诱惑，力戒粗制滥造，摈弃将长篇小说当作影视剧本潜文本的写作意识（其实当下已有与市场媾和的苗头，譬如将小说与剧本套写，甚或先写剧本再改为小说等等），否则势必影响与降低长篇小说的艺术质量与精神品位。我一向的主张是，即便从影视市场或商业考虑，那也该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写好长篇，只要有了好作品，那就等于什么都有了。相反，如果患得患失，心存旁骛，反倒可能鸡飞蛋打，应了那句偈语：无心恰恰有，有心恰恰无。其二，由于军旅文学意识形态色彩和军旅作家身份的双重淡化与模糊，将会有愈来愈多的军旅作家突破军旅，走出军营，以基于军人而又大于军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对中国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的体验、反思、认识与表达，早些时候的周大新、阎连科，当下的柳建伟与王海鸰都是在此一方向突围的成功代表。需要积极呼吁的是，我们自然希望有更多的军旅作家立足军营、坚守阵地，在绿色加方块的限定中“掘一口深井”。如是，他们则必须在“高”与“低”两个向度上做出努力——所谓“高”，即跟进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进程，及时了解与熟悉高新技术前提下的新军事变革，并完成艺术转化；所谓“低”即深入基层，把握广大官兵的脉搏与广阔军营的现实矛盾，反映出现代化进程中的军人的真情实感。舍此，军旅文学的深化无从谈起，甚至军旅文学的流失亦非危言耸听。果真如此，则只有军旅文坛或军旅作家而无军旅文学了。因此，我们最后期待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在保持相对稳定的题材范围和审美风范的基础上，兼容并包，推陈出新，以更加开放的气度、更加平和的心态，汇入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汪洋大海之中。
（篇幅所限，本文对十年军旅长篇小说的缺憾与不足一概从略，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完美。恰恰相反，值得反思与探讨的问题太多，与其蜻蜒点水、浅尝辄止，还不如留待以后有机会再作专门讨论。）（原载《南方文坛》2005年第二期）回溯八十年中国军旅文学长河，不难发现，军旅文学的成长演进与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息息相关。军旅文学既是人民军队始终不渝的思想、教育和宣传利器，同时，又客观而及时地记录了革命战争的历史风云，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军旅生活，细腻而传神地刻画了军人形象，抒发了昂扬向上的理想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品格，积极建构军营文化和军人核心价值观，源源不断地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输入强大而持久的精神与情感动力。作为一种题材特定的文学类型，军旅文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建构起了以“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为核心的美学品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堪称社会主流文化与国家精神建设的中流砥柱。
站在新世纪的光辉起点，回望来路，中国军旅文学所走过的八十年历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大体合拍。军旅文学的繁荣昌盛和冷热沉浮，或深或浅地记录了人民军队和人民共和国成长壮大的艰辛步履，或明或暗地反映了中国军人八十年的光荣与梦想，亦从诸多侧面折射出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演进轨迹。与社会、历史及政治的紧密联系，决定了中国军旅文学八十年来发展历程的每一阶段都烙有鲜明的时代印痕。随着历史的演进，时代的变迁，现实生活的“物质基础”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军旅文学的艺术风格作为“上层建筑”也自然而然地“与时俱进”、做出相应的调整，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特定的艺术风貌。
整体而言，军旅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文学类型，究其实质，有着两个鲜明的总体特征。一是“为政治服务”决定了军旅文学内容的政治化与功能的宣传化；二是“为工农兵服务”决定了军旅文学风格的民族化与形式的大众化。而鲜明的民族风格在“前十七年”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并突出地表现为两种模式：一是在形式上直接采取了传统的章回体或传奇式叙事方法，形成了传奇化的叙事风格，另一种是在作品中塑造带有鲜明民族性格和精神的人物形象，井展现出本民族特有的民风民俗和生活风貌，这类作品在精神内涵上更多地展现了我们民族的气魄和本质。新时期以来，“伤痕”“反思”“改革”“寻根”“新写实”“新历史”“先锋”等文学潮流的演进，使整个文坛呈现出一种开放和多元化的繁复状态。军旅文学在新时期文坛虽然总体上显得慢半拍，但亦步亦趋也使军旅文学呈现出相应的多元格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徐怀中的短篇小说《西线轶事》不仅仅开启了军旅文学的“新时期”，更是经由对刘毛妹这样一个典型的“伤痕人物”的塑造，表明了作者正视悲剧的意识和反思“文革”的态度，从而转变了以颂歌为主旋律的单一基调。而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更是大刀阔斧地揭示了军队的现实矛盾和历史伤痛，令人振聋发聩。磅礴的激情、粗犷的行文和崇高的悲剧美感，形成了作品崇高悲壮的艺术风格，为军旅文学初步确立了悲剧的审美范式。
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在颂歌范式和悲剧范式之外，也出现了不同的审美追求和尝试，或在写作技巧上，或在表现形式上，或在思想内涵上，吐故纳新，别开生面，为军旅长篇小说带来新的艺术魅力。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在文化寻根的意蕴中更具有形式上的“先锋”探索意味，他也是军旅作家中唯一被纳入八十年代中期的那场“先锋文学”思潮的作家，海波的《铁床》，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手法，运用意识流和通感等技巧，把笔触伸向战士的心灵深处；而柳建伟的《突出重围》则第一次对我军建设现状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作品“干预生活”的效果为军旅小说之前所未有。
艺术风格具有两重性：一方面，风格是时代的风格，是某一时代所普遍采用的艺术语言。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作家生活于时代之中，不能不感受到时代的气息。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要渗入时代文化的因素，表现出时代性。另一方面，风格又是作家个人独创的风格。优秀的军旅作家们往往能够穿透意识形态的包裹，充分发挥作家的主体性，张扬文学个性，从而在军旅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毛泽东诗词想象浪漫、辞采飞扬，豪放大气却不废婉约，散发出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孙犁的“抗日小说”写作承继着现代文学中“写意小说”一脉的抒情风格，温婉柔和乃至带着几分妩媚，执拗地将视点聚焦于人性美和人情美，处处彰显着文学的高贵和生命的美好，刘白羽的散文写作将重大的政治题材、鲜明的时代精神、浓郁的革命激情、灵活的创作手法和华丽的散文语言融为一体，形成了壮美的风格，魏巍的《东方》作为新时期第一部杰出的军旅长篇小说，采取了“双轨同时推进”的写法，显得时空阔大气势恢弘，同时新美如画的爱情描写贯穿小说始终，给作品注入了浓厚的生活气息与浪漫情调；徐怀中是“一个以表现感情的流动见长的抒情诗人”，以婉丽隽永的小说艺术风格，确立了他在当代军旅文学乃至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位置，李存葆的小说作品结构大开大阖，人物命运大起大落，在紧张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完成人物性格的锻造和故事情节的演进，具有强烈的悬念和可读性。磅礴的激情、粗犷的行文和崇高的悲剧美感，形成了崇高悲壮的艺术风格，莫言奇幻瑰丽的文学想象、汪洋恣肆的小说语言以及对小说文体和叙事的高度自觉，不仅使其得以跻身当年“先锋文学”的潮头，更支撑他一路走来，二十余年笔力不衰，堪称中国当代文坛最富创造活力的作家；朱苏进是一位因执著或偏执于军人职业意识而最终实现了跨越与升华的“职业军人代言人”，他以极富军人劲道、气韵和风骨的语言，创造了一种洗练传神、冷峻凝重的“铁蒺藜”式的艺术风范，朱秀海的长篇小说写作具有俄罗斯油画一般的沉甸甸的质感，又像中国的太极功夫，内蕴深邃，其绵绵掌力不绝如涌迎面逼来，写得绵密细腻而不乏大气，从容舒缓而又有力度，惊心动魄而又发人深省，徐贵祥直面当下的文学立场，充满忧患意识的理性思考、生动扎实的故事讲述使其小说成为当下军旅文学创作的中锋正笔，浑厚硬朗的风格乃是徐贵祥的自觉追求。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将军旅作家的艺术个性和文学风格一一列出，然而军旅文学繁富多样的艺术风格却由此可见一斑。
“爱国主义”“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是军旅文学在八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自觉遵循并积极倡导的文学观念和精神伦理，构成了军旅文学的精神骨架和风格底色。军旅文学也在自身丰富的文学实践中彰显出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准确的生活概括力和不竭的艺术生命力。八十年来的中国军旅文学正是经由对“爱国主义”“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不懈追求和大力弘扬，赢得了几代读者的青睐，并在精神的层面上支撑起他们的理想与人生。进入新世纪的军旅文学，在广泛吸取现代主义文学观念与方法，积极寻求“现代性”转型的同时，依然坚守着自身优秀的文学传统和精神伦理，从转型期中国文坛多元共生，纷繁复杂的文学生态中突围而出、变革前行，呈现出“爱国主义”“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交相辉映的宏伟交响，为新世纪中国文坛送来阵阵黄钟大吕之音，使得军旅文学在经过了九十年代的短暂沉寂之后，重归中国文坛重镇。
“爱国主义”“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军队、军人最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尤其半个多世纪以来，军旅文学对崇高感和英雄主义精神等理想境界的美学追求，使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闪耀着璀璨夺目的光芒。首先，军旅文学以战争和军旅人生为主要题材，以塑造优秀的军人形象为目的，发掘人物形象身上所具备的理想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气质，这就决定了军旅文学对于军队乃至全社会都具有一种理想示范和精神激励的作用。其次，军旅文学有着雄浑阔大、深沉激越、金戈铁马的美学品格，较之于其它题材类型文学更能弘扬“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民族精神；而这种崇高昂扬的精神正是军人乃至全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当社会共同理想、道德伦理和崇高精神面临世俗文化带来的剧烈冲击而渐趋消解之时，军旅文学所积聚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精神能量便得以最大限度地释放。都梁的《亮剑》、徐贵样的《历史的天空》等军旅长篇小说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满足了人们对英雄理想、崇高观念和健全人格的内心渴望和新一轮的文学想象。
中国军旅文学始终坚守着“爱国主义”“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精神伦理，坚守着对现实生活积极介入的勇气，坚守着对历史、现实，人生、命运富有超越性的文学品格，坚守着主流意识形态包裹下的“正面价值观念”的文化塑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精神谱系的营构源源不断地输入强大的精神动力。“爱国主义”“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既是一种特定的文学传统，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既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气质，也是一种高贵的美学追求，既是读者想象军营、想象军人的根据，也是军旅作家最为根本的写作伦理。
“贴近现实，关注当下”始终是军旅文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石。新世纪、新阶段，社会生活正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而如何应对新军事变革的挑战，以文学的方式及时而深刻地反应出军旅生活的新变和时代的新质，也已成为军旅文学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在新世纪多达几十部的优秀军旅长篇小说中，我们感受到了“新军事变革”进程中军队向着现代化、信息化发展目标迈进的坚定步伐，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军营生活气息，感受到了军旅作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理性思考；感受到了“科学发展观”和催生出来的新思维、新观念，感受到了立足“打得赢，不变质”的军人本色和豪情壮志；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文关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气象。事实上，以军旅长篇小说的全面繁荣为标志的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的勃兴，正是建立在军旅作家们长期积累的扎实而丰富的生活体验之上的。放眼当下中国文坛，下基层体验生活对于大多数作家而言仅仅流于一种口号或日形式，但对于相当多的军旅作家而言，军营生活永远是他们文学梦想的起点和支点，军人的意识、军人的情怀亦是在长久的军营生活里磨砺和练就的。新世纪军旅文学“贴近现实，关注当下”的文学自觉，在当下中国文学动辄投入到历史的角落，动辄隐匿于个人化生活经验的整体态势中弥足珍贵。然而亦应看到，囿于军旅作家对“军事科技理论”的陌生和生活积累的欠缺，正面强攻我军“高科技变革”和“现代化进程”，真正深入当下部队生活、全面塑造当代军人形象的作品相对较少，这也正预示了军旅文学未来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当曾经支撑我们“战天斗地”的豪迈情怀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渐渐迷失时，我们急需找回心灵的寄托以对抗浮躁和焦虑。当下的文化需要军旅文学这样“强健而充分”的文化形态的介入，以达到一种反拨性的效果，缓解人们的审美疲劳和精神虚弱。军旅文学所张扬的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对光明的笃信和向往，对信念的坚守，对理想的执著，对责任的承担以及革命英雄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勇于牺牲、甘于奉献等等崇高的道德品质，正是当代人所缺失和亟待重建的精神家园。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军旅文学的繁荣发展正是对精神文明的自觉建构，亦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有力支撑。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台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而文学对于国家形象的塑造和软实力的提升无疑具有直接而广泛的作用。军旅文学所秉持的崇高、英雄、硬朗阳刚的美学追求，对于打造和平崛起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必将产生持久而积极的作用。今天的文学环境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当民族的苦难与我们渐行渐远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置身于多元化的自由文化之中时，文学依然需要有所承担，这既是文学之为文学的必要条件，亦是自古以来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在当今伟大的变革时代，军旅文学需要通过自身的创作实践发出正面，积极的声音，这声音应该是对民族精神的高扬，对高贵人性的礼赞，对真善美的追求，对人类基本价值的肯定，诸如：忠诚、荣誉、尊严、勇敢、团结、奉献、坚强、乐观、宽容等等，这些都构成了军旅文学最为基本的精神资源。
置身于新世纪中国文坛多元共生，纷繁复杂的文学生态之中，军旅文学不仅要对种种低俗的文学思潮和短视的商业运作保持一定程度的警惕，更应该将目光放得更深，更远一些，应该站在民族文化复兴、国家文化安全与文化输出的战略高度来审视自身，积极完成对国家形象的正面塑造，始终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艺术表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尽管军旅文学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但是距离“伟大”的文学标准还有着不小的差距。军旅文学一直以来都缺乏直面灵魂和存在的精神传统，军旅作家们虽然大多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但有时更多地是流于经验的表层，无法深入到真实的存在。或许，军旅文学太注重“实”的描摹，而缺乏对“虚”的关注。这个“虚”，当然不是指描写虚无缥缈之事，而是要在人的心灵世界的建构上，赋予它丰富的精神维度——除了现实的、世俗的层面，人心也需要一个更高远、纯净的世界。未来的军旅文学应该体现出更高的文学和艺术追求，惟其如此，军旅文学才能够真正超越时代、超越政治、超越功利，拥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军旅作家们既要有社会责任意识，同时必须葆有一颗自由的心灵，只有把责任感、使命感与心灵的自由和谐地统一起来，才能在社会主义审美理想的指引下，敏锐地发现生活，深刻地认识生活，生动地表现生活，书写无愧于当今伟大的时代，无愧于我军辉煌的历史，无愧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的伟大的战争文学和军旅文学。
（本文与傅逸尘合作）（原载《文艺报》2007年七月二十八日）
2.中国军魂的回溯与前瞻
——从《突出重围》与《亮剑》谈之军旅文学创作的几点启示
2000年伊始，长篇电视连续剧《突出重围》与长篇小说《亮剑》（都梁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一月版）相继推出，就像两道原料生猛、营养丰盛、口味鲜辣的精神大餐，让人们大饱眼福，大过其瘾。
众所周知，电视剧《突出重围》改编自同名长篇小说《突出重围》（柳建伟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版），而小说在问世以后的一年中，声誉与日俱隆，行情一路飙升，值得略作介绍的倒是《亮剑》。就我的阅读感受讲，此书当得起四个字评价：一是好读，二是感人。
近年来读长篇小说无数，也时遇佳作，但总体而言，好读的不多，感人者更少，二者兼得就少之又少了。“新人亮剑，出手不凡”。果其然也。
《突出重围》的势头正炙手可热，而《亮剑》的影响方起于青萍之末，为什么要将二者兼而论之呢？首先，我可以有把握地做出判断，时间已经证明或将要证明，这两部作品都是军旅长篇小说的中锋正笔，是军旅文学走出低谷突出重围的重新亮相之作，更为难得的是，就创作主旨而言，两部作品都在铸炼当代中国军魂——如果说，《突出重围》以前瞻性的眼光，在一场假定性的模拟战争的高科技对抗演习中，浓墨重彩地书写了一个面向未来的中国新型军人的英雄理想的话，那么，《亮剑》则以回溯式的视点，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炮火硝烟与血雨腥风中，饱含激情地讴歌了一个集勇猛、刚烈、草莽与智慧、正直、坦荡、忠诚与良知于一身的来自历史深处的中国传统军人的英雄传奇。一审视历史，一设计未来，二者天衣无缝地相衔接于世纪之交，中国军魂在这里得到了纵深的、立体的、发展的塑造与呈示。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样两部作品的出现，对于当下至未来一个时期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和整个军旅文学，究竟提供了哪些鲜活而深刻的启示呢？
一.长篇小说要关注时代重大主题
毋庸讳言，很久以来，重大主题（或题材）的创作被作家视为畏途，“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概念化”“传声筒”的教训前车可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人们心有余悸。但是，远“重大”而近“轻小”的价值取向，又使文学尤其是长篇创作的选材出现了新的失衡，并为此同样付出了代价。“小我化”“私语化”的写作尽管精巧别致，却始终难以在更广大的范围里引起共鸣即是一例。无论如何，在相同艺术水准的前提下，关乎一国、一民族、一社会的重大主题（题材）的关注，也就等于放弃了文学与社会最直接最重要的联结通道。反之亦然。
《突出重围》获得反响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在于作家以过人的胆魄与敏锐，站在谁来保卫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的高度，勇敢地直面世纪末中国军队的现实处境和可能面临的未来挑战，热切地呼唤“质量建军、科技强军”，表现了对国家利益民族命运深切的忧患意识和勇于承担的盛世危言品格，拨动了时代与民族最敏感的神经。尤其是出书不久，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用导弹袭击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直接印证了该书的现实性和前瞻性之后，它的影响一夜之间突出文学界，激起了军方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直至电视剧播出，使居高不下的“突围热”再度升温……
也许有人要说了，这多是非文学的胜利罢了。是的，我们承认《突出重围》还远未在艺术上臻于完美：它在传达主题方面过于操切与直露，影响了人性的深邃表达，语言也有失粗糙，有的情节与细节也还缺乏坚实的生活依据，如此等等。它的“火爆”，确实得益于诸多非文学因素的造势与烘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纯文学并不能拔着头发离开地球。特别是在中华民族走向振兴之路的紧要关口，人们难道不是更加需要听到一些虽然发音不甚优美但却是振聋发聩的呐喊与吼叫吗？所以，我们真正需要重视的问题，并非要不要呐喊的问题，而是如何真正文学真正艺术地把声音更加深沉有力、更加激动人心地传达给时代与社会。《突出重围》作为一部正面强攻重大主题（题材）的长篇小说，出版一年始终势头坚挺，并且连绵不断地引出话题形成热点，难道不是给世纪之交的军旅文学和中国文学撞开了一条突出商潮包围的通道吗？
二.作家要直面火热的现实生活
长篇小说作为一种大型的文学体裁，与中短篇小说反映生活的灵巧和快捷相比较，显得相对笨重与迟缓。但是，在与行进中的尚未定型的现实生活的对位关系方面，它却有着更为全面、广阔、丰繁与复杂的表达的可能性。又为中短篇所不及。因此，反映现实生活，应该是长篇小说的主攻方向之一。以此观之，九十年代的军旅长篇小说比之八十年代有了长足的进步，先后出现了朱苏进的《炮群》《醉太平》，朱秀海的《穿越死亡》《渡涛汹涌》，陈怀国的《遍地葵花》，黄国荣的《兵谣》，简嘉的《兵家常事》，詹文冠的《恕我违命》等一批现实题材作品，使军营的现实生活在长篇小说中得到了空前多样与丰富的表现。但是，严格讲来，这些作品中真正直面当下生活的所占比例并不很大，贴近当下的气息还比较稀薄，所谓“现实”，不少也是对过往十年二十年前军旅生活历史阴影的回眸。人们企图在长篇小说中听到人民军队正在行进中的足音与脉搏的愿望，仍然免不了有几分落空。
原因何在？生活需要沉淀，审美需要距离，揭示现实矛盾的分寸难以把握，以思想的理性之光照亮与穿透现实生活谈何容易，等等。是的，这都是理由，也都是现实题材长篇创作的难点问题。不过，其中有一个基本前提我们应予以优先考虑，那就是生活——我们对当下火热的军营现实生活究竟熟不熟悉？有投有拥抱的热情？甚至有没有想去亲近它体验它了解它的兴趣？
在我看来，一方面由于成名已久或出道多年的军旅作家的中坚部分已经或正在远离基层，一方面由于军队现代化的进程不断提速，因此，不客气地说，我们对当下千变万化、急遽发展的军营生活隔岸观景、雾里看花的现象是普遍性的。更可忧虑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推开，物欲的膨胀和诱惑也侵蚀了军旅作家的定力与执著，使他们关注军队现实的热情与精力都呈现出日益衰减的颓势。长此以往，军旅作家与军营生活之间的距离将会日渐拉开，现实题材长篇军旅小说的繁荣就只能是我们一厢情愿的纸上谈兵了。
《突出重围》广受关注的又一条原因，就在于它以新鲜的生活支撑了重大的主题表达和敏锐的思想发现。当然，就此一点苛刻而言，也可以说它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在作家立足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前沿，以巨大的热情投注于军队现实，将一片科技强军的陌生领域里的生活风景展示于世人，令人耳目一新。败在作家缺乏野战军经历和演习经验的局限，因而只能在想象的空间中展开他的主题，人物与故事，不可避免地使一些虚拟性情节留下了疑点，而人物性格的塑造也还缺少精彩扎实的生活细节来画龙点睛。概言之，生活准备的不足，最终影响了《突出重围》这一新颖、重大主题更充分的艺术化表达与转换。但它在给我们留下某些遗憾的同时，不也清楚地传达出了新的生活的永恒召唤吗？
三.历史写作资源的重新认识
强调关注当下并不意味着淡忘过去，提倡重视现实题材也不等于轻视历史题材，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换一角度看，相当一个时期内，战争文学就是军旅文学的别称或至少是重要组成部分，而战争又都成为了或近或远的历史，因而，如何面对历史战争题材这一深厚的军旅文学写作资源，能否以当代意识与眼光去观察历史，使历史常写常新，是军旅作家不能回避的又一重大课题。
九十年代以来，从事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作家们，在发掘历史写作资源的富矿方面，可谓是别出心裁，各辟蹊径。远的有韩静霆辑古钩沉，为2000年前的兵圣树碑立传，写意造像，使我们在重新评价中国古代军事智慧的同时，也获得了认识战争文学题材新的广阔视野（《孙武》），近的有邓一光正本清源，作为对八十年代一度消解英雄情绪的反弹，重新审视父辈军人的心灵历程，再次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对英雄人格的向往之情（《我是太阳》）。晚近女作家项小米、姜安的《英雄无语》和《走出硝烟的女神》，又分别写出了女性视角中的中共早期“特科”战线的神秘与惊险，建国前夕人民军队一支由孕妇组成的小分队所遭遇的奇特与悲壮，在揭示出一个新的生活领域的同时，也表达出了作家对战争与英雄的新的理解和阐释，丰富与拓宽了战争文学的风景线。
比较而言，《亮剑》在对战争生活的选择上，也许是最不具有新意的，无非是灭鬼子、打土匪、闹县城等一些肖飞、李向阳、敌后武工队们早已干过的事情。但是，由于作家在这些传奇性的故事中，赋予人物更强烈的个性，并对人物桀骜不驯的个性表达了更多的人性化的尊重、理解与张扬，鲜明地灌注了一种当代审美情趣和人性评价尺度，就使得这个老故事的老人物放射出了更加个性化、人格化与人性化的新鲜夺目的熠熠光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用新的观念（英雄观）照亮旧的故事与人物的成功范例。
事实表明，我国数千年博大浩瀚、丰富多彩的战争历史，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战争文学资源富矿。当代五十年的战争文学实绩与之相比还是非常微不足道的。无数或重大或精彩的战争或战役甚至还是一片一片处女地，期待着作家们去开垦。即使是一些被反映或涉猎较多的历史时段（如二十世纪上半叶）和战争（如抗日战争），也还存在着诸多不同层面的“新意”等待我们去继续发现与开掘。那种认为“革命历史战争题材写得差不多了”的论调可以休矣。
四.英雄主义的当下魅力
英雄主义是人类最古老最高尚的精神之一，尤其是军人最崇高的品格，因而自古至今也是战争文学（军旅文学）的基本主题。没有英雄或英雄主义的军旅文学，至少也是不够健全和健康的。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商潮涌起，物欲横流，当代中国军人一下子如人无物之阵，却又时时刻刻要面对物的挤压与诱惑。如何在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中保持军人的英雄品格，早已引起了军旅作家的深切忧患（《醉太平》）。在慨叹现实中的英雄被肢解成“英雄的碎片”（朱苏进语）之后，军旅文学作家们寻找英雄的热情并未消减。一部分如前所述，属“回溯式”，如邓一光、韩静霆等，频频回眸历史，以至把目光投向了远古；一部分属“前瞻式”，如乔良的《末日之门》和朱苏进的《祭奠星座》，在未来预言小说或假定性空间中构建英雄的神话。
《突出重围》和《亮剑》依然是上述两极的延伸和拓展。前者的英雄以未来为参照，后者的英雄以历史为底蕴，而高亢激越的英雄主义旋律则使它们共同赢得了今天的读者。这也正好说明了生活与文学、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一个陷入物欲中的社会，恰恰需要理想之光的照耀，或者反过来说，在平庸的现实的泥淖中，必然会绽放出精神的莲花。
更能说明问题的，也许是《亮剑》作者都梁的商海经历和他的英雄情结之间构成的某种张力。换言之，《亮剑》人物的生活依据来自战场，作家的情感参照来自商场。因为，在商场上见过太多重利轻义、背信弃义、见钱眼开，见利忘义的人与事，就更加怀念真情和友谊，世无英雄而更加渴望英雄。早年从军埋下的英雄情结一旦释放便不可阻遏，并有意无意以理想化与传奇化的审美原则将英雄推向了极致。一个重诺轻生、铁骨柔肠、豪气干云、肝胆照人的将军李云龙就这样磅礴而出。——在战场上，他如将军般杀伐决断，如大侠般快意恩仇，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他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为坚守良知与操守，捍卫正义与尊严，宁折不弯直至凛然赴死。他的英雄乐章在隆隆炮声中轰然奏响，在悲剧性的虎落平川式的压抑与磨难中戛然而止，令闻者惊心动魄，荡气回肠。
一个人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披肝沥胆固然不易，但在和平时期（或如“文革”的政治高压，或如当下的金钱腐蚀）保持英雄的人性与情操亦属不易。都梁的英雄理想是属于军旅的，但又是超越军旅的；它源于现实，高于现实，而又指向现实，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和强烈的针对性。使平庸如我辈者，获得了一次洗礼灵魂的机会。这也就是英雄主义在世纪之交的当下中国的特殊意义和巨大魅力的根源之所在。
五.故事性是长篇小说飞翔的翅膀
说来说去，《突出重围》和《亮剑》之所以拥有读者，已经或将要“飞进寻常百姓家”，首先就是它们都借助了故事的翅膀，写得好看。为此，两位作家也都着实下了一番工夫。柳建伟就坦言，为了追求故事的跌宕起伏和情节的大开大阖，他是认真研究了金庸武侠小说和好莱坞电影的情节模式的，并从中汲取了不少营养。而都梁更不止一次地谈到《亮剑》的一条重要创作体会：自己作为一个无名作者，一个文坛局外人，首先考虑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争取让素不相识的编辑能读完书稿。别无它法，只有努力写得好看，让他看完一章就不能放手……
都梁在这里道出了一个朴素的想法，同时也抓住了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一个要害问题。那就是或者至少是中国的长篇小说要好读，要抓人。否则，你纵有再深刻再伟大的思想，别人不看，读者不买，你只有徒唤奈何。
好看靠什么呢？都梁靠的首先是故事。先用故事吊住读者胃口，然后再在故事中塑造人物，刻画个性、讲述命运、表达主题。这正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基本方法，也是中国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主要叙述方式。都梁深谙其中三昧。他的故事组织、情节编排，颇得中国章回小说之要领，环环相扣，一波三折，峰回路转。同时又吸纳了现代小说叙述的某些元素，加快了节奏，加大了密度，闲话少说，单刀直人，减少铺垫与过渡，使故事始终在一种紧张的节奏中快速推进。再加上他对故事与人物做出的传奇性渲染和处理，又大大提高了其惊险性和精彩性，使人读得间不容发，酣畅淋漓，直如三伏天饮甘泉，一气读完而后快。
近二十年来，由于外国文学作品大量译介的影响和急于与世界接轨的价值取向的诱惑，导致了相当一批作家作品的洋化倾向。有的结构繁复，使人晕头转向，有的晦涩难懂，让人望而却步，其探索精神和试验意义都以疏离读者作了代价。当然，读者多寡并不是衡量一部作品高下的唯一标准。就像我们并不否认《尤利西斯》《弗兰德公路》《追忆似水年华》的经典性一样。但我们同时也要指出的是，西方的经典文本自有其创作与接受方面深厚的美学传统和文化背景，照搬到中国来就未必合适。反观新时期二十年来的长篇小说，受到广泛欢迎的普遍认可的还是《芙蓉镇》《古船》《白鹿原》《曾国藩》《雍正皇帝》等这一类走民族化道路的现实主义之作。至于金庸的广为流传且长盛不衰，就更加说明了一个民族长期积淀的审美心理顽强的选择性和排他性。我们不反对一部分作家追求更加个人化的内心表达和更加先锋性的艺术试验，但就更广大的读者层面的接受期待而言，人们还是希望有更多好看的有故事性的雅俗共赏的好（长篇小说）作品。
至于军旅文学方面，我倒愿意在此重申一下我十年前提过的一个观点：倡导通俗军旅文学的创造。首先需要说明的是，通俗不等于庸俗，它无非是比较注重小说的故事性，比较尊重审美习惯的民族性，比较看重表达形式的大众化，从而以明显的可读性去争取不同层面的广大读者。而我的“倡导”其要点有三：一，从创作对象看，军旅（战争）生活紧张激烈，惊心动魄，充满刀光剑影和生离死别，最富悬念与变数，是培育通俗文学的肥沃土壤，从《三国演义》到《林海雪原》，成功之作不胜枚举；二，从接受对象看，广大军营以青年战士为主体，他们正处在生理、心理、思想、文化的全面发育期，精力旺盛，求知欲强。与其让庸俗、恶俗之作泛滥其间，造成诱导和误导，还不如为他们提供健康好读的通俗军旅文学作品，变堵为导，变被动为主动，使他们在愉快的阅读过程中既为高尚情操所熏陶，又被军事知识所涵养，此所谓“寓教于乐”，岂不妙哉？三，从创作主体看，一部文学史告诉我们，任何时候能创造经典作品的作家都只是极少数，军旅文学也不例外。大部分军旅作家如果一味地眼高手低，将会无形中将自己困于一种“武大郎攀杠子，两头够不着”——既雅不起来又“俗”不下去的尴尬境地，扼制了自己艺术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与发挥。与其如此，倒不如大胆地正视自己，扬长避短，为创造通俗军旅文学并形成多样化的军旅文学新格局贡献才华。
以上“倡导”，以《突出重围》和《亮剑》验证之，如何？
总体来看，二十年的军旅文学，自八十年代末跌人低谷，到九十年代中晚期又开始攀升，其中最重要的表征就是长篇小说的繁荣已初露端倪。
就此一点而言，已经全面超过了八十年代。尤为令人可喜的是，除了一批资深作家（如朱苏进、周大新、朱秀海、韩静霆、乔良等）已渐入佳境外，一批新锐作家（如阎连科、柳建伟等）正后来居上，其中不少厚积薄发的长篇处女作（如《亮剑》《英雄无语》《落日之战》《走出硝烟的女神》《兵谣》《恕我违命》等）表现出了足可信赖的创作潜质。以此“回溯”为依据再作一“前瞻”，我们对二十一世纪初军旅文学新的高潮可以期待，而长篇小说则最有可能成为这一“高潮”到来之前的最初的潮讯。如果本文所谈的几点“启示”能为这一“潮汛”推波助澜，则吾愿足矣。
（原载《文艺报》2004年四月四日）
3.向着广度和深度的文学长征
——《长征文学》与王树增的《长征》
在中国当代军旅文学史上，“革命历史题材”是一个宏阔的命题，而“长征”是其中一个丰饶的领域。可以说，“长征”是中国革命历史画卷中最悲壮激烈、最动人心魄的一页，对作者和读者都具有历久而弥新的吸引力。据我所知，围绕今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全国就有两百多部长征题材的图书问世；而依照我的阅读视野和经验判断。王树增的非虚构类纪实长篇《长征》不仅是其中的佼佼者，还极有可能是长征胜利七十年来最厚重的大书之一。
一
我个人认为七十年长征题材的文艺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从长征开始一直到结束，贯穿了长征过程的始终。比如长征途中就有黄镇创作的活报剧《一双草鞋》、陈云（化名廉臣）的纪实文学《随军西行见闻录》，还有毛泽东的《清平乐.会昌》《十六字令.山》《忆秦娥.娄山关》《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七律.长征》《沁园春.雪》等诗词精品。到了延安之后，一九三六年八月，由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发起了长征征文，最后精选一百篇定稿为《二万五千里》，作者多是亲历长征的中高级红军将领，突出了时效性和宣传性，艺术性方面相对粗糙。
第二个阶段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以纪念建国十周年而举办的大型征文《星火燎原》为代表，收录了杨成武等红军名将的《翻过夹金山》《飞夺泸定桥》等记述长征精彩片断的一些名篇，有些篇章此后还被陆续收入中小学课本，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此基础上虚构、提炼而成的文学作品则有王愿坚的《七根火柴》等短篇小说，标志着此一阶段长征文学的艺术高度。此外，陈其通动笔于一九三六年的大型话剧《铁流两万五千里》，历经二十年，几易其稿，几易其名，终于在一九五六年改定为《万水千山》成功上演。应该说，这是第一次希图宏观反映长征的艺术努力，她也成为了当时对长征的权威解读。稍后不久，由于优美、激昂的音乐旋律的托举，由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征组歌》的重要意义在于给出了一个简明扼要、突出重点的叙述长征的经典架构，“遵义会议、强渡大渡河、过雪山草地”等等长征题材创作的要点开始凸显并固定下来，她和《万水千山》一样体现出长征文学叙述和党史、军史强烈的同构色彩。这一阶段的长征题材创作更加注重艺术形式的多样化和对思想的提炼、对艺术的打磨，同时表现出宏大叙事的明显倾向，但在深度的探索方面稍嫌不够。
第三个阶段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开始发挥文学的虚构特性，小说一度成为了表现长征的主要文体。以乔良的《灵旗》、程东的《夕阳红》、江奇涛的《马蹄声碎》等中篇小说为代表的一批作品开始注意到此前被宏大叙事所忽略、遮蔽了的小人物的命运，着重挖掘人性的深度与复杂。与此同时，董河汉的纪实文学《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和黎汝清的纪实长篇小说《湘江之战》等作品则第一次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红军的失败之役，呈现出浓烈的悲剧色彩。另外，魏巍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李镜的《大迁徙》也都从大全景的角度丰富和拓展了长征文学的表现空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中国，该书将长征概括为“人类求生存的一曲壮歌”，它超越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角度，首次从人类精神的高度来肯定长征的意义，这也给当时中国的文学界和思想界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以至于陪同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的长征文学专家王愿坚不无感慨地说：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写出一部自己心目中的长征呢？
是啊，回顾七十年的长征题材创作，这其中包括了小说、戏剧、诗歌、音乐、舞蹈、报告文学，林林总总，卷帙浩繁，虽然不乏精品名作，但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能与长征这一史诗相匹配的鸿篇巨制仍属罕见。如果要说艺术高度的话，我首推毛泽东写于长征期间的几首诗词。虽然短小，但是气魄宏伟，胸襟阔大，意境高远。长征途中枪林弹雨、九死一生，是毛泽东个人乃至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岁月，但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越是在艰苦卓绝的环境里越是进发出生命的华彩篇章，这是毛泽东的个性使然，也是中国革命的象征与缩影。毛泽东诗词超越一己之悲欢，超越政治与宣传，完全进入到一种超迈的、审美的艺术与精神境界，所以能够穿越时空，永葆魅力。这也是值得我们写长征时认真思考与借鉴的艺术经验。
二
综上，可以说以王树增的《长征》和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的新一轮出版热为代表，长征题材的文学创作进入到了第四个阶段，而此一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在表现的广度与挖掘的深度方面的双向努力。以《长征》的追求为例，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全景式客观再现，全球化认知高度”。
何谓“全景式客观再现”？第一，《长征》并非像以往那样仅仅满足于对某一局部、某一片断或某个人、某一方面军的长征的描写，她第一次把参与长征的四支红军主力部队等量齐观，纳入视野，几条叙事线索相互交错、同时推进。作家扮演了总导演、总调度的角色，读来确有一种航拍效果，全景鸟瞰、推拉摇移，东西南北，尽在斛中，全面而广阔地展现了长征宏大、丰饶而复杂的历史图景。第二，《长征》突破了只关注高层指挥机关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老模式。尽可能多地在历史长河中钩沉、捕捉到了大量的小人物、小场景和小细节，使一些湮没无闻的英烈堂而皇之地走人了煌煌史册，从而建构起了一个从下到上的红军英雄人物谱系，她的“纵”深与前一点的“横”宽，共同拓展了《长征》“全景”式的表现空间。
何谓“全球化认知高度”？那就是挖掘长征精神的普适性，深入到作为个体的红军战士的内心世界来探求长征精神的真谛，红军战士的心理和精神空间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作者试图探究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下，红军个体的精神信仰是怎样坚定地支撑着他们完成对自己乃至全民族命运的创造，从而将长征精神升华到了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的高度。长征史诗的意义超越了党派，民族和国家，不仅仅属于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她也是属于世界的，属于人类的。
长征的伟大实践证明了人类无论处在怎样的险境、绝地之中，只要有理想作为支撑，有信念作为牵引，就能产生一种精神，一种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大无畏精神。有了她，就不仅可以在枪林弹雨、大河绝壁、雪山草地中顽强生存，而且还能英勇战斗并且突出重围，赢得胜利，追求光明，走向辉煌，创造史诗。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奥秘所在，也是长征精神不朽的根本原因。西方评选一千年来影响人类历史的大事中，中国人选三件，其一就是长征。这也说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仅中国，全人类都需要长征精神。而当下中国，在一个物质极大发展了的社会环境中，更加需要打通对于长征的民族记忆，并从中汲取精神营养，强化和振奋国人精神。
饶有意味的是，王树增已然是一个成就卓著的报告文学作家，然而他本人却并不认同“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提法，情愿采纳世界通行的“非虚构类”写作之说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对曾经发生在历史进程中关乎民族，社会和民众命运的重大的人与事有高度的敏锐性，能够对这些人与事做出作家自己的具有创见的评判，并用具备文学品质的表述风格，鲜明而具有责任感地对人物和事件与读者一起做出饶有趣味的、富于思辨意义的解读。”此中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描写的广度（即“关乎民族、社会和民众命运的重大人与事”），二是思考的深度（即“做出作家自己的具有创见的评判”），三是文学性（即“具备文学品质的表述风格”）。前两层意思已有论述，现在说说“文学性”。王树增之所以如此看重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原因就在于他原本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和大多数报告文学作家的新闻出身不同，他有扎实的文学底子。
王树增的文学底子在“非虚构类”纪实长篇《长征》中有两点突出表现，一是语言，二是细节。王树增的语言脱胎于小说，比一般的报告文学语言更富弹性，更具张力，更加生动鲜活。更加细致入微，更加细腻滋润。更加适合营造气氛、意境和情调。这是他的禀赋所系，与刻苦，模仿、追求无关。这是他的特色，也是他的优势。而至于细节的运用就是他的小说技法的挪用了，但他比一般的报告文学作家对细节捕捉更敏感，运用更灵活，安放更妥帖并更具匠心和诗意。例如在这部近七十万字的大书的结尾，却写了一个掉队的名叫朱家胜的红军炊事员独自挑着牺牲了的战友的东西在黎明时分到了陕北根据地，红军战友迎上来接过担子，往他手里塞了个热乎乎的芋头，一个干部还拿出针线包为他缝补那件破衣服一一“那是他自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离开根据地就一直穿在身上的一件单衣。天边那片朦胧的亮色逐渐扩大，苍茫的河山骤然映入红军战士朱家胜流着泪的双眼——雪后初睛的黄土高原晨光满天，积雪覆盖下的万千沟壑从遥远的天边绵延起伏蜿蜒而来……”这是一个经典的王氏结尾，先“尽精微”：“担子—一芋头—一缝补破衣服——泪眼”，然后再“致广大”：“千山万壑”奔来眼底，最后以毛泽东词《沁园春.雪》收束。此时百感交集，悲欣交集，无声胜有声，四两拨千斤，一人静场反倒比千万人欢呼雀跃、红旗招展更加激动人心。冲击情感。这就是以小胜大、巧用细节的胜利。
大体说来，作家在《长征》中常常用小说的细节来刻画与塑造人物，用散文的语言来写景状物，用议论来表达思辨和评判，用诗情来营造意境和氛围，整体呈现出一种跨文体写作的风貌、独特的个人风格与审美特性。但是过于强调“非虚构写作”或急于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划清界限，也使得作品面目暧昧。比如全书虽然大量引征文献与资料却又不注明出处，实为纪实又貌似小说。说是纪实又无可稽考，容易使人心生疑窦。
因为长征史毕竟为国人所熟悉，更何况不少史料还见仁见智，人言人殊呢。作家可以有自己披沙拣金的甄别与选择，但加以注释，既便于读者沿坡讨源，也给自己留下余地与空间，岂不两便？而且真实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加强真实性，有百利而无一害。但对于真实、对于历史的还原却必须有作家的甄选和经营，否则深陷其中亦不堪承受其重，譬如书中关于四支主力红军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行军路线的精细描画，令人读来就时有晕头转向之感，反而不得要领了。
总之，长征不易，《长征》亦难。王树增为此至少也经历了三层意义的“长征”：一个是实地的长征，反复亲临现场考察采风，感同身受；二是调研的长征，大量的采访，长期的积累，两百四十万字的调研笔记，水滴石穿，三是写作的长征，五载寒暑，废稿三十万字，也是一场拼智力、拼毅力、拼体力的马拉松。《长征》已经胜利了，但最终的庆贺为时尚早。王树增是个“干大活”、有“野心”的作家，他的宏大计划是用《远东朝鲜战争》（2000年出版）、《1901年》（2002年出版）、《长征》（2006出版）和《1911年》、“抗日战争”五部“非虚构类长篇文学”来构建他个人心中的宽广而有深度的中国近现代史。王树增是一个具备优秀作家的激情、想象与悟性，同时又具有一个军旅作家的英雄情结、使命感和责任感，还兼具一个学者的冷静、理性与学识的难得的文学将才。他向着广度与深度的文学长征已经路程过半，我们祝贺他，我们期待他！
（原载《文艺报》2006年十一月十六日）
4.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坚守
——写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五十同年之际
在隆重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之际，我们迎来了八一电影制片厂五十五岁华诞。人们的目光因此聚焦在八一厂，因为八一厂是中国军旅文艺的重镇，是中国军旅电影的摇篮，更是无数军旅电影人和亿万电影观众们魂牵梦绕的地方。
在半个多世纪中，八一厂作为我国唯一的军事电影制片厂（也是全国唯一含军事教育片、军事新闻纪录片和国防科研片等多片种的综合性电影制片厂），伴随着历史前进的铿锵足音，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她的功绩永远地镌刻在了中国电影的史册上，深深地烙在“看着八一厂的电影长大的”亿万观众的心坎里。回望中国军旅文艺半个多世纪的光辉历程，军旅电影无疑是军旅文艺璀璨星河中最为灿烂夺目的星座，电影胶片不仅记录下了革命战争历史的壮阔风云及和平时期军营中的动人故事，更记载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与社会表征。
半个多世纪以来，八一厂摄制完成了故事片、军事教育片、新闻纪录片和国防科研片等共计两千四百余部，培养了一大批享誉中外的著名导演、编剧、演员。其中，一百多部影片获得“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金鹰奖”等国内国际大奖。几代电影观众正是伴随着崇高昂扬、激越阳刚的军旅题材电影成长，人们不仅从中得到了心灵的愉悦，更从中汲取了类乎信仰般坚定的精神力量。而八一厂那枚闪烁着金光的厂标更是深人人心，成为了军旅电影乃至新中国电影的标志性符号。
伴随着共和国和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光辉历史，八一厂也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即“前十七年”“新时期”与“新世纪”。“前十七年”，八一厂拍摄了《地雷战》《地道战》《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英雄虎胆》《万水千山》《狼牙山五壮士》《柳堡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优秀影片。此一时期的军旅电影创作不仅书写了艰苦卓绝与辉煌壮阔的革命斗争历史，不仅承载着新中国建立的记忆与激情、仰慕与向往，更肩负着主流意识形态确立与表达的重任。作为一种对历史的正面书写，这些影片被赋予了宣传革命、巩固政权、歌颂英雄、鼓舞人民的话语权威，通过生动的银幕形象与富有意味的叙述表达，展现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历程。而《闪闪的红星》因其对当时艺术教条和成规的突破而成为“文革”十年中一部“难得的既有教育意义又有审美价值的优秀影片”，她既巧妙地表达了八一厂电影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艺术匠心，也不无巧合地拉开了军旅电影进入“新时期”的序幕。进入上世纪80年代，《归心似箭》《晚钟》《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等精品力作逶迤而出，相继成为八一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代表作品。尤其是《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系列巨片，作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将规模宏大、艰苦卓绝、决定中国前途与命运并改变了世界格局的全国解放战争艺术地搬上了银幕。这批影片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一具有特定社会文化内涵的时代背景下，对全国解放战争史诗化的银幕书写，因而具有了磅礴大气和诗情画意的独特美学品格与文化意蕴。进入新世纪，受文化全球化的影响，随着来自以好莱坞为首的西方娱乐传媒集团的竞争、进口大片的冲击、电影院线的影响，和电视、网络的挤压，军旅电影乃至整个中国电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呈现出了极大的不平衡。“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八一厂正是在多元文化的复杂背景下坚守理想主义追求，克服外界和自身的种种困难，依然高举先进文化的旗帜，在弘扬主旋律和适应市场化的结合上寻找新的出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走好为兵服务之路，在重大军旅题材创作上不断突破，在现实题材军旅影片领域里勇于创新。新世纪以来，八一厂先后推出了《冲出亚马逊》《惊涛骇浪》《惊心动魄》《太行山上》《我的长征》《情暖万家》《八月一日》等优秀影片，赢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持续丰收，探索出了新形势下发展繁荣军旅题材电影的新路。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和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的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剧烈嬗变。不可否认，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成熟，为文化建设实践市场战略提供了良性的经济环境，推动文化建设全面走向了市场化、产业化。然而，伴随着文化市场化、产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文化建设也逐渐陷入了某种尴尬的窘境。
不少人往往以短浅的目光来看待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社会上弥漫着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的集体情绪。而电影作为文化产业化的先导，在转型过程中更是深深地烙上了市场与商业机制的印记。市场化迫使影片生产者将精神感官化，将理想现实化，将深度平面化，将历史空间化，以赢得票房。于是，一些影视制作者和发行人为了获得更大的票房价值，甚至抛弃精神和理性，把影视片制作成为享乐的世界、欢情的海洋，而丧失了应有的陶冶情操的教育功能。在纷繁复杂、渐趋多元的文化背景下，军旅题材电影作为一种承载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影片类型，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完成“现代化”转型和自我更新，同时坚守住自身崇高的英雄主义美学追求并持续完成对正面意义价值的强有力塑造，大力弘扬“主旋律”，便成为了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成为八一厂必须直面的挑战。
正是在此情势之下，八一厂电影人做出了“以坚守求生存，以创新促发展”的战略选择。在转型期变动不居的社会背景下，八一厂始终坚守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以全新的视角演绎革命战争历史，并为其注入了鲜活的时代精神；始终坚持表现人民军队当下的现实生活，立足于部队“打得赢不变质”的光荣本色，大力挖掘军事变革进程中“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时代内涵。《惊涛骇浪》《冲出亚马逊》《太行山上》《我的长征》等优秀影片分别承载了八一厂在历史和现实两个向度上的坚守和追求，继续了对我军光荣传统的深度挖掘与重新建构，在军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然而坚守绝非一味地死守。当今电影理论和电影科技迅猛发展，电影市场更是瞬息万变，为了应对挑战，八一厂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开始尝试从过去拍鸿篇巨制向大小题材结合，从历史军事题材向现实军事题材的“两个转变”。他们做出的一项大胆革新就是：按照题材选素材，以类型片的方式来经营，实现把主旋律影片类型化的过渡和转变。观念一变天地宽。以1998年全国军民众志成城抗击洪水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蓝本”拍摄的影片《惊涛骇浪》，定位为灾难救援片。为展现万众一心战胜洪魔的人间壮举，他们围绕这一类型模式，在体现“大灾难”和“大救援”上做文章，采用了多种拍摄方法，运用高技术合成，从而展现了极具震撼力的银幕奇观。《冲出亚马逊》定位为军事动作片，始终围绕心灵的撞击，强烈的动感和视觉的冲击展开情节，达到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并实现了票房上的突破。在坚守与创新的持续探索中，八一厂不忘使命，牢记责任，“坚守主流表达，坚持时代精神，坚定为兵服务”的“三坚”原则成为了八一厂的成功经验和前进动力。事实上，无论对于军旅电影还是对于八一厂而言，在新形势下，继续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弘扬时代主旋律都是必要而艰巨的任务。
主旋律影片不仅是支撑一个国家电影产业的重要支柱，而且也应当成为传播与弘扬一个国家核心文化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就像足球比赛不能在足球场外寻找规则一样，主流电影不能在一种没有边界的情况下进行随意创作，不能为追求奇特的观赏效果而放弃基本的道德规范，更不能为了影片的商业利益而践踏人类的伦理底线。主流电影中对个性审美价值的追求并不意味着背离公共价值观念，不能把体现人类正面价值（正义、公正、忠诚、勇敢、善良）的艺术形象置放在一个被否定、被质疑、被漠视的叙事语境中，也不应该把这些追寻人类价值理想的人物描写成为一种虚幻的，迂腐的、甚至是可笑的角色。从国家长远的文化发展战略考虑，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制作，包括宣传必须整合在既定的价值体系之内。我们所谓的文化核心价值观，指的是一种文化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的基本理念，它是衡量与判断事物的终极文化标准。这其中包括历史（是非）观、道德（善恶）观、社会（正邪）观、伦理（荣辱）观、审美（美丑）观等。现在，我们应当避免不同叙事形态的电影在文化核心价值观上的相互错位，避免不同影片类型在终极文化标准上的相互偏离。本土电影产业应当在总体上整合文化精神架构，实现中国电影在文化核心价值观方面的互通与共识，进而赢得国际市场上的普遍认同，为目前的电影发展提供一种确实可行的文化路径。
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希望通过电影这种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承传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建构能够被国民普遍认同的文化核心价值观，进而确立一种大众共同信守的文化秩序。尽管不同国家所认同的文化内容不尽一致，相互之间的文化价值观念也有所不同，但是，各国始终都把电影、电视放在文化传播的中心位置。目前，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历史进程中，电影，作为一种具有广泛传播效应的大众媒介，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反观当前我国的电影现状，进入新世纪以来，商业大片几乎垄断了所有重要的电影资源，然而部分国产商业大片拿出来的却是一部部虚伪矫情、空洞苍白的畸形产物，华丽的外衣，掩饰不住精神的虚弱。国产商业大片近年来最令人担心的问题是它与好莱坞大片的趋同性危机，“越来越像，只注重模仿”，尤其太过注重视觉奇观的营造或提供快餐式的文化消费，往往忽略了对民族文化原点以及文化传统的深入发掘，这使得国产大片无法在影片的文化核心价值领域进行相互整合，使我们的民族电影业最终没有形成一种像美国电影、韩国电影那样共同信守的文化核心价值观，没有建立一种整个行业共同敬重的文化价值取向。这也是多部大片的故事和人物“立不住”的深层次原因所在。而事实上，自一九九二年《真实的谎言》进人中国电影市场，十几年来好莱坞大片无论在题材类型还是叙事技巧上如何求变求新，但其所坚守和宣扬的美国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即爱国、荣誉、团结、友爱、进取等积极向上的意旨包裹下的美国精神却始终如一，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主旋律电影同样可以既叫好又卖座，关键在于如何表达。
在商业大片席卷中国影坛的大背景下，军旅题材电影需要应对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但也面临着自我提升的良好发展机遇。军旅电影应该站在民族文化复兴、国家文化安全与文化输出的战略高度来审视自身，积极完成对国家形象的正面塑造，始终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艺术表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都是军旅电影不可推卸的责任。回望辉煌的历史，八一厂电影人信心满怀，展望光辉的未来，八一厂电影人任重道远。
（原载《文艺报》2007年七月二十六日）
5.金戈铁马高唱至文苑荧屏捷音联
——2005年军旅文艺巡礼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确实面临着一个“消费主导”的“图文并茂”的全新生态圈，但我们欣喜地看到，军旅文学在调适中重新定位，在定位中寻找突围，逐渐尝试和践行着主旋律的多样化、生活化、心灵化和艺术化，从而使军旅文学成功地穿越了画地为牢的传统边界，以更加雄壮、激越、嘹亮而又不失优美高雅的声音汇入了一个时代的合唱。化用毛泽东同志“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的词句，不妨可以说2005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宏大背景下，形成了军旅文艺“金戈铁马高唱至，文苑荧屏捷音联”的繁盛景象。
一.春到江南花自开：“奖”台上的军旅文学
首先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两项中国文学最高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和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在去年相继颁奖，而军旅作家多有斩获——三部作品获得鲁迅文学奖，两部作品获茅盾文学奖。他们戎装整肃，联袂登台，成为两个神圣领奖台上一道靓丽的绿色风景。这象征着走过转型期进入新世纪的军旅文学的新收获。它们在当前多元杂语的文化时代，对如何回视革命历史、如何回归传统文化、如何把握当下生活、如何重铸国魂军魂，如何葆有军旅文学的品格和风骨并持续对社会发生导向和牵引作用等诸多问题，都做出了明确而响亮的回答。
茅盾文学奖两位获奖作家徐贵祥、柳建伟都刚过不惑之年，富于活力，正是当下活跃的军旅长篇小说家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获奖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军旅长篇“十年厚积，一朝薄发”的自然结果。近十年来，以军旅长篇小说的繁荣为表征，军旅文学掀起了第四次浪潮，它和“前十七年”军旅长篇小说的两次浪潮遥相呼应，又是新时期十年军旅中短篇小说繁荣第三次浪潮的合理延伸。徐贵祥和柳建伟是这般潮头上的弄潮儿，而《历史的天空》与《英雄时代》无非是大潮中两朵比较晶莹幸运的浪花而已。《历史的天空》是一个老故事的新演绎，作品凝重雄浑，充满了战争文学的阳刚之气和崇高风范，故事跌宕起伏，包蕴了聪颖的战争艺术和兵家智慧，从而将战争题材长篇小说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境地。徐贵祥也借此进入了战争题材长篇创作的井喷期，2005年又推出了多角度，大纵深反映全民族抗战的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视角更开阔，思考更深沉，故事情节更加波诡云谲，人物关系更加扑朔迷离，而在吊诡奇异的人物命运和故事走向的背后，作家着意开掘的却是民族文化的根性，凸显了作家创新求深的努力与追求。此外，本年度内推出的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还有张者的《零炮楼》、阎欣宁的《中国爹娘》、丁旸明的《悲日》等，互为唱和，各具精彩。至于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则代表了十年来军旅作家长篇创作的另一个亮点，即“农家军人唱农歌”，在非军旅题材创作中大显身手，写出了各自的代表作品，达到了当代长篇小说的上乘水准。周大新的《第二十幕》、柳建伟的《北方城郭》、黄国荣的《街谣》、裘山山的《春草》等，分别从纵横两个方向拓宽了“农家军歌”的音域，它们以二十世纪大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为主要舞台，开阔而深沉地传达出了一个多语齐鸣的中国社会在多种意识相互竞争、相互渗透、相互激荡中前进的隆隆足音。
近年来，崇尚热血军人的地方青年作家刘猛的《狼牙》《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刘健的《战士》等作品另辟蹊径，别具一格，拥有自己的读者群，也给当前的军旅长篇创作带来了刺激与挑战。可以预测，这些作品将成为军旅文学的重要收获，同时也将成为军旅文学的一个参照和补充。
二.花影隔墙暗香来：影像里的军旅文学
毋庸讳言，随着读图时代的推进，影视传媒成为新宠和强势，传统意义上的纸传媒文学遭遇“冷处理”，但它带给一部分军旅作家的应激反应是“跃然纸外”“突出重围”，或出让改编权，将小说径自改为影视剧本，或同时“套写”，或干脆先写影视剧本后写小说，互为广告，互为拉动，迅速在荧屏上夺得半壁江山，再次显示了军旅作家的快反作战能力。
2005年，配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年，热播不衰并持续走高的两部军旅电视剧均改编自同名小说，一为《历史的天空》，二为《亮剑》。前者因上文已述，这里只说《亮剑》。
今天人人看《亮剑》，争说李云龙，固然跟纪念抗战背景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李云龙中国夏伯阳式的个性魅力与英雄气质投合了当今物欲社会中的人心世态。其实早在五年前小说甫一出版，即引起相当大的关注，今天，李云龙再度“出山”，从荧屏上横空出世走进千家万户，正当其时也。本年度引人瞩目的抗战题材电视剧荦荦大观，仅八一电影制片厂就连续推出了《八路军》《抗日名将左权》《杨靖宇将军》《新敌后武工队》等。值得一提的是，军旅电视剧创作大有方兴未艾之势，越来越多的实力派作家加盟其中，你追我赶，此起彼伏，好一派热闹景象。据悉，已在央视排队备播的军旅电视剧目又已势若长龙，逶迤不绝。近期已在央视播出或备播的主要军旅题材电视剧有表现部队现代化进程的《沙场点兵》（编剧邵钧林，黄国荣等）、纪录导弹研发的《石破天惊》（编剧柳建伟）、展示武警风采的《热带风暴》（编剧戴宏）、反映铁道兵精神的《铁色高原》（编剧李本深等）、《红领章》（编剧陈怀国、陶纯等）以及《青春正步走》《军校奏鸣曲》等。与电视剧相映成辉的是，在电影银幕上，军旅作家也出手不凡且屡屡蟾官折桂。仅八一电影制片厂而言，2005年度《太行山上》再捧金鸡，编剧陆柱国还因此获得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如果再加上剧作家孟冰的话剧《黄土谣》、周振天的歌剧《赤道雨》2005年度入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军旅文艺真可谓“无处不飞花，直属到天涯”。
三.花木成畦手自栽：期待中的军旅文学
鲁迅文学奖包括长篇小说以外的七种文学体裁，但本届军旅作家在中篇小说、诗歌等门类中首次铩羽而归，而中篇小说、诗歌历来是军旅作家的强项。今天，温亚军《驮水的日子》的形只影单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军旅中短篇小说红火热闹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也许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反映了读图时代中短篇小说这种小型文体的整体衰落。但越是在这种功利的经济时代，为军旅文学发展的整体和长远计，就越需要注意多种文学体裁之间的生态平衡，注意创作队伍的梯次和后备人才的培养。
囿于孤陋寡闻，近年来军旅中短篇小说给我留下印象者大体有海军青年作家王进康反映水兵守礁生活的系列短篇，还有武警青年作者流云紧密跟踪当下军营生活的系列中篇等。而除此之外，即便在军旅文学重镇《解放军文艺》上，新人佳作也甚为寥落。一方面是早年出道的名家的中短篇新作难得一见，一方面是具有冲击力的新人新作也如凤毛麟角。对前者而言，主攻方向已转入长篇小说或影视；对后者而言，确实多数技巧生涩，语言稚嫩，底蕴不足。显而易见，中短篇队伍的后继乏人，推而广之就是军旅作家队伍的后继乏人。长、中、短篇发展的失衡，已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与此相关的还有文艺理论批评队伍问题，甚至比之中短篇队伍后劲不足之现状还更加令人担忧。因此建议，对军旅文学评论的振兴不能光是停留在口头上，一是尽快采取切实可行的鼓励措施以凝聚军心、重振旗鼓；二是加紧培养和使用新人以形成梯队，保持后援；三是合理发挥现有理论阵地的作用，可以在重导向、重鼓励的时评，重推荐、重介绍的新人新作赏析，重学理、重深度的专题研究等，不同向度上，不同层面上，有分工、有配合，逐步恢复并健全交叉、立体、纵深、全面的军旅文学理论批评格局，最终形成创作与批评“两个轮子一起转”（徐怀中语）的良性互动局面，将新世纪的军旅文学车辚辚、马萧萧地共同推向前进。
（原载《文艺报》2006年一月二十六日）
6.军旅文学：题材与价值取向的失衡
所谓创作题材的失衡，具体而言，就是现实军营题材相比较历史战争题材、地方题材的一种不平衡。其实，此一倾向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创作中即已见端倪。比较起来，当下的现实军旅题材倒有几分寥落。殊难预料的是，此一倾向在随后的时光乃至十年以来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中愈益彰显直至成为天下大势—一在一片“向后看”“向外看”和“向前看”的大批作品包围之下，寥寥几部关注当下军营现实题材的长篇就多少显出了一种独木难成林的尴尬。
如果说，一种简单的量的对比还显得武断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指出两点：一是部分优秀军旅作家其优秀长篇作品只有非军旅题材而无军旅题材，二是比较同一个优秀作家的优秀长篇，往往写过去胜过当下、写地方胜于军旅。
如此看来，现实军旅题材的赢弱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需要我们关注和研究的是，军旅长篇小说创作题材何以失衡？军旅作家何以应对？
当然，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也决不是一篇短文能够说清楚的。但我们也不妨择其要点简短捷说，比如说战争题材。众所周知，对于文学而言，战争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智慧和丰富的美学内涵。战争本身具有一种天然的结构张力，在特定的极端环境中蕴藏着最为特殊的生命体验和最为真实的人性内容以及最为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最适合承载作家对于战争历史及复杂人性的深入思考，因而也最容易产生震撼效果和巨大影响（《穿越死亡》《亮剑》《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等作品都当得起惊心动魄四个字）。再比如说地方（乡土）题材。军旅作家的主体队伍多由“农民军人”构成。他们的文学之根始终深植于乡土之中，在那里有他们独特而鲜活的生命体验和难以割舍的精神家园。离乡日久，乡愁日深，经年的情感酝酿，恰当的审美距离，真切可触的生命记忆与狂放不羁的自由想象，一旦找到了恰当的创作视角，离一部佳作的诞生也就不远了。（《第二十幕》《日光流年》《北方城郭》恰恰最能见出周大新，阎连科、柳建伟的个性才情与风格。）反观当下军营现实题材，往往是既无战争题材的惊险故事和人性深度之优势，又无地方（乡土）题材的诗情画意和文化底蕴之便利，它难以“借势”，也无法“藏拙”，最需要的是军旅作家们直面现实，正面强攻，前提当然是熟悉生活。而不少军旅作家似乎恰恰在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对日新月异的新军事变革中新的军事思想、理论、观念乃至新的军事技术武器装备等等感到陌生，不懂，因此不能立于潮头引领风骚，即便以针砭军队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猖獗而见出思想锋芒的《明天战争》一旦进入结尾的所谓跨国电子对抗描写时，马上就显得底气不足而导致了虚飘恍惚，最终落下了“蛇尾”之嫌。还有，由于长期脱离基层，对我军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矛盾和社会转型中广大官兵的思想情感隔着一层或不甚了了，因此不能潜入深处感知时代大潮的水温和涌动。《突出重围》严格说来也是一部前瞻性作品，它所表现的演习用人体制、演习科技水准，实际上更多是传达了作家对我军未来的一种理论设计，对当下军营现实有相当的超前性和隔膜感。凡此种种，再加上部分作家对军旅文学功利性和军队文艺政策的片面理解，在处理现实军营题材时往往瞻前顾后，甚至作茧自缚，以谙熟武警官兵生活和情感脱颖而出的《中国近卫军》，面对当下警营中丰富、复杂甚至尖锐的现实矛盾时，就显示出了游移的心态和潜意识里的顾忌，从而收敛起了批判的锋芒，削弱了作品的力度和深度。更有诸多提不起来者，要么虚情假意，要么轻描淡写，要么干脆绕开现实，取道别处了。
所谓价值取向的失衡，具体而言，指的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不平衡或曰精神追求与商业利润之间的不平衡。大体说来，此一失衡肇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初市场经济的骤然提速与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那时间，商海滔滔之中，金钱的杠杆作用通过一只无形的大手逐步渗透进文学世界，军旅文学亦概莫能外。在此种情势之下，军旅作家或军旅长篇价值取向的分化与失衡便在所难免了。十年一路走来，情形一分为二。一是少数出道早而道行高的作家利用名气和实力抓住机遇迅速与影视联姻，依靠一部大戏一炮打红从而占得先机，从此片约不断，好戏连台，不搞工作室，不进行流水作业都不足以应付局面，为了赢得社会与经济效益双丰收，或小说与剧本套写，或先剧本而后小说，或先小说而后剧本，或联袂出台，携手上市，如此等等。此一类作家虽然当红，但与严格意义上的军旅文学和严肃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已基本无涉。二是有的作家虽然还在坚持写作军旅题材甚至是现实军营题材长篇小说，但其作品兵味稀薄，或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或硝烟味淡，脂粉气浓，为了“卖点”“看点”和“亮点”，不惜损失甚至放弃军旅文学的基本品格为代价，迎合时尚，认同世俗，引进暴力、滥情以及商界的尔虞我诈与官场的明争暗斗等商业元素，当代军营变成了“欲望化叙事”的又一个背景与空间。此类军旅长篇小说不过是打着军旅文学之名行与金钱媾和之实，与当下行进着的军营现实基本无涉。
一直以来，追求崇高阳刚和英雄主义都被视为当代军旅文学的精神特质，美学风范和价值取向，这也是逐渐形成军旅文学区别于其它文学最显在的美学气质。它的作用主要在于陶冶精神、洗涤灵魂、昂扬士气、凝聚兵心、铸造军魂。而长篇小说由于体裁的优势，最适合体现军旅文学这一精神特质和美学品格，不少脍炙人口的精品佳作均以或崇高雄伟或凝重深沉或慷慨悲壮的基调和磅礴大气、瑰丽阳刚的风貌征服了广大读者，深入持久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情操、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它们已然成为了点燃时代青年理想的火炬，唤醒广大官兵战斗激情的号角。它们的价值就在于无价。如果我们仅仅出于市场考虑就放弃精神追求，那么无异于舍本逐末，买椟还珠。
诚然，当下的部队现实与当代的社会生活正日甚一日地水乳交融，笔者也无意强调军营特殊性与地方复杂性的二元对立。但亟需注意的是，军旅作家在表达社会转型期中的军地融合过程时要有一个恰当的分寸和尺度，这确实需要探索，需要深入，需要“身入”和“心入”，需要深刻的分析、思索、解剖和批判。要有坚守，不能跟风。否则，过于世俗化与社会化的创作路向不但无助于军旅长篇小说的题材创新和对军营生活的多样性开掘，反而可能对军队和军人的形象带来损害，从而侵蚀乃至消解军旅文学的品牌效应和美学品格。
“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要探求军人精神源泉，必得从生活中去寻找，要坚持现实军营题材创作就更是如此。最后回应本文中的“第一种失衡”，应再作如下呼吁：希望有更多的军旅作家坚守军营，立足当下，在绿色加方块的限定中“掘一口深井”，一方面努力跟进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进程，及时了解与熟悉高新技术前提下的新军事变革，并完成艺术转化，一方面努力深入基层，把握广大官兵的脉搏与广阔军营的现实矛盾，反映出现代化进程中的军人的真情实感。舍此一途，军旅长篇小说创作的持续繁荣无从谈起，甚至军旅文学的最终流失亦非危言耸听。
（原载《人民日报》2005年八月四日）
7.军旅文学：三十年间的『两次浪潮』
今天，我们如果沿用已故著名作家刘白羽先生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源》等长篇小说为代表的军旅文学以两次浪潮命名的说法，则可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军旅文学经历了第三、第四次浪潮。
第三次浪潮大体形成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用我的概括叫做“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
其实要是再往前推，雷抒雁，叶文福在一九七九年六至八月间发表的政治抒情诗《小草在歌唱》《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可算作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先声之作，而小说则是以徐怀中的短篇《西线轶事》为发轫之作。这篇作品以其反思“文革”、开掘人性、正视矛盾、回归现实的路子而成为了战争小说的换代之作，在1980年的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中高票夺魁。同时，这篇小说和《东方》《我们的军长》《足迹》《秋雪湖之恋》《皖南事变》等作品一道，标志着刘白羽、魏巍、王愿坚、邓友梅、叶楠、彭荆风，黎汝清、石言等老一代军旅作家的集体复出。
一九八二年，李存葆和朱苏进先后发表《高山下的花环》和《射天狼》，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两部作品在当年的全国中篇小说评奖中联袂获奖，使军旅文学声誉鹊起、声威大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一时期出现了当代军旅文学史上规模空前的女作家群，如王海鸽、刘宏伟、常青、成平、丁小琦、毕淑敏、裘山山等是其中的代表。同时，《高山下的花环》与《射天狼》还开辟了“当代战争题材”、“当代和平军营题材”两条战线。一批作家在这两条战线上频频出击、大显身手。到一九八六年，莫言的《红高粱》横空出世，又标志着重写历史战争题材的第三条战线的开辟。紧随其后的有苗长水的“沂蒙山系列”、张竹廷、周梅森的“国军抗战系列”、乔良的《灵旗》等。至此，以中短篇为主体的军旅文学呈现出全面繁荣。再加上以李瑛、雷抒雁、周涛，朱增泉、程步涛、李松涛、马台省、刘立云，蔡春芳、简宁、郭晓晔、王久辛、辛茹等老，中、青三代军旅诗人及李延国、江永红、钱钢、袁厚春、徐志耕、李鸣生，邢军纪，孙晶岩等人的报告文学创作和周政保，张志忠、黄国柱等一批军旅文学批评家的推渡助澜、摇旗呐喊，军旅文学“第三次浪潮”轰然而至。与此同时，在刘白羽、徐怀中等老一代作家的运筹下，一九八四年解放军艺术学院创办了文学系，它伴随着新时期文学一路走来，培养了从莫言到徐贵祥、柳建伟、麦家等三位茅盾文学奖得主，二十多年来军旅新锐作家多出其中，它已然成为了军旅作家的摇篮。
进入九十年代，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军旅文学受到了政治语境淡化和商业语境强化的双重夹击，“一地鸡毛”式的琐碎、“懒得离婚”式的麻木，使军旅文学同当代中国文学一道经历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式的沉浮、调整和探索期。然而到九十年代中期，军旅文学又率先发出了一个民旗精神反弹、重建崇高、渴望英雄的呼唤。《我是太阳》《父母爱情》《父亲进城》等系列小说以及由此改编的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热播，宣告了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回归。从那时至今，长篇军旅小说《醉太平》《穿越死亡》《突出重围》《仰角》《英雄无语》《走出硝烟的女神》《波涛汹涌》《我在天堂等你》《历史的天空》《音乐会》《楚河汉界》《长征》《暗算》《中国近卫军》《亮剑》《城门》《惊蛰》《百草山》《八月桂花遍地开》《戎装女人》《大校的女儿》《大断裂》《向天倾诉》等逶迤而出、百川归海，汇合成了当代军旅文学以长篇小说为主的“第四次浪潮”。
纵向看来，它和“前十七年”的两次浪潮遥相呼应，是继承，更是拓展和超越。虽然由于文学生态和传媒方式的改变，就单篇而言，它们也许不及“前十七年”，但是就整体品质而言，无论是艺术手法、表现形式、结构方式、思想深度，它们都大大超越了前者。横向而言，其中的翘楚之作置于当代中国文坛也毫不逊色，尤其是部分军旅作家写出的非军旅长篇，如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柳建伟的《北方城郭》《英雄时代》，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等在当代文坛占尽风流，亦是当代军旅文坛此前不曾见过的风景。
同时，它们又是对八十年代以中短篇小说为主体的“第三次浪潮”的一个对比和补充。
具体而言，我们之所以认定当下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还出于三点考虑：一是大约三十部左右的代表作品，水准整齐、质量上乘，比“前十七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二是一支成熟稳定的中年作家队伍，精力充沛、学养充足，整体素质比“前十七年”的军旅作家大优，特别是一些女作家，如王海鸰、裘山山、马晓丽、项小米、姜安、刘宏伟、刘静、燕燕、庞天舒、王秋燕、张慧敏等一涉足长篇便出手不凡，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三是经过影视传媒的放大，这些作家作品都获得了家喻户晓、深人人心的传播效果，如《和平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突出重围》《士兵突击》《历史的天空》《暗算》《亮剑》《大校的女儿》等电视剧均是一时无两的收视首选，如果再加上历史题材的《汉武大帝》（江奇涛）、《康熙王朝》《鸦片战争》（朱苏进），以及非军旅题材的《乔家大院》（朱秀海）、《中国式离婚》《牵手》（王海鸰）等等，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就更是声势浩大，以它雄浑的涛声和壮阔的流量汇人到当代中国文学的长河之中，并成为了其中最璀璨的浪花。
最后，不必讳言的是，当下的军旅文学也为我们留下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譬如“四个失衡”；即题材失衡，历史胜过现实，体裁失衡，长篇胜过中短篇；队伍失衡，年轻作者后继乏人；创作与批评失衡，八十年代“两个轮子一起转”的盛景不再。没有了理论批评的摇旗呐喊，作家时常有英雄寂寞之感。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应引起军旅文学界的警惕与反思，以此保证推动军旅文学可持续地健康发展。
8.战争与和平
——当代［前十七］年军旅小说的收获与缺失
相比较诗歌、散文、速写、报告文学等短小、灵活、便捷的文学体裁而言，小说无疑是一件笨重的武器。它在短时效、近距离地反映急剧动荡的战争生活方面，不免有些滞后或力不从心。
当着我们翻捡一部现代（武装斗争时期）军事文艺史时就会发现，军旅小说实在算不上一个特别活跃和发达的门类。这当然是受到战时我军文艺队伍的基本素质和小说自身的艺术规律及印刷出版等等条件的多重制约。就前者而论，战时的军队还难以培养和产生出比较成熟的小说家；就后者而言，小说和它的表现对象之间往往需要拉开适当的距离。因此之故，红军草创时期的军旅小说几成空白就不难理解，由新文化运动催发的中国现代小说大潮一时还无法波及这块特殊的领域，即便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出现了一批有一定影响的抗战小说——譬如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老舍的《火葬》、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等等，也多出自大后方或非军旅作家之手，和战争生活、军人情感等等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隔膜，艺术上也还比较粗糙。此一阶段，军旅小说中臻于成熟的作品大概只有孙犁的短篇《芦花荡》《荷花淀》等少许篇什。在轰轰烈烈铁流千里的解放战争期间，以反映快捷取胜的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一类纪实体作品仍然独领风骚，刘自羽的带有相当浓郁的纪实色彩的《战火纷飞》《无敌三勇士》等一组短篇是这个时期不可多得的军旅小说，而马烽、西戎的章回体长篇《吕梁英雄传》就更是一个唯一的特例。简捷说来从我军创建到共和国成立（1927—1949），其间二十二年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斗争画卷还尚未来得及在现代军旅小说中得到稍具规模的艺术展开，它将丰富的矿藏和深厚的期望寄托于新中国。换言之，正是武装斗争历史的辉煌和现代军旅小说的暗淡二者之间的巨大失衡，构成了当代军旅小说蹒珊起步的现实基础和骤然腾飞的潜在张力。
共和国诞生伊始，刘白羽的中篇小说《火光在前》捷足先登发表于《人民文学》创刊号，无形中便具有了新中国军旅小说开山之作的某些意味，因而格外为当时文坛所关注。随之逶迤而出的还有马加的《开不败的花朵》、柳青的《铜墙铁壁》、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陈登科的《活人塘》、石言的《柳堡的故事》等一批军旅题材小说。但是，它们并没有立刻带来军旅小说园地的百花争艳。最直接的冲击因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战争再度成为全中国的焦点，战争也再度显示了它对文学体裁的严格选择，尽管一大批作家赶赴前线并且迅速收获了《三千里江山》（杨朔）、《东线》（寒风）、《突破临津江》（海默）、《上甘岭》（陆柱国）、《长空怒风》（魏巍、白艾）等颇有分量的中、长篇作品，但它们对于文坛乃至全社会的震撼力，仍然不如魏巍们的战地通讯（如《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和未央们的战地诗歌（如《把枪给我吧》等）来得深刻和广泛。
当代军旅小说的真正繁荣，还在等待着一个更加安宁、稳定，祥和的生长环境。
朝鲜战争的结束和中国大陆边境剿匪的胜利，使新生的共和国最终挣脱了战争的阴影而走进了和平的阳光之中。人们在欢呼胜利之余，在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共和国的建设之余，也常常不免沉浸于遇思：人民共和国这个巨大的奇迹何以诞生？她穿越了怎样的血雨腥风和万水千山？人民军队又是怎样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在这中间都发生了哪些惊天动地的故事和人物？人们渴望详细地了解这一切。仅仅读那些精短的诗歌、散文，通讯和报告文学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和强烈愿望了，他们急切地希望看到能够更高、更深、更广、更生动、更传神地状绘历史风云，反映战争生活，塑造英雄人物的文学作品。五十年代中期的大陆中国已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军旅小说的阅读期待与市场。另一方面，一个庞大的军旅小说家群也正在悄然形成并逐渐地成熟。他们大致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一批有相当文学修养和创作经验的资深军旅作家，如刘白羽、魏巍等；二是一批担任过部队文化宣传或战斗团队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如吴强，曲波等；三是一批建国前后参军入伍的青年小知识分子，如徐怀中、王愿坚等。他们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首先都是战士，然后才是记者、宣传干事、宣传队员、文化干事、文化教员，或者部长、政委，他们和人民军队一道成长，是战争的亲历者，是共和国的创造者，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践者。此前他们中间还少有人写过小说，甚至缺乏文学和文化的准备，更不存当作家之念想。但是，刚刚逝去的炮火硝烟日夜在跟前闪现，无数战友的呐喊常常在耳畔喧腾，他们要倾诉——倾诉对历史巨变的沉思，倾诉对人民战争伟大胜利的感动，倾诉对前赴后继的革命先烈的怀念，倾诉对某一个冬夜行军途中的那一串火把的刻骨铭心的记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拿起了笔，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小说。五十年代中后期相继发起的大规模的纪念建军三十周年、建国十周年的征文活动和大型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的广泛征稿，更给这些倾诉者们加油添柴，推波助澜，并且提供了更加开阔深入的原始素材和更加优良的写作环境。至此，广大人民的“倾听”热望和一支潜在的军旅作家的“倾诉”热情，完全形成了一种呼应，一种“同构”，为当代军旅小说大潮的汗漫而出做好了充分的“蓄势”。
一九五四年，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出版，立刻震动了全国文坛，被称之为是“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冯雪峰语）。它以高昂的激情、凝重的笔触和磅礴的气势展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壮丽画卷，把当代战争小说的水平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它是新中国军旅小说发展历程中的一块里程碑，它甚至代表了当时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以它的出现为标志，宣告了军旅小说开始成为了当代军旅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的“主流”。汇人这一“主流”的重头战争长篇小说先后有孙犁的《风云初记》、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高云览的《小城春秋》等，以及中短篇小说《平原烈火》（徐光耀）、《五彩路》（胡奇）、《小英雄雨来》（管桦）、《黎明的河边》（峻青）、《党费》（王愿坚）等等。它们汹涌奔腾浩然作势，掀起了新中国军旅文学的第一个浪潮。稍后，时至五六十年代之交，围绕着“向建国十周年献礼”，又有一批优秀的战争小说蜂拥而至，其中长篇小说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刘流的《烈火金刚》、冯志的《敌后武工队》、雪克的《战火中的青春》、李晓明、韩安庆的《破晓记》、柳杞的《长城烟尘》、丁秋生的《源泉》、陆柱国的《踏平东海万顷浪》、柯岗的《逐鹿中原》等，以及中短篇小说《辛俊地》（管桦）、《小兵张嘎》（徐光耀）、《七根火柴》《粮食的故事》（王愿坚）、《百合花》（茹志鹃）、《长长的流水》（刘真）等等，它们共同掀起了新中国军旅文学的第二次浪潮。而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则是这两次浪潮中的波峰浪尖。
当然，所谓“两次浪潮”主要是从量的角度而言，究其实，它们不过是两个渡次的平面展开，而并非质的纵深推进。做出这种判断，倒不仅仅因为后来的作品从成就到影响都还未超出前此的《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等，而更多的是关涉它们价值取向的同一性和强烈、鲜明而单一的时代特色以及由此带来的时代局限。它们成为一时的主流文学，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和当时激烈的社会情绪与高蹈的意识形态的严密契合。它们的基本主题是讴歌武装革命斗争的胜利，普遍旋律是乐观的英雄主义加浪漫的理想主义。在风格基调上多受益于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的高亢与激昂，在情节结构方面则偏向于中国古典战争长篇小说的传奇与故事。相比较而言，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艺术营养的汲取与消化倒并不充分。在语言锤炼、意境营造，艺术感觉的开放和人物心理的掘进等诸多方面显得共性大而个性小，不少作品还不免粗糙和稚嫩。它们之所以风靡当时，首先是满足了人们急于了解革命历程的热情渴望；其次是表达了人们走出苦难之后对革命战争的感激心情，再次是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适应了人们最一般的审美需求；最后，是相当一部分代表作被改编成电影等艺术样式搬上了银幕和舞台，极大限度地扩张了它们的传播速度和覆盖领域。毫无疑问，它们是当代中国军旅小说的拓荒之作和奠基之作，它们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前十七年”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而且远远逸出文学的范围，持久有力地导引了几代中国青年的思想、情感、信仰乃至行为规范。在新中国的精神历程上，打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然而，换一角度看，以一种更加文学的眼光、更加开放的世界性眼光——譬如反思战争、正视悲剧、开掘人性、铸造民族精神、解剖战争后遗症等尺度多方位多层面地审视这批作品时，就无可讳言地要承认它们的封闭性、狭隘性和单一性。这大概也就是所谓的时代局限罢。
在上述战争小说的“主流”之外，还有一条婉蜒行进在“前十七年”中的军旅小说“支流”，那就是反映建国后和平环境中的军旅生活、军人情感以及军民关系的小说系列。它们的出现，拓宽了军旅小说的题材领域，丰富了军旅小说的表现内容，给军旅小说带来了新的特质和新的美学情趣。较早取得成就的是一批在战争后期入伍、几乎和新中国同时起步走上创作道路的青年作家，题材面相对集中在西藏、云南等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五十年代中期前后的代表作品有徐怀中的长篇《我们播种爱情》、中篇《地上的长虹》、刘克的短篇《央金》《古堡上的烽烟》，彭荆风的短篇《拉祜小民兵》，以及林予反映东北军垦生活的长篇《飞雁塞北》等。在一九六三年的全军性大征文活动中，又出现了任斌武的《开顶风船的角色》，林雨的《五十大关》等正面描写部队训练生活的优秀短篇。“文化大革命”前夕出版的黎汝清的中篇《海岛女民兵》和金敬迈的长篇《欧阳海之歌》，则为“前十七年”的军旅小说画上了有力的句号。显而易见的是，这批作者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都远不足以和同时期的战争小说相抗衡。
造成和平时期现实军旅题材小说创作薄弱的原因也许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两条。
第一是创作队伍的变化。由于军旅生活和军旅成员急速而巨大的流动性——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同时也就决定了它的文学反映必须在不同的时代推出不同的代言人（作家），以保证作家对生活的亲历和体验，否则，势必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迫与尴尬。建国以后，一批相对成熟的军旅作家陆续转业到地方工作或者升到更高级的领导岗位，对现实军旅生活的逐渐疏离与隔膜迫使他们只能面对过去（战争），而无法关注“当下”。与此同时，更年轻的军旅作家还处在生长之中，作家队伍的这一“断层”，直接导致了现实军旅小说创作的贫弱。其实，再进一步推广开来看，“前十七年”的军旅小说在题材上已然呈现出明显的“橄榄状”。以建军四十年（1927—1966）的历程来划分，反映前十年即红军题材的小说甚为稀少，反映建国后十七年的军旅小说也渐次萎缩，最大量的是集中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作品。这种现实和当时活跃的军旅小说家群构成的“橄榄状”恰成一种对应关系：红军出身的小说家几乎没有，建国后参军的小说家尚待成熟，真正的主力绝大部分是“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战争期间入伍者。以此观之，是否也说明了“生活乃创作的唯一源泉”？
第二是创作路线的强化。这里所说的“创作路线”大体指的是毛泽东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思想路线。这一路线在建国以后由于政治一体化的推行与强周，也变成了普泛的基本原则与指导思想。文学的革命功利性和政治功能性不断地被加以规约和强化，从“两为”的文艺方针到“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乃至“写什么”（题材、主题）和“怎么写”（形式、风格）等等，都有了不可更易的明确限制与强行规定。而军队作为高度政治化的武装集团，在这些方面执行得更为坚决和纯粹，不允许有丝毫越轨的倾向、情绪和笔调。五十年代初期到中期先后出现的略有探索的《洼地上的“战役”》（路翎）、《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碧野）、《战斗到明天》（白刃）、《亲人》《妈妈》（王愿坚）、《英雄的乐章》（刘真）、《雪天》（张麟）、《三月雪》（肖平）等战争小说都一一被扣上了“战争残酷论”“资产阶级人性论”“丑化人民军队”等多种帽子而遭到过不同程度的批判与否定。有的作家还因此罹难而被迫搁笔。这也是造成战争小说“第二次浪潮”无从深化与发展的重要原因，相形之下，现实军旅题材就更为敏感和棘手，一方面是缺乏经验与参照，一方面是诸多矛盾难以回避。
一九五七年前后，在“双百”方针的倡导下，在“干预生活”口号的鼓动下，触及部队现实矛盾的《不好领导的人》（路野）、《无风浪》（朱新楣）等相继发表，但立刻就遭到了粗暴的无情棒喝，现实题材军旅小说创作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刚刚起步就踉踉跄跄，致使不少作家或者不越雷池，或者绕道而行。进入六十年代，战争题材也开始衰微，现实题材受到鼓励，只是现实主义的因素不断稀释，而浪漫主义的成分逐渐膨胀，掩盖矛盾、粉饰生活成为一时的审美原则。“好人好事文学”普遍增多，即使写矛盾也是先进与更先进的矛盾。这方面的经典之作《欧阳海之歌》在塑造人物方面已然出现了某些“高、大、全”的苗头，虽然名震一时，其艺术性和生命力却因此而大受损害。截至一九六六年二月，林彪委托扛青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笼，便基本宣布了“前十七年”军旅文学的寿终正寝。
现实军旅题材的赢弱与历史战争题材的强大，比照出了题材的不平衡。此外，还有一个体裁不平衡即中短篇小说的欠收与长篇小说的丰收亦成巨大反差。如果说在短篇领域中，还有王愿坚的“红军系列”，刘克的“西藏系列”、任斌武的《开顶风船的角色》、林雨的《五十大关》等精品佳构甚为突出的话，那么，中篇小说则真是乏善可陈了。这与“十七年”当代文学中篇小说体裁普遍欠发达有关，更与文学手法的还不够多样、丰富与细腻有关。寥寥不多的几个中篇，基本上都是长篇梗概（或儿童题材）。若以今天的写法，加以铺排，渲染、营造氛围、强化感觉，差不多就成长篇了。中篇小说留下的这一“空白”，正好成为了新时期军旅小说的一个“爆发点”。
如前所述，在影响与局限十七年现实军旅小说健康发展与繁荣的两条主要原因中，创作队伍的变化是表象的，创作路线的强化才是实质的。
而且，后一条不仅仅是针对现实军旅小说的，它对战争小说乃至整个当代小说的影响，都是深刻的。在它的强力牵引下，“前十七年”的军旅文学和当代文学一样，走过了一条曲折回环的艰难道路。但是，即使如此，军旅小说家们仍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一度将军旅小说的成就推向了时代所能允许的最高水准，为军旅小说的深入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至于那些根本性的问题，只能留给一个新的时代去予以解决。事实上，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日后果然成为了新时期最早打破坚冰的先锋与闯将。
（原载《西南军事文学》2001年第一期）
9.关于当下文艺理论批评的三个『引领』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发生了空前活跃的显著变化，但是也给文艺理论批评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如何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进程中更好地发挥文艺理论批评的引领作用，就是一个无可回避的时代性课题。下面我从需要引领、谁来引领、如何引领三个方面就文艺理论批评的“引领”问题简要地谈点看法。
“需要引领”
市场经济在搞活了经济的同时也搞活了文化，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在大幅提升的同时，文化需求也得到了极大满足。但是毋庸讳言，这个“搞活”也犹如一把双刃剑——它的正面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多元并存；它的负面却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具体来说（成绩就不说了），随着市场经济全面而深入的渗透，金钱这只“看得见的手”在文艺领域中的作用日益彰显，仅仅满足于通过吸引眼球来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现象也开始凸现。跟着感觉走甚至跟着感官走似乎成为了某种潜规则。
艺术观念和思想道德的认识偏差，导致了部分作品对革命历史或当下现实做出了歪曲甚至是错误的判断与表现，在“个性化”或者“真实”“揭秘”的标榜下大行其道；恶搞、低俗、色情、暴力等媚俗手段成了某些作品的基本元素；伪现实主义、欲望化叙事，价值虚无、精神萎靡、伦理错位、道德失范等现象也时有所见。面对如此纷繁而嘈杂的众声喧哗，没有一种宏大的声音来引领将是不可思议的。道理无须多说，这里我只讲“一句话”“一个人”和“一种现象”。话是当年毛主席老人家说的一句话：“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只知道搞一点饭吃，跟狗搞一点屎吃有什么分别？”这是老人家的原话，后半句不雅，多年未公诸于世，但话糙理不糙。如果一个人只讲究物质享受、感官刺激，而没有理想，没有信仰，没有精神追求，那与禽兽何异？但这种最基本的价值观如果长期束之高阁、充耳不闻，不宣传、不提倡、不弘扬、不引领，结果也将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于此就要说到一个人了，这就是最近央视一套刚热播完的电视剧《英雄无名》中的我党战略情报专家阎宝航。如果仅仅说“过好日子”的话，那么他在国民党上层占居要津、位高权重、左右逢源、宝马香车、锦衣玉食，过的绝对是人中龙天上仙的日子，为什么还要出生入死赴汤蹈火？
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民族独立与解放的理想和信念。正因为此，他才有粪土万户侯的胸襟与情操，他才能屡屡化险为夷，创造截获重大情报如探囊取物的奇迹，他才能以短暂的人生在人类追求光明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激起璀璨的浪花。这就是理想的作用，精神的伟力。阎宝航传奇而壮丽的人生就是毛泽东那句名言的最好注脚。而阎宝航式的英雄或无名英雄又何止千万？但是这种圣徒般的人生在今天中国的物欲社会中已经让有的人、特别是少数青少年觉得匪夷所思难以置信了，甚至有人给出了一个字的评价：傻；一句话的结论：这么好的条件还不如直接跟老蒋干算了……我们真得感谢这部电视剧，它是一曲对燃情岁月的信仰赞歌，更是一声对当下社会的现实警钟。
再对比一个大片现象。风靡全球的美国大片创造的经济效应有目共睹，但有一点却为人们所熟视无睹，那就是从《第一滴血》到《真实的谎言》，从《拯救大兵瑞恩》到《父辈的旗帜》等等，无一不在宣传美式价值观和国家意识形态以及美国形象。反观十余年来大陆中国，重在从技术层面亦步亦趋追随美国大片，从《英雄》《十面埋伏》《夜宴》《无极》到《满城尽带黄金甲》，虽然也耗费巨资，色彩华丽，音响震撼。技术先进，但多是故弄玄虚内容空洞，不仅使进军奥斯卡的梦想化为泡影，更无益于表达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和民族形象。依我看来这主要不是电影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一种文化战略眼光的差距，一种关于打造文化软实力的理念差距。上述区区二例，便足以说明今天正在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急需引领、必须引领。否则一味地跟着感觉走，甚至跟着感官走，早晚是要掉进沟里去的。
“谁来引领”
当然，这就说到文艺理论批评的队伍问题了。培养并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批评队伍，对于理论批评乃至整个文艺事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根本。而当前这个根本也深受冲击。如果说，由于市场经济的转轨和网络时代的来临，读图迅速地取代了读书从而使文学边缘化的话，那么理论批评就成了边缘的边缘。在一个浮躁的社会，机会多诱惑也多，快马一鞭、立竿见影式的功利主义盛行，谁还能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呢？而理论批评恰恰需要的就是慢功出细活，高投入，低回报，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差事。因此之故，队伍涣散甚至流散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仅以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现状为例略作分析。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曾经涌现过一支数量质量都颇为可观的军旅文学批评队伍，和军旅文学创作遥相呼应，相得益彰，初步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两个轮子一起转”（徐怀中语）的大好局面。可惜好景不长，从九十年代开始，这支队伍便风流云散。我从一九九四年担任行政职务以后，勉力坚持，踉踉跄跄走到今天也殊为不易，一九九九年开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军旅文学50年（1949—1999）》，历时七年，前年结题，去年初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作为建军八十周年献礼书出版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个中甘苦也是一言难尽。尤其让人伤感的是，即便是跟着我做课题的十几个研究生，也基本上是把这个课题当作了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的告别仪式，完了也就拜拜了。甚至还不止如此。从我一九九七年在军艺文学系开始招收研究生至今已逾十届，本来文学系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就是从事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和研究工作，但从目前看，毕业数十人基本无人从事军旅文学的理论批评。尽管领导部门（总政艺术局）多年呼吁不辍，并有过开办全军文艺理论评论短训班等措施，但军旅文学理论批评队伍仍然后继乏人。
这就是当下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孱弱的根本所在。而且由此导致的后果已经逐渐显露。新世纪的军旅文学应该说是取得了相当优异的成绩，以长篇小说为标志，掀起了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借助于电视剧的辐射效应，军旅长篇小说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持续的影响。然而军旅文学的发展却存在着体裁（长、中、短篇小说之间）、题材（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严重失衡，新人新作得不到及时评价，重量级的优秀作品得不到深入研究，问题得不到批评和警策等种种缺憾，长此以往，军旅文学将陷入危机我想并非危言耸听。推开来看，当下文艺理论批评队伍总体状况亦不容乐观，加强理论批评人才的培养和理论批评队伍的建设应该拿出切实的措施，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如何引领”
这要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说。从主观一面而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艺状况纷繁复杂，云谲波诡，确实给理论批评工作者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与挑战。考验之一就是“定力”，能否在诱惑面前定住自己，不为名利所左右，坚持职业操守、学术追求和道德底线，这也是在当下重塑理论批评者形象的关键之一。但是更关键的是对理论批评工作者批评能力的挑战。当前的文艺现象五彩缤纷，各种思潮风云激荡，不同的价值观剧烈碰撞而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民群众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各执一词、各不相让……理论批评能否适时地发出振聋发聩之声、黄钟大吕之声，或和风细雨之声、循循善诱之声？人们呼唤中国的别林斯基。反观三十年风云变幻，先是经典马列从强势跌至边缘，继之而起的是种种西方现代、后现代文论轮番上阵，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曾经风光一时，但也都昙花一现，弹指二十年，在中国新时期文学成长年轮中的痕迹已然依稀难辨：再然后是国学热卷土重来，后来居上，然而又总给人感觉远水不解近渴，传统虽好，却难以解答当下的诘问……三分天下，各有擅长——经典的需要转化，古典的需要创化，外来的需要中国化，总体而言，需要整合化。没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宏阔的批评视野和敏锐的艺术感觉以及独创的文学思维，便难以构建体系产生大师，难以登高一呼引领风气，难以目光四射驾驭全局。当然，这需要培养，还有待时日。
再说客观的一面。立等可取，倚马可待的是尽快改善当下的文艺生态环境。首先，建立起去金钱化（如唯票房、收视率、发行量马首是瞻——艺术作为精神产品就不能产业化、商品化。因为如果简单地推向市场，它势必从精神的层面不可避免地往下走——跟着眼球走，跟着感觉走）的艺术标准。它是弘扬真善美的，它也是传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华民族崭新形象的。举例来说，我认为，最近关于“汶川大地震”的电视报道就是成功典范。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精神战胜了金钱，中华民族仁爱博爱，急公好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深厚传统被激活了、回归了、复苏了。无偿地，及时地、大力地宣传这种关爱他人无私奉献的个人、社群和国家行为，本身就是最好的引领。在这十多个扣人心弦的日日夜夜里，无数的炎黄子孙、华夏儿女守在电视机前，为那一幅幅催人泪下的画面而热泪长流，热血沸腾。灵魂为之净化，精神为之澡雪。多难兴邦，凤凰涅槃，一个愈挫愈奋、百折不挠、坚韧顽强的伟大民族形象巍然屹立。这是精神的胜利，也是引领的胜利，归根到底，就是精神引领的胜利。其次，尽量放大阐释这种标准的声音，通过主流的纸媒和强势的电媒，提高它的影响力，权威性和公信度。再次，国家要有优惠政策和机制来扶持文艺理论批评事业，对优秀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和文艺理论批评成果给予合适的报酬与鼓励，使他们的劳动获得尊重与尊严：使其付出与所得大体平衡，使其与创作、表演等从业者基本平衡。从而逐步形成一支稳定的、高品质的文艺理论批评队伍，真正有效地引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原载《文艺报》2008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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