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将军笔墨散异香

    ——序殷宝洪《欧洲六国纪行》

    与宝洪同志相识是在上个世纪末，那时他作为优秀干部刚刚从总参交流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来担任政委。在大家的印象中，行伍中人往往率尔少文，但宝洪同志给大家的突出印象恰恰是一股子儒雅文人气：身材瘦高、精神矍铄，眼镜后面的目光淡定，举手投足间的神态颇有几分潇散。

    公事交往，一来二去，我与宝洪同志渐渐相熟。公务之余，也常聊点文化艺术方面的话题。

    他曾不只一次亲临现场听我的课，也看过我的一些文章，对我的“能说会写”甚表欣赏与鼓励，还间或以“请教”的姿态与我交流文章作法，给人印象是礼贤下士和胸有丘壑。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之间虽然私交不多，但彼此之间却有一些精神气韵的相通与默契。几年下来，我自认为对他有了相当的了解。但2002年春天某日，当他将一沓长达三万余字的《俄罗斯游记》放到我案头时，我还是吃了一惊。

    首先让我吃惊的是宝洪同志身为学院政委，政务繁忙，自不待言，即便有闲情雅致，时间精力又从何而来呢？然后更让我吃惊的是，他在老辣的公文之外，何时又修炼出了一幅自然天成的散文笔法呢？因为这就是一篇成熟的游记散文，说是出自职业作家手笔也庶几不差。他原想一是请我润色，二是看看能否在学报发表。我读完后立即表态，一，文章完整，文字上乘，确实无须润色；二，足可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

    果然，随后不久就从文学重镇《莽原》传来佳音：尽快全文推出。以此为契机，我建议宝洪同志将域外游历一一写来，最后结集出版，岂不妙哉？宝洪同志欣然采纳。

    随着宝洪同志退出工作岗位，他的写作生涯开始了。经过两年的努力，这本十六万字的《欧洲六国纪行》终于杀青，并且即将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承蒙错爱，宝洪同志邀我写序，我因此得以先睹为快，井愿意借此机会表达我的欣喜和祝贺。

    翻读宝洪同志的书稿，回忆与他共事的点点滴滴，我渐渐从中品出了宝洪同志的三重人格。

    其一，自然人格。宝洪同志对于纷纭世事往往能举重若轻、泰然处之，因为他正觉不失，初心常在，所以才能胸中深藏着两副笔墨：一副写公文，一副写散文，转换迅速、自然无痕。宝洪同志游宦多年，明习公事，案牍应对剖决如流、下笔成章、逻辑严密；与此同时，他敏于感悟，情志所至之处辞采如影随形，因此又有了一副散文笔墨，文字清新，生动明丽。对于一位长期从事政工工作的将军来说，定心而不失童心，端谨而不无灵趣，实属难能可贵。

    其二，社会人格。作为一名从戎多年的职业军人，军旅生涯的锤炼使得宝洪同志平生多阅历，胸中有丘壑，忧乐情怀与担当意识又使他在游历诸国时能够换位换地思考，因而不乏独到眼光与过人见识。譬如他对各国的武备状况格外留心，这正是一位将军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自然流露。

    其三，文化人格。书中处处流溢出对欧洲人文知识的丰厚积淀，譬如《引子》中的这一段文字就很有代表性：

    “漫长的西方文化的积淀主要在欧洲这块土地上。希腊神话中关于政罗巴的一则故事，讲述了这片大陆名字的由来。千百年过去了，这片土地早已不复荒芜。人们仍然以少女欧罗巴的名字来称呼它。从它怀中诞生的蓝色文明滋养着这片土地，也滋养着世界的文明。在这里，盲诗人荷马吟唱过诸神的歌谣，艾略特留下了他的诡异与哀伤；在这里，罗马大斗兽场早已残破不全，徒留一片辉煌的遗迹，而巴黎的夜空中埃菲尔铁塔却巍然屹立，娉婷的身姿照亮城市街景；在这里，拿破仑遇见了他的约瑟芬，马克思结识了他的燕妮，而梵.高却孤独地在麦地里对着自己开了一枪。”

    时空阔大，目光纵横，既有面更有点，选材精当而思维跳跃，不仅显示了文字的精练与优美，更见出了思考的厚重和空灵。这当来自作者长期的读书修养、积学储能。平时的日夜披览、手不释卷最终于化作了《欧洲六国纪行》中行止任意、运用随心的文字，真可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少壮功夫老始成”。沉重的军旅关怀与丰厚的文化底蕴让宝洪同志的文字散发出刚简博容的魅力，这魅力中寄托着宝洪同志对于历史、对于现实、对于族群、对于未来的独到思考与心得。

    在《欧洲六国纪行》书稿中，我还看到了宝洪同志作为礼品送给外军友人和驻外使馆的书法作品照片，也让我吃惊不小。近年来，我于书道也稍有涉猎，深知能写出一手工整端庄、法度森严的楷书是一件很难的事，它不仅需要习书者退笔成冢、洗墨成池的勤学苦练，更需要习书者有一份静如水止、定若鼎镇的心境。宝洪同志的书作师法欧阳询，运笔正位凝命，造字饱满丰腴，用锋刚劲深藏，章法架构得势，可谓造诣出蓝、自成一家。

    由此足可以见出宝洪同志那一份真正的宠辱不惊、进退等观的豁达与淡定了。《欧洲六国纪行》即将出版，宝洪同志书文双收，耀得人生至乐，唯愿宝洪同志文心康泰、再构佳篇。

    是为序。

    （原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三期）

    2.不仅仅是灾难小说

    ——序刘宏伟长篇小说《大断裂》

    记得是个秋日，日常生活的恬淡之气飘浮在窗外的一个个街景上，刘宏伟神色凝重地宣布说，她要写一部灾难小说，故事背景为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她自信那将是中国第一部地震灾难小说。暖暖秋阳中她说到一个寒气逼人的细节：当年参与抗震救灾的部队在每天晚上休整时，最难办的事情就是怎样去除运尸车上厚厚的尸油。尸油一天天地浸透着车厢板，直到部队撤离唐山回到驻地，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散发出阵阵尸臭……

    一晃四年过去了，决意要写灾难小说的刘宏伟一直很少露面。而在这四年间，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发生了大大小小数十次地震。尤其是2004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发生在印尼的九级强烈地震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横扫环印度洋所有地区的巨型海啸，其大规模的杀伤能量令世人瞠目结舌。时至今日，许多人对发生在东南亚的这次地震灾难仍然记忆犹新，犹如许多人对三十年前发生在中国唐山的那场大地震记忆犹新。人类对于灾难的记忆是一种集体记忆，当它被一位作家放进想象的空间，经过一番呕心沥血的创造性虚构，并用文学的手法表现出来，便就是一部融合了集体记忆与个人思索的灾难小说了。当我拿到这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大断裂》时，我知道，刘宏伟完成了她四年前决意要做到的那件事：写出中国第一部地震灾难小说。

    《大断裂》的故事穿梭在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是历史碎片在作家想象空间里的重新拼合：小说中的地震发生时间和大致救灾步骤基本遵循史料记载，但发震地则是一个虚构的中国北方海滨城市——明城。作家在虚构空间中艺术地运用历史资料，并将历史背景中的诸多细节作为故事契机，情节道具巧妙融进小说中，创造出一种似真非真、虚实相融的小说化的历史故事。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小说家笔下的历史”，或者如美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所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小说，他认为“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

    《大断裂》以宏大叙事贯通全篇，对一座城市发生地震灾难的前前后后做了全景而立体的精细扫描。首先，作家艺术地再现了一次大地震的完整过程。考虑到故事结构的迭宕起伏，作家将小说中地震的震型设定为“双主震地震”。作家用近乎逼真的手法写出了第一个主震的震前、震中、震后以及多次余震时的自然界形态和人类状态，又写出了由第二个主震所引发的是否会出现海啸的争辩、探寻、社会反响、人性表现。与此同时，作家用史诗般的笔力关照着地震灾难所波及到的方方面面，关照着抗震救灾中的几乎所有重要阶段。读者可以看到，那些有利于小说人物塑造的救灾行动被施以浓墨重彩，而那些无法纳入人物命运轨道的救灾行动，则被一位次要人物洪卫兵在他的大嗽叭广播声中加以交代。用这个“广播声”作道具，作家既巧妙地烘托出了时代气息，又疏而不漏地交代了救灾行动的全过程。用刘宏伟自己的话说，写作《大断裂》时，她觉得有种神秘的力量将她的心胸和视野拉得很大，很开阔，好像站在一个奇妙的高度上“看到”了本就存在但却不被人知的那一切。

    《大断裂》的故事架构囊括了灾难小说的所有元素：巨大危机潜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到处是难以预测的危险与扑朔迷离的表象，面对步步逼近的威胁，有人视而不见，有人半信半疑，也有人或囿于短视或囿于人性上的卑劣有意无意地干扰着正确主张的实施。于是，灾难就在这种毫无防范或是来不及防范的人群中间突然降临。正如小说所写：“一个石破天惊般的巨大声响轰隆隆地滚动过来，仿佛从地心深处钻出一个满腔怒火的巨人，提着硕大的拳头将所到之处的一切疯狂横扫。”接下来读者看到的，就是这个“满腔怒火的巨人”怎样对所到之处的一切进行“疯狂横扫”。这时，小说文字摇身一变，成了一部无所不在且图像精细的摄影机——镜头时而俯瞰整个灾区让读者看到了一座城市的瞬间毁灭，时而摇过一条条街道让读者目睹了房屋是怎样倾倒、人们是怎样惊慌逃命的；当镜头摇到军用机场，读者看到了整个机场怎样被摧毁，看到了停机坪上一架架飞机是如何瘫痪的，而当镜头有所停留时，读者看到的，是一个个书中人物是怎样在灾难降临的那一刻被重新改写了命运。大地震将书中涉及到的诸多人性层面——友情、爱情、亲情、给与、坚守、信任、信念、职责，以及恐惧、软弱、犹疑、猜忌、投机、仇杀等等——放大到了常态生活中所不可能达到的程度，灾难使它们被发现、被颠覆、被重塑、被升华。而这才是《大断裂》这部灾难小说的故事核心。

    这样，刘宏伟就在《大断裂》中为读者营造了一种阅读氛围：在宏大叙事中听闻浅吟低唱。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工兵连长林军生、外科军医秦丹阳、地震研究员苏红蕾同为少年挚友，当年人称“三剑客”。地震发生时“三剑客”在感情的归属上正值迷惘与期待之际，地震中的一系列突发事件把原本涉世不多的他们锻造成钢，成为拯救一座城市的功臣，同时也使他们各自的爱情因为大灾大难的磨砺而彰显出不凡的质感。市公安局长刘大江和市公交公司经理、市委书记的女儿韩蕙是小说中另外一对重要人物。因为命运的驱使，他们相互间有了一段遥遥无望的爱情，生活轨迹也迥异于常人，地震发生时这对精神恋人第一次发生肉体之恋，却被蓄意捉奸的丈夫、副省长的儿子张擂逮了个正着。捉奸在床的激烈搏斗刚一开始，地震就在他们脚下发生了。此后，这三个人的命运天翻地覆。秦丹阳的闺中密友、外科军医楚欣的命运故事，是《大断裂》中最富时代印痕也最具命运感的。就因为长相颇似那个著名的美国女影星赫本，在一个极其偶然的场台下被“选妃班子的女头头”于无意间相中，漂亮女兵楚欣的命运便大起大落。地震撕裂大地的那一刻，也撕裂了许多人日常生活中的伪装。楚欣家废墟上的惊人一幕如同一出被当场戳穿的谎言，她的命运因此而再次突变。数年轻士兵耿乐命运的改变最朴素也最感天动地。来自边远小村庄的农家兵耿乐一心想在部队立功，觉得只要能在家中堂屋的墙上挂一张立功奖状，村中的恶人们便不敢再欺负他那过于老实巴交的父母。

    当耿乐被压在巨石下奄奄一息时，连长林军生的那段含泪呐喊读之令人动容。

    值得称道的是，《大断裂》的内在品质具有一般灾难小说所不具备的特性：知识性与科学性。我知道刘宏伟把国家图书馆里有关地震和抗震工程方面的专业书几乎全都借来研读了一遍，光是复印下来可供参考的章节就在她案头上堆了一摞又一摞。她说这种枯燥而艰难的考证式做法，能够有效地帮助她直接窥见到地震科学家和抗震建筑工程科学家的思维天地和精神世界，同时寻找到小说需要的情节设计线索。在《大断裂》中，小说的故事情节严格遵循着一场“双主震地震”发生前后的诸多层面步步推进，而那些高深的地震学术语和艰涩复杂的地质学现象包括防震建筑的专业处置手法，则在情节的步步推进之中，在书中人物的心理活动与对话之间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它们出现的时候不再高深也不再艰涩，完全就是人人能懂的小说语言了。读者在《大断裂》中可以看到对地电、地光、地壳活动、地震成因、地壳断层、地震预报思路，以及预报心理包括工程抗震等方面文学化了的专业性描述，读来令人兴味盎然。

    而这一切，大多都跟书中的一个灵魂人物——地震学专家邱以漠有所关联。这位中国地震学界的重量级人物由于历史原因身陷图周，但他的特殊身份却使他能在一个奇异的环境里每日进行地震预测研究。当邱老与苏见黎一起进行苏格拉底式散步时，那些生动的思辨性对话使一位超然睿智的科学家形象跃然纸上。邱老在明城大地震中以身殉职，用最后的生命完成了弥足珍贵的震情报告。刘宠伟说她浓墨重彩地塑造邱老，是在向科学界致敬。小说中的军长董先仲因写过一本“毒草小说”而成为一位不同寻常的军长，由于周总理的安排，董先仲得以用军方力量对邱老实施特殊保护。刘宏伟借军长董先仲之口这样评说邱老：如果有一天，我的子孙们问起我，这墓里安葬的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想我会对孩子们说：

    这里安葬着的，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珍稀品种。

    他是一个具有理性意识的英勇斗士。他的气节和他的才华是他的一对翅膀，所以他才会在不同时代的狂风骤雨中始终保持飞翔的状态。他所到达的地方，我们这些生活在平凡琐屑世界里的人很难企及，因此我们只能以敬慕与惊奇对他仰视。

    多年来刘宏伟在写作中一直注重语言修炼，但其风格大致投有脱出女作家特有的阴柔与纤细。在《大断裂》中，她第一次表现出了笔力上的阳剐与雄健。在那些有关大场面的描述中，在那些对于历史事件、历史氛围的概略性描述中，刘宏伟表现出了与宏大叙事这类小说结构旗鼓相当的语言驾驭能力。那些关于地电、地光、地震成因、一座城市的瞬间毁灭、解放军开进灾区、矿工们井下生存状态的描写，那些颇具象征的“批斗宣传队”的出现、噩梦般的天象、主人公那极富专业色彩又极其血腥的梦境等等，读之既令人震憾，又肌理分明。作家追求一种从容沉稳的叙述风格，不急着直奔故事、直爆情节，常常不惜花费大段精心推敲的文字对景色、物体、氛围，场面进行冷静而精细的描摹，其中不乏诗歌所特有的奇诡意象和修饰语法。在塑造人物时，作家追求对人物的行为举止和心理活动使用体贴、动情的笔触，似乎书中人物都是她的至爱亲朋。作家常会将叙述刻意逗留在色彩、气味、触觉等方面，用文字带着读者去身临其境。

    于是，作家在追求叙述语言的文学性的同时，收获到了小说情境的可视性。读者可以穿透纸背观看到整部小说中的一个个细节、画面，包括人物的动作表情与说话语气，犹如是在观看一部制作精细的影视剧，诸多“镜头”颇似好莱坞大片。近来许多叫好又叫座的影视剧是由小说改编而来，我认为《大断袋》完全可以延续这一现象。尤其是那些具有英雄情结和理想主义色彩的导演、制作人，或许会被《大断裂》这颗激情的子弹击中。从这一点上说，虽说不是所有的好小说都能改编成一部好的影视剧，但是，一部好小说至少可以保证一部影视剧在播种期的品种优良，在成长期的营养充足，如果能遇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那么到了收获期，想不让它一片金黄都很难！

    刘宏伟是一位生在军营长在军营的军队作家。小说中的西北古城炮校就是她的儿时记忆，她像小说中的主人公们一样，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着理想主义和英雄色彩的环境里。等到小小年纪进到军营成为一名正式军人，一直以来所受到教育更是充满着理想主义和英雄色彩。理想主义和英雄色彩伴随她长大成人，是她精神家园的底色，当她提笔写作时，理想主义和英雄色彩就构成了她作品的基本氛围。从她八十年代写作获奖小说《白云的笑容，和从前一样》开始，这种氛围便始终与她的一个个作品如影相随，直到这本《大断裂》，仍然弥漫在字里行间，不离不弃。

    曾经有一阵子，思维活跃的人群中兴起一种新的时尚——把一切崇高的东西撕碎，视一切崇高的人与事为“人间假象”，他们的本意是要摧毁虚伪，最终却让自己的精神无所适从。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及这桩旧事，是因为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一个与之有关的现象：在当下，理想主义和英雄色彩已然成为一种新的时尚。

    （原载《北京晚报》2008年五月八日）

    3.用心灵倾听时间

    ——序黄毅散文集《新疆时间》

    自古文人多游历，今有朱某好出行。命运和天性的台力使然，近三十年来，无数次机缘助我壮游天涯海角、名山大川，仅瑰丽雄奇的西北、西南诸省区就不止走过一次，譬如新疆。

    那次我一路向前的决心同艰苦旅行之后的收获庶成正比。首先是对新疆地域之辽阔和人们生存之严峻有了初步但是切身的体验；其次是与神交已久的诗人、散文家周涛成为了朋友。

    正是得益于后者，我在七年之后（一九九三年）写出了《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平行比较论纲》。其后几年（一九九六、一九九八年），我又相继在《文艺报》上撰文推介了红柯的短篇小说《美丽奴羊》，在“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中推荐编辑了韩子勇的专著《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并为之作序）。两部作品分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和理论评论奖。2001年秋，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在绍兴颁奖，当我以评委身份与获奖者红柯、韩子勇见面时，心中不免暗自称奇——我对新疆作家的发言仅此三人：周涛、红柯、韩子勇，一诗人散文家、一小说家、一批评家，亦可谓之日“天山三剑客”。我不由忆及当年的南疆之行，并暗自思忖它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了我解读新疆文学的灵感和参照。

    今年春夏之交，突然收到黄毅散文集《新疆时间》打印稿，惊喜之情自不待言。黄毅最早写诗，其后从事新闻工作，近年来开始创作散文。

    诗人转身散文写作并不新鲜，然而散文集的名字——《新疆时间》却令我眼睛一亮。提到新疆，说到西部，巍峨的雪山，广衰的戈壁，草原上的牛羊，维吾尔族的小镇集市上的各色货什等等物象便在瞬间汇聚到我的脑海里。不过，对新疆而言，我们毕竟是一个他者，我们对新疆的想象与情感很容易漂浮在已经符号化了的民族风情和自然风光之中，我们的满足显然停留在文化的层面上，而不具备生命本体的意义。黄毅则不然，虽为汉人，但生于斯长于斯，他的生命与情感早已经融于茫茫戈壁与广袤草原。地域文化的浸染，良好的教育背景两相融合，使黄毅获得了中原与西部文化交融所生发出的独特视角。“遥远的新疆不仅是指那个远荒遐塞、孤悬塞外的地方，它似乎也是存在于时间之外的一个地方。”在他看来，新疆的偏远和辽阔使得一切从空间上试图理解新疆的努力近乎盲目。在这篇与集子同名的散文中，黄毅以一幅幅类似于电影平行蒙太奇式的画面记录凝固的瞬间；用日之三时（晨，午，昏）来浓缩生命的行程与历史的轨迹，将宏大虚空的时间幻化为具体可感的嗅觉，听觉和味觉。时间在这里显然具有了哲学的意味，它负载着作者的思想与情感、生活与生命，通过已经让我们完全麻木或全然不觉的生存形态，进入到超然世俗的艺术之境。这种艺术之境肯定与宗教有关。我猜想！写到此处时，黄毅的心一定悸动得厉害，因为他似乎已经寻觅到了一条由瞬间情绪和个人感受而达及历史时空的通道。时间对于黄毅来说绝非只是一段不可挽留的人生轨迹，也并非凝固于史书中的残墨断简，新疆的时间可以“通过气息，声音，饮食，空气，甚至梦进入我们”。尽管我们中的大多数对此“浑然不觉”。不同于其他“文化／历史”散文写作的是，黄毅无意表达某种深刻的人生理念，更无意从泛黄的故纸堆中搜寻所谓独特的历史发现，他只是在充满诗意和智性的生活中穿行，通过对某个历史瞬间的细节刻画来展现时间具体而细微的质感，表达每时每秒都在经历着的新疆时间所带给自己的辽阔与从容。

    黄毅极善于捕捉瞬间情境并从中体悟出生命本真的意义。虚幻而宏大的“时间”无疑带给黄毅分明强烈却莫可名状的感动，在《不可确定的羊》中，作家似乎有几分不情愿地触及到了卑微却执拗的羊的灵魂。曾经读过太多的通过对某种动物性的顶礼膜拜式的宣扬来极力贬低人性的文章，与此种移花接木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是：黄毅身上固有的诗人气质使他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充满了明丽的暖色，他对羊们进行人性的关照，赋予它们以人类的个性，更在羊的身上寄寓了人类对自身优秀品质的美好期待。

    黄毅通过几个场景对羊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冷静的观察，这其中自然触及到了人类的冷酷与狡猾，但他并没有刻意把人与羊设置在鲜血淋漓的对立面上。高度拟人化的羊的悲剧性命运对人类构成了巨大的讽喻。整篇散文更像一个层层递进的寓言，羊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令人捉摸不定的性格最终直抵人类的本性和现实存在。剔除了强烈而绝对化的价值判断，留下的是充满智性的思考和略带悲壮的感伤。这样深情的文字就像一阵煦暖的春风轻轻抚过人性中最柔软的地方，让人感念不已。

    为了抵抗当前散文题材的日益狭窄化，不少作家毅然决然地抛开身边世俗的、琐屑的日常生活，而从历史、文化、自然景物、风土人情等等“大处”着眼，甚至不辞劳苦地踏上一条条“文化苦旅”。似乎只有那些陌生的、独特的，带有文化与历史意味的素材才具备生发出文学和审美意义的可能。但在黄毅看来，无论如何，时间是不可超越的，且正由于其宏大和虚幻，人们才会在心底升腾出某种类乎宗教般的虔敬；面对丰富的日常生活，即便驳杂乃至琐屑，作家们也不应回避而恰恰要用心体会。生活的意义极端普世化但又往往容易被周而复始的时间所遮蔽。黄毅倔强地在其他作家不屑挖掘的“贫矿”中跋涉着——脚下石、杯中酒，城市的街巷、陌生的女孩、小镇的书店、骑马的少年，一幕幕生活常态部能成为他进行智性思索和情感抒发的支点。黄毅正是怀着一颗细腻而敏感的心，从平凡的生活场景中生发出了独特的感受和意义。

    以我来看新疆散文家，周涛惯于以高蹈凌厉的气势完成对大西北雄壮山河粗犷而豪迈的情感吞吐；刘亮程擅长以哲思的方式从艰难但却鲜活的农村生活中感受生命的顽强与悲壮。两位作家在各自不同的向度上描绘着新疆这块土地的躁动不安与神奇，并分别代表着两个向度上的前锋或标高。而黄毅却与之不同，他是怀着一颗对生活无比虔敬的心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搜寻着被时间和俗常遮蔽了的生命的美感和诗意。这正是黄毅散文的独特之处与价值所在。而别有兴味的是：黄毅与周、刘有两个重要的共同点：一是双重文化背景。都为汉族，但草原的游牧文明已经融入了生命与灵魂深处，汉族文明反而在创作中成为了一种参照。双重的文化身份赋予了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既有对新疆风物民情的零距离的生命体验，又不乏开阔的视野与超越性的概括。二是早年的写诗出身。三人的散文风格虽然迥异，但对于诗性语言的追求却如出一母。

    对生活百态、自然风物的敏锐观念与诗性把握，是诗人的优势，加之语言的精致华丽与语意的丰厚，更使他们的散文具有了别样的韵味与风情。也许，黄毅要取得与周、刘等一样高的散文成就尚需时日，但这部《新疆时间》已足以令我们心生期待。

    （原载《文艺报》2005年十二月十五日）

    4.一江春水向东流

    ——序衣向东小说集《吹满风的山谷》

    上个世纪末——一九九九年初，我曾经以《长篇小说：新的文学风向标》为题，撰文指出：

    当代以返，小说创作经过“前十七年”的长篇繁荣，新时期中、短篇的蓬勃生长，到世纪末，批量的质量上乘的长篇力作纷纷浮出水面，以质和量的整体庞大，以思想的魅力和艺术的磁性，将文学界和社会的关注目光，顽强地从漫天开花的以发表中、短篇小说为主的文学期刊方面吸引了过来，文学的“风向标”再次指向了长篇小说。

    作为一个军旅文学批评家，让我感到由衷欣慰的是，在这场富有深意的文学体裁的转型运动中，军旅小说家们也闻风起舞，不甘人后，相继奉献出了《醉太平》《穿越死亡》《末日之门》《遍地葵花》《走出硝烟的女神》《突出重围》《我在天堂等你》《英雄无语》《兵谣》《亮剑》《历史的天空》等军旅长篇，和《第二十幕》《日光流年》《北方城郭》等一批非军旅题材的长篇力作，不仅弥补了八十年代军旅长篇小说欠收的缺憾，充分显示了军旅小说家与时俱进的创作实力，而且使得曾经走入低谷的军旅小说“军威”重振，一度低迷的军旅文学界也为之高昂。

    然而，就在我们为军旅长篇勃兴而感到振奋的同时，也不由得为它的“代价”而感到忧虑——那就是崛起于新时期之初并且持续兴旺了近二十年、为军旅文学赢得盛大声誉的中短篇创作开始式微，一度引领时代风骚的军旅中短篇枭将如莫言、朱苏进、乔良、周大新、苗长水、阎连科、陈怀国、赵琪、石钟山诸君都逐一淡出此一领域，或专攻长篇，或转向影视，一时间，军旅中短篇小说的传统阵地上人影寥寥，颇有“失守”之虞。

    也正是带着这种喜忧参半的心情，我们不无忧郁和游移的目光渐渐地为一个身影所吸引所惊喜——这个身影从九十年代前期开始启动，埋头于中短篇创作而心无旁鹜，目不斜视，顶住了世纪末种种喧嚣和浮华的诱惑，以坚韧的精神、沉着的步履、稳健的风格，从容不迫地穿过了因沉寂而显得略为漫长单调的九十年代军旅文学隧道，终于在新世纪初年，以一部名为《吹满风的山谷》的中篇小说荣膺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成为两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中篇里的一个特例，给郁闷已久的军旅中短篇小说的“山谷”吹来一阵清新的风。他，就是作为晚生代的军旅小说家衣向东。

    现在，衣向东又以《吹满风的山谷》为题，将他近年来的十余部中短篇代表作结集出版，并嘱我为其作序，我欣然从命。借此写下一点读后感，既向作家表示祝贺，也希望能对读者了解作家作品有所助益。

    以我观之，衣向东军旅小说世界的支撑主要有三个点：一，浓重的军人情结，二，深沉的士兵情怀，三，轻快的军歌情调。

    第一，衣向东的作品饱含着浓重的军人情结。这种情结首先体现于小说题材的选择上。与孜孜于中短篇小说体载的创作一样，衣向东小说题材的选择也是极其专一的，大多都带有一个“兵”字，都与军旅有涉，绝少“旁逸斜出”之作。从《列兵的回忆》到《吹满风的山谷》，从《来吧，嫂子》到《初三初四看月亮》，或追溯到更早一些的两个集子《我是一个兵》和《老营盘》，内容无不是围绕着军人或军属的生活展开。即使那篇写地方小镇邮递员的短篇（《小镇邮递员》），主人公貌似换成了可怜可爱的小玲子，其实也只是巧妙地变换了一下角度，中锋处是小玲子对那个当兵的人的深深的爱，侧锋依然是一个虽然有些模糊却依然高大的军人形象。这固然和其熟悉军营生活有关，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其浓重的军人情结所致。衣向东八十年代初入伍，从战士、志愿兵到少校编辑、作家，二十年军龄中当兵的历史就有十余年，其中的酸甜苦辣非亲身经历不能意会，他是一个真正对部队有着深厚感情的老兵。

    其浓重的军人情结，在强烈的创作欲望的驱使下幻化为一篇篇精美的小说，抒写着一名军人对于军内涵的深刻理解。《吹满风的山谷》就是源于一九九九年六月作者的一次采访以及对三个守卫仓库的普通士兵的一种“揪心的惦念”。而这种感动惦念体现在小说里便成为一种真实，情节真实与情感的真实，也是这篇小说能够打动评委与读者的因素之一。

    他的“军嫂四部曲”的最后一部，也就是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初三初四看月亮》，写的是一位来自农村的随军军嫂细腻的情感、纯真的心灵和忍辱负重的贤惠品质。而据他自己讲，它同样源于一个偶然的事件——自己的一个同事的爱人为请环卫小组长吃饭而要同事向单位借车——的触动。

    浓重的军人情结使得军营中的一花一木、一草一树都成为其观照的对象，使得我们从沙粒中看到天堂，从一个小角度切入到了军营大世界。

    第二，衣向东的作品体现了深沉的士兵情怀。衣向东曾经说过，“我是一位平民作家，喜欢写小人物的小欲望，喜欢走进小人物微不足道的梦境。”诚如所言，衣向东作品中主人公绝大多数为士兵、初级军官（很少超过上尉）以及他们的家属、亲人、女友等这样的小人物，与之相配的环境不外乎中队、哨所、山村、小镇。然而，向东往往能以小见大，或小中见巧、见真、见情、见性、见智、见趣，正是这些小人物和这些不起眼的小地方，经衣向东浅吟低唱，总能演绎出一段平淡却又感人的别调来。这一点，衣向东和他军艺文学系同班同学、曾以写军中凡人小事见长的石钟山颇为相似。

    九十年代初，我曾撰文认为，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东西方冷战格局的结束，对话取代了对抗的国际大势的形成，以及国内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心转移等等，军队的作用和军人的价值实现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军人指望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在炮火中建功立业的梦想变得愈来愈渺远，往昔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更多地被一些平常的日常事务所消解，动辄你死我活的生死考验日渐演化成世俗生活中的某一种麻烦、某一种困窘，某一种艰难，它虽不见得要流血牺牲，但似乎却更贴近了一般人们的生活真实和生存状况。

    衣向东、石钟山们的军旅人生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状况和氛围中，于是，他们敏锐地捕捉住了这种变化，或者说是刻意另辟蹊径，逐渐探出一条别有意义的文学小道。他们都善于从平淡中写出韵致，抓住当下部队生活和军旅人生的或一本质——平凡来雕刻其笔下的人物。这里看不见如《穿越死亡》中弥漫硝烟中的生死对立，不是将人物放在非生即死非此即彼的尖锐矛盾当中，通过对于某一方的选择来体现出人物的某一方面的品质，有的只是一段因抗洪结束而结束的爱情，一次军嫂探亲在营院里引起的小小的波动，一位由列兵的回忆勾勒出来的基层的连长，一个小得“不值得用一个班看守”的哨所……正是通过这些凡人琐事，作者为我们描绘出了一系列基层官兵及家属栩栩如生、亲切感人的形象以及军旅人生别样的滋味。

    他们都善于于无心处蕴藏精巧，善于在平凡中捕捉和提炼出一种“兵们”的情愫、心绪和机趣，发现“兵趣”“兵情”和“兵味”。《吹满风的山谷》三个士兵分别扮作父亲、母亲和儿子的“滑稽”场面，让人忍俊不禁——兵之“趣”跃然纸上，虽然“趣”后的背景有些令人心酸；《来吧，嫂子》中万班长为了让连长与爱人见上一面，以弥补他们艰难军旅生活中岌岌可危的爱情，不惜冒着冻坏脚甚至牺牲生命的危险，去做一件感人的“傻”事——兵之“情”力透纸背；《列兵的回忆》中数大米、想做好事而轻易被骗的“傻傻”的列兵的形象，则又让我们充分领略到兵的淳朴可爱——兵之“味”其兰可嗅，如此等等。

    但衣向东与石钟山又有所不同，他的小说没有让你的心“格登”一下的扣子，也没有太多的悬念，不会让读者在结尾处有一种恍然若悟的智慧满足感，而始终如拉家常一样，将故事娓娓道来，终了于无痕处。换言之，他的小说并不重情节的起伏跌宕，没有引人入胜的张力，重的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但这种宣泄里却常夹杂着淡淡的哀伤和同情，往往通过一些并不起眼的小事件表达着对“军人”深深的理解及对于军人内涵的个人诠释。

    如《乡音》一篇就几乎没有什么情节可言，而贯穿其中的只是从隧道中传来的隆隆的火车声以及由“那一火车乡音”引起的斩不断理还乱浓得化不开的乡愁，《吹满风的山谷》带我们走进只有三个兵守卫的偏僻的执勤点，走进三个纯朴士兵的内心，通过训练、换岗，开点务会、招待来队女友等小小故事情节的描写，生动地刻画了和平时期普通战士纯朴的形象，深情地赞颂了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在作家精心地选材与独到的艺术处理之下，我们发现仿佛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就是我们的连长，是我们朝夕相处的战友或是我们所认识的某位老兵，这种真实感使得笔下所塑造的兵不仅因为高尚而可爱可敬，而且因为真实而可亲可信。衣向东执著于为无名者歌唱。

    第三，衣向东的作品流淌着轻快的军歌情调。在我看来，衣向东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农民军人，他唱的依然是一曲。“农家军歌”，只是唱去与词性有别于阎连科、陈怀国诸君罢了。我们注意到，衣向东的作品很少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碰撞和农民军人逃离土地的艰难，笔下人物虽然同样出身农村，展示的多是农民军人身上优秀、朴素的一面，真实而不做作，小人物却也充满生气，人物的农民身份总是得到了有意无意的弱化。说有意，是因为作者在小说里注重的是当下性，让人物生活在现在进行时中，而很少让他陷到过去的农民时，他从不将人物放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去刻画，贯穿全文的通常也只有一条单一线索。在人物的设置上也并不刻意将出身于农村与非农村的军人放在相对的位置上加以对比，如《吹满风的山谷》中，作者的视点就是一直围绕守点的三个不同民族的战士，没有走出过野风谷；而说是无意，是因为如开头所言，作者执著于中短篇创制，即使是中篇也一般不会超过四万字，篇幅限制了其小说中的人物的尽情展开。这样的弱化就使得他笔下的农民军人远离了土地，其价值实现也不再纠缠于农民与土地的对位关系，不再具有那种“逃离土地”最终却又不得不“重回土地”的悲剧性的宿命色彩的沉重，从一定意义上隐蔽或说忽略了农业文明在人物身上的负面影响，而将笔墨更多地倾注于农民军人的光亮面——没有强烈的诉苦意识，而只有一种不问原由的坚忍；没有汲汲的功利心，而只有对于平凡寂寞的一种默认与坚守，这就使得农家军歌具有了一种轻快的节奏。它像是一首舒缓的小夜曲，步了沉重，多了轻灵，少了沉闷，多了清新；它又像是一条静静流淌的溪水，少了大大小小的起伏和时有时无的漩涡，而多了缓缓前行中的水声潺潺。

    就像瑕不掩瑜一样，瑜也不能掩瑕。尽管有以上三个鲜明的特点，也仍然不能掩盖衣向东小说的其他缺憾。以《吹满风的山谷》为例，尽管这是一篇公认的好小说，但也有叙述视角的“越位”现象可资商榷——通篇用的是新兵“我”第一人称的限制视角，而老兵接赵娜的场景描写又采用了全知视角，这种无意中的视点飘移对作品结构的统一严谨都会带来一定的损害。再比如有些场景过于繁复的描写所造成的“剧本化”倾向，也或多或少挤占了读者的想象空间。诸如此类的“细节”问题，都有待于衣向东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加以打磨和修正。

    号称百万雄师的武警部队遍布于辽阔的祖国大地，肩负着捍卫国家安全的神圣使命。然而观其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成就，却并不尽如人意，与其显赫的军事地位甚不相称。但在新世纪之初，这种状况大为改观，在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激烈角逐中，衣向东一鸣惊人，不仅据此奠定了他在武警乃至全军部队中短篇创作领域中的突出地位，而且也在一定意义上以其勤奋不辍的创作实践为橄榄绿文学创作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江春水向东流”。《吹满风的山谷》的蟾官折桂和结集出版，对衣向东来说只是春光乍泄，春水拔闸，不难想见，这一江滔滔向东奔流的春水，汇人大海当指日可待。

    （原载《西南军事文学》2003年第三期）

    5.在守礁的背后

    ——序王颗小说集《守礁关键词》

    几乎和我此前作序言的情形都大为不同的是，此番我与所序对象——王进康小说的接触缺乏一个渐进的过程，基本属于邂逅。在拿到2005年度中华文学基金会“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初审书稿之前，我甚至没听说过王进康这个名字，更没读过他的任何作品。但丛书编委会办公室把解放军系统推荐的两部书稿送我初审，我毙了一部，通过一部，并对其写下了如下意见：

    “王进康短篇有特点、有味道、有劲道，尤其前面几篇，写守礁兵生活而又丝毫不回避其单调、寂寞、孤独之严酷，如此如实道出者不多。读后沉重，有坚实而又无奈的沉重感，真正柢近了士兵的生存本相。在写水兵与海的小说中，王进康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

    其后，崔道怡先生赞成我的推荐，王进康通过复审，再后，王进康在终评中顺利过关，脱颖而出。按以往惯例，军队作品一般交由军队编委编辑并作序。就这样，素昧平生的王进康就交给我了。

    回头再翻看王进康的小说，我发现最能感动我的还是守礁兵生活的那一篇。比如我在《守礁关键词》篇末写下了这样三点“读后感”：①大胆正视守礁生活的严酷；②准确写出严酷环境中各具性格、声口与表情的人物和人物关系；③短小精悍，语言干净。又如我在《对鱼说话》的“眉批”中写道：“这个角度写守礁军人的青春情感颇为独特新颖，而且显得真实深沉。‘人鱼说话’的细节也见出作者的体验与发现。张虎季等两个人物各具神采。仍然表现了‘奉献者’的沉重与无奈。”再比如，我对《海空情正常》的点评：“有点沉重，却把大海的孤独、单调写透了。最后盼着‘浮来点什么’与‘不要浮来点什么’的矛盾触及到了军人的悖论，但似乎过于理性，有人为的痕迹。”如此等等。总而言之，不是形式，不是技巧，更多的是王进康真实传达出来的守礁战士的生活与生命本身感动了我。在我有限的阅读记忆中，如此真切地抵达守礁战士的生存世界似乎还是第一次，因而，他们让我感到新鲜，进而感到惊异乃至震动。所以，借这个机会，我还想进一步说说守礁人。

    我要先说说《海空情正常》中的那个守礁老兵。通篇小说中的老兵其实只有一个“姿态”——吸烟，咳嗽着，面对大海冥想。这个姿态也许是守礁军人的一种“真实”。他是战士，不是文人，没有装饰着美丽文字的优雅细腻的愁绪。军人一般不以思想为职业，更没有思想的乐趣和它带来的高人一等的心理优越感。他们的思考并不涉及深奥的人生命题，仅仅是“什么时候能浮来点东西呢”？或者是“离开这礁之后，他该如何去面对他的妻与子呢，如何去在他的家庭之中做一些良性的调和呢”？十四载的守礁生活，他已彻头彻尾地成为了家庭的“旁观者”。他自己知道，“所有的思虑都是空头支票”，他没有高远的理想，没有英雄的气概，他只是想他的老母亲、心爱的妻子和讨人喜欢的儿子。他只有冥想的能力。他想啊想，最后还是不免“突然像火一样黯然下去，恢复了虚虚的状态”。冥想是源于寂寞，寂寞是源于冥想。为了回避寂寞，他终于不免被寂寞侵蚀。有人不堪寂寞，在人海之中寻找对话，有人用寂寞铸成一个篱笆，在里面获得安全。

    但是守礁老兵那里，没有人海，环境已经是篱笆。他只能摇晃在冥想之中，把自己变成“意念的傀儡”，在一个念头和另一个念头里面跳，不敢停留得久些，那个被作者称为“颠来倒去的破脑袋”，变成了用冥想解闷的工具——用冥想来释放沉重。奇怪么，若对文人来说，冥想带来沉重。但他们还会被那种沉重背后的自恋所安慰。但守礁老兵，他是直接被沉重追打的人，他注定要带着全部人生的热情，沉浸在平凡人生的抗争之中。

    请看看，军人竟然是这样的。奉献，只是对他人才有意义，那是和现在的生活不相干的事情。而突发事件，那让军人的价值变得如同戏剧一样惹眼的时刻一瞬而过。剩下的，是寂寞中大把岁月的无尽投掷。他们成为了生活的“守望者”。守望什么？无法回答。这是伟大而沉重的职业，不管用怎样的繁华文字都掩饰不住骨子里的悲壮与无奈。

    《海空情正常》是去掉杂质去掉新鲜之后一个“真实”老兵的内心真实。《对鱼说话》《暗自芬芳》和《海戒》里则是年轻的战士，但他们最终可能还是要走到《海空情正常》的“他”那样的情绪和心态之中。从天真变得世故，学会用一种潦倒的自嘲来安慰自己。但《对鱼说话》《暗自芬芳》和《海戒》有它们各自的魅力，因为那里面的年轻人是那样的春情发动，又是那样的纯洁。他们看见自己的挣扎，这样的挣扎，中年人已经没有了。但是年轻人仍在热闹地进行着他们神圣的挣扎、痛苦和兴奋。《海空情正常》应该放在首篇阅读，让里面的絮语变成一个调子，飘荡在“性”压抑或者欣喜的情绪之后。我认为，比较《对鱼说话》和《暗自芬芳》，后者要略胜一筹。《对鱼说话》是一个很好的视角，试想一望无际的海洋，蹲在礁石上的身着迷彩的硬汉，哭得红肿的眼睛，在独自对鱼说语，那是怎样美丽的风景。但是作者处理得有些低了，变成了两个人之间粗俗的互相玩笑，因这玩笑引起的争执，最后的相互倾诉，读来怎么也觉得有些败兴。

    而《暗自芬芳》倒是一个有些通俗的罗曼史，一开始就知道男女牵绊着会有瓜葛，当然最后也有点遗憾。“厕所里面的接吻”，把战士和女兵的感情搞俗了，不如两人心照不宣地最后走掉更有味道。但难得作者用一种粗拙的写法，直白地抒情，干净的语言，让这样一个精巧的爱情故事变得朴拙不做作，里面的细节和情绪，让人觉得暖洋洋的可爱。

    从结构上来说，王进康把自己融进了叙述之中，他与战士“同大小”。

    他的视角不俯不仰。虽然有一个中心的叙述人，但如同《守礁关键词》里的“我”一样，是一个踏实的实践者。他没有把战士处理成英雄，或者说是“凡人英雄”，也没有把小说变成传奇。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把小说处理成了散文——一个隐秘的自己的园地里的花朵。在这个园地里面，他可以轻松地发发牢骚，或者冥思苦想，可以焦虑、可以郁闷，最重要的是，还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文体写“无聊”。

    所以，“散”是他的小说的特点，跟着情绪信笔走去，有些意识流的影子，但又不过分，其实是在用意识流完成情节。换言之，并非因为作者的结构能力不强而散，是作者已经在散乱的内心意识之中结构了星星点点的关键情节。情绪的转折处，火光偶现，光影里有战士美丽的或者悲哀的内心，马上，火光灭下去，战士的心又回到深沉不言处。

    刘西渭在《咀华集》里面说过：“一个人的作品根据着他全部的生活，而支配作品的方向的，多半是他的性情。”我猜，王进康应该是一个不雕琢的，激动的，真诚的，同时又敏感的人。他多半是谦虚的，因为把自己融进了文字之中，没有写作的骄傲。他也应该是明朗的，因为他的文字不夸张，不铺排，不造作。他有质直的心地，坦白的态度，忠实的描写，所以他接近战士的生存本相。若是换了一个有意为文的人，不可能把《暗自芬芳》处理得这样干净动人；若是换了一个自恋的人，也不会把《对鱼说话》拉扯得那样的“现实主义”。这正是他强于别人的地方。他关注的不是故事，是人，是人的喜怒哀乐。战士们的灵魂在他们的情绪里那样珍贵地溢出来，他看到了，被感动了。于是他写灵魂，把灵魂构进布局之中，不要精巧的情节，甚至不要雕琢的语言。王进康的语言，一开始读起来，难免有点不习惯，固然明快、干净有力量，但似乎有点生硬，不够优雅、艺术。但是，战士的生活本身就不是精致的，王进康追求的也不是精致，他追求分寸感。王进康的语言是战士的语言，叙述也是战士的叙述。他和战士是“同大小”的。他就站在战士的旁边，挨着他们，甚至有时缺少必要的距离。这确实带来一种深度、一种力度。这是造梦的传奇故事无法企及的。但取之桑榆，总有失之东隅的地方。他置身战士之中并与之“同大小”，就不易超越而从一个更高处看着他们。对于战士们的生存命运、挣扎和痛苦的思考，我总觉得还可以走得更深一些。最后的结局虽然不是付诸一笑的小品式的处理，但付诸一笑（《对鱼说话》）或者付诸一吻（《暗自芬芳》），或者付诸一游（《海戒》），或付诸无可奈何的平常动作（《海空情正常》），都觉得对战士人生的思考推进得不够。即便是《守礁关键词》，最后的结局留下了一种“等待戈多”式的现代感，但更像是一种刻意的形式，从中体会到的沉重和惊慌失措的虚弱仍然是从舌头上喊出来的。也许，是我自己对于深度的迷恋，我喜欢的仍是压在纸背后的忧郁的眼睛，像是萧红的《呼兰河传》，或者是鲁迅的《阿Q正传》。他们站在略高处。体贴着他们笔下的人物，说着他们现在正在走的和将走的路，从那里面发现人生的坚强和希望。我热爱的，并非是一个声音告诉我，战士无论如何都是伟大的。但王进康的小说阻遏在了环境与情绪相互影响的表现中（《海空情正常》略有碰触，但马上又跟着“他”的冥想跳开了），在写足了单调寂寞孤独的环境或情绪之后，少有深刻的对于这种情绪下的人生的看法，总给人感觉似乎还缺点什么。或许他带着探讨人生的方式去写，又会失去真诚拙朴、坦白抒情的好处。这种取台和创作的倾向，更多的与个人看法和个性相关，我在这里做个善意或者多余的提醒罢了。

    拉拉杂杂说守礁人已经说了不少了，其实这个集子中的小说并非都是写守礁的，因为我对这一组小说的偏好，就采纳崔道怡先生的建议选用《守礁关键词》取代原来的《寂寞如此之猛》做了书名。（王进康自选《寂寞如此之猛》做书名，亦可看出他对于那份“寂寞”的发现的珍重。）非守礁类小说已无暇论及了。最后需要提及的是，日前王进康来电话，郑重嘱咐我，从本书起，他启用笔名：王棵。我不知道他这笔名有何说道，究竟是来源于周易八卦的推演还是星象学或姓名学的研究？我只是希望一点，在当下军旅作家都对长篇小说趋之若鹜之时，至少不要马上放弃了对于短篇小说艺术的追求。

    （原载《海军文艺》2006年第一期）

    6.重整山河待后生

    ——序傅逸尘评论集《重建英雄叙事》

    不论你承认与否，也不论你持什么样的批评态度，“80后”作家在新世纪之初已经成了气候却是不争之事实。换句话说，“80后”作家已经以一个创作群体的面目出现在当下中国。那么批评家呢？是否也有一个“80后”批评家群体呢？答案是否定的。因此，对傅逸尘及其文学评论我就特别地关注。一方面是他在读本科的时候就表现出了批评的天分与才华，从军艺文学系2000年招收本科生以来，能在《文艺报》《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小说评论》《山花》等重要报刊发表大量评论文章，傅逸尘是仅见的，另一方面是他在当下文学娱乐化、欲望化叙事泛滥的背景里，坚持主流价值观的表达，执著于军旅文学的批评，积极探索并建构军旅文学的写作伦理，且显示出了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老到”。可以说，傅逸尘确实让我眼前一亮，凭直觉，我认为这是一个可造之才。2007年年初，在一次饭局中，我曾对傅逸尘预言过，三至至年，汝必成大器，成为著名军旅文学评论家。仅仅过了一年多，此言犹如在耳，我的预言就初见成效，而且比预期的还要快。作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2006级在读硕士研究生，年仅二十五岁的傅逸尘高票人选“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8年卷，而且平了该丛书最年轻人选者纪录（此前是石舒清和舟卉），可喜可贺。著名评论家雷达在书稿审读意见中说：“这是一位很值得重视的评论新人，80后，文学硕士出身，却已发表了大量文章。真诚，坦率，视野开阔，其中对新时期以来军旅文学的研究、对话；对现实主义的阐发；对‘英雄话语’的思考，均有探索意义。第三辑中对曹文轩、张者、莫言等人创作缺失的批评，敢于直陈己见。整体看来，书稿有锐气，有新见。”这样的评价，对一位刚刚涉足文学理论批评的在校学生，可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为了发现和培养理论评论人才，也作为研究生教学的一种探索和补充，2005年，我开始在军艺文学系创办“红星论坛”。傅逸尘以本科生身份参加了论坛活动，但他的批评既有个人锋芒，又有学理分析，常有独特而新鲜的发现，且极富文学激情。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总是以当下意识形态、思想学术及文化文学作背景，使其批评有着厚重的历史与广泛的现实作依托。他不试图去进行时尚的“另类”表达，而是在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中，寻求文学本质的皈依之路。不作泛泛之论，亦不拘泥于一隅，而总是努力地寻找自己的批评视角。这方面在我俩之间展开的一系列文学“对话”中表现得极其充分，我几乎感觉不到我的对话者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

    作为刚刚出道的“80后”批评家，傅逸尘让我和雷达及诸多编委惊讶的是，他居然深谙批评之道的破与立的关系，尖锐却不偏激，还特别重视建设。傅逸尘选择了军旅文学作为自己文学批评的主攻方向，在我看来，军人的责任感当然不可或缺，但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军旅文学，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军旅长篇小说的思想内涵与他所要表达的崇高与理想、民族与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完全可以承载他建设性的文学观念与价值观念。傅逸尘的独特与敏锐在于，他及时窥见了当下文学及精神状态的本质，即，当世俗化、欲望化叙事充斥的时候，必然会带来理想及信仰危机、价值观念与生命意义虚无、心灵与情感失重，因此，倡导崇高与理想、民族与国家核心价值观非但不是“左”的复活，而且必定会激活沉淀在人们记忆深处的文化传统，从而产生新的生命力。傅逸尘根据军旅文学独特的题材与内涵，以“重建英雄叙事”为旗帜，将军旅文学上升到“伦理”的高度。既突出了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的主流表达，又表现出了一种宏阔的思想文化视野。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方法，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军旅文学创作的唯一方法，而且几乎成为军旅作家的集体无意识，其中的意识形态属性与政治语境无疑束缚了军旅文学在更为广阔的空间的发展与探索。傅逸尘在对半个多世纪的军旅文学进行细致梳理后，以更为广阔的文学背景为依托，提出了军旅文学“开放的现实主义”观念，强调新世纪的军旅文学应该在“技”与“道”的融合及更为广泛的兼收并蓄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一观念对军旅文学具有理论与创作的双重价值与意义。傅逸尘还强调守望生活“现场”的有难度的写作，这一点可以说是当下中国文学与中国作家正在追求的文学理想与写作姿态，也是中国作家最为紧要的文学立场与写作伦理。这是克服“大师”数量不断上升，优秀作品却难以寻觅的有效方法。“有难度的写作”对中国作家而言，不仅仅是对“文学性”的强调，更重要的是对作家思想与哲学高度的要求，这是当下中国文学最为匮乏的品质。除此而外，傅逸尘还对当下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伪现实主义倾向进行了尖锐批评，是否准确不好下结论，但是我和雷达都认为，敢于直陈己见，坚持自己的文学标准和文学追求，正是当下批评界的缺项。总体而言，傅逸尘的文学批评紧贴中国当下文学现象与作家作品，尤其是军旅文学现象与作家作品，以其真诚的批评态度，执著的批评精神，敏锐的批评目光，为新世纪军旅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然，距离我的期待还有相当的差距，但他已经迈出了重要而坚实的一步，那个目标还会远吗？

    傅逸尘企图在泥沙俱下、众声喧哗的文坛发出属于自己的一点微弱但却真实的声音。批评伊始，他便将文学批评视为一种不折不扣的艺术，一种具有独立品格、自由思想、优美文字、激情飞扬、灵感激荡的富有创造性的文体。他认为，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自由的艺术，意味着它把文学当作认知的对象，从中有所发现、有所思想、有所创造。作为真正的批评家，必须坚持高贵自由的文学批评与精神立场，否则，就是伪批评。傅逸尘坦陈：

    “真正的文学批评从来都不应该成为作家作品的附庸，真正的文学批评从来都不应该伴随着文学的堕落而沉沦，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引领着文学的发展、预示着未来的方向，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秉承着对文学的热爱和对人类的关怀，超越功利、探索艺术的真谛、阐发文学的价值，建构一个属于文学与批评自身的温暖、自由、高贵、和谐的公共场域和精神家园。”

    这是一位年轻批评家让我感动的心声，也是支撑他未来孤独寂寞的批评生涯的理想与精神，不能不让我对他的未来充满期待。

    傅逸尘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当然还有不少缺陷与不足，比如：未来应加强艺术的感受力，尤其是艺术直觉和感悟，这对批评家是极为重要的，傅逸尘较为擅长把握宏观现象解读，但还要强化文本细读，进入到作品的深处细处，达到抽丝剥茧般细腻的程度。要言之，傅逸尘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还应该注意四个平衡：即宏观与微观的平衡；现代文论与传统文论的平衡，西方化与本土化的平衡；语言表达的理性与感性的平衡。中国现代以来经典的文学批评多出自作家之手，以感性见长，这种文章似乎总是更有生命力，这是否是更高的一层境界，都值得后人深思。

    傅逸尘评论集入选后的一天，我们再次聚首把盏，既为他未来文学批评的锦绣前程，也为军艺文学系的军旅文学评论在断档多年后终于后继有人。从军艺文学系创办至今，二十多年来，在文学评论这一行当里，在我和傅逸尘之间隔着一个长长的空白带，这不能不让我们为这棵不可多得的评论家苗子倍感欣然。而欣然之余又不免遗憾，新世纪的军旅文学应该说是取得了相当优异的成绩，以长篇小说为标志，掀起了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在本应更为繁荣的军旅文学批评道路上，却只有一个年轻批评家的身影孑然前行，令人陡生怜惜之情。军旅文学事业在呼唤新人，军旅文学理论批评更期待来者，希望有更多像傅逸尘一样的青年才俊投身到军旅文学理论批评事业中来，为新世纪军旅文学的兴旺发达一试身手，大展鸿图。

    “江山代有才人出”，“重整山河待后生”。愿傅逸尘借入选“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东风，平步青云，再上层楼。

    7.虚构的记忆

    ——序侯蓓小说集《玻璃火焰》

    自己昔日的学生要出小说集了，作为她的研究生导师，这总是一件令我感到欣慰的事。

    侯蓓是解放军艺术学院九九级文艺学方向的研究生，那时学院研究生数量很少，而且大都有工作经验，年龄也普遍偏大。提出报考时，侯蓓还是一个在读的本科四年级学生，在一所不错的重点大学，学的是热门的英语专业。我开始也有些诧异，然而她说自己做出这样的选择完全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随后她寄来了几篇已经发表的小说，看到她的作品后，我对这个年轻孩子的疑虑被彻底打消了。我嘱咐她要认真准备，因为跨专业的考试是具有相当难度的，更何况名额有限，竞争激烈。

    几个月之后，侯蓓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学院录取。她没有让我失望。

    那时候，她是研究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加上一张娃娃脸，总被误认为是舞蹈系十三四岁的小学员。她天性难受拘束，难免给人留下调皮捣蛋的印象，颇让管理者头疼。然而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假象，在课堂上下与她有限的交流中，我很快就发现她具有远远超越其年龄的洞察力和领悟力，她的那些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从不来自书本或他人——正如我在她的小说中看到的，一切都只来自于她独有的感受世界的方式。

    侯蓓的阅读量很大，由于她令人羡慕的英语基础，她的阅读视野比其他学生更广阔许多。

    如果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和勤奋的思考，也许能让她成为一个优秀的研究工作者，但是并不能够造就一个作家。文学的禀赋是不可学习的，却很容易丧失，让我觉得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她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初心”和“正觉”，并没有因为任何外力而动摇，我认为这一点正是成就一个好作家最关键的部分。

    初见侯蓓的小说，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其中那些尖新的意象，让人不由得联想起唐朝李贺。一座水塔，一枚鸡蛋，一片碎玻璃……这些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物像到了她的文字里就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它们传奇般的经历和含义让人始料不及甚至瞠目结舌。她的小说富有诗性。人们往往会称赞她像诗句一般稠密流畅的语言，但我认为，诗的语言可以模仿反倒并不特别，真正特别的是，她在小说中融入了诗的精神和精髓。

    说到“经历”，我不能不想起近年来风起云涌的那些女性作者，她们几乎无一不是在书写自己的经历。而侯蓓的经历，就我这样一个外人看来，几乎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然而她的小说呈现给我们的却是一个层峦叠嶂，深不可测的复杂奇异的世界。

    解读候蓓的小说时，普通读者往往会遇到一些困惑，或者说，是一些明目张胆的对阅读习惯的挑衅。比如说，读者总是很难分辨出小说中的现实与梦境，实与虚。而这种混同恰恰是作者所要着力强调的。

    文学是什么？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我记得侯蓓的答案是这样——文学就是人类虚构的记忆。当我们面对现在和未来时，我们出于是否有用的考虑，理所当然地把世界分为现实和幻想，分成实与虚，可是当我们转身面对记忆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种区别消失了，或者说这曾经水火不容的两部分弥合了，它们事实上弥合成一个整体，从生理到心理，共同构成了一个人的“经历”。

    所以，在记忆中将幻象与实物一视同仁，这正是作者的诚恳之处。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比如《对垒》中的实物似乎只是一场儿时的游戏，为何会幻化成一个真正的战场上的离奇片断。比如在《光明》中那两个年幼的孩子为什么也会说如此复杂深奥的语言—一因为她们并非实物的孩子，而是作者构想出来的记忆，她用自己此刻的内心经历做成了记忆的桥梁。

    对记忆的虚构可以激发作家无穷的想象力。她可以托身为一片玻璃（《小玻璃》）、一只兔子（《恐惧的倒影》）、一幅广告画（《末世红》），一群猴子（《猴岛日记》），也可以成为表面上生活线索全然不同的女性（《幸福的游戏》《柳巧儿的庆祝》）以及男性（《蕉下客影依稀》《春天的果实》）。

    在这里，我想引用一段作者自己的随笔作为注释。

    “我看见记忆站在我的面前，它与我等高，似乎并不更为强大，但是它的全身都由模糊的细节构成，每一个最都充满不客深究，令人费解的线索，它不动声色地抖动了一下羽毛（为什幺是羽毛？能确定吗？）我们立刻感到了彻骨的恐惧，传说中的庞大与无限正是如此，别无他物。”

    侯蓓的小说是不好归类的，尤其无法归类于任何现有的女性文学范式。她去年翻译了一本文化历史学方面的著作《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里面讲到简化与归类对艺术造成的伤害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荒谬。

    因此我应该格外慎重。

    或许，我们要做的只是放开胸怀，随着作者的文字去享受她对记忆的虚构，享受各种可能的“经历”。就像是这本小说集的名字——玻璃火焰，可能是玻璃做成的火焰，也可能是玻璃中倒映出的火焰，还可能是……无论有多少种可能，它总是清澈的、温暖的、美好的。

    （原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三期）

    8.在『两个参照』中阅读王伏焱

    ——序王伙焱小说集《高雪部队》

    有经验的行家，往往一眼就能看出一个作家的妙处——资深批评家何志云先生在初审参评小说集《鲜花盛开》之后，批曰：“王伏焱对军旅生活的熟悉，自不待言，细节背后浸漫着的，其实全是作家切身的体验，因此小说就有了韵味，有了厚度；作者似乎格外关注新一代军人的特异之处，尤其是《次生林》中的童魁武、杜英杰，《远在天边》中的胡平，《高雪部队》中的高雪，《鲜花盛开》中的尚渔天，这样的军人形象至少我过去很少见过，读来时常令人荡气回肠。”

    著名编辑家崔道怡先生则在复审意见中深表同感：“我也觉得王伏焱确实很有军队生活和艺术感受，对具有相当文化素质的新一代年轻军官，尤其感同身受，写得英气勃勃。这是很有时代特色的，为我国东北地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平时期军队面貌描绘了生动的艺术画图。”

    诚哉斯言。两位评委的寥寥数语都共同抓住了王伏焱小说的两个基本特点：①切身的军旅生活体验和艺术感受，②以新一代年轻军官为关注重点。

    然而，作为一个长期着力于跟踪研究军旅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如果让我来对王伏焱小说给出一个评价和定位的话，那么，在认同上述两点的前提下，我还要自然而然地将其纳入到军旅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整体框架中去做一点比较分析，或者说以军旅文学为背景，对两点共识作一诠释。

    我想起的第一个参照是朱苏进。

    王伏焱，一九六四年生人，1980年入伍，除了和朱苏进的军人家庭出身不同之外，年龄、军龄都小朱苏进十一岁，自然不存在着可比性。但他们之间却以一个最大的共同点维系了他们小说创作紧密的内在联系，那就是他们都以十六岁的少小年龄从军，一头扎进连队，一泡就是多年——朱苏进在炮兵连从炮手、瞄准手、指挥排长干到副指导员，整整七年；王伏焱在步兵连从战士、副班长、班长、排长干到副指导员、指导员，整整十年。可以说，像这样一步一个台阶的扎扎实实的基层历练，在整个军旅作家队伍中似乎也不多见。他们的文学准备也许先天不足（朱苏进小学五年级辍学，王伏焱初中毕业），但他们都以全部的青春代价将军人这部大书读得透透的，并由此获得了对军人人生的深切体验和对军人职业的由衷热爱，也进一步构成了各自丰富的创作资源和强烈的创作冲动。

    如予不信，试举例说明——一九八二年，朱苏进在中篇小说成名作《射天狼》中，有一段关于队列的经典描写可谓精准传神，数年中一直为评家们所津津乐道，据此认为朱苏进开始确立了以冷峻凝重的笔调给军人画“正面像”的“铁蒺藜”风格。一九九三年，我曾在《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比较论纲》中对朱苏进下过一个形象化的断语：“在绿色王国里金鸡独唱。”说他“独唱”，并不是说这个领域里没有别的声音，而是说，在职业军人的英雄主义理想化书写方面，朱氏的声音最为正宗、地道，最高亢、嘹亮因而也最富有穿透力。多年以来，群起效尤成一景观，惜乎得其皮毛者众，得其精髓者寡。在此种情势之下，王伏焱的表现就愈发地显得难能可贵了。

    请看王氏一九九二年在中篇处女作《高雪部队》中对“五公里越野”的一段描写——“这个看似粗糙的科目，其实很有味道。仅就跑动而言，撮典规定，听到‘跑步走’的口令后，双腿微弯，左脚利用右脚掌弹力使身体向前跃出。功夫是否精纯，就在这一‘跃’之后见分晓。一跃之后，右脚跟进，脚掌、足跟、足尖三个感觉，前掌扒地，再次将身体弹出，感觉头顶有根线轻轻往上提，脚下地面微微弹动，震颤呼应。这样跑起来，体内每奈脉管都会涌起波浪，推着你向前流动。不会跑的人用足跟发力，落脚啪哒啪哒响。”

    “全体跑动，足音襄得紧紧的，你置身其中。已难以辨出自己的足音，但感觉足音都是由自己足下而起，都这么感觉着，跑动着，感受着，渐渐地，身体开始烘热，膨胀。大家一块儿开始烘热，膨胀。浓重的汗气在队列中流动，翻滚，煮着你，煮着大伙儿，可此时你已浑然不觉，精神跟肉体完全纠缠在一块儿，精神完成了对内体的彻底统领，最终化为一个动作；跑——管前面有树，有石头，有山冈，有泥潭，推过去就是了！”

    以一个“跑”的军事训练项目基础动作为切入口，从要领到感觉、从个人到整体、从“汗气”到“气流”、从肉体到精神，王伏焱用切身的生命体验和个性化的艺术感受，对“五公里越野”做出了一次标准到位的军人式的文学阐释。这是他对前代作家（朱苏进）“经典描写”的一次叫板，当然，首先是学习与承传。

    不可否认，要将一般看来不免单调、枯燥的队列动作（或军事训练科目）完成文学化、艺术化的审美特换是有相当难度的。我们不能说这个努力始自朱苏进，但由于朱苏进的努力，队列动作（或军事训练科目）也开始作为审美对象进一步吸引了军旅文学作家和读者的关注视线却是一个基本事实。但是，即便如此，在这方面敢于硬碰硬地“正面强攻”井取得成功的“战例”依然少见。因此，一九八九年当朱苏进在长篇小说《炮群》中用近两千字的篇幅，完成了对一个炮团受阅的宏大场面气势恢弘而又精细人微的描写之后，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喝彩。我的评价是，不仅场面写得好，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写出了军人的气韵和风骨，写出了钢铁的脉搏和枪炮的呼吸。此类描写，朱苏进仍然是一个标高。

    显然，王伏焱把朱苏进读得很深很细，朱苏进在炮兵队列动作上做足了文章，王伏焱则在步兵的训练科目方面狠下工夫（如《鲜花盛开》中对单兵动作，连队科目等描写段落都堪称精彩）。他似乎是摽上了朱苏进，而比试的一个重要“科目”就是写“队列”。我们没有必要去仔细分辨王氏对朱氏的借鉴中有多少传承，有多少超越，我们之所以单捡出来这一个“细节”进行比照，乃是因为我们看重“细节”背后的蕴藏，所谓“细微之处见精神”，“窥一斑而见全豹”。

    在这样一个“细节”中，我们当然读出了作家敏锐的洞察、细腻的感受、飞扬的想象和洗炼的语言，但我们更读到了作家的体验和激情：有了体验，“熟悉”云云当不在话下，没有热爱，激情便也由来无自。朱苏进自不待言，新时期以来，他一直以“当代职业军人英雄化书写的主要代言人”形象作首席发言；而王伏焱呢，从纵向看，则可将其视为这一脉在九十年代传承中的重要一环。如果再从横向看，我们就不能不提到第二个参照：“农家军歌”。

    众所周知，九十年代前半期，以阎连科、陈怀国为代表的新一代军旅小说家，合唱着一支深沉而凝重的“农家军歌”走上了文坛。他们以平视的目光，悲悯的情怀，热切关注着农家子弟兵的现实生存境况，在他们“逃离土地”和人民军队走向现代化的双重背景中，真实地表达了他们坚韧而又艰辛的奋斗历程，为人们提供了与朱苏进们笔下的职业军人的英雄主义理想化书写迥然有异的价值取向和别样风景，迅速引起了军内外文坛的广泛关注。相形之下，后者一度高昂激越的声音显得黯然并开始式微，“农家军歌”反倒成了此一阶段军旅小说的“主旋律”。也因此，“农家军歌”成为一时焦点，引发了一些歧见，也受到过某些诟病。当然，“农家军歌”远非十全十美，笔者作为“农家军歌”最早的肯定者和最主要的阐扬者，亦保留了许多批评意见。但关于它的意义和贡献的总体评价，我相信时间的严苛和公正，现在我采取“不争论主义”。“不争论”不等于不关心，有一种意见就曾经打动过我。简短说来，这种意见认为，“农家军歌”的着重点在农人而不在军人，实际上写了一大伙子穿上军装的农民，是“军中农歌”而非“农家军歌”；“农家军歌”本身是有写头的，但要着重写出现代的职业军人的规范对农民的改造与提升，要有理想之光对现实的照耀与指引。应该说，这是一种好心人的恨铁不成钢，它比较公允地指出了“农家军歌”的某些缺憾，与我的部分看法也颇为契合。

    今天，当我们带着对“农家军歌”的某种遗憾来翻捡王伏焱这部主要写于九十年代中前期的军旅小说集时，自然又会发现一些特别的意义。

    王伏焱不是“农家军歌”。虽然他的年龄、军龄、出身乃至创作经历都和那批“农家军歌”的歌者相仿佛，但他愣是在那股潮流之中没有加入那场声势浩大的合唱，这多少有点令人不可思议。他不是地道的农家出身（成长于一个农村的非农业户口家庭）或许是一个因素。但我更愿意把这种选择归结于性格和气质。他几乎天然地就选择了做朱苏进一脉的传人。

    他笔下的人物都热爱军人职业，都渴望在军营中建功立业，但动机和驱力绝不是“逃离土地”或“家属随军”。他们爱的是军人这个职业本身，想的是军人的荣誉和辉煌，只要在军营中待着，他们就如鱼得水，如鸟在天。就像《鲜花盛开》中尚渔天一样——“尚渔天一直自负，自己是一个纯种军人。这种种的纯粹不是依赖血统的衍息，而是天赐的一种感应，那种只要将身体裹入一种军服，周身奔涌的血液几乎透体而出，灵感稠密得一把握不拢，流萤般满世界飘飞。”

    我们不妨把这段话看作是王伏焱的夫子自道。他强调“自己是一个纯种军人”，而又进一步强调“不是依赖血统的衍息，而是天赐的一种感应”，以区别朱苏进们的军人遗传，或者干脆说借此对朱苏进们提出抗议：优秀的军人并非都来自军人后裔。因此，在这一点上，王伏焱和朱苏进们反其道而行之，基本不用军门子弟来做自己小说的主人公，他们大多出身平民，更没有什么高深背景，有的只是自己的才干、智慧与抱负。唯其没有靠山，所以才更加脚踏实地；虽然缺乏世袭罔替的尊贵，却又拥有出类拔萃的素质——仅以人名为例，你瞧瞧，“尚渔天”“皮子丹”“柯子午”“司小若”们比之朱苏进钟爱的“袁瀚”“古沉星”“南琥珀”“孟中天”“查含宇”们又如何？——是不是都一样怪怪的、与众不同的乃至于自命不凡？

    毕竟时代变了，九十年代不同于八十年代——这是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暂时的价值失范和消解英雄，导致了军人地位的边缘化和神圣光环的淡化。在这样时代的军队里坚守理想、追求卓越、渴望功名，就更多了一份艰难，多了几许堂吉诃德式的悲壮色彩，同时也必须具备一份正视现实的清醒与坦然。不论是“童魁武”的前途未卜（《次生林》），还是“高雪”“陈默”们心爱的部队最终解散（《高雪部队》），抑或是胡平面临的可能转业，他们都能安之若素，无奈里透着自信，失落中看到希望。既没有朱苏进式的强烈的怀才不遇感，更不是“农家军歌”式的互相推诿乃至互相攻讦，落井下石。正因如此，王伏焱的尉官文学才继承了朱苏进又区别于朱苏进，不同于“农家军歌”而又补充了“农家军歌”，从而在九十年代的军旅小说中找到了一个虽然不很起眼但却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

    经过朱苏进和“农家军歌”两个参照之后，我们对王伏焱的阅读可以暂告结束了，而我“参照”崔道怡、何志云评委的两个审读意见来做的这篇序言也该收尾了。但在此刻，我又记起了一件往事，似可略记一笔。

    六年前——一九九六年，我还在军艺文学系主事，王伏焱曾以《次生林》《高雪部队》两部中篇报考文学系第六届作家班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后由于非文学原因而未如愿上学，成为了我们各自心中的遗憾。值得庆幸的是，王伏焱并未因此而气馁而放弃文学。他利用一切业余时间仍然在圆着文学的梦并且终有所成，奉献出这部小说集，编委会又将其分配给我责编并作序，让我们“有缘六年再相逢”，给了我一个聊补遗憾的机会，完成了我们一次迟到的“对话”。我祝贺王伏焱，我感谢编委会。

    说到编委会，我还有话要讲。编委们多年以来对这套丛书的严肃认真已为时间和社会所验证。有些深思熟虑而又负责任的意见不予公布，对作者乃至文学界都是一种损失。唯此，我最后要给王伏焱一个郑重提醒。因为我深切注意到了崔道怡先生在复审意见中对王的近作（未编入此集）表示了明显的失望，认为创作水准有下滑苗头，并因此对其潜质存疑。我还来不及阅读来人选的篇什，但我对崔道恰先生的判断素来看重，未及征得崔道怡先生同意，我借此机会将意见转达给王伏焱，诚恳地希望他认真地清理反思自己十年来的创作得失，以求尽快突破自我，超越自我。

    关于此集的编选，综合崔道怡、何志云二位的意见，选了四部中篇，六个小短篇。编排上，中、短篇各自按发表时间为序，为阔读方便，将短篇分为三组，分别插入四部中篇之间。书名采纳崔道怡先生建议，由《鲜花盛开》改为《高雪部队》。

    是为序。

    （原载《山东文学》2003年第三期）

    9.小说是一种内心需要

    ——序川妮小说集《我和拉萨有个约定》

    川妮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是一九九三年。虽然我记不得她的报考作品具体写了什么，但她的文学感觉中那种很个人化的敏感和锐利给我留下了印象，而正是这一点，使她在那届学生中显得比较个别，而这种个别的东西，又正是被我们所珍惜的创作个性或才气。基于这一点印象，我对川妮的创作，始终抱有希望。

    但是，坦率地说，在校两年，川妮的表现基本上是令人失望的。据说她极少逃课，而且不管什么课都坐在第一排并坚持听到最后。但就我而言，除了在课堂讨论会上，听到过她几次有点见地的发言之外，不知道她还干过什么和文学有关的事情。

    军艺文学系的每一届新生，入学时往往都会受到强烈的刺激，这种刺激来自三个方面。一方面是那些已经毕业的师兄姐弟们一夜成名的传奇故事，一方面是老师们热情洋溢的鼓励与引导，还有一方面就是同学之间暗地里的互相较劲。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好像很少有人不被刺激得格外亢奋。大家的亢奋又互相传染，创作欲望被放大，创作势头很快就像雨后的庄稼一样，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男生们靠着方便面和香烟烈酒，抡圆了胳膊开夜车，常常通宵不眠，以至于白天上课两眼通红，无精打彩，呈现出营养不良的症状。女生的情况要好一点，不至于面色饥黄，但也是一副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模样。

    川妮是一个例外。

    据说，川妮对同学们疯狂的写作劲头很有点不以为然，对男生面呈菜色、女生花容失色更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就在二楼的男生被方便面和香烟熏得分不清楚现实与梦境的时候，她和一个叫王曼玲的女生用一只小炉子在四楼的女生宿舍里烧菜，弄得四楼的过道里飘满诱人的麻辣川味。因此，她始终保持着健康的红润面色，一点也看不出被文学煎熬过的样子。给我的感觉，川妮在校两年，更像是在度一个悠长的假期。又是据说，她们那届学生毕业的时候，曾经为所有有特点的同学进行“冠名”，大体有什么“四大名人”“四大忙人”“四大闲人”“四大怪人”“四大美食家”等等，川妮被列入“闲人”和“美食家”之属。

    这大概也能从某一侧面说明川妮在军艺时候的状态。

    我能证明的一点是，川妮和她的绝大多数同学不同，两年上学期间，她从来没有送过一篇作品给我看，甚至也没有一次找我谈过文学。当然，她并不是一个孤僻和自我封闭的人，她和同学的关系很融洽，也乐于参加各种聚会，除了不谈文学，谈起一切精美的生活享受，诸如美食美容，养生养颜，瘦身健身……她都头头是道。这可能和她上学之前一直在疗养院工作有关系。但是因此，她不大像六十年代生人。一般说来，六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人比较接近，有相近的精神气质，有较强的对社会和责任的承担意识，这也常常是他们从事写作的一个出发点。川妮身上似乎少有这些东西，她更像七十年代后，而且给我的感觉是，跟热爱文学相比，她更热爱自己。

    九十年代前半期，商潮持续涌动，不少文人放弃了写作，或者把写作变成了商业行为，一时间，剪刀加糨糊的所谓畅销书大行其道，一些学生也卷入其中。为此，我发表了《我为什么反对文人下海》的长文，并在课堂宣讲，引起同学们的强烈反响。而川妮的反应很不热烈。但恰恰是通过这件事，我第一次听到了她对小说创作发表的郑重看法。她对我的大声疾呼表示理解，但又认为没有必要。她说，于她而言，小说只是一种内心需要。在这里，她窜改了古巴作家阿来霍.卡彭铁尔的名言。阿来霍卡彭铁尔的原话是：

    “在拉丁美洲，小说是一种需要。”川妮还进一步说明，在她看来，小说这种内心需要，是不会被外部世界摧毁的，恰恰相反，小说是抗拒外部生活的一种内心力量。关键是看你有没有这种内心需要，有则成，无则废。

    川妮的这番见解让我刮目相看且将信将疑：川妮自己有这种内心需要吗？她是一种“做秀”呢，还是为自己过于散淡的文学状态的一种自我辩白？

    毕业之后，川妮当了一名专业编剧，任务是写话剧、小品、广播剧什么的，好像跟小说创作也毫不搭界。一九九六年夏天。我从拉萨返京在成都转机，她和同学王一兵陪我游览杜甫草堂，在荷塘边歇脚的时候，她突然说到了对小品写作的反感甚至恐惧。她的说法很极端，她觉得小品的泛滥肢解了我们的世界。我对小品和小品创作毫无研究，所以无法明白她的恐惧。难道是恐惧写小品就去写小说么？我不得而知。只是，再后来，就听说川妮写起了小说。我朦胧记起川妮上学时的种种行状，也就没把这“听说”太当回事，加之那时候我已开始杂务缠身，有限的一点阅读基本上都是“遵命阅读”，自然也就没有读到过一篇川妮小说，完全不知道她写得怎么样。但毕竟是写起来了，于我早年的希望和期待，多多少少也算是一种回应或慰藉吧。

    直到这一次川妮入选2002年度《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我作为执行编辑来编辑她的中短篇小说集，才第一次阅读川妮小说，而且一读就是三十万字。首先，拿到这一摞厚厚的书稿，就令我有些诧异和感动——当年，川妮正在学校学文学，文学也还比较热，大家都在拼命写小说的时候，她却在有滋有味地过日子；今天，当人们都在忙着奔小康、赚大钱、快活休闲地过日子的时候，她却来点灯熬油地写小说！她这是为什么？

    显然——与此同时，我想起川妮的那句名言：小说创作是一种内心需要——川妮有一种内心需要。那么，川妮的“内心需要”到底又是什么？

    正是带着这诸多问号，我开始进入川妮的小说世界。

    应该说，读完了这些小说，我初步摸到了川妮的“内心需要”。川妮在中篇小说《渐行渐远》中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对青年夫妇的故事——“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个艺术家，他画油画……那时候，他的梦想是有一天能够有钱办一次自己的画展。他就是怀着这样的梦想到深圳来的。可当他挣了足够办好几次画展的钱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提起过关于画展的任何话题。”“如今他真的让我住上了大房子，可他扔掉了那些画。”而“那些画，几乎是他青春时代的回忆”……夫妇间的分歧由此而产生，矛盾由此而发展。

    这是一种现实，更是一个寓言。物欲时代，人们的物质丰富了，可精神贫乏了，情感枯竭了，灵魂委顿了，甚至，抓住了今天，忘记了昨天。而作者的底线就在这里，她和人们的区别亦在于此；我接受今天，“可是，我始终无法忘记，我生命中曾经有过一些别的东西，尽管已经失去了，但它们曾经有过，在我的生命中停留过，在我的血液里流淌过。”这种“东西”，我们可以理解为青春、梦想、热血、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等等，而且，这种“东西”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向真、向美、向善、向上的引力或动力。因此，当今天我们告别过去且“渐行渐远”的时候，用这种“东西”来填充内心、坚守内心、表达内心，就成了一个真正的作家真正的内在需要；同时，也用这种“东西”来比照今天，批判今天，并且，照亮明天，引领明天……

    于是，川妮不停地回到她青春的“云雾山”，在那个梦幻一般的“雾月霜天”里去寻找“兵的感觉”，这个时候，她的笔触是温婉深情的，如歌如诗的，充满着眷恋和神往，语言的质地有着丝绸一般的柔软和细腻。然而，一当川妮返回现实，切入当下，她的笔触立马变得像手术刀一样的坚定和锋利，对工商社会和物欲人生中的种种可疑进行毫不留情的剔清和解剖，甚至从一粒小小“纽扣”的做假来拆解貌似“幸福派对”般的虚假人生。这时候，她的语言质地又有了瓷器一般的硬度和尖锐。正是因了这种反差。川妮的小说世界和小说语言都充满了艺术的张力和弹性。

    当然，可以想见的是川妮的小说艺术也不可能是在一夜之间成熟起来的。至于她经过了怎样的磨砺和钻研，我们也没必要去做更复杂和细分的考证和辨析，就像没必要去弄清她当年就读文学系期间是否佯做“散淡”状一样。但这也不妨碍我们在此简要地指出她小说结构上的两个特点。一是情节的奇特和迷离。无论是《失眠诊所》中的“凶杀案”，还是《流浪歌手》中的兰苏之谜，或是《我和拉萨有个约会》中的双重“骆驼刺”，都是既奇又巧，且扑朔迷离，这也从某一侧面，反映了作者叙述中的“迷官”趋向和她骨子里不安于现状、不甘于平庸的浪漫气质。如此一来，胜面是结构紧凑，有悬念，有余味，引人人胜，耐人咂摸；负面是过奇过巧，略有离奇之嫌，多少留下了人工的斧痕。二是欧亨利式的结尾。在《幸福派对》《纽扣》《千万别好奇》等篇中都有上乘的演绎，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均收获了四两拨千斤之功效。两点合一，既泄露了川妮小说操练的部分轨迹，亦可窥见她在某些大师名篇那里所作的盘桓和浸淫。

    到此，再交代一下作品的编排。参照初审何志云先生和复审李敬泽先生的意见，我从川妮先后两次选送的三十万字作品中选出三个中篇十个短篇约十五万字，按发表时序排列，只不过将三个中篇排在头、中、尾，没有“风头、猪肚、豹尾”的意思，也没有其他更复杂的心机，仅仅是出于阅读节奏的考虑，如此而已。

    最后，说明一下，为什么选用《我和拉萨有个约会》来作书名？简短捷说，在我看来，小说主人公和拉萨的约会，就是和她梦中情人的约会，和她的浪漫、理想与英雄的约会——而这，恰好是川妮创作小说的“内心需要”的一个象征。如此，岂不甚好。

    是为序。

    （原栽《当代文坛》2004年第四期）

    10.分享文学秘密的快乐

    ——序十一龙《文学的秘密》

    恍然记得，约五年来，这已是石一龙第三次邀我作序了。第一次是他的首部诗集《追风少年》，第二次是本什么书我已记不大起来了。两次都未能应邀，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他就读于文学系时，我已调离，相互间少有交往，我对他还缺乏基本的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那时的我已开始苦于杂务缠身，一点闲暇用来偿还久欠的文债已是不堪其累，实在也无心旁顾。

    这一次就不能推脱了，俗话都说“事不过三”。何况，几年下来，在一些与文友或学生的聚会上，时不时也能见到石一龙的身影，他都恭敬地执弟子礼，也算亦师亦友吧。更何况，他这本书名叫《文学的秘密——著名军旅作家访谈录》，书中所访十二人，有的曾做过我的学生，譬如阎连科、陈怀国、柳建伟等，更多的是我的同学、朋友甚或挚友，譬如莫言、周涛、朱苏进等，都是我长期以来的评论对象，我曾对他们一直做着跟踪研究，有的还不止一次写过专论文章。

    而且，用石一龙的话说，他的访谈对象的选定乃至访谈问题的设定，都或深或浅或明或暗地受到我的观点和文章的影响，我最有资格或者说最有责任为本书作序。至于抽不出更多时间，就写几句话也行……什么呢。

    其实，拿到书稿初翻之后，我已是怦然心动。此时心动不为别人乃为自己，因为我从中恍恍惚惚看见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勾起了我对诸多往事的回忆。我的目光常常在某一个作家或某一个书（篇）名上面流连忘返，进而忆起某年某月某日读完某作就迫不及待地在电话中与某作家作竟夜长谈，视其作如己出，假设、如果、商量切磋、如琢如磨……又或者，记起为某一长文的构想运思，数日不知肉味，抽完整整一条“红塔山”才开始铺纸走笔……还或者，想起尚住在筒子楼里时的某个夏夜，赶写某家报社的特约稿，酷热难耐便赤膊上阵，汗湿裤头便蹲在椅子上奋笔疾书，数千字一气呵成方知东方既白……连缀起自己十余年来学习摸索文学批评的一条蜿蜒小路，叠现出自己和若干文友互相砥砺、互相支撑乃至互相搀扶着，共同体味攀登中的快乐与艰辛的若干景象。一番回望，一番省思，带来几分欣慰，几分遗憾，更有几分感叹：曾经于我沉入生命般的文学境界如今安在？

    “远在天边，近在服前。”“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正是案头这本荟萃了当今军旅文坛各路英雄豪杰的“访谈录”，使我又一次亲近了文学，回到了文学，沉入了文学。正是诸多文友的心声坦言，引得我思追神往，身不由己地陷入了“文学秘密”的魅惑之中。细读之下，我深切地感受到，虽然访谈形式有面晤、笔答、电话谈之种种不同，但受访作家的严肃、真诚与投入是大体一致的。在人均两万字左右的篇幅里，从作家身世、生活道路、情感历程、创作经验到文学观念的嬗变、艺术风格的更迭，语言的修炼与打磨，技巧的师承与转换，乃至对军旅文学现状与走势的回顾与前瞻，对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之中的选择与定位等等，受访者无不从容答对，或厚积薄发、侃侃而谈，或深思熟虑、娓娓道来，可谓所涉甚广，所思甚精，真知灼见随处显现，妙语高言充塞其间，使人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既有鲜为人知的史实披露，也有深藏蕴藉的内心自白；既有指点文坛、判断山河的锐利与大气，也有反省自我、检讨来路的冷静与苛刻；既有仁者乐山式的厚重与深沉，也有智者乐水式的空灵与飘逸。而且，风采各异，个性迥然。甚至面对同一个问题，不管是机锋闪烁的论辩，还是缄口不言的沉默，都同样可贵，都同样见出真性情，见出真品格，见出我们熟悉的“那一个”——因为前者是一种自信，后者是一种坚守，春兰秋菊，各有高格。

    毫无疑问，这是当下工商时代难得一见的、由众多优秀作家共同潜心酿制的精神醇酿。但话又说回来，在十几、二十年前的文学时代，如此佳酿恰难产生。试想文学时代文学当今，作家走红，当红作家个个年少成名，春风得意，雄心万丈，不是被编辑追得东躲西藏，就是“被创新这只狗追得连停下来解小便的时间都没有”（黄子平语），谁还有工夫跟你坐而论道，对着几十个问题去回答“文学是什么”呢？于此一点，我是深知其不易。当年若能得到作家片言只语的“创作谈”便如获至宝，常常作“语录”引用，岂敢作洋洋万言的访谈想。此其一。其二，工商时代，文学边缘，作家相对寂寞，不仅有了时间，更有了心境，人到中年，成熟了，也开始有点怀旧了，也愿意梳理梳理思想了。与此相关的是，新时期文学已走过二十个年头，经历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文学生态环境的锐变之后，又跨人了新的世纪，其间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大凡过来人，想必感慨良多，亦欲一吐为快。当其时，一个愿讲，一个想听，岂不一拍即台？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倒有些个羡慕石一龙了，他就是恰逢其时地做了这个聪明的听众。常言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此之谓也。

    当然。说到这里，我还得感谢这些作家朋友们，他们并没有因为“著名”就无视无名的后生小于石一龙，而是真诚、平等地接纳认同了他，将“文学的秘密”与他分享，进而与我们大家分享。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名家的风范，一种大家的襟怀，一种文学的本质的精神。这是石一龙的幸运，文学的幸运，也是我们大家的幸运。

    因此，最后，我们——军旅文学的创造者、研究者和爱好者们都得感谢石一龙，没有他这个机智的点子，就没有这个有价值的选题；没有他那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也就没有这么多军旅文坛虎将的聚集一堂；没有他那充满智性与挑战性的问题，也就更不会有这么多精彩的“各问”。而石一龙能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如此庞杂繁难的访谈并整理成书，就足以证明他的文学智慧与才干，以及他对文学的热情，执著与韧性。凭此两点，石一龙当得起四个字：后生可畏。

    （原载《橄榄绿》2002年第六期）

    11.樽前谈笑人不同落时节读华章

    ——序史一帆《毛泽东诗词背后的毛泽东》

    自出于书斋而务于公干，每有文山堆叠会海波涌之叹；而公退之余，则戏墨、围弈、打球聊以自适，故久已疏于序跋。一日帘外飞雪，正埋首案牍之际，史一帆忽敲门而入，自言新书杀青，求为作序。翻看书稿题目，皆关“毛泽东诗词”之旨，恰巧年来我也正在研读“毛诗”，遂应允命笔。

    从2005年以来，我曾先后应邀到国防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巴金文学院、北京鲁迅博物馆、天津武警指挥学院、西安政治学院等二十余家单位进行“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专题演讲，所到之处，无不闻者拥席，听众满座。窃以为，毛泽东诗词之所以挥洒而动人、历久而日新，乃是由于它们具有空间上的覆盖性和时间上的穿透性，而探其究竟，则关乎毛氏“两个代表”的特殊身份；一方面，他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群）农民——毛泽东是农民之子，中国共产党早期农运领袖，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马列主义中国化、本土化的杰出代表；另一方面，他则代表了中国（最优秀传统）文化。代表中国农民，从而拥有了广度，使他赢得了历史；代表中国文化，使他拥有了深度，从而将赢得未来。就后者而言，这里主要指毛的诗词和书法，可谓凌轹群伦、震铄古今，而其中尤以诗词为著。

    中国是诗词的国度，上古之时，世风淳厚，其民或候人于山水之间、或断竹于林谷之中、或卜筮于龟甲之侧、或吭唷于劳作之时，凡此种种，皆可人于诗词。先秦两汉，则诗贵辞颂文雅、风骨清健；唐宋明清，则词崇气象恢弘、意趣精致。历代以降，中国古典诗词华彩无限，光焰争辉。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词二义而台训，包蕴人世之沧桑变化，记录一己之欢喜悲忧。其间百折不挠之坚强意志、刻骨铭心之爱恨情仇，即便千百年后，仍可感动性情、激励志气、发明意愿、震撼心灵。诗是灵魂的沉吟、思维的漫步、精神的寄托、梦想的延续，错落的诗句消弭了古人与今人的距离，沟通了天道与人伦的边界。当我们的目光从一行行诗句间扫过，我们感受到生命在瞬间的超越中寻得了永恒。到了近代，始有西洋诗的引进，“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现代诗才发展起来。

    毛泽东虽倡导新文化，倡导青年人学新诗，但骨子里倾心古典诗词，在一九五七年给臧克家的信中说：“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不宜在青年人中提倡。”云云。其实这只是毛的表层意思，深层思想的另一半。此后有一次，他却给梅白说：“但另一方面，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引自《诗人幸会》，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一月版第一三六页）这其实才是毛泽东真正的文化理念和对自己诗词的自信所在。他又曾于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戏言：“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我两百块大洋。”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当西学东渐之大变革时代，染湖湘文化之两千年士风、承“屈子老庄（屈原、老子、庄子）”之瑰丽奇谲、袭“三李一苏（李白、李贺、李商隐、苏轼）”之飘逸浪漫，故能融会贯通而集中国古典诗词之大成。自一九—八年表明革命心志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至一九四九年手书《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恰巧以二十八首诗词对映二十八年武装斗争事略，以如此瑰丽磅礴、绚丽缤纷之诗篇记录，如此惊天地、泣鬼神之革命亲历，堪称空前绝后。而且察其一生诗作，则合于“诗史”之义，深具三大特点：一，豪放大气；二，想象浪漫；三，文采华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横向比称，则毛泽东诗词君临同代诗人墨客；纵而相较，则毛泽东诗词雄视千古帝王，其中部分精华，虽与古今诗词大家比肩可也。而文治武功如此灿然集于一身，真乃古今一人。

    古人云：“诗者，志之所至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言情志，文主论辩，诗文互参，自古而然。循此一路，史一帆自诗词背后之诗人情事着笔，渲染烘托，连缀成文，其书于推广“毛诗”甚为有益。全书年经事纬，次序井然，而又以四章裁其大略：首章多言情愁，其次言事功，再次交游，晟次雅趣，四章合训则前后一体，四章分训则单独成篇。遥想当年，史一帆九十年代初在军艺文学系就读期间，作诗论文言必称帕斯、艾略特、罗伯格里耶，重返于中国传统文化，而今两相对照，真可谓“浪子回头”。此叉足证我当年所言之“四不主义”：走向世界不是走向西方、中华文化不必妄自菲薄、世界文化不能缺少中国、传统文化不能故步自封。

    时值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二周年之际，甚喜是书之作，而嘉其宣传之功也。

    是为序。

    （厚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一期）

    12.进一步更是海阔天空

    ——序杨海蒂杂文集《美媚乱弹》

    早些年在军艺文学系工作，给人作序作跋确实做过不少，积攒起约二十余万字，几年前已经结集为《黑白斋序跋》出版了。之后，再有人邀我作序题跋，我总是推辞。为何？一是公务繁忙，不想把这类文章做得敷衍了事；二是序跋集已出，也想趁此画个句号；三是作序跋的确是件苦差事，费时费力且不说，行文分寸拿捏最是磨人，增之一分则有吹捧之嫌，减之半分恐怕就白费力气了，个中甘苦不作几十篇无法体味出来。

    然而，杨海蒂杂文集《美媚乱弹》的序，我却推辞不掉，虽然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见过这个杨海蒂。给一个陌生人的集子作序，当然需要有特别的理由。首当其冲的理由是：这个叫杨海蒂的女作者竟是我同省同市的小周乡。说到老乡，我得多说两句。我的祖籍在江西萍乡，清光绪年间，有大才子文廷式出，那年春闱大出风头，做出了一篇花团锦簇的好文章，博得几位主考大学士的一致青睐，据说本该是点状元的，殊料太后老佛爷特别敏感，提出文廷式和文天祥（江西吉安人）同籍同姓，而文天祥是亡国之相。老佛爷圣心不言而喻。于是文才子勉勉强强点了个探花。文学士个人受的委屈是事小，而我故乡的文气似乎也从此被打压下去了，近代以返，文星寥落，就是在江西省内叫得响的作家也鲜有其人。如今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才子，而且还是位专写杂文的女才子，请我这个故乡游子为她的集子写几句话，我怎好再推辞，何况我还从未给萍乡老乡作过序呢。其次一个不像理由的理由是我的学生兼朋友柳建伟找到的，他正是这件活路的引介人。他说我做了几十篇序却没有一篇是为杂文集做的序，现在做一个则既弥补了品种上的缺失，又能借机把我对杂文的思考说一说。他还说也许因为我写了这样一个序，几年后的中国文坛就会出现一个优秀的女作家，如我放弃了，也许等于放弃了一个杰出的女弟子。如此这般，说辞多多。早已是大忙人的柳建伟费这等心思掉掇我作这个序，威逼利诱十八般武艺全用在他的老师身上，其动机实在让我起疑。想着“人至察则无徒”的古训，我也不去管他是何用心了，便把这件事答应了下来。

    没想到，读了集子后，我这序倒有点欲罢不能了。

    《美媚乱弹》确实不是寻常女作家轻易就能从一己悲欢或生命历程中一网一网打捞、一捆一捆批发的甜腻的或是酸苦的人生小感悟小语丝。

    那一类小语丝的东西，几年前曾贴着“小女人散文”的标签充斥书肆，坏了很多读书人的胃口。在散文领域内，能够把笔伸向自己私人生活空间之外的女作家已属难能，能够把他人的生活参悟出一些独到见识并能从容地做出个性化表达的女作家更是凤毛麟角。杨海蒂作为一个新人，出手就能避开流行的行情，冒着曲高和寡的风险，敢于突进理性和思辨的领地，对社会和人生做出个性化的认知和表达，其勇气、其自信心值得嘉许。

    《闲话戒指》《小姐与先生》《品头论足》《征婚男女，互有攻防》《麻将比赛之我见》等文充分体现了海蒂自动选材和下笔的特性，显然是这本集子中最值得重视的风景。

    说杨海蒂的杂文顾及了对社会的宏观描画以及对人性的普遍法则的重申，并非说她的文章没有什么性别特征，恰恰相反，她文章的深处，性别特征又十分明显。《陋室铭》《是的，但是……》《书不外借》《芳邻轶事》等篇章，则幽默泼辣又至情至性地公布了她真实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

    不是每个女性作家，都能把自己袒露得如此彻底。

    看得出，杨海蒂写这些杂文前，除了经历过许多不寻常的事情外，还做过许多方面的充分准备。譬如她肯定读了很多的书，不然就不会在她的行文中随处可以嗅到各种典籍的墨香；譬如她肯定进行过师从杂文大家的研习，不然她的作品中就不会有努力博采众家之长的蛛丝马迹。杂文家练功是否该这样杂练先不去说，但有一条是共通的，但凡修炼高蹈的内功，都需要丰美的营养，而丰美营养的获得，首先需要一个好胃口。难能可贵的是，我这个小老乡胃口不错。

    杂文难以细加评说，这在批评界已有共识。鲁迅是杂文大家、现代杂文鼻祖，可我们也难得一见对鲁迅杂文（哪怕名篇）细人毫发的、能令众人信服的解析评说。我也不能免俗，也只能在这篇序言里略谈一点阅读海蒂《美媚乱弹》的印象。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有侠义气的女子对她所生活的社会中的人和事坦荡而不乏独见的放胆评说。她指缝里夹着小小的手术刀，怀着堂吉诃德式理想，寻找着风车状的敌人和友人奋进。结果呢，多半时间是杀了敌人救了友人，少半的时候却免不了伤了自己。伤了自己怎么办？她好像没做他想，仍继续勇敢地前行。平心而论，仔细翻阅《美媚乱弹》，是一次愉快的阅读旅行。在女性写作滑向病态的身体写作泥沼的今天，这种阅读体验让人珍视。

    可是，一个女子、特别是一个也许是个真“美媚”的女子，长时间沉浸于纯粹杂文的写作，是不是有点太“酷”了？“酷”在当今有时候是用来形容过了分寸的姿态。难道海蒂的理想真的是做一个纯粹的杂文家吗？在杂文十分不景气的今天，选择这样一个彼岸，恐怕需要准备几两等待戈多那样的耐心。龙应台完成了享誉华文世界的女杂文名家的形象塑造，但她的成功之路复制起来肯定万分艰难。当然，凭《美媚乱弹》文集里表现出的杂文功力，窃以为，如果海蒂把笔力集中些、再集中些，她的杂文家之梦完全可以做下去而且也极有可能结出正果。可我却不太愿意对她说出这句话。因为文章从来都是台时而生，眼下的中国显然不太适合杂文这种文体茁壮成长。在我看来，杂文的茂盛应该只在那种混乱到让人失望却叉没让人彻底绝望的时代。海蒂还年轻，还可以再一次编织更大的文学美梦。我内心希望这是海蒂的最后一本杂文集，尽管它已经相当不错。

    海蒂也许要问我：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我想进一步呢？难道进一步反倒是寸步难行？对海蒂而言，换一种打祛也许眼前就是一番新的天地、新的境界。在这本集子里，海蒂已经表现出了扎实的文学准备，技术层面的问题也已基本解决。从文章中，还可以看出她丰富生活经历的冰山之轮廓，这些经历正可以作为文学变法的最大资本。而以上两点，恰恰是一位优秀小说家的必备内功。于此我可以回答海蒂的诘问了：你可以从此尝试小说创作。

    而且，不要畏惧变法时必须经历的苦痛，不要过分重视已经占领城弛的意义。小老乡，你就大胆地朝前走吧，进一步更是海阔天空。

    （原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一期）

    13.高明三问

    ——序高明《理性与悲情》

    认识高明差不多有十年了。她最初是做干部工作，从干事做到处长，其严谨、干练、理性而不失睿智的工作作风帮助她胜任岗位且游刃有余。很快她又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成为了军艺最年轻的中层领导干部。她的进步快跟她能力强、素质高自然是分不开的，但跟她的爱学肯钻、与时俱进亦大有关联。现实的经验与好学的天性使她总是处在一种求知若渴的学习状态之中。所以四年前，当听说她考取了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在职硕士研究生时我并不感到意外。

    真正有点使我略略感到了意外，是在她坚持每个双休日去北大听课听了一年之后开始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众所周知，近年来所谓领导干部在职攻读学位，几乎成了一种时尚，“攻”而不读也是一种常志。各种考研班、学习班、培训中心如雨后春笋。因此有舆论讥日：领导干部爱“学习”不爱读书。显然，在这个语境中，“学习”成了一种形式，而往往是形式大于内容（读书）或干脆湮没内容。高明属于哪一种，是攻而不读呢，还是真学真读？起初我颇有疑虑。然而不久，当高明拿着《李少红研究》的论文开题报告来与我讨论的时候，我的疑虑消除了，但担心又来了：看来她是要真读真学真写了，但她半路出家来业余攻读文艺理论，而且一上手就碰一个女性电影导演——现有研究基本阙如，而女性电影、女性意识、女权主义等理论问题又几如一团乱麻，确实是一个硬碰硬的难题啊。她拿得起啃得动吗？

    直至看到长达数万字的论文初稿，我在欣喜的同时也为高明的执著和学习能力陡生几分感佩。应该说，这是一篇中规中矩，有板有眼的规范的硕士学位论文，同时，又是一部不乏个人创见的关于李少红导演艺术的比较集中而又有分量的研究专著，它使我们有可能在纯粹学理的层面来作一点客观的评述。

    如众所知，一百多年来，电影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艺术表现手段，深刻反映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一百多年来，女性主义思潮蓬勃涌动，女性意识开始进入主流的意识形态。二者的碰撞成就了今天影视批评的一个重要分支——基于女性意识的影视批评。本书就选择了这样一个切人点，以中国第五代著名女导演李少红的作品作为分析对象，应该说，选择李少红的影视作品来研究女性意识很有代表性。在新时期的大陆女导演中，李少红无疑是对女性意识晟有自觉关注的一个。媒体称李少红是中国第五代导演中最负盛名的女将，但其实相比她的同学张艺谋、陈凯歌等人，李少红的导演风格并不具备第五代电影典型的宏大、严峻，沉重、粗粝等等。

    正与此相反，从一九九四年的《红粉》开始，她开始在作品中嵌入自觉的女性化尝试，并成就了精致、唯美，阴柔的独特镜像风格。

    和刘苗苗、宁瀛等新时期的女性导演不同，李少红在表现女性意识方面的尝试更显积极，这种积极可以从她重写繁漪和武则天的大胆手法中得到认证，高明称之为女性直觉——正是恰当而精准的女性直觉让《红粉》等一系列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臻于细腻和饱满。这不是一个简单突兀的直觉，女性意识在李少红的影视作品中经历了一个“逐渐觉醒和渐次深入的过程”。

    依我看来，高明在书中主要通过“三个阶段”的划分和四个角度的把握，建构起了自己的理论框架。所谓“三个阶段”即遮蔽——觉醒——成熟。本书选取的影视作品完整契合了这三个发展的阶段性，从《红粉》以降的作品看，李少红的创作视点经历了从传统向女性中心化的转型。在分析这个转型的同时，高明对作品中女性的持质作了深入挖掘，归纳为“缺失”“冷质”和“悲情”。无论是家庭的缺失，还是情感的缺失，在李少红的镜头中，都交汇成严重失衡的精神缺失，这种失衡“激起了女性内心更强烈、不顾一切的渴望”，却外化为克制的冷艳画面。情感和理智的较量始终是贯穿一致的思考主线，在李少红的作品中，权力一爱情、理智—情感之间的抉择始终要回归于冷静的割台和离开。这是另一角度上的“缺失”，也许某种意义上说是暴力的强加与剥夺，但李少红成功地用矜持和倔强的人物性格塑造给人物的女性意识作了一个强硬的注脚。这种强硬和传统的男权话语方式有着根本上的冲突，因而无可选择地导向了主角们殊途同归的悲剧结局。李少红在性别对立中突出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情感和意识，于是“男性”被放在一个相对的弱势地位上，虚弱的男性取代了传统文化中完美的男性，甚至传统文化中拯救（男性）一被拯救（女性）的模式也被颠覆。这种新的力量对比强化了李少红作品中女性意识的内涵。高明对这“三个阶段”的概括和划分为研究李少红影视作品中女性意识的流变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所渭“四个角度”即高明经由对选材、叙事、审美及影像手段的使用等四个向度的研究，探究了李少红的女性视角在她的电影中所投射出的独特而鲜明的女性意识，以及意识的实现所借助的独特的镜像表达手法。

    从文学到影视的改编，李少红对于原著的取舍和表现重心的转移尤其代表了她强硬的女性意识。延续一致的，是李少红对于原著悲剧走向的尊重，这种尊熏带有某种走不出男权阴影的嫌疑。李少红自己也说：“女性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她们极具牺牲精神。”她似乎毫无保留认可了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她的认可和传统男权话语模式存在一定的契合点——吉尔伯特和格巴曾经尖锐指出：“文学中的父权主义的隐喻最终的矛盾在于作者同时创造及禁锢女性人物，在给与她们生命的同时将她们‘杀死’。”——从繁漪、武则天到秀禾，李少红改编的几部典型女性意识影视剧的女主角最终都摆脱不了身体上或精神上的覆灭。然而，正如高明所指出的那样，李少红尝试用女性作为推动剧情的主体，把女性从“被看”桎梏中释放出来，这本身就是对于题材的突破，更何况这种突破是自觉的。

    李少红的自觉意识内化到女主角的心理流程中则表现为被高明所谓的“内心化叙事特征”以及她在语言对白和画面音效等方面的唯美主义追求。高明通过对电影生产机制中四个不同层面的细致考察，深入到了李少红影视作品的深部和细部，建构起了文本细读和意义阐释的理论框架。

    知人论世，高明从李少红的成长经历切入，对李少红影视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根源作了探究。出身导演家庭，十四岁结束独生女的生活离家当兵，二十三岁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三十三岁开始释放热情和能量投入导演事业，独特的成长经历和情感体验水到渠成地激发了她在电影事业中敏感而执著的艺术追求。也正是由于少女时期的某些情感缺失，李少红还在影片中对初潮、初恋等倾注相当的关注，这种补偿心理无疑是和她早期的经历有着直接和深入的联系。李少红在访谈中说自己“可能一直都得算是一个非常各色的人”，其实在周围人的眼光里，她是一个非常女人的导演，是一个能够为了家庭牺牲事业的传统女性。骨子里的传统意识使她的影视作品带上浓厚的“家庭”属性，高明在书中把这一点归结为李少红作品中“女性情感的乌托邦”。

    从整体看，本书有着严谨而清晰的论述结构，对“女性意识的表现一女性意识的表达一女性意识的探因”做了层层深入的剖析。女性心理学、电影叙事学、女权电影理论、美学理论等理论模式的引入经过与作品的紧密结合强化了全书的论述深度，甚至在就李少红的女性意识成因展开讨论时，作者还借助李少红年少时的成长经历来解析她导演事业的发展特质，这种分析除了受到“电影作者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带有弗洛伊德理论的烙印。在如此繁杂而富于学理性的探讨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高明驾驭理论方法的学术能力，更感受到了她出色的艺术悟性与艺术直觉。为一篇学位论文付出如此之大的努力，是高明做事认真的禀性使然还是她的理论兴趣和热情被激发和点燃？她有没有可能循此开辟出自己人生的又一片风景呢？

    （原载《解放军报》2008年十一月十六日）

    14.少年心事当拿云

    ——序赵靓长篇小说《乌苏里战歌》

    为什么给赵靓的长篇小说《乌苏里战歌》

    作序？首先一点理由是因为赵靓年轻，他大概是我二十年来所序作者中最为年轻的一位，今年二十四岁，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

    如所周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创建于一九八四年，二十多年来，以盛产军旅作家著称于中国文坛。第一届学员中的两个大牌——李存葆成名时三十六岁，莫言三十岁，这倒也大体符合小说创作的规律。一般说来，诗歌属于青年，小说家嘛，成熟期应该是在三四十岁左右，比如莫言和李存葆。孔子有云：三十而立。人到了三十岁，就有了一定的人生体验和社会阅历，思想也趋于稳定和成熟，作品也就比较能立得住。战争文学尤其如此。而《乌苏里战歌》恰恰是一部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

    《乌苏里战歌》写的是一段人们所不熟悉不了解的历史——六十多年前抗日战争中的苏联红军中的中国军人的故事。也许是我的孤陋寡闻，这种题材第一次进入我的阅读视野。拿到书稿初翻之际，我心中颇有疑虑，以赵靓二十出头的年纪和独生子的成长经历，他对六十多年前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能了解能理解吗？我抱着翻翻看的心态，翻着翻着就翻进去了。它有点让我意外，甚至让我惊讶。

    赵靓笔下的主人公从被日军俘虏到越狱，到越境，到投奔苏联红军，到打回中国与日本关东军作殊死决战，再到打老蒋建立新中国，这是一部极为特殊的英雄传奇。由于我对它的相关背景不甚了解，我很难对这段历史的真实性做出判断，但是主人公那种出生入死和生离死别（比如越狱，比如逃亡，比如疼痛，比如寒冷，比如饥饿，比如恐惧，比如异国爱情等等）的生命体验和情感经历我倒觉得是真实的，是有几分神似的，是不大像一个二十四岁的人写出来的。一些战争的场景给人感觉颇为逼真生动，虎虎生风，刚劲有力，仿佛让人感觉到了战场的千钧一发，甚至让我闻到了些许火药的辛辣味道和伤口中散发出的血腥气。同时，也许是因为作者在北国生长多年，稔熟我国北方寒冷的冬季，关于北国和寒冷的描写也给人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小说中透露出来的生死一线、紧张刺激的气氛对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有限的生命体验来说，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

    赵靓可能听过故事，可能查过资料，可能研究过有关影视和文学作品，甚至可能到有关地域进行过实地考察，但是仅仅靠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更饱含了他的文学想象。没有想象就没有文学，没有想象就更没有战争文学。苏联“二战”后的新一代战争文学作家，未经历战争而写出了一批震撼人心、享誉世界的战争文学经典。我国新时期文坛涌现的一批青年作家，未经历战争，而完全刷新了当代战争文学的面目，都使战争文学这个伟大的传统薪尽火传，代有传人。现在，更年轻的赵靓又以自己对军旅文学的倾心热爱和执著追求，加入了这个行列。和他一起加入这个行列的还有他的师兄，文学系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丁旸明。丁以一部反映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的长篇小说《悲日》引起业内人士关注。还有刘猛以军旅长篇小说《狼牙》《最后一颗子弹》等风靡一时，都是年少而志高，崇文而尚武的青年才俊。

    当然，不是说写长篇小说越早就水平越高、才气越大。赵靓们二十出头写的长篇也许和三四十岁的莫言、李存葆们的中短篇不可同日而语，在文学创作上，恐怕不能简单地套用“与时俱进”“长比短好”的进化论。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江山代有才人出”，“病树前头万木春”。在今天这个创作竞争激烈，人才快速生长的时代，年少为文、春风得意如韩寒，郭敬明者流不在少数。若论迎合时尚，讨喜读者，赵靓恐怕难以望其项背。但是，赵靓和他们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跳出自我为中心，超越一己之悲欢，关注民族的历史和国家的命运，显示出了一个当代青年军旅作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就是我愿意为其作序的第二点理由。

    “少年心事当拿云”，赵靓志高才盛，年纪轻轻就写出了长篇小说，确实可喜可贺。但是年轻也有年轻的问题，如前所述，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对作者才华、学养、世界观和社会阅历、人生经验、生命感悟以及文学技巧的综合检验，稍有失衡就难以藏拙。比如《乌苏里战歌》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尚欠丰满，就略显呆板；作品主旨有待提炼，就不够深刻；小说语言缺乏打磨，就见出粗糙。等等。这都是年轻作者难以避免的，同时又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更是值得期待的。斟为它预留了提升和发展的空间，因为年轻就是未来，年轻就是希望。

    是为序。

    （原载《解放军报》2006年十一月二日）

    15.山长水远猛士风

    ——序《张天霖写意山水》

    今年时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各种纪念创作活动纷至沓来，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亦举办短训班，汇合全军部分优秀画家集团冲锋。开班之初我前去探望，不料遇到了一张熟悉的老面孔——张天霖。三十年前——一九七六年前后，我曾与天霖兄同为原福州军区炮兵战友，彼此又一起进入创作学习班，为纪念建军五十周年而挥毫泼墨。他剪纸，我写诗，互相观摩切磋，互相砥砺鼓舞，在各自的心中都留下了一段美好难忘的青春记忆。随后便是个人、社会、国家的沧桑之变，加上隔行如隔山，我们不通音信久矣。此番见面，老友重逢，喜不待言，但最令人感慨欣慰处，还是各自的执著，在自己钟爱的事业中一条道走下去，三十年到如今。

    在美术系短训班三个月期间，天霖兄忙于听课、研讨，重走长征路，进行实地考察和最后的主题创作，自然是不亦乐乎。因此，这三个月又恰似过去的三十年，我们疏于相访，真正的君子之交淡如水。也正是因为如此地投入，在他们的结业展览上，我才能欣喜地读到张天霖反映红军过雪山的巨幅力作《生路》。此幅作品中雪山连绵、群峰嵯蛾、工写结合、生气贯注、章法井然，读来颇有博大沉雄之感。结业庆宴上，我为天霖把盏祝贺，笑忆往事；酒过三巡之际，天霖忽然提出邀我一序，原来他的第一本画册即将付梓。当是时，一是情深，二是酒热，当即允诺。

    次日，天霖携画作照片来访，我这才对他近三十年来的从艺道路略有所知。天霖原来擅长剪纸，一对生风快剪，裁得满纸玲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改作山水画，受业于江苏省国画院，师从著名山水画家宋玉麟院长，一九八八年从事专业创作。

    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摸索，他中年变法，转易画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绘画语言。譬如他的画水之法，可谓翻新创奇，以国画为体，融西画之长，画面中的水域不再是波平纹细，而是采用油画之写实技法，专注于水波的质感、动态与颜色。因之观其画作，虽少大块留白，却无局促壅塞之感，虽有五色渲染，却无芜杂乱目，光影反差明显而富于变化，色彩丰满神韵空远。究其精妙，在于冲破陈规，不固定式，敢于跳出“留白当黑”之窠臼，“以实与虚”“以有写无”，“以盈写空”，写形求神而形神兼备也。此其一。

    其二，传统的中国山水画多以山水为主，人物点缀其间，而所写之人物又多是渔樵选民、清赏雅士，或萧散独处，或驾舟出游，其选材大抵如是。天霖的山水画则出新意于法度之中，他将军人保家卫国、游弋戍边的主题自然地融人到山水之中，人物由古变今、别开生面，堪称军旅画风与山水画法的相合之作。观赏天霖的军旅山水画，仿佛时而攀登千阶石，会当凌绝顶，看红日喷薄，苍山如海，云蒸霞蔚；时而跃上奇峰耸立、重岩叠嶂的关山，满目森然，长域壁垒雄峙、矢堞相连，犹如巨龙蜿蜒劲舞。而其间风卷红旗、霜侵征衣、战马奔腾、三军疾走的画面，更是让人体会到一种军旅山水画所独有的大气阳刚之美。

    其三，天霖画作多大场面、大制作，但同时也不乏精致小品。读其构图工巧、浓淡相宜、禅意流布的唐诗宋词画意，不仅可以体味这位江南才子温婉纤细的另一面，更可以感受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读心得。俗语说：人过三十不学艺。那么，天霖兄为什么起步晚却得道快呢？朱子日：一为悟性，二为勤奋。舍此二者，叉岂有它哉？

    是为序。

    （原载《军艺学报》2007年第三期）

    16.五十而知天命焉

    ——跋《朱向前文学理论评选》

    我就要五十岁了。五十岁在人生长旅中无疑是一个重要驿站。驻足回望，自己这大半辈子中，用心最多、用情最专、用时最长的还是文学，而在文学中做得稍稍成功一点的又是理论批评。因此，我选了一本自己的文学理论批评来为前半生的文学追求画一个省略号。

    不无宿命意味的巧合是，“四”这个年份的秋天，往往成为我文学道路上的突转之时——一九七四年秋，二十岁的我在《福建日报》发表了处女作（一首散文诗），并因此引起注意，频频被借调到军、师报道组、创作组工作，获得了比同时代士兵远为优越的学习条件；一九八四年秋，三十岁的我从原福州军区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首届文学系，投身于徐怀中先生门下，有点鲤鱼跃龙门的意思，并且渐次从文学创作转入理论批评，开始了我比较专心学习、研究并执教于文学的最好的十年时光；一九九四年秋，四十岁的我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从一个班、组长都未担任过的文职教员一夜之间变成了上校军官，但突如其来的变故并没有改变我对文学的执著，并且从此开始了尝试兼顾熊掌和鱼的艰苦努力，至今踉踉跄跄又走过了十年。个中滋味一言难尽。

    我首先想说说，由于以上“发现”，使我对“四”有了一份敬畏或格外的注意，甚至影响到了本书的编辑。本书现编为四辑，第一辑“作家论”，第二辑“作品论”，第三辑“评论”，第四辑“理论”。显而易见，这个分法有一点问题。从理论上说，评论是一个大于作家论、作品论的概念，或者说，作家论、作品论是涵盖于评论之下的子概念，将它们并列明显有悖于逻辑。但从实际情况看，现编人“评论”辑中的文章，既非作家论又非作品论，但确确实实又是评论，思来想去，只好犯一回低级错误，将“评论”另立门户。而更重要的是，“四分”法又和我的命运之数有了一种沟连，如此契合，岂非天意？

    有了以上暗示，接下去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本来要从十数年的近两百万字文章中作甄选，也是够犯难的。但一分四辑，框架即出：每辑十篇，共辑四十篇，四十余万字。如此一来，割爱是前提，同时也意味着遗“珠”之憾。比较突出的遗憾是，一旦考虑到整体分量和学术含量诸因素，报纸文章首先就被大量淘汰。而在整个八十年代后期，我的所谓“崛起”和“活跃”的主要平台恰恰就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文艺报》等几家大报。现在收入的文章多为九十年代所写，除了《人民日报》两篇之外，那个时段的报纸文章一概阙如，诚为一憾。

    其次有一点值得一说，也算是此书编辑中的又一个“发现”。多年以来，人们习惯称我为“军旅文学批评家”，其中包含了一个双重定位：一是批评者的身份—军旅的批评家，二是被批评者的范围——军旅的文学。

    如此定位的正面是特色，反面是局限。因此，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特别是一九九三年《新军旅作家“三剑客”》发表以后，不少地方同仁建议我“转转向吧”，大多是好意，希望我能有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批评前景。

    我自己倒没有过分在意军旅或非军旅批评的得失利钝，所做研究和所写文章，基本上都是随心所欲，跟着感觉走，这倒也符合我一贯的无远大目标，“从不知道下一个球在哪里，永远只注意踢好脚下这个球”的作文风格。然而，“球”踢多了，难免有时候就“越位”，踢到军旅以外去了。甚至踢来踢去，把军旅非军旅的界线也踢模糊了，竟至于不知自己身在军旅。

    比如九十年代中期前后，我就一连五年应邀为《中国青年报》写文坛年终专稿，面对的就是整个当代文学，毫无军旅色彩可言。事实上，这种“球”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就踢了不少。实话说，在这次编辑过程中，我倒是注意了自己的“军旅批评家”身份，一直提醒自己不要漏掉或尽量多选军旅方面的重要文章。料想不到的是，四十篇篇目敲定以后，无意中一细分，竟发现军旅文学和非军旅文学的文章从篇数到字数都差不多是对半开。这个结果让人深思。

    联系前一点考虑，我觉得似乎是这样，就批评阵地而言，八十年代我主要活跃在报纸，而九十年代则逐渐转向刊物，就批评范围而言，八十年代我专攻军旅，九十年代则兼及当代。前者是否说明批评深度在逐渐加强，后者是否说明学术视野在不断扩张，总体呈现一种良性发展的势头？

    于此，我又想起一九九四年秋天，在我的任命宣布的当天，时任院长的傅庚辰先生找我谈话时我的两点表态：一是感到意外，但也因此更感谢组织的信任，二是感到遗憾，因为我自己的学术事业正处在爬坡期，虽然吃力，但在上升。而军人又必须以服从为天职，工作与学术，这是个两难。怎么办？我提一个要求，允许我半天坐班，半天在家搞研究……“可以”，老院长雍容大度地微笑着答复我，“但是你要兼顾好工作。”老院长的气量至今还让我感动，但当时却让我无话可说。

    记得我践行和老院长的“约定”最多不过半个月，很快就被请示、报告、公文、电话彻底拽进了办公室和会议室，从此再也没有拔出来且越陷越深。可我慢慢地学会适应在办公室凌乱繁杂的环境中阅读、思考，并更加紧迫地利用每一个晚上和双休日在办公室写作。开初我并没有意识到日光灯会伤害眼睛，不出两年，我的眼睛便过早地出现了老花。但这并没有阻止我业余时间的写作热情，尽管此后我的工作和职务几经变动，但我一连六年保持了年均发表十二万字理论评论的写作量，以致有评论界同仁戏谑我为“劳动模范”。如此直到一九九九年十月三日凌晨两点，为赶《当代》一篇长稿连续熬夜，导致右耳突发性耳聋，医生严厉警告说，这是长期超负荷工作所造成，必须调整。从2000年始，我重新热爱上了乒乓球……

    如今回头去看，我对后六年（1994，2000）的写作量，觉得差可自慰，它验证了一九九六年我坐办公室以后出第一本评论集《沉入生命》时在“跋”中写到的三点：“一，人还是要有点定力的；二，人还是要有点耐力的，三，人还是有点潜力的。”在成天会议、大量公务并兼及教学的前提下，仅靠节假日和熬夜能写出这么些文章，可以说是问心无愧。但是就质而言，就只能说是差强人意了。因为，这是一种透支的写作，甚至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写作。事实上，为了自己潜定的年写作量，我不光紧赶慢赶地完成计划，而且还常常咬牙接下新的题目。如此一来，写得糙是难免的了，而且仅有的一点时间都花在“写”上面，有限的读也都是为写而读。渐渐地就有了一种被淘空的感觉，而不复《沉入生命跋》中描述过的“火花明灭，观点碰撞，有一种表达的强烈欲望与激情。”望着办公室书橱上摞得像小山坡一样的未曾拆封的赠阅刊物，眼前总是禁不住一阵阵掠过“滑坡”的意象，而多年以前曾有过的“批评从此休矣”的念头再次盘桓脑际，久久挥之不去。

    顺着此念发问：朱向前的“文学理论批评选”会不会成为一个句号，并以此和文学理论批评挥手作别呢？

    我不知道。

    明年，2004年——我应该“知天命”的时候，在我的文学小径上，又会出现什么新的景观吗？

    我静候着。

    是为跋。

    17.事非经过不知难

    ——跋《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

    有意此书久矣，今得以成，感慨系之。

    其一，《中国军旅文学50年（1949，1999）研究》于一九九九年五月获准立项，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申报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时院领导非常重视，还专门特批每周一为我（时任学院训练部副部长）的科研日，以保证研究时间和进度。我也准备以此为契机，将自己十几年来关于军旅文学的研究心得和理论成果作一次梳理与整合，并画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殊不料，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我的工作岗位很快就变了，不仅“科研日”随之取消，而且几乎全部精力都立马陷入了文山会海和事务缠夹之中，这下子就打乱了整个计划，再加上其他原因，致使课题历时七年，结题延宕至今。

    其二，如果算上准备时间，何止七年！记得早在一九九五年初，我应邀加盟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牵头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卷》编委会，负责撰写军旅小说和诗歌部分。这就迫使我一下子突破了此前准备编写《中国军旅小说20年》的研究范围，不得不将视野扩展到整个当代军旅文学。这一下带来的问题颇多，资料不足即为一端。为此，我还以个人名义向军内外文学前辈和朋友广发信函求教求援，承蒙不弃，很快就收到了大家赐赠的重要著作和宝贵资料。正是在各位的支持和鼓舞下，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中国军旅小说：1949，1999》《中国军旅诗：1949—1994》两文。

    为广泛征求意见，两文先后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一九九六年第四、五期）和《解放军文艺》（一九九六年第二期），随后即收入《中华文学通史当代卷》（华艺出版社一九九七），并成为我第一部专著《军旅文学史论》（东方出版社一九九八）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后，又应张炯先生之邀，在此基础上增写了军旅散文、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等内容，扩展为《光荣与梦想：军旅文学》，收入《新中国文学50年》（山东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这就是《中国军旅文学50年》一书构想的起步阶段或成长过程，走到今日，十年有二矣。

    “其他原因”之一，在于课题小组。由于我分身乏术，时间不逮，就只有把更多的工作任务寄托于课题小组。最初的课题小组成员就是当时军艺文学系三个年级（九七、九八、九九）的九个在读研究生。原以为该课题不过是在我的《军旅文学史论》的相关论文的框架基础上的一种延伸，扩展与细化，殊料情形远非如此简单，尤其是课题组成员的学术背景（多为非中文专业出身）、科研水平、兴趣爱好殊异，等到他们毕业时，九人中完成课题分工的只有三人。此后几年，事实上就形成了一个不断地临阵换马的态势，即不愿干或干不成的随时撤出，愿意干和可能干成的伺机替补。

    但这种试验的最大代价就是时间的流逝，倏忽一闪，等到2002年——本该结题的时间，课题进展刚刚过半。我已然信心不足，正准备撤题，新的研究生又来了，这次不仅人数多，而且表示愿意集体“入伙”，大家决心不辞烦难，不怕批评，不惮修改，决心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把课题啃下来。于是，我赶着鸭子上架带着新一届研究生重振旗鼓又开张了。

    说“赶着鸭子上架”真没冤枉他们。就学术条件而言，他们未必能赶得上他们的师兄师姐，甚至有的人在考研前压根就没进入过当代（军旅）文学领域，阅读经验都谈不上，更遑论研究搞课题。这下当然苦了他们（但借此进入军旅文学并为毕业论文做准备，也是一石三鸟的好事啊）。而更苦的是我自己。我得带着他们从寻找资料、阅读作品等基础工作开始，最后再分别研究敲定各章节的详细提纲。就这样，拉出来的初稿，都差距甚大。文学功底不能一蹴而就，文字功夫亦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下无捷径可走了，我亲自上手，从头至尾一遍一遍地改，改一稿，他们出一稿；出一稿，我再改一稿，最多的改了六稿。原指望在我过往的研究基础上再推进一步，事实上却很难做到了，不少章节中的不少观点和论述都粘滞甚至原封不动地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比如“导言”和“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上）、“诗歌”“散文”等章节的“概述”部分，都是直接引用我《光荣与梦想：军旅文学》的原文。再如“长篇小说”（下）中关于魏巍、朱苏进、朱秀海、乔良、韩静霆等重要作家作品的评述，“诗歌”中关于李瑛的评述一“散文”中关于周涛等人的评述，都直接引自我的文章，至于“参阅”或一般的“引征”就更是所在多有了。这其实不是我的本意，但结果只能是这样。对此，我内心深处是不无遗憾和失望的，这遗憾和失望是对课题组的，更是对我自己的。

    “其他原因”之二，在于课题内容。在2004年项目结题送审稿中，没有“理论批评”“戏剧”“电视”三个章节。原因的考虑，除了难度和入选之外，还有“避讳”（我本人与理论批评的关系）；“重复”（与此课题稍后，军艺另有《解放军戏剧史》立项）；“时段”（电视剧主要是“新时期”以后的二十年）等等。但鉴定专家都提出补上“缺项”的建议，认为好不容易写出这样一部比较优秀的当代军旅文学史，最好能做到全面系统、不留遗憾。几经斟酌，我鼓足勇气，再度返工。除了吸纳消化专家的修改意见之外，重点是加写三个章节。为此还特聘了影视、戏剧专家边国立教授、张鹰博士和吕益都助理研究员。他们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谦逊的治学态度，使我们的合作颇为愉快和顺利。他们的加盟，使本书增色不少。

    本课题的具体分工是：“导言”（朱向前），“短篇小说”（朱红），“长篇小说上”（程倩），“长篇小说下”（廖建斌），“中篇小说”（朱向前、王永贵），“诗歌”（朱向前、张林民），“散文”（祝建伟、房雷），“报告文学”（龚帆），“理论批评”（朱航满、刘常），“戏剧”（张鹰），“电影”（吕益都），“电视剧”（边国立），“作家小传”（房雷辑录整理），由我润色统稿。在此，我要对课题组全体成员的辛勤努力和精诚合作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最后，我首先要感谢二十年来长期扶植、支持我的军旅文学研究的文学界前辈和朋友们，特别是十年前给予我热情回馈并始终热切关注这一课题的各位前辈和同仁；我还要特别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规划办公室领导和专家们，从本课题的立项到验收并被评为优秀成果最后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是他们给了我最初的动力和最后的安慰；感谢张炯、雷达、黄国柱、程步涛、陈晓明等五位鉴定委员对本课题的中肯意见和热情鼓励；感谢解放军艺术学院领导对本课题的积极支持；没有这一切，本课题也许永远不能完成。还要感谢解放军出版社科技编辑部的同志和美编符晓笛所奉献的劳动与智慧，终使本书能以如此精美的形式呈现出来。虽然她远未臻于理想，挂一漏万，顾此失彼乃至错讯谬误之处必不能免。但毕竟在今天可能的学术条件下，我们都为此尽了心出了力。我想，她至少会成为后来者继续前行道路上的一块砖——这大概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宿命吧。

    （原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三期）

    18.《黑白斋读书录》跋

    作跋之前，翻看自己上一本评论集《初心与正觉》的出版日期，乃一九九九年春，距今正好十年。那时候，我的评论集也可叫“双年集”，年均不到两年出一本。这次居然十年了？这容易让人想起“十年磨一剑”之类的说法，但我显然不是，这本书更不是。这本书是个啥？“十年凑一书”？庶几近之吧？但也不尽然。

    十年来，我的工作几经变动，在杂务琐事、繁文缛节的泥淖中愈陷愈深，自拔不能，身不由己。但是尽管如此，我骨子里那点文人的习性和雅好并未改变，那就是见缝插针地读书、思考和写作。所谓集腋成裘、聚抄成塔。十年中已经出了三本书，约一百四十万字。如果说2003年秋的《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全部收的旧作，不属“原创”的话，（但该书在2004年可是获得了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哦）另外还主编了两部“专著”。一是2007年春出版的《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这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九九九年立的项，2006年结的题，历时七年，七年之痒啊，个中艰辛一言难尽。（可参看本书中《事非经过不知难》一文）好在天道酬勤，拜上天所赐，有一分耕耘就有一份收获。该书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去年又作为解放军文艺社向建军八十周年献礼的重点图书分精、平装隆重推出，今年再入选第三批“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六年来“文库”共三批出三十本书，该书乃迄今为止全军唯一）由学习出版社推出精装新版，我和评题组成员都堪可自豪了。二是今年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史合——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这纯粹是一本讲出来的书，2005年春天开始，从国防大学讲到各军校，从北大、清华讲到各名校，从各地论坛讲到央视“周末开讲”，（详见本书中《中华文化的恒久魅力和毛泽东诗词的传世价值》一文）最后整理成书。书一上市就人气很旺，据说现在各大门户网站上关于该书的各种评介信息还有近百万条之多。这对于我和参与该书编撰的“朱家军”（夫人张聚宁，儿子和研究生朱寒汛、刘常）都是莫大的鼓舞。这甚至可能因此成为我今后主要的研究方向。

    再就说到这本“读书录”了。直觉滋味不如说前三本书那么爽，有点忧闷甚至有点苦涩。坦率地说，本书中有感而发，不吐不快型的文章有，但远不是全部，而报刊约稿、师友索文者倒不在少数。比如去年建军八十周年，“八一”前后就有近十家报纸发表了拙文或朱氏访谈。再比如应邀作序，既是成人之美的好事，也是评论家推重前贤、奖掖后进的题中应有之义，虽多为被动，但也勉力为之。真正有点主动“想法”的倒在于“对话”部分。这些年我以“红星论坛”为号召，带着研究生们陆续就当代重要作家作品进行研讨，如本书中收入的关于阿来《空山》、刘醒龙《圣天门口》、曹文轩《天瓢》的几篇对话即是部分成果。（另有关于徐贵祥《八月桂花遍地开》、王树增《长征》等作家作品的笔谈，留待以后收入《红星论坛》专集吧。）同时这也是我带研究生的一个“套路”，想为推出新人提供一个平台。（傅逸尘就是一个争气的成功典范，他从大四时就破例被我吸收进“红星论坛”，读研后又跟着我，时与论文，笔耕勤奋，第一本评论集《重建英雄叙事》已入围2008年度“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即将出版。）总之，翻检本书篇目，从选题到行文到文气再到文字，自觉多了点着急上火的凌乱、操切与浮躁，少了点水深流静的沉着、安详与深邃。那为什么还要“十年凑一书”呢？还是曹雪芹他老人家说得好哇，斗胆高攀一句吧，叫做“十年辛苦不寻常”啊，他不容易我也难呀，十年间，按时上下班，还常常加班，你想想，大会小会、汇报报告、请示批示、表扬表态、电话电文、审查考察、备课讲课、查课查考、音乐舞蹈、戏剧美术……忙里偷闲，乱中取胜，就算雪泥鸿爪，留点痕迹吧。好在这种忙乱的日子也快熬到头了，等我退出行政岗位，回到学术与生命的自由轨道后咱再试试。我不无怀疑的倒是，等找真正有了自由身，还能回到十几年前我在《沉入生命》一书封面语中所向往的那种状态吗——“用生命本体去沟通，用肌肤去触摸，用心灵去碰撞，在无边的宇宙中无边的沉入，在沉入中获得生命的感悟，获得神秘的体验，再结晶为‘神示的诗篇’。在瞬间穿越喧嚣和嘈杂的表相，迅速沉入宁静和孤独，一下子抵达生命的本质和世界的本原，抓住生命的高峰体验，再谱写出生命的华彩乐章”……

    暂且管不了那许多，还是先回到眼目前，嘿，十年文章一搜罗，恰巧六十篇（组），正好应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华诞，六六大顺啊，就权当自己献给祖国母亲一份小小的贺礼吧。

    是为跋。

    戊予小寒于京西黑白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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