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怀中先生做文章有一大偏好：爱用主题式比喻。从五十年代的“长虹”（《地上的长虹》）、“向日葵”（《十五棵向日葵》）、“雪松”（《雪松》）。到六十年代的“四月花泛”（《四月花泛》），再到八十年代的“天使”（《没有翅膀的天使》），再到2000年的“日出”（《或许你曾见到过日出》）。这些比喻巧织细编，出现在文章回肠荡气之处，其兴味绵绵不绝灌输全篇，成为其中不折不扣的文眼。在此，我也学一招，借三个比喻，来说说徐怀中先生的过去和现在。
一.报春的红杏
1980年一月号《人民文学》以显著位置发表了徐怀中的《西线轶事》。这篇小说，恰如报春的红杏，宣告了两个春天的来临。
第一个春天，是针对军旅文学说的。说它报春，缘由有三。一是题材，《西线轶事》成功开启了用文学反映南线战争之先河，一时间描写当代战争的“南线”故事风云际会，《高山下的花环》等名篇佳作相继问世，构成了支撑八十年代军旅小说辉煌的重要战线。二是思想，军旅文学的神韵皆出自“英雄”，但在“十七年”直至“文革”时期存在着“高大全”形象充斥的尴尬。新时期到来，日常生活的残缺和伤痛一再地反讽着军旅文学的“不食人间烟火”。《西线轶事》弥合了两者的矛盾，写得既有人间味又有飞扬感，通过体现苍凉人生和英雄生活所构成的内在焦灼，写出了“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军人，多舛的生活遭遇构成的心灵创痛和崇高坚定的爱国情感之间的张力，成功统合了反思意识和颂歌模式，为军旅文学进一步腾飞做下铺垫。三是美学，在结构上，《西线轶事》打破了“前十七年”以战争和英雄人物为中心的叙述模式，没有写战争的腥风血雨、风云突变，而只是呈现战争背后的人情世态。它叙述的多是不连贯的事件、瞬间的场景和不可言说的心情——譬如女兵们找不到厕所、害怕尸体、心情紧张忘了口令、无缘无故的笑声等等，以琐事写大事，以人情写英雄，将“大江东去”置换为“小桥流水”，先大事化小，再以小见大。娓娓闲谈之中举重若轻，平淡自然之中别出手眼。语言上，不加刻意但又字字斟酌，平淡而有味，普通又独特。
作为“万树红边杏，新开一夜风”的《西线轶事》，虽无后来《高山下的花环》那般轰动，但它在该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评奖之中高居榜首的“人气指数”可以说和“花环”打了个平手。特别是它的“先行者”位置是不可替代的，它给予其他新时期军旅作家启示的潜意义更加不可估量，可以说，它启蒙和呼唤了整个军旅文学的春天，无愧于“当代战争小说的换代之作”。
第二个春天，是针对徐怀中本人而言的。一九五六年，他的长篇处女作《我们播种爱情》被叶圣陶先生推荐为“近年来优秀的长篇之一”。两年后，又被作为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优秀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并被译成多种外文在域外出版，为他赢得了当代文坛的一席位置。一九五九年因电影剧本《无情的情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受到批判，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作者心灰意冷，十多年没有动笔。直至一九七九年到南线采访通讯连女兵时，仍无写作冲动。但正是这样一篇无意偶得的妙文，不仅重振了军旅文学的雄风，也送来了徐怀中创作的第二个春天。趁热打铁，他又连续发表了《阮氏丁香》《一位没有战功的老军人》等中篇新作，在人物和题材上都别开生面。一九八四年，徐怀中出任首届军艺文学系主任。一年后，擢升为总政文化部副部长，三年后升任部长。可以说，一炮而红的《西线轶事》让年过半百的徐怀中顺理成章而又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地踏上了文场和官场的坦途，成为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主将和风云人物。
二.集团冲锋的领军
一九八四年，文学系创建之初，只有系主任徐怀中，再加一个干事和一个教学参谋，可以算得“白手起家”。一张白纸，正好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没有师资，正好可以聘请社科院、首都高校和驻京作家中的名家教授来给学员们做“天才式教育”。
当时徐怀中五十有五，功成名就德高望重。但他经常只带一个参谋，上高爬低，登门造访，坦诚相邀。这种诚实谦逊、遇事端肃，亲切平和又一丝不苟的为人，感动了所有的应聘者。吴组缃、丁玲、刘白羽、王蒙、李泽厚、刘再复，汪曾祺、谢冕、张洁、李陀等名师大家纷纷走上军艺文学系讲台，耕云播雨，点石成金。一时间，京西魏公村风云际会、名动海内。徐怀中谦虚之下得意非常。他将这种教学方式称为“密集式的知识轰炸”，有时又自诩为“高信息强输入”，这种“就高不就低”的教育模式，在一种“残酷”和“松散”之中体现了徐怀中的匠心：改变学员的文学观念，让他们山高水低听凭发展，“各行其事”，最终培养出有个性的非标准化的“天才”。
徐怀中的教育理念是包容大度，宽裕自由，生活之中也力求解放。力邀爱妻为学员教授交谊舞（徐怀中的夫人是专业舞蹈教师，高级舞蹈编导）。鼓励学生买便装。以至于当时文学系的“个性主义”风行，每个宿舍被各种布帘分割，推门只见布帘不见人影，人称“地道战”。人人藏于自我空间之中，或经营文章，或伏案苦读，人人“乐耕乐织”。另一方面，徐怀中在鼓励开放率性的自我拣择之中，还极力提倡学员之间“搓澡”式的关系，强调赤裸裸坦诚相见，互相切磋。
例如“以文会友”。入学第三天，徐怀中召集大家座谈，以不同的文学观和见解的碰撞为契机让大家迅速熟悉。当天，身为副班长的我，已经被提前“动员”，见已冷场，便大胆冒出来，竟谈了四十分钟“小说写意”。后经徐怀中老师鼓励，这番“神来之侃”整理成《小说“写意”技谈》发表在了《文学评论》上，成为我的文学批评处女作。正式堂皇的“搓澡”还有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和朱苏进的《凝眸》等作品的讨论会，靠着这些规模或大或小的“搓澡”，军艺文学系学员互相挑刺、互相激励、互相较劲，以一批批作品不断地冲击中国文坛。
如果说李存葆是成名以后上的文学系，那么莫言则是正经由文学系培养出来的。首先，他的入学报名就晚了一天，徐怀中读了他的《民间音乐》就破例收入门下，并在开学第一次集会上就不无遗憾地表示：“可惜当年全国短篇评奖，我没看到《民间音乐》，否则一定为它投一票。”上学期间，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等一批作品的发表都和徐怀中的推荐有关。甚至到毕业几年后，莫言第一次的转业念头，也是被徐怀中老师诚恳打消。这一方面是珍惜莫言，另一方面又是为军旅文学的全局着想。莫言是徐怀中的高徒，徐怀中是莫言的恩师。有这样的老师，才有这样的学生；有这样的领军，才有这样的战士。
徐怀中这个老师，当得有新鲜的一面，也有古朴的一面。用新方式拔高，用旧师德做底，探索创新同时归于正，他是一个领军，撑起一方天，前后兼顾，调度适当。正是这一份荫庇，才使得我们保持了一种不安分又自然的热诚和天性，去无所顾忌地冲锋陷阵。
三.住在老年身躯里的小孩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徐怀中曾十分投入地参与了改写电影剧本《大决战》。九十年代初从部长岗位退下来以后，就只以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名义参与一些文学评奖的组织领导工作，一如既往地发现和提携文学新人。期间，还风闻他对某种传统气功颇为迷恋，也进入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偶或见面，果然就是鹤发童颜，可见得道颇深，功力匪浅。叹羡之余，也常常为读不到先生的新作生出几分惆怅。
殊不料，一九九九年，七十岁的徐怀中在《人民文学》发表了短篇《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讲的是一个赤裸的神秘女人漂流到连队驻扎的小岛，后又投海自杀神秘失踪的故事。女人来去匆匆，文章也是以一个又一个悬而不解的迷局铺陈了现代人无法索解的绝望。文章风格奇诡，若说是先锋，但语词地道，简约凝练，一派现实主义作风。但若说是传统小说，情节结构又出神入化毫无逻辑。徐怀中的名字标在上面，让人大呼意外。
一年之后，徐怀中又在《人民文学》第一期发表了短篇《或许你曾见到过日出》，全文围绕女孩脸上“一抹极淡极淡”的微笑，以“妙园日出”为喻，写了一个军事学博士不期然间遇到却再难割舍的一段诗化情感。文章自然平淡到极点，直接使用谈话口吻，流畅朴实。不但仍与以前自己的风格不同，就是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相比，也是另一个模样。就这两篇文章，按其风格，若是开出五十位作家的名单，让所有熟悉徐怀中的作家、评论家去挑，也不会挑中徐怀中这个名字。
按年龄和资历，作为曾跟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历史老人，徐怀中是绝对的“老一代革命先辈”。阅历、年龄、眼界和知识结构在老一代的身上，曾是资源，却极易变成障碍。正是如此，时代的脱节，资源的用尽，使得无数年迈作家或颓然停笔，或徒然重复写作，新作不断，但了无新意。徐怀中却不然，从《我们播种爱情》到《无情的情人》到《西线轶事》再到“日出”，所作不多，但篇篇迥异，而且变化的幅度如此之大，堪称老作家中的一绝，中国当代文坛的一奇。溯其根源，一是童心，二是赤心。童心、赤心相通相融。若无赤心，只是“为文造情”，文章流于肤浅和卖弄，若无童趣，赤心或许变为迁阔，没了灵性和味道。在童心处超脱、在赤心处回归，正是徐怀中做人和为文的精要之处。
佛家语说“初心便是正觉。”我说童心养育文学。苏联作家兼批评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说过一段名言可和上面两句话互为发明，互为诠释。巴翁如是说：
“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世界对我们来说和成年时代不同……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严肃而悠长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作家。”
以“童心说”来检测，徐怀中先生正是年龄越长，童心愈彰，可谓住在“老年身躯里的小孩”。一方面，求新求变时，不计利钝，不计毁誉，“恶作剧”式地玩它一个底儿掉；另一方面，“玩”完之后却又有些羞涩怯人——据我所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写就之后，徐怀中先生迟迟不敢出手，几经家人、亲友讨论鼓励，迁延一年之后才终于送给编辑部。这一“勇”一“怯”，何其天真可爱，烂漫魅人。“返老还童”者，“老小孩”者，此之谓也。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二十世纪上半叶，徐悲鸿先生“衰年变法”，从此画风大变，豁然进入一新境界。如今，徐怀中先生古稀变法，亦为世纪末的中国文坛留下一段颇堪玩味的佳话。它也许只如彗星划过，但依然以它短暂却是真正的光芒照亮了不无麻木的文学天空。令我辈仰视、感叹、良久无语。
（原载《北京文学》2004年第八期）
2.李存葆窗前的灯光
一九八二年，时年三十六岁的李存葆在《十月》发表了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以其独特而响亮的声音报道了新时期军旅文学舂暖花开的消息。在无数的感动与泪水中，人们记住了梁三喜、靳开来，记住了沾满英雄鲜血的欠账单，记住了崇高的生、壮烈的死，记住了那加之于人物命运之上的悲欢离合。与此同时，人们还记住了一个青年军旅小说家的名字——李存葆。今天看来，《高山下的花环》至少有三点意义应当被人们记取：首先，作品表现出了作者秉笔直书的严肃态度和“敢为天下先”的无比勇气。李存葆义无反顾地蹚过政治雷区，整个社会中被压抑已久的呼声在作品中得到了释放与传递。其次，以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两部作品的出现为标志，当代战争题材小说开始成为新时期军旅小说创作中的一条重要战线，与历史战争题材小说、和平军营题材小说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再次，李存葆的成名宣告了一批青年军旅小说家的出线，此后他们和“前十七年”便已成名，在新时期仍然葆有创作活力的老一代军旅作家并肩作战，两代人共同建构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军旅文学的辉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山下的花环》所引发的轰动效应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都是空前的，期间创下的若干纪录至今无人企及，今后恐怕也难以逾越。其一，当时所有的省报同时连载；其二，随后的单行本发行量突破千万大关，其三，同时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及豫剧、梆子、评剧等多个剧种；其四，在建国三十五周年大典上，“花环”的造型彩车作为全国文艺界的代表，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其五，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以个人名义购买两千册《花环》赠送老山前线将士…一一九八四年秋，解放军艺术学院首创文学系，我和李存葆有幸成为同学并同居一室。第一学期末他就写出了第二个中篇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并在翌年的全国中篇小说评奖中再度夺魁。其时的李存葆真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成为文学界最为瞩目的明星，以致严重影响了他的正常学业。每天各大报的采访，各刊物的索稿，各大学文学社团的讲课邀请，各电影厂家或剧团的改编洽谈…有如轮番轰炸、前赴后继，直弄到李存葆东躲西藏，把我和他的两位室友也干扰得不轻，为他推诿搪塞，不胜其烦……所谓文学的“黄金时代”，莫此为甚啊。如今忆来，真是恍若隔世。
从军艺文学系毕业以后的十年间，李存葆回到了济南军区当创作室主任，创作上也经历了两次“转型”。一是八九十年代之交，他与人合作了报告文学《大王魂》和《沂蒙九章》，并先后获得全国奖，实现了在不同文学体裁领域里的第一次成功跨越；二是九十年代中期，他又突然以散文形式频频亮相，再度引起文坛关注。一九九七年，李存葆奉命调京，回到母校，出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次年受少将军衔。从此，李存葆又以一个全新的形象出现在中国文学界——将军散文家。
作为将军，李副院长主管科研和学报工作，这是他的主业，近几年军艺学报一年上一个台阶和他的直接领导是分不开的（个中情形，此处从略）。作为散文家，李存葆几乎没有双休日和节假日。从选材到搜索资料、阅读、分析、考证，构思，常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因为李存葆散文就像他的小说一样，总是选取庞大题材或焦点问题，而且一弄就必定是弄深弄透，然后才来动笔。一旦开笔写作，那就常常整日闭门不出，偶尔在路上劈面碰见，那也是蓬头垢面，行色匆匆（多半又是买方便面去了吧）。再等到哪一天，李存葆理发刮须，焕然一新出现的时候，那就必定是又一篇美文出炉了。就这样，到2002年，李存葆近三十万字的大文化散文集《大河遗梦》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
“十年辛苦不寻常，一篇写罢头飞雪”。李存葆那一头让我们羡慕的乌黑的青丝是不是染的呀？我心存疑惑。但我确切知道的是他为此所付出的辛苦与心血。那几年，我的宿舍恰巧又和李存葆前后楼，窗口相对，近在咫尺。常常是夜半更深，我到阳台舒筋换气，准备就寝，就会蓦然看见存葆窗前一灯如豆，在沉沉的夜色中分外醒目，并偶或传出那熟悉的低沉咳嗽声，这时我的心中总是不由一震：存葆大兄尚且没睡，我辈岂能贪恋床榻？
就又踅回书房，奋笔再战。坦率地说，那几年我能在繁重的公务之余坚持每年十余万字评论的写作量，在一定程度上与李存葆窗前的灯光有关系。
这是我心底的一个小秘密，今天在此披露出来，一向李存葆表示感谢，二向李存葆表示敬意——从同学到同事，近二十年来，李存葆的灯光，让我切近地看到一个中国作家的执著与虔诚。尤其在商品社会的当下，它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的莲花，他始终不渝地给我以启迪和引领！
今天，李存葆大散文已然成为了文学界的一个话题，见仁见智，各自成理。但在我看来，李存葆的散文定位，应该有个大的坐标来作参照。纵向来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后半期，人们对散文的关注程度开始下降，能以散文形成话题的作家越来越少，而李存葆则以他的一系列少则万言，多则四万言的大文化散文，完成了这一时段重要散文作家形象的塑造。《我为捕蛇者说》《鲸殇》《大河遗梦》《祖槐》《沂蒙匪事》《飘逝的绝唱》《国虫》和《东方之神》等散文序列无疑是这一时段中国散文创作值得珍视的收获。横向比较而言，李存葆的散文以其黄钟大吕的声音宣告了自己的独立价值：它们既不是抵掌谈笑，娓娓道来的“性情派”，又有别于正襟危坐、相与论道的“学院派”。李存葆的散文多是登高望远、纵横古今的大制作，多写大主题，大题材、大感情。它们在形式上追求大气磅礴和文辞华丽，讲究对仗排比和音韵结构，读来朗朗上口、抑扬顿挫，让人在吟哦俯仰之间感受到一种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的正大之美。如果打比方，我们可以说贾平凹的“性情派”散文是谈心，是聊天；余秋雨的“学院派”散文是温文尔雅的讲课；而李存葆的散文则是演讲，是朗诵。如果我们再把讨论范围缩小一些，仅以几位军旅作家中“半路杀出”的散文作者来与李存葆作一比较，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李存葆散文的“赋体散文”与莫言、朱苏进的“小说家散文”，与周涛、朱增泉的“诗人散文”的差异。设想把李存葆散文掩去姓名与以上诸君的作品叠在一起，我们只要读上那么两三行，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指出：“这是李存葆。”
从《高山下的花环》到《大河遗梦》，李存葆作品的语言由口述笔录的朴素一变为骈散并用的精致，而其作品的格调由酣畅淋漓的痛快一变为高古幽深的含蓄。变化虽多，然而变中不变的却是作者那天下忧乐的情怀和欣然人世的气度：时代性在“花环”向“遗梦”的嬗变中得到了延续。
随着李存葆的年龄渐长，阅历渐深，他对文学性与政治性关系的把握更加成熟，对于作品的时代性和现实感更加执著。与李存葆的小说创作所不同的是，在李存葆的散文中，“政治爆破”转向了文化观照，对当下中国现实问题的紧密跟踪转向了对人类未来生存困境的终极关怀。作者或从鲸群自杀（《鲸殇》）开始，或从黄河断流着眼（《大河遗梦》），或从吟咏崔张之恋出发（《飘逝的绝唱》），或从解析“东方之神”的成因切入（《东方之神》），关注的是后工业社会中的环保问题和人类社会的生存危机，抓住的是现代文明进程中人的异化的普遍焦虑，表达了一种大忧患和大思考，比“花环”中所传达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与眼界更加阔大，比“坟茔”中所表露的政治反思与社会批判更见深邃。
如果要对李存葆这些年来的写作状态进行一番总结和概括，我认为把他从小说到散文所走过的这段道路表述为“回归”二字最为恰当不过。
无论是李存葆散文字里行间回荡着的沉雄大气，还是那优美的段落中偶然飘散出的温柔多情，无论是一以贯之的李存葆式的刚强正直，还是作者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的闲适超然，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李存葆回归自己的一种方式、一条途径。对于李存葆的这种回归，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上加以理解：一是回归于农民之子，二是回归于传统文化，三是回归于自然万物。
从本质上讲，李存葆向农民之子的回归其实是一种对作品人民性的再度认同。正是李存葆散文中所蕴藏着的深刻的人民性使他的作品不仅具有了震动人心的广度，而且具有了震动人心的深度。李存葆回归于农民之子，从更深的层面上来考察则是回归于中国传统文化，因为传统文化是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的积淀与升华。近年来，李存葆埋首典籍、忘情词赋：醉心书画、笃好古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习可谓废寝忘食、用心用力。功夫不负有心人，从李存葆散文的语言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作者那丰富的学养和深厚的内力，而这种对民族性的坚守和追求，又恰恰体现了一个中国作家在当下历史方位中的良知与清醒。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一言难尽，但在它的最核心处却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自然”。李存葆出生在孔孟之乡、齐鲁大地，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术，无不与他文化性格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自生自灭、瑰丽神奇的大自然中，有春天的微雨，有夏夜的虫声，有秋日的落叶，有冬月的霜雪。诸如对科学与艺术、对文明与人性的思考，也许在某个炊烟飘起的清晨，在某个落日晚霞的黄昏，便已经于李存葆幼小的心灵中悄然萌发了。正是这种对自然的亲和留给了李存葆一个返璞归真的情结；也正是这种对自然的亲和滋养了李存葆的大胸襟，大怀抱，使他的创作一直以来都保持了相当的高度。
去年，由于军队服役年限的关系，存葆卸去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的担子，真正获得了“无官一身轻”的潇洒与超脱。现在，他除了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出席京城的一些重要文学括动和随团到全国各地观访之外，别无挂碍，或沉湎于创作之中，或忘情于山水之间，自由自在，令人羡煞。偶通电话，便获知他又有新的文章杀青。聊起创作计划，存葆的回答是：再写两年散文，然后回到小说，好好写它一部长篇啊，长篇小说，多少作家的梦想，无数读者的期待——李存葆，你要写一部什么样的长篇呢？你将在什么时候让我们大家看到你的长篇呢？
李存葆窗前的灯光还将一如既往地明亮下去，这是一定的。但我想，就不必再像从前那样彻夜长明了罢？
存葆兄，珍重。
（原载《北京文学》2004年第八期）
3.忆白羽先生二三事
一次匆匆的相遇，可以勾连起心灵深处的向往；一枕如梦的音容，可以再现出风流竟逐的年代。苍苍云山，泱泱江水，缘起缘灭，聚散离合。白羽先生驾鹤西去，一些过去的片断却在我的思绪中氤氲起浮。
一九八四年深秋时节的一天，年近古稀的刘白羽先生应解放军艺术学院首届文学系主任徐怀中先生的邀请，来到军艺南阶梯教室，为首届文学系学员讲课。此前，我对白羽先生的印象主要来自他的作品。作为解放军行列里的一名新兵和军旅文学队伍中的一个后学，我内心里充满了对刘白羽先生的崇敬和景仰。此刻，只见白羽先生在徐怀中主任陪同下微笑着走上讲台。他身材高大魁伟，虽然脚穿圆口布鞋，看上去也足有一米八五。他鹤发童颜，面如朗月，慈眉善目中透出一种威严，大将风度里又显得十分儒雅。他的动作，语速略显迟缓，但高瞻远瞩甚至有些居高临下的思考和谈吐，分明又显示出一种扎实的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很高的美学眼光，以及一种“居高声自远”的恢宏大气。一边聆听着白羽先生的教诲，一边按撩不住激动的心情，不时跳出来提醒和感叹自己的幸运和幸福：你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以优异的成绩报答前辈作家的厚望和厚爱！是啊，听说军艺文学系就是经白羽先生决策拍板才开办起来的，我军第一家大型文学刊物《昆仑》也是经他提议创办的。几个月前，他又亲率军队作家代表团深入到南线采访、体验…今天回望历史，可以说，正是刘白羽、徐怀中诸公当年那些深谋远虑的战略举措，对培养一代代新军旅作家、对推动新时期以来军旅文学的深入繁荣和持续发展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与白羽先生的再次相遇却是因为五六年前一次不经意的阅读。著名老作家徐光耀先生在长篇散文《昨夜西风凋碧树》中以亲历者的视角，冷静、客观且翔实地记述了关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反右运动的一段经历，文中多有涉及白羽先生。应该说，这对双方而言都是一段痛苦的记忆。当时我一边阅读还一边暗自担心该文会引发白羽先生的激烈反应，没想到风平浪静，两个月过去了，突然有一天我偶尔在河北《文论报》上看到白羽先生给徐光耀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信的基本内容就是赔礼道歉，我印象最深的是用了“谢罪”二字，这确实令我感佩不已。我看到了白羽先生高尚的人格、坦荡的胸襟和博大的勇气。
哲人其萎，音容宛在。此刻，我想摘录十年前我在《中国军旅小说（1949—1999）》一文中评价刘白羽先生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第二个太阳》的两段话，来表达我对刘白羽先生的追思和怀念——“作家的诗人气质，革命家理想和散文家文笔，得到了一次酣畅淋漓的发挥，对自然景物如诗如画的状绘，对人物情感如火如荼的抒写，对人生社会如高天流云般的俯察与观照，都显示了作家深沉热烈的心是，开阔博大的胸襟，格调高远的气韵，和涉猎丰繁的文化底蕴。”
“作为一位从战火中穿越而来的老战士，刘白羽从未动摇过他的革命信念和对共和国的神圣感情，直到80高龄，他还坚持强调：‘我用《火光在前》《第二个太阳》《心是的历程》3部书来写（1949）10月1日那个伟大的日子。’这是刘白羽终身的理想追求和精神支柱，也是他在晚年还能保持旺盛的创作激情的根本原因。”
（原载《文艺报》2005年九月一日）
4.略说韩静霆
首先声明，我这里“略说”的“略”，是大略、简略的“略”，而非省略的“略”。为什么呢？
其一，韩静霆君在我的研究视野中是一个“异数”。这“异”又可两分。一方面是就他的经历而言。在我的“中国军旅小说50年研究”的课题中，曾经颇为韩静霆君的分类犯踌躇。他的年龄与李存葆诸君相近，可经历却大相径庭，存葆是典型的行伍出身的由军队自己培养起来的军旅作家，而韩静霆君却是半路出家、年近三十才“特招入伍”的“另类”。在这一点上，韩静霆君和另一位著名的军旅小说家朱春雨先生倒十分相似。可略加考究，二位又迥然相异。朱春雨先生是军队文学界公认的学者型作家，懂俄语，会翻译，韩静霆君则是才子型，才华横溢，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是文坛数得着的多面手。这就涉及到韩君之“异”的另一方面——“专业”不易界定。严格说来，我们将韩静霆先生定位为小说家或作家，其实是不够准确或至少是不够全面的。韩静霆先生早年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学的是二胡演奏专业。后又拜国画大师许麟庐先生为师专攻绘事。八十年代初的中篇小说《市场角落的“皇帝”》《凯旋在子夜》成名于文坛，后又以一首歌词《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享誉大江南北。九十年代初，他的丹青艺术臻于成熟，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而轰动画界。九十年代中期，他的长篇小说力作《孙武》问世并搬上荧屏，再度成为文学和电视的热门话题。同时，他的精短散文悄然蔓延，四处开花，引起散文界的广泛关注。最近几年，他又摇身一变，频频应邀担纲策划各种大型晚会乃至全国性或国际性的运动会，成为了著名的电视人和策划大腕……可以说，像韩静霆君这样在众多艺术领域里不断地进行大幅度跨越并都取得卓越成就者是罕见的，因而也是我辈所难以把握和评价的。
其二三个月前，何镇邦先生在给我交代任务时就说得很清楚，此乃为《时代文学》“名家侧影”专栏约稿，其重点在写人的“侧影”而非文的评论。这对我来说，又是一道难题。相对而言，我对韩君其文还作过一点研读，有一点心得，要论其文，还能说出个一二三四，但对韩君其人却甚少接触，几无特殊印象，要侧写其影，还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
师命难违，友情难却，那就硬着头皮“略说”吧。“印象”本来就少，当然就谈不上“省略”了，故尔只能“大略”“简略”地说个一鳞半爪。
搜索记忆，除了三两次会议之外，我与韩静霆君的个人交往仅有一次。时在一九九六年仲春某日。起因是该年度第一期的《文学评论》和《小说评论》分别发表了我评《孙武》的文章，静霆君读得比较满意，遂邀我去家中做客以便当面探讨。我欣然赴约，受到静霆君夫妇的热情款待。
具体都交谈了些什么至今已了无印象。印象颇深的是，小酌几杯之后，宾主都矜持渐褪，开始本色相向。酒酣耳热，谈兴正浓之际，静霆君忽又邀我进画室观画。这大概是当时我见到的最具规模的个人画室了。其古朴与典雅，其阔大与精致，均令我惊赞不已。正当我四顾不暇，暗自嗟叹之际，就见静霆君从画架上抱出一捆宣纸，声称是近作，有些变化，欢迎指正云云。
遂逐一展开，铺得满案满地。铺毕，静霆君红光满面地大手一挥，朗声说道，你如果喜欢的话，任意选一张，看中哪张拿哪张！我心中一喜，连连称谢。但待低头望去，张张生辉，满目灿烂，哪里还分得出孰高孰低呢？静霆夫妇分立左右，望着我笑而不语，更是窘得我头顶冒汗。为掩其窘，我心一横，手一指，就是它了！话音未落，静霆夫妇皆抚掌笑曰；好眼力，好眼力！
方解我一围。
我“选”中的画为一老者，高额深目，面容清癯，衣袂飘飘，双手抚琴，翘首远眺，目光渺渺，神思幽幽，满纸高格与古意。静霆君将其摆上案头，当即挥毫题跋：“欲取瑶琴弹，恨无知音赏。向前兄指正。乙亥春。静霆。”
读后，我心中又是一热。
此刻，这张画就悬挂于我身后，返身望去，那老者的目光似穿越千年时空而来，那琴声则如夜籁。在寂静的湖水中漾起一圈圈涟漪，不时，有静霆君夫妇温暖的笑声伴随其中……
弹指四年半。日前在京郊回龙观的一个创作会议上再见静蓬君。身影依旧，面容依旧，精神依旧，只是满头青丝夹杂了银灰。听会期间，他恰巧坐于我左前方，直线距离仅一米之遥。我在边作记录边练硬笔书法的同时偷觑韩君，只见他在画人物速写，一个个报告人被他“手到擒来”，略带夸张与变形，甚是生动有趣——哈，童心依旧！
会期匆匆，无暇深谈。我只在午餐席间与韩君小聚片刻。问及近况，他告诉我，刚刚策划了两台晚会，完成了唐诗画意一百幅，正筹备展览和出画册，还准备举办唐诗朗诵与音乐演奏会……随后长叹一声曰，年岁不饶人呵，现在只要歇下来就犯困。说这话时，我见他两服精光贼亮，对视片刻，不禁莞尔。我又想起了他的“春秋人物长篇小说系列”并深表关注。因为那是我认为值得他认真去做完并做好的一件大事，对此我一直寄予厚望，有五年前的文字为证——“对于韩静霆来讲，如何再现两千五百年前的历史画卷，既具挑战性，更具诱惑力。所谓挑战性，指的是它的难度——先哲有言，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更何况两千五百年的岁月之川滚滚东逝，历史烽烟早巳沓不可寻，只剩得断简残编模糊漶漫，轶闻传说虚幻缥缈，如何再现？再现什么？而诱惑力则来自那个大时代——春秋战国风云际会，天下透鹿，群雄并起，金戈铁马中智慧璀璨，刀光剑影里人格奇谲，演出了多少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历史话剧呵！也许，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即创作主客体之间的一种暗中契合与沟通——早年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的齐鲁男儿韩静霆，生性豪放气质浪漫，多才多艺而又充满不倦的创造活力，虽然早就以小说、歌词饮誉文坛，最近又以别具一格的文人书画为人瞩目，可是仍然感到不能酣畅淋漓地渲泄与喷发，仍然在寻求与期待，寻求一个大道材，期待一次大创造。当此之际，他的神思和战国风云相激荡了，他的情感和春秋人物相遇合了，怎能叫他不心旌飘摇手痒难捺！终于，经过了一百二十多是的精神‘刮痧’，韩静霆的一部沉甸甸的《孙武》拉开了他宏大的‘春秋人物长篇小说系列’的大幕，也为他五十岁的人生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庆典，‘五十而知天命’，五十岁的韩静霆逼近了自我，更新了自我，也辉煌了自我。”
旧话重提，我还含蓄地表达了我的惯性思维，希望韩君能收缩战线，集中精力写好小说。不料韩君沉吟片刻，无奈而又潇洒地一耸双肩，说：
“系列之二写了十几万字就撂下了，顾不上了，实在没时间。不过，到了我这把年龄，我也想透了，也不再想去刻意追求什么了。我现在是碰到什么干什么，高兴干什么干什么。这样挺好。”我闻之哑然，一时无语，若有所失，若有所思——韩君今年五十有六，介乎于“知天命”与“耳顺”之间，渐人“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大境界，岂是我辈所能及耳？
握别时，韩君告我，翌日即飞赴南方策划又一大型活动。我恍然醒来，忙问何日返京——我还得抓紧时间重登韩府去瞅一幅新画昵。
韩君何时返京？
我不告诉你们。
（原载《时代文学》2000年第六期）
5.我和双江的不了缘
诸位看官可能要说了：你朱向前不是个煮字的么？基本上一个乐盲吧，你和大歌唱家李双江能有什么“不了缘呢”？
且听我慢慢道来。
话说2007年“八一”，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前夕，双江隆重推出《军歌如潮——李双江军旅歌曲六十首》（附车载版CD），我有幸获赠一份，真可谓如获至宝。所谓“如获至宝”，一是说双江的歌好听，历来为我所宝爱，二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她带给了我宝贵的青春的回忆和感动。几个月来，只要我的车一动，司机小范就会打开音响（耳濡心聆几十天下来，他已然从一个周杰伦的铁杆粉丝变成了地道的“双江迷”），而双江那火热、明亮、金子般的歌声就会像潮水一样把我包围，脑海里随即就浮现出一连串永不褪色的青春记忆。
回首我和双江最初的缘分，还得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十六岁的我，参军不久就分配到一个高炮团电影组当放映员。要说放映员的工作，主要是一早一晚。一早就是早上放广播，先放一张起床号，再放唱片。而《北京颂歌》是主打。当时《北京颂歌》两个版本，一个是女高音歌唱家张越男唱的，一个就是李双江唱的。
而我放的最多的就是李双江版。于是，李双江那像“灿烂朝霞”般庄严、辉煌的歌声就像军号一样，深深地烙进了我年轻的大脑皮层之中，以至于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之中，只要《北京颂歌》一响起，当年那东海前线军营内外被歌声点燃过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术都会随声而至，历历在目。
一晚就是晚上放电影。那时看电影是一件大事，高炮部队的连队驻地最为分散，相距十几甚至几十里路，但我们每月至少要到每个连队三次。
只要银幕杆一架起来，四乡八邻的百姓就都会闻风赶来，聚集在露天广场上，熙熙攘攮，欢声笑语，像过节一样。正式放电影之前，总要千方百计放些好听的歌。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很多好歌被禁，我们就打擦边球，多放邓玉华等歌唱家的《毛主席是咱社里人》《社员都是向阳花》等一些亦新亦老的歌，李双江也就在这个时候以他独特、高亢的歌声成了此一青黄不接时期，歌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而广受欢迎。尤其是随后几年，他的《红星照我去战斗》《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歌曲陆续问世，一经播放便脍炙人口，广大官兵和群众都会和着旋律轻轻哼唱，很快就唱彻军营内外。要说歌星的概念，我心中最早的歌星也就是李双江了。
双江的歌多有动人的故事，其中《再见吧！妈妈》尤为感人至深。七十年代末，西南边陲自卫反击战即将打响，作家们很快创作出了这首从词到曲都颇有前苏联卫国战争歌曲余韵的好歌，不少人为她所打动。李双江就是带着这首歌走上前线的。他站在尘土飞扬的简易军用公路旁边，伴着车轮滚滚的节奏，用这首歌为战士壮行。双江形容当时情景说，“几辆卡车一停唱一遍，挥手掉一把眼泪，卡车一动《再见吧！妈妈》的歌声就在卡车上响起。”就这样一天下来要唱到五六十遍，最后嗓子唱出血了，沙哑了、失声了还是要唱。想想那些可爱的战士、那些英雄的战士，拼着性命保家卫国，我还能有什么理由不为他们歌唱呢？可以说《再见吧！妈妈》是那个时代最为强劲的战歌，鼓舞和慰藉了无数勇敢的战士和勇敢的妈妈。
李双江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歌坛的常青树，堪称一代歌王。尤其是他的军旅歌曲，一直深受广大官兵爱戴，感动了几代中国军人。从喀喇昆仑到东海之滨，从乌苏里江到椰岛丛林，真正的军人，试问有谁没听过李双江的歌声？凭着多年经验，作为一个外行，我对双江的歌声也有这样几点感觉：一是音色漂亮，尤其高音区明亮透彻，有金属质感，往往呈现出灿烂华丽的效果：所谓“华彩乐章”，我想大概也就是像双江唱的《北京颂歌》那样的吧；二是穿透力强，声音很有力度，能够穿过嘈杂直指内心，不管在多么开阔的场地，即使你坐在最后一排，也能够被准确击中；三是控制力好，他的歌唱从不声嘶力竭、不捉襟见肘，而是游刃有余，收放自如，像《战士歌唱毛主席》《中南海的明灯》等，既高亢又深情，颇具优雅风度；四是技术细腻，例如《草原之夜》，处理得细腻温柔，每一个字都可细细体味，让人内心明净如水，像是月光洒在摇曳露水的草尖上；五是韵味十足，一曲《川江号子》，激越处雄壮豪迈，婉约时低回轻柔，极具张力，川味川韵拐弯抹角，回味无穷。而处理《达坂城的姑娘》时，又俏皮而不失深情，韵味浓郁，意蕴深长；六是情感炽烈，他的《都达尔和玛丽亚》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慢板歌，唱来荡气回肠，情思深远、空漾而缥缈。认真地讲，没有极为炽烈的感情融入其中，绝难达到这样深情宽广的境界。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指挥尤金奥曼迪曾赞扬李双江有“金子一般的高音，烈火一样的热情”。诚哉斯言。双江常常教育他的学生要“用心灵去歌唱”，他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只有用心灵去歌唱，才能用生命燃烧出“烈火一样的热情”，才能赋予高音以金子般的灿烂、辉煌和纯净，也才能在听众的心海之中一石激起千层浪。我想，这大概也是他的唱片《红星照我去战斗》能够发行三百万张的奥秘吧。
也许是千里缘分歌声牵。听了双江二十年的歌，都只是久闻其声，神交而已。谁料想，我们有一天能成为同事呢？一九九四年秋天，一张中央军委的命令上同时出现了我俩的名字，他从总政歌舞团的著名歌唱家摇身一变为军艺音乐系主任，我则从军艺文学系的一名普通教员越级提拔为系领导。从此，我们一个院里生活，一个楼里上班，低头不见抬头见，至今一晃也十三年了。粗粗梳理这十三年的纷繁记忆，概括说来，我对双江最深的印象有三。一是激情。待人接物不摆名人架子，但是确有明星素质——俗话说就是“人来疯”。平日里看着他也稀松平常，尤其那金子般的嗓子听着也沙沙的，但只要一登台，往聚光灯下那么一站，嘿，立马变了一个人，像吃了兴奋剂的运动员，容光焕发，目光如电，精神头倍足，才思更是敏捷，往往能够妙语连珠，有些玩笑话说着说着就要说出格了，就像走钢丝一样玄玄乎乎，就要掉下去的时候他忽悠一下子又回来了，而且还准博得一个满堂彩。一般情况是安排他唱两首歌，没有五首下不来，加上他即兴抒怀，说得比唱得多，他那半小时往往就是晚会的高潮。这时的双江是风度翩翩的、优雅的、魅力四射的、人见人爱的。“人来疯”、不怯场、激情一点就着，除了嗓子好，还善于感染、燃烧、调度和驾驭观众，在我看来，这都是一个好演员必不可少的天赋，一个表演艺术家的重要素质。二是幽默。舞台上为了活跃气氛，双江常常敢于开惊险的玩笑，日常生活中他更能插科打诨，和大家打成一片。特别是在一些严肃的会议中，他的发言往往也是生动活泼的，或者声情并茂、感人泪下；或者绘声绘色、引人入胜，或者吹胡子瞪眼，吓人一跳，但最后他总能抖出一个包袱，不知不觉中幽大家一默，给会场气氛来一个放松或调节。所以，无论多么庄严的场合，他的发言总是给大家以期待，结果也不会让人失望的。于是，人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幽李双江一默：双江啊，说得比唱得好听！三是活力。都年近七十的人了，看起来也就五十上下，身上有股子使不完的劲。教学楼108教室的讲台有两级台阶，每次开会轮到双江发言，他都是蹦着上去，身姿矫健、活力十足，还带点顽皮。记得一次音乐系举办音乐会，他迟到了几分钟，看到我们正站在教室门口等他，竟然一路小跑上来，然后立正靠脚，非常标准地敬了一个军礼。用句套话，那真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哪里像是一名技术一级的老将军，完全就是一名偏胖的老连长站在了我们面前，真是令人吃惊不小。多年来，双江加班加点也是出了名的，误餐了就让公务员送来盒饭，与系里教职员工共用盒饭成了音乐系一景，李双江也因此得一绰号：李盒饭。
有两句古话：一是“酒逢知己干杯少”，一是“酒后吐真言”。我和双江的第三份缘还真在于杯里乾坤。出于健康考虑，双江在一般场合上往往轻描淡写，一笔（杯）带过。但我有一次在双江办公室谈工作耽误了午饭，他让通讯员打来两盒饭，竟又从柜子里拎出一瓶茅台酒，我们就着盒饭喝茅台，听着故事忆华年，不知不觉一瓶茅台喝干了，也让我见识了双江的好酒量、好酒风和真性情，说到动情处，我们都曾潸然泪下。
我至今还记得，那天中午的阳光静静铺满办公室。透过这薄而明亮的光线，我凝视着微醺而面呈驼红的双江，不免陷入沉思；双江这样一个性情、才华而又活力十足的人。是怎么锻造出来的呢？双江一九三九年生于哈尔滨，一九六三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之后参军分配到新疆军区，赢到一九七二年才调入总政歌舞团。在双江半个世纪逐步走向辉煌的军旅艺术人生中，我特别看重他在新疆的十年。依我看来，这十年，他生活在战士和少数民族中间，深受战士情感和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哺育和熏陶，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艺术基础和对军人的情感基础。那时基层连队很艰苦，营房建设都是战士们自己做砖，每人每天都有定额。双江不擅长打砖块，但战士们却喜欢听他唱歌，于是让他用歌曲折合砖块，结果在战士们挥汗如雨的间歇，他为战友进去歌声，竟然每天都能够超额完成打砖任务。当时也许他没有意识到，最初正是这些与泥土为伍的战友给予了他一生温暖而坚定的信念，让他沿着“为兵服务”的道路走向全军乃至全国，而这个拿歌曲换砖头的歌手，通过五十年的努力，最终在全国人民心中垒起了歌声的雄伟长城。
据双江回忆，连队让他感动的人和事还真不少，双江那时经常到炊事班帮厨，与炊事班战友情同手足；时间一长便养成了边剁菜边歌唱的习惯。临到他调离连队的时候，全连官兵都出来送行，可炊事班长就是不出来，连长去叫，班长呜呜哭着说；“我一听到剁菜板的声音，就想起了双江的歌声……”这样的战士，你叫人怎能不想他？这样的深情，叫你如何能够不为他歌唱？双江曾说，“离开军营的时候才发现，军营是我灵魂的家园。”这些事情，正是双江精神和情感的根源啊，没有这样的动力，五十年来“为兵服务”的宗旨他不会做得这样认真，这样彻底，他的歌声也绝不会这样深情而热烈。于此我想起那年他登上红其拉甫山口，不顾高原反应，在白雪皑皑的山上为每一名战士歌唱。我再由此想到，五十年来，真正和兵们吃过一锅饭，点过一灯油，睡过地铺站过岗的军旅歌手又有多少呢？正如《达坂城的姑娘》歌中所唱：不知情的人儿他摘瓜，甜瓜也变酸。
道理很简单，只有真心为兵服务的人，才能捧出甘甜的艺术品，并为兵们所爱戴。我由此认为，这种兵情感、兵情怀正是李双江军歌高人一筹的先决条件，也是十年新疆生活给予他的最为珍贵的馈赠。
其次，我又认为，新疆十年，对于双江的重要性，还在于歌唱艺术上的兼收并蓄。他以新疆民歌为中介，打通中西界限，完成了民族与美声的交流与融合。新疆音乐古称胡乐，颇有波斯风味。那种不西不中的西亚风格，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淀出了自己的特色——明艳、纯净但又妖冶、活泼而富有野性。以此为中介，双江的美声与中国民族唱法打通了一个辽远的隔离带。所以双江的歌声里美民味中还夹杂着西亚风味，有一种难以言明、难以模仿的美质。那种华丽、洋气和异域风俗浑然一体，令人耳眩，让人想起阳光的味道和哈密瓜的甘甜。再次，我还认为，新疆辽远雄阔的地域空间，也为他的歌唱提供了宏伟的背景。可以试想一下，在那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视域，在那些开阔辽远的草地或沙漠之上放声歌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况味？再加上双江故乡冰城哈尔滨那种冰雪的清澈剔透的融人以及特定时代的革命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就形成了一种正大、堂皇的庄严感。
那个中午，我们谈了许多关于新疆的故事，也几度引发我的共鸣，因为我也曾神往新疆、心仪新疆，几进新疆，跑遍了南疆北疆，自以为对新疆有一种独特的理解。这也可以算作我与双江的又一份缘。在我看来，新疆是一方神奇的土地，屈指算来，艾青、王蒙、周涛等文学大家都与新疆有不解之缘。艾青说，“我的大门一直是对新疆来的客人开着的”；王蒙则把新疆作为“第二故乡”，并保持了一份对新疆的感恩之情；周涛则完全融人了新疆文化血脉之中。在新疆，这些艺术家们完成了自我，人生和艺术走向了成熟。对于双江而言，新疆更是他的涅檠之地。我认为，地域对于文化艺术实在是有着内在而深刻的影响。譬如，北方的歌曲一般趋向于雄浑豪迈，多可迎风而歌，豪气干云；南方的歌则温柔绵软，尽显小桥流水，画里风致。至于说到民族情况，青藏高原民歌是天上的歌，拔地而起，直上蓝天，清澈高亢，空灵渺远，有一种盘旋向上的力量，而内蒙草原民歌则来自地心，呼麦声里草色绵延、大地沉着雄浑，即如蒙古族青年合唱团的《八骏赞》《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初升的太阳》《草原恋》等，朴实温暖的情愫像是从地底缓缓升起；而新疆辽远的沙漠赋予了歌者炽热的激情，如同烈火，把艺术的厚土冶炼为光亮的瓷器，使双江成为歌唱大家。
我和双江还有一份特殊的缘，那就是我的乡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留学法国的美声唱法女高音歌唱家喻宜萱——江西萍乡人——竟然是双江的恩师。据双江跟我说，一九五八年夏天，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主任喻宜萱到哈尔滨招生，十九岁的李双江去应试，既没有带伴奏，也没有带歌谱，喻宜萱说，那你就清唱一曲吧。双江一曲过后，喻宜萱抓过笔来，写了个便条，叫过李双江说，你去找这个人。双江拿过便条一看，说：刘诗昆，他是干啥的？喻说：你别管他是干啥的，明天你拿着条子去宾馆找他。第二天双江找到宾馆询问刘诗昆，结果看门的把他带到小礼堂，远远看见一个光着膀子正在弹钢琴的青年，走近一看，那人挥汗如雨全神贯注，令双江大吃一惊又深受感动。刘诗昆看完双江递上的条子，问：你就是李双江？双江反问：你就是刘诗昆？二人击掌而笑。稍事攀谈，方知两人同庚属兔，二人再次击掌而笑。尔后刘问李，你的谱呢？双江耸肩答，没有。刘说，那就你唱我跟。一曲唱罢，二人三击掌而大笑。分手时，李叮刘说，后天上午你可别不去啊！两天后，双江忐忑地来到考场一看，刘诗昆已在门口等着。二人携手入场，引起全场骚动——当时李双江是无名之辈，但刘诗昆却是大名鼎鼎。主考官喻宜萱说：开始吧。李、刘联手一口气弹唱十四首，曲惊四座，一场考试变成了李双江独唱音乐会。李得一名师，喻得一高足，刘得一挚友，一前辈两后生，出手不凡，一鸣惊人，“喻李刘”联袂上演了令人感动的经典一幕。
毫不夸张地说，在李双江身上浓缩了二十世纪半部中国音乐史。然而，再优秀的艺术家，也有青春的年华，黄金的时段。现在回想起来，十三年前双江选择了音乐系是明智的，也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我想，其实双江自己心里也明白，纵使金子也会褪色，不老松也要凋零。真正能延续自己艺术生命的最好方式就是教育，就是传承，就是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代。因此，双江把音乐教育事业等同于自己的生命看待，全身心地投入。在他的带领下，音乐系从一九九四年开始不断扩大招生规模和提升教学层次，逐渐形成了囊括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和短期轮训教育的教学体系。同时，他开创的“红星乐坛”教学法荣获全军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主编的教材《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填补了学科空白。薪未尽而火已传，先后培养了韩红、黄华丽、于乃久、谭晶等许多知名歌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音乐系以一系之力组队参加央视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获得两次团体金奖和一次银奖，一次合唱金奖，创造了军艺奇迹。
以致我们出差在外，与人聊起“何方高就”时，往往说了半天解放军艺术学院，对方才突然明白：“噢，就是李双江那个学校啊！”
双江从军从艺五十年，广交朋友，广结善缘，由士兵到将军，歌迷无数。而三十六年来，作为他的“粉丝”、同事和朋友，我们俩也相交愈久，缘分愈深，而这“缘”的根源，我想不外一个情字——对战友、对亲人、对生活，对艺术、对人生、对真善美的热爱之情、赤诚之情、感恩之情，九死而不悔的执著之情……
不知双江以为然否？
戊子秋月改定于京西黑白斋
6.我与北大的三个缘
一九六四年，我十岁左右的时候，由于读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书，作文开始写得有点意思了，常常能得高分，作文簿里被老师画满红道道或红圈圈，甚至写上一个大大的红色“妙”字，让我自己都看得耳热心跳。不止一次，老师在班上朗读完我的作文后很坚定地说，就这么写下去，以后你去上北大中文系吧！
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北大成了我的一个梦。
但这个梦是渺远的和短暂的。说它渺远，是当时朦胧觉得北大中文系乃文科最高殿堂，更是通往作家之路的不二门径。而我的家乡小县城，此前还未有过北大毕业生，敢说出北大两个字就不简单了，还想上北大，真是做梦吧！说它短暂，是因为骤然而至的“文化大革命”，使我的求学之路戛然而止。一九六六年秋，《中学生》杂志编辑部一纸“由于‘文化大革命’，本刊即日停刊”的退稿信也同时宣判了我儿时作家梦的终结。作为六八届初中生，十四岁的我就去农村插队了，走出了校门，丢开了书本，也忘记了北大。
1980年，我是福州军区炮兵政治部宣传处干事，考入福建省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省直班，没有别的功利考虑，就是为了读书补课，也是为了寻找丢失已久的梦想，为了体验体验读大学的滋味。由于是在职读书，电大的主要方式是自学，但在严格的考试中，我的写作一项还是脱颖而出，四次考了全省第一。一九九四年冬，中央电大成立十五周年之际，我还被评为全国优秀电大学员。客观地说，四年电大帮我恶补了大学中文系的必读书，但却没有让我找到多少读大学的感觉，常常身在福建电大，偶尔念及北大，只是觉得人生无奈罢了。
然而，人生无常，风水轮转。一九八四年秋，当我已然进入而立之年，并已获得电大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之后，又在朋友游说之下，稀里糊涂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首届文学系（大专学历），并在这人生转折的重大关头，不期然间与北大撞了个满怀。
说来话长，当我入学之后才搞明白，所谓解放军艺术学院首届文学系实乃全军作家班，面向三总部，十大军区和各军兵种，共招了三十五人，中有以《高山下的花环》名动天下的李存葆诸君。因各大军区分配名额，而我在福州军区的矮子里面拔了将军，算是捡了大漏了！
一九八四年北京的金秋，天高云淡。我整天陶醉在庆幸和惊喜中，而天天都有新的惊喜接踵而至。当是时，文学系草创之初，并无自己的师资，但系主任徐怀中是个开通贤能之师，他在当代中国文坛深孚众望，又深谙创作规律，还深知如何运用京华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利。他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他亲自登门拜访，广招天下名士，他让我们迎着八面来风的洗礼，接受密集信息的地毯式轰炸。于是乎，丁玲、刘白羽、魏巍、汪曾棋、林斤澜、王蒙、李国文、刘心武、张洁、李陀、张承志等著名作家们来了；李泽厚、刘再复、张炯、吴元迈、刘梦溪、刘锡庆、陈骏涛、雷达、曾镇南、何西来、刘纳、赵园、季红真等著名学者们来了……特别是第三支队伍，那就是大学教授们了，而在这名师之中，除了北师大的童庆炳、王富仁，清华的蓝棣之，福建师大的孙绍振等少许先生之外，其余主要来自北大中文系——吴祖缃、吴小如、袁行霈、谢冕、严家炎、叶朗、乐黛云、张钟、孙玉石、洪子诚、余树森、钱理群、曹文轩（当然，也还有西语系的赵德明等少数非中文系教授）等悉数登台……各路神仙，十八般武艺，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口吐莲花，金声玉振，直弄得我天天如坐春风，如梦方醒，如醍醐灌顶，如浴火重生。
在这整个“快速成长”的激动兴奋之中，我始终还隐隐地觉着了一种奇特的幸福感，那就是我俨然觉得自己成了北大中文系学子中的一员了，年过三十终于圆了儿时的梦！
当然，至今我也不好说，上述三路名师、三类讲座究竟谁家对我启发最大、教益最深、影响最远，应该说是各有千秋、各擅胜场、各领风骚。但有一个角度可以比较，那就是一九八六年我毕业留校在文学系当了老师之后，我有意识地观摩学习各路大家的授课艺术，自以为有了一点心得，不妨在此略作披露——以我在军艺文学系先学生后先生的双重身份观之，就授课效果或授课艺术论，一般说来，作家一路富于感情和经验，而弱于理性和概括，虽然生动风趣，最具可听性，但不便记录，难以复述；学者一路呢，一二三四、甲乙丙丁，逻辑严密，条分缕析，新见卓然，但容易流于呆板和枯燥，时间一长，学生们难免恹恹以至于昏昏。比较之下，教授一路似有综合前二者之长而避其短之意思，既有逻辑的架构，又有知识的重点，既有理性的归纳，又有感性的表述，课堂效果普遍偏好。尤对我这个初登讲坛的青年老师而言，较具可摹仿性。譬如：吴祖缃先生的幽默谈吐，吴小如先生的华丽板书，袁行霈先生的声情并茂抑扬顿挫，谢冕、钱理群先生的激情、沉重与尖锐，曹文轩先生夹带乡音的朗读等等，都从不同层面和侧面给我以影响，使我在较短时期内潜心揣摩授课效果（包括练习书法以提高板书水平）而有较明显提高，课上常在鸦雀无声中爆出笑声，课后也常被学生包围和追问，颇受系内外学员喜爱，很快就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脱颖而出，一九八九年便获得全军优秀教师的称号。而且，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九七年，从学生到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我前后在文学系待了十三年。
十三年中，无论是当学生，当老师还是系主任，凡有北大老师来讲课，我都始终如一在讲台下洗耳恭听。也许老师授课内容有重复，但我观察学习的角度却不重复，从内容到形式，从观点到例子，从声调到语气，从手势到眼神，从站姿到板书，总觉得有听头，有看头，百听不厌，常看常新。而且一听就是十三年，相当于读了两个本硕连读啊！这一份缘还浅吗？这就是上天的赐予吧。
打那以后，我的授课经验也渐积渐多，授课范围也愈来愈广，尤其近年来，我的专题讲座《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广受欢迎和邀请，从国防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直至中央电视台《和平年代周末开讲》，讲了近百场，还大有方兴未艾之势。选题好是一方面，讲得应该也不至太差吧。我自认为，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作为一个听了北大十三年课的校外班老学生，多多少少是得到了北大名师一点真传的。
按说，我和北大的奇缘到此也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然而不，更奇的还在后面。2005、2006连续两年，北大中文系聘我为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和主席。这真让我受宠若惊。我略知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需要三分之二的校外人士，而北大中文系以往只认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这回我是代表解放军艺术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获此殊荣了。同时，我更愿将此看成是北大对我这个校外生的一种认可、接纳和为我提供的又一次学习机会。正是从这里，我才真切直接地感受到了“兼容并包、民主自由”的北大精神，也再次领略了陈晓明、张颐武、孔庆东、臧棣等新一代才俊的名师风采。
2005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军旅人生》做我的专访，结束时主持人说，按惯例得总结出一两件所谓平生得意之事，略作沉吟。我的回答是：十岁时做了一个北大梦一三十岁时仍未进过北大校园，但却开始一连听了十三年北大名师的课；五十岁时也未获得过任何北大授予的学位，但却担任了北大中文系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
这，也就是我和北大的三个缘。
戊子夏月于京西黑白斋
7.为什么不传
——从《断魂枪》看老舍的姿态
《断魂枪》结束在四个字：不传！不传！
为什么不传？是个问题。
也可以说，《断魂枪》的“眼”就在于“不传”二字。前面的精彩热闹都是铺垫，王三胜是第一层，孙老者是第二层，把大家胃口都吊起来了，都铆足了劲等着看高潮——“神枪沙子龙”的“五虎断魂枪”，可最终只等来矜持而又决绝的两个字：不传！“噗”，就像—个气球泄了气，高潮戛然而止，不传自然也就没好戏看了。这出人意料的结局颇让人惆怅，更引人深思而又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不传啊？
这从根本上涉及老舍在中西文明激荡中的文化姿态。
一般认为，“老舍擅长表现中国的世态，他基本的文学精神是对北京市民社会不歇的批判。”“……老舍点到了我们民族根性中最顽劣的一面：因循、保守、蒙昧、知足、萎缩、退隐、中庸、随遇而安、死活要脸，欺软怕硬、怯懦胆小，他点到了我们的痛处。这是鲁迅所开创的‘国民性批判’主题在老台手中的复活，并得到不同程度的开掘与深化。”（见吴福辉《茶馆）导言》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版）有这个因素，但不尽然。如果从文化的层面看。甚至恰恰相反，老舍不同于鲁迅，他更多的从审美艺术的角度切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认同，赞叹与留连，因而生发的是“临去秋波那一转”，方才得以“回蛑一笑百媚生”。在这一点上，他和二十世纪初叶开始负笈欧美的辜鸿铭、陈寅恪、林语堂、梁实秋、钱锺书等具有深厚的西方文化背景和经历的文人们相似。正是“人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有了比较，才有了鉴别，才有了选择——中华文化。从辜鸿铭的“卫道”（中华道统），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到陈寅恪一生坚持繁体字竖写文言（并以此严苛要求弟子），都可一言以蔽之：中华文明至上论者。
老舍又何尝不是如此。你看他在散文《想北平》中怎么说的；“伦敦、巴黎、罗马与君士坦丁堡，曾被称为欧洲的四大‘历史的都城’。论说巴黎的布置已比伦敦罗马匀调的多了，可是比上北平还差点事儿。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这种分配法可以算——在我的经验中——天下第一了。”即便说起水果来——“哼，美国的橘子包着纸：遇到北平的带露儿的玉李，还不愧杀！”
如果说《想北平》带有浓厚的故乡情结，过于感性化和感情化的话，那么，老舍在《可爱的成都》中又理性地对中西文明做出了比较，甚或对工业文明做出了反思和批判——“中华民族在雕刻、图画、建筑、制铜，造瓷……上都有特殊的天才。这种天才在造几张纸，制两块墨砚，打一张桌子，漆一两个小盒上都随时的表现出来。美的心灵使他们的手巧。我们不应随便丢失了这颗心。因此，我爱现代的手造的美好的东西……我绝对不是反对机械，而只是说，我们在大的工业上必须采取西洋方法，在小工业上则须保存我们的手。谁知道这二者有无调谐的可能性呢，不过，我想，人类文化的明日，恐怕不是家家造大炮，户户有坦克，而是要以真理代替武力，以善美代替横暴。果然如此，我们须应想一想是否该把我们的心灵也机械化了吧？”
心灵当然不能机械化！反过来说，机械化有可能造成对人性的异化，对心灵的毒化，对审美的钝化。以上两段文字亦可看作是对沙子龙“不传”的间接回答。
为什么不传？不是对坚船利炮的一种臣服，不是对世风日下的一种抵抗，也不是一种阿Q式的自满自足，而更可能是种王国维式的殉葬（时隔近半个世纪，老舍与王国维的投湖何其相似乃尔），一种对审美化，精神化的文化符号一“断魂枪”的欣赏，赞叹与缅怀。
夜静人稀的沙子龙遥想当年威风，自然不免落寞，“叹一口气”，但最终是，“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何等淡定，从容，矜持，大气而平和……
这也就是老舍自个儿的态度。耐人寻味，令人深思。
附《（断魂枪）点评》“东方的大梦没法了不醒了。”按说，开头就来一段关于时代背景的交代或概述，向为短篇所忌讳，亦非老台所擅长——客观地看，这一段文字在全篇中也不算太出彩。但为什么还要这样写？是否为了呼应结尾？结尾在四个字：“不传！不传！”为什么不传？慢慢咂摸吧您。
老舍十分熟稔旧北平市民包括江湖黑道生活的方方面面，你看这一段关于沙子龙“徒子”们讨生活的世相描写，何等精准传神。
从王三胜的“开场词”到他后面与孙老者的对话，说得多地道哇，而且极台人物身份，极富人物性格，如果用京腔京韵念籽起来，必定如当年沈从文所赞：“环转如珠，流畅如水，真有不可形容的妙处”。
注意，王三胜这一段耍大刀是动作描写的经典。
“有功夫！——你——有——功——夫！”孙老者人未至声先至，可谓先声夺人。但细瞧之下又其貌不扬，典型的“先抑”，而抑中又有“扬”——你看他的眼珠：黑得像两口小井……
又见“黑眼珠”，但“更深更小了，像两个香火……”常言谓传种尽在阿睹中，莫过如此了吧。
王三胜耍了一场刀，孙老者又胜了一场枪，这才要推出真正的主角了：会会沙子龙。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你听听孙老者这话，在行，在理，有底气。
你看这细节用得：王用言语激沙（“枪，枪，打掉了两次！”）；用动作展示王的心理活动。（“没等吩咐，他慌忙跑出去。”）（泡茶都不等水开——这个报仇心切啊！）会沙子龙是为了断魂枪，此处两个“不”字，以孙的坚决，继续衬托沙的决绝。
终于逼出了孙老者的一趟查拳，打得精彩，它和前边王三胜耍刀，孙王斗枪是谓动作描写的三段经典，也是全篇的华彩段落。尤此段，以实写虚，从“楼鸽飞起”到“风筝落下”再到“燕子归巢”，神乎其技而又精神贯穿，真力弥满。为断魂枪的最后出场（缺席）作了最后的铺垫。
微微一笑：不传！不传！是不是有一种虎死也不倒威的从容，大气和尊严……
（原载《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9年第十二期）
8.文化破冰期的旗舰
——《高山下的花环》记略
胡耀邦曾自费购买两千册《花环》赠
送老山前线将士
一九七九年二月，南疆自卫反击战前后打了半个多月，作为原福州军区前锋歌舞团的创作员，我在停战后第二天就赶到了广西凭祥。这时总政文化部老部长刘白羽组织全军中青年作家也到了前线深入生活，其中就包括李存葆。这次采风，存葆收获了报告文学作品《将门之子》。随后在总政治部举办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征文”中获奖，但是这并不能代表他真正的写作水准。之后经过了三年的反刍、消化和沉思，他终于写出了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以下称《花环》）。其实小说的故事和人物，为一九七九年前线采访所得，只是先成了纪实文学《将门之子》，之后经过长时间发酵，才焕然成为小说，真正动笔也就十二天的时间，其间的过程既漫长也迅捷。
据说，当年《花环》最早是投给《解放军文艺》的，之后辗转到了《十月》，为著名编辑张守仁一眼相中，刊发于一九八二年第一期。结果轰动一时，洛阳为之纸贵。中央及各省市报纸争相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刮起了一股“花环”旋风。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七十四家报纸全文连载，五十多家剧团改编上演，最终有九家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曾经创下单日一百八十万册的印刷之最，发行量已突破千万大关。之后被拍成电影，更是风靡大江南北，感动亿万观众。在随后的全国中篇小说评奖中得票遥遥领先，高居榜首。
《花环》发表的时候，我还是原福州军区炮兵政治部宣传处的一名干事。那个时候报纸每天也就连载二三千字，九万字的小说大概连载了将近一个月。当时我们处里人手一份报纸天天盼着，报纸一到立马放下手中活计，人人埋头阅读，完全沉溺进去，为之感动，为之欢欣，亦为之流泪。即使在中午和晚上的饭桌上，中心话题也是《花环》，那真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日子啊。
一九八四年秋天，解放军艺术学院首届文学系招生，我和当时已名满天下的李存葆成为同学，而且还住进了同一个宿舍。他的铺位靠窗，而我则把门。万没想到的是，往后的日子我却深受存葆其害。原因在于，开学伊始，我们宿舍每天车水马龙，来访李存葆者络绎不绝，大概分为三类。第一类来自北京各高校团委、文学社，邀请他去讲座；第二类是编剧、导演们，洽谈《花环》改编电影、话剧、戏曲事宜；第三类是来自首都各大编辑部的名编，登门索稿。当时我们宿舍里住了四个人，但为了避开相互干扰，每人都用布帘相隔，进屋有如进了地道。存葆出于热心，每次来了大主编都要特意关照一下我，经过我的帘子总要撩开来，把我介绍给人家，往往是脑袋里刚有了一点构思或者才读了两页半书，帘子又被掀起，思绪又被打断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整天笼罩在存葆的阳光雨露里，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但是，存葆更多的时候让同学们为之骄傲和振奋。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日晚上，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大庆，李存葆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宴。十月一日大阅兵之后，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那时候兴彩车，当我们看到代表文艺界的唯一一辆彩车竟是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的造型时，电视机前，全系同学为之欢呼雀跃。还有一项殊荣，就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自费购买了两千册《花环》，赠送老山前线将士。这个规格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那时存葆作为大名人，在外头威风八面，可一旦回到宿舍，却还是一位有趣的室友，甚至还常常成了我们几个同学的烹饪师。为了打他的秋风，我们提出了劫富济贫的口号。虽然是打平伙，但他总是出大头。我们常常分享他的手艺就是罐焖羊肉。一般在周六的晚上，买上几斤羊肉、萝卜和土豆，在罐子里焖上几个小时就大功告成。于是存葆、李荃、刘宏伟和我等数人，常常围坐在一起大快朵颐。有一次，李荃贪吃，直吃得跑肚拉稀。
存葆的豪爽，还有一个例子。《花环》电影拍成后，他拿出全都编剧稿费两千多元在上影厂大宴宾朋，包括剧组工作人员，共一百多号人摆了十几桌，蔚为壮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两千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才三十多块钱，他一下子全拿出来请了客，实在是当代中国文坛上不可多见的大手笔。
卅年回首论《花环》中国正处在文化复兴的破冰期回顾那段文学上破冰的历史，先是雷抒雁一九七九年六月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小草在歌唱》，同年《诗刊》第八期又刊载了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这两首诗可以说是新时期军旅文学、乃至整个新时期文学的先声之作。继而，徐怀中历经一年创作的《西线轶事》于1980年发表，可以称为中国当代战争文学的换代之作。而一九八二年李存葆的《花环》，则开创了“当代战争”文学战线。我称之为，“军旅文学破冰三部曲”。
《花环》出后，争说《花环》。我也曾于十几年前在《中华文学通史当代卷》中为《花环》写过如下一段“史论”文字：《花环》通过对南线战斗中一支连队的曲折描写，将前方与后方、高层与基层、人民与军队、历史（“文革”）与现实有机地勾连起来，不仅浓墨重彩地塑造了梁三喜、靳开来、梁大娘，韩玉秀等闪光形象，而且以‘调动风波’、‘臭蛋事件’为靶子，大刀阔斧地揭示了军队的现实矛盾和历史伤痛，令人振聋发聩。作品结构大开大阖，人物命运大起大落，在紧张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完成人物性格的锻造和故事情节的演进，具有强烈的悬念和可读性。磅礴的激情、粗犷的行文和崇高的悲剧美感，形成了作品崇高悲壮的艺术风格。它以‘欠账单’等著名细节真实地传达出了‘人民——上帝’和‘战士——万岁’的时代强音，博得了亿万观众感动的泪水，为新时期的军旅文学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2002年，我应《北京文学》之邀撰写《李存葆的过去和现在》，又对《花环》作了概括——今天看来，《高山下的花环》至少有三点意义应当被人们记取：首先，作品表现出了作者秉笔直书的严肃态度和“敢为天下先”的无比勇气。李存葆义无反顾地蹚过政治雷区，整个社会中被压抑已久的呼声在作品中得到了释放与传递。其次，以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两部作品的出现为标志，当代战争题材小说开始成为新时期军旅小说创作中的一条重要战线，与历史战争题材小说、和平军营题材小说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第三，李存葆的成名宣告了一批青年军旅小说家的集中亮相，此后他们和“前十七年”便已成名、在新时期仍然葆有创作活力的老一代军旅作家并肩作战，两代人共同建构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军旅文学的辉煌。现在看来，这些判断还是经住了时间检验的。
我需要再补充一点，就是作品中的悲剧意识，这是当代军旅文学的一个突破，之前的作品里面没有过。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打碎了给人看”，梁三喜、靳开来这样可爱的战士，他们的牺牲对读者的情感世界有着强烈的冲击力。尤其是梁三喜的那张欠债单，简直就是这颗“催泪弹”的导火索。而梁大娘、韩玉秀更是善良得让人心痛，朴实得让人心疼。为了偿还粱三喜的欠债，梁大娘节省到了苛刻的地步。为了省下一点车票钱好还账，她竟和儿媳韩玉秀抱着出生三个月的盼盼翻山越岭走了四天才找到部队。这种牺牲、隐忍和善良的品格，本身所具有的感召力和疼痛感，是每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中国人所无法抗拒的，它让读者和观众直接面对悲剧，并拷问自己的灵魂，对英雄的敬仰之情便油然而生。然而，这些战士和家属其实都是生活中很普通的人，正如《花环》开篇引用的诗句“位卑未敢忘忧国”，《花环》正是展示出了平凡中的伟大，悲剧中的崇高，在读者心头撒了一把硫磺、点了一把火。
由此，在三十年的这一头回顾《花环》，我就想到蒙古族和藏族都有一个象征物，就是哈达，用以表达敬意和礼赞。其实《花环》就是中国军旅文学史乃至百年白话文学史上的一条哈达，一个花环，它既是祭奠，更是礼赞。它既对军人精神和民族精神做出了诠释，也屹然成为文学史上的一座山峰，让人仰视，也让人感动。
最是大写民族魂
三十年今昔，不变的是战士忠诚回想存葆三十年如一日，变的是他的阅历、经验、成就和地位，不变的是他的忠诚、信念、勤奋和执著。从军艺文学系毕业后的十年间，存葆回到了济南军区当创作室主任，创作上也经历了两次“转型”。一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他与人合作了报告文学《大王魂》和《沂蒙九章》，并先后获得全国奖，实现了在不同文学体裁领域里的第一次成功跨越，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又突然以散文形式频频亮相，再度引起文坛关注。
一九九七年，李存葆奉命调京，回到母校，出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次年授少将军衔。从此，李存葆又以一个全新的形象出现在中国文学界——将军散文家。
和存葆一样，他笔下描写的这支人民军队，三十年来也是不变中有变，变中有不变。变的是现代化、正规化水平的提高，武器装备、服饰的更新；不变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祖国献身的信念和英勇顽强的作风，有我无敌的斗志。于此，我们不禁联想起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十数万人民子弟兵和武警官兵以“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的神速，排除万难、一马当先开赴震中，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大无畏气概，视死如归、夜以继日，从死神魔掌下抢救了无数生命，安置了无数受灾群众。代表党、祖国和人民给灾区最有力的支持和信心，在中国和世界面前展示了中国军人的铁血雄风，展示了中国人民博爱、仁爱、共克时艰的深厚伟力。从而使民族的凝聚力瞬间大爆发，国难兴邦，凤凰涅槃，愈挫愈奋、百折不挠的伟大民族形象巍然屹立。
其实，这种精神和当年《花环》中表现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国传统美德一脉相承。李存葆作为一个优秀作家的过人之处也就在这里表现出来了，二十多年前他就用《花环》对中华民族的根性做出了直抵事实真相的断语。他通过塑造梁三喜、靳开来、赵蒙生、雷军长、梁大娘、韩玉秀等一系列感人形象，将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的本质和我们这个民族善良、勤劳、勇敢的深厚传统，深刻而又鲜活地传达出来了，并最终化作了时代的强音：人民——上帝！战士——万岁！
（原载《中国青年报》2008年六月三日）
9.炮火硝烟中的人性观照
——读朱秀海战争长篇小说
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战争在每个人心中都有着不同的意义和解释。而在朱秀海看来，战争最终总是在与人性相关联。
将他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的长篇《痴情》和《穿越死亡》与新近出炉的长篇《音乐会》做个纵向考察，我们将会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首先，朱秀海总是选择一个宏观的战争场景（背景）来演绎人物命运，把战争作为一个巨大的人性试管，从中反复观测和试炼人性的光辉和晦暗。因此，也就构成了其创作的第一个特点，即擅长于战争题材的长篇巨制。
长篇巨大的包容量，通常能够让作者以从容的笔触，细腻的描写，围绕着人物命运、性格和心灵，人乎其里，出乎其外，纵横捭阖，尽展才情。朱秀海长期以来在长篇体裁里安营扎寨，同时又伸仗着长篇的阔大舞台，多方位、多层次地描绘了战争与人的尖锐矛盾，而人性的深度也在这种宏大叙事中得到了不断的开掘与推进。
一九八九年发表的三十万字的《痴情》是一部以反映当代（南线）战争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家不仪以雄浑广阔的现实主义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逼真动人的、飘散着俄罗斯油画风味的战争画卷与战场景观，还更以道劲犀利的笔力和对人物心灵辩证的把握，为我们剖示了一场又一场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爰国与爱子、关于人性与党性、关于奉献与自私、关于崇高与渺小的雷鸣电闪般的灵魂的自我拷问与抨击，不断地给我们以震撼与感动，这也使其成为了一部深入到了当代战争对人性的冲击、对伦理道德的洗涤、对整个社会的震荡的“战争后遗症”这一探寻与追问的先声之作。接下来，一九九五年的《穿越死亡》直逼战争现场，以洋洋四十三万言揭示了当代军人在战争环境中怎样锻造与铸炼出英雄品格，一个又一个普通军人乃至懦夫的精神品位和人格境界又是怎样经过战争迎着炮火与死亡而走向了纯净、升华与腾跃的心灵轨迹，可以说是对当代（南疆）战争给予中国军人的生命的洗礼经过深思之后的一部总结之作。2001年底发表的七十万字的《音乐会》则是一颗重磅炸弹，它回溯到离我们更为遥远的抗日战争当中，以秋雨豪领导的抗联十六军揭竿而起，与敌寇展开惊天地拉鬼神的殊死搏斗，最后悲壮地全军覆灭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为背景，以一个亲历战争的朝鲜小女孩金英子的视角带领读者深入到战争中去，将抗联战士慷慨赴死为国捐躯的英雄壮举和日寇令人发指的血腥暴行，以及战争的残酷惨烈和战争中人性的丰富、复杂、深邃表现得淋漓尽致。
除了宏大叙述背景的支撑，小说中颇具匠心的人物设置也使朱秀海战争小说中的人性探索别具张力。他总是巧妙地最大限度地将人物推向极致，使人物的弱小无助和战争的强大无情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反差，在这种对比和反差中，人性撞击出来的火花就更为璀璨夺目。这就构成了朱秀海创作的第二个特点。
《痴情》中的司马丽君是一位饱经苦难的普通工人，“文革”使她失去了心爱的丈夫，可命运仍然不肯善罢甘休，又将与她相依为命的儿子送上了战场。然而更其不幸的是，在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中，她发现被人们视为英雄的儿子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战斗英雄，自己因为儿子牺牲所得到的荣誉竟然是假的，命运将她剥夺得一无所有。《穿越死亡》中原先作为预备队的战斗力弱中之弱的三营九连三排鬼使神差而又别无选择地成为了能够去进行“634高地”攻坚战的唯一力量，只有十七岁并从小向往成为自然科学家的文弱大少年上官峰竞成为了这个排的指挥官，置于死地而后生的险恶境地不难想见。在《音乐会》之中，作者更将一个最不应该出现在战争中的人物推向了最惨烈的东北抗联战场：朝鲜抗日志士的遗孤，一个正处于豆蔻年华、有着很高音乐天赋并一直梦想着成为小提琴演奏家的花季少女金英子，在残酷的战争中目睹了母亲、弟弟、丈夫、自己视为亲人的秋雨豪叔叔、秋云阿姨和同龄的小伙伴小玉、卞霞、安福顺等人的相继惨死，以及第十六军悲壮的全军覆没……
这样的设置对于人物也许是过于残酷了，然而人性却借此得到了鞭辟人里的观测、检验、拷问和纤毫毕现的表达与展示：司马丽君理智上知道很可能炸掉碉堡成为战斗英雄的不是自己的儿子，然而出于伟大的母爱，为了维护儿子的形象，她在情感上却又不愿接受甚至极力回避这一点，这里是人性中的理智与情感、伟大与渺小的纠缠执著，上官峰们在面对死亡时，感到的是死亡带给人生理与心理的冲击与挤压，他们奋勇战斗，更是为了战胜死亡，这里是人性中的恐惧与无畏，奉献与自私的生死矛盾的对立交织，金英子一次次在枪炮轰鸣的“音乐会”中呼啸突进，在血肉横飞的人狼大战中心惊胆颤，在母狼“花花”闻风起舞时惊喜交集，反复感受到的是人性与人性、人性与兽性、人性与狼性的对比、分野、升华或毁灭……
正是通过对战争中的人性多面而有深度的不懈追索，朱秀海才对战争做出了深入而独特的思考，而这恰恰构成了其作品的第三个特点。
《痴情》将人们的视线引到对于“战争后遗症”的关注上，《穿越死亡》则通过直面死亡、正视恐惧，穿越死亡、战胜恐惧的心灵历程，提出了“战争即是为了躲避和战胜死亡”的形上思考，而《音乐会》在前二者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通过特殊的人物设置与命运发展，将关于战争的思考引向全面和深入。
本来是属于男性世界的、“让女人走开”的战争却偏偏使得金英子这个赢弱少女卷入其中，我游击队将士三番五次为使其脱离虎口而将其送往音乐学院（虚拟的和平象征），却总是一步之遥，徒劳而返，令人扼腕长叹。而金英子最初对战争对死亡的恐惧，甚至日思夜想尽早脱离战场的描写，读来既令人心碎亦让人同情。因为胆小、怯懦、怕死原本属于人性的一部分，它理应得到我们的理解、宽容和包容，在正常的和平岁月中，它甚至不应该受到苛刻的批评和指责。作者选择了两个异国少年（金英子和松下浩二）的角度来反思战争，并不拘囿于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是经由人性的普遍观照，获得了超越党派、民族乃至于国家进而达到人类共性的高度。那就是这场战争是正义与非正义之战，更是人性与兽性之战，而后一种定位因为少了相对性多了些绝对意义，而更加接近了战争的本质，也从另一个侧面指出了人性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劫后余生进入垂垂暮年的金英子接受采访时始终门窗紧闭，因为她心中有一块痛——她始终怀疑自己无意中也曾吃下了日本人烧烤的狼肉甚至人肉！于是，全书结尾处，她有如噩梦醒来般发出了“天崩地裂一般悲愤的呜咽”……我们为之无语，为之震撼，在谴责侵略战争的同时也隐隐悟到了作者对于战争所做的另一重思索：作为胜利的代表人性的一方同样需要对战争做出审视，即战争最终损害和异化的是人的本性。因而，整个人类都应该化剑为犁，珍视和平。不能不说，这样的对于战争的思考是独特和有深度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朱秀海以其三部战争长篇小说，为推进中国当代战争文学与世界战争文学接轨做出了积极探索和突出贡献，并因此而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战争文学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当然，朱秀海的战争长篇小说远非十全十美，仅以新作《音乐会》为例，如果从艺术上挑剔，就还有三个“度”的把握问题值得推敲。一是叙述角度：全书本是金英子的“录音记录”，文体定位应是个性化的口语，华丽、繁复、铺排的书面语显然与此相抵牾，可否视为作者对“叙述角度”的“越位”？二是叙述强度：作者激情饱满磅礴，但有叙述力度、强度过火之嫌，就像一位歌唱家始终定在高八度上歌唱，不仅歌者累，听者亦疲惫，而且还因此失去了张驰跌宕的疏密感和节奏感，对于叙述张力反而是一种弱化。三是叙述长度：七十万字的篇幅大可压缩，心理描写过于冗长、细碎，相形之下反倒显得情节性、动作性偏弱，读来常有沉闷之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书的可读性。——如何将文雅耐读与通俗好读水乳交融起来，是朱秀海今后战争长篇小说创作中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
（原载《西南军事文学》2002年第六期）
10.黄金草原——心灵的牧场
——读红柯小说集《黄金草原》
今年夏天，应新疆朋友之邀，我终于一偿夙愿，到了伊犁和阿尔泰，在缎子般的草原上纵马驰骋，在碧绿的哈纳斯湖上泛舟沉吟，完成了一次生命的放松和调节。最近在读了红柯小说集《黄金草原》之后，我恨不得再次飞往西域那片神奇的土地，于长天阔地和雄山峻岭间倾听那一颗颗高贵的勇敢的心的跳跃，在与雄鹰，雪山、草原，野马的对视中一洗身心的疲惫和俗尘。
《黄金草原》是由《哈纳斯湖》《库兰》《跃马天山》《金色的阿尔泰》《红蚂蚁》《啤酒花开了以后》《表》《家》等八部中短篇小说组成的台集，除《哈纳斯湖》和《红蚂蚁》以外全是历史题材（其中《哈纳斯湖》中的部分章节如铃声、红果、木房子也是历史事件的当代描述）。作者运用诗化的语言和散文的手法，通过奇崛的想象和蹁跹的思维，在历史与现实的巨大空间内，构造了一个亦真亦幻的西部世界，热情讴歌了西部大地的苍凉荒野和纯真高贵的人性之美，在对历史英雄的真切缅怀和对今日英雄的殷切呼唤中传达出了作者对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总体说来，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大致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守护心灵回归自然
作者对自然的天然亲和和对现代文明的潜在质疑使这几部中短篇都拥有了一个相同的结局：现代文明改造自然文明的企图无一例外地宣告失败，让人类骄傲的现代文明在充满野性的自然文明面前是如此的虚浮孱弱和不堪一击。在《哈纳斯湖》里，来自内地的深受现代文明熏陶的年轻老师在图瓦老大哥的教化下，最后融于哈纳斯湖的湖光山影所代表的自然文明中，渐渐归于安静和谐。与之相对的是年轻老师远在乌鲁木齐的女同学的躁动亢奋，这恰恰是都市文明的共同症侯，是现代文明的一大弊病。在故事的结尾，图瓦人对现代文明的标志——电的拒绝便彻底宣告了现代文明改造自然文明的最终失败。反之，城里人还得向图瓦人购买可以入药的马角，因为城里人“马”不行，作者在这里试图说明，现代文明的弊病最终还得向自然文明中寻求疗救之方。《库兰》一文中挂在督办公署门前的那副对联——“共和突草昧初开，羞称王霸七雄，分争奠问中原事，边庭有桃源胜境，狃率南回北准，混噩长为太古民”，道明了督办老汉的无为思想，其实作者也在此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可以看出作者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当时新疆的迪化城、阿连阔夫看到的完全是一副小国寡民的原始景象，督办像农民一样抽烟锅，士兵枪口扎着红布条，兵营像村庄，迪化城就像一座大牧场。阿连阔夫的勃勃雄心就这样被督办老汉在不动声色中化于无形，跨边境时带来的一万多嗷嗷直叫的白俄大兵集合时也只来了五十个，镰刀、锄头与庄稼已经代替了他们手中的马刀、战马和水连珠步枪。文章的另一条线索是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殖民探险，狂妄的普尔热瓦尔斯基伤害库兰野马，窜改湖泊的名称，终于冒犯“玛曲神灵”，最后像牛一样叫着“被水吹了喇叭”。在蒙古人眼里，石头是父亲，黄土是母亲，都是要敬畏的。在《金色的阿尔泰》中，成吉思汗受伤后是从土中长出的血肉，他崇拜汉族老妈妈给予他的小麦，他自豪地说：“朕要用这片嫩苗征服世界。”兵团营长也是用桦树皮才止住了血，两者都是从自然中得以重生，是自然赋予了他们新的生命。在中苏两国交恶的时候，兵团人也是以那大片大片的庄稼与对方的黑压压的坦克大炮对峙，用农具打败了哥萨克骑兵的马刀和枪。后羿和嫦娥在《家》的生活进程其实就代表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而在这文明的发展中，嫦娥却最终弃后羿奔月而去，就是因为不堪忍受后羿开始养猪，逐渐丧失了原先的英明神武之气，逐渐更新换代了人类先天的神性或日自然性。实际上，养猪却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里程碑，人类从此不用四处打猎而开始定居下来。红柯在这里不遗余力地呼唤人们回归自然，因为他看到了人们在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的同时，生命力和生殖力也开始萎缩，人性逐渐异化。作者显然是希望从自然文明的回归中找到出路，这是一种古典化、理想化的人文主义情怀，表明了一个作家在精神日渐物化的今天所坚守的当下立场，那就是寻找和守护人类在前进道路上不断失落的精神家园。
二.高蹈生命呼唤骑士
在辽阔的大西北，朔漠千里，戈壁横陈，大山巍蛾雄壮，大河沉静牡阔。大气磅礴的天地孕育了同样大气磅礴的生灵，在这种环境里生活的生命也无不心胸宽广若大河滔滔，生命高贵如自然之子。马和骑手便是大西北所特有的一道风景线，也最能体现大西北的风神，于是也成为了《黄金草原》出现最为频繁的意象，大自然的高贵在其间体现得一览无余。这些草原的精灵——马，如一团团飞奔跳跃的火光时隐时现于红柯的笔端，如不知疲倦的发动机一样为文章增添了无尽的动感和活力，在这些野性十足热情奔放的马中，有植物马，蒙古马，有库兰野马，还有伊犁马和顿河马。与高贵的马相匹配的是剽悍血性的骑手，这些马背上的王者弓着身子，高擎马刀，宛若一张吃足了力的长弓，如狂飙一样从我们面前过。尕司令马仲英和他的骑手们就是这样在天山南北跃马冲锋的，他们横扫千军如摧枯朽。即便是在苏军的坦克面前，他们也依然奋力向前，狂砍坦克钢板，直到最后一名骑手被坦克履带轧得粉碎，骑手的强悍与光荣，尊严与高贵在这一刻如火山喷决一样闪亮地迸发出来，这一幕是如此地震撼人心，连他们的对手也承受不了这种精神上的折磨，表面的胜利并不能掩盖他们内心的恐惧和虚弱，他们不敢直视骑手的眼睛，甚至私下里也十分羡慕骑手的战马与钢刀。马仲英已经死了，可是他在录音机里的一声咳嗽都令他的老对手盛世才胆战心惊地退到墙角，并下意识地去摸腰间的枪。自然生命的力量在这些野性十足的汉子们的狂喊咆哮和刺杀战斗中挥洒得淋漓尽致，如鲲鹏之翅击水三千，又像黄河之水飞泻九天。这些充满血性的骑手跃马天山如一股强烈的冲击波，读来使人不禁血脉贲张，卑琐、柔弱和犹疑不决被一荡而尽，只想长啸九霄，横行天下。在红柯的笔下，即便如阿连阔夫、普尔热瓦尔斯基之类俄帝的忠实拥护者，也是精神亢奋信念执著、视理想高于一切、视荣誉高于生命，当然红柯在这里所展现的只是一种纯粹的骑士精神和生命意志，是一种纯人性上的精神关照，而并不是善恶不辨，是非不分。堂.吉诃德骑一匹瘦马，着一身残甲，荷一杆破枪，梦想如一名骑士那样周游天下、行侠仗义，结果闹出了不少笑话，他的行为也许十分可笑，可是激动他刺激他的骑士精神却不应该被嘲讽。骑士时代已经过去，骑士思想已经淘汰，但闪耀于骑士身上的这种尊严高贵的精神却永远也不会过时。这是一种昂奋卓绝的生命意志，是一种震慑人心的人性之美，是一种开阔悠远的人生境界。在红柯的笔下，骑士精神就是正义、善良、激情、理想、荣誉、勇敢、顽强、生命意志的代名词，骑士精神是超越时空的，越是在物化泛滥的今天，便越凸显出它的难能可贵。
三.语言纯净时空静滞
《黄金草原》的语言似乎经过天山雪水的天然滤化，毫无沾染如初生幼童的赤子之心，纯净透明如草原上蔚蓝的天空。人物语言顽憨质拙，如混沌初开；叙述语言清新优美，若山间溪流。这种特色在《哈纳斯湖》和《金色的阿尔泰》中体现尤为质朴自然，语言简单又耐人寻味，一句话能让人咂摸上好半天，恰如苏轼所云：“发纤稼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
听听这些语言——“让鼻子吃饱，让眼睛吃饱，等会儿再喂耳朵”，再如图瓦老大哥与年轻老师说“马”时对“马”的精妙论述和做“达木干”时的那一段对话，简直是让人如闻天籁，清新悦耳，这是山精水灵的对话，是只有草原山地才会有的语言。在《金色的阿尔泰》中，人物语言也无一不透出这种顽憨质拙，那些随手拈来的活泼灵动的充满生命气息的妙喻，那些时时出现的有关“红鱼”的意象，都在提醒我们是在黄金草原上漫步。这样纯净的诗化的语言近几年来在小说中是难得一见的，也只有这种如宗教般虔诚的语言方能描绘出草原牧民们千百年来所吟唱的“真境花园”。时空的静滞感是红柯小说的另一大特色。进入文本仿佛就是突然闯进了一处桃源胜境，不独景色怡人，所见到的人物也大都单纯可爱，毫无机心。即便是在那个战争频仍的动荡年代也难以察觉到世事的纷争，描写战争场面也是寥寥几笔带过，之后静谧又如同潮水一样静静地围拢来，一如《库兰》中所描写的像村庄一样安详的兵营，像极了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景事。另外，红柯的故事大多是同时展开两条叙事线索，描写不同历史时期的两个人物，在《黄金草原》中最明显的就是《库兰》与《金色的阿尔泰》。在此，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循着前者的精神足迹行走在同一片土地上，甚至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生命的延续，如阿连阔夫之与普尔热瓦尔斯基，兵团营长之与成吉思汗，二者超时空的叠台会让人产生一种时空停滞的错觉，就像是沈从文回湘西时所见到的绒线铺的小女孩与十几年前见到的小女孩一样依然手上缠线站在那里，时间在这里似乎已经凝固，仿佛外界政权的交替、世间人事的沧桑而独与此无关，唯有庄严宁静的生活千年不变，小说采用的这种结构无疑增添了黄金草原时空上的静滞感。
所不同的是，沈从文笔下时空的静滞感主要是表现湘西地域的闭塞，而红柯却在这里所努力营造的静滞感主要还是出于他对历史人物和往昔草原文明的无限眷恋。
总之，《黄金草原》为久囿现代文明的我们提供了一个暂作栖息的心灵牧场和精神家园，疲乏的心灵在这片黄金草原上徜徉片刻，聆听一下长生天与大草原的对话，感受一下西北大地的壮丽与辽阔，不经意间草原之风就会抚平我们心灵上的皱纹，唤醒我们身上自然的天性和生命的激隋。我想，也许一个人只有在险峻神奇的大山上攀登过，在沉静壮阔的大水边震惊过，在广袤无垠的草原上酣睡过，在辽阔无边的地平线眺望过，他的心灵才可能会像草原的骑手那样逐渐变得健康而博大，纯真而高贵。
（原载《小说评论》2003年第四期）
11.低回咏叹的魅力
——读项小米长篇《英雄无语》
两年半前，《英雄无语》刚一面世，项小米就曾送我一本，当时读后感慨良多，只是囿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形诸于文字。今日旧话重提，作品中的诸多人物、情节乃至细节居然还历历在目，尤其是弥漫全书的凝重壮烈之气至今挥之不去，低回凄婉的深情咏叹仍旧令人思之黯然。凭此一点，即可判断，在众多英雄主义书写中，《英雄无语》确实开创了一种新局，唱出了一种别调。概括而言，其新异之处有三：
其一：“紫色”英雄观深化了“英雄是人”的观念。新时期以来，受“反思文学”思潮的影响，军旅作家开始对传统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形象进行了认真的自省。但是，这种自省还多局限于英雄人物的性格弱点或某些工作失误，尚少涉及人物的思想品质和道德人格等深层因素，直到《英雄无语》的出现。项小米在《英雄无语》中把“说不清楚”的“爷爷”定位为“紫色”——红色与黑色化台而成的神奇颜色。
“爷爷”既是坚定的革命者，是红色英雄，身上又蕴藏着与之完全相反的黑色的封建性与匪性，两种截然不同的色彩在“爷爷”身上共生共存，此消彼长。这种对既定的“英雄”观所进行大幅度调整的写作尝试，既使作品展现了更为扑朔迷离的历史景观和人文景观，又为“英雄是人”的自省模式带来了新的审美内涵。
“爷爷”参加革命并非自觉，参加革命后也未见得觉悟和素质就提高了很多。“三叔公”不服气他的枪好，他竟然一枪打断了“三叔公”的大拇指，所作所为与其身份南辕北辙。更能表现他身上人性负面的是他与三个女人之间的关系。作品中的“奶奶”是“爷爷”的原配妻子，可是“爷爷”对“奶奶”除了蹂躏和使唤外，未见多少柔情和责任感。如果说“奶奶”作为“爷爷”的童养媳，“爷爷”对“奶奶”的态度是因为没有感情，还稍稍情有可原的话，那么，“爷爷”对“二奶奶”的作为则大悖人性，令人不可原谅。因为，他曾经对“二奶奶”恩爱有加，并生有儿子，但一旦分离他便不以为念，心安理得地又与戴眼镜的“三奶奶”结了婚。女人在“爷爷”心目中的分量只是如《三国演义》中所说的衣服而已，多几件少几件又有什么关系！以至于，“奶奶”把“爷爷”看成一个“背信弃义的人，一个寡廉鲜耻的好色之徒，一个道德沦丧者”。这样的人和英雄相去何远？然而，“爷爷”又是实实在在的英雄，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对党和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无名英雄。卧底敌营，他神阿气定；与“魔鬼”周旋，他游刃有余；护送绝密情报，他置生死于度外，不惜自毁面容，终不辱使命，在红军的生死关头挽狂澜于既倒……“爷爷”就是“红色”加“黑色”化台而成的“紫色”英雄。“紫色”英雄观为“英雄是人”的自省模式涂抹上一道诡谲的色彩。
其二：低调式反思深化了革命历史题材的思想内涵。《英雄无语》在格调上既不同于《皖南事变》的哀婉悲歌，又不同于《我是太阳》的慷慨陈辞，而是自始至终保持了一种低回又不失深情的咏叹基调，通过对人物命运和人物性格的悲剧性反思，揭示了革命历史某种意义上的混沌，以及人性不可捉摸的斑驳与复杂。面对这种混沌和复杂，英雄无语，观者黯然。
《英雄无语》的低调反思从人物本身与社会历史两个层面交错展开。
在感情生活上，“爷爷”虽然始终不少女人，但却从未真正拥有过女人，感情世界枯竭，内心充满孤独，可悲的是他对此毫无意识；在工作上，“爷爷”和他的白区战友，为了革命整日过着提心吊胆、与虎谋皮的日子，血也流了，罪也受了，功也立了，可是革命成功后，他们却渐渐地成了革命的“另类”，平时不受重用，运动一来一个个不得善终，成为革命祭坛上的牺牲品。就因为他们曾经在白区工作，存在可能上的不纯洁性，这种对革命纯洁性狂热的追求和近乎卸磨杀驴式的残酷，怎不叫人胆寒？“爷爷”是一个发育得不完全就上路了的畸形英雄，他伤害了几位奶奶，可是畸形发展的历史又伤害了多少人呢？显然这种低调反思的历史内蕴就远非一个“紫色英雄”所能涵括得了的。
其三：精炼的语言和冷酸的叙事强化了作品的风格。应该说，《英雄无语》的故事性容量很大，“爷爷”作为一名“特科”中坚人物，有许多传奇事迹可以铺陈，如“枫林桥抢救彭湃”“击毙叛徒白鑫”“给中央红军送绝密情报”“父子相见”“与英雄的会面”等情节，都极富戏剧性，如果铺开了写，既会增加小说篇幅，又会增强可读性，也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但是，项小米没有按这条路走下去，没有去刻意追求故事的惊险奇巧，而在干净、准确、精炼、简约的语言叙述中，坚持贯彻了一种冷峻、沉着、从容、客观的叙事风格，克服了女作家中常见的絮叨、拖沓与琐屑，凸现了作家思辨较完善结合的小说风格，较好地体现了“紫色英雄”或《英语无语》的复杂、深沉和锐利的魅力。这是项小米的个性使然，也是她的修炼所至，是她长期经历编辑职业磨炼之后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
《英雄无语》的成功值得为之击节喝彩，但也有两处缺陷令人扼腕叹息。
其一：贯穿作品的三条线索未能做到水乳交融。作品花了很大精力和篇幅，对作为客家文化之根的“迁徙诗”进行了发掘与探微，意欲从中挖掘出客家人英雄品质的渊源，为作品营造神秘的氛围，或制造一种混沌感。申建一的作用则是以其见利忘义的投机心态，对应“爷爷”默默奉献的英雄品质，从而从现实的层面抒发英雄不再的感叹。作者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前者囿于作者对客家文化（包括方言）了解与体认的局限，难以切人内核，终不免隔靴搔痒；后者自始至终略有游离主线之虞，到了也未能完全融入“紫色”的“追光”或背景之中。
其二；真实的历史背景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作家的想象力。2001年四月号《军营文化天地》刊载了项小米提供的一组“爷爷”“奶奶”等家族成员照片及说明文字，从中不难看出，《英雄无语》的故事框架是以其家族的真实历史为背景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基本都有蓝本。从历史借鉴的意义上来说，固然越真实越好，但对于一部艺术作品来说就未必。纵观历史，不管是《三国演义》还是《水浒传》《红楼梦》，都有相对真实的历史背景，但三部杰作都没有拘泥于历史真实，而是充分发挥作家的想象力，创造出超越历史真实的艺术真实，从而凸显作品的艺术价值。《英雄无语》如果能在独特罕见的史料基础上再发挥出更大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当会进入一个更富魅力的艺术境界。
（原载《橄榄绿》2001年第五期）
12.《解密》：对先锋小说的修正和冲刺
不容置疑，当下的中国文学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多元的审美格局；但同样不容置疑的是，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先锋小说开始式微，无论现代派、后现代派或各类旗帜林立的派别，也终于没有挽回先锋后撤的颓势。
如果我们把先锋小说纲举目张地理解为一种自由精神的话，那么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四川青年作家麦家的长篇小说《解密》（中国青年出版杜出版，2002年月十月版），倒有理由被视为先锋小说撤退后的又一次有力冲刺。
一个自幼聪慧而又有些神经质的孩子。在大踏步通往天才数学家的幸运途中，却突然地被国家召去，成为了一个破译敌国军事密码的锐利工具。有所写有所不写，是作家创作中不免的选择，在《解密》中，作家的笔基本不在人物的心灵和故事的情景上着力，而是着力探测、描述人物环境周围的无数神秘又秘密的人生黑洞。换言之，左右《解密》主人公命运的既非小说家贯常展览的社会、政治、文化以及人物的心理与性格，而是那些无处不在又时时不显的命运洞穴。主人公的天才与智慧，也许正是这洞穴的根源：愈是智慧，就愈是悲哀；愈是天才，就愈发深陷洞穴中。然而，人物本身的洞穴，又镶嵌在一个巨大无底的陷阱之中。走进小说，我强烈感到，犹如走进了一座幽光闪烁的自然溶洞之内，一个巨大的洞中又有无数小的洞穴。各类奇异的小洞穴就是各类奇人，而大的溶洞就是真正神秘而不可探知的世界。你无从考察是世界孕育了人物，还是人物组成了世界，正如你无法分辨是巨洞产生了小的洞穴，还是无数小的洞穴组成了大的溶洞世界。剥离《解密》中的“解秘”的故事和人物的表层，作家所探索与传达的人类的“洞穴世界”，正是先锋小说中怀疑与自由精神的根本之一。这种怀疑的自由精神，也正体现着先锋小说的某种本质所在。
之所以说《解密》是先锋小说撤退后的又一次冲刺，还在于作家在文本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一边甘愿撤退，一边又努力前行与跳跃”的姿态。阅读《解密》，你可以清晰地感知到《解密》的写作，已经不再是单纯停留在九十年代形式与语言上的探索与创新，不是简单地停留在对国外新小说的学习与敬仰上。它谨慎叉吃力的前行与跳跃的姿态，恰恰表现在先锋小说撤退之后，经过长期的沉默，而达到与中国汉语小说的某种沟通与默契。这种沟通不是先锋的妥协，而是先锋的整合，这种默契不是对传统的被动吸收，而是对传统的积极改造。比如《解密》语言上的流畅晓白，正是汉语小说的精髓，而晓白之后的深厚与言此即彼，晓白的哲味淡化，叙述的意义等，不仅仅是为了故事与人物，而更在于叙述的本身，这也正是新小说的重要标识。再如，放弃“形式”为内容“服务”的“铁律”，在形式为内容服务中去寻求“内容为形式服务”的写作态度。凡此种种，在《解密》中都得到了柔美的整合与体现，从而使《解密》在对读者的尊重中追求先锋的自由，在和读者的默契中完成了对先锋的整合与重构。
先锋的目的不是对读者的颠覆，而是为了在和读者的默契中完成对自由与怀疑精神的表达，这就是《解密》对先锋的一次修正。也正是这样的修正，才完成了先锋小说撤退后的一次努力冲刺，也使得《解密》在当下无数的长篇小说中获得了卓尔不群的品格和价值。
（原载《南方文坛》2004年第二期）
13.一片冰心在于历史幽微处
——读袁厚春《司徒眉生传奇》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报告文学以“文学轻骑兵”的角色在社会上弄得风生水起，一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军旅作家袁厚春就是其中的一员骁将，他的《省委第一书记》《百万大裁军》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伴随着文学的降温，报告文学也风光不再了，袁厚春随即步人文学，文化的行政领导岗位，一枝健笔由此搁置。我与袁厚春同在一个大院，平日间常以球友身份相见，但却很少谈及文学，而我也有意回避曾经使他声名大振的报告文学，只是在心里暗暗希冀他宝刀不老，再著佳作。也许是所谓念之愈强得来就遂人意，今年初夏就收到他的新作《司徒眉生传奇——一个“参与创造历史”的华人》。起初大致翻阅加之封面略显粗疏，本以为不过是一本为商人名流作传留名的应景之作——近些年我见多了一些名家常写此类文字，心里不免惋惜和无奈。但碍于老友新作，心想聊以消暑吧。没想到翻着翻着竟放不下了，本是从中截断，只好从头读来，且读得兴味盎然，不免在心里先为厚春叫一声好！
司徒眉生何许人，竟然劳烦厚春亲自操刀？
而且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竟然需要一本传记作为门面？等我读完之后才发现：由于历史细节的复杂与庞杂，参与历史的方式与人物也就形武各异了。那么，怎样定位这本报告文学的主人公？他是否如书名所写是一位“参与创造历史”的人物？司徒眉生早年随父到南洋定居，父亲司徒赞是爱国华侨，在印度尼西亚开办华人学校。司徒眉生则在报馆谋生，后偶然成为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私人高级秘书，而他真正的身份却是报馆主编。苏加诺政权下台后，司徒眉生流落澳门，然后又经商起家。尽管身处弹丸之地，但对于印度尼西亚与中国都同样充满关爱之情，为呼吁两个国家的和谐相处多次担任信使，一片冰心在玉壶。这样一个充满传奇的历史人物，你却很难给他一个明确的身份：他政治地位特殊，却从来没有一官半职，他是成功的商人，却对经商不感兴趣，他曾是印尼居民爱国华侨，但又移民澳门回归祖国；他是一个文人，曾多年担任印尼与祖国的和平信使。他既参与了历史的创造，更见证了历史的风云，而真正的历史书籍却难得为他书写一笔。这一切恰好成为报告文学的最佳材料。问题是，司徒眉生的传奇人生究竟有多大的历史与文学价值？曾经深受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信任，并见证那一段历史风云的资深外交家熊向晖老人读过这部作品后，有过一段中肯的评价：“一个亚非会议，一个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新中国冲破西方反华势力的包围与封锁、打开外交新局面的两次重大胜利和转折。恰恰在这两件大事上，司徒眉生先生做过鲜为人知的贡献。”他说，他与司徒先生没有见过面，但知道此人。在第二十六届联大表决中国席位问题的大会结束以前，相信我们能胜利的没有几个人，毛主席也不信。但好像周总理另有期待。此后的一次个别场合，周总理告诉他说：有人替我们在马利克那里做了工作……显然指的就是司徒眉生。熊向晖先生所提到的马利克就是当年印度尼西亚驻联合国大使，也是二十六届大会的主席。司徒眉生在他与中国政府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之间，做了一次意义重大的秘密信使。
读这段历史不能不使人慨叹，历史是何等的微妙与复杂。如果不是今天时代的变化，这一段沉睡的历史也许会永远掩藏在知情者的内心深处。
更为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知道历史深处的众多细节，而正是这众多的细节决定了历史的总趋势，也正是有众多诸如司徒眉生这样对历史负责任的人的努力，今天的历史才形成了这样一个格局。这也正是给我们的启示：
在我们认识研究历史的时候，如果能够换一个角度或寻找一个新的切入口的话，得出的答案也许会更加符合历史的本相。胡适曾经呼吁人人都能够书写自传，他自己也曾不遗余力，先后写下《四十自述》，与历史学家唐德刚合作口述个人历史，还亲自操刀书写丁文江的传记。一个影响中外的大学者如此关心个人历史的传记写作，其意义正在于此。他更关注历史的细节，因为那些历史细节往往直接影响着历史的走向，甚至许多参与者并非在历史上鲜为人知。而这也就是为司徒眉生作传的历史价值所在，同时也是我们阅读这样一本可以信赖的报告文学作品的意义所在。
这就说到本书的文学价值了。报告文学的生命首先来源于真实。我之所以强调这是一本可以信赖的报告文学，是因为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强烈地感觉到作家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历史资料翔实丰富和写作手法平实稳健。作者常常为了核实一个历史的细节而广泛查阅资料，遍访知情人士，可谓披沙拣金，去伪存真，诚意可感、冰心可鉴。因为司徒眉生的特殊身份，内容自然涉及到许多宏大、复杂，纷乱的历史背景，诸如印度尼西亚的政治与历史变革，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外交以及国际政治外交等多种史料。但千头万绪都被作家加以文学化、艺术化，故事化而从容处置。世界风云、国家政变、外交大局、个人命运，虽错综复杂但结构清晰，叙述有条不紊，娓娓道来，且繁简得当、举重若轻、流畅清爽而又突出重点，足见作者驾驭与处理庞大题材的腕力，亦可让老朋友们欣慰厚春之宝刀未老。小有遗憾之处是可能囿于篇幅所限，作家似乎未能完全放开手脚、投入激情，对于大的历史风云激荡和参与创造历史的人物的小的心灵涟漪做出更加酣畅淋漓的状绘与描摹。若能如此当更具神韵。
（原载《文艺报》2006年八月十七日）
14.刹那花开
读王锦秋、刘慧长篇小说《雪落花开》
2008年的春天，一部二十万字的军旅小说《雪落花开》在各大书城里热销，引起不小的反响。作者王锦秋、刘慧是一对夫妻，又同是军人。刘慧我未曾见面，锦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军艺文学系读书时，刚二十出头，沉默少语，不显山不露水的样子。毕业后，我与锦秋很少见面，只是不断听到他工作上的一些消息，却没有再读到他的作品、料他与文学越来越远。没想到他在十五年后的今天，突然把与妻子台著的一部长篇小说放在我面前，的确让我感到几分惊讶。
小说叙述的是发生在青藏高原上的故事，那是个离天很近、离人很远的地方。在题记中，作者要把小说献给青藏线上的老兵王宗仁。王宗仁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汽车兵，一位写了一辈子青藏线的作家，离开高原后，似坚持每年都要重走一次青藏线，是中国作家里上高原次数最多的一位，四十多年来一百二十多次翻越唐古拉山，用自己的命与青藏高原交心。他见惯了死亡，多次亲眼见到自己的战友兄弟离他而去，于是他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怀恋英雄，歌颂壮烈而美丽的死，我曾有幸和王宗仁一起走过一次青藏线，亲历了高原的神奇与浪漫。与王宗仁不同，王锦秋和刘慧没有用过去时复述风雪弥漫的青藏高原，汽车兵们爬冰卧雪，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外部现实（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内心现实（寂寞的精神世界）中默默无闻地工作和战斗的故事，而是用现在进行时，用和普通八视线平行的视角，塑造了李勇、马林等军人形象。这些形象有别于我们习惯的“纸上军人”，他们平凡，甚至平庸，他们只是一些穿着军装的小人物，在生活的枝枝蔓蔓中有悲有喜，有欢有乐，这些悲喜和欢乐都是凡人的，不震撼却让人感动。锦秋曾在福建作战部队当过兵，还在青藏高原代过一年职，住过青藏线沿途每一个兵站，和高原军营的官兵们朝夕相处苦乐与共，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乃至内心世界有深刻的了解，刘慧也曾多次到过高原部队，所以他们写起现代高原军营来就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在他们的笔下，当今的青藏高原不再是一个荒寂、缺氧的生命禁区，而是一个诱惑、吸引一代又一代血性男儿用生命守望的神秘家园。
小说巧妙地运用了瑜伽这个诗意象征，将笔触直抵青藏线汽车兵的内心世界，从灵魂深处发掘出官兵的特别能忍耐精神，相对于大自然的雨雪风霜和缺氧，这种奉献和牺牲更打动人。
小说以“高原聊天室”为媒介，运用复调式结构，在这个虚拟的网络世界，实现了历史与现实、高原与故乡的互通，官与兵、兵与兵情感的对流和几代军人内心世界的对接。不仅弥补了散文化容易造成的纤弱与单调，还为我们敏锐捕捉了高原军营的最新动态。如果说，兵站是青藏线汽车兵们旅途奔波中小憩的梦中家园，网络中的高原聊天室就是汽车兵们进行心灵展示的平台。随着青藏铁路的通车，青藏高原上的兵站或许会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是，一种让官兵进行心灵瑜伽的兵站正呼之欲出，必将构筑崭新的精神高原。
小说的语言也很有特点，美丽含蓄，生动幽默，凝练而富有张力。作者以散步般的节奏游走在普通军人的日常生活中，摒弃了一板一眼抠细节、雕对话、描环境、塑人物的传统小说写法，以略带抒情而又不乏调侃的语调流畅地散文化着军营生活和军人形象。王锦秋和刘慧都是老机关了，在多年书写公文的同时还能保持一种良好的小说语感，殊为不易，说明作者多年来没有中断在文学经典中的浸淫，没有中断对小说语言的修炼。
掩卷之余，我有一种刹那花开的感觉。青藏公路通车已有五十多个年头，在四千里青藏线上，多少年轻的生命像花一样盛开然后凋谢，永不凋谢的是那些灵魂的花朵，还有最普通也是最伟大的情爱的花朵，当然也有记录这些花开的声音的文字。
（原载《解放军报》2008年七月二十二日）
15.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读郭继卫长篇小说《赌下一颗子弹》
青年军旅作家郭继卫的长篇小说《赌下一颗子弹》（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下称《赌》），以较为开阔的视野反映了我军和平时期的后勤战线和院校建设，是此一方面长篇小说创作长期寂寞之中的一声大雷。作者长期以来从事部队后勤与院校建设和研究与管理，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创作素材，作品展现了作家丰厚的生活底蕴和多方面的思想才华，特别是作者关于我军和平时期后勤建设如何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挑战的独到创见给了我们启迪和冲击。同时，作家所展示出的良好高科技素养，又表现出了一代军旅文学新人的特点和潜质。
小说以江山军医大学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浪潮的激荡，抓住军事医学如何突破与挑战我军院校体制编制的改革作为时代背景。围绕一批军事医学管理和研究的高端人才展开的“基因之剑”的秘密研究项目，在实验室这块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演绎了一场关于正义与良知、权力与金钱、爱情与死亡的较量。通过阅读，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和平年代我军后勤战线上将士们的风采，一种时刻以国家和军队的使命作为使命的使命意识，一种将任何环境都视作战场而同样渴望成为英雄的英雄情结。
小说较为成功的塑造了傅潮声、林岫峰、游侠克、江之媚、叶宜楠等一批人物，尤其是江山军医大学校长傅潮声，这是一个我军新型的智慧型将军。作为军门子弟，他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和学识修养，曾经留学欧美使他具有开阔的视野和明敏的思维，从底层的一路提升又使得他深谙部队现实，与以往军旅小说中那些戎马征战的将军们相比，他既是学者又是专家，是以智慧和文化作为双翼的新军事将领的代表。小说刻画人物的关键是将傅潮声这个人物放在了现实生活中，让他同样去面对官场的隐形权力争斗，家庭中的父子观念冲突，感情中亲情、友情、爱情的互相缠绕。他对事业的执著投入的热情，对父亲尊重却因观念冲突带来的复杂的亲情，对林岫峰欣赏的友情，对妻子叶宜楠看似温馨却充满危机的感情，对得意门生江之媚的恋情，情情相牵，事事棘手，“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但傅潮声毕竟是一个理性的、善于自控自律的人物，他没有在情感的堤坝前溃败，而是将情感的痛苦不露声色地隐藏在自己的波涛汹涌的心海里。特别是对于江之媚，由傅潮声亲自挑选留校，又经他牵线将其许配给自己的弟子游侠克，再在其婚姻破裂后进到国外进行访问研究，这种道德与情感的双重煎熬绝对痛苦，但傅潮声明显带有东方色彩的处理方式又是绝对明智的，如此刻画不但没有降低傅潮声的光辉与神采，反而增添了现实生活的气息，使人物形象更加典型丰富和饱满，从而塑造出一个成熟、稳重、理性、睿智、进取和富有生活情趣的魅力型将军。
情感冲突固然激烈，但远非全部，除此之外，军事医学反恐演习的节外生枝、军事医学城建设方案备受质疑、江之媚消失在异国被诬为间谍，妻子叶宜楠由于情感失落抑郁而吞服安眠药……正当傅潮声决定大干一场时，却在事业、家庭、情感和生活中全面遭遇危机，小说此时有一大段关于他的爱鹰“福雷”在草原上与一只凶猛的老雕搏斗的描写。这只“志高性烈，宁死不休，一次次抗击，又次次失败”的“福雷”终于死了，不是死在搏击拼杀的战斗之中，而是死于傅潮声的枪击之下。傅潮声在“福雷”危机之时，抢先开枪打死了老雕。但这种“帮忙”无异于是对“福雷”的侮辱，通灵的动物与人一样，胜利也是要用尊严的战斗取得，鹰且如此，人何以对？傅潮声为之后悔，为之痛心，更为之振作，决心以更顽强的姿态迎接挑战，作者借“福雷”之死，给了这个和平军营中的将军一次痛苦的情感宣泄与精神飞跃，从而完成了人物精神的升华与蜕变。军人职业本身就充满着矛盾色彩，古往今来，英雄主义的旋律从来都会在战火弥漫的战场上表现出最为悲壮的绚丽，和平年代的军人们就多少会产生作家朱苏进笔下主人公的生不逢时与孤标傲世。郭继卫的小说《赌》至少是对和平年代后勤战线中的英雄人物进行另一个维度上的涉入与追问。它将我们引领到了和平年代一个不被关注的领域之中，体味在这种平静之中所爆发的内心热力；作为和平时期的军人，自然没有选择的权利，但在时代之中不断接近英雄的努力是不变的，如此恰恰产生了像傅潮声这样典型的和平军队将领形象，这也可能是未来军旅人物形象塑造的一个新趋向。
最后，作为一部军旅文学新人的长篇小说，《赌》还提示出了几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一是创作精神上的市场化倾向，受当代文学商业化运作的影响，部分军旅文学创作也开始融人了那些吸引读者眼球的可读性元素，诸如官场权力斗争，多重情感纠缠，高新科技犯罪，小资情调的生活模式以及现代都市的审美趣味等等，这些元素的叠加无疑在增加一些可读性的同时消解了作品的精神深度。二是高新科技知识如何在文学作品中完成艺术转化的问题。《赌》中过量的稍嫌生硬的科技理论和数据铺陈所造成的阅读障碍，已经为此类题材的军旅作家们做了一个有益的提醒。
三是长篇小说的整体结构，谋篇布局包括生活素材的剪裁取舍，都必须花大心力才可能真正掌握、驾驭自如。任何作家都不能在这方面掉以轻心，对一个长篇小说新手来说就更是如此。掩卷赞赏之余，想到以上几点，谨提出与作者和军内同仁共勉。
（原载《当代文坛》2005年第三期）
16.都市情感的浪漫寓言
——读水玉小说集《栀子花开》
长久地生活在都市中，人们的心灵似乎被喧嚣与繁杂所遮蔽，置身于钢筋混凝土的高楼大厦里，生命与精神却益发地萎靡，对于每日里程式化的生活，人们无动于衷，习焉不察，尽管现代都市中一再上演爱情的悲剧、滥情的闹剧，然而在狂欢化的节奏中，人们却极易迷失自己，渐渐失去了洞悉情感奥义的激情和活力。同样，我对于都市生活也早有些麻木，但在阅读王毅的小说集《栀子花开》中却得到了一份意外的惊喜，作者婉约、细腻、精致、秀丽的语言铺陈出一幕幕动人的悲喜剧，串连起一则都市情感的浪漫寓言。
总体而言，作者的叙述是沉实而冷静的，对人物情感的挖掘和表现又是充满激情且不乏深刻的。青春生命的凋谢和情感炼狱的煎熬，这一叙事资源似乎已经被古今中外无数的文学作品所消耗殆尽了，小说主人公并非传奇性的平凡经历中缘何孕育着如此不凡的文学感染力，掩卷思忖，我不禁惊异于作者高度的叙事控制力和对哲理思想的自觉经营。可以说，优美流畅的叙述、直抵心灵深处的情感探索、富于哲思的意象经营是《栀子花开》这部小说集最为显明而突出的特点。
《为什么要改变生活》《无处躲藏的美》《精神病人》《爱人河》都是较有特色因而引入注目的篇章。《为什么改变生活》将笔锋指向了庸常而平淡的日常生活。一对平凡度日的都市男女在追求物质生活的过程中患得患失，在体验了奢华的享受和世俗的成功之后才发现失落了生命中最可宝贵的爱情，当尘埃落定生活归于沉寂之后，蓦然回首，恍若隔世，女主人公的尴尬处境和凄凉心境何尝不是现代都市人情感生活的集体症候。《无处躲藏的美》将一个感情出轨的故事演绎得亦真亦幻，如流水般清新、如阳光般温隋四溢。当那封陌生男子的离别信笺如美文般呈现时，当女主人公从梦魇中走出，坐上回家的汽车时，叉怎能让人不将这一感情出轨的故事视作一段美好的爱情童话，视作一种都市女性对纯粹爱情的精神守望和心灵期许呢？在《精神病人》中，作者借用西方现代派小说荒诞的笔法，对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和人际关系进行了一次深度反讽，将生命原始活力的萎顿，精神的滞拙和思想的盲目，生活常态的异化和生存现实的荒谬感表达得尖锐而强烈。《爱人河》里汇集了一定的历史感和个体经验，语言中蕴含着流畅、精致和典雅，故事里飘荡着淡淡的无奈和忧伤，细节处膨胀着情感张力。而三个美丽女孩脆弱生命的终结和爱情追求的失落让人唏嘘不已。或许是由于故事本身的年代较为久远，时间跨度太大，加之作者对当时的生活不够熟悉，小说还有一些生硬之处，结构方面亦显紊乱，尤其是在人物对话的把握方面欠缺明显，使得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心理状态的呈现不够到位，留下些许遗憾。
作者驾驭短篇小说的能力堪称出色，而短篇小说也往往最能够体现出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和谋篇布局的能力。例如《栀子花开》《假日》《紫披风》《粉红女郎》等作品，篇幅虽短，结构却很精巧，依情而转，随心而动，单纯的故事叙述中却积蓄着动人的情感张力，如流水般行过，却在结尾处迸发出华丽的水花。看似平淡无奇的情节走向往往被作者轻描淡写般扭转，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留下一个欲含偏露的由头或是一个富有哲思的命题，任读者想象，引发人思考。一如小说集的整体格调，作者的语言纯净淡雅，灵动飘逸，颇具诗性，长于抒情，写实亦见功力。例如《为什么要改变生活》，直面当下都市人的现实生活，叙写之状，描绘之情皆为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然而作品却能够不落俗套，于生活细节和对话语言中凸显主人公的内心矛盾和生存窘境，充分显示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敏锐和写实的功底。
由于某种思维惯性，当代文坛总是以性别划分作家身份，“女性写作”往往成为评论家关照女作家写作状态的先行词和经验预设。女作家们对于感情生活似乎具备某种天生的敏感和独特的理解，以至于往往能够潜行至男性作家们所难以达到的生命深度探索人类情感的幽微和隐秘；然而，女性作家又往往容易沉溺于情感经验的细节，而疏于对生命本体乃至生活整体的形而上思考，由是，但凡能将此二者完美结合的女作家往往便可以脱离“女”字，而晋升为大作家行列。在《栀子花开》中，我们看到了王毅融情感体验和哲理思想于一炉的努力，感受到了作者身上所蕴含着的鲜活而可贵的文学潜质。
也许置身在喧嚣而躁动的都市，我们的思想容易因感官刺激而麻木，然而敏感的童心却会在对情感深挚而富有哲思的表达中灵醒。在这里，我甚至不愿意对《栀子花开》做过多的思想性分析，因为当一种哲思已经深深地植根于美丽而丰饶的文学表述之时，我们又何必再费尽心力将其挖掘出来呢？王毅以其细腻温婉，浪漫灵动的文思，寓言化地表达出了现代都市情感生活的丰富与多义。如果再加上她更加丰富的人生阅历，更加开阔的精神视野以及持之以恒的文学追求，我们就有理由对她持续关注和期待。
（原载《文艺摄》2007年一月四日）
17.万里江山作画图
——读杨小宁摄影集《国脉情怀》
杨晓宁是找的同乡，也是我的兄长，关于他对摄影的钟爱，我早有耳闻。大凡胸有丘壑者皆喜游历，游历既多、摄影成像，又适足以怡养情趣、荡涤胸襟。杨晓宁雅习文史、心存乡土、起自基层、宦游多年，公务匪懈之余，拿起相机游走于间里巷尾、陇头田间，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而今文明日新、国力日盛，在人们渐渐习惯于读图的时代背景下，变革与发展的亲历者们纷纷用影像记录下光阴的流痕，业余摄影因之蔚为风尚。他后来居上的摄影艺术造诣，我也是早有预期的。然而当我翻检摄影集《国脉情怀》的时候，仍然感到了一股强烈的艺术冲击力。择其感受，大致有三：
一是气势纵横。展读影集，开阔大气是一幅幅近乎完美的画面所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杨晓宁喜用广角，善于俯拍，长天潦水、高山大河、冰霜草雪、云雾丹霞，壮美的江山、奇丽的自然，都被他从容而巧妙地取人景中、添作画料，遒劲的画面因其铺展的视觉效果而使人获得了寥阔苍茫的审美体验，敏于感悟的人们不难从中读出作者高雅的意趣与超迈的情操。在《云日相鲜》中，苍茫的云海从天边滚滚而来，飞动的云气在山谷间穿流奔泄，望之如千层雪浪、万朵白莲，而远景中缓缓升起的一轮红日又恰似一面金镜，将山色与云海照摄在一片恢宏浑厚的意境之中。整幅画面正如作者的配诗所云：博大的胸怀，涌出壮美的云海，厚重的积淀，孕育出磅礴的气势。在另一幅作品《五彩大地》中，起伏的山势被连绵的翠色裹上了新装，日光为青葱的树林描画出优雅的边线，透明的空气被梦幻般的光影装点得五彩缤纷，辽远的春色旷入耳目、怡人心神，令人胸襟洞开。
二是活力四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艺术的形式总是在为它的内容服务。细察杨晓宁的摄影作品，我们不难体会到深藏在每一幅画面背后的无限括力，这活力来自生活、来自土地、来自家国，来自社会。它传递着时代前进的足音、传递着民族复兴的信念。在他的摄影作品中，这种活力或表现为山川的秀美、或表现为农民的勤劳、或表现为家园的和谐、或表现为生活的多彩，总而言之，这活力给人希望、令人向往，蕴含着行进的渴望与奋斗的激情。无论是喷薄欲出、横浮天际的朝阳，还是层罗叠置、水光如镜的梯田，无论是莲华万朵，千里飘香的荷塘，还是琼玉堆砌、流云皆白的霜天，凡此种种，都因画面背后的活力而超越了表象的宁静，从而获得了内在的动感。动与静的共存丰富了画面的表现力，摄影作品中凝固的瞬间随着创作者心理时间的绵延而流动起来，画面中鲜丽的色彩也因之具有了多元立体的变化。而快乐、活力、热情、生机等情感元素都被作者在动静中交融于一幅幅摄影作品之中了。
三是技艺精湛。摄影如作画，妙在画外寄旨、深意不尽，难在心手相应、花随笔开，对于技法的熟知无疑是成就一位摄影师的必要前提。“纸上得来终觉浅，缘知此事要躬行”，除了理论上的明识，实践中的精进亦为摄影成家者无法绕过的门径。杨晓宁的摄影技法可谓一流，其摄影作品的用光、构图与色调都十分考究。以其作品《人间奇迹》为例，整幅画面经纬纵横、次第均齐、晦明相间、冷暖适宜，初看之下，使人误以为直是出自画工之手，绝非摄影者以相机所能为。再如《山村春色》，整幅作品以远山为背景，以村落为中景，以田野为近景，虚实掩映、黄绿互参、点线成面、方外有圆，微光在淡雾中起伏，勾勒出青山的轮廓；强光在晴空中分布，透射出菜花的嫩黄，作品有如一幅精致的油画小品，使观者在方寸之间尽感万种风情。几此种种，不一而足。
杨晓宁作品的三个特点，我想大体出自三个原因：其一是深植于他生命之中的国脉情怀。诚如他在摄影集的后记中所说：“农耕文化，国脉所系。中国农民曾经成就了中国数千年的辉煌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正是这千年国脉使杨晓宁的作品大气豪放。其二是他对土地的深沉之爱。作为一名“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又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地方领导干部”，杨晓宁不能不为土地中勃勃的生气而欢欣鼓舞，于是他行走于现代化的新型乡村，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当代农民最为本真的生活状态。他对农业、农村、农民的热爱中深埋着他对中华民族五千年生存智慧的认同，深埋着他对农耕文明、乡土情韵赤子般的眷恋。其三是杨晓宁勤勉不懈、吃苦耐劳的职业精神。他长期担任地方领导工作，摄影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业余雅好，但他却能以职业水准后来居上，这一方面表明了他的艺术悟性，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他那勤奋执著、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据说一次为了寻得拍摄日出的最佳时机与角度，他竟一连四五个早上坐在伸出山崖的树枝上耐心等待。其痴情如此着实令人感动，身为一名摄影师，志在千里的心力与踏遍青山的体力都是必不可少的。
爽朗的性格、健旺的精神、磊落的胸次、坦荡的心怀，人文合一，形影相随，透过杨晓宁一幅幅自然风光与乡村情韵相得益彰的佳作，我仿佛叉遥遥望见他裹携行装、踏歌而去了。
（原载《中国文化报》2007年三月二十四日）
18.长篇短论《五则》
《东方》的意义
《东方》（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是一部全景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鸿篇巨制，全书近八十万字，它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个英雄团为中心，把前线和后方穿插交错起来进行描绘，通过对朝鲜战场和我国农村阶级斗争的描写，展现了中朝两国人民进行这场伟大的反侵略战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作者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动笔到一九七八年出版，断断续续耗时近二十年。可以说这是一个极为艰难的创作过程，作家不仅要面对来自艺术本身的挑战，更要不断地抵制或回避来自极左政治的高压与干扰，以便尽可能地忠实于生活，忠实于作家的观察与思考，忠实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原则。
《东方》的成功，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是现实主义在极左文艺路线严寒笼罩下顽强开放的一朵奇葩。所以，当它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文艺的春天乍暖还寒之际率先推出，立即受到了普遍激赏，丁玲甚至不无奢侈地称赞道：“《东方》是一部史诗式的小说，它是写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的宏伟业绩的史册，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是一座雕塑了各种不同形象的英雄人物的丰碑。”
《东方》作为新时期第一部杰出的军旅长篇小说，无论是在小说的思想内涵方面，还是在艺术结构方面，其开创性、里程碑式的意义都是不容置疑的。小说的艺术成就大致说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它采取了籽朝鲜战争几次重大战役的进程和国内农村土改、合作化发展“双轨同时推进”的写法，不仅显得时空阔大气势恢宏，而且深刻有力地揭示出了志愿军以弱胜强的雄厚伟力的源泉所在，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民必将在东方崛起的历史趋势。
二是它将战争进程和人物命运作了水乳交融的有机结合，数十个人物的故事从战争始展开，到战争终结束，有的人在战火的淬炼中愈加放射出英雄的光彩（如郭祥），有的人迎着枪弹从懦弱走向了无畏（如刘大顺），还有的人则被炮声吓破了胆，由人民功臣变为了战场逃兵（如陆希荣）等等，而所有人的命运又都服从各自的性格逻辑和心灵的辩证法，以及战争发展的铁血规律。作品既是战争演进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物命运的历史。
三是在大胆揭露我军内部矛盾中塑造出我军内部的反面人物典型。
按照辩证法来说，任何事物任何人物都是发展的、变化的，即使在一个久经考验、战功卓著的红军团队中，出现少数像陆希荣这样的蜕化分子也是毫不奇怪的，但在“前十一七年”的军旅小说中，这样的“暴露”和批判是难得一见的。陆希荣的富有深度的蜕变过程是真实而典型的，是对虚假浮浅的“颂歌文学”的勇敢突破和反拨。
四是贯穿小说始终的新美如画的爱情描写，给作品注入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浪漫情调，弥补了以往军旅题材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中对军人爱情描写的不足。
但是，《东方》的缺憾也是明显的，如作家追求前后方结台，从政治、经济、军事全方位来反映战争的企图并未完全实现，相对而言，写后方的后半部明显薄弱；或者囿于写作时间的拖沓与间隔，文气也不连贯，后两部远逊于前四部；不少议论也过于直白和浅露，留下了散文化的痕迹，等等。毕竟，《东方》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它在时代精神的主导性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的统一上所达到的现实主义深度及其局限，都和《保卫延安》《红日》等有诸多相似之处。在此意义上也不妨可以说，《东方》才是“前十七年”军旅小说的终卷之作，同时它也是新时期军旅小说回归现实主义道路的先声之作。它的定位就在于“接轨”，它的贡献亦在于此。
回望《炮群》
一九九一年发表的《炮群》是朱苏进的代表之作，也是转捩之作。堪称朱苏进二十年军旅人生体验的一次总结。只有在这个世界中，他才获得了高度的自由和自信，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灵感频至，神思飞越。我只想谈一个直觉。一翻开《炮群》。我们马上就能发现那个人们所熟悉所喜爱的朱苏进。因为在那一页页文字背后，潜伏着无数个朱苏进式的智慧、幽默、犀利甚至刻薄而同时又带有军人气息和眼光的对于人和生活的“小发现”“小感觉”“小议论”和“小总结”。它们或准确精到，或灵动传神，或尖刻过瘾，它们就像遍布整部作品这个庞大活物身上的神经末梢，它们活着并且时时动弹着、战栗着甚至发出嬉笑或尖叫，从而刺激你、魅惑你、满足你。它们是典型的富于朱苏进独特魅力的“小精灵”。
请原谅我无法举例说明以上“直觉”。为了比较全面地说明《炮群》在“还原”当代军旅生活中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我只能就其大略地归纳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当代中国军队的立体的多方面的具象抒写上至军区机关、副司令员，下至连队班排、班长战士；大到一个炮群的检阅、整体团队的会操，小到团机关食堂的就餐场面、连队起床洗漱的镜头，以至更加细微的队列中饮水的技巧和号音的妙用等等，作家无不摄人笔下，而且写得每每精到，无一漏汤。譬如对“阅炮”的宏大而威严的景观的描写，硬是在钢铁中写出了线条、色彩与音响，写进了情绪、感觉和生命，充分表明了作者首先作为一个合格军人的优良素养，和由此积淀的军人生涯的宝贵的切切实实的生命体验。
二是对一批我军中高级指挥员的精心塑造。苏子昂、周兴春、刘华峰、宋泗昌——团、师、大军区三级主官同台表演，这在当时的军旅文学创作中是不多见的。虽然这些人物带有浓厚的朱苏进式的理想色彩和性格类型化倾向，但有一条你不得不服，那就是这些人物都很“地道”。他们的一招一式一言一笑都蛮是那么回事，都透着一股十足的军人劲道，风骨和神韵。特别是作家对他们内心世界的透视，对他们心理活动的描摹与揣度，对他们相互之间的权谋、心机与算计的操纵、运筹和暗示，乃至对他们人类根性的负面的洞彻与揭橥，都称得上是惟妙睢肖，力透纸背。是朱苏进凝重而狞厉的“第三只眼”对当代中国军界世态人心的又一次杰出“凝眸”。
三是对当代中国军队和军人的宏观的“形而上”思考。作家非常得体和艺术地在作品中融入了大量的关于我军的建军思想、方针、政策，关于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军人素养，关于我军现代化进程中暴露的种种弱弊及痼疾等宏观的思索与议论。从而使整部作品弥散着一股高屋建瓴的大气，闪烁着一层机智警辟的理性光辉。这在当代和平军营生活创作中是罕见的。它不仅反映了一个军队作家严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还说明了作家对当代中国军队和战争所进行的非文学化的职业思考与研究确实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炮群》之于朱苏进已经成为历史，《炮群》的全部辉煌与黯淡也已经引发了我的深深的脉叹。剩下的问题是：在当今的文学情形下，军旅文学突破的曙光何在？朱苏进作为曾经的军旅作家中的卓越代表，作为一位从不苟作的严肃作家，近二十年来在影视编剧中屡战屡捷，却在小说创作上交了白卷，这种选择对于朱苏进的文学道路意味着什么？对于整个当代军旅文学又意味着什么呢？
《铁床》沉重
海波的《铁床》首发于《小说家》一九八四年第三期，一九八五年由百花文艺出版单行本，是作家唯一的一部军旅文学长篇小说。作为一名军内“先锋”作家，海渡无疑是文学观念变革意识觉醒较早的一个，《铁床》大量运用意识流等西方现代小说手法和技巧，令人耳目一新。
一个“让人看了扫兴”的土丘上，坐落着空军一个编制三人的小导航站。站里的三个军人从不操练，连军容都不大整洁，有限的任务只是机场飞行时重复着无限循环的“三长两短”的导航信号。一切看起来简单、平庸、毫无趣味，然而正是这看起来似极其平静的表层下，却包蕴着极不寻常的内心情感的波澜，三个军人无一不背负着心灵重负，透过这些心灵沉疴，折射的又是有关社会、历史和人性的深切反思。
站长杜炜是航校毕业的优秀飞行员，正当他梦想着去蓝天自由翱翔的时候，却被狂热的政治运动推上了样板戏的舞台。经过半年多扛“麦包”的演员生活和微妙的感情经历，再回到飞行员岗位的他，头次飞行就神魂迷乱地扳错了电门，误投的副油箱酿成的烈火毁坏了一个妙龄少女的面容，为此他被罚在肇事地点旁边的小导航站服了九年心灵的苦役，而且这种“服役”方式也由最初的被迫变戒了出自内心的自觉自愿。年复一年，他日渐变得木讷少言，似乎只有在不间歇、超负荷的劳作中，他那种强烈的赎罪心理才能得到片段的安宁。这一切看起来是多么的不可理喻！然而唯其如此，方能显示作家探究心灵和人性所达到的深度。或许错误的历史和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说过去就过去了，唯有心灵不行，只要这颗心还跳动着，深藏其中的伤痛就不会平息，一颗有良知的心就会为自己所犯的罪孽永远忏悔。
第二年兵孔天先，为了有朝一日穿上一双“将校靴”，实现个人奋斗的梦想，伪造敌情，鸣枪自伤，不惜以性命换取功名。然而军功章到手之日，也是他背上沉重的心灵包袱之时。经过一系列的变故，尤其是暴风中的生死考验，使他体验到一名军人真正的崇高与荣誉，他的心灵合乎情理地走向了觉醒。在向指导员坦白真相并上缴那枚三等功奖章的路上，面对飞机突然遇到的险情，他本能地用身体化解了灾难，用壮烈的牺牲完成了心灵的升华。
与杜炜和孔天先的情感内敛相比，孤儿出身、当了十四年大头兵的曾冠阳则用一种极为外露的形式表现情感，他动不动就乱发脾气、骂骂咧咧、发泄不满。因为他是参加尖端试验付出了健康，却多年处在军队让他复员而地方又不接受的尴尬境地，更有他在前途困窘、凄雨湿迷的故乡之夜，与一位地主女儿邂逅、相爱的隐私，那位姑娘把人生最美好的情感给了他，自己却悄悄地消失了——为了不连累他。他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在自责与思念。他用放纵的言行，消解内心真正的痛苦，同样达到了揭示灵魂的深度。
三个军人中间，跳跃、飘荡的是孔天先的孪生妹妹孔天后和一个蒙面姑娘。孔天后无疑是新时代的代表，她敢作敢为，毫无心理负担，只要不犯法她什么都敢干，与三位军人的心性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个蒙面姑娘，作为假想的受害少女，像一座流动着的历史见证，时时提醒着人们奠忘过去的不幸。两位女性一横一纵，组成了心灵的十字架，上面钉着三名军人滴血的心灵……
还有那三张刻满士兵姓名，锈迹斑斑的铁床，象征意味耐人寻味。它象征着我们古老而多灾多难的国度？还是同样曲折、复杂的军队？也许都有一点。但它更象征着从苦难和矛盾中走过的战士和所有经风历雨的痛苦而沉重的心灵。小说思想犀利，文笔老道，其美学观念、艺术风格诸方面，也都有独特、创新之处。
《穿越死亡》的高度
以一九七九年中越边疆局部战争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甚多，且不乏精彩者，但在长篇领域有所作为者则首推朱秀海。他一九九五年推出的《穿越死亡》（工人出版社），堪称迄今为止“南线”题材的总结之作。
总体来看，《穿越死亡》是一部严谨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豪迈的理想主义激情相结合的厚重之作。它具有俄罗斯油画一般的沉甸甸的质感，又像中国的太极功夫，内蕴深邃，其绵绵掌力不绝如潮涌迎面逼来，写得绵密细腻而不乏大气，从容舒缓而又有力度，惊心动魄而发入深省。具体而言，其主要成就有三：
第一，它建筑了一个最适合支撑或容纳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的小全景式的故事框架。全书以一次收复失地的中型战役作为背景，细致而有层次地展开了从我前沿团指挥所到前线战斗排的丰富的画面。最具特色的是这个故事中间所出现的巨大逆转和反弹：在最初的作战预案中毫不起眼的“634高地”随着战斗的纵深发展而逐渐成为整个战役成败的关键之地，而原先作为预备队的战斗力弱中之弱的二营九连三排竟然鬼使神差而又别无选择地成为了能够去攻打“634高地”的唯一力量。矛盾的急转直下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和巨大张力，就这样紧紧地绷住了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显得波澜起伏而悬念选出。尤为难得的是，这种情节的设置和突变毫无牵强和人为编造的痕迹，它完全是按照战争的规律和逻辑环环相扣，层层推进，剥笋式地自然展开。从作战预案到战斗计划及至每一个战士战术动作的精密和准确，使得这个风云变幻奇谲莫测的故事框架扣人心弦而又令人信服。它的真实性和传奇性保证了作品的可读性，提供了一部长篇小说走向成功的基本前提，同时又为展现主题和塑造人物提供了一个坚实而丰满的故事载体和广阔而自由的艺术空间。
第二，它直逼死亡这一战争中的主要矛盾和战争文学中的熏大主题，并以死亡为镜子来洞察人物的灵魂和照取人性的深度，仅此一点，就大大丰富与深化了当代战争文学的思考层面。此前我们的战争文学在英雄主义的规范下，只注意突出和强化英雄人物英勇无畏的一面，似乎他们天生的不怕死，而多少有些忽略了他们从平凡到伟大，从懦弱到无畏的转化过程。《穿越死亡》恰恰从这里进入，它将一个只有十七岁的文弱大少年上官峰担任排长的九连三排置于死亡之谷，就是为充分展现一个平凡的军人面临死亡的心灵裂变和人格升华。作品勇敢地正视死亡带给人们生理和心理的恐惧，指出“生命的本能拒绝死亡”这一简单的道理，大胆地让主人公（上官峰）承认：“死是具体的，突如其来的。它让我恐惧。这很可耻吗？不。生是每一棵小草都无限渴望的……”“战争的艺术不是死的艺术而是生的艺术。战争就是躲避和战胜死亡。”作者赋予上官峰过多的关于死亡的冥想和形而上思考也许有点强加于人，但他对于死亡阴影的笼罩和氖围的渲染，对于每一个人恐惧心理的刻画和恐惧体验的触摸，是具体入微而准确到位的。把这一点写足了，一个个凡人向英雄的高度攀登的出发点才是真实可信和坚实有力的。小说的难度更在于让这些人物符合人性和性格的规律向前发展，为每个人都找出各自不同而又雄辩有力的行为动机和辩护理由——或从理智出发，或从感情出发，或从个性出发；或为了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或为了军人的职责与荣誉，或为了个人前途和命运，或仍然是为了害怕（战后上军事法庭），最终都战胜了恐惧，穿越了死亡，成为了“高地”上的英雄。
第三，它塑造了一系列富于个性色彩或人格魅力或性格特征，同时又包蕴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在从战士到军长有名有姓的近四十人当中，团长江涛、副团长刘宗魁、排长上官峰等形象最为英武和丰满。江涛作为将门之子，刘宗魁作为农民之子，作者有意识地在他们之间进行对比，发现差异，寻找合点。他以江涛的职业军人精神和当代军人意识来反衬刘宗魁的偏颇与执拗，又以刘宗魁的坚韧踏实和奉献精神来修补江涛的好高骛远与华而不实。这种性格的反差不仅具有艺术的魅力，而且显示了作者对于中国军人素质修养和军队建设走向的深层思考与理论设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朱秀海还对两类青年军旅作家（军门之子与农民之子）各自的局限都有所超越，他对农民军人的熟稔显然为朱苏进所不及，他对将门子弟（如江涛）的把握也许不如朱苏进深刻，但比其他农民军人作家却要略胜一筹。而把这两类军人的典型写得势均力敌如双峰并峙、双水分流，在当代军旅文学人物长廊中也是不可多见的。至于以十七岁的赢弱之肩挑起一个排“穿越死亡”重担的上官峰，就更是一个独特的创造了。
作品的不足之处，是在艺术处理方面还欠周密和精致，密实而不够疏朗，显得缺乏节奏感；后半部某些议论和思考显得太形而上和直白等。
新的趋势：《突出重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柳建伟的长篇小说创作开始发力，一部地方题材的《北方城郭》令文坛瞩目。一九九八年，他又推出军旅长篇小说《突出重围》，后改编成同名电视尉引起轰动，代表了此一阶段军旅长篇小说创作的新趋势。
《突出重围》（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主要描写了一场模拟高科技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大演习。一个装备精良、代表目前中国军队主体力量的满编甲种师在与装备了高科技武器的乙种师的战术对抗中屡遭败绩，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军队在二十世纪末世界军事、政治、经济格局中所面临的严峻的生存挑战。作品歌颂了当代中国军人在技术落后以及和平条件下滋养的观念陈旧、私欲膨胀和物质利诱等重重围困中杀出一条血路的英雄气概。
作品中，甲种师A师三败于乙种师C师：首败于师长黄兴安的指挥无方和高科技装备落后。黄兴安是一名传统型的优秀带兵人，个人军政素质过硬，部队也带得呱呱叫，但知识贫乏和战争观念的落后，使他扮演了失败的角色。再败于指挥机制混乱。首战败将黄兴安作了演习顾问，但还掌握着实际指挥权，并且越级指挥。演习司令范英明的个人能力堪与C师朱海鹏对抗，可是有职无权，英雄无用武之地，部队还是按照黄兴安的老方法来，于是重蹈覆辙。三败于后勤物资供应脱节。由于和平日久，社会上的拜金主义等不良习气日渐侵入军营，油料科长王思平私欲膨胀，把战备汽油卖给不法分子，从中牟取暴利。副师长高军谊明知有诈，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终使A师的坦克、装甲车在关键时刻成为一堆废铁，再次败北。
概括来说，《突出重围》首先是一部忧患之作，体现了军队作家对当下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认知水平和表达能力，呈现出沉郁、激越的美学风范，暗台了转型社会的时代精神。其次是一部全景式描写当下部队生存境况的厚重之作，对新时期以来和平军旅小说的整体水准作了一次冲击。再次是军旅文学的中锋正笔之作，它的内在精神是属于正宗军旅文学的，在高扬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同时，充分展示了其他声部的强有力的存在。四是一部描画人物群相之作，几十个人物分布在从普通士兵到大军区司令员这一广阔的空间里，错落有致，浓淡相宜。方英达、朱海鹏、范英明、黄兴安等人物形象，富有创造性。最后还是一部雅俗共赏之作，结构完整、故事跌宕、情节丰富。
总之，作家以过人的胆魄与敏锐，站在谁来保卫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的高度，勇敢地直面世纪末中国军队的现实处境和可能面临的未来挑战，热切地呼唤“质量建军、科技强军”，表现了对国家利益、民族命运深切的忧患意识和勇于承担的盛世危言品格，并以高科技领域的新鲜风景支撑了这一重大的主题表达和敏锐的思想发现，拨动了时代与民族最敏感的神经。但该作品跨文学的成功多少也掩饰了传达主题的过于操切与直露、语言失之粗糙直白、少数情节与细节还缺乏坚实的生活依据等方面的不足。
（原载《解放军文艺》2009年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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