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面说过，本吴庄西边参加国民党的比较多。出去革命就像今天的打工者们一样，先出去的一个，总要带走一帮。因此，第一个出去的人，参加什么组织，往往影响后面的一批。

    有一天，本吴庄西边在外面国民党部队当差的李铁路，带着一个勤务兵，穿着军官服装，大摇大摆地回来了。

    一回来，他召集村子里的老人们开会。曾祖父李光天也去了。

    李铁路站在一个稻草堆上，先是朝天放了枪，然后说：“你们听着，我现在是国民党十五军独立团团长，准备进山剿匪了。都本乡本土的，念在一村一姓的面上，把丑话说在前头，你们家谁有人在山上，赶紧劝回来，不回来，打死了，莫说我没给大家面子。”

    大家都不说话。

    李铁路指着李来福说：“你家的文化，听说在山上？”

    李来福点头哈腰地说：“好侄儿，我不晓得咧。”

    李铁路说：“我都听说了，赶紧想办法劝回来，红四方面军越过平汉路，不晓得死了多少人！都往四川方向逃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他们等不到了。下山来投降才有出路。”

    李来福说：“真不晓得，要是遇到了，你一枪给我打死他。”

    李铁路说：“那倒不至于，主要看他的表现。再说，你的大儿子，还在中央军的部队当秘书呢，也得给点面子。不过，对其他人，我可不客气了。”

    说完，李铁路一指我曾祖父：“你的两个儿子，听说都参加了共产党的部队？”

    我的曾祖父李光天说：“报告李团长，我不晓得。都出去找口饭，说没影就没影了。”

    李铁路说：“共匪进村时，听说你大儿子和徐向前一起回来了？”

    我曾祖父说：“哪个说的，我没见过啊！”

    “真没见过？”

    “真没见过。他们说你妹妹李铁梅也参加了共党，你信吗？”

    本吴庄的人们一下子笑了起来。李铁路有些气恼地说：“那是造谣！诬蔑！我妹妹，一个女伢，么样会参加革命呢？”

    他话头一转：“你家老二李成义呢？他到哪里去了？”

    我曾祖父还没说话，但我曾祖母在人群中突然一下子哭了起来：“伢啊，你命苦呀，到哪里去了咧，么样不回家看看娘呢？”

    曾祖母一哭，人群中很多女人都伤心地哭了起来：“我苦命的伢啊，你死到哪里去了啊……”

    这会便开不下去了。本吴庄出去了那么多人，谁晓得他们都干么事去了呢？有的参加了革命，有的被抓壮丁加入国民党，还有的上山参加了游击队，也有的上山当了土匪，还有的到武汉去做生意，有的到外面去要饭……兵荒马乱，哪个也不晓得。

    李铁路这话便讲不下去了。下面有的是他亲属，有的与他家相邻，其他的都是看着他长大，还有奶过他的，他讲着讲着，发现做官莫从家乡过的道理，最后只好灰溜溜地说：“你们不说，那我们只有在战场上见了，到时子弹可不认人……”

    不管子弹认不认人。本吴庄人要过自己的日子。他们一面关心革命的动向，一边关心自己亲人的安危。

    我母亲说，四方面军撤走的那一晚，半夜三更时，有许多人进了我们村子，他们叫醒我曾祖父。在一行严密的岗哨下，搬了许多东西进来。

    其中，就有我大爷爷李成仁。

    “大，我们暂时要走了，徐司令说有些东西，放在你这里先藏着。等我们回来时再来取。”

    “嗯。”

    “大，一定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嗯。”

    “大，一定要保管好，这比命都重要。”

    “嗯。”

    曾祖父嘴里永远是一个“嗯”字。至于什么东西，他不问。

    曾祖母拥抱了一下自己的大儿子，泪水哗地便流了下来。

    “娘，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说完，部队一下子便消失在黑夜中了。

    接着，轰轰烈烈的革命一下子消沉了。

    村庄和村庄周围，四处都传来死人的消息。

    “四方面军入川啦……”

    “革命转入低谷啊……”

    “死了好多好多人啊……”

    各种各样的消息从山那边传来，得不到印证。

    过不久，山那边出现了一彪队伍，打着青天白日旗。

    是国民党的部队！

    他们又开始围剿苏区了！

    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

    本吴庄一下子又萧条起来。

    曾祖父每到天黑，便闩上门。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跑到地洞里睡觉。村子里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筑围墙。李来福家的帮工和佣人，整天抬石头。进入本吴庄的路，封得越来越死。

    国民党的部队驻扎在河滩上。由于都知道这个村子里出了李铁路，还有李来福的大儿子李从容，所以他们一般都不入我们本吴庄，而到了其他村庄，那些当兵的，让家家户户鸡飞狗跳，鸡犬不宁。

    这是个什么世道啊！我的曾祖母每天叹息着说。

    她开始越来越担心他的两个儿子。而她的儿子，从此渺无音讯。只有从山外吹来的风，一股又一股，穿过楼道，刮到山的那一边，最后无影无踪。

    三爷爷李成和坐在家中，慢慢地变得一言不发。

    有一天夜里，我曾祖父听到了悄悄的声响。

    声音很低，但他还是听到了。

    “是土匪！”他对我曾祖母说。

    看到一家人钻进了地洞，我曾祖父拿着一只板凳，来到了火房。他听到土匪在外面挖墙洞。

    外面的人窸窸窣窣，里面的人却清清楚楚。

    外面的人悄声说：“快挖，从这家开始，他们家开过当铺和票号，据说有银元。”

    我曾祖父听了笑。

    终于，本吴庄的青砖墙被土匪们挖开了一个小洞，仅够一个人头伸进来。外面的人说：“我伸头进去看看，看人家都睡熟了没。”

    当他把头伸进来，我曾祖父的板凳就放了下去。不是打砸，而且牢牢地卡在了土匪的脖子上。

    土匪痛得大叫：“快！把我拉回去。”

    天漆黑，他没弄明白，因为被凳子卡住了头。外面的人越拉，他痛得越厉害。

    我曾祖父不说话，他死死地坐在板凳上。板凳抵在墙上，很牢固。板凳是团木做的，很坚硬。

    外面的狠拉，让伸进头的土匪渐渐没有了声息。外面的人狠狠地拉，最后只听咔嚓一声响，土匪的身首便异处了。

    外面的人抢了半具尸体，里面的我曾祖父，拿到了一颗人头。

    外面的人突然发起火来：“烧，烧，烧掉这个村庄！”

    还没等他们点火，本吴庄的铜锣突然响起来：“打土匪啊！”

    一时，火把便围成铁桶一般，围着村庄一周。

    “快撤！有准备！”土匪们丢下尸体，跑了。

    第二天，土匪的头被挂在本吴庄的寨子上。好长时间，土匪不敢再来村庄。

    李来福见到我曾祖父说：“你小心，怕土匪们来报复我们村庄啊！”

    我曾祖父说：“除了命，我什么也没有，不怕他们来！”

    李来福哼了一声走了。

    我曾祖父知道，李来福怕土匪来打劫他家的财产。

    结果，土匪们没来，屯兵的国民党部队长却带着一小队人马进村了。

    全村人都被召集在打谷场上。

    部队长开始训话：“你们这个村，成分复杂，参加共匪的有，参加我军的也有，我们不准备杀人，但部队需要一些钱粮，家家户户按人头捐。”

    他的话一说，有人就开始哭了。

    一九三五年，由于黄安大旱歉收，村民们都吃不饱，哪里还有钱粮捐献？

    队伍到每一家，每一家都表示：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部队长住在李来福家，感觉很没面子。

    李来福说：“这个村不能硬来，硬来会官逼民反。”

    李来福又说：“这个村的村民民风剽悍，一急就会拼命。”

    李来福还说：“这个村也就李光天家还有点底子。”

    于是，部队长带人来到我曾祖父家里来了。

    “替村民交点吧，不然，他们就忍不住，出了问题，卑职也没办法。”

    曾祖父说：“哪里有钱呢？”

    部队长说：“你可以印钱呀，你家印的钱原来不是行销鄂豫皖吗？”

    李光天说：“早就不流通了，兵荒马乱的，个人的钱庄办不下去了。”

    部队长说：“反正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捐赠一千个大洋就可。”

    曾祖父开始抽烟，他的烟斗抖得很厉害。

    “如果的确没有，会么样？”

    “没有？那只有拿人头来见。”部队长说。他的脸上，青筋毕露。

    “你说话算话吗？”

    “我堂堂的一军之长，能不算话吗？”

    “那好。”我曾祖父说。他回答得很干脆。

    第二天早上，他见到了我曾祖父李光天。不过，他见到的，不是活着的李光天，而是死了的李光天。

    李光天上吊了。

    他把自己吊在了城楼上。

    我的曾祖父死了。他把自己挂在我们本吴庄的寨子上，所有进寨子的人，都能看到。

    寨子上有人喊：“见到了人头，你们该撤兵了！”

    部队长的队伍，先是列队站在本吴庄的寨门外，最后悄悄地撤走了。撤走前，让我们本吴庄的人没想到的是，部队长还派人送来了一百块银元。

    部队长讲：“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一条血性汉子！”

    我曾祖父以自己的死，救了全村子人的命，换来了本吴庄暂时的安宁。从此，李光天在地下私自流通的票号，慢慢开始贬值，并且一贬再贬，一泻千里，终于遭到挤兑，渐渐的市面上就没有了。本吴庄好大一片人所记起的，也仅是一个老人，曾在寒冬腊月，年终岁始，偷偷地在他们家的门前挂猪肉的情形。人们一边感慨的同时，一边为自己的命运而发愁叹息。

    李来福走在送葬的人群里，似乎哭得很伤心。风一阵又一阵地吹在城墙上，再弹回来，听上去悲风阵阵。

    埋葬了曾祖父李光天，曾祖母的头发一夜间全白了。从此，三爷爷便打消了要出去革命的念头。

    三爷爷记得，父亲李光天死前的那个晚上，只留给了他短短几句话：记住，本吴庄祠堂里的那尊佛像，永远动不得。那下面藏有东西，是徐司令他们的。

    他还说：“伢啊，总有一天，徐司令会打回来！”

    李光天的死在本吴庄引起了很大震动。从此，家家户户不到天黑便关门闭户。一到黄昏，整个本吴庄死一般的沉寂。

    从此，我曾祖母的眼里老是流着眼泪，而我三爷爷李成和的眼里老是冒着怒火。

    李来福见了很害怕。他派人来帮我三爷爷种地，插秧。

    李来福说，李光天是为寨子死的，死了我们不能不管他的家人。

    三爷爷李成和不说话。他开始拼命干活。后来，还用部队长给的那一百块大银元，置了一些田地。三爷爷想不到，正是这几亩地，在解放后给他带来了大麻烦，革命者李登高的老婆赵春玲把他划为富农。

    有天，一个从河南来要饭的人晕倒在我家门前，三爷爷给了他一碗饭吃。那个人救过来了。

    醒来后，李成和问他为什么从河南跑这么远来要饭。

    那个乞丐哭着说：“一路上都要不到啊，到处都是死人……”

    三爷爷的心便软了。他问：“你愿不愿意留下来？愿意，就在我家帮我种田种地，好歹有口饭吃。”

    那个乞丐双腿便跪下来了。

    三爷爷想不到，正是由于收留了这个乞丐，解放后他被整得死去活来。

    三爷爷开始像曾祖父一样，到外面贩猪卖。靠着这个手艺，我们家里能闻到肉香味了。

    曾祖母便张罗给三爷爷找一个媳妇。

    三爷爷说：“要什么媳妇！这年头，谁能保证能活过明天？”

    曾祖母说：“不管明天怎么样，今天就要好好活！”

    于是不久，三爷爷结婚了。他娶了一个邻村的姑娘，喜事没有像他人那样大操大办。只请了几个较近的亲戚热闹热闹。

    请客那天，李来福突然让人送来了半扇猪肉。三爷爷去还礼，给了李来福家三块银元。

    三爷爷说：“不能让他小看了我们孤儿寡母！”

    这三块银元，给我们家惹来了祸。

    李来福的大儿子李从容刚好在家休假。看到了这三块银元，鼻子冒烟了。“一个穷人家，还有银元？是不是共产党？”

    李来福躺在床上，说：“他爹是为村庄死的，不要再惹事了。”

    李从容说：“这事还得好好查查。”

    李来福说：“文化说了，李光天家对革命有功，不能动他们家。”

    李从容说：“大，这个文化不听话，听说他又派人端掉了我们一个排。要不是我在上面顶着，恐怕你们早没命了。”

    李来福长叹一声：“世界不太平，何时是个了啊。”

    李从容不听，他跑到我爷爷家里来了。

    我曾祖母坐在堂上，毕恭毕敬地欢迎他。

    “大娘，成和干得还好吗？”

    “一般一般，就是糊个口呀。”

    “糊口？糊口还能大方地送三个银元给我大？”

    “因为你们家的礼重，他不想亏欠啊。”

    这时三爷爷李成和进屋了。看到李从容，连忙加茶。

    李从容说：“听说贩猪赚了钱？”

    李成和说：“就度个日子，难啊。沿途都是关卡，处处吃拿卡要，搞不好还把命搭上了。”

    李从容说：“有这事？”

    李成和说：“是啊，不是团丁便是土匪，有时连正规军也不给钱，把猪说赶走就赶走去吃了。”

    李从容说：“这样的事，你对我说，我给总部报告。妈拉个巴子，还欺侮到我们庄子里来了。”

    他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我曾祖母觉得空气中充满了杀人的气味。风有一搭没一搭地吹过，我家茅草棚上的草，在随风飘荡。

    李成和看着李从容没有走的意思，他知道李从容的意思了。把李从容带到院子里，拿了一把铁锹，说：“帮我挖吧。”

    李从容看着他。

    李成和自己动手挖了。挖着挖着，一个土瓷罐露了出来。

    李成和指着土罐说：“全部财产都在这里了。”

    李从容抱着土罐走了。李成和叹息着对我曾祖母说：“与他大一个样，杀人不眨眼啊。”

    李从容刚从我爷爷家离开不久，山上突然传来消息：李文化死了，请李家派人去收尸。

    这个消息来得非常突然。四方面军走后，李文化还留在大别山打游击，好久都没有回过村子了。

    李来福与李从容商量，决定派一个家丁去。可山上说，必须李家的人亲自去。

    李从容不敢去。他说：“我是国民党中央总部的，大家都晓得，我去怕是没了命，谁来给你续香火？”

    李来福便来找我三爷爷：“侄伢，你和我一起去吧。”

    “叔，山上全是队伍呢。”

    “我知道啊，侄伢，造孽啊。你大给游击队送过东西，他们不会杀你的。”

    李来福一说，我三爷爷怔住了。

    “么时送过啊，这可是要杀头的。”

    “伢啊，上次你送竹子上山，那竹子里全是盐巴，我都知道啊。”

    李成和吓出了一身大汗。

    他随李来福一起上山了。

    大别山的山山岭岭，走来走去，像是在原地踏步。他们走了整整一天，幸好没遇上土匪。到夜里，他们到达了游击队指定的地方。

    李来福见到李文化的尸体，从来没有流过泪的他，突然放声大哭。

    李文化是被内部肃反时整死的。苏区来的领导，在大别山深处掀起了腥风血雨。凡是有文化的、家庭说不清的、发过牢骚的，统统都以反革命和AB团被枪杀。

    李文化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被绑了起来。由于他是李来福的儿子，于是他自己也倒在自己人的枪下。

    李来福是真的哭了。我三爷爷趁机问送尸体的人，问见过他的大哥李成仁、二哥李成义没。

    送尸体的队员说：“我们也是偷偷从驻地跑出来的，毕竟是文化大哥带着我们一起参加革命的，乡里乡亲，哪个忍心看着他被狼叼走、被野狗分尸啊！听说你大哥他们打到了川陕，在那里建立了根据地。”

    送尸体的人还说：“我们也准备跑到那边去，听说你大哥在那里都当了团长了。至于你二哥，还从来没听说参加了革命。”

    三爷爷听了，一是高兴，二是悲伤。

    回来，三爷爷李成和把这个消息对曾祖母说了。曾祖母跪在菩萨像前，双手合十：“天王老子，保佑我的儿子平安吧……”

    从此，我的曾祖母一心念佛，不沾半点荤腥。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山上的土匪们来进攻本吴庄了。他们是在天亮时光临本吴庄的。那时，本吴庄的人都已睡熟，就连轮流放哨的人也睡得很沉。

    结果，土匪摸进村时，没有一个人知道。

    土匪先是烧了西边的茅草房，那天有风，风借火势，很快点燃了半个村庄。大人、小孩哭作一团。

    李来福的家站在高处，一个上厕所的家丁发现了火，连忙开枪，枪声让本吴庄打了一个激灵，全体人迅速醒来了。

    黑夜中，枪声不断。哭声不断。

    三爷爷虽然腿瘸，但他从地洞里钻出来，枪声响了，一枪解决了一个土匪。

    一场混战之后，本吴庄烧掉了半个村庄，被打死了七个老人，烧死了两个孩子，损失了五头耕牛……

    村庄里四处都是哭声。

    埋了死人之后，村庄里谈论的，有两个议题与我们家族相关：

    “要是李光天老哥还在，土匪什么时候来都能发现，不至于损失这么大！”

    “是啊，是啊。不过，他的三儿子李成和，什么时候学会打枪的呢？还打得这么准，死了的四个土匪，都是他打死的！要不，土匪撤得不会这样快！”

    村子里便商量出钱防土匪和打土匪的事。村民迅速议论开了。

    “找游击队打吧，他们最厉害。”

    马上有人接上话：“四方面军走后，茫茫的大山，游击队在哪里，哪个说得上呢？”

    “那就找国民党的部队来剿吧，这是他们的职责。”

    “找他们？哼，不是要钱，就是要东西，等钱粮到手，他们进山转一圈，说土匪找不到，就跑了。”

    “那还是自卫吧……”

    “自卫？村子里年轻精壮汉，都死的死了，走的走了，靠一些老头，怎么自卫啊？”

    大家说来说去，没有商议出个结果。李来福家最有钱，他最急。

    李来福说：“要不，一家出一点钱，与土匪讲和？“

    “讲和？可能吗？土匪贪得无厌，得尺进丈！”

    本吴庄的祠堂里吵成一团。最后，他们把目光投到我三爷爷李成和的脸上。

    李成和一直沉默，很少说话。此刻，他站起来说：“什么人都靠不了，自卫！”

    大家不做声。

    李成和又说：“来福叔家多出点钱，买枪！我们大家多出点力，战斗！”

    李来福有些不高兴：“为么事就要我家多出钱呢？”

    李成和说：“你想想，村子里的人都穷得一塌糊涂，就你家有钱，土匪会惦记谁呢？”

    李来福嘟囔着，大家一致说：“是啊是啊，土匪主要是惦记有钱人哩！”

    最后他们达成了一致意见，村子里成立了自卫委员会。李来福也终于出了钱，大家让李成和到武汉去买枪。

    兵荒马乱的年代，枪好买。但怎么运回来，大家发了愁。李成和说：“这事包在我身上。”

    于是，李成和带着两个人，去了武汉。

    那时去武汉只靠步行。但李成和推着板车，板车上装着几头猪。过岗哨时，国民党的士兵拦住了：“做么事的？”

    “贩猪的。”

    由于经常贩猪，这条路的许多岗哨成了李成和的熟人。他常常给几个铜板，或者是一块银元，人家的嘴便马上自觉地闭上了。

    于是，三个人，一路推着车，走了两天才到武汉。找到人后，买枪很顺利。回到住处，李成和对随行的两个人说：“你们去睡，我还有事。”

    两个人去睡了。李成和一个人悄悄地忙了一夜。那两个人只听见外面的猪叫得很厉害，但走了两天两宿，累得很，也就翻了个身睡了。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往回赶。回来的路上，再过岗哨时，哨兵问：“猪怎么了？怎么全是血？死了吗？”

    “是啊，突发病，都死了，人家不买，我们也舍不得扔。”

    “死猪都舍不得扔啊？”

    “老总，他们说得了猪瘟，我不信，拉回家去吃。老总，我们贩猪的不容易啊！”

    一个大洋上去，哨兵手一挥，就回来了。

    李来福站在村口等。

    “买回来了？”

    “买回来了。”

    “枪呢？”

    “等等就晓得了啵。”

    人们围在我家的堂屋外。李成和拿来一把刀，把几头躺在板车上的猪肚子上的线挑开，一大堆裹着血的铁疙瘩露了出来。所有的枪，经分解后，全都装在几头猪的肚子里。猪肚几乎全是空的。

    李来福惊大了眼睛。

    这么几个来回，村子里的自卫队就有枪了。

    他们决心和土匪干。村子里身体稍好的人，都集在山头上学瞄准。大家把枪往背上一甩，都觉得挺神气的。一个个练得很认真。

    只有李来福全天唉声叹气的。和土匪干，让他的心总是不踏实。于是，他又让村人围着村庄一圈，修起了城墙，如果里面不断粮断水，从外面任何敌人都进不了本吴庄。

    二

    还没和土匪干，日本人进来了。

    日本人是一九三八年的九月到达我们黄安县的。那时，黄安的乡下稻谷金黄，瓜果遍地。日本人初次来时，便出动了十八架飞机袭击我们的县城，投弹六十余枚，当场炸死二十四人，其中便有一个是我的远房亲戚。次年三月，更是出动飞机一百多架次，对县城、七里坪、八里湾进行了八次轰炸。村子里的老人们说，日本人所到之处，屠杀惨叫之声不绝于耳。他们常常把一村子的人都聚在一起，进行扫射或活埋。我们黄安的多起惨案便是这样发生的。老人们还说，日本人到达的地方，村庄迅速成为废墟，仅一九三八年，他们烧毁的房屋达六千四百四十余间，滥杀无辜百姓一万多人，抢夺粮食二十余万担，生猪五千余头……

    日本人到我们本吴庄来的那一天，骑着高头大马。先是几声冷枪响过，几队伪军在前开道，日本人跟在后面，大摇大摆地来到寨子下。

    村庄的老人说，日本人进入我们村是在一个黄昏。如血的残阳把天空拉扯得惨白，山上的鸟不叫，地面的雾不升。当外面的消息传来时，村子里的老老小小都躲到深山老林里去了。偌大的本吴庄顿时空寨一座。

    我母亲的记忆里，“日本人骑着高头大马，往往先是枪声，接着一大队穿黄皮军装的队伍出现在山头上……”

    但是，本吴庄的山头上已无人迹，风停草止。日本人似乎很失望。他们用望远镜眺望山庄，空寂的山峦金黄一片，如诗似画。他们把目光收回来，投向村庄，并且感到奇怪：人都跑到哪里去了呢？

    他们不知道，在我们本吴庄那里，许多山头的地下其实都是相通的，老百姓跑反跑累了，加之双腿跑不过子弹，比较危险。于是人们便想办法，在山头下挖洞，而且洞洞相连，洞中有洞，暗洞不断。即使敌人找到了洞口，钻进去，看到地洞犬牙交错，找个人是大海捞针，往往便烧上一阵，见没有人出来，悻悻而去。

    我母亲说，她听老人讲，日本人第一次到本吴庄时，是从村口进入村庄的。村庄甚至连狗叫声也没有。黄昏的夕阳射在这些外乡人的军服上，映衬的光芒有些空空荡荡。他们正为找不到老百姓恼火，点起火把准备烧掉村庄时，李来福出现了。

    他一个人站在寨子顶端，手里还提着水烟袋，没有一点害怕的意思。

    一个小汉奸认识李来福，对着日本人叽里咕噜了一阵子，比划了老半天说：“让你们的头人，出来说话。”

    李来福站在本吴庄的城墙上说：“我就是头人。”

    一个伪军喊：“放下吊板，皇军要进城。”

    李来福说：“么事是皇军？”

    伪军说：“皇军就是日本人！”

    李来福说：“日本人为么事进我们村呢？”

    伪军说：“是为了大东亚共荣。”

    李来福吩咐说：“放。”

    李成和说：“叔，不能放，我在武汉那边听说，日本人进村，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

    李来福说：“先放下，先礼后兵，看看再说。”

    日本人进来了。日本人进村时非常客气，对老一些的人，还带来了礼物。

    日本人叽里咕噜地讲了一堆话，本吴庄的人听不懂，一个胖胖的伪军在一边翻译：“皇军的意思，是要与大家分享共荣的快乐。”

    见本吴庄的人听不懂，伪军就翻译成：“皇军要与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本吴庄的人说：“听说日本人在另一个岛上，很远很远，我们也去不了，么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伪军答不上来。

    他回过头与皇军又叽哩呱啦一阵，很快打出了底牌说，只要村子里交出祠堂中的那尊佛像，就不动我们村人的一个指头。

    本吴庄的人大惑不解。祠堂里那佛像，放了好几百年了吧，只在族人一起祭扫时才想起，日本人么样晓得呢？

    李来福说：“难道，日本人也信佛？”

    伪军翻译说：“日本人信不信佛，不管他。交出来平安。”

    李来福说：“本吴庄有一条规矩，凡是动祠堂里的东西，都要和全村商量。”

    日本人走前下了最后通牒：“三天时间。三天过后，见不到佛像，格杀勿论！”

    本吴庄感觉到了日本人带来的扑面寒气。

    于是那个夜里，本吴庄四处都是火把。那些嘴巴说话管事的人，都聚在祠堂里面。

    “给不给呢？”

    “给吧。不就是一尊佛像么！”

    “不能给，那是我们祖上留下的，听说动了它，我们这块地镇不住，会带来灾难！”

    大家又争得不可开交。

    李成和最坚决：“不能给！”

    李成和又说：“几年前，一个风水先生路过这里，看了我们的祠堂，说我们村的兴旺，与这尊佛像有关。谁动了这尊佛，就会带来灾难！”

    李成和还说：“给了，我们对不起列祖列宗啊！”

    最后，大家商议的结果是：不能给！

    不能给，日本人又要，么办？

    大家商议的办法有两条：一个是再制一尊差不多的给他们，糊弄一下；第二个办法就是打！

    本吴庄易守难攻，只要粮食充足，加之村庄的地道四通八达，日本人不易攻进来！

    到哪里去找一尊差不多的佛像呢？

    一个老人说：“要不，把山头后面庙里的那座先送过去！”

    另一位老人说：“可惜了，全铜呢！”

    第二天，庙里的那尊佛像上路了。由架子车推着，吱吱呀呀地来到镇上。

    日本人问我三爷爷：“就是这座？”

    “就是这座。”

    “只有这座？”

    “只有这座！”

    日本人拿刀一刀砍下去，刀缺了口，铜像却丝毫无损。

    日本人笑了：“哟西！”

    三爷爷他们就回来了。

    回来的路上，他们碰到邻村一个逃难的，浑身是血。三爷爷是贩猪的，正好认识，就多问了一句：“老乡，哪里去呢？”

    逃难的说：“是三哥啊，你们快走吧，日本人把我们村的人全围起来，杀光了！老人小孩都冇放过！”

    “么回事？”

    “他们要我们交粮，我们不交，就把我们聚在打谷场上，用刀砍，用机枪射！”

    说话的人哭了起来：“三哥，人死得惨啊！日本人真不是人啊！”

    三爷爷的心里急起来。他的腿好像也不瘸了，走得飞快。

    本吴庄的人站在寨子山头上，笑着迎接他们。但屁股刚坐稳，喜悦还未散去，大家看到寨子外突然尘土飞扬。

    “不好，日本人发现破绽了！”

    “不会吧，这么快！”

    “到处都是汉奸，肯定是他们说的。”

    “要不，就硬打吧？”

    “打得过吗？”

    “打，大不了就是一条命！要死屌朝天，不死万万年！”

    “打！我们连土匪都不怕，连国民党的部队都不怕，还怕他一个小小的日本国人！”

    最后商议的结果，就是打。

    那时，正是刚刚收割后的季节，田野四处光光的一片。寨门收起后，日本人站在寨下的空地里，看上去一览无余。

    伪军在喊话：“皇军要来感谢你们，把寨门吊桥放下！”

    “这么多部队，肯定不是来慰问的。”李成和说。

    李来福也同意。

    “佛像我们已经交出了，说话要算数啊！”

    伪军说：“你们看，这是皇军送来的酒……”

    伪军还没说完，日本人的枪声就响起来了。他们等不及，就要攻寨子。

    枪声起初很稀，接着密密麻麻地响起来。

    三爷爷李成和说：“节约子弹，我们躲起来，先不打。”

    日本人打了半天，看到寨子一点反应都没有。他们唧咕了一阵，又喊话：“你们为啥要骗皇军？”

    “我们没有骗皇军！”

    “皇军说了，你们的铜像是假的。”

    “我们村就这一尊铜像。”

    “再不交出来，我们就要炮轰了！”

    “你们轰吧，冇得就是冇得。”

    我们本吴庄人原来不知道什么叫钢炮。日本人脾气急，很快在河滩上架起了钢炮。随着轰轰的一声声响起，寨子的城墙，被炸得七零八落。一个躲得慢的老人，顿时没了一条腿。

    “狗日的，钢炮还真厉害啊！”

    “大家躲起来，进山洞！”李来福说。

    本吴庄的人一直很奇怪，不爱打仗的李来福，打日本人居然很坚决。

    日本人轰了一阵，除了山头的石块飞舞，本吴庄的屋子被炸坏了一些外，他们还是没有攻进来。等日本人走近寨子时，我三爷爷一声令下，子弹突然点射。

    前面的伪军有的倒下了！

    人群中有人大叫：“三叔，我们冇法才带路啊，你别打我们啊！”

    一听，伪军中就有本吴庄的人。于是三叔下令：“专挑日本人打！”

    一枪，又一枪，日本人倒下了。

    伪军趁机大叫：“太君，撤吧，这个寨子，除了土匪爬城墙进去过，还从没有部队攻下过！”

    倒下了一堆日本人，皇军很生气。他们又调集钢炮，准备把本吴庄炸个稀巴烂。

    本吴庄依山而建，山是整块巨石，炮弹炸了半天，除外围的屋子炸毁外，本吴庄还是傲立着。

    战斗从中午打起，一直打到天黑。

    天黑时，日本人暂时撤军了。他们在河滩上扎寨。围成片，看样子是想把本吴庄包围起来。

    三爷爷说：“夜里，自卫队员都不许睡觉，防止日本人偷袭。”

    李来福说：“我也不睡，好多年冇动枪了，今天老子也开开荤！”

    入夜，河滩上没有动静。李成和和自卫队员在城头埋伏着。

    到了半夜，还是没有动静。

    有人说：“估计他们不会攻城了吧。”

    “不行！听说日本人很少打败仗，今天碰了个硬，一定会来报复。”

    五更时，枪声突然在河滩那边响起来。

    “三哥，不像是我们这边的。”

    “那是谁呢？”

    “是不是四方面军打回来了？”

    “不会，听说他们在四川待不下去，过雪山草地去了。”

    “是不是红二十军吴焕先和徐海东的部队？”

    “不会，他们也去了陕北。”

    “那是谁呢？大家在猜测。”

    “会不会是游击队？或者是红二十八军的队伍？”

    “有可能！我们得去帮他们。”

    于是，李成和带着骨干们走地道，来到一个望风口。他们伏在黑夜中听。

    他们听到了无比熟悉的乡音，是本吴庄人才有的声音。于是，李成和带着大家悄无声息地靠近，突然开火发力，两面夹击！

    日本人惊惶一片。有伪军喊：“我们中埋伏了，快跑啊！”

    伪军一跑，日本人在夜里看不清，以为是自己人跑，于是也跟着逃，丢了一路的弹药和钢炮。

    “三哥，是你们吗？”

    “是我们啊。六子啊，你们可回来了！”

    “是啊，三哥，连你们都敢和日本人干呀！”

    “这些狗东西，他们是外族，凭么事在我们的土地上耀武扬威的！”

    他们捡了一大堆武器，都进了寨子。

    “六子，这些武器，么样用啊？”李成和指着一堆钢炮问。

    “三哥，我们原来也不会用。不过我们队伍里有个知识分子，是中央特派来的。他懂啊。这下好了，有了这个，我们更不怕日本人了。”

    寨子里洋溢着喜悦的气息。李来福却很不高兴，因为他不喜欢游击队。

    六子说：“叔，现在不是国共两党打内战，是全民族抗战了。”

    六子又说：“叔，现在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起打鬼子！”

    六子还说：“不打鬼子，鬼子来了，我们全完了！”

    李来福不吱声。他对我三爷爷李成和说：“打鬼子我同意，打完后，你得让游击队走，越远越好！”

    李成和说：“叔，都是本乡本土，乡里乡亲的，连蒋光头都号召要抗战了，我们要团结啊。”

    李来福说：“蒋司令说要抗战，他的部队么样都投降日本人、为日本人效命呢？”

    六子队长说：“他搞两面派。不抗日，亡国；抗日，又怕亡党哩！”

    李来福不说话了。

    到了第二天一早，本吴庄人醒来时，吓了一大跳：河滩上遍是穿着军装的人，密得像蚂蚁搬家。

    李来福的脸都吓白了。

    队长六子的战斗经验比较丰富。他说：“不要怕，他们攻不进来。”

    特派员说：“把夜里缴来的钢炮也架上，等日本人靠近了再打。要省炮弹。”

    日本人不敢靠近，也是远远地打炮。炮打在本吴庄的寨子上，四处冒烟。

    但打了半天，他们见不到一个人。本吴庄的寨子是依山建在半山腰的，看上去是山上挂着个灯笼，石头硬得像铁。后面就是高山，只有一条小道，一般人不晓得。晓得的人也打不进来，只要不断水断粮，守个一年半载的没问题。

    日本人开始围上来了。前边的还是伪军，一边朝天放枪，一边叫：“莫打我们啊，我们也是被逼的，本乡本土的，乡亲们的枪口要认人啊！”

    队长六子笑了：“我们黄安人还真实在，都挺讲感情的。”

    他下令：炮弹一会儿要往后面的人群打。

    等伪军靠近不上前了，六子喊话：“弟兄们，我们都是中国人，过去打仗各为其主，现在都要团结一致打日本人！他们是外族人，是来占领瓜分我们土地的。你们想活命，就趴在地上！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

    六子的中气很足，他一喊，前面的伪军就趴在地上了。

    六子下令：打！

    轰……轰……轰轰轰……

    几发炮弹呼啸着落在日本人中间，河滩上顿时一片鬼哭狼嚎。日本人从北打到南，没想到在我们黄安，在一个小小的山村，还会遇到炮战，立刻就退下去了。

    趴在前面地上的伪军见日本人跑了，高喊：“老乡，好样的！打得好啊！”

    六子说：“赶紧告诉他们退兵，否则，你们再来也没有好果子吃！”

    伪军磕头般地退去了。

    这样的战斗又经历了几个来回，鬼子都没有得逞。

    从此，在离本吴庄几里的山路边，日本人修起了碉堡。但是，终于有一天，日本人还是抓住一个机会，杀了我们本吴庄不少人。

    我母亲讲，对本吴庄影响最大的一次屠杀就是日本人干的。他们从汉奸嘴里知道了一个山洞，喊不出来人，先是扫射，没有动静；接着放火烟熏，仍无动静；于是他们一气之下，找来毒气投了进去，结果躲在那个洞里一百多人，包括老人、女人和小孩，无一人幸免。

    我母亲说，“连狗也在洞外号啕大哭，不愿进去撕咬腐烂掉的尸体。”

    第四天，这个汉奸的脑袋，便被游击队挂在了镇上。谁也不知道游击队是怎样进入戒备森严的镇上的，反正后来当汉奸的几个人，个个都提心吊胆，对日本人也是能骗就骗。许多年后，我回故乡，与一位乡村哲人聊天。他说，别看今天，人们是富起来了，可要是打起仗来，汉奸不一定比过去少。今天的人们对金钱的热爱，已超过了爱生命的本身。

    就像一个无序的动物界一样，杀戮，已成本吴庄另一种常态。但过后不久，日本人也消停了。据游击队里的特派员说，日本人现在没有精力顾这儿，他们得准备武汉大会战呢。

    “蒋光头终于真的抗日了！”特派员高兴地说。

    但高兴归高兴，日本人的碉堡一修，本吴庄的人也出不了山，我的爷爷李成和感到，贩猪的生意是做不成了。他们原来都是种地的把式，现在，却成了自卫队员。

    六子队长教他们如何埋伏，如果组织队形，如何跟敌人战斗。

    李来福不高兴。他是大户，村子没粮，他得捐。他担心地对管家说：“游击队会不会在这里长住下去啊？长住下去，我们只有喝西北风了。”

    管家说：“老爷，眼前还不能赶他们走，他们走了，日本人就有可能攻进来了。”

    李来福说：“日本人看上去也不是说的那样凶啊。要不，第一次他们就可以下手了。”

    管家是读过私塾的人，有点文化。他说：“老爷有所不知，我听说，日本人所到之处，都是奸淫抢杀，无恶不作，不得不防。再说，游击队现在也不会打你，毕竟文化曾和他们一起战斗过……”

    李来福不吱声了。

    过了几天，他突然好奇地问：“日本人为么事非要我们祠堂的佛像不可？”

    管家说：“这个，倒真不晓得。只晓得大人说过，佛像是不能动了，动了菩萨显灵，要发怒的。”

    李来福于是叫来李成和问：“你晓得日本人为么事要我们的佛像？”

    李成和这些天正和特派员谈这事呢，心里有准备。他平静地说：“听说日本人是唐朝时从中原跑到海上的，是我们的儿子孙子，他们也信佛。这佛在我们庄保存了几百年，他们杀了那么多中国人，良心不安，想弄走自己供着呗。”

    李来福不相信。

    李成和不说话。

    李来福便挥手说：去吧。

    李成和回来对特派员说：“李来福估计在打佛像的主意。”

    特派员说：“不怕。有办法。”

    果然，那天夜里，李来福带着管家，偷偷地来到祠堂。管家的身上还带了一个凿子。两个人打着灯笼，鬼鬼祟祟的，站在佛像前。他们看佛，佛也看他们。他们脸上没有表情，佛却面带微笑。

    李来福说：“你凿一下试试，是不是金子做的啊。”

    管家拿出凿子，刚碰到佛身上。只听见祠堂中一声巨响，接着一声叹息。管家吓得凿子掉在地上。

    李来福说：“你提灯，我来试试。”他捡起凿子，刚举起来，突然，又一声响，一大群蝙蝠从黑暗中掠过，擦在他们的脸上。

    李来福怔住了。他本来就信神、怕鬼，看着这从小就围着玩的佛像，突然不敢动了。

    一个悠长的声音，像是从天上传来：啊啊啊噫噫噫嗬嗬嗬……

    李来福看管家，一转身，却发现管家变成了一个吊死鬼，吐着长舌，脸上像关公。

    李来福说：“你……你……你……”

    灯笼掉在地上，突然灭了。

    李来福拔起脚便跑。他一跑，管家也跑。他以为管家是鬼，管家以为他看到了鬼，两个人惊惊慌慌的，跑到家时，都趴在地上，起不来了。

    缓过气来，李来福狠狠踢了管家一脚：“你吓死我了！”

    管家说：“我好像见到了鬼。吐着舌头，红脸，在你身后。”

    李来福说：“怪了，我也见到了，在你身后呢。”

    他们越说越怕，最后让家丁来站在床前才敢睡着。

    他们决定白天时再去探个究竟。

    他们不知道这天夜里，李成和笑着对特派员说：“估计李来福还不甘心。”

    涂成红脸的特派员也笑着说：“当然。徐司令留的，我们一定要保管好。”

    第二天，李来福和管家装了香和表，像是来拜祭祖先的样子，在没人的时候钻进了祠堂。

    本吴庄的祠堂光线不好，有些黑。加上他们进来时怕人看见，关上了门，光线就更不好了。

    李来福觉得脖子上凉气嗖嗖的。他们蹑手蹑脚地走到佛像边，李来福刚把手贴在佛像上，突然感觉到鼻子上冰凉一片。他用手一摸，借着微亮的光，突然叫出声来：血！

    管家的身子抖起来。他后退一步，突然踩着一个软绵绵的东西，低头一看，声音颤抖起来：蛇！

    李来福看到，一条大蛇在管家的脚下，吐着芯子。

    他们突然觉得这个曾无比熟悉的地方，充满了陌生和恐惧。李来福向后一步，管家向前一步，他们两个撞在一起。

    由于穿着大绸袍，两个人全身是汗。李来福还不甘心，再次用手去碰佛像，突然觉得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抓了一下，一阵剧痛。

    他心中一凜，突然撒腿就跑。

    他一跑，管家也跑了出来。

    太阳底下，两个人才发现，彼此全身都洒满了血。

    李来福腿一软，跪在了地上。管家晕了过去。

    他们闭口不提此事，以后除了年节时烧香，他们再也不曾偷偷进去过。

    就这样，有一段时间，日本人、土匪、游击队，还有新五师，以及各村的自卫队，就那么在黄安城绕来绕去，打来打去，守来守去，却也相安无事。

    黄安的山高，林密，可打，可藏，可退，可守。

    各种消息传到黄安城特别是传到本吴庄时，新闻已成了旧闻：

    “红四方面军过了雪山草地，到达陕北了！”

    “西路军失败了！许多人都战死了！”

    “国共又合作啦，在山西打了胜仗啦！”

    本吴庄的人就互相问：“徐司令还在不在呢？”

    “听说李先念带的先头部队大都是我们红安人，大仗恶仗都得打啊。我们红安人狠得很！”

    “我们村子里出去的人，还不晓得有活着的没？”

    本吴庄人就这么在提心吊胆中，一边自问自答，一边慢慢吞吞地度日子。

    时间过得飞快。

    我的父亲母亲也在这样的环境中，渐渐地跟着长大。

    三

    当我们本吴庄的革命闹得正凶时，我母亲的家族也卷进了革命。

    许多年后，我长大了，觉得我母亲的命真苦，而她的家族同样如此。

    母亲在每次谈起她的祖父、她的父亲和她父亲的兄弟姐妹们时，眼泪总是忍不住往下掉，像我外公一样。外公谈起往事，动不动涕泪成行。

    我小时候，也觉得我的外公真爱哭，根本不相信他也差点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而我外公的眼泪是货真价实的，在我长大之后，虽然他已经自杀离开人世，我却彻底地相信了他。

    母亲每次讲起她的家族时，都摇头。那时，她往往在深夜里还能唱起她的祖父带着整个家庭参加革命时唱的那些歌：

    一更到来哟，

    正月初三夜，

    参军的女子，

    觉悟高呀嘿，

    从今的道路，

    不一样哟喂……

    飘在黑夜的歌声，深深印在了我的脑子里。

    我的曾外祖父是跟着张国焘参加长征的那一支。那一支当时和后来的命运都不太好，因此我曾外祖父一家一辈子注定了就是一个悲剧。我后来想，要说我们黄安县的人那么多参加了革命，我曾外祖父为什么偏偏分在张国焘的那一支呢？要说我们黄安县参加革命的那么多人后来都活着做了共和国的将军，而曾外祖父他们为什么又偏偏连个尸首都没有呢？

    多少年后，我外公总是为这个哭。

    外公一家十口人参加了长征。长征的斗争和艰苦如今大部分人都知道了，虽然现在的电视里讲起长征时，铺天盖地的都是中央军也即一方面军的长征，对从我们黄安故乡走出的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很少提及，但历史就是历史，时间越长，细节越模糊，大事反而越清楚。因此我也不必再述。总有一天，历史的尘埃拂去，大人物的光圈褪去，每个红军战士的坚定和他们的牺牲，终归会被世人知道。

    我外公参加长征时二十一岁，他们那个大家族参加长征时最大的四十八岁，就是我曾外祖父；最小的十二岁，就是我外公的七妹，一个据说长得相当漂亮的黄安小丫头。他们家参加长征的十口人外公数得清清楚楚，可我小时总是记不住，长大后懂事了，我外公又突然死了，连我母亲也数不全他们家参加长征的到底是哪十个人，而死在外面的人有的没有找到活人来证明，那些不知所终的人员还算不上烈士。

    我写到这里时有一点羞愧，因为我到今天连故去的母亲生日也说不准，更别说她们那个家族牺牲者之间的关系了。于是我盼望外公能够再活过来，多讲些那时候的故事。而爱哭的外公已长眠于世，那个曾经也疼过我的男人，最终却死于自杀。

    外公在我小时讲起这些故事时总是爱哭，讲着讲着便中断了。直到今天，我才能体味到，一个老人流下眼泪的珍贵。而当时，我觉得这个男人活得窝囊，黄安县的男人，在我眼里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怎么能够哭呢？

    但外公的确哭了。因此他讲的那些故事老是不连贯，这就给我今天写他们的历史增加了难度。不过我依稀记得的是，曾外祖父带领着他们的全家闹革命，跟着红四方面军一直不停往西南方向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红四方面军成立的那天，就在离我家不远的黄安县七里坪，我曾外祖父听到铜锣声，听到总指挥徐向前那一口还听不懂的山西话，便拉扯着一家人跟着队伍走了。出身农民的曾外祖父，上过几年私塾，他造反而且带着全家造反在我们那里算不上一件怪事，连董必武这样的清末秀才，出身优越家庭的人都参加了革命，说明了黄安人的骨髓里就存在着革命的因素。黄安人的骨子里流传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和“要死屌朝天，不死万万年”这样造反的基因。

    在我印象里，曾外祖父被我外公描述成一个极为威武的人，这样的人在黄安并不多见。但我曾外祖父也的确威武，就像我爷爷一样，后来好多老人都这样说。我也就相信了。穷得什么都没有的人，参加革命比谁都坚决，都忠诚。因此，我曾外祖父的感情用得上“朴素”这个词，在参加革命后，他很快成为一个绝对服从命令的军人，不知道也不习惯于拒绝，即使第五次反围剿时遭受到了失利，他也不认为“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存在着轻敌的错误。曾外祖父就这样忠诚地跟在队伍中，带着他参加革命的全家，带着要与中央红军会师的憧憬，以一名连长的身份行军、打仗。他们过江汉铁路，进四川，翻雪山，过草地，像每个红军战士那样。不同的是，我曾外祖父的一家分散在各个队伍中，等队伍重新集合时，总是要失去一个或者两个。准确地说，在第一次翻雪山时冻死了一个，过草地时死了一个。那时草地上四处都是死人，不以为怪。

    据我外公说，当他们准备翻雪山之前，他负责带领的七妹又突然得了痢疾，病得快不行了。

    多好的七妹啊！外公说。外公的上级不得不把她交给当地少数民族的老百姓。外公流着泪跪在老百姓一家前说，请你们收下我妹妹吧，把她养活就行，我把她送给你们了。老百姓一看外公的七妹病得快不行了，加之怕国民党的部队跟上来报复，因此坚决不收，但外公跪着不起来。老百姓到底善良，就收了。我外公千恩万谢地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又跟着队伍向前走了。

    穿过纵横数百里的茫茫大草地后，他们向班佑前进，到达之时又打下了包座，此时我曾外祖父的另一个儿子饿得两腿发软，看到红旗在阵地上飘扬时倒下去了。我外公说是在战斗中阵亡，但由于后来他的这个哥哥并没有评上烈士，因此我也说不好是不是阵亡。

    在我有限的童年记忆里，外公讲起红军会师的那一段原来是非常喜悦的。说起一、四方面军会师的场景，他双目炯炯有神。当时，他作为张国焘的骑兵之一，见证了历史上伟人们会面的时刻。在我外公的眼里，那天的两河口下着大雨。听说是与中央军会师，刚从四川撤出的四方面军欢呼声震动天地。一大早，张国焘带着三十铁骑出发，前往会师点。我外公就是随员之一。他们骑着高头大马，一路疾驰。到达会师点时，大雨如注。他们看到，毛主席带着一大帮人，早就离开营地几里开外，站在刚刚搭起的雨棚下欢迎他们。

    骑在前头的张国焘，白马点蹄，一个疾步立定，随着白马一声长啸，我外公看到，由于雨下得大，张国焘的马蹄落地时激起的雨水，甚至溅在了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脸上。

    我外公特别强调了这个细节。在他眼里，张国焘的野心就是从那一刻开始萌生的。因为有着八万精兵的四方面军兄弟们想不到，号称十万众的中央军，竟然只有一万多人，而且基本上衣衫破旧，拄着拐棍！

    我外公说，当时红军会师的喜悦未尽，张国焘这个王八蛋却无视中央的命令，想要另立中央的念头，就是从此时开始的。

    于是，这也就注定了这支军队的命运。

    那时，我曾外祖父作为一个普通的基层干部，还意识不到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因为上级对消息经常封锁。在短暂的会师喜悦褪尽之后，本来他们已经越过了草地，可在张国焘的命令下，后来他们的队伍又重新往来时的路上走。此时，队伍中多了朱德，不过他们根本不听这位红军之父兼造反司令的指挥。

    我曾外祖父一家活着的人跟着走在回去的路上。这一回去，他们家庭遭遇了巨大的伤亡。先是我曾外祖母陷入了前几天才越过的草地。这个坚强的、对几个儿子的死已不再掉泪的女人，她的头只向茫茫的草地上空张望了一下，看看灰暗的天空，天空没有给她任何暗示。于是，她的头没入，再没入，在巨大的沼泽地里，她恐惧的脸，成为许多人梦里真实的恐怖。

    我曾外祖父听人说，曾外祖母在完全陷入泥泞前，战士们只看到她的一只手，无助地伸向天空。我曾外祖父不知道我曾外祖母在陷入死亡前要说什么，但我不太相信她要喊什么口号，尽管后来人们说那只手像面旗帜。我宁可相信曾外祖母作为一个母亲，在死前还惦记着她的孩子们——那些可怜的孩子们，扛着枪，不知散落在何方。她就那样在草地上陷下去了。

    我曾外祖父当时顾不上这些，他跟着部队再次打回了原来的地方。其时国民党的部队和川军们吃得饱饱的，就在那儿等着。他们的部队到达百丈时，又艰难地打了一仗，损伤很大。此后，他们连连败仗，让四方面军陷入迷惘。直到林育英从苏联带回明确中央红军指挥地位的有关指示，并明确无误地传达到每个高级将领时，张国焘这个唯一见过列宁的革命者，另立中央的阴谋立马破产，他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立刻软下来了。于是，在徐向前、陈昌浩与朱德的斗争下，张国焘只得服从中央，再次指挥部队越过草地。但百丈这一战，我外公的腰部突然中弹，一队队的国民党部队从草地那边蜂拥而来。我曾外祖父他们只得服从再次越过草地的命令，又开始了艰难的战略大转移。他们身后，是衣着整齐的国民党的士兵。国民党士兵看着草地沼泽上那吓人的淤泥害怕，以为躺在上面的人全部死了，于是开始胡乱地放枪，对着倒在地上的尸体射击，不敢前行搜查。

    我外公也以为自己死了。他躺在那茫茫的枪声稀落的草地上，看着革命的队伍重新越过了这里，国民党的部队也离开了这里。他渐渐觉得自己想睡，后来也真的睡着了。直到一天一夜后醒来时，一轮清月高照，四处的风声似啼似哭，让他毛骨悚然。

    从此，有关他们三过草地、数过雪山的悲壮景象，就像噩梦一般在他心里缠绕。没有人愿意把生命抛在那寒冷、寂寞而又狰狞的土地上，他们匆忙的脚步就是为了活着。无论怎样的信念鼓舞着他们，我外公相信活着的力量是最强大的。

    他们得活着。

    我曾外祖父为了活着，为了他们参加革命的那个理想，在转了一个弯后继续跟着部队长征；而我外公为了活着，在挣扎着苏醒过来时，他意识到前面还是那片茫茫的沼泽，他一个人根本无法再行走过去。即使有最充足的粮食和水，没有整体的力量，他向前一步就是徒劳地靠近死亡。何况此时，我外公身上什么也没有呢？于是，为了活着，他解下身边死人身上的腰带，一边啃一边慢慢地沿着长征时的道路，一步步地爬回来，向着来时的那个方向。

    他不知道，他的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此时身在何方，是死是活。于是，我外公那时就非常想哭。但他不敢。他害怕哭声引来草原上的狼群，引来国民党的枪声。

    他一个劲地爬着。他渴望活着。

    而我曾外祖父继续前进。他们根本来不及收拾家人的尸体，也根本来不及擦干眼泪，就得一边战斗一边前进。在前进的过程中，他再次失去了亲人，在再次翻越夹金山时，他的一个亲人从高山上摔了下来，不治身亡；活着的人继续向前，到达党岭山头，由于空气稀薄，另一位亲人在奋力攀登时又不幸被前面掉下的人砸中，再也没有爬上来……

    这种非战斗中的死亡对我曾外祖父造成的伤害远甚于悲伤。因此，在一九三六年的十月，当我曾外祖父他们经历了十九个月的千辛万苦，与一、二方面军再次在会宁城会师时，我曾外祖父高兴得跳起来时才觉得身轻如燕，因为他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他们的部队在进入甘肃境内时，我曾外祖父见到了长征后他唯一见到的亲人——他的一个弟弟。他们在抱头痛哭之后被编入了西路军的部队，他们渡过黄河，向西挺进。由于中央的命令时进时退，他们在狭窄的河西走廊飘忽不定，最后，这支部队遭到了甘肃马匪骑兵团的猛烈袭击。在这支队伍里，我曾外祖父和他的弟弟再次书写了他们家族悲伤的命运。

    在这支沿途壮大的队伍中，还有几位九死一生的孕妇。有一次，他们又与马匪遭遇了。我曾外祖父和他们的团队担任了阻击任务。他第一次和他九死一生的弟弟并肩作战，兄弟重逢的喜悦很快被炮火与硝烟湮没。战斗进行时一位孕妇突然要生产——孩子的父亲早已倒在了长征路的那边。我曾外祖父他们一个团的人，为了保证那位孕妇突然的生育，在激战中死了十几个。我曾外祖父亲爱的弟弟，突然被一枚流弹击中，躺在他的怀中闭上了眼睛。

    由于亲眼见证了亲人的死亡，一向服从命令的曾外祖父向他们的团首长发怒：“我们死了这么多人，就是为了保护一个未出世的孩子吗？你明明知道，在这样的时候，孩子出生了也不能够活下来！”

    我曾外祖父说这话时双目圆睁，虎目垂泪。

    但团长的话更是斩钉截铁：“我们的革命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新生吗？不就是为了下一代能过上好日子吗？不就是为了共和国的未来吗？”

    就这几句简单的仓促的话，让我曾外祖父低下头来。他马上立正，敬礼，然后迅速转身向着还在战斗的硝烟冲去。这一去，他就没有再回过头来，当那位孕妇顺利生下孩子，却惨死于马匪铁蹄下的带血刀下时，一颗子弹也穿过了曾外祖父的胸部……

    而我外公命大，他在草地那边沿着来时的方向，凭着对生存强大的幻想和坚强的意志力，竟然最终走出了草地。后来，他从江西那边一路要饭一路躲避，终于走回了黄冈。起初，我外公不敢回到家乡，他像我另外一个亲戚周汝贵舅公一样，跑到麻城一个地主家打了多年的长工，直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才重新回到了黄安。

    去时十个人，回来竟然只有外公一个。外公站在他家已被烧毁的房屋前号啕大哭，他哭得十分悲伤。他们村的人说，没见过一个男人哭得那么悲伤。我外公从此天天跑到屋后的大山上张望，盼望着进山的路口会出现什么奇迹。但他失望了，直到革命胜利，直到共和国成立，春风把那个小小的山村吹拂了一次又一次，他也没有见到他的任何一个亲人，从出去革命时的那个路口上回来……

    我外公后来死心了。他不再把希望寄托在什么奇迹上，报纸上授衔的将军，没有一个是他们村子里的革命者，大约他们都在革命的路上牺牲了；也没有一个人，跑到他们那个闭塞的村庄里告诉他那些闹革命的亲人们的下落。整个黄安县四十八万人中，参加革命死去的就有十四万人，有名有姓的烈士还不到三万个，谁知道谁是在哪一场战斗中死去的呢？

    我外公后来死了心，便开始在乡间娶妻生子，并且背着逃兵的罪名在批斗中，挺过了那个非常时期，熬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终于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母亲讲起这些事时，开始抹眼泪。她们的家族，背着叛徒的罪名，熬过一个又一个非常时期的日子，时代投射在她心中的阴影，像我们这个家族一样沉重。

    母亲讲起她自己家族的故事时，泪水不比讲起我们李氏这个家族掉的少。在我们黄安，村村户户，不知有多少家的悲惨故事，都像风一样，不知被吹向了历史的何处。

    因此，我特别理解母亲。当她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坐在灯下一针又一针缝缝补补时，那一针一线，仿佛在编织着许多人的命运。

    这样的命运，随着她外嫁到我们李家，也须臾不曾离开过。

    四

    另外一个卷进革命的是我母亲的舅舅，我管他叫舅公。

    母亲每次回忆舅公的家庭史时，总是满怀忧伤。似乎，母亲的哪一门亲戚，哪一个家庭，都摆不脱与革命的关系。这正好印证了我初中语文老师常讲的那一句话，“在黄安，革命的魅力无处不在，革命的张力无处不存，革命的粘力无处不有。”

    革命原本离我们的生活是非常遥远的，离我近的只有母亲。母亲的家族，母亲舅舅的家族，以及她嫁给我父亲后来到李氏家族，她的记忆总要被无限的革命拉长。革命，好像一曲悠长的小夜曲，飘散在本吴庄周围那窄窄的深深的小巷里，莫测而幽深，让人看不见，又回避不了。

    听母亲说，我舅公的革命也是被逼的。当国民党团丁知道我曾外祖父带着一家人参加革命后，便将他的亲戚抓来，吊在树上问我曾外祖父一家到了哪里，要他们交代留在黄安县的地下组织。我舅公一家人便在其中，但是，黄安人硬起来，心像铁一样。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交代，最后，老一代的人基本上都被杀害了，剩下我十几岁的舅公，混在人堆中捡了一条命。

    又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当游击队摸下山时，我咬牙切齿的舅公一把火烧了团丁的驻地，在枪声中跟着鄂东游击队跑了。从此，他转战南北，由一个普通的士兵升到班长、排长、连长，最后官至团长。许多年后我们才知道，舅公在革命期间，经常是冲锋陷阵，多次受伤中弹，以至于直到他去世时还有些弹片未取出来。

    长征过后，经过了风风雨雨波波折折的四方面军在北上途中与二方面军会师甘孜，一九三六年十月与一方面军会师于会宁。此后中央军委指示第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浴血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五千余人，弹尽粮绝而败，未渡黄河的部队，在抗战开始后，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舅公就编入这个师里服役。

    抗战胜利后，舅公又加入了解放战争的行列。最后一次恶劣的战役使舅公终生难忘，那是他作为一个军人最后的一次战斗。

    战斗在家乡大别山的黄昏时候展开，攻击的信号打响后，一批又一批的先头部队倒下了，总部命令在黎明前务必结束战斗，先头部队受挫意味着后面的大部队将受到重创，贻误战机会导致整个战略的失利。

    这时候身为团长的舅公站了出来，带着受伤的手振臂高呼，勇往直前。一时应者云集，个个奋勇当先，势不可挡，跟在他的后面，强占了那个阵地，从而打赢了那场战役。

    那是刘邓大军挺进中原一次非常有名的战役，那次战役为大军东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打开了一条十分重要的通道。挺进中原的部队，如一把利剑，刺入了南京的心脏。

    战争结束后，舅公胸部和臂部中弹，被送到后方医院。在住院期间，刘邓首长亲自去医院看望了他。他们明白，自己的爱将兼战将，已不适合再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了。当时，舅公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直到解放后，才转到南方的医院里。在那里，舅公邂逅了自己一生的爱情，革命的婚姻有了传奇的色彩。

    孤零零负了重伤的舅公，在南方那所大城市的医院里住院时，认识了舅姥，并且爱上了她。

    那时候的舅姥是那所医院的护士，十七八岁的样子。那时舅公也够得上“三五八团”的要求了。因此，当他作为有军功的人提出这个要求时，组织上自然帮助张罗。

    但他们没有想到，当组织派人找舅姥谈话要她嫁给我舅公时，她却不同意组织的决定。

    “他那么大的年纪，可以当我的父亲，我为什么要嫁给他！”

    “他是革命功臣。”

    “谁爱嫁谁嫁，我不嫁。”

    这位有着天津人血统的舅姥，当初是随着日本人的一路轰炸，最后和家人一起跑反跑到广州的。家人一个个都死于炮火后，她被革命的军队救出，出于对革命者的崇拜，她留了下来并且选择在人民军队里从事护理工作。

    当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到身边的时候，她拒绝了。她可以尊敬他，却不愿嫁给他。

    舅公的一位战友——那所医院的领导人罚她扫地掏粪。

    她委屈得哭了。

    有一天，我舅公上厕所发现了。他批评了他的战友一顿。

    他说：“我要以我的方式让她答应。”

    于是奇特的一幕出现了。

    舅公穿上军装，径直找到舅姥。他拿出手枪放在桌上，对她说：“我们出生入死地打江山，你们却在后面享福，并且看不起我们。今天我就要你答应，不答应你有胆就开枪打死我，否则我就开枪打死自己……”

    舅公一边说一边亮出身上累累的伤疤。

    舅姥吓得哭了。

    她见过许许多多前来医院治病的英雄，却从来没有见过英雄用这样直接的方式进行爱情表白。

    几天之后，不知舅姥是出于害怕还是出自崇敬或同情，总之她答应了。不知天下还有没有比这更真诚、坦率而又简单、荒谬的爱情表达方式，总之她答应了。

    一个星期后，她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岁的舅公。一年后，大舅在广州出生。

    舅公从医院出来时，革命还未成功，还未彻底解放全中国，但舅公已不适合再上战场。因为多次负伤的关系，他身上有的弹片已不可能被顺利取出。于是，他向组织要求：“仗不能打了，我还是回黄安故乡去吧。”

    按照他的要求，舅公被送回了我们黄安县的老干院。

    一九五五年，舅公、舅姥和一大帮参加革命中途退役的老革命们，坐在老干院的那台黑白电视机前，看见他们的战友们一个个神采奕奕、精神抖擞地走上中南海的主席台受衔。

    他们将官服上的肩章、金星像金子一般闪闪发亮。

    一大群人坐在黄安县的老干院里。他们在为自己的战友们高兴时，又为自己没有赶上受衔而遗憾。因为负伤，他们都永远离开了部队。

    后来，我们黄安县一直被说成是“两百个将军同故乡”，但真正参与授衔的，只有六十一个。其他的人，按照当时授衔的标准，他们并没有戴上将星，而是像我舅公一样，从此隐入了历史的深处不语。

    但无论怎样，革命毕竟胜利了。那些一辈子在农田里为他人耕作的黄安庄稼佬，一下子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

    这些故事，后来都是我母亲讲起的。母亲讲述得断断续续。特别是到了晚年，她讲起往事时有些唠唠叨叨。不过，我仍能透过历史的硝烟迷雾，最终弄清与母亲有关联的三个家族的基本情况。所以直到今天，我坐在这里写他们时还想，如果不是母亲让我去读书识字，并真切地认识到人生的艰难与艰辛，可能也没有人再费这样的劲去读懂他们的过往和他们的村庄。毕竟，生活总是要向前看的，今天的许多人，已认为过去与他们没有干系。

    这更让我感到写本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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