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噩梦醒来是早晨。

    没收粮食事件发生后，母亲的记忆里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饥饿，而是无休止的劳动。

    直到今天，劳动带给人们的记忆是无穷无尽的。我母亲后来多次讲起当时的劳动。她一提起，泪水就变得滔滔不绝。

    母亲说：“伢啊，当时地主富农家的人不好过日子啊，最重和最苦的农活都派给了我们这些异类分子啊……”

    母亲说时，父亲阴沉着脸站在一边，然后父亲会叹息一声，出去。

    母亲便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对我讲过去的故事。

    母亲说，有一回，下面村子里挖渠排水时，下着大雨，人们都不敢靠近水库去开楼。所谓开楼，就是人们将水库的水位分为一级又一级，那里一个台阶接着一个台阶，就像楼梯一样。遇上水位太高或者雨水较小，村里便要开楼泄水或者放水。到了哪一级放多大的水，便要开一个楼。水满，如果不开楼的话，水库就有崩堤的危险；而干旱，如果不开楼，则农田的庄稼便全得旱死。

    母亲说，那次，黄安发大水，从来没见过那么大。当时水已漫过水库顶，有溃堤危险，因此，必须派人去水库开楼。

    开楼肯定是极其危险的。于是，生产队的头头们便派一个地主的儿子去开楼。

    这个地主的儿子习惯了这种被安排的命运，他一步一步地试探着往水中走，当他弯下腰摸到第一个楼口时，伸手去拉扯压在楼面上的水泥挡板。挡板下的吸力很大，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当他终于把挡板提起来时，水中巨大漩涡发出的吸力和惯性，像鬼一般地把他吸进楼洞里去了。

    站在山头上的人们发出一片惊呼。

    人们跑下去救人，但巨大的浪头很快卷没了他的身影。

    最后，人们在水库的出口处找到了地主儿子那面目全非的尸体。他在水库的楼口被吸进去，在狭窄的水道中被冲撞、呛死，又被水冲击着从水库的地下通道里排出来。

    我母亲说，“那真叫惨啊！”

    贫下中农们脸都白了。不过一个地主孩子的生命，在人们的眼里，又算得了什么呢？死了便死了，地主老头在埋了自己的儿子后，他的身体彻底佝偻了下去。不久，在又一次被批斗之后，这个地主选择了到水库跳水自杀。

    我母亲说：“他解脱了。”

    母亲说这话时，泪水毫不犹豫地流了出来。

    这就是本吴庄那时的生活逻辑。在一个集体缺粮吃的年代，大人们常常饿得昏倒在田地里，关于死也不再是什么新鲜事。革命那些年，死了多少人啊！本吴庄多少家绝代绝户，太阳还不是一样地升起吗？

    这件事发生后，我父亲特别害怕被派去水库开楼。所以，每次派他去时，我母亲都要跟在身后，在他身上拴一根绳子，再绑到山头的树上，才让他一步步下水。

    母亲说：“我怕他也被水楼中强大的引力吸了去。”

    所幸，一直到一九七八年的春天，十多年的光阴里，父亲曾多次被派去开楼或者填楼，但上面那种悲惨的事都没有在他身上发生。

    “老天有眼啊……”我母亲常说。

    这样的事没有，并不意味着其他的事情没有。

    母亲告诉我说，“伢啊，你爷爷和父亲每天出工时，都得赶在别人前面，而收工时都要落到别人后面，不然就要罚工和扣分啊！”

    事实上，只要一迟到，“地富反坏右”被罚工和扣工分是常有的事。为此爷爷不得不带着父亲弟兄四个，披星戴月，日夜兼程。

    村子里的一位大爷曾告诉我一个故事，说我爷爷爱面子，有一回在别人取笑他时，他忍不住生气了，一把把那个人按在泥田里，差别把对方给憋死了——这自然又是一件大事，本吴庄生产队的人罚他一天栽一斗的秧田！

    于是，在深夜的月光下，当所有的人都睡着了，我爷爷带着一家人，在蚊子的飞舞中，点着马灯，一棵接一棵地插秧。插到最后，田野里响起的，是一个家庭悲伤的哭声……

    父亲沉默的性格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养成的。他整日低着头，好像“黑五类”的儿子便不是人类，他们仅是一头头牛，生来就要挨鞭子；他们又像是一头头猪，要被人拳打脚踢。

    在这个时刻，我非常佩服我的母亲。

    罚我父亲劳动也就罢了，偏偏还有人还看不过眼，想法子整他，甚至稍不如意，便拳脚交加。父亲挨揍后从来不说，有时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我母亲看了非常心痛。她在寻找机会。

    有次，父亲与母亲恰好在一个山沟里劳动。几个贫下中农指挥父亲与六叔干活，而他们自己优哉游哉，从这里转到那里。

    我六叔说：“凭么事只让我们做……”

    这句话被那几个贫下中农听到了。他们按住我六叔，在田地里打。我父亲去拉，他们便又转过来打父亲。

    我母亲听到了我六叔的惨叫声，她隔着几块田冲了过来。母亲几乎是从很高的梯田岸上跳下来的。她拿着扁担，重重地砸在正举着东西要打我父亲的人背上，她把那位壮汉打得差点晕了过去。当其他人回过头时，我母亲又拿起扁担，再一次砸了下去……

    他们突然傻了，慌忙逃走。

    一人拼命，万人难敌。

    我母亲又去追赶打我六叔的那几个人。她用扁担一转悠，砸在一个人的腿上，那个人歪了一下，看到我母亲眼里迸发出可怕的愤怒，连忙躲闪。另外几个人，看到我母亲一副拼命的架势，都拔起脚各自逃走，一边跑还一边喊：“杀人啊，富农家的人杀人啊……”

    我母亲说：“我今天就不要命了，非杀了你们不可……”

    那几个人可能从来没有见过本吴庄还有我母亲这样不要命的女人，在他们眼里，我母亲平素那样温柔。而平素温柔的女人发起狠来，足以让男人们更加害怕。

    于是，他们一边跑一边嘴硬：“有你们好看的……”

    我母亲接着号啕大哭：“我再也不想活了，拼了算了……”

    满山漫野劳动的人们涌来时，都被这个场景吓住了。

    后来许多人说，我母亲冲过来时，本吴庄的人们都吓得不轻。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乡间妇女有这样的愤怒。于是，大家拥挤在田地里，帮着我母亲说话。我母亲平素人缘好，帮她说话的人很多。

    我母亲反抗时，赵春玲已到大队当了书记。接替她的生产队长是黄金河。他是一个高大的壮汉，也从另一座山沟跑过来了。正好看到我母亲要往池塘里跳，他害怕出什么事，便一记耳光重重地抽在曾打过我父亲的那个人脸上：“你他妈的，是吃了豹子胆了，富农的儿子就不是人吗？你个狗娘养的……”

    那些人不敢再围拢了。

    母亲的这一扁担，让一个混混几周不能下床。这一扁担，砸出了她的威严，让人们从此对她敬畏三分，不敢再随随便便招惹。

    果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打我父亲。而我可怜的六叔，只要我母亲不在场，却几乎总要挨打；我可怜的大伯，还时不时被送到五七干校去接受再教育，接受重劳动的改造。

    没有人打，并不意味着苦难就此结束。但无论怎么说，我们的一家人，在村庄里还是抬不起头来。

    我母亲的痛苦还有更深的记忆。她常说：“伢啊，我最害怕的就是修水库。”

    其实，不仅我母亲怕，我们家庭的人都害怕修水库。

    母亲说：“为了修水库，我们从天不亮就要起床，打炮眼、挑沙土、搬石头、点炮……你爷爷带着自己的四个儿子，像牲口一样劳动，无休无息，无始无终。”

    后来，他们干脆住在工地，因为他们实在连晚上走回来的力气也没有了。无论是酷暑还是寒冬，他们在工地上来来回回，出出入入，却从来没被人正眼看过。

    我姐姐就这样出生在黄安县烟宝地的水库工地上。

    我姐姐的出生差点要了我母亲的命。她被人们抬到家中，苍白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生下我瘦弱的姐姐后，我母亲一直躺了好几天才醒来。醒来时，她一声长哭，震得我家过道上的小鸟都惊飞而去……

    然而，在我姐姐满月之后，母亲的身影很快又出现在其他水库那庞大的人群队伍之中。她们像一群辛苦的蚂蚁，不知日出日落，不知苦乐悲欢……

    至今，每当我走到我们黄安县的任何一个水库时，就会想起我的爷爷和我母亲，我不知道在哪个水库底下，还埋藏有他们的血和泪！

    我母亲说，在烟宝地水库，她的亲伯父，甚至因为长期的劳作和营养不良，结果拉不出屎，有天两眼一闭，倒在了工地上。他最后被担架送回来时，躺在床上不出三个月便走了。他最后的遗言，是要求家人不要把他火葬。那时我们黄安县开始响应中央的号召，为节省土地，将几千年的土埋改为火葬，这让许多乡下人不习惯。他们认为一旦火葬，灵魂便要出窍，到了阴间便不得安生。许多人不怕饿着生，却害怕火葬死。于是，黄安县每天都在上演着死人与活人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为了完成我母亲伯父的遗愿，我父亲和我外公以及外公的几个儿子，趁着一个月黑天高的夜晚，偷偷地把母亲的伯父葬在了山头上。

    很快便有积极分子上告了这件事。那时，赵春玲已在我们公社当了书记。这事告到她那里，便成为一件大事。很快，工作队来到了母亲伯父的村庄邓家湾，专门召开群众大会，对死人与活人一起进行了批斗。批斗的结果，是领导不答应，革命群众也不答应。不答应怎么办？又得将饿死的伯父从土中挖出来！

    母亲说，她伯父生前受活罪，死了还要活受罪。于是，他的尸体再一次被革命群众从土中掘了出来，扔上生产队的手扶拖拉机，翻山越岭送到几十公里外的县城火葬场进行火化了。

    当一个小小的骨灰盆子送回来时，我母亲那个家族的人哭成了一团。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这样难忘的一幕：在我还小的时候，我与母亲上外公家，路过一个山沟的时候，母亲突然跑过去伏在一个坟包上痛哭。

    当时小小的我，站在天空下，不知所措。

    后来，我知道那是母亲家族的坟山。她的所有亲人，除去那些参加革命死在长征路上的革命者尸首未见外，其他的亲人，都埋在那一个个小小的土包里面。

    那时我便相信，母亲的一生一定是由泪水组成的。她的泪水，常常把一个个男子汉的心哭得松软松软。

    我，便是这群常流泪的男人中最爱流泪的那一个。

    由此，我想起了母亲抽烟与戒烟的事。在终于挤进北京城后，我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健康时报》上，不过具体日期忘掉了。

    那时，母亲躺在北京最好的一家医院病床上，我坐在身边，亲眼目睹了母亲毅然决然戒烟的过程。

    从懂事的时候起，我便看到母亲抽烟。那时我们本吴庄乡间抽烟的女人很多，对此我也没有感到什么奇怪。我从小时记事起，便看到母亲抽烟。上学识字后，母亲抽烟招致了我们班同学的笑话，我自尊心强，感到面子上受了伤害，回家便劝母亲不要抽了。母亲不语，烟却仍一根接一根地抽着。老实说，看到母亲每天烟雾萦绕，我心里多少有些不快。可故乡的传统，是小孩甭管大人的事，我自然也就不敢多说。

    后来上了中学，知道了烟草对人身体健康的种种害处，看到母亲还在吞云吐雾，我多次劝母亲别抽了。母亲抽的烟其实也值不了几个钱，都是我们黄安当地最便宜的那种，什么红花牌、山羊牌等，六七分钱一包，黄安县家家农户抽的牌子大致差不多。再贵一点的，如圆球、游泳牌子的，本吴庄的人都舍不得买。可就是这样，买烟的钱一年积起来，对于我们山区的农村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听到母亲不停地咳嗽，有时身体还急剧地抖动，我们坚决反对她抽烟了。

    母亲也心疼钱，却始终戒不了。

    有一天，我生气地对母亲说：“你再抽烟，我就不吃饭。”

    母亲的脸阴了下来。

    那天夜里，看到我仍然饿着，母亲坐下来，给我讲了她学会抽烟的往事。

    这段往事，便与修水库相关联。

    母亲十五岁时，还没有嫁到我们李家，国家便号召大肆兴修水库。那时，家家户户年满十五岁以上的人，都要到工地上干活。

    母亲说，那时男女干活别无二致，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母亲虽然年纪轻轻，在工地上也不得不像一个成年的男人一样，挖土、挑土、推车、打夯，抡起大锤打炮眼……一天天下来，她累得走路都走不动，有时连腰也直不起来。

    这是小队长——如今叫工头，一般由那些游手好闲的男人担任——表现的好机会。只要工头发现有人站着休息一会，就会记住并按偷懒处理，一天下来不算工分。许多人，就是因为站着休息一会，一天就白干了，还得多加一天的工。因此，多数人都不敢把头抬起来。

    母亲说，当时的工地上，却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抽烟的人，都允许直起腰来站着把一根烟抽完。

    这便成了许多人休息一会的理由。

    母亲本来是不抽烟的，还特别怕呛。有一天，长时间无休止的高强度劳动，使她累得实在坚持不住了。母亲开始大口大口咳嗽，吐的痰里有血。于是，她就直起腰来站了那么一会。工头发现后，不但没记她一天的工分，还加大了她的劳动任务。所以那天直到深夜，母亲还佝偻着瘦小的身子，不停地去挑那堆看不到底的土方……

    寒冬的夜里，在我们黄安的深山老林中，在偌大的水库坝下，仅有母亲和另外两个误了工的老头，继续在那里劳动。

    那是怎样的夜晚啊！

    终于在天快亮的时候，母亲一边流着泪，一边总算挑完了那堆土方。

    可这时，第二天的劳动又开始了，母亲还得接着出工。

    她再也不敢站起来伸个懒腰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天黑，母亲听到收工的号子吹响，突然觉得眼前一黑，人便倒在工地上。黄安的冬天黑得早，人们麻木地收工，直到有人踩到母亲的身上，才发现地上躺着一个人，慌忙地叫“死人了，死人了……”

    大家把母亲抬到岸边发现，人没死，但昏过去了。

    母亲在家里躺了好几天，吐了不少血块。

    这种漫无边际的无始无终的工地劳动，实在让年轻的母亲承受不了。从此，她在工地上一听到收工哨就想倒在地上睡觉。而与她同村同龄的一个女伴，因为太累和饥饿，死在了工地上。

    母亲干一天也累啊！但她不敢说。

    实在没有办法，那些好心的成年妇女看不过去，便劝才十几岁的母亲她们：“孩子呀，不要和命过不去。学着抽烟吧，抽根烟也许能救你们的命。”

    母亲那一拨的年轻妇女，犹豫了。

    母亲说：“婶，我们年纪轻轻的，抽烟后么样嫁人啊？”

    成年妇女又劝她们：“是命重要还是嫁出去重要？”

    姑娘们沉默了。为了活命，后来母亲她们一个个就这样年纪轻轻的便学会了抽烟。

    我不知道才十五岁的母亲和她的伙伴们，抽第一口烟时是什么感觉和滋味，要知道那时的乡村还很封建。但在那样的环境里，没有一个人觉得女孩子抽烟是奇怪的。于是母亲她们便靠着劣质的香烟，熬过了她们人生中最艰难的青春季节。

    母亲讲完后我沉默了。也说不清为什么，我不再反对母亲抽烟了。我那时还想，等以后有钱，就让母亲抽些好烟吧。

    那之后又是许多年过去，我们已经长大，母亲抽烟的手指都染成黄色的了。我看着白发一天天地在她头上缠绕，看着母亲一天天消瘦，听到母亲在深夜中的咳嗽，又不想母亲再抽了。母亲此时也不想再抽，可就是戒不了。往往是戒了几天，又旧瘾复发。一个人的习惯其实是很难改变的，我们对此毫无办法。因此我大学毕业后，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寄回家时，在留言中这样写着：不要再抽那些劣质的烟了，要抽就买好点的抽。

    母亲当然舍不得。她还是一如既往地买当地那些最便宜的烟抽，一天最少也得一包两包的。我每次回去探家，给母亲买礼物时往往也是选择香烟，尽量拣好的买。可母亲却把它收藏起来，说是要留着待客。这时母亲由于家里家外操劳过度，已明显地瘦了下去。

    我说：“大，戒了吧。”

    母亲只是笑：“哪有那么容易啊！都四十年了吧。”

    母亲这样说，我便不再反对了。

    一直到我结婚的那年，我们的双脚都有幸迈入了人类的二十一世纪。母亲因病第一次来到了城里，看到首都北京她都害怕了，紧紧地抓住我的手，生怕人多走丢了。到家后，我把朋友们送的中华、玉溪等名烟摆在母亲面前说：“这次你终于可以抽上好烟了。”母亲点了一根大中华说：“就是不一样，不一样。”看样子高兴得不得了。晚上，她还对我说：“好烟就是抽的时间长。”

    我虽然不抽烟，但觉得她说得很奇怪，烟不都是一样长的吗？抽的时间还有长有短？后来明白，母亲觉得是好烟，抽每一支时尽量把时间延长些。

    第二天，当我把母亲带到医院体检时，得知了一个让我们震惊的消息：她得了肝硬化！

    医生是熟人，他说：“你要想让她活得久一点，必须把烟戒了。”

    母亲的心情一下子低落下来。她不但得了肝硬化，还查出有了腹水。母亲说，怪不得肚子老痛。

    我说：“肚子痛你也不早说呀。”

    母亲不说话了。我知道，她是怕给我们添麻烦。在我再三劝说下，母亲才在一家全国最好的、被称作是“皇家医院”的地方住了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我妹妹一直在病房里陪着她。母亲也创造了她人生的一个奇迹，居然把烟戒了！

    我弟弟后来对我说，母亲有时看到别人抽烟，自己也特别想抽，有时甚至想从别人的嘴里抢烟抽。弟弟便给母亲点了一根，但母亲仅抽了一口，又把烟还给了我弟弟。母亲说：“不抽了，我还想活长一点，替你们抱孙子呢！”

    我听到这话后感到一阵心酸。在病房，我紧握着母亲那发黄的、长满了老茧和布满了皱纹的手，转过身去一股泪水已忍不住涔涔而下。

    母亲走后，她到另一个世界从来不托梦于我。但每次回故乡去上坟时，我都要在母亲的坟头摆上烟和酒。特别是注意把点着的烟竖着放。按我们故乡黄安的风俗，点着的烟放在石头上，如果能竖着立起来，便意味着死去的人正在享受。而如果倒了，说明阴阳相隔的那个人不高兴了。

    我每次回故乡在母亲的坟头上烧纸钱和点烟时，都要注意这个细节。如果遇上烟头倒了，我便认为母亲不高兴了，拼命反省自己在城里的过失。如果烟点着后能竖立不倒，我便认为母亲心情不错，对我比较满意。

    二

    赵春玲在当了黄安县本吴庄三年多的妇联主任后，由于那位在她家地洞藏身过的省委领导X的又一次旧地重游，她的职务便有了变化。

    X握住赵春玲的手说：“你是一个好同志，为革命立了大功呀！”

    他又亲切地抚摸着赵春玲的儿子李希望说：“这是革命的后代，要好好抚养，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继续作贡献。”

    赵春玲被点名参加接见时，在场的还有我们黄安县领导与四道桥公社领导，他们都是革命的先驱者，明白人。在X回省不久，赵春玲便由妇联主任改任大队书记。

    今天，只要提到“书记”这个词，我便非常敏感，觉得这个词的背后隐藏着的那些人，干的都是一些掌管人类命运的大事，往往有些不寒而栗。我们很小的时候，经常听到大人嘴里常吐出的“书记”这个词，而且在这个词吐出之后，往往就有一件新鲜的事情跟着发生。比如，经某某书记同意，可以给某某家一块地皮盖房子；比如，某某书记要到村庄来吃饭，批个条子同意让某某家上山砍多少棵树盖屋；比如，某某书记今天要到村子里检查工作，午饭安排在某某家，最好能杀一只鸡或者一头羊……

    于是，为了被人“看得起”，本吴庄许许多多家的鸡便开始遭殃。大家一边盼着书记上门，一边又在为被宰的鸡们悄悄掉泪。

    但是，赵春玲当书记的那些年，大队领导却一次也没到我家来过。因为我家的成分不好，包括村子里的人们甚至都不敢登门来玩。我母亲一辈子为此总是烦恼和叹息，生怕面子丢了。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赵春玲被提拔到乡里当副书记后，终于有一天，接替她的大队书记要到我们家来吃饭了。一大早，生产队长黄金河便通知了我母亲。我母亲高兴得了不得，见了人就说书记要到我们家来吃饭了。的确，书记来我家吃饭，说明我们家也有革命领导来了。要知道在此之前，赵春玲当书记时，从我家门口走过时，看都不往我家看一眼。

    那天一大早，我母亲便命令父亲杀鸡。父亲不高兴地说：“他吃一只鸡，家里要损失多少？”

    在父亲眼里，一只鸡可以下蛋，下的蛋可以换来盐巴和肥皂，就这样杀了，他心里当然不舒服。

    母亲训父亲说：“你大（指我爷爷）就是因为小气，才戴了那顶帽子的，你真是不记得教训啊！”

    母亲一生气，便闭上眼，一刀子把我用线缠住脚的那只鸡头给剁了。母亲过去是不敢杀生的，这让她在晚年特别迷信。但那一刀，剁下去时干脆利索。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早上，当母亲一刀剁了鸡头，一边剥鸡毛时，她一边又眼泪汪汪的。

    我蹲在母亲身边，帮她扯鸡腿上的毛。我管母亲叫大，我小心地说：“大，这只鸡腿能不能给我吃？”

    母亲不说话。她的眼泪流得更多了。

    我有些不甘心。结果那天吃饭时，我不但没吃上鸡腿，连鸡汤也被大队书记喝干了。他喝完还把嘴一抹说：“你家的鸡真香，下次来别的么事都别做了，还是炖只鸡随便吃点吧。”

    我母亲吓得抽了一口冷气。我父亲也不敢吱声。只有我的心里，对大队书记充满了无穷的羡慕。

    长大以后，我一直觉得赵春玲的水平很高。这个本是童养媳的女人，在扫盲班里不光学会了写字，她还活学活用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因为她知道，要打倒一个人，不能仅从让这个人去干最重的活从而看到他累得半死中获得快意，更重要的是要从精神上打垮他们，让他们生活得没有尊严，生不如死。

    这些饿着肚子的人们，在白天劳作一天之后，晚上还要不停地开会和喊口号。在赵春玲的具体安排下，本吴庄会议甚至比后来四道桥的会议更多了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对“地富反坏右”进行无休止的批斗。作为富农，我爷爷李成和能少得了吗？

    今天我还能想象出当年的情景。我爷爷被五花大绑，与领导们一起占据了高台的位置。不过领导们都是坐着，而李成和等人却是站着、蹲着或是跪着。领导每讲完一句时，那些“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贫下中农们，便把最恶毒的话和最肮脏的痰，投向这一排人的身上。更令李成和难受的是，在台下的人群之中，甚至还有他的儿子和儿媳——他们不得不举起拳头，同革命群众一起谩骂他，坚决反对他。

    这成了我母亲最难受的时刻。

    母亲讲，每当她把拳头举起来，便感觉眼泪要汩汩地流下。但是她得忍住，不能让人看见她心软，不能让人看见她在同情坏人。她必须像她的丈夫一样，坚决与这个“坏分子”划清界限。不然，她、她的丈夫甚至她的女儿和儿子，也一样要被人歧视、漫骂和毒打。

    这样的会，先是在我们本吴庄里自己开。

    但让李成和感到特别奇怪的是：那些批他骂他的人却经常不敢抬眼看他。

    黄金河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啊！”

    原来这种定律，在阶段斗争为纲的岁月里也存在。在饥荒年代，有谁没有从李成和手里借过米、讨过米、要过米呢？为此，小队会上，有一天让老实巴交的李老实发言诉苦时，李老实低着头结结巴巴地说：“我没觉得自己……被李成和剥削过……”

    李老实的话说得很实在，但这还了得。大会在赵春玲的主导下，马上转向，开始批斗李老实思想不坚定，意志不刚强，批得李老实最后蹲在地上哭了。

    从此，让李老实发言时，从不结巴的他便染上了结巴的毛病。每次让他悔改发言，他便结结巴巴的，刚刚开口，便引来贫下中农们的笑声，这使批斗会在很长时间内都成了搞笑会。

    无论赵春玲怎样在大会上拍桌子，这种笑声就是安静不下来。这样唯一的好处，就是批斗会不那么严肃了，李成和挨的打和骂也格外的少些。

    写到这里，我要在此特别感谢一下已长眠于地下的李老实，同时还要顺便郑重地对地下的李老实深深地道歉——我们小时，随一大群孩子跟在他屁股后，笑话他说话结结巴巴的。

    今天，但愿我们的忏悔，随风吹到地下李老实的耳朵里。

    三

    在批斗大会上叫得最凶的，是革命烈士李登高的儿子李希望。

    这个从地洞里躲出来的革命后代，终于追赶上了时代的步伐，沐浴着革命的阳光，迅速上了高小有了文化。小时，我一直不懂得“高小”这个学历的具体含义。直到许多年后我上了高中，才知道高小原来就是小学文化。虚虚实实，最终就是个大萝卜。

    本来，作为根正苗红的优秀青年，李希望还曾经被推荐上初中。但当他准备继续上学的时候，学校突然被解散，宣布不再上课了。李希望本来也不喜欢读书，索性回到本吴庄，回到我们大队，成为风云一时的青年领导人。大队所有的青年，开始都聚在他的身边，以他为榜样，听他的指挥。甚至有邻村的青年，据说为了讨教一个理论问题，不惧三更夜半，走了好几里的山路跑到李希望家来请教。李希望总是侃侃而谈，大谈特谈革命运动的形势和走向，让一大堆男女青年对他佩服得不得了。

    但就是这个优秀的小青年，既没管住自己的嘴，也没管住自己的拉链。关于他风流韵事的传闻，直到今天，还像赵春玲前面的那个公社书记那样，成为本吴庄茶余饭后的笑谈。

    即使如此，他斗我爷爷李成和时格外卖力。

    我母亲说，当我爷爷李成和在台上挨批挨斗受苦受难时，我们家族的人仅仅只是眼睁睁地看着，没有丝毫的办法。更让人难受的是，李成和在我们本吴庄批斗完后还不算，还得到大队和公社里继续接受批斗。

    曾经，本吴庄下边村子有一个坏分子叫黄山白，他在斗得受不了的时候，曾悄悄地怂恿李成和，让李成和与他一起跑掉。

    黄山白之所以被打成坏分子，是因为他的哥哥参加了国民党，且在解放前与老蒋一起跑到台湾去了。而他还抱有希望，满嘴胡说什么“国民党会反攻大陆，蒋光头一定还会打回来”。

    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

    由于没有管住嘴巴，黄山白在批斗时也挨尽了苦头。这个自幼细皮嫩肉的公子爷，一挨打便哭，一哭便想逃出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

    黄山白想逃跑，是因为只有他与我爷爷李成和知道故乡地下的秘密通道。黄山白年轻时，曾与我爷爷李成和一起抗击日本人，还为游击队送过情报，他知道哪座山的地下有着怎样长长的七里八拐的地下通道。

    李成和当然不会与他一起跑掉。李成和在走南闯北的贩猪年代，在国民党和日本人来到我们黄安县时便知道，谁都逃不过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坏分子黄山白为此看不上李成和。在屡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他便单独采取行动，在一个深夜真的偷偷摸摸钻入了本吴庄大山中的地下通道。

    发现坏分子黄山白逃跑后，全大队的人打着火把，满山遍野地寻找他的下落。按说，一个坏人如果死也就死了，但革命者不这样想，他们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然体现不出革命改造的成绩。

    一天、两天……如此多的人，兴师动众搜遍了本吴庄附近的大山小河，也没有找到坏分子黄山白的踪影。

    在大家认为坏分子黄山白死了的时候，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坏分子黄山白却又回到了自己家中。原来，他虽然躲在地道里没有被人发现，那里也有充足的水源，但却缺少粮食。他饿得头昏眼花，不得不在半夜里从地道中爬出来。

    回到家，黄山白的肠子都悔青了：他跑了，他的两个儿子，却被革命派打得死去活来。他的大儿子黄连素，被压送到大队的学校门前接受批斗。革命派将黄连素的双脚用绳子套起来，用一个树杈拉到半空，要他交代黄山白的下落。黄连素吓得在空中尿湿了裤子，一个十几岁的小毛孩子，哪里知道父亲跑到哪里去了呢？父亲只是交代他们，不死就要好好活着。他们又哪里知道好好活着是怎样活着呢？

    革命派们审问了半天，得不到半点有用的价值，便恼羞成怒，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果断地砍断了绳子，结果黄连素从空中垂直落了下来。一声惨叫之后，他爬不起来了。

    三个月后，当黄连素再次站起来时，他成了瘸子。

    幸亏那时，我的舅姥爷周汝贵没被斗死，他用自己祖传的好技术，救了黄连素的命，让他的一条腿没有坏死，但以后的黄连素要像正常人那样走路，除非是神仙再世。那样的日子里，本吴庄的革命者们，哪里又相信神仙的存在啊！毕竟，神仙谁也没有见过。

    黄山白的回来，使李成和受到更多批斗。因为黄山白在挨打时说，李成和也知道这个地道。

    造反派们兴奋了。他们相信，一个天大的阴谋在本吴庄附近的土地上发生了！他们要搞个水落石出。

    按说，李成和不与黄山白一起逃跑，是革命改造的结果，是应该被表扬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往往被赵春玲等人分析得支离破碎。

    赵春玲和她的同志们研究认为：“你李成和知道这个地道，却不对生产队大队讲，这是包庇犯罪呀！不报告政府就得罪加一等！”

    因此，落在李成和身上的拳头，比过去还要多。李成和被斗得麻木了。他见了黄山白，也没有什么咬牙切齿的怨恨了。相反，两个人一起出现时，李成和还觉得有了依靠。

    而坏分子黄山白，从此见了人便低着头，不敢抬起来。加之他在地洞的黑暗中行走时，不小心摔进了水井里，摔成了一个驼背！

    既然是一个驼背，人们的兴趣也就不大了，黄山白松了口气。他想将身子直起来，但就是直不起来。

    有天，我母亲碰到了黄山白。黄山白知道我母亲的性格，他想开溜。我母亲拦住了他说：“你要是有良心，就到大队部里去说明情况，李成和么时知道你想逃的事了？”

    黄山白不说话。

    我母亲又说：“你要是不去，将来不得好死！”

    黄山白白了我母亲一眼，走了。

    事实被我母亲言中了。黄山白当然不敢到大队部里还李成和的清白，过后不久，一些年轻的革命后生，在全国都在制造诸如亩产万斤粮等各种各样的“卫星”时，为了体现出改造“地富反坏右”的成绩，决定把黄山白的驼背治好。

    有一天，在李希望的带领下，几个年轻的革命小将，抬来两块门板，把黄山白叫来，说是开会。黄山白躬着腰来了。当他进屋时，几个革命小将一拥而上，将他按倒在地。黄山白还没明白怎么回事，革命小将们在李希望的指挥下，已将他夹在两块门板之间，然后用麻绳把两块门板捆在一起。

    黄山白觉得驼背剧烈地痛起来。他说：“你们想做么事？”

    革命小将说：“我们要把你的驼背治好。”

    话音刚落，趁黄山白还没反应过来，几个小将已分别坐在夹住他的门板上，压得黄山白像猪一样惨叫。李希望怕人听到，又拿来一块布，把黄山白的嘴塞得严严实实的。

    但事情的结果，并没有像革命小将们想的那样发展，最后黄山白的驼背不仅没有直起来，还断了几根骨头，在家躺了整整两个多月后，看上去似乎比以往更驼了。

    我上小学时，还见过黄山白。他拄着棍，坐在村庄前晒太阳。之后不久，便听说他跳进门口的池塘中自杀了。

    多么可怜的一个人啊，现在的老人们说。黄山白自杀后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就吹到了村庄。他要是再忍几年，就看到春天了；再忍上个十几年，他还能看到从台湾回来并带回大把美元的哥哥！

    有幸的是他的儿子黄连素都看到了。他靠着台湾伯伯带回的美元，开始在我们黄安县开一家酒店发家，成为我们那里第一批富起来的人。

    有一年我从北京城回故乡，碰到了黄连素，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某某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我想起了可怜的黄山白，不禁十分同情：假如他还活着……

    但历史没有假设。历史只有叹息。

    我便在这种历史的叹息中，感慨我爷爷李成和被继续批斗的可怜场景。我长大后曾去过他被批斗的那些地方，有的土台子今天已经没有了，有的水泥台上边已长满了青青的蒿草。在那些土台子周围出现过的人，有的已经死了，活着的也没有人愿去回想往事。

    往往是我一找到当事人，老人们便说：“一切都过去了，不提了，不提了……”

    只有我母亲，还在那哭泣声中常常记起李成和的惨叫声。当李成和被押向一个又一个会场的时候，我母亲有时坐在台下的人群中，连头也不敢抬起来。而我的混蛋四叔，居然为了要与自己的亲生父亲划清界限，他还积极响应革命派的号召，冲上台去对我爷爷拳打脚踢。

    这一来，我爷爷李成和彻底失去了对生的希望。当所有的人都在想怎样活着的时候，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怎么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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