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摇摇晃晃的，我们像山坡上的瓜藤一般，一下子就长大了。

    穷人家的孩子，其实是很好长大的。所以我母亲说，越是接近社会的最底层的家庭，孩子越是好养。特别是男孩子，往地上一扔散养，岁月便慢慢地把我们催熟了。

    后来我母亲告诉我说：“人不能娇贵，要晓得随便甩一粒西瓜子在本吴庄的土地上，明年就会结出圆滚滚的西瓜来。”

    我也像瓜秧子一样，迅速地长大。小时的记忆除了饥饿，便是母亲常常在三更夜半里，低声唱着一些有关红军的歌曲，催我入眠：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

    寒冬腊月哟盼春风

    若要盼得哟红军来

    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或是：

    三更到来哟

    正月初在夜

    参军的女子觉悟高哟

    我也要去当一个红军哟

    或是：

    十一月里是冬天，

    校场岗上把天变。

    穷人当了家，

    富人完了蛋。

    从今往后闹革命，

    天不红遍不回转。

    还有：

    打下黄安县，

    人民好喜欢。

    建立新政权，

    红了大别山。

    工农掌大权，

    穷人把身翻。

    审判狗地主，

    枪毙狗县官。

    黄麻好儿女，

    革命冲在前。

    跟着共产党，

    跟着毛委员。

    那时，母亲一动唱，就是一首接着一首。

    不知为什么，母亲常常是唱了哭，哭了唱。我那时不懂母亲唱的东西叫做音乐。但在母亲的歌声中，我每每睡得很香很香。

    事实上，直到我后来奋斗到城里后，才发现城里的音乐太难懂，什么“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什么“白天不懂夜的黑”，比我们黄安县唱的复杂多了。而我母亲唱的那些歌，不但简单明了，而且当时在我们黄安县一经传唱，穷人们便跟着队伍出去闹革命了。

    革命的年代我没赶上。我赶上了一个我们家族摘掉帽子，并且可以光明正大地读书的年代。

    在我三岁那年，我弟弟来到世界上，开始与我打架。我不与他打架，因为我要上小学了。而我姐姐，那时已扎着辫子，上了小学三年级。

    我从一年级到二年级是在本吴庄里上的。从三年级开始，便到大队部那儿上了。大队部的学校墙上，四处都贴满了革命标语。在我们之前，那个小学里老师经常换人，大都是些民办老师。那时的小学生，是在“文革”闹了十年之后才开始上学的，有的早就过了中学生的年龄了。让他们上小学，无非是要完成扫盲任务。

    于是，在本吴庄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六七岁的孩子与十四五岁甚至十六七岁的孩子挤在一起，学点横竖撇纳，念一一得一、一二得二，看上去非常滑稽，让我们常常在一边咧着嘴笑。由于扫盲的任务很急，这些小学生多半是重男轻女思想下快要嫁出去的姑娘，她们好不容易从田头回到教室，一上来便要学习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理论……

    小学乱糟糟的。我们几个班挤在一个大教室里，那个很少言笑的老师，在教室里教了一年级再教二年级，等二年级在做布置的作业时，他又开始教三年级。反正那时大多数乡村人，对读书的态度就像今天一样随便。今天的大人们常对孩子说，读书还不如出去打工呢。

    于是，当时我父亲也在想，读书还不如早点帮他下地干活呢。早点把农活都学会，以后日子也好过。

    我刚读完二年级，我父亲便不想让我读书了。

    我母亲马上否决不干。母亲说：“再困难也要读。”

    父亲坚持。但他拗不过我母亲。我母亲也不说原因，父亲后来便依了。

    母亲对我说：“伢啊，穷人不识字好伤心啊！”

    我说：“大，那个知识青年不是教我认了一些字么？”

    母亲说：“伢啊，认几个字有什么用？不读书，这个家冇得指望啊。”

    母亲一说，泪水便扑扑地下落。

    我懂事早，心软了，便上学去了。

    今天，本吴庄的人谈起我来，还津津乐道于我从小就有小聪明的事迹。的确，从小学到初中，我基本上都是当班长，基本上包揽了前三名，基本上独占第一名的时候多。这让我们那里的老师们很高兴，他们一高兴，便四处讲。一讲，本吴庄的人都知道了，整个大队的人知道了。我们本吴庄乃至整个大队的人，都觉得本吴庄李成和的孙子是个神童。

    除了赵春玲。赵春玲曾经在路上碰到我父亲，她说一句“读书有么事用”，让我父亲高涨起来的热情降温，但我母亲却坚信，有一天，这里会发生奇迹。

    因为那时候，我已成为这个家庭日益增长的骄傲。那是多么令人怀念的岁月啊，从小学开始，每年的寒假和暑假，老师们都会敲锣打鼓地穿过无数个村庄，把我获得的奖状送到家里。一路热烈的锣鼓声，引得家家户户猜测：“哪个伢又得了奖啊？”

    “喜报！喜报！哪家又来了喜报！”小伢们跟在后面喊。

    于是，本吴庄的人都把头从窗户里伸出来。或是跑出大门，站在路口观看。

    关于老师们送喜报时的敲锣打鼓，有人说是为了引人注意，我们黄安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也有人说，老师们走夜路，怕狼，怕鬼，怕踩上蛇，锣一敲，鼓一擂，什么都不怕了。

    无论他们怎么说，在我的记忆里，那是多么热烈的夜晚啊。特别是夏天，人们坐在院落里纳凉的时候，一大群老师们，点着火把，敲着锣鼓，给考试前三名的同学家送奖状。当锣鼓声在本吴庄附近的山川响起，乡亲们都张望着，议论着。这种张望和议论，让我母亲特别高兴。

    记忆中的那些年，我们本吴庄周围忽然对教育变得非常重视，便经常开展各种竞赛，我老是在竞赛中获得名次，而且基本包揽了第一，这让我在四里八乡有了些名气。我母亲脸上洋溢着笑容，似乎从此我们家族便要变样了。

    那是我父亲和母亲最欣喜的岁月。

    二

    在记忆里，母亲的脸上露出微笑，是从我上学时开始的。当我背着她缝的书包上学后，她看我的目光就格外柔和起来。长大后我才体味到，那种目光就像一个农人看着自己种下的庄稼，就像一个猎人在等待着他的猎物，都是为了等待收割，等待希望。

    在本吴庄，我们这个家庭太需要收获，母亲因此对我寄予了太高的期望。

    在我们黄安县里，人们的出路无非两条：当兵或上大学。

    解放后，我们本吴庄里的人，似乎对当兵不再感兴趣，那些出去闹革命的，没有一个活着回来；好不容易得知李光斗的儿子李稀有仍然活着，在北京城里当了大官，但他生前却一次也没有回过家乡，好像把家乡人都忘掉了。家乡人也再不把他当家乡人了。就连他的结发妻子，对此也讳莫如深。人们对参军，似乎完全不像革命时那样热情高涨了，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兴趣。

    一直到我走出村庄，解放后我们本吴庄里就没有一个出去当兵的。赵春玲的儿子李希望曾想去，而且参加了体检，但由于乡下人民群众告发，部队保持了高度怀疑的态度。结果，虽然赵春玲上下疏通了关系，可到临出发前的那一天，一听说那批兵要上战场，便又拖着没去成。

    如果当不上兵，那只有读书一条路了。

    学习、劳动、家务，跟着父亲母亲，我过早地领悟到一个农村孩子的艰辛。直到我舅公的出现，母亲才感觉到生活有了一丝亮色。

    原本，母亲希望靠着这个在革命中九死一生活着回来的舅公，能干预一下我爷爷李成和那没完没了的批斗。而最早，舅公也是准备帮助的。因为李成和的两个哥哥参加革命时，他也在参加革命。他们虽然不属于一个部队，但属于同一杆红旗。

    但让舅公没想到的是，赵春玲这个人势力的强大，超出了他这个老革命的想象。赵春玲靠着当时在她家避险的那个省委领导X，在黄安县随便说点什么，都很有分量。

    舅公于是选择了沉默。

    那个年代，大多数人都学会了沉默。不成帮凶，便要成为不语的大多数。特别是随着舅公一倒霉，他再想帮李成和说几句话，也没有指望。于是，李成和该怎样挨斗还是怎样挨斗，该怎样挨打还是怎样挨打。

    而以我爷爷李成和的倔强，他一直觉得这门亲戚是属于我母亲家的。他不肯登门求人，也不便登门求人。

    两个家族，也就凭着我母亲的那一点血缘关系，一直拉扯着。许多年后，一直持续到我母亲和舅姥都离开人世，两个家族才渐渐少了往来。

    我母亲说，原本想到我爷爷李成和走了，整个村庄能安静下来。但没想到，就在我爷爷李成和死后，村里村外又开始有了乡亲们谁也不理解的“运动”。谁也不曾想到，这次取而代之的批斗对象，居然是享福时间不长的李红旗！

    我母亲的内心深处，对运动有着深刻的抵触、恐惧与厌烦思想。她说在我们黄安县，一般搞运动都是要分指标的。县里分到公社，公社再分到大队，大队分给小队。分到我们本吴庄时，队长黄金河很着急：“过去的运动有李成和顶着，现在李成和死了，我左思右想的也不知道点谁家的名好，这可么样办啊！”

    有一天在吃饭时，他把这个苦恼告诉了李希望。

    李希望想了想说：“这还不容易，李红旗有个叔父李宝玉到了台湾，这海外关系，谁保不定哪天联系上了，不是特务？”

    其实，按李希望的意思，他肚子里流着坏水呢。他早就垂涎于李红旗老婆四娘的美貌，只是没有下手的机会，心想李红旗一走，自己不就可以趁机而入吗？

    黄金河想不到这些，他只觉得眼睛一亮。

    “是啊，有理，就李红旗吧。”

    黄金河就去李红旗家做工作。李红旗不干，四娘是地主的女儿，她爹叫人斗怕了，低着头坐在那里不敢说话。

    黄金河拉下脸了。

    黄金河说：“这是上头定的，你不干，也得凑数。”

    那时，四娘已有了五岁的孩子李晓光，听了这话便哭起来。

    她一哭，扑在她怀里的李晓光也跟着哭。

    黄金河心软了。他对李红旗说：“你不为村庄着想，也要为孩子想想吧。凑个数，我们晓得有个分寸就行了。”

    李红旗还是不干。

    李希望听说后，带着几个人来了。

    李希望说：“你不去，那好。这几个人可有话说。”

    几个同去的二流子，开始用话威胁四娘：“你不去，就把这个地主婆的女儿捆去陪着斗！”

    李红旗有些急，但还是不答应。

    李希望悻悻地退了。

    不几天的一个晚上，四娘刚出门，便被人蒙了头，拉到一块草地里，被一阵猛打。

    四娘想叫，叫不出来；想哭，没人听见。

    本吴庄的黑夜，不知掩盖了多少辛酸的往事。

    四娘回来后，头发凌乱，像傻了一般。见到李红旗，她便放声大哭。李红旗看到四娘挨打，他咬牙切齿，拿着菜刀沿着草地找了一阵，但四处黑灯瞎火的，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李红旗明白，他还不能哭。一刹，他似乎明白了缘由。

    此后几天，四娘哭，孩子也哭，把李红旗的心搅乱了。

    终于，他来到黄金河家里，阴沉着脸说：“我去。”

    黄金河很高兴，总算完成了一项政治任务。他对李红旗说：“你去顶替一阵吧，为村里完成了这个指标，我们也不白待你，村里还给你算工分，要不然，我也交不了差啊。”

    李红旗说：“去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

    黄金河说：“么样的条件？”

    李红旗说：“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证我媳妇和细伢的安全，假如他们安全出了问题，我就是不要命，也一定要杀了你！”

    这话从看上去老实巴交的李红旗嘴里说出来，虽然是夏天，可黄金河心里有些发颤，他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寒冷。

    他不敢想那么多，便一个劲点头称是，答应了。

    李红旗二话没说就到公社去了。可怜的四娘，看到李红旗背了一大袋红薯翻过那山峦，以为他过不了几天就会回来，谁知半个多月后，公社那边送回来的竟是李红旗的尸骨！

    原来，李红旗到公社后，正遇上黄安县百年不遇的一场暴雨，为了救灾，公社让五类分子前去放水库的水。其中就有李红旗，李红旗由于年轻，排在最前面，他跳入水库后，就再也没有起来。

    四娘得知消息，哭得晕了过去。

    那几天，我母亲在她家里陪着她，两个女人，是哭了又哭。

    我母亲说：“我们的命，怎么就这样苦呢？”

    哭了几天，送完葬后，我母亲对四娘说：“妹啊，为了孩子，你也不能有什么意外啊，可怜的伢，还盼着你呢！”

    四娘搂住我母亲，哭得格外伤心。

    从此，村庄里常和我母亲一起下地的，就是四娘了。

    我常被母亲叫回来，要我陪着李晓光玩。

    我比李晓光大两岁。我说：“光光，来，玩家家。”

    李晓光不玩，他哭。

    他一哭，我也哭。

    我问母亲：“大，为么事李晓光的父亲李红旗会死啊？”

    母亲说：“伢啊，这是命呀！”

    我父亲说：“李希望这个狗东西，下一步不晓得还会害谁！”

    父亲一直害怕我爷爷李成和死后，这个帽子会让他戴上。因此，一听到运动，就格外紧张。

    好在，李红旗死后不久，运动便又渐渐少了。按黄金河的话说，“李希望和他娘赵春玲一样，面临着失业的危险。”

    李红旗出事的那些天，李希望见到四娘，都要绕着走。本来，他还想在年轻的四娘那里捞点什么的，现在看到李红旗死了，心里有些发毛，再也不敢造次了。

    倒是黄金河，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从此在村庄中闷闷不乐，特别是见了四娘，都不敢把头抬起来。

    有天，黄金河喊来我母亲，指着一个蛇皮袋子说：“老嫂，麻烦你一项，你把这袋粮食，给李红旗屋里的送过去。”

    我母亲不解地说：“她要的吗？”

    黄金河说不是。

    我母亲说：“这还算账吗？”

    黄金河说：“老嫂，算什么账啊。可怜啊，造孽啊！”

    我母亲就给四娘送过去了。

    四娘坚决不要。

    我母亲说：“妹啊，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你不吃，伢也要吃啊。”

    四娘又哭。

    她一哭，我母亲便跟着哭。

    那时，本吴庄又面临着饥饿。村庄里瓜菜代、糠菜半年粮、农忙时三餐、农闲时两餐的情况，还没有发生改变。粮票、米票、面票、油票、蛋票、肉票等，这些当年购买主副食品的“命根子”，大人们根本不让我们看，也不让我们摸。

    摸不到粮票，吃不到粮食，我便格外恨我们家中那个碗柜。

    一直到现在，我还做梦，梦中还经常梦见家中的那个碗柜，我一直认为，那是我童年的碗柜。

    三

    那时，我常听到人们说，你母亲有个好亲戚。

    那是指舅公舅姥他们。

    在我爷爷李成和过世三年之后，一个悲哀的消息传到乡下：我舅公逝世了！

    那一年，我读小学四年级，听到这个消息当时便傻了。我吵着要和母亲一起进城去，母亲没有答应，她说舅公家的客人非常多没有人来照顾我，况且我又在上学。

    我终于没有机会进城去向舅公的遗体告别。但是，那天我从公社的那台电视中——那是那个在我们村躲过的X副省长捐赠的——看到了给舅公送葬的队伍，队伍很长很长。

    从电视中，我还看见了舅姥脸部憔悴的特写镜头。

    那一天当地的报纸和省报，不仅刊登了他去世的消息，而且编发了他那些战友的悼念文章。那些文章在我读书的小学里，被老师念了无数遍。我们那时候才知道，那些在电视新闻中出现的不少接见外宾的人物，有许多是和我舅公同甘共苦过的战友和领导。而这些，舅公活着时却从未对我们讲过，直到报上署名文章写他的过去，我们才知道舅公为什么多少年来一直坚持看新闻。

    母亲从城里回来后，瘦了许多，上工的时候也是想一场哭一场。我便老想起电视中舅姥那副愁眉，叫母亲去接她到乡下来住一段，母亲因为农忙一直没去，而舅姥又要在烈士陵园中守灵也很长时间没有来。

    舅姥再来的时候我已接近寒假，当舅姥坐车来到村中，她被村中那些好心人问候得哭了一回又一回。母亲只是轻声细语地安慰着她，她俩哭了一场又一场……

    一九七六年，毛主席去世了。我们本吴庄人哭得山摇地动。

    赵春玲像死了亲人一样，带头大哭。本吴庄的人说，自解放以来，还没有见过赵春玲哭得这样厉害，这样真诚的。

    在她召集下，上到整个公社，下至我们全大队的人民群众，人们一窝又一窝地聚在一起，面对着毛主席的画像，泪水长流。

    那幅画像我曾经在大队部的门口摸过，当时由几个民兵持枪守着。画像呈黑色和白色的条纹状，摸上去有棱有角。我看着毛主席的眼睛，觉得他的眼睛很大。

    一个眼睛哭红了的民兵对我挥挥手：“走开！毛主席是伟人，不能随便摸！”

    我便弹开了。回到家里，我母亲正在低声地哭泣。她一边哭一边说：“没有了毛主席……我们该么样办啊！”

    看上去，母亲哭得特别伤心。

    她一哭，我便跟着哭起来。

    我虽然没有见过毛主席，但我隐隐地觉得，这个毛主席一定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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