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间过得很快，公元一九九三年的夏天，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本吴庄四娘的孩子李晓光恰好师范大学毕业。

    就在他参加工作的那一年，我们的村子突然来了一个人。

    他的身后，跟着一大溜车和一大堆人。

    迅即，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在本吴庄传开了：“李晓光的叔爷，李红旗的叔父李宝玉，突然从台湾回来了！”

    另外一个更刺激大家神经的消息是：“国民党的老兵李宝玉，带回了大把大把的美金！”

    这个消息，在我们本吴庄老大一片地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李晓光一家一时又成了人人羡慕的对象。

    啧啧啧，真好啊，看人家的生活……

    是啊是啊，我们怎么没有这个福分呢？

    的确，我们本吴庄跟着共产党出去闹革命的，没有一个活着回来。本吴庄的生活还是老样子，孩子还是读不起书，女人们还是穿不起裙子，男人们还是抽不起纸烟。一年养一头猪、喂几只鸡，这仍然是维系本吴庄一个家庭日常生计的基础。

    但居然在若干年后，从本吴庄走出的一个国民党士兵活着走回来了。他的回乡，迅速给消沉的本吴庄抹上一层光彩：“他也要在本吴庄修一条通向山外的路，还要给本吴庄各家各户五百块钱！”

    啧啧，啧啧，啧啧啧！附近的村庄都羡慕着我们。

    这时，那顶所谓“敌特”的帽子，李红旗家早已不戴了。李晓光和李晓光的叔爷一下子成了黄安县里的新闻人物。连县上的领导也跟着一起来，对村干部再三申明李宝玉是统战对象，欢迎他回乡来投资。

    李宝玉被当做贵宾一样看待。

    我们本吴庄的人说：“真是世道翻了个了！”

    黄金河那时还在世，但他不敢从家里走出来。当初定李红旗的帽子，就是他为完成赵春玲交待的任务硬性给戴的，没想最终要了李红旗的命。黄金河自觉理亏，不敢出来见面。

    村子里的人说：“要是赵春玲还在世，不知会作何感想。”

    长期郁郁寡欢的四娘，终于在此刻挺起了胸膛，走到哪里，她说话的声音都特别响亮。这响亮的声音，像耳光一样，抽打着某些人的心。

    李宝玉来到自己的祖坟山上，大哭了一场。

    不知为什么，回乡者的哭声总是忧伤。那哭声，在本吴庄的后山上飘荡了几天，连空气与云彩都沾上了哭声的味道，让人想跟着哭。

    李宝玉在本吴庄待了一个星期，布置了他的想法后，留下一笔钱，坐上车从坑坑洼洼的山路一溜烟走了。

    四娘用李宝玉从台湾带回的美金，在离我们本吴庄四十公里外的黄安县城买了一套房子。她从此搬到了城里，成了城里人。

    这条消息让大家感到失落。大家一下子觉出身份上的差别。于是有人怀念起过去的日子来：

    “要在以往，哪轮到这样的家庭过这样的好日子呢？”

    有的男人甚至在想，早娶到这样的一个女人，是钱色皆有，谁能想到一个地主的女儿，还会有这样的好日子呢？

    无论大家怎样想，四娘终归是要离开本吴庄了。

    四娘走的那天，来到我家里坐了一会。她对我母亲讲：“嫂呀，我要走了。”

    我母亲说：“好啊，总算苦穿头了。”

    四娘又落泪说：“嫂，感谢你啊。冇得你，就冇得我的今天。”

    我母亲说：“这一切是你前世修来的命。”

    两个女人在一起，没完没了地唠叨。

    最后，四娘说：“嫂，欢迎你到城里玩，多来看看我啊。”

    我母亲说：“好好。一定去。”

    从此，四娘走了。她在城里开了一个杂货店维持生活，很少回到乡下。尽管她仍是单身一人，但生活得美滋滋、香喷喷的。

    有一年，我到县城李晓光家里小住了一晚，感觉到他那个家里充满了幸福与温馨，只是青发如丝的四娘已苍苍白发，让我禁不住百般感叹。

    二

    我上大学时，我原来的同学中已考上大学的，正面临着大学毕业。我虽然落在他们后面，但毕竟也赶上了末班车。我母亲说：“不怕，在我们黄安县，还有复读了八年才考上大学的呢。”

    我父亲补充说：“听说有的因为没有考上大学，复读几次后甚至变成了疯子。”

    母亲说：“我们不与别人比，能上大学，能改变你的命，就行了。”

    那时，当我上了大学回到家里时，我三叔家的一个妹妹也考上了大学。也就是说，我和这个妹妹几乎是同时上大学的。我在外地的那几年，这个妹妹考上了高中，等我上大学时，她也坐在我们黄冈地区的一所大学教室里，一点也不比我差到哪里去。而奇怪的是，本吴庄里的人唯独看重我们男人，认为我们干的才叫做事业。我妹妹曾多次为此不平过，认为我们本吴庄上的人偏心和重男轻女。我听了只是一笑置之。

    那时候，我每次放假回到故乡，应母亲要求必须去各家各户串门。但不知为什么，我在和别人说话时，总是走神，往事总是在我眼前跳来跳去，让我心里很不平静。

    有次，周弘艳婶婶甚至说：“这孩子，怎么有点不对劲了？”

    她的话音刚落，李希望便马上站起来呵斥她说：“这伢是吃公家饭的人，能一样吗？要和别人一样，大家就不用种田了，不都可以成为公家的人吗？”

    李希望这样一说，周弘艳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了。我听后却越发走神，总是盼望着早点回家去。这时候，我妹妹都会准时地走进来对我说：“哥，家里来了客人，大叫你马上回去。”

    我趁机可以逃身。出门时，我还被门槛绊了一下，差点摔了个趔趄。回头望去，曾经是我们本吴庄风云人物的李希望，已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与本吴庄的其他人，早已没有什么区别。而关于他年轻时的风花雪月，也早被扔在山的那一边，很难再把这个人，与那些曾经火红而又荒唐的岁月联系起来。

    那时候，我就开始隐隐觉得，我与本吴庄之间，一定还横隔着一些什么。

    第二年的夏天，我又回了故乡。故乡的夏天还是过去那样炎热。我承认出去了很长时间后，我已不适应原来这个我非常熟悉的地方。比如我生于斯长于斯，却已不服这里的水土，回去一次，只要下田帮村子里的人干农活，腿上便长满水泡，奇痒无比。

    本吴庄的老人笑着说：“真不是吃这碗饭的伢，别再干了吧。”

    我便从布满泥泞的水田里上岸，看到田里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我心里又十分不忍。

    这是常常压在我心底的一种感觉。每当我看到父辈们在田地里挥汗如雨，我的心总是格外的沉重。

    但有一天黄昏，我从城里赶回村庄，站在山头上，当我看到本吴庄像是被人抛弃了的一个城楼时，我的心里骤然升起了一种难以言传的爱意和怜悯，那是我对故乡的无限的深情。

    我想起了从本吴庄里走出的人物，革命者、反叛者、上大学者、打工者，出去了的那些人都流落到了哪里呢？

    在我的印象里，那些稍微有些头脸的人，只要是走出了本吴庄，便都逃离那儿了，最后没有一个人回来。即使回来，他们也早变成外地人了，他们已放弃了本吴庄人的某些特点——包括那些好的东西，比如质朴、厚道和宽容——他们早就和本吴庄上的人脱离了干系。我们村庄里邓有治的女儿邓小微，在大学毕业时为了能够留在城里，同一个与邓有治差不多年龄的有钱人结了婚，虽然邓有治心里极不舒服，本吴庄人也议论了一阵，但最终却并没感觉失去了什么。相反，还有一些人羡慕地说：“看人家，嫁个有钱人多好！吃喝住穿，百事不愁！”

    我后来不得不承认，我还是低估了故乡的人们，因为有时我根本不懂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但每次回故乡，我仍能真正感受到，我是幸福的。与在乡间生活的父老乡亲和兄弟姐妹们相比，我是幸运的。

    即使我在城市里生活得再普通不过，在故乡人们的眼里，我还是英雄。

    同学们也是这样。多年后，当我再次见到初中与高中的同学时，青春已经彻底在我们之间打了一个结。男人们开始沉默，而女人们——与男人相比，都各自老了下去。岁月在她们的脸部、她们的额角，在她们的身材上，在她们的手掌上，都留下了粗重的呼吸，打下了时光的烙印。

    这时，我们都能心平气和地在一起聚会。我发现，无论岁月走得多远，总有一种真情，流溢在我们心灵的河流上，不易被时光的雨水打湿。

    这时，多数女同学已做了妈妈，成为孩子的母亲。由于同学聚会，我们偶尔也有电话，或者几年没有电话，但每当谈起往事时，大家的语气里彼此都有了深深的祝福。

    谁和谁，又有恨呢？比如那个我曾恨过的开小卖部的卖书的老头，他的生意越做越大，最后做到城里去了。到我们上高中时，他已在城里买了房子，让乡下的人都非常羡慕。有一年，我从北方的大城市回故乡探亲，刚坐上去乡间的客车，一个人猛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你回来了？”

    我回头，看到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我以为他认错人了。没想他说：“你这孩子，我记着哩，当初你总是往我那个小卖部里跑，我还以为你要偷我的书哩。”

    我想起他来了。时间过得真快，老头变成老老头了。我说：“是吗？当时你真这么认为的吗？”

    他笑了，说：“我可没少在报纸杂志上看到你发表的作品，没想到你还挺有出息……”

    我客气地说哪里哪里过奖过奖之类。

    他说：“嗨，早知你这样有出息，我就是不卖也把那些书借给你看。”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客套话还是真话。一个商人何曾去理会一个少年的心事与梦想？但我还是礼貌地说了声谢谢。一路上我们谈了许多，虽然最后我一句也没有记住。但老头对我考上大学混入大城市还是很高兴，觉得我有出息。

    我只是把头低着。我心里很想对他说，真得感谢他商店柜台上的那些书给我的刺激，正因为买不起，我才如此努力地通过读书最终改变了命运。

    但是我没好意思说出来。因为我生活在安逸的大城市后，家里的书成山成垛的，可打着“为了生活而忙碌”以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幌子，我却很少有时间再来读它们了。

    那一刻我忽然感到了羞愧——岁月原来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改造我们的。

    还有一年，我回本吴庄时，在镇上突然遇到后脑勺。

    后脑勺那时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因为前边两个都是女娃，她不得不一生再生。其时，后脑勺在顶替父亲的工作岗位后，好景不长，工厂破产了，她下岗在家待业。说是待业，其实只不过是拿着几十块钱的生活补贴，后来甚至连这几十块钱也发不出了。她的三个孩子，跟在她的身后，一个个看上去黑乎乎的。而她自己，也很快地胖起来了，已完全不是当初那个清纯如水的女生。

    我在叹息的同时，还有一丝内疚，我觉得像欠了后脑勺什么。我在市场上给她的孩子买了整整一箱水果，还给了她几百块钱，算是给孩子的见面礼。

    后脑勺一个劲地感谢我。我看到，有惊惶与失措的泪水，从她的眼里落下来，令人心酸。

    我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小镇。

    后来，我还得知了李北京的消息。一个老同学告诉我说，李北京到了南方之后，开头是做水果生意，后来不知怎么染上了毒瘾，最后因为抢劫，被公安机关抓起来判了二十年的徒刑。

    算来，如果他出来的话，也是近五十岁的人了。

    人的命运，真是千差万别的呀。

    有天深夜，多年不见的儿时伙伴李晓光突然来到北京，在夜里给我打电话，约我相见。等我赶到他下榻的宾馆时，看到他带来的，竟然都是一些正儿八经的大学研究生与博士生——他们虽然年轻，但都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他的公司集团。就像上个世纪我们本吴庄的平头百姓，曾义无反顾地加入共产党闹革命一样。

    那时的李晓光，已不是我们一起长大的李晓光了。他无比光鲜，也无比智慧。

    见到我，李晓光大大地夸了一通，认为我单枪匹马来京后，混得还不错。他最后提出：“辞了单位，与我们合伙吧，我们要干一番黄安县将军们不曾干出的轰轰烈烈的事业！”

    我说：“我仅能干这个，其他的干不了，请你们理解啊！”

    我们喝酒，然后叹息。那些硕士博士们，在李晓光面前，一个个俯首帖耳，点头哈腰，让我感到极不舒服。

    李晓光当着他们的面说：“他们没有你有志气。”

    我看了看那些站在他身边伺候他的人，他们竟无怒色。我于是想，时代真是在变了。

    我突然想起了那个火光闪闪的夜晚，李北京因为没钱读书退学时，眼中流露出的那恶狠狠的凶光。

    难道，命运真的是天生而成的吗？

    我不相信。

    我的母亲也不相信。

    越是这样想，我便越是要感谢母亲。所以许多年后，每当我在母亲那长满了蒿草的坟前，在点燃火纸后，我按照故乡的规矩，双膝一并，对着冰冷的石碑重重地跪下去，磕了不知多少个响头时，我心里总在说：

    母亲啊，你是我一生最感谢的老师与亲人！

    三

    公元二〇〇二年，我与北方山西的一位女子相识并经过短暂的并不复杂的长跑后，终于结了婚。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走进我的生活，开始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亲爱。

    我结婚时，母亲没有来京。她说：“花费太大了，结了婚再回家办一次，我就不去北京了。”

    结婚后，我与妻子回故乡。母亲乐得手都不知晓该往哪里放，她用眼偷瞄我的那位，紧张得了不得。

    母亲对我说：“这好，这好，就是瘦了点……”

    我说：“那是苗条。”

    母亲不好意思地说：“对对对，苗条，城里人就讲苗条……”

    我妹妹说：“还有性感。”

    母亲说：“对对对，就是性感。”

    周围的人哄堂大笑起来。

    婚礼办得挺热闹。母亲说：“这下就算完成任务了！”

    父亲乐呵呵的，他比任何时候都显得亲热，看我的眼神，早已不再带有杀气。那时，本吴庄留在家里的人员，全数出席了我的婚礼，中午是正餐，招待村庄的男将；晚上是副餐，请村庄的女人和小孩吃。

    本吴庄那么大的村庄，结果一餐只摆了十几桌。因为稍微大点的年轻人，十四五岁以下的孩子去了学校，十六岁以上到五十岁以下的男人，都跑到外地打工去了。有的甚至关门闭户，全家都出去了，村庄里只剩下了我们习惯性称之的“老弱病残”人员。

    饭到中央时，母亲说：“你媳妇让人打红不？”

    “打红”是本吴庄的一种规矩。就是新媳妇上门时，酒过三巡，菜品五味，等到上羊肉萝卜的时刻，一帮人要把锅灰倒入烈性的白酒，再拌上红色的颜料，趁吃饭的人不注意，突然冲进去抹在人的脸上，这种东西，一旦涂在脸上，不仅味道大，还不容易洗掉。

    我说：“还要打红么？”

    母亲说：“都是规矩嘛。有些新媳妇不喜欢，会当场生气，弄得玩的人觉得冇得意思。”

    我了解老婆的脾气，从小生长在与我完全不同的环境，肯定会不高兴。我对母亲说：“算了吧。”

    母亲说：“啊，那就算了。”

    接着，我听到母亲走到窗头下对那些庄稼佬讲：“儿媳从大城市回来，不懂这里的规矩，你们多包涵，别为难她了，心意都领了。”

    母亲又说：“看来，儿大了不由娘啊。”

    本吴庄留守的人，本来就长我们一辈，打红也不好意思，听母亲这样说，也就渐渐地散去了。

    那是母亲最为高兴的时日。她点着烟，看着一堆又一堆的客人从房子里出入，脸上洋溢着特有的喜悦。

    回北京的那天，母亲照例又送到村头。我说：“大，回去呗。”

    母亲说：“好，回去。”

    我向前走，她又跟着走。

    我又说：“大，回去呗，不用送。”

    她说：“好，回去。”但她仍然跟着走。

    走了老远，本吴庄甩在山那边了。母亲还没有回头的意思，我说：“回吧，不用再送了。”

    母亲这才住了，对我说：“你脾气爆，要对媳妇好点。”

    我说啊。

    然后我就走了。我听到母亲好像开始哭。母子连心，她一哭，我就能感觉到。

    果然，后来回来，我那个上大学的妹妹打电话说：“大等你们走后就哭了。也不知为啥。”

    我说：“她舍不得呗，觉得她的儿子跟着另外一个女人走了，可能感觉一下子生分遥远了……”

    我妹妹不信。

    我说：“不信你问她。”

    我妹妹就问母亲。母亲笑：“说，这伢，还晓得娘的心事。”

    又过了几个月，我对妻子讲起母亲过去的事，讲起母亲的种种遭遇，妻子说：“要不，把她接过来住一段吧。”

    我说：“好。”

    我马上给家里打电话。母亲说：“不来，来了麻烦你们。都要上班，又冇得房子。”

    我说：“来吧，毕业这些年了，还冇让你到大城市看看呀！”

    母亲还是说不来。

    后来妻子说：“我打电话试试。”

    她打了。

    母亲开头也是说：“还是算了吧，不来，来了给你们添麻烦。”

    妻子坚持着说：“来吧，刚好来检查一下身体。”

    母亲犹豫着。

    妻子说：“来吧，出来散散心。”

    母亲便答应了。

    那一天，母亲进城来了。在弟弟的陪同下，母亲来到我的城里。她的脸上带着兴奋，带着喜悦，更带着疑问。

    母亲在城里住了一个多月。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医院里。那时，单位还没有房子，我结婚住在一间单身宿舍，同事搬出去了。房子很小，但母亲没说。媳妇带着她上北京城玩，我有时间也陪着，母亲很高兴，但她没说。母亲住院检查，先是说要做手术，后来又因为血红蛋白上不去，做不了，母亲没说什么，但她硬是戒了烟。

    戒烟这件事，对我弟弟影响极大。他说：“没想到她几十年的习惯，真的一下变过来了。”

    我也觉得奇怪，因为戒烟，在我周围人的眼里，本来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而母亲，说戒就戒掉了。

    母亲喜欢在我去看她时聊天。

    母亲说：“看到你生活得这样，我放心了，想多活几年咧。”

    母亲又说了：“住院期间，看到那么多的人来看我，晓得你与领导同事处得不错，我放心咧。”

    母亲还说：“你媳妇跑前跑后的照顾我，我也就放心了咧。”

    母亲最后说了：“看到我住院一天天的花钱，不到二十天花了一万多块钱，我就急咧！我晓得我得的是么事病，我要回去！”

    母亲坚决要回去。

    医生悄悄地告诉我说：“不是妇科病，是肝硬化转肝癌，晚期了，回去吧。”

    医生的话，仿佛天塌了下来，我根本不相信。但事实就是那样。

    看到我流泪，母亲却笑着说：“能活着来一次城市，看到苦命的伢有了出息，我也就值了，一辈子值了。”

    母亲安慰我：“本吴庄的女人，有哪个能来北京呢？来了北京，又有哪个能住上这么好的医院咧？伢啊，我知足啊！”

    母亲坚持要回去。

    我不让。

    母亲却趁我上班时，让我弟弟去买了火车票。我让弟弟去退，母亲生气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给她办理出院手续。那时我很忙，也只能抽出几天时间陪她又转了转。

    去天安门，看故宫的皇家大院，母亲说：“伢啊，我知足呢，真的知足呢……”

    母亲拉着我媳妇，在天安门前照了相。她的脸上一直洋溢着微笑。看得出，那是母亲真正发自内心的微笑。

    第二天，母亲走了。母亲走时，我才知道弟弟买的是硬座而不是卧铺票。当时我就急了，要去换票，让母亲改日再走。

    母亲拦住我说：“来一趟，花了你一万多块钱，够多的了。伢，娘心疼你咧！再说，我这辈子能坐上火车，能坐上硬座，这辈子也值了。湾里（黄安方言，村子里）有哪个有这个福呢？”

    母亲执意坐上火车走了。

    从此，母亲再也没有来过。

    从此，我每次出差，只要是坐卧铺，我便想起母亲最后离开北京是坐硬座走的，心里隐隐作痛。我仿佛看到，许多年前的那个夜晚，母亲坐着硬座，怀着莫须有的喜悦，就那样带着一身病离开了北京。

    那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坐火车，也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来北京。

    四

    我母亲走后，媳妇对我讲：“以后多寄点钱给你母亲吧，你知道不，听那天检查的医生说，你母亲身上仅带了三十块钱，还用线缝着，紧贴在里边的衣服里……”

    为母亲作检查的妇科大夫，是妻子认识的，她在全国很有名，想来不会说错。

    我说：“每年都给钱了呀……”

    后来打电话问我父亲。父亲说：“农村一年不知多少个礼数要还，你大爱面子，总比别人给得多，早花完了。”

    我说：“用完了不晓得跟我说声啊……”

    父亲说：“有钱就多用，冇得钱就少用，你大说你在城里过得也不容易咧，不让张嘴……”

    让母亲接电话，她说：“有哩。存着哩。没让你父亲晓得。”

    我不知道母亲是真存着还是假存着。反正，每次寄钱给她，都要挨她一顿训斥。

    公元二〇〇三年，北京遭遇“非典”的那一年三月，正是花草吐绿，飞絮连天的季节，我儿子在母亲曾住过的那家北京医院里出生。

    母亲得知消息时，一天打来好几次电话，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她一个劲地说：“好事好事好事咧，你爷爷你父亲做了善事呢……”

    过会儿又说：“做了好事咧，生了儿伢咧！”

    还说：“儿伢好啊，有接班人了咧！”

    母亲接连几天都打电话，每次通话时，就是这几句话。

    没想到，那年夏天，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家里打来电话说，母亲病重了。

    我说：“大，到北京来治吧，肯定能治好。”

    母亲说：“大晓得呢，这次肯定好不了，不来咧。”

    母亲又说：“来过一次，知足咧。”

    母亲说：“就是冇见到你的孩子，想咧。”

    我说：“北京‘非典’闹得厉害，细伢只好送到外地去了，他外公来车接的，回不了黄安呢。”

    母亲说：“我晓得回不了，就是想伢……”

    我知道母亲想我的儿子。但“非典”越来越厉害，一时整个北京城都人人自危，加上我又参加了单位抗击“非典”的斗争，没有时间照顾家里，考虑到孩子的安全，岳父派人开车将我儿子接到山西去了。

    那时，全国人民发动了一场如当年黄麻起义一样的革命战争，到处被封锁，陷入了另外一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人员流动禁止得厉害。

    母亲再惦念孙子，也没有办法。各村各户，都开始设岗，外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

    还未等到彻底解冻，那年秋天，母亲果然走了。而且是永远走了。

    五

    公元二〇〇三年秋天，我母亲病重的时候，虽然“非典”刚刚结束，但各地阻难人员流动仍非常厉害，无论如何，我还是从北京城跑回故乡去陪伴母亲了。

    那时，我所在的单位正在搞改革和精简，我弟弟多少经历些世事，不让我回去。但我还是回去了。那一年，我冒着“非典”的危险，共回去三次，一次便是十几天甚至几十天，直到母亲仙逝。

    我弟弟说：“反正没救了，你还是别回来吧。”

    我姐姐也这样说。

    我说：“即使单位把我裁掉，也不能夺去我与母亲共处的日子。”

    我爱母亲，尽管当时我并不怎么爱她脚下那片曾让我无数次为之落泪的土地。

    母亲从来没有责怪过我什么，她只希望我在外平平安安。至于她背地里的思念，我很少想过。有一年，为了写一本书，多挣一点钱，我甚至连春节也没有回去。姐姐后来写信说，过年时，母亲在桌子上多摆了一双筷子，说是我的位置。

    后来工作调动，后来恋爱，后来结婚，无数的新鲜事物与新鲜事情在等着我做。所以，回家，往往便成了一个传说。除了往家里多寄些钱，南方的村庄开始在我的记忆里模糊下去。

    直到母亲病了。

    母亲这次发病起初并没有告诉我。直到医生说她病危之后，家里人才发现母亲发疯似的想我，每天都对大家念叨着我的名字。

    我回去了。仅那一年，我便回了故乡三次。我发现，原来回故乡是那么容易，根本不是我认为的那么艰难——要完成一大堆的工作呀，要请假啦，要存钱呀，要拜亲访友啦，要应酬啦。

    更让我烦恼的是，苦了一辈子的母亲，竟然在五十九岁时得了肝硬化，并伴有顽固性的腹水。起初，我弟弟在电话中把病情说得很重，我当时还不知怎么个重法。直到回家看到母亲时，我猛地吓了一跳：母亲的肚子肿得像个水桶，而脸、手与脚则瘦得像麻秆。

    见到我，母亲马上拉住我的手，抱着我哭了起来。

    那是坚强的她，第一次为自己而哭。

    “我多想再活几年啊，看你们成家立业，替你们抱抱孩子……”母亲说。

    在本吴庄人的眼里，我们家的几个孩子被认为是最孝顺的，母亲病了几年，我们每个月只要有了钱，便寄回去给她治病。中药、西药，母亲不知吃了多少，有的医生说没有希望，不要再治了。我们做儿女的，觉得只要还存一丝希望，就想尽一切努力治疗。

    看着消瘦下去的母亲，想起去年她来北京我带着她去参观天安门与故宫，带着她到中央电视台节目录制现场时，母亲那种像小孩般好奇的样子，曾让我忍俊不禁；而短短一年过去，眼前的母亲像萧条的乡下一样，已成了一棵孤零零的树。

    那一年，我坐在家里陪她时，得以有时间详细地算了算我家的收入，最后我悲哀地发现，我父亲在乡下种着五个半人的田地，一年的收入竟然还不到一千元，再加上化肥、农药的费用，除了顾上一年的口粮，种田还得倒贴。如果我们不寄钱的话，家里从来没有超过两百元以上的现金。

    周弘艳说：“如果不是你把每月的工资寄回去要你大住院，要不是她不停地打针吃药，你大很可能早已不在了。”

    周弘艳说得泪汪汪的，触动了她自己的心事。我后来才知道，周弘艳的老公李希望得了严重的前列腺炎，最后导致行走不便。没钱治，这个曾经叱咤本吴庄的男人只得躺在床上每天唉声叹气。

    在本吴庄里，村子上的人如果得了病，便成了一家人的心病，按照习惯，他们从来是小病不看，大病不治。村子里很少有人上医院，等到酿成大病，更是熬得过则熬，熬不过就只有等死。

    仅仅一年没有回去，我便听到我弟弟讲，村子里的谁谁不在了，谁谁病重过世了。而那些故去的人中间，有许多本来是可以继续活着的，可没有钱，辛辛苦苦了一生的他们便提前告别了人世。

    我母亲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母亲说：“全家人都同意给我治病，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知足呢。”

    因为这个，我们兄妹几个在村子里成了孝子，成了人们羡慕和谈论的对象。虽然母亲也处在痛苦中，但听到人们对她的羡慕，她感到了心理上的一丝安慰。

    有天下午，我一个人跑到山沟里，想看看那里的风景，我却看到了另一幅场景：由于天干厉害，我看到和我们共过巷子的叔叔李公平夫妇蹲在池塘里，用一个木桶往外舀水，他们想把秧田灌起来，以便插上秧。

    我看到李公平和他爱人那根根凌乱的白发，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于是我脱了衣服，光着膀子帮他们干了整整一个下午。

    开头他们不让。李公平说：“伢，你不是吃这碗饭的，犯不着啊！”

    我说：“帮帮吧，锻炼锻炼。”

    一下午下来，我累得腰酸背痛，直不起身来。

    李公平的爱人说：“你还没有忘本啊伢，好人啊！”

    我不知道该回答什么。其实我知道，如果我再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也不可能这样活下去，靠一点点理解与同情是根本解决不了这里问题的。这也是村子里那些年轻人为什么要选择逃离的原因。

    我问了他们家的情况。

    李公平说，大儿子已经结婚，和媳妇一直在广州打工，已有三年没回家过年了，乡下过年的传统不再像往日那样受重视与热闹。二儿子在武汉，也不知到底在干什么，据说是一年四季找不到活儿，可他在城市就是不愿回来。至于大女儿，算来已有二十五六岁了，在乡下算得上是老姑娘，可她到武汉市为一个单位做了多年的饭，就是不结婚，因为她不愿再回乡下来；而在城里，城里人现实得很，也不会轻易地找一个农村姑娘做媳妇。按说，在乡下二十五六岁的女孩没有出嫁，人家就开始称老姑娘了。李公平叔叔没少为此事烦恼，大儿子的孩子就跟在他们身边，一出工就带着，晒得奇黑。

    婶婶说：“你看我们过的什么日子啊，简直就不是人！”

    婶婶的话让我低下头来。

    我问自己：乡下人生活的尊严在哪里？乡下人的出路在哪里？如果“非典”当初在乡下流行，结果会不会更加恐怖狰狞？

    我想，如果我当初不是跑出去，如今我母亲也只有像无数个可怜的乡下人一样，病了等死，最后像村子里的那些人一样死得无声无息。

    回一次故乡，故乡便坐在心上，成为我的一块永远无法抚摸的疼痛。回到城市，每每听到办公室的同事在讨论什么名牌能跟得上时尚，谁谁又换了一辆好车的时候，我唯有默默地坐在那里，心中真正是无法悲伤，而又倍感凄凉。

    有一天早晨，我坐在故乡的瓦房前，突然又想起了“命运”这个词。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一生，没有一回逃得过它。母亲说，每个人的一生，似乎早就在命中注定，该受的苦难，该享受的幸福，好像一切都已注定。

    那时，母亲躺在床上，作为一个女人，她的一生可以说是劫难重重。一直到她可以享受到幸福时，她却突然病倒，并且在这种病痛的折磨中度过自己的余生。陪母亲的那段时间，母亲还对我讲起她的亲戚。

    母亲说：“你舅公家吧，曾经住在那么大的一幢别墅里，一大帮人进进出出，日子红红火火的让许多人羡慕。我也是看着表兄表妹们迅速地长大的，过去，她们一个个在城里生活得多么滋润！可如今呢，可怜啊！”

    母亲说，在舅公去世、舅姥改嫁后，一晃又是十多年过去，他们家那些曾令我们无比羡慕的孩子，在时代的大潮中开始了另一种人生。母亲说，除了在事业单位的大舅外，其他的所有表弟表妹们已全都下岗，没了工作。

    母亲那时对人生的阅历已具有了另一种沧桑，便常常感慨命运的无常。她絮絮唠唠地说：“你说这么好的人，怎么就说没事做就没事做了呢？你小姨下了岗，给人当保姆，一个月挣三四百块钱还要挨别人训；你三姨下岗后开了一家小店，可总是亏本，她见到我时一提起就哭；你大舅好一点吧，可孩子却死活不读书，非要跑到外面去打工；还有你小舅，整个人没有了以往的光鲜，穿得破破烂烂的，哪里还像个革命家庭里的孩子……”

    我母亲为此慨叹时代变了。她为舅公一家的后代担心害怕，为他们不平。她说：“他们一个个本来应该都是好命呀，你说咋像唱戏似的，说变就变了呢？”

    我父亲说：“革命胜利后，当年他们真不该回黄安来呀，要是在北京，不晓得要当多大的官了！”

    我没法回答他们。我只是偶尔想起了过往，想起刚直不阿的舅公，想起了可怜的舅姥，想起了他们留在那个院落里的欢笑，不知为啥，有一次我站在异地他乡竟然流出了眼泪。

    那时，电视报道整个南方下着罕见的大雨，让我陷入了忧伤的情绪。我不知这是否就是命运。因为我听说，与舅公一起革命而没有回故乡去的那些人，他们的孩子不是当了老板就是出了国，成为主流社会的人群，他们过着与舅公的孩子完全不同的日子。而谁又能想到，我不识字的母亲，早在二十五年前就告诉我，人的一生，生辰八字就注定了一切。

    我以往从来不信，现在也不完全相信，但是我在街头上为那个落魄的男人我的舅公哭了。

    然而，当我又重新回到本吴庄时，我发现人们已不再想命运。一切认命了，就不再想了，整个村庄的人们都在忙碌着自己的事情。

    那天早上，故乡的一切生灵都围在我的身边，鸡、猪、狗，都在怡然自得地生活，而一切的杂草，在静静地生长，疯狂地挤压着自己的生存空间。整个村庄看上去挺静，安静得像一幅油画。

    我与母亲就这样坐在故乡的大门前，坐在我老家的泡桐树下，看着孩子们在远处玩耍，看着一切生灵在寻找着食物，我觉得我们也不过像这些生灵一样，只是寻食方式不同罢了。

    我絮絮唠唠地对母亲说，我庆幸自己当初终于走出了这个地方，不然，我只有在这个小小的范围里，看不到广阔天地里的那些美好事物与人生更多的经历，不明白怎样活着才能更有意义。

    母亲说：“这是你李爷爷李成和与你舅公的在天之灵保佑着你呢。”

    末了她又添了一句说：“有一天，我也要在另一个世界保佑你。”

    六

    终于，那一天还是到来了。催命的钟声还是响起来了。

    在那样的八月初，母亲好像是预感到生命的不再，在走的前几天，她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交代了她走后不放心的事情，包括父亲，包括妻子，包括我弟弟的孩子……

    那时刻，我的泪水才大颗大颗地从脸上滑落。

    一切在一瞬间变得沉寂。

    生命静止在那个午夜的子时。

    屋子里，是母亲的喘息声。那种痛苦的声音已经延续了许久。后来，由于病痛的无限折磨，母亲不愿再住在县城的医院里了。回到家，再也不让一直信任的赤脚医生打针了。

    那时的母亲，耳聋了，嘴哑了，眼瞎了，手不能动弹了。她终于失去了知觉，这个坚强了一生的可怜的女人，就这样在经过了长期的药物浸泡后，变得那样奄奄一息。

    那时，我、我父亲、我姐姐和我弟弟不分昼夜地守候在她的床边。那是一张老式的床，还是她结婚时的那张床，是生我们的那张床。床很结实，岁月老了，床还是原样，没有受到虫子的侵扰，它曾一声不响地看着我们的生命由此而来，又一声不响地看着母亲的生命因此而去，像一个哲人一样不发一语。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不欠别人的人情。在最后几天，母亲还专门对我讲：“有件事你现在就办。”

    我问什么事。

    她说：“请邓医生吃顿饭吧。多年来他一直帮我们治病，有没有钱从来不主动要。”

    母亲说的邓医生，就是我们本吴庄的赤脚医生。他对我们本吴庄周围的一大片病人，无论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多少年来，他在乡间游走，无论有钱没钱，先治了病再说。乡下人们都把他当做神灵。

    我听后默然无语。可以说，母亲的一辈子，从不愿欠任何人的人情，这让她赢得了周围人的普遍尊敬。

    在母亲告别这个世界的那天夜里，乡村一切安静得如同往常。她的眼先是努力地想睁开，我握住她只剩下骨头般的手，感觉冰凉一点点浸入骨髓。

    我知道她要说什么。她在清醒时也已说了：“要好好对你的媳妇，好好对你的儿子和你弟弟的儿子……”

    她还想把眼睛睁开。但是，她不能够。

    她于是闭着眼睛，再没有与我们说一句话，在痛苦的呻吟终于平息的时候，我听到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那是她对这个世界最后的表达——然后，她曾想努力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里她的孩子们——他们整整齐齐地站在那儿看着她，眼里噙着泪水——可她眼睛只睁了一半，好像尽了最大的努力，终于还是闭上了。

    姐姐开始轻轻地哭起来。我说：“别哭……”

    我说完这句话眼泪也出来了。老实巴交的父亲双肩在抖动，他在控制自己。我弟弟的脸上有些茫然，好像这一切在他意料之中，他的眼圈红了。

    我站在那里，站在那个漆黑的房间中，站在那张床前，茫然不知所措。但我知道，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

    我看看表，是公元二〇〇三年阴历八月十一，凌晨一时三十分。这个时刻被古人称作子时。

    她的眼睛仍然不闭，似乎死不瞑目。

    父亲说：“你帮她合上吧。”

    我便流着泪，用双手轻轻地抹了一下她的眼睛。她终于合上眼了。

    “真是放心地走了喂……”先到我家来的周弘艳说。

    她一直说母亲有福。即使母亲走了，她们也认为我母亲有福。而有福的原因，是我走出了大山，挤进了城市。在故乡的人眼里，一个人如果改变了命运，走到了遥远的山外，到大城市去追求自己新的生活，那就是幸福。其实故乡人不知道，那些费了老劲从乡间来到城市里的人，对大多数人而言，不过只是城市里普普通通的一个市民而已。

    同样在故乡人的眼里，如果一个人能够走得安详，走得坦然，走得清清白白，那就是摸到了幸福。

    所以在他们的眼里，我是幸福的，我的母亲也是幸福的。

    这时天还没亮，父亲开始出去喊人。按故乡的习惯，村庄的人都要起来为她送终。不一会，狗开始叫起来，人们也陆续来了。哭声便终于在房间里荡开来，最后声震屋瓦，黑夜不再平静。我坐在那里，仿佛这一切与己无关。因为我不肯相信母亲会这样离去，我不相信一个好人，就以这种病这种方式告别尘世……

    我在大家的哭声中走出大门，来到屋子外。本吴庄的上空挂着一轮清月，外面有些阴冷，四周的树木像鬼怪一般，阴森森的，但我已不再害怕。掐指算来，再过一个多星期便是中秋，按说应该是团圆的日子，但母亲先走了。她已不愿再在人世间与我们团聚，因为她不愿让我们看到她的痛苦。她是一个忍耐了一辈子的人，当然不屑于尘世的一切苦难，只是为了不让活人再痛苦，她便宣告了生命的终结，宣告了那个夜晚的消亡。

    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是，母亲在走时，留下了一声悠长的叹息。虽然我读不懂她叹息的涵义，但那声叹息，却像雷霆一般地响在我的头脑里，让我对这个世间，从此存了另外一层淡漠与游离。

    我们把母亲葬在她自己选的坟址上。挖墓地的那天，天阴下雨。给我们帮忙的一个叔爷说：“你大是好人哩，突然天凉了。”

    我不说话，只是挖。挖着挖着，下面全是石头。

    那个叔爷又说：“难怪你大选这个地方，底下全是石头，这下她有靠山和底子了。”

    生前没有任何依靠，死后有了靠山，是本吴庄人的迷信说法，而我，宁愿相信，叔爷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当飞扬的尘土撒在棺材上时，我哭得昏了过去。

    我一直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会这样走了。我一直相信，她在某个地方的某个角落，在望着我。我记起了她说过的一句话：“人在干，天在看。”

    我相信，我无论做什么事，她一定在天上看着。

    七

    那一年的春节，按故乡的习俗，是母亲的“新年”。按照本吴庄老家规矩，再远的人也必须赶回去。

    于是，我再次回了黄安本吴庄的老家。因为是母亲“新年”，我家的人全部回来了。过年也就有了一丝忧伤的气氛。

    年夜饭时，我在家里象征团圆的桌子上，为已不在的母亲摆上了一双筷子。

    然后，我们跪下来，烧纸钱，为她祈祷。

    我看到，自母亲走后，父亲的背驼了。他苍老了下去。丧妻的悲痛，使得父亲的脸上长满岁月的伤疤。

    我只能无言地看着他。

    以往母亲在时，我回乡，父亲喜欢讲乡下的物事。但由于没了母亲，父亲的话明显少起来了。他只是坐在我的身边，变得更加沉默寡言。

    父亲老了。真的老了。

    而我们本吴庄的兄弟姐妹，许多已做了父亲母亲。日子开始像父辈那样周而复始。

    一切怀念的仪式都是做给活人看的。我始终认为，一个人走了，什么也没有了。除了母亲的血液还存在于我们的体内，母亲甚至在梦中也不肯再钻入我的头脑里。值得欣慰的是，母亲在她人生的最后岁月，体味到了我们兄弟姐妹的反哺之情。

    春节时的大别山区奇冷无比，由于不像北方那样有暖气，屋里与屋外都一样的冰冷。我有十五个春节没在家乡待过，耳朵都冻坏了。每天夜里睡觉时，我都抱着父亲的双脚。父亲老了，我明显感到，他腿上传来的温度已不如当初。

    我希望通过抱脚的小小方式，表明我爱他，送给他一丝慰藉。毕竟，他那在大城市里生活的儿子，还是那个裤子上黄泥巴未曾洗尽的头顶草屑的孩子。

    我在老家一共待了五天。由于妻子还在北京值班，孩子放在山西，所以我很早就回京了。走的那天，我和兄弟姐妹一起出门，每个人的身上都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他们是出去打工的。那天早上，我站在村头望了一下母亲的新坟，新坟上的花圈还在，孤零零的坟地看上去像一坐无言的山丘，压在了我的心头。父亲佝偻着背，送我们到村口，我看到眼泪在他眼窝中打转。我对自己说，决不能让父亲的眼泪当我们面流下来。于是我轻轻地拍拍他的肩，和兄弟姐妹一起走了。

    一路上，兄弟姐妹们都关心地问我情况，比如老婆，比如孩子，比如工作——我在北京上班，但房子小，孩子不到一岁，只能送到山西岳父家养着。我姐姐特不放心，关切地问了我许多话，叮嘱了一路。从她身上，我仿佛看到了母亲活着时的样子，眼泪都快下来了。我是靠着姐姐上山采药草卖钱才完成学业的，兄弟姐妹为了培养我一个，全部放弃了他们的学业来重点保证学习成绩好的我。而我大学毕业，进了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后，却只能顾自己的生活，根本帮不上他们。

    姐姐一边走一边叮嘱说：“你在单位不要与人闹矛盾，家里就出来你一个，多不容易啊！”

    弟弟说：“你不要每天写得太晚，钱是挣不完的，我们自己可以照顾自己，母亲走了，你不要总是再往家里寄钱了，你有自己的家。”

    姐姐与弟弟的话都让我无比惭愧。过去姐姐在武汉一家服装加工厂打工，一天要上十五个小时的班，才拿一千元钱，有时甚至还因为生病没上班而遭受老板的克扣。相比之下，我在北京一天上八个小时的班，能稳稳地拿到千把块钱，还不时觉得单位不好，生活紧巴巴的不满意。

    车子一路走，我的心境一路悲伤。同行的姐姐一家，准备去广州那个陌生的城市寻找机会。其实，并不是出去就可以找到一个好工作的，而他们必须出去，因为故乡那个盛产将军的山区县，太穷太穷了。

    我曾试图在北京给我的兄弟姐妹找一个好一点且稳定一点的工作，找了不少认识的人。但人家开口就问：“什么文凭，哪个大学毕业的，学的什么专业，有什么技能？”

    我便哑然。朋友知道后说：“实在是不好找，大学生都不好找工作，多多原谅罢。”

    汽车到了武汉，又是我们分头行动的时候了。我订的仍然是回北京的卧铺票，而我的兄弟姐妹手中拿的全是去广州的硬座。我要去的是一个拿“铁饭碗”的地方，而他们将走向一个未知的领域，一个背离了故乡土地的陌生之地，那是人家的屋檐下，尽管我不曾亲睹过他们低头。

    上车时，听着姐姐一遍又一遍的叮嘱，仿佛母亲生前一般，我忽然泪从心来：到底她们如此倾心培养我，她们自己得到了什么呢？仅仅因为我们有着化不开的血缘关系，他们就应该付出吗？当我在另外一条幸福之路上行走的时候，她们自己却不得不过着另外一种人生——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命运？我们是在同一间又旧又黑的老房子里长大的亲人，为什么却有如此不同的命运？

    看着自己的兄弟姐妹背着鼓鼓囊囊的行李走向另一列火车的时刻，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哗哗哗地落下来。

    其时，我已越过了三十岁，是一个孩子的父亲，生活在北京的大城市里，有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亲人。当我被车站来来往往的人群淹没的时候，当我的兄弟姐妹汇入了滚滚人流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也被羞愧很快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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