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北洋上将徐树铮创办正志中学

    在首都师大附中百年历史中，曾有诸多风云人物雄踞其间。首屈一指的当推学校的缔造者——徐树铮。

    徐树铮（1880～1925），字又铮、幼铮。江苏省萧县（今属安徽省）官桥镇醴泉村人，历任北洋政府陆军部次长、国务院秘书长、西北筹边使等职，陆军上将远威将军。

    其父徐忠清系清朝拔贡生，曾被授教谕，改州判，那是芝麻粒儿般的小官，皆不就，一生研究经史，教书乡里，学生逾千。如此家庭使徐树铮受到严格的国学训练。他回忆其父道：“尝以风雪中攀缚驴背，口授诗歌。”“乡里争传七岁能诗，夸以神童。”（徐树铮《先考妣事略》）徐树铮13岁中秀才，17岁补廪生。柯绍忞在《徐公墓志铭》中说他“少颖悟，有神童之誉”。徐树铮骨子里的文人气质，正是家学渊源的遗传基因。后来，他被誉为北洋政府第一才子，被公认为“徐之才气，横揽一切，远不可及”。

    光绪二十七年（1901），21岁的徐树铮赴济南投奔北洋大臣袁世凯遭冷遇，落魄市井，不期邂逅皖系军阀段祺瑞。据段记述，“冬十一月至旅店拜客，过厅堂见一少年，正写楹联，字颇苍劲有力。时已冬寒，尚御夹袍，而气宇轩昂，毫无寒酸气象。因询之，谓投友不遇，正候家款。问以愿就事否？则答以‘值得就则可就’云。用心奇之，约与长谈，深相契，遂延揽焉”（《段祺瑞致黄伯度信》）。段留徐树铮于麾下，任记室（书记官），1905年保送其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徐树铮毕业于步兵科第七期，回国继续在段军任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段祺瑞为首的42名清军前线将领在与革命军对峙的重要关头，通电吁请清帝退位实行共和，给清王朝釜底抽薪的沉重一击。翌年2月，清帝被迫发表退位诏书。那篇主张共和的通电即出自徐树铮之手，其中言道：“故敢比较厉害，冒死陈言：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俾中外人民，咸与维新。”“力图自强，中国前途实为幸甚。”该文文辞犀利，直击要害。1914年5月，徐树铮任陆军部次长，后兼国务院秘书长。1915年2月，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悍然称帝。徐树铮力劝段祺瑞抵制，进而致袁世凯《上大元帅书》，谏戒其放弃皇帝梦，要求袁下“罪己诏”，并指斥那班鼓噪袁称帝的筹安会诸人，“今之良臣，古之民贼，孟子之言何其痛也！”徐树铮铺张扬厉、爱憎分明，于是被袁免职。1917年，张勋复辟。徐树铮辅佐段祺瑞马厂誓师而“三造共和”，挥师进京一举捣碎复辟梦。1918年，徐参与操纵“安福俱乐部”，包办选举第二届国会即“安福国会”。此举多为世人诟病。

    1919年，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挥师出塞，铁骑远蹈，收复库伦（乌兰巴托），果断平息北部边疆地区武装分裂事件。孙中山称赞其可比东汉收复西域的班超。途中有诗云：“冲寒自觉铁衣轻，莫负荒沙万里行。似月似霜唯马啸，疑云疑雨问鸡鸣。中原缆辔信孤愤，大海回澜作夜声。且促毡车趁遥曙，沉沉阊阖渐清明。”（《叼林蚤发》）徐树铮叱咤政坛，呼风唤雨，踌躇满志。由于愚忠恩公段祺瑞和自身的思想局限，他始终缠身于府院之争、派系恶斗，于1920年遭免职并被通缉为全国要犯第一名，辗转逃亡。1925年，他受任考察专使，率团考察法国、英国、瑞士、意大利、德国、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荷兰、美国、日本等12国。逗法期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徐即在巴黎住所举行悼念仪式，手撰挽联并电寄北京：“百年之政孰若民生，何居乎一言而得一言而丧；十年以还使无公在，更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访苏期间，他受斯大林接见并获赠刻有斯大林名字的佩剑。12月11日，他考察结束回到上海，段祺瑞电嘱暂缓赴京。他认为考察回国理应复命，即赴京，复命后于19日晚乘专车离京南下，次日凌晨途经廊坊火车站被害，时年45岁。

    徐树铮饱读经史，精于国学，推崇桐城派古文，娴于诗书歌赋，学养深厚，有《建国铨真》《视昔轩文稿》《兜香阁诗集》《碧梦庵词》等著作传世。对于张勋复辟，康有为、徐树铮一个支持，一个反对，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但康赞徐曰：“其雄略足以横一世，其霸气足以溢九州，其才兼乎文武，其识通乎新旧……其飞动高歌擅昆曲，其妩媚清词追周柳。”徐树铮擅昆曲，粉墨登场能花脸、贴旦两门抱，曾与俞振飞等名角同台，可见功力；尤爱关公戏《单刀会》，引吭高歌“大江东去浪千叠……”洪钟大吕响遏流云。张謇诗赞曰：“将军高唱‘大江东’，势与梅郎角两雄。”徐树铮于1925年出国考察期间，应英国皇家学院之邀作《中国古今音乐沿革》学术报告，受到《泰晤士报》高度评价。

    徐树铮戎马倥偬，不忘吟诗作赋；叱咤政坛，钟情兴学办教。1912年11月，他在北京创办一张报纸——《平报》，后来还曾想创办正志大学，并且从德国请了几位教授，但终因政治失势未能实现。徐树铮创办正志中学，时在陆军部次长任上，年仅34岁。此前，他曾出面购买美国军火。对方依照市场惯例给了一笔不小的“返款”，但他没有像别人那样用“返款”中饱私囊、花天酒地，而是拿这笔款子来兴学办校。1914年12月，他与广东名宿、粤东学堂总理梁士诒（此后曾任参议院议长）签订合同，租赁宣武门外菜市口粤东学堂校舍，创办京师私立正志中学校。翌年2月，正志中学开办，徐树铮自任校长，招收第一、二两班，春季开学，四年制初中；4月，至京师学务局立案，一度增设附属高小补习一个班，与此同时筹资30万元，在阜成门外北礼士路19号购地73亩，建设一处自主产权的新校园。迨至民国9年（1920）8月改名京师私立成达中学校，正志中学先后招收8个班，毕业4个班。

    徐树铮兴学办校的心气不亚于从政。在这里，没有他人掣肘，不必像政坛那样东挡西杀、闪躲腾挪，完全可以径情直遂、践行己意。如此，正志中学甫一创立，就被他办得风生水起、名噪一时。

    徐树铮恭请社会贤达、文坛名流加盟，大大提升了学校的名气和办学质量。他诚邀王树枏、傅增湘、叶恭绰等出任正志中学董事，分别担任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光绪进士王树枏是中国近代广具影响的学术大家，有存世著书50余种，涉及训诂、算数、地舆等，是《清史稿》四总纂之一，另参与编撰了《新疆图志》等巨著。副董事长傅增湘于1917年任教育总长，是中国首屈一指的藏书家。副董事长叶恭绰是民初交通总长，新中国成立后为全国政协常委。徐树铮延聘林纾、姚永朴、马其昶、姚永概等任教。林纾是一代国学大师、著名翻译家，“二姚一马”均为桐城派末期回光返照的掌门人，数学教师梁上栋后来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衮衮诸公声名显赫，正志中学自然也水涨船高、风光无限。

    徐树铮不拘泥于教育部定规，自主制订教学内容。他没有照搬当时教育部所规定的教学大纲，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拟定了有所不同的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主要突出两门课：国文与体育。每天上午以国文课为主，下午以体育课为主，其他课程如数学、德文等都放在次要的位置。

    徐树铮尊师重教、礼贤下士。缘于乃父终身执教的遗传基因，徐树铮奉行教育强国的理念。与其在北洋政府骄横跋扈、独断专行相反，他在办学中则表现出尊师重教、礼贤下士之风范。他非常尊敬几位老先生，往往亲自搀扶着他们款款登上讲台，亲手递过教鞭，然后悄然移步，“屏息危坐听讲，参弟子列”（关德懋：《徐又铮先生创办正志中学述略》）。每逢周三，他还约请几位一起下馆子（常去的有醒春居、便宜坊、恩成居、砂锅居等），饭后则去虎坊桥的《平报》馆或琉璃厂的松华斋南纸店小坐聊天。其率先垂范“尊师重道”，可见一斑。

    他严格管理，宛若军校。教室、宿舍和饭厅的规矩与日本士官学校相仿。因此，时人评论说这近乎一所军官预备学校。有记载称：“该校校规极严，徐树铮长子徐毅行怀带食物被校监搜出没收，虽校长之子，也不可越矩。”（赵树生：《正志中学简介》）1915年10月，京师学务局派员视察正志中学，认为该校“管理采取军校成法，而略济以宽，实已严于他校”。1918年2月，京师学务局训令表彰公立四中和私立正志中学，认为“私立正志中学，管教采用军制，秩序整齐，校风极为严肃，注意体育，务使学生各具军国民之精神。私立各校办理妥协，当推该校为最”。

    徐树铮的办学思想和培养目标，实际上是力图通过封闭式管理，培养强军富国的实用型军政人才。1919年10月，应徐树铮之邀，大总统徐世昌为正志中学题赠匾额——“成德达材”。这便是流传至今的百年校训。

    1920年2月，阜成门外北礼士路19号新建校舍落成，遂迁入。此前，徐树铮在直皖两系恶斗中被免职，继而遭当局“通缉拿办”，被迫蛰居上海，自身难保，更无力遥控北京的正志中学。遂教育部于8月15日接办正志中学，改名京师私立成达中学校。9月，徐树铮辞去校长职务，由卸任教育次长的傅岳棻担任成达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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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树铮被害，归因于他曾处置一个人——曾任警卫军统领兼执法处长的陆建章。同为安徽籍的陆建章在政治上倾向直系，遭皖系嫉恨；而他生性狠辣、嗜杀无度，请人赴宴，席散送客，安排枪手背后开火一枪毙命，人称“陆屠伯”。徐树铮掌握了陆建章劣迹，在天津奉军司令部宴请陆建章并如法炮制，饭后约其到后花园密谈，埋伏枪手将其击毙。须知陆建章是冯玉祥的亲戚兼救命恩人，由此埋下祸根。1925年，徐树铮考察回国来京复命。12月29日，他离京时，段祺瑞发现办公桌上碧玉镇纸压着一个字条，上写“又铮不可行，行必死”，遂派人追上徐树铮劝其缓行，但徐不为所动，按原计划登车起程。30日凌晨，专车缓缓停在廊坊车站，冯玉祥所属张之江部调遣的杀手登上专车，向徐敬礼报告：“督办请专使下车，有事面谈。”此时，徐已有警惕，推说：“连日来非常疲劳，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岂料一伙官兵冲上前来，将其架起就走，并押到一所小学校内，找人暗中辨认。只见煤油灯下器宇轩昂者，确定徐树铮无疑，便称：“督办有请。”徐树铮被强行架走拐出校门，背后枪响，气绝身亡。张之江部医官洪某自报系徐树铮的学生，长跪不起，愿以一门老小作保寻尸装殓。具结后，他连夜雪地苦寻，找到徐尸，连呼校长，入殓后辗转运回徐家乡。傅增湘赠其楠材棺木，葬于醴泉村，陪葬有斯大林所赠佩剑。

    徐树铮筹资30万元，于1920年建成北礼士路19号校园，占地面积73亩，主楼（四层）1座，前楼、后楼各1座。其校园之宽敞、校舍之充裕、设施之完善，在绝大多数学校以旧王府或旧庙宇为校舍的北平市，堪称先进与一流。学校将一部分房间出租给中法大学，获取租金资补办学经费。1938年，日伪抢占了这所校园，成达中学被迫迁入中南海公园内东四所，维持办学11年。为索还北礼士路校产，学校经七年诉讼，终于1952年索得偿款60亿元（旧人民币），再加上政府追加的20亿元（旧人民币）拨款，在阜成门外八里庄新建一所校园，于1954年竣工使用，即现在的慈寿塔边、昆玉河畔首都师大附中校园。换言之，今日首都师大附中美丽优渥校园，源于徐树铮的那笔筹款。

    徐树铮终其一生未能实现强军富国的理想，却在身后留下毁誉参半的品评。然而，谁也不曾料到，一所正志中学却成就了百年基业，为他竖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在建校百年之际，首都师大附中副校长、第一分校校长刘强，两次驱车赴江苏省萧县醴泉村，拜谒徐树铮陵墓，访问其后人亲属，搜寻将军生平，挖掘正志史料，并赋诗一首：

    北洋天枭皖系魂，拔山超海搅风云。

    曾拒项城霸华夏，堪比班汤收库伦。

    类纂诗词擅昆曲，创办正志开夤门。

    廊坊冷枪碎雪夜，醴泉残马啸黄昏。

    2014年10月1日，首都师大附中在校园里举行盛大百年庆典，演出大型文艺史诗《摇篮》，首位登台的角色便是身着上将戎装的徐树铮。他在聚光灯下高声朗诵：“大江东去浪千叠，这不是江水，这是流不尽的英雄血！”

    2 北平首任市长何其巩出手救成达

    正志中学和成达中学皆为私立学校。在贫弱的中国社会，私立学校的存亡续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费来源。事实上，从正志中学到成达中学，始终被办学经费所困扰。建校初期，徐树铮位高权重、长袖善舞，尚能凭借拥有的人脉资源来筹措经费保障办学。待他政治失势，学校易帜，董事会的筹资能力则日渐式微。成达中学的办学经费来源，一是本校部分房屋出租给中法大学孔德学院所按年收取的租金，二是学生缴纳的学费、宿费等，三是董事时有时无的些许筹资。在军阀混战、经济凋敝的年代，通货膨胀、米珠薪桂，如此财源实难维持正常开支，学校常常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1928年夏，在第二届董事会向第三届董事会移交校务之际，接任伊始的第三届董事会鉴于办学经费拮据，拟议将成达中学并入中法大学孔德学院，并与对方签署协议：成达中学并入中法大学孔德学院之附属孔德学校；成达中学毕业班学生免试升入孔德学院预科，获预科肄业学历；未毕业班学生并入孔德学校相应年级继续学业；成达中学名称自1928年8月起自行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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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德学院为接收成达中学致北平教育局函

    敬启者：顷接成达学校第三届董事会蔡元培等函，称略谓，为成达学校创立新基谋永久之发展起见，特商请贵大学孔德学院就敝校原有校址从新改组：凡敝校前此毕业生有志升学以图深造者，可免去考试径入孔德学院预科一年级肄业；其尚未毕业之各级学生，亦可按照年级编入附属孔德学院之孔德学校，俾便循序渐进继续求学；至原有之成达学校名称自本年八月起即行取消等因。前来敝学院考虑结果，已依照该董事会来函办理。惟以该成达学校曾经在贵局立案，相应函达，即希查照为荷。

    此致

    北平教育局

    中法大学孔德学院谨启

    十七年七月三十日

    7月30日，双方来校办理交接事宜，成达中学方面有董事会董事长周作民等，中法大学方面有孔德学校教职员数名及著名教育家、中法大学创始人李石曾。其间，恰巧被成达中学在校学生闻知，同学们当即出面交涉，明确反对董事会的“并校”决定，竭力请求保持成达中学的独立地位。但是董事会的并校进程并未因此而停滞。成达中学学生情绪激动，由学生会出面致函北平市教育局，要求局方出面干预，制止董事会“并校”行动，维护成达中学独立地位：

    为请维持旧校，奈难承认擅改为孔德事。

    查成校成立于兹已历十稔，校中一切经费出之董事会，即惨淡经营数经波折，扶成校得以至今。生等饮水思源久铭心版。夫董事会诸君不惜出重资以维持教育机关，其热心于教育自不待言。而今日生等得就学于负有众望之成校者，亦莫非董事会之赐？果如董事会始终如一维持到底，使生等在校即为成校之学生，离校则为成校之校友，幸何如之！何期事出意外，于上月之三十日周董事长作民，会同孔德学校教职员数名匆匆来校，遽欲将堂堂皇皇之成校付诸孔德，并有李公石曾加入处理，改为中法大学之附属语。幸经在校同学以正当之理由、诚恳之态度竭力交涉，该接收人员始去。

    原董事会允将成校归人保管之理由，亦不过曰经费无着不能支持而已，其苦衷自有可谅之处。际此米珠薪桂之时，钜万之款实难筹措。然而年来成校之耗费皆系用人不当之故，果如极力缩减未始不可维持。况董事会成立已届三载，果如用人不当早应选贤处理。今竟悍然送诸他人，生等誓不承认。

    其理一，生等就学成校之本意，原以成校固有种种之特别优点与其他超然独异不同流俗之精神，不惜重费跋涉千里而就学于斯校，是生等对于成校另有远大之目的与特殊之观念。若其改名易地将成校固有之特征与优点一概毁灭无余，则生等为前途计为校誉计誓不承认。

    其理二，总之生等读书成校，只知学业为前提，精神为后盾，今欲毁灭我成达十余年固有之精神，同学等自当誓复母校：自上呈之日起，无论何方接收本校，须于本会诸同学之目的相合：（一）维护成达精神之独立；（二）维护成达校名之尊严；（三）维护成达校产之所有；（四）维护成达校务之发展。否则绝不承认！

    谨此声明。

    务望鉴核，不准孔德之立案是幸。

    谨呈北平特别市教育局

    北平成达学校学生会

    中华民国十七年八月六日

    8月5、6日，学生会邀约毕业同学会连续两天召开联席会议，议定：（1）组成“私立成达中学校校务维持会”； （2）公请教职员以义务性质出而分担各自教学、管理等校务；（3）由毕业同学担任筹款捐助任务，“使成达精神永远独立”。与此同时，校务维持会继续向北平市教育局请愿，并派代表径直上访北平市政府，面见市长何其巩，力陈反对“并校”、维护成达独立之缘由：成达中学前后招生22班达三千人，毕业18班二千余人，“其声誉成绩社会间自有评判”；“毕业学生二千余人，受母校之陶冶决不能默认其消灭；在校学生二百人，因慕成达之成绩声誉，关山负笈，决不能任其取消而他图”。他们强烈要求市政府出面干预，以维护成达精神之独立、校名之尊严、校产之所有、校务之发展，“务望鉴核不准孔德之立案”。

    私立成达中学校校务维持会致北平市教育局函

    呈为不承认第三届董事会非法将成达归并孔德，组织校务维持会团结自辩，再请审查备案事。

    查本会组织情形曾呈报在案，近日以来，对于校务已着实进行，惟对于第三届董事之欲将成达归并孔德事尚恐贵局有不明暸之处，谣言恐多，听闻难辨。案成达创立已十四载，由正志更名成达，前后招生二十二班达三千人，毕业十八班且二千余人，其声誉成绩社会间自有评判。董事会为学校之根本，有扶助学校进行之义务。甲届无力只好改乙届，乙届无力可归丙丁戊届，董事对学校而生，董事会可改组，而学校不能消灭，此理甚明。第三届董事会之改归，第三届固无疑问，然而此第三届董事会是成达之董事会，决非孔德之董事会，成达学校之第三届董事会名义中已含有办理发展成达之任务，舍此不图而欲消灭组织完善之学校，以实行吞并，则此第三届董事会为孔德乎？为成达乎？即以办理，孔德为前提，则为孔德董事会，断无处理成达校务之理。谓为成达之董事会，则无力办理成达时，只应仿一届至第二届，二届至第三届前例，让贤另组第四届，绝不能以董事资格随意取消学校。况第一届之改归二届，二届之改归三届，皆系无力再办之故。如董事有取消学校权，则早已将成达改为甲校或乙丙丁校，不劳第三届诸董事之热心，未接办即先将学校消灭而改归孔德也。即对董事会本身而言，即承认为成达第三届董事会，则学校改归孔德本身自己消灭，今仍云继续办理孔德，则是明认为孔德董事会因侵占成达校产，故不能不自兼承为成达第三届董事会，迨校产已收自为复其本来面目，天下事以公理为主裁，成达毕业学生二千余人，受母校之陶冶，决不能默认其消灭；在校学生二百人，因慕成达之成绩声誉，关山负笈，决不能任其取消而他图。故在第一次宣言时已谆谆言及，现距开学不足十日，在校学生以读书为目的，以在成校读书为初志，董事会方面即欲消灭成达，则学生方面只难认其非法之举动。故于五六两日由学生会及毕业同学会联席会议决组织校务维持会，公请教职员以义务性质出而分担原务，并由毕业同学担任输款捐助，使成达精神永远独立，维护学校而此，并非与董事会为难，果如董事会即日在成达校址办理成达宣誓永不取消成达，则本维持会即自行取消，否则为维护已完善之学校而成立，为二千毕业同学请命而成立，为二百学生学业而成立，公理俱在，贵局难审查也。除努力办理使校务发达外，理合将组织缘由备文呈请备案施行是幸。谨呈

    北平特别市教育局

    北平特别市私立成达中学校校务维持会

    青年学生炽热的爱校之情深深感染了市长何其巩。对于成达中学的“并校”事件，他十分重视，认真聆听了成达中学学生反对“并校”的意见，并明确表示：“查该校虽属私立，但事关本市教育未便置之不问，致益纠纷”。他旋即召见成达中学董事会面询，表明俯顺舆情支持学生护校立场的态度。随后，他指示市教育局局长李泰棻派员深入调查，提出解决意见，供市政府决策。李泰棻所派两名科员赴校认真调查，找了多名学生面谈，广搜材料，写出调查报告呈报市政府。根据教育局的调查内容和意见，何其巩签署市政府训令：“即令行该第三届董事会迅速依法选举校长承继第二届董事会办理成达原意继续办理，维持成达之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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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其巩（1899～1955），字克之，安徽桐城人。青年时期投笔从戎，在冯玉祥部先后任国民联军司令部秘书长、第二集团军司令部秘书长。1928年6月，北平特别市成立，何其巩被任命为北平特别市首任市长，时年29岁。任职期间，他力主“财政公开，造成廉洁政府”，做出发展教育的“教育经费案”决议。何其巩于1931年调任安徽省政府委员、财政厅长，1933年调回北平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等职，1936年任中国大学校长。其间先后兼成达中学名誉校长、成达中学董事会董事长。

    作为落实市政府训令、维护成达中学独立地位的保障措施，成达中学董事会做了调整：市长何其巩、教育局长李泰棻、中法大学创始人李煜瀛（即李石曾）等担任董事；何其巩出任名誉校长；聘任张心沛为校长。

    由此，相持两个月的“并校”风潮得以解决，成达中学之命脉得以延续、精神得以传承。

    调整后的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如下：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李煜瀛（即李石曾，中法大学创始人、北平研究院院长）、沈尹默（河北省教育厅长）、周作人（北京大学教授）、何其巩（北平市市长）、李泰棻（北平市教育局局长）、张凤举（北京大学教授）、黎世蘅（北平大学法学院院长）、马廉（孔德学校教务长）、周作民（银行家）、褚民谊（政学界）、吴鼎昌（银行家）、张心沛（孔德学院教务长）、李书华（教育部部长）、徐炳昶（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院长）、方梦超（政学界）。

    1938年，汉奸王克敏、汤尔和在北平成立伪华北临时政府，汤尔和任伪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与何其巩是多年好友，邀何出任伪教育部总长。何断然拒绝，但“何其巩要参加伪组织当汉奸”的消息不胫而走。何为表明心迹，于1938年春秘密致电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有“誓竭忠诚，以为股肱之佐，绝不附逆，致贻钧座之忧”等语，并向国民政府索要中国大学补助经费。不久，他接到陈立夫回电，说他给蒋的电报蒋已阅悉，对他深表嘉许，希望他多为抗日做工作。此后，何其巩为中国大学经费事还给蒋介石去过电报。北平沦陷期间，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后任美国驻华大使）曾三次秘密去重庆见蒋介石。每次去，何都托他带信给蒋，由此何秘密地与蒋介石建立了联系，表明了抗日拒逆的立场。其间，何其巩把很多不愿为日伪工作的大学教授请到中国大学任教，既充实了中国大学的实力，又帮助这些教授解决了生计问题。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宣布中国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这三所北平沦陷区的大学与大后方的大学同等待遇，不作为敌伪学校看待；何其巩与燕大校长陆志韦、辅大校长陈垣并誉为在北平坚守民族气节、坚持办学的三位著名大学校长。抗战胜利后，何其巩一度担任国民政府驻北平特派员。但不久，蒋介石发现其非己嫡系，旋即撤销其任命。1947年，何其巩积极参与策动傅作义将军率部起义，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贡献。1955年，何其巩病逝，享年56岁。

    说起何其巩与成达中学的缘分，还有这样一件史实。抗战胜利后，由于何其巩秉持反独裁、反内战的政治立场，国民党军统策动中国大学的国民党、三青团势力武装驱赶他，中国共产党则支持其任职。在拥戴何其巩的行动中，有一名哲学系的学生艾伯儒。他主办壁报《正风》，宣传反独裁、反内战，并积极参加保护何其巩的斗争。这个艾伯儒，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第四十二中学、北京师院附中任校长近30年的艾友兰。

    3 周作人任职成达的两桩悬案

    在成达中学历史上，有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他就是著名文学家并附逆获罪的周作人。据京师私立成达中学校档案记载，1928年，成达中学第二届董事会改组，成立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会议决废除会长制，改用委员制，推举3人为常务董事，再由3位常务董事互推1人为董事会主席，主席对董事会负责。这一届董事会成员为蔡元培、周作人等16人，董事会推举周作人为董事会主席。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至1967年5月6日），是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他从1928年担任成达中学董事会主席（本书按惯例仍称董事长），至1945年被国民政府逮捕惩处，在成达中学兼职17年，是首都师大附中百年校史中担任董事长职务最久的一位，也是首都师大附中百年校史中绕不开的重要人务。在任职成达中学的17年间，周作人身上发生了两起悬案。

    悬案一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北平八道湾家中与学生沈启无晤谈，猝然遭到入户刺客的枪击。车夫和仆人闻声来救，结果一死一伤。周作人被子弹击中毛衣纽扣，略伤皮肉，侥幸逃过一劫。凶手则逃逸无踪。事后，日本宪兵以保护为名，进驻周作人家中施行警卫，从而加速了周作人落水附逆的进程。该案轰动一时，日伪军警始终未能侦破，遂成一桩扑朔迷离的历史悬案。按照日方的说法，是国民党怕周作人变节附敌，由军统策划所为。周作人则不以为然。20世纪60年代，他曾向报纸投稿《元旦刺客》，推断是日本宪兵所为，目的是威逼他出来为日本效劳；遇刺后，权衡性命安危，自己才无奈屈从日寇。当然，此稿违背事实，未被报纸采用。事实上，早在抗战胜利后，即有知情人在美国撰文，说是当年活跃在平津一带的爱国学生组织“抗日杀奸团”所为，但是语焉不详。

    2007年，健在的“抗日杀奸团”部分成员举行座谈会，编印了一本标明“非卖品”的《抗日杀奸团回忆录》，全面记述了“抗日杀奸团”诞生、发展和所组织的杀奸斗争始末，其中包括1939年行刺周作人一案，从而揭开了悬案真相。他们送给笔者一本，其中写道：

    1938年暑假以后，宋显勇、范旭、方圻等人高中毕业去北平燕京大学读书，于是在北平也成立了一个燕京小组，由宋显勇负责。当时社会上流传周作人的许多事情，报纸也时常登载他的活动情况。周作人是文化界有身份的人，又是鲁迅的弟弟，他与一些汉奸们沆瀣一气是我国知识界的耻辱。他的影响甚于那些军阀政客的汉奸行为，因此决定制裁他。

    燕京小组负责调查他的情况，并协助将枪支送到北平。1939年元旦，李如鹏自告奋勇去执行这项任务，赵尔仁和他一起去到北平，由范旭领着他去到北平西城八道湾周作人家。李、范二人进入他家，赵在门外等候。李自称是中日中学学生，要求去日本留学求见周作人。

    当时周逆正与客人谈话，周走出客厅。当他接介绍信时，李拿枪向他肚子开了一枪，周应声倒地。李以为他死了正要走时，突然周的仆人抱住李如鹏，范旭急忙出来叫赵尔仁，赵上去对这人开了两枪。然后三人安全撤退。事后才知道周作人只受轻伤，因他身上的腰带挡住了子弹转移了方向。

    在《抗日杀奸团回忆录》中，“殉国烈士名录”一节记录了青年英雄李如鹏的简况：“李如鹏（1917～1940年）在抗团担任组织干事。1939年被叛徒出卖。在敌寇严刑拷打下，决不泄露组织丝毫秘密，沉默对抗。后被敌人杀害，牺牲时年仅24岁。”

    众所周知，案后不久，周作人陆续担任了汪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堕落为名副其实的文化汉奸。

    悬案二

    据京师私立成达中学校档案记载：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1938年7月，成达中学北礼士路19号校园被日军强占，其中部分校舍转交敌伪机构新民印书馆占用，成达中学被迫迁址于中南海公园内中南海西岸紫光阁附近东四所平房继续办学。关于此次被迫迁址，我们有两种猜测。

    其一，是周作人利用职务之便引狼入室、为虎作伥，帮助日寇强占成达中学北礼士路19号校园，属于卖国求荣的行为。

    其二，日寇看中并强占成达中学北礼士路19号校园，周作人审时度势、知无力抗拒，遂利用职务之便虚与周旋，帮助成达中学趋利避害迁到另一个去处——中南海东四所，使成达中学得以继续办学，危局苦撑，共克时艰，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如果是这样，周作人倒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这两种猜测，哪一种更符合实情呢？

    再看以下事实。北平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小学大力推行奴化教育，要求唱日本国歌、新民会会歌，鼓吹“中日提携”“大东亚共荣圈”。日伪强行规定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开设日语课，派专职日语教师入校，其中多为日本人。这些日本人在校内以太上皇自居，对校长和校务指手画脚，起着法西斯学监的作用。他们可以任意打骂师生，严厉处罚、镇压任何“反满抗日”的行为，一个电话就能叫来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来校抓人。

    笔者母亲当年在位于交道口的大中中学女校读初中。校内有一名被派来的日本人本多。他领着几名中国人教日语，并且监督校方推行奴化教育。母亲与同学以不同方式表示对奴化教育的抵制。本多大吼一声“武桑[2]！ ”他是命令母亲站起来，并将手中的板擦狠狠掷过去。母亲被砸破头。由此更是激起母亲的反抗情绪。随后，母亲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斗争（这是后话）。日本侵略者在中小学的法西斯行径可见一斑。

    但是，据京师私立成达中学校档案记载，沦陷期间，成达中学增设了日语课，聘任的日语教师系中国人而非日本人。原来英语课和法语课继续开设。笔者采访了几位当年的校友，他们的记忆也是如此，回忆说没有日本人进校任职。这就蹊跷了，日伪当局全面推行的奴化教育，真的就止步于成达中学的一堵校墙？若果真如此，是否周作人利用职务之便起了关键作用？须知，只有他——汪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亦即伪华北政权教育行政高官，有能力办到此事。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于1945年12月以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逮捕，1946年11月被高等法院判处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被改判10年有期徒刑。此后，周作人以戴罪之身夹着尾巴做人，于1967年悲凉离世。在此期间，多有人研究他在文化上的功过，无人染指他在教育领域的是非。而周作人为成达中学做了些什么，仍是今后需要挖掘研究的课题。

    4 中南海内办学11年及索产诉讼

    原成达中学自有产权校舍阜成门外北礼士路19号，由徐树铮和正志中学董事会筹资，于1920年2月建成，购置费和建筑费总计30万元。校园占地面积73亩，东临护城河，西临马路，北隔坟地，南临马路；主楼（四层）1座，附楼1座，教室、教员休息室、办公室和礼堂计102间，图书馆拥有中西书库各2间、阅览室5间，工艺博物等实验室5间，乒乓球室3间，露天体育场面积约200平方丈，宿舍43间。其校园之宽敞、校舍之充裕、设施之完善，在绝大多数学校以旧王府或旧庙宇为校舍的北平市，堪称先进与一流。所以，成达中学将一部分房间出租给中法大学孔德学院也在情理之中。当时的学生能够在这样一所设施优越的中学就读显然是幸运的。

    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1938年7月，成达中学北礼士路校园被日伪强占，改办新民印书馆；成达中学被迫迁址于中南海公园内中南海西岸紫光阁附近东四所的平房继续办学。

    此时，以王克敏为首的一帮汉奸建立了华北地区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办公地设在中南海。抗战胜利后，李宗仁的北平行辕也入驻中南海。随后，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的司令部设在中南海居仁堂。

    1945年8月，日本投降。11月，成达中学即分别致函行政院平津区敌伪产业清查委员会、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和北平市政府，要求依照复员时期政府对于敌伪占用之公私财产均准由原业主依法收回的规定，索还北礼士路19号校产，并按行政院平津区敌伪产业清查委员会“携带有关原房产各项证件前来候验”的要求，赴河北省第一监狱，面见在押的原成达中学校长黎世蘅，详询其经手日伪强占北礼士路19号校产之经过及有关证件，并据此向当局诉求索还校产。然而，此时的北礼士路19号已被国民党第16军第一营驻军和国民党政府正中书局北平印刷实验所占用。他们对成达中学的索求置之不理。

    1946年，中南海公园整理委员会致函北平市教育局，要求封闭位于中南海东四所的北平市私立成达中学的东门，因为该校学生“每日多持竿在海岸垂钓，并将污秽草泥掷之满地，实属有碍观瞻”，建议该校学生由怀仁堂东面的便门行走，以免混杂。继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下令成达中学迁出中南海。这就把成达中学逼入进退维谷的窘境。成达中学屡屡向北平行营、北平市政府投诉，及至向地方法院起诉，结果都是久拖不决而不了了之。八年抗战胜利之后，成达中学陷入了索还校产的持久战。

    成达中学1946届毕业班学生在毕业之际自制并印刷了一本纪念册。册中选登了北礼士路19号校舍的几幅照片，其中有校门、教学楼、宿舍和运动场。照片的标注文字写道：“这才是我们的旧校址！”由此足见成达中学师生对自己校产被无端侵占的愤懑不平。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任北平市市长的叶剑英，还在解放军入城仪式上便接到党中央从西柏坡发来的电报，内容是周恩来副主席要求替党中央打前站的几位同志先把中南海和北京饭店接收下来，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迁入北平做好准备。解放军接管北平后，调集部队对中南海紧急疏浚，人挖车拉地整整干了3个月，才清除了淤泥。整饬一新的中南海，被规划为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办公地。

    成达中学奉令于7月从中南海迁出，搬到王府仓胡同46号和大水车胡同12号原私立镜湖中学校舍。镜湖中学校舍是李镜湖的私产。其子向北京市政府投诉，要求索回这处房产。最后由市有关领导机关仲裁，成达中学向房产主交租金租用校舍办学，租金由北京市文教局代缴。王府仓校舍南院占地6亩有余，北院占地7亩有余，总共才15亩，教室都是由老旧平房改建，规模小、质量差，与优越的北礼士路校舍不可同日而语。

    此前，成达中学校长戎书城、成达中学董事会董事长温寿泉以及代校长姚丽卿等先后出面诉求索要北礼士路校产。1952年，吴纯性校长就职后，呕心沥血操办此事。

    当时，北礼士路19号已易手新华印刷厂。几经成达中学投诉，终得北京市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北京市阜成门外北礼士路19号房屋396.9间、地基65亩5分6厘为北京市私立成达中学校所有。”历时多年，校产终得确定产权。经法院调解，双方同意，北京市地政局估定房价、地价两项，折合60亿元（旧人民币），将该项房产让与新华印刷厂使用，议定新华印刷厂向成达中学分期付款。在索回校产的过程中，吴纯性校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2年秋，成达中学与上义中学合并为三十八中，北京市教育局决定用收回的北礼士路校产60亿元（旧人民币），追加20亿元（旧人民币）拨款，在阜成门外八里庄新建一所校舍，给三十八中办学使用。1952年底动工，1954年6月竣工，同年9月1日在新校舍开学。

    三十八中在王府仓的校舍，比四十二中在丰盛胡同的校舍要好一些。北京市教育局准备将三十八中迁到八里庄后，将四十二中搬到王府仓校舍办学，为避免学校改名与房产主产生新矛盾，决定四十二中迁到王府仓后改称北京市第三十八中学，三十八中迁到八里庄后改称北京市第四十二中学。

    5 成达中学的学生运动

    成达中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北平学生运动的私立中学。早在日伪时期，中共地下党员魏笑天即来成达中学活动，团结进步教师徐楚波（地理教师）、李一鸣（音乐教师）等，在学生中教唱进步歌曲，揭露社会黑暗，抵制汉奸文化。1944年春，发展初三学生房世仁、郑志刚（郑博南）为地下党员，高二学生张树勋、孟继桢（罗文）、张新华、李纯儒等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在校内传播革命思想，使很多同学关心民族命运，关心时事政治。1945年5月，地下党员张敏学（张云冀）从河北省武清县来校任体育教师，在魏笑天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发展组织，促使段家继（兰可夫）、张树勋、张新华、李纯儒、杜兆兴（即欧阳春）、谷安华、古振声（即古首）、刘述邦、李皓泉、郑天祥、刁连山、薄树森等十几名同学相继入党，学校革命气氛日趋浓厚。他们派谷安华、刘述邦进入学生会，谷安华任学生会主席，以学生会的公开身份开展活动，组织各种读书会，秘密阅读苏联进步小说和当时的进步刊物，如党在北平出版的刊物《解放》、在张家口解放区出版的《北方文化》《长城》，民盟办的《民主星期刊》，等等；组织歌咏队，演唱《民主进行曲》《延安颂》《黄河大合唱》等革命歌曲；在校园内出版《成达文苑》《大众园地》等壁报，宣传进步思想。1945年秋，党组织发动师生罢课、罢教一个月，驱逐了日伪时期为汉奸卖力，抗战胜利后投靠国民党、压制打骂学生的训育主任。当时，国民党军警几十人来校企图镇压，但是在师生团结斗争的形势面前未能得逞。同年9月，本校学生抵制了国民党三青团借口“张莘夫事件”煽动组织的反苏大游行。

    1946年4月21日，北平各界进步人士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促进宪政大会”。不少学校是零散奔赴会场，成达中学却组织起百余人的队伍，高举校旗，一路敲锣打鼓前往；并且遵照中共北平地下党学委的安排，成达中学高中同学负责大会现场的纠察保安任务。大会上，朝阳学院陈谨昆教授和成达中学徐楚波老师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国民党军警特务却捣毁会场，打伤徐楚波等多人。这就是著名的“四·二一事件”。成达中学师生是这次事件的主力之一。

    曾任北京第四十二中学和北京师院附中校长的艾友兰当时是中国大学的学生。他回忆说：“那时从事地下工作是单线联系个别行动，我的任务是开辟北平至晋察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制造证件，输送人员，一般不参加公开的活动。但是那天的动静太大，我也带着几位进步同学前去听讲。去得较早，场内有二三百人，台上开始布置讲桌，挂国民党旗国旗。离我不远的一名师大的三青团头子开始起哄呐喊，指责党旗挂歪，口出不逊；接着吠影吠声，一片乱哄，石头、砖头抛至台上；几十人冲上台打砸抢；看起来是早有预谋。布置会场的已退到后台，紧闭大门。三青团、国民党分子用桌椅砸门，冲进后台打伤了陈瑾昆等几位准备讲演的人士。台下也有百余特务驱赶、殴打听众，抓了一些人押到场外路南中山公园派出所。我们几个退到音乐堂进口，居高临下，看见已有宪兵十九团的一二百官兵，全副武装，头戴钢盔，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分两层向音乐堂包围过来；此时距场内动乱不及10分钟，可见早有准备。我们冲出宪兵包围，音乐堂外聚有上千人，学生、记者、社会人士，一群一伙义愤填膺，斥责国民党三青团的镇压行动，直到下午两点才散尽。此次成达中学的地理教师、民进组织创始人之一徐楚波老师被特务毒打负伤。后来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对我说，在这场艰苦激烈的斗争中，成达中学师生不仅走在最前列，而且成达的高中同学还担负了大会的纠察任务，与军警特务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由于斗争的锻炼，成达中学地下党发展近20人，是新中国成立前北平市地下党员最多的一所中学。这些党员根据斗争的需要，逐步调往解放区工作学习，成长为革命的生力军。

    1946年，北平市教育局曾密发训令，要求“各校查明具报学生非法活动”。据此，成达中学上报了一份名为《本市私立成达中学奸党活动情形》的文字材料，内容如下：

    一、中南海私立成达中学奸党负责人为赵熙庭张敏学二人，赵熙庭年32岁，北平人，体胖，住北沟沿前沙络胡同5号，系公民教员兼任市立第三中学、师大附中等校教职。张敏学29岁系成达中学体育教员。该二人系奸党“晋察冀中央局”派遣北平工作单位之一，由赵熙庭负责。工作范围为成达中学、师大女附中、第三中学。平日在课堂中即公开指摘政府谓为违反三民主义。学生有质问者则答称“真正之三民主义必包括国父之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等语。成达及女附中之学生自治会皆为赵张暗中策动。本（三十五年）年暑期考试前，成达学生会曾将校内三青团员及中立分子二十人指为“国特”，向校长提出名单要求开除，后为同学发觉，群情大讳，该赵熙庭张敏学二人见势不佳，暂为逃避，现仍在暗中活动。

    二、成达中学之奸党主要分子计有谷安华二十岁高二、张蕴深十九岁高二、牟则伟十九岁高一、王庆田十八岁高一、刘述邦二十岁高一，以上五人凡事皆秉承赵熙庭张敏学之命，掌握学生自治会。四月间中山公园开“国大代表选举协进会”时，刘述邦动员成达学生五十余人列队参加。

    该材料从反面印证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在成达中学领导学生运动的情况。

    军管会和中共北平市委，从1949年2～4月派员接管了市内全部公立中学，并从大学生中抽调共产党员到私立学校担任政治教员。至1949年4月，除四五所私立中学外，各私立中学都配备了政治教员。这些政治教员在业务上按照新思想教授政治课，同时负责在师生中发展党员、团员，建立党团组织，负责领导各项政治运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并逐步就任校党支部书记职务，担负起团结教职工、改造旧学校的重任。

    成达中学属于没有派进党员政治教师的少数几所私立中学中的一所。在全市中学建立党团组织、改造旧学校的进程中，成达中学未能同步进行，因此，在新旧交替的当口，成达中学呈现的是一时混乱无序的局面。

    当时主持校务的是代校长姚丽卿。他曾先后担任过伪教育总署科长和国民党政府教育局二科科长、师大训导科科长。代教导主任王竹楼，曾任伪唐山新民会会长，新中国成立后在唐山市省立中学当教员，被该校驱逐。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成达中学有学生向王竹楼报告，要求他处分破坏这一运动的反动流氓学生，他不但拒不接受，反而说：“留神，不要累白了你的头发。”在此期间，姚王二人大量任用私人关系。这些人多数为不称职人员，引起全校师生不满。抗美援朝运动中，姚王二人消极怠工，纵容反动分子活动，与党团对立，打击进步师生；他们违反政府助学金政策，借以收买流氓学生，建立自己的势力；他们不执行教育局指示，如违反“关于成绩考核办法”，致使有的学生应降级却不降级，有的学生未经考试却照样升级；凡此种种，激起广大进步师生的公愤。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由青年职员杨明波（青年团支部负责人）、杨怡修（少先队辅导员）和工会发动组织，并得到青年团西单区委王坚真的领导，成达中学革命师生组织起“驱姚逐王”斗争。他们先是在校内组织进步师生游行抗议，并向北京市教育局递交书面材料反映情况，后于1951年12月30日召开大会，控诉代校长姚丽卿和代教导主任王竹楼是反动教育骗子，要求北京市教育局撤换他们的职务。

    北京市教育局派员到校深入调查了解情况，认为姚丽卿、王竹楼确实不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方针政策，应予撤换。在1951年12月30日的全校大会上，教育局代表当众宣布：撤销姚丽卿代校长职务，撤销王竹楼代教导主任职务。此时，姚丽卿、王竹楼二人早已擅离职守，久去不归。12月30日下午，成达中学工会召开全体教职员工大会，邀请青年团支部代表、学生会代表参加，选出9人组成临时校务委员会，暂时管理学校。

    “驱姚逐王”斗争反映了成达中学师生弃旧图新、追求进步的愿望，同时也引起上级部门的关注。

    1952年初，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调北京市大中中学（后改为二十二中）教导主任、中共党员吴纯性到成达中学任校长；中共西单区委、青年团西单区委调志成中学（后改为三十五中）高中留校生、中共党员唐继赤到成达中学任青年团专职书记。吴纯性校长从大中中学请来李赓寅接管成

    达中学教务工作，此前教务处已空无一人。

    吴纯性接管学校后，首先对教师队伍进行了必要的清理和补充，同时对学校的教学秩序和学生的组织纪律进行了有力的整顿和建设。为了更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吴纯性决定暂停高中招生。经过艰苦的工作，成达中学教学秩序紊乱和学生纪律松弛的局面得以扭转，学校面貌得到明显改观。

    6 一位四朝元老的回忆

    首都师大附中有一位健在的“四朝元老”。她就是历经成达中学、三十八中、四十二中和北京师院附中的李赓寅先生。[3]

    在校史座谈会上，李先生应邀讲述了自己从教一生的经历。

    李先生出生于正志中学创建的第十年——1924年。1942年，她从北平辅仁女中高中毕业。当时，北平已沦陷。李先生的丈夫从辅仁大学毕业后，不愿做亡国奴，去了四川大学继续读书；李先生则跟随父母回到老家河南叶县。到叶县不久，日本侵略者打过来，她的父亲（毕业于保定军校）随县政府去山里投奔八路军打游击，专门截击日本运给养的军车。1945年，日本投降，叶县的中小学复课，但没有老师。当地教育部门听说李先生从北平辅仁女中毕业，就动员她去县立师范教书。就这样，李先生开始了教师生涯。她一星期六节课（国文课），还兼教图画，当时一个月挣300斤小麦。那年，叶县作文比赛，张榜公布第一名叫刘乐群，是李先生教的学生。大家都说这是北京来的李老师，祖父曾是前清的翰林，不愧是书香门第。李先生一时间在叶县被传为佳话。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李先生全家回到北京，开始在大兴县榆垡小学教书。有一次，她碰到小学时的同学。这位同学跟李先生家里是世交，看到李先生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大兴教书，就帮忙介绍她去交道口东大街育德中学（现北京第二十二中学）。育德中学的校长张逊如安排李先生去图书馆工作。一进图书馆，李先生真高兴啊，全是自己没见过的图书，特别是苏联的各类书籍，深深地吸引了她。在管理图书之余，李先生阅读了大量的新书。新的知识，新的生活，使她眼界豁然宽广。

    不久，学校改为大中中学。有一天，教务主任吴纯性找到李先生，说：“我调到成达中学去，你跟我过去吧。”李先生说：“到那儿干什么呀？”他说：“成达教导处人都散了，跟我接管教导处，赶快拾掇拾掇这就走！”第二天，李先生就跟着吴纯性来到成达中学。吴纯性任校长，工作认真，管理严格。李先生在教导处负责排课表、考试和招生工作。

    李先生回忆说：“那时候上进心很强，尽管工作非常忙，我还参加中苏友好协会组织的夜校，学习俄语。每周一、三、五晚上，我骑自行车去沙滩北大红楼听俄语课。听课是免费的，授课的老师都是留苏学生（退休后，在首都师范大学校园里散步，还看见当年教我们俄语课的老师。他曾任首都师大外语系主任，当时他已90岁高龄）。俄语夜校学了一年，通过了教育局考试，分配我去女三中教俄语。当我兴致勃勃地把好消息报告给吴纯性校长，不料他一脸严肃：‘把这里教导处甩了你上女三中？不行。咱们还有两个班俄语没人教，你就教这两个班吧。’一口回绝了教育局的通知。当时成达中学已经是每个年级六个班，男女分班。我除了担任教导处全部工作的同时，还教初二两个女生班的俄语。每天晚上备课都要到十一二点，虽然很辛苦，但我很高兴。后来取消了初中外语课，我才专职干我的教导处工作，这一干就是30多年。”

    1952年，私立成达中学与私立教会学校上义中学合并，改为公立学校——北京市第三十八中学。1954年，北京市教育局决定在阜成门外八里庄建设新校园，三十八中学迁址后改称北京市第四十二中学。吴纯性校长宣布这个消息后，很多教师不愿意随校搬迁。李先生回忆说：“那时的北京城还围绕着高大的城墙，出城只能通过城门，城门早开晚闭。阜成门是一座高大的城门楼，城门前有一条绕城而过的护城河，出了城门过了护城河，没有任何建筑物，只有一望无际的庄稼和菜地，如此走出八里远的地方去建校，令人望而生畏。但是我愿意跟去，哪里有学校，哪里就是我的家。就这样，我带着两个孩子来到阜外八里庄，参与了北京第四十二中学的建设和教学生活。”

    新的校园十分宽敞。一个工字型的教学楼，宽大的礼堂，北侧一东一西两座男女学生宿舍楼，再往北是大操场，田径场、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学生们可以在运动场上尽情奔跑运动。操场的东侧有三排平房，分别是教工食堂、音乐教室、体音美教研组和家属宿舍。李先生说：“我带着孩子就住在这里。校园西侧保留一片耕地，一口汲水井，那是生物教研组的试验田，随着季节种植着不同的农作物；校园东边是正在建设中的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前身）；校园的南边是八里庄小学校（一座古庙）；校园的北边西边都是庄稼地、菜地和坟地。那时的空气非常好，没有任何污染，一眼望去能看到西山，连玉泉山上的亭子都看得清清楚楚。”

    北京四十二中发展很快，初中每年级6个班，高中每年级3个班。李先生回忆说：“我的工作更繁忙了，主管排课表，管理学籍，招录新生。暑假老师们都放假了，我被集中到区里统一招生录取，然后一份一份地寄发录取通知书；编排课表：所有课程和教师都装在我脑子里，统筹、合理地安排，开学前要将32个班新学期的课表送到教师手里；填写学籍卡：全校近2000名学生，学籍卡片我都要一一填写，贴照片；当时的考试卷都是刻蜡版，期中、期末考试的所有试卷都是我一笔一笔地刻出来，用手摇油印机一辊子一辊子推印出来，晚上加班是经常的事。一个人做那么多事，从来没觉得累，因为这是我的工作。”

    1956年，吴纯性调到北京师范学院，从北京三十四中学调来艾友兰接任校长。李先生清楚记得，艾校长每天早上到校很早，师生还没有来，就看见他在东跨楼里拖着墩布擦楼道；他工作抓得紧，特别重视学校建设、教学质量和师生思想，曾经提出“超十九、赶一〇一”的规划目标。

    李先生是民主促进会成员，因为海外关系而没能加入共产党，1956年参加了民主党派，是学校民主促进会会龄最长的民主人士，至今仍积极参加组织活动。她由衷地表示：“我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同样热爱我的学校。”

    李先生和学校一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住过牛棚，下过五七干校。“文革”浩劫之后，她继续在教务处工作，以校为家三十载，直至20世纪80年代退休。退休后，她也从未真正离开过学校，时刻关心着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曾经是学校顾问组成员。闲暇时，她学习书法、绘画，经常写些文章投稿《不老园》。

    2014年校庆时，李先生深情地说：“我1924年出生，正是建校十周年；今年是学校百年华诞，也是我九十寿辰，能经历这样一个难得的日子，我感到幸运和幸福。我爱这个学校，高兴地伴随她走入第二个百年！”

    7 迟来的道歉

    “文化大革命”是百年校史绕不开的话题。全国“文革”爆发的标志性事件是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北大聂元梓等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及《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而北京师院附中学生的“造反”要早20天。

    1966年5月10日，高一（1）班学生在晚自习后不回宿舍就寝，情绪反常地高声喧闹：“北京市委已经全烂了”，“学校十七年执行的都是修正主义路线”，“搞的都是封、资、修”，“再过一个月我们都要上街游行，天下就会大乱！”他们暗示这些论调有来头，使惶恐不安的气氛迅速蔓延。此时，按照原有的党政组织系统，已经听不到上级的声音。北京师院附中的“文化大革命”由此爆发，一连串匪夷所思的事情突如其来地降临。

    6月7日，艾友兰校长按照中共北京新市委的指示，从早晨第一节课开始通过广播向全校师生做广播讲话，动员全校师生参加“文化大革命”。此时，高三年级某学生带领一批“造反”的学生要冲进广播室，抢占广播室进行“造反”的广播讲话。另外，也有一批站在学校领导一边的学生赶到广播室门前。两边展开了大辩论，一边要冲，一边不让冲，双方情绪都很激昂。楼梯、楼道中的人越集越多。有人高喊：“咱们到操场去吧！”于是，“造反”的都到了后操场，站在学校领导一边的都集中到了东操场。两边对阵，但不直接接触。此时，高二的一位同学打电话向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报告了学校的情况。很快，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启立带人赶到学校。第二天，团中央工作组正式进入学校，北京师院附中的党政领导都被宣布打倒。这就是校史上著名的“六七事件”。

    48年后，当年的高二学生、现为首都师大附中校友会会长的马晓力在《我印象中的“六七事件”》一文中，对那场灾难做了更为具体的描述：

    6月7日早，还未正式上课，是每天惯常听校广播的时间，我们班在教室里静静等候校领导如往常一样广播训话。半天，杳无声响。正莫名之际，有线广播突然传来：“同学们，有人抢占校广播室，大家快来保卫校广播室！保卫校党支部！”话音刚落，已听到楼道里挤满了人，乱哄哄的。这时，班里有位同学说，都什么时候了我们还坐在这儿？我们应该支持高某某到广播室讲话。顷刻，班里像炸了窝，乱作一团，再没有一张安静的课桌了。

    我好奇地跑到了二楼广播室门前，一看挤满了人，当中被围着的正是那位我敬慕已久的第一批高中学生党员、一贯以艰苦朴素著称的高某某，她正对着主持发展她入党的教导主任杜森老师大声喊着：“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广播室？我们有话要向全校同学讲！”这场面令我始料不及，二者都是我平素敬重的人，此刻剑拔弩张，势不两立。口号声、叫喊声和互相推挤的人群使一、二层楼道楼梯形成一个风暴眼！一时间，我心咚咚乱跳，真是慌了神。正不知所措时，听到有人喊：不让进广播室，咱们就都到大操场去辩论！于是，人们簇拥着高某某和杜森主任向操场涌去。我跟着人流到了操场，人越聚越多，乱乱哄哄，有人搬来椅子，让高某某站在椅子上讲，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也听不清讲些什么。这时，有人问我：怎么办？这不乱了吗？有人说：艾校长不知在哪里？他可能还不知道这儿的情况。于是，我不假思索地赶忙去找艾校长。正在楼道里窜来窜去时，突然看到很多同学围在艾校长身边，被拥着往楼道东边走，我迎头向艾校长喊了声：艾校长，学校乱了，怎么办？艾校长说：学校不能乱！我去向上级反映。你们有什么办法也想想，不管怎样，学校不能乱！

    一时间我受到了鼓舞，定神想了想，正好我姐姐好友的爸爸是刚刚新上任的北京市市委书记李雪峰。我兴奋地立刻搜出小电话本冲到传达室，将电话直拨到了李雪峰家里，他的秘书接了电话。我气喘吁吁地说：我有重要事情报告，一定请李书记接电话，我是谁谁家的，谁谁的妹妹。不好了，学校乱了，快派人来吧。很快李雪峰接了电话，说：不要着急，我们会马上请团中央派人去的，告诉同学们，一定要遵守秩序。我说：快派人来，越快越好！

    我异常兴奋地去报告艾校长。只见艾校长正慌张地从楼道里向院外走，我说：艾校长，我给市委书记李雪峰家里打了电话，他说马上让团中央派人来。艾校长点点头说：那好，那好。我焦急地等着李雪峰书记派的人来，左等右等不见来，心像长了毛刺一样忐忑不安。而操场上辩论气氛愈加火爆，有声泪俱下控诉的，也有高呼口号保卫校党支部的；站在反对校领导学生一边的徐顺刚老师没讲几句就被人举着写有“大右派”的标语轰了下去，并被“押”走。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大约十一点半了，突然有人高喊：上级领导派人来了！只见来者急匆匆地走进教学大楼，一边走一边说：“我是团中央的，我叫胡启立。”这时，我悬着的心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心想，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胡启立在学校礼堂的台子上讲了一通话，无非是要大家遵守纪律，照常上课，不要出校上街游行。他最后高声说：“革命同学们，我支持你们！”同学们也分不清他支持的是谁，却都激动得热泪盈框（眶），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

    胡启立来了，很快又走了，似乎对那种混乱局面，他也无能为力，像是面对燃起的大火，浇了一瓢开水。扬汤止沸，毛主席点燃的大火，谁能抵挡得住！从这一天开始，学校便燃起了“文革”熊熊大火，学生分裂、教师分裂，学生斗老师、学生斗学生，全然进入了无政府状态。

    对于事态的发展，当时担任副教导主任，后来担任校长的杜森在《为了实现一个夙愿》一文中有着这样的描述：

    6月16日工作组在操场召开全校批斗“走资派”大会。校长艾友兰、书记秋粟、副校长王浒、教导主任赵幼侠被强迫跪在前面，每人头上被戴上一顶纸糊1米高的尖顶高帽，上写“黑帮”两个黑色大字。批斗中又把党员中层干部、分支书记和政治教研组全体党员揪上台跪下陪斗，20余人跪了一大片。会后把这些人押到会议室继续罚跪。工作组提出要追第二条线，就是响应“革命号召”起来带头“造反”的教师，这就形成了比“黑帮”队伍更大的一支“牛鬼蛇神”队伍。

    学生的“造反”受到鼓励，由此愈演愈烈。对校长艾友兰大会批小会斗，从戴高帽子罚跪变成“喷气式”（一种使人更加痛苦的形式），把沉重的铁秤砣用细铁丝系在脖子上，铁丝深深勒进皮肉之中。白天殴打，夜间拉出去殴打，被打得浑身是伤皮开肉绽，衬衣与血肉粘在一起脱不下来。在他生命处于极其危险的时刻，高二学生郭冀平几次出面保护，使他幸免于非命。遭受如此残酷迫害的还有赵幼侠、徐顺刚、孙惠新、徐延缨、郝持等多位教师。至于打几个嘴巴抽几皮带，对大多教师已是家常便饭。

    生物教师喻瑞芬被打昏后，造反派学生抓住她两条腿向楼外拖，每下一层台阶头就撞地一次；死过去后，竟用开水浇头，还残忍地在操场曝尸三天。我校造反派学生把西城区一个持不同观点的中学生抓来百般殴打，致其肝脏破裂当场毙命。这种打砸抢的造反恐怖持续到第二年。

    与此同时，“知识越多越反动”、“教师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等反动论调开始盛行，甚而公然把“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白卷英雄”当培养目标。

    此后在校生陆续离校上山下乡，全国取消高考，大学停止招生，我校同全国各类学校一样，虽然逐年招入新生，但是没有正规的授课内容，没有稳定的教师队伍，我校同全国教育事业一样，完全处于荒芜状态。

    “文革”十年，是践踏人类文明的十年，是摧残教育的十年，我校与全国所有学校一样，遭受了深重的灾难。具体而言，主要是：一、是非颠倒思想混乱。对教育要不要办，靠谁办？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全都乱了套，学校无法办下去。二、我们经多年积累培养出的一支优秀的教职工队伍遭到严重破坏，流失40多位骨干力量，对办学的戕害真是伤筋动骨！

    1976年“文革”结束，1977年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一系列举措为教育事业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重新回到学校领导岗位的艾友兰、杜森等，团结领导班子成员，拨乱反正，收拾残局，重新提出把学校“办成北京市一流水平的中学”的目标。他们团结全体教职工，经过数年努力，把“办成北京市一流水平的中学”的理想变成师院附中真真切切的现实。2010年艾友兰去世后，1981届毕业生向学校捐赠了一尊艾友兰校长塑像。

    2014年9月10日，首都师大附中隆重召开庆祝教师节暨百年校庆大会。在系列活动之“师恩难忘”活动中，马晓力以校友会会长的身份应邀在会上发言。她严肃地要求在场师生和校友起立，向“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师生沉痛默哀，并以忏悔的心绪向那一代师长致歉。她说：

    48年过去了，请允许我代表自己和一些认可我的当年老三届的同学们，向被我们有意无意伤害过的老师和所有教职员工致以深深的歉意，请接受我们这份来得太迟的道歉！在此，我们还要向那场“文革”灾难中不幸被残暴致死的喻瑞芬老师以及田钦老师的弟弟田悦致以深深的默哀。

    这份道歉实在是来得太迟太晚了，尽管我们没有为那场灾难承担全部责任的资格，但不道歉是说不过去的……我很钦佩德意志民族对待法西斯纳粹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反思态度。勃兰特总理的一跪，不仅没有使德国受辱丧失尊严，反而使整个德意志民族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应反思历史，拒绝遗忘，用拱卒精神推动“文革”反思，促进社会和谐和文明进步。

    她的发言犹如暮鼓晨钟撞击着人们的心扉，令在场的老师和校友热泪盈眶、掩面唏嘘。这种公开而郑重的“文革”道歉，此前仅在北京市第八中学和北师大实验中学（前师大女附中）发生过，而且范围较小，因此马晓力的道歉震撼力远远超前，赢得在场师生经久不息的掌声。

    耄耋之年的老校长杜森深有感触地说：“这个道歉，我们整整等了48年。须知马晓力在‘文革’中表现是很好的，今天她却替那些伤害师长的同学来道歉。”

    无论如何，马晓力的道歉代表着历史的趋势，她的道歉为北京师院附中的“文革”画上重重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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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晓力，北京师院附中1967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旗插队，1974年被抽调回京当中学教师；1979年到中央统战部，1981年任机关党委副书记，1987年任四局副局长；后任国力资产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北京草原恋合唱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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