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抗日名将：曾戛初
曾戛初，江西吉安人，1905年3月7日生于江西省吉水县水南镇下车村，曾任预备第五师少将师长，兼鄱阳湖警备司令、江西省保安副司令。
戛初少敏慧，勤学不倦，12岁已熟读孔孟全书，后赴北平就读汇文小学、成达中学，成绩优良名列前茅；从成达中学毕业后弃文习武，1925年考入日本士官学校19期步科。1928年学成归国，服务军旅，以战功和考绩优良晋升上校团长。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曾戛初任鄱阳湖警备部少将司令，隶属第九战区第一兵团。警备部在原辖江西省5个保安团基础上增加兵员，配备炮艇2艘、巡逻艇3艘，扼守鄱阳湖口，以遏止日寇窜入湖进犯南昌。
1938年，日寇纠集几个师团，分兵两路直逼南昌；曾戛初部与友军凭河坚守，展开拉锯战达一年之久，令南昌岿然不动。是年冬，戛初兼任江西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辖11县。
1939年1月，陆军预备第五师建制，曾戛初任少将师长兼鄱阳湖警备司令。3月，武汉失守，日寇进击南昌，以一〇六师团及海军陆战队兵力共1.3万余人，分乘舰艇73艘，偷袭湖口，企图强行登陆。曾戛初统领的预五师首当其冲。他身先士卒，督师杀敌。全体官兵无不为之感动，竞相助勉，振臂高呼：“曾师长，请放心，我们誓死和阵地共存亡！”我军将日寇一一击溃，击沉敌舰7艘，毙敌百余。
不久，日寇再谋南昌。曾戛初率领一团攻坚，鏖战8昼夜，七进七出，保住南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传令嘉奖，给曾记大功两次。
4月，南昌失守，战区司令部长官制定反攻南昌方案，以预五师为主攻部队。曾戛初部星夜过瑶湖，逼近南昌郊区莲塘机场。5月6日，兵临莲塘镇，南昌城在望，曾戛初挥师出击，前仆后继血战竟日，终因日寇投掷毒气弹无法突破敌军防线而退守抚河。
1941年3月，日寇进击长沙，预五师奉命驰援高安。曾戛初部以强行军速度按期到达阵地投入战斗，大获全胜，再次收复高安。曾戛初又获记功受奖。
1942年5月，日寇纠集5个师团及浙赣两省伪军共10余万人向我军发动进攻。预五师奉命开赴浙江金华，曾戛初率部日夜兼程及时抵达浙江驻防建德。曾戛初奉命“坚守建德三天（5月23～25日）掩护友军转移”。其时，敌强我弱，战士思想波动，认为：“我们是杂牌军装备差，独当一面等于送死。”曾戛初在誓师会上慷慨号召：“国难当头，全体将士当以团结为重，今日为国难而死，虽死犹荣！”曾戛初亲率7个营抵御日寇两个师团的猖狂进攻，击毁敌战车10辆、敌舰5艘，守住了乌龙山阵地。
第三天，日寇违反国际公约，向我军施放毒气弹、催泪弹、燃烧弹。曾戛初命令副师长代理指挥，自己冲出指挥部带领两个营和直属搜索连，迅速增援十五团，重新组织火力，与敌军肉搏到夜半。第四天，曾戛初还是以那7个营的兵力，击溃了日寇两个师团，歼敌三千。
6月初，曾戛初部奉命驰援闽北，部队在沦陷区迂回穿插，旬日始达。此时，广昌又陷入敌手，曾戛初率部越仙霞岭，夺回广昌。8月上旬，战区电令浙赣境内同时展开反攻，曾戛初率预五师负责攻取洋口、五都、广丰等3个敌军据点。17日午夜，预五师的十四团、十五团分别夺取了洋口、五都，包围了广丰县城；20日，攻入城内与敌军巷战，歼敌一个旅团，收复广丰，大获全胜。军事委员会传令嘉奖，预五师荣获甲等第一名，奖金2万元；“该师以七营之众，拒敌两师团”之美誉，传遍全国。1944年10月，曾戛初调升二十八军副军长。[4]
2 抗日战神：林日藩
林日藩，海南省文昌市会文镇人，1927年7月毕业于成达中学第16班，后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2期重炮野战科，南京陆军大学特六期毕业。1931年起任炮兵营连长、营长，参谋本部炮兵总监部监员、中校科长。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8月9日，上海发生虹桥机场事件。11日，国民政府决定主动出击围攻上海。林日藩率领炮兵第十团第三营奉命从南京出发，开赴苏州与第二营会合，归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指挥。当晚11时，张治中为贯彻扫荡淞沪日军的目的，下令输送现有军队至上海，置重点于江湾、彭浦附近，准备对敌猛烈攻击。12日拂晓，炮十团一个营由京沪铁路进至真茹、大场一线。13日，装备博福斯山炮的炮兵第三团在岭南山庄、江湾镇附近进入阵地，随后装备日造三八式、辽造民19年式重榴炮各8门的炮八团抵达彭浦附近。这样，国军已在沪西集结24门重榴炮和24门山炮。14日，炮十团一个营于大场、暨南新村一带占领阵地，担负对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等进行攻击任务。傍晚，向日寇发起炮击，命中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一带各目标甚多。日军轰炸机对我军重炮兵阵地侦察轰炸，日夜不停。我军每次炮击后即迁离现场掩蔽，一到深夜便利用夜幕掩护进入阵地发炮。
10月上旬，林日藩指挥二营向黄浦江中的日舰开炮，三发破甲弹分别击中一艘日舰的主机、驾驶台和烟囱，取得击沉日舰的骄人成绩。
1943年后，林日藩任陆军总部直属炮兵第七团少将团长、中央炮兵师少将参谋长兼重炮群指挥官。他在作战中视任务需求，打破原有山炮、野炮、榴弹炮部队建制，将不同类型的火炮集结成功能全面的火力集团。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拉开滇西反攻战的序幕。炮十团阵地配置在炮七团后方东北侧，各连相距都在1千米左右。正当构筑炮位、观察敌情时，被日军炮兵发现，随即是铺天盖地的炮火呼啸而来。由于炮位立足未稳，我军无法进行还击，只得利用地形隐蔽。幸好林日藩指挥的炮七团反应快，立即发炮压制。双方炮战直到天黑方才沉寂下来。我军冒雨重构工事，做好第二天的战斗准备。翌日拂晓，“三十二倍十五榴”发出复仇之火，时而单炮，时而齐发。当日，摧毁日军炮兵阵地一处，重创观测所三处。6月4日，中国远征军开始攻击松山之敌。林日藩的炮七团弹药充足，连续射击七八天，发射炮弹千余发，成功协助陆军攻克松山。林日藩在台湾退役后，曾任海南同乡会会长。[5]
3 革命烈士：杨鸿才
杨鸿才，少怀救国济民之志，努力追求真理。民国初期，他先后就读于安徽阜阳六中、北平成达中学。1925年，他考入北平农业大学。次年，他亲历“三·一八”惨案，痛恨军阀祸国殃民，遂弃学返回家乡安徽省蒙城县，组织“蒙光社”，创办“蒙光周刊”，宣传三民主义，拥护国共合作。1927年夏，他加入国民党，组织工、农、商、学各界欢迎北伐军进城。次年春，他领导建立工人、商人、农民、妇女等协会，揪斗土豪劣绅，打击地方实权派，提倡男女平等、工农参政、妇女读书放脚，推行男子剪辫等新政。同年秋，商会会长李麟阁买通驻蒙城樊钟秀部建国军，逮捕杨鸿才。这导致群情激愤，冲击商会。李迫于舆论压力，将杨鸿才释放。杨鸿才获释后，重建县总工会，创办平民学校，继续宣传民主。
1930年9月，杨鸿才先后在双涧、板桥等地教书，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组织“读书会”，抨击时弊，启发学生为真理而斗争。1934年，他任蒙城县政府建设科长，领导治理芡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拥护共产党一致抗日的主张，亲赴延安，但在陕西被阻。次年冬，他拜会安徽省民众动员委员会负责人章乃器、张劲夫，学习毛泽东有关抗战的著作，先后任宿县、蒙城县民众动员委员会指导员。1939年5月，他在县长马忍言支持下，组建青年、工人、妇女等抗敌协会；资助开办“大同书店”，其后任经理，大力宣传抗日救亡。同年秋，他由邵光介绍为中共特别党员，更加忘我地工作，为共产党和新四军搜集和传递情报。1939年冬，袁传璧接任县长，加紧反共，搜捕进步人士。中共蒙城工委根据上级指示，把暴露身份的同志转移到解放区。杨鸿才以开酱园作掩护，坚持斗争。1939年3月31日深夜，杨鸿才等四名中共党员被国民党安徽省保安六团逮捕，4月1日夜惨遭毒手，壮烈牺牲。1983年，蒙城县人民政府在四烈士殉难处新建陵墓，立碑纪念。[6]
4 中科院院士：刘光鼎
刘光鼎，1929年12月29日出生，山东蓬莱人，是中国著名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学家。1942年在成达中学就读三年。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58年组建中国第一个海洋物探队，后来任地质矿产部海洋地质司副司长、石油地质海洋地质局副局长，1989年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1993年当选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现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海洋学会名誉理事长、《地球物理学报》《地球物理进展》主编、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
刘光鼎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刘本钊先后在清华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山东大学执教；新中国成立前夕去台湾，就职于新竹“清华大学”，1968年逝世于台北。母亲董德玉在抗日初期携子女自青岛返回蓬莱，悬壶行医，支持子女参加革命。1940年，日军攻占蓬莱，母亲因是抗日家属而被害。
1941年，刘光鼎赴北平，先后在竞存中学、成达中学读初中，在辅仁中学读高中。他学习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屡获奖学金，得免学杂费。他热爱运动，所在垒球队、篮球队分获北平市冠、亚军，其个人体操和单双杠均有良好成绩，铅球还曾取得北平市冠军纪录。刘光鼎后来回忆说：“成达中学特别重视学生的理化实验课，学校实验设备齐全，在当时的北平市数一数二。成达中学给我打下良好的实验基础，这在后来进入北京大学时，就显示出我的优势。”抗战胜利后，在辅仁受老师王云轩影响，刘光鼎读了许多中外图书，接触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及其他进步书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
1947年高中毕业，刘光鼎考取山东大学并获物理系奖学金；未久，即感山东大学政治空气沉闷。1948年5月，他毅然返回北平，参加学生运动和地下党的活动，并于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考取北京大学物理系并获奖学金。他一方面在饶毓泰、郑华炽等老师的教导下，学业有长足的进步；一方面积极投入地下党的活动，担任支部委员，迎接北平解放。1951年，“三反”“五反”运动爆发，刘光鼎被调往北京市委工作。1951年，他返回北大继续学习。不久，他即参加燃料工业部组织的实习队，任队长，率领物理系师生10人，先去西安、四郎庙学习石油地质与钻井技术；随后在洛川实习测量与重力；最后，经延安到延长，参加翁文波、赵仁寿领导的中国第一个地震队工作。通过这次实习，他极大地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思想认识，也决定将自己献身于研究应用物理学的理论、方法与技术，发展地质事业，为寻找地下埋藏的矿产资源而奋斗。实习后，他回到北大。地质系聘请翁文波教授为高年级学生讲授“地球物理勘探”，王鸿祯教授邀请刘光鼎任助教，担任该课程的小课辅导。这样，在辅导答疑的压力下，他全面地学习了地球物理勘探的各种方法，也经受了讲课与答疑的锻炼。
刘光鼎于1958年开创中国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事业；1982年完成“中国海地质构造及含油气性研究”，在中国近海大陆架地区发现六大新生代沉积盆地及一系列含油气构造。1986～1993年，他系统整理了30年中国海洋地质资料，编制了中国海区及邻域地质——地球物理系列图及专著。刘光鼎对中国海进行了长期研究，为中国海洋资源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刘光鼎多次受到国家和部门的奖励：“中国海地质构造及含油气性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中国海区及邻域地质—地球物理系列图获地质矿产部科技奖。
2014年，刘光鼎应邀以贵宾身份参加首都师大附中百年校庆活动，并深情题词：“百年树人，成德达才，薪火相传，再创辉煌”。
5 突出贡献专家：徐乍英
徐乍英1937年出生。父母在新中国成立前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徐乍英1958年于北京市第四十二中学高中毕业，考入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粉末冶金专业，大学毕业后在北京粉末冶金研究所从事金刚石工具研究30余年，直到退休；取得“天然金刚石拉丝模及其制造方法”（专利号86108742）等16项科研成果（绝大部分已转化成为生产力）。她曾获得国家级发明奖、全国科学大会奖、北京市级和部级科技进步奖、北京发明创新奖金奖、中国发明专利金奖（全国十大金奖之一）、国际发明展览会金牌奖、北京市发明展览会金牌奖，在国内外先后发表科技论文18篇，获“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科技专家”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徐乍英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负责“金属与金刚石黏结技术”课题的研究，经过不懈探索，在金属黏结金刚石的应用上实现重大突破。而且，该技术工艺简捷，几十秒钟就能实现金刚石的黏结，在70年代末即投入运用。此后，由徐乍英完成的“金刚石拉丝模及制造方法”发明专利的应用，创造了显著的效益。该项专利自1996年开始实施，用于制造的产品已占全国销售市场的50% ～65%，形成工业生产后，三年中为国家节约资金6615万元，节省大量天然金刚石；八年中，创技术经济效益达2亿元。徐乍英的名字被载入《中国当代发明家辞典》，其科研论文被收入《中国科技发明大百科全书》。
徐乍英说：“荣耀的背后是艰辛。”这种艰辛甚至来自内部的阻挠。徐乍英科研项目的关键是用金属将金刚石（非金属）通过粉末冶金的方法粘焊牢固；由于难度极大，曾有多少人拿起又放下，而徐乍英在研制过程中既当高工又当小工，用了八年时间终于成功了，投产了，见效益了。这项成果可使全国的工具制造企业一年节省1千多克天然金刚石，节省上千万元的生产成本，每年可为国家节省2500万元的资金。北京市科委给她颁发科技进步一等奖，并鼓励她申报国家级科技发明奖。此时，曾与她共同攻关的某合作者回国了，看到其多年没解决的技术难关被徐乍英攻克了，就施展各种招数，先争科研成果的第一发明人，未遂后又阻挠她申报发明奖。徐乍英向评奖机构提供了国际上13个国家都没有与自己的发明相雷同的检索证明，由此证实自己是科研成果的第一发明人。那一位合作者继续施计阻挠。此间，徐乍英展示了自己的科研突破点和发明点——在常态下（不用高真空和气氛保护）快速（60～70秒）低温（常温和不用测温）热压烧结，制造一个达到粘焊效果的产品（拉丝模金刚石），并拿出实验记录（12本）、原始资料（5包）、跟踪了十年的经济效益证明（12个企业）、外文译稿、有效试样（5盒）、机理分析相册，以及围绕该专题所发表6篇论文的一、二、三稿，充分证明了科研、试生产和投产的真实过程。终于，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通过了徐乍英的发明专利。这也是粉末冶金研究所的第一份发明专利。
与此同时，徐乍英不断提高自己科研成果的创新水平，在第一代技术推广面达全国10%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技术内容，使第二代技术成果的推广面达到全国的50% ～60%，使不少企业放弃引进国外的技术，而采用她的发明专利。
此后，徐乍英获得国家级发明奖。
2014年，徐乍英应邀以贵宾身份出席首都师大附中百年庆典，并在发言中深情地说：“我从1956年考入北京四十二中学求学至今，与母校已有58年缘分。参加工作后，每每小有成就，我特别想感谢母校给我的教育与帮助。三年的高中生活让我不仅获得了丰厚的知识和健康的体魄；当年我想成为一名红色工程师，是母校帮我实现了这个梦想。”她当场取下胸前佩戴的国家级发明奖章，郑重赠予母校。
6 篮球名宿：黄频捷
黄频捷1947年出生在一个革命军人家庭。父亲曾任海军装备部副部长。黄频捷从小生活在海军大院，院里有很多运动器械，引起他对体育运动的浓厚兴趣。1960年，他考入北京师院附中，幸运地遇见他的启蒙教练李明忠。由北京师范学院选调到附中的李明忠老师（后任副校长），球类运动专业毕业，篮球国际裁判，对体育教学及篮球运动学有专长。李明忠慧眼识珠，发现黄频捷具有篮球运动天赋：臂长腿长；别人起跳先屈膝，他起跳不屈膝直接腾起。李明忠把黄频捷挑出来手把手教基本技术，掰开揉碎讲解战术思想，将他吸收进校队悉心培养，加强锻炼，指导他练就坚实的基本功。到高中一年级，他就让黄频捷参加了北京市中学生篮球赛，为黄频捷提供了展现自己的机会。由于北京师院附中校队成绩优秀，黄频捷在比赛中表现突出，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专门负责为北京男篮培养专业后备力量的北京篮球队教练范正涛赛后找到黄频捷说：“你是个打篮球的好苗子，愿不愿意到北京队打球，当一名专业篮球运动员？”范正涛进而做黄频捷父母的工作：“我敢保证他不仅能打上北京队，而且肯定能进国家队。我当了半辈子教练，像黄频捷这样好的身体条件和这么过人的篮球悟性都是从未遇到过的。”
1964年，17岁的黄频捷调入北京篮球四队。当时，北京有四支专业队，其中有两支甲级队——北京男篮一队和北京工人队，另两支是青年梯队男篮三队和四队。在青年队里，一般球员都是阶梯式上升，黄频捷由于潜质优越、能力突出，训练一年就直接升入北京男篮一队。
黄频捷身高1.88米，在20世纪60年代的组织后卫里算是高个子了。在队中，有当时中国最好的组织后卫钱澄海、王忆诚、李春祥、蒋克礼等，身高都没有超过1.82米。黄频捷不仅身材高，而且弹跳出众、技术全面。那时全国各队鲜有能扣篮的队员，黄频捷却可以双手扣反篮。1965年第二届全运会，北京队带上这个小伙子，每场比赛都安排黄频捷上场，有意让他经受大赛的锻炼。北京男篮夺取了那届全运会的金牌，黄频捷在大赛中得以迅速提高，成为北京队的主力。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比较单纯，周遭也没有那么多诱惑，黄频捷的生活就是运动场和宿舍“两点一线”。为了练习力量和耐力，他蹲杠铃、变速跑，训练后累得懒得说话，晚上睡觉几乎天天被抽筋抽醒。练自行车可以提高速率，但当时没有自行车票就买不到车，黄频捷便自己花钱买零件攒了一辆自行车，通过骑行练习腿部力量。为了投篮准确性，他常常在训练结束后再投几百次。
1966年6月1日，北京队在空军大院与各大军区抽调的篮球尖子组成的八一队比赛，北京队以20多分的绝对优势获胜。正当北京队即将进入全盛时期，黄频捷入选国家队也是板上钉钉之际，“文革”来临，全国陷入十年动乱，所有运动队都停止了训练。这对于年仅19岁，事业正突飞猛进的运动员来说，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黄频捷对队友说，这么下去不是事儿，于是他和几个队友悄悄恢复了训练。在1970年恢复全国篮球比赛后，坚持训练的黄频捷成了最耀眼的明星。那年，北京队与国家队在北京体育馆进行了4场比赛，北京队3胜1负；接着在其他场地比了4场，北京队还是3胜1负。由此可见北京队的实力。
“文革”前，中国队同欧洲球队比赛，除与苏联队有些差距，欧洲前几名的球队都曾击败过。1959年，中国队战胜欧洲篮球锦标赛冠军匈牙利队和第三届世界篮球锦标赛第四名保加利亚队；1964年，战胜第十八届奥运会第六名波兰队。
而“文革”后，面对刚获得世界冠军的南斯拉夫队时，中国队竟输了40分。尽管如此，黄频捷在比赛中的表现仍旧抢眼。当时，被誉为“世界第一中锋”的乔西奇频频轻松得分。黄频捷看准他准备反身投篮，就从他身后高高跃起，给他一个利索的盖帽。乔西奇一怔，没想到比自己矮20多厘米的中国小伙子竟能给他“盖帽”。赛后，乔西奇对媒体说：“中国队有五个黄就可以拿世界冠军。”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来华访问，看了中国的一场篮球比赛，称黄频捷是具有世界水平的篮球运动员。
黄频捷担任中国男篮队队长期间，率领中国队一共拿了3次亚洲锦标赛冠军和1次亚运会冠军。
黄频捷1979年退役，上了两年大学，此后带了几年北京青年女篮。他于1987年担任仅获全国第15名并濒临降级的北京女篮教练，只用一年就带队拿到全运会第六名。接着，他带中国青年女篮，培养出李昕、李冬梅、初惠、刘军、何军等一批国手。此后，他当选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
1990年，北京篮球队脱离市体委去首钢。黄频捷没有随队，先后做过北京市体委讲师团培训教练四年，出国教授篮球四年。此后，他在篮球俱乐部和高校教授篮球，编辑出版篮球教科书和教学光盘，在电视等传媒上做篮球评论，发挥了一位篮球名宿的社会作用。
7 草原上绚丽的彩霞：陈丽霞[7]
陈丽霞是北京师院附中1968届初中毕业生。其父亲是商务印书馆著名俄文翻译家陈大维，“文革”初期不幸被迫害致死。陈大维的6个子女中，陈丽霞排行老四，16岁时背着家人和学校，与另外两名初一同班小女生躲在火车的厕所里，奔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旗牧区插队。事后，经她们再三恳求，家人才把她们的户口本和行李寄到草原。阿尔山宝力格大队的知青是10男10女，她们中途加入打破了男女比例。这23名知青，除陈丽霞外，若干年后都陆续离去，唯独陈丽霞只身一人在茫茫草原一待就是45年。
一同插队的同学马晓力后来写道：
1973年初夏的一天傍晚，我放羊暮归，刚拴好马，见陈丽霞坐在水缸车旁望着天边发呆。我甩响马鞭惊醒她，她指指天边说：“你看，草原多美呀！”只见辽阔天空布满一抹一抹的火烧云，红一片紫一片，像一幅水墨画高悬空中；而绵延的远山被霞光勾勒得清晰可见，我陶醉在这大自然赐予的无限美艳中。忽听陈丽霞喃喃自语：“草原这么美，咱们都别走啦。”我一愣，整理着自己思绪说：“长安虽好，不可久留，我已听说你和钱达门的事了，你可想好了，可是一辈子呀！就这三个字‘一辈子’，一辈子留在草原，我是不行，你行吗？”陈丽霞此时木讷地，眼睛直直地望着天际红霞，淡淡地吐两个字：“我行！”
这一年，21岁的陈丽霞嫁给当地一名普通牧民。我们作为娘家人为她操办了婚礼，我的感觉是又一个昭君出塞了。从此，丽霞像是系在我心上的一块心结，总也对她惦念不已。
1988年8月，我带了智力支边考察团的十几人回到我插队的草原，相隔14年，第一眼见到陈丽霞几乎不敢相认。只见她满脸皱纹，皮肤黑黢黢的，穿着一身破旧深绿潲了色的蒙古袍，头上还蒙着颜色发乌的布，与牧民老乡一模一样，当时一阵心酸，眼泪止不住地如泉涌出。可她却面带笑容，坦然地说：好不容易见面了，应该高兴啊。接着便像当地老乡一样忙着烧茶招待来客。令我惊讶的是，她端给每位来客的竟是一碗空黑茶，一滴奶都没有。她难为情地说：家里没有奶牛，烧不了奶茶给大家喝，真对不起。草原上喝不起奶茶，那就是生活境遇最不堪的人家了，可见她当时的生活有多窘迫。
1991年8月，经过众多知青的艰苦努力，《草原启示录》出版了。编委会组织向草原赠书活动，完成赠书后，我们相约一起回队去看丽霞。那年她已在草原留守了23年，此间她的家境有了不小变化，盖起一座土坯房。同来的几个知青都与丽霞争相拥抱，大家都是泪水汪汪，丽霞依然故我，这次端出的是奶茶了。我们给她带来不少礼物，当晚大家挤在她家的大通铺上睡了一夜，好像回到当年的蒙古包。1993年8月，还是那帮当年的知青，回访第二故乡，很多人带了自己的子女，让他们来体会父母当年插队的生活。我们又去看丽霞。这次她家盖起三间宽敞的砖瓦房，生活真正好起来，但人却更像牧民了，知青特有的影子越来越少。1996年7月，我带央视《走过青春》摄制组去采访丽霞，导演请丽霞留言，她郑重写下了：我爱大草原。
九曲十八弯的锡林河，在草原上婉转流淌，“锡林郭勒不是梦，你是我的母亲。”在我心里还有一首诗，那就是陈丽霞，她好似漂流天际的红云，是摄人心魄的霞光。
2013年10月，陈丽霞在北京病逝，61岁。她是真正的草原女儿，她把情、她把魂、她把骨血融入了草原，她把整个生命注入草原，她是草原上一抹永远绚丽的彩霞。
8 圆蓝天之梦：师院附中校友组合研制新型战机
由于北京师院附中学生中军队子女多，学生考入军校和参军入伍的多，因此在海陆空三军、武警部队及政法机关工作的校友有很多，其中将军有数十人。20世纪90年代公安部机关召开局级干部会，与会者中有6人是北京师院附中校友。
中国航空科技界有一个北京师院附中校友组合。他们不仅在航空技术方面有诸多突破性的发明创新，而且自筹资金，自组科研机构，为中国航空战机乃至航母战机等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他们就是被誉为“冲天一啸振长空”的“师院附中西北军校友”。
1968年初恢复征兵后，部队从师院附中的老三届毕业生中共征召了40多名新兵。经过短期培训，多数新兵被分配到兰州空军各航空兵部队从事机务工作。他们自称“师院附中西北军校友”。后来也有其他时期入伍的海军、陆军的师院附中同学加入这个校友链。
师院附中与空军大院相距不远，历届同学中都有一些空军子弟，诸如东北老航校校长和人民空军创始人之一、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之子常砢，东北老航校重要成员和空军机关部门领导张孔修之子张佳兴，等等。
校友们与战斗机设计扯上关系，能在航空技术方面搞出如此多的发明与创新，还要从程昭武谈起。1949年北平解放前，程昭武在中学加入中共地下党，新中国成立后参军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程昭武在部队飞行时，就经常思考如何改进飞机，使之能够飞得更高、更远。他业余时间与河南省航模队合作，自费设计制作了多种外形新颖的鸭式飞机航模进行试飞。当时负责科研、装备发展工作的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得知此事后，特批了一笔科研经费。为了加强科研力量，上级派程昭武到西北工业大学，与该校的教师共同研发一款具备短距起降能力的新式运输机。1975年，根据国务院、三机部有关领导的指示，这个军民结合的科研小组开始将攻关转向战斗机的预研。该项目由从空军院校部副部长调到三机部军管组任负责人的张孔修具体领导。
当时，西北工业大学空气动力系即将毕业的傅前哨是北京师院附中1966届校友，因参与新式无人机试飞的电影动画部分制作得与程昭武相识。听了程昭武对新式战斗机设计思想的介绍，傅前哨热血沸腾，决定毕业后留校参与该机的设计、试制工作。由此，傅前哨开启了影响其后半生的飞机科研之路，继而带动了一批师院附中的校友参与其中。大家共同做起了中国军人的蓝天梦。
傅前哨在西北工业大学学习期间和毕业后，参与了程昭武领导的课题组的多项工作，并破解了一项重大难题。20世纪80年代初，程昭武、傅前哨等人被借调到空司科研部继续对新式飞机的研究工作。经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的秘书宋心之（北京第一〇一中学1967届高二生）向空军首长汇报，该研究被正式立项。程昭武、傅前哨等人开始进行以新式飞机的技术为基础、以“强6”飞机为背景的方案设计和选型风洞试验。这项技术经过风洞吹风后，取得良好效果，相关实验数据令人惊喜。鉴于傅前哨的贡献，程昭武高兴地说，这个成果应该起名叫“傅式大板”。
1989年，海军在某海域进行大规模演习，总参军训部参谋郭卫平（师院附中1968届高一三班）是观摩指导组的成员。在与海军同志研讨时，他深感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航空母舰。而研制航母首先需要解决固定翼舰载机上舰的问题，这其中最关键的又是短距起降能力问题。同年，在参加空军的一次演习时，郭卫平碰到了宋心之。他问宋，空军有没有短距起降技术？宋心之肯定地回答“有”，并告知研究此项技术的正是他的师院附中学弟。在宋心之的牵线下，郭卫平、傅前哨这两位师院附中的校友意外聚首。
郭卫平、傅前哨等人向海军有关部门汇报后，提出以侧板技术为基础研发一款轻型舰载战斗机的建议。该建议得到海军装备技术部综合计划部处长李长江（师院附中1968届高一四班）的大力支持。报海军副司令员贺鹏飞批准后，他们成立了课题组，并与西北工业大学合作，开始了新一轮的预研。1994年，项目结题，以陆孝彭院士为组长的专家评审组认为：“是目前国内外尚未见到的一种新的气动布局，采用的技术措施简捷，取得的气动收益显著，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该项技术的研究成果属国内外首创。”作为中国著名的航空专家和强5、歼12、强6的总设计师，陆孝彭院士对此项技术给予了高度评价，建议下一阶段到生产风洞进行试验，并与有关的飞机制造厂合作。
空军航空工程部办公室科技处处长常砢（师院附中1966届初三二班）与贵州航空工业总公司领导比较熟悉。经他牵线搭桥，1996年6月18日，北京的郭卫平、傅前哨、常砢、宋心之等同志和贵州航空工业集团的飞机研究所、西北工业大学第三研究室组成了一个新的联合课题组。李长江作为海军装备部领导到会，将准备研制的轻型战斗机定名为“618飞机”。
研制一款先进的战斗机耗资巨大。军方虽然给予了一定的经费支持，但远远不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以及加强科研开发的自主性，1999年9月，以师院附中的校友和“西北军”的战友为主，大家通过个人集资、引进风险投资等方式，成立了北京超翼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除郭卫平、傅前哨、常砢、宋心之投入自有资金外，张佳兴（师院附中1967届高二二班）、岳新华（师院附中1966届高二三班）、庞海池（师院附中1966届高三三班）、郑晨光（师院附中1966届高三二班）、张长甲（师院附中1966届高三四班）、康维颖（师院附中1967届初二四班）等校友，分别将自己多年的存款投入公司中，用于科研试验。这里，特别要提一下曾在航空兵部队某团担任机务副大队长和空中机械师的张佳兴。他在一起飞行事故中被严重烧伤，有一条腿被截肢，平时只能靠两只伤残的手摇着轮椅出行。但他无怨无悔地为超翼公司的事奔波辛劳，为两代航空人的蓝天梦费尽心血。
公司成立后，除了先期投入一部分资金进行618飞机方案的吹风试验外，自主完成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设计方案制作了一架1:7的缩比验证机，并且试飞成功。2000年4月28日，中航一集团科技委组织4名院士和多位著名专家对该项技术进行了评审。评审组认为:该项技术是一项创新，突破了国外传统的气动布局方法，建议继续进行该项技术的研究开发，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进行验证机的试飞研究。2006年，海军装备部航科部主持对项目的结题进行了验收。
在研制618飞机的同时，超翼公司还研发出一些新的航空技术。其中，风斗叶栅技术的发明颇为传奇。
2003年，一位航空专家看到采用侧板鸭式布局的高机动攻击机模型后，希望能再开发出一种超短距起降和超低速飞行的新型航空器，以对付敌方的武装直升机、坦克、舰船等。常砢与傅前哨正好去沈阳验收618飞机的吹风模型。为了省钱，两人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间便宜的客房住下。心宽体胖的常砢很快进入了梦乡，呼噜打得山响。傅前哨被吵得睡不着觉，躺在床上进行“盲算”。凌晨4点多钟，傅前哨有了些眉目，便燃起一支烟继续思考。睡梦中的常砢闻到烟味，以为房间失火，一下子从床上惊醒坐起。就在这一刻，电光火石，他们灵感乍现，答案有了，一项新的航空技术随之诞生。随后，傅前哨写出了《CY—3“战场飞机”缩比验证机设计方案说明》。后来，超翼公司的人员开玩笑说，风斗叶栅专利技术是常砢的呼噜声打出来的。
回到北京后，大家对风斗叶栅技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一致认为在原理上是可行的。若按常规的飞机设计、研制程序，光加工吹风模型就要支出60多万元人民币，风洞试验还需要几百万元。到哪儿去找这笔钱？他们决定冒点风险，反其道而行之，先做一架无人机进行试飞。制作无人机也是要花钱的，大伙只能靠凑，用集资的方式解决了第一笔加工款。
2004年9月1日，无人机制作完成。9月5日，超翼公司的相关人员在机场进行了无人机的首次试滑。上午10时左右开始试车。根据试滑情况，常砢建议进行首次试飞。作为主要设计者的傅前哨压力很大，无人机采用的技术没有经过验证，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万一上天后掉下来，几个月的心血白费不说，大伙集资的经费也打了水漂，怎么跟师院附中的校友和“西北军”的战友交代？经过研究并与无人机操纵员进行沟通后，多数人认为可以进行首试。
11时左右，无人机被移到跑道上，正式开始试飞。发动机加大油门后，无人机滑跑了四五十米即离陆，爬升和空中平飞均很正常。在空中进行了收放15度襟翼的试验，飞机动态反应很轻微。4分钟后，飞机平稳着陆。落地的瞬间，现场响起一片欢呼声，首飞成功！
第二次不放襟翼的试飞，依然顺利完成。
接下来，常砢又提出一个“恐怖”的建议：既然首飞已经成功，索性再跨一步，进行空中机动动作的试飞，把襟翼大角度放下来，改变叶栅内的空气流动方向，完成大机动动作飞行。傅前哨反对，哪有首飞当天就做这种高难度动作的？万一无人机的结构强度不足，拉大过载时空中解体怎么办？因试飞成功而兴高采烈的校友和战友却一致同意常砢的建议，都希望看看这架奇特的无人机能飞出什么样的动作来。于是，无人机第三次离地升空。飞机爬到较高的高度先后完成了横滚、半滚倒转、高空筋斗等动作，在完成了一个低空筋斗后着陆。事后，从飞行记录仪中看到，飞机最低飞行速度只有18公里/小时。试飞过程中，机场上的叫好之声不断。大家的心情随着试飞高潮的到来，提升至顶峰。搞科研总要有点冒险精神，而冒险成功之后的愉悦难以言表。在当天的庆功宴上，就连平时不喝酒的同志，也喝到微熏的程度。
2004年10月，超翼公司向国防专利局申报了“风斗叶栅”式机翼发明专利。当然，要想把这项中国人独创的新技术应用到有人驾驶的飞机上，还要攀登跋涉。但不管多难，师院附中的校友发展祖国航空事业的信心绝不会动摇。
在首都师大附中百年校庆之际，由校友组合研制的无人机在母校校园上空翱翔，航拍了盛大的庆典场面。常砢又一次指挥他们公司的无人机升空对母校进行航拍，顺利完成了学校多个角度的航空拍摄。同行的还有校友张亚军、校友会秘书长林小仲。张亚军校友向首都师大附中金晓莉书记赠送中国人民解放军99式主战坦克模型，以贺百年校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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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砢，北京师院附中1966届初中毕业，1968年入伍，曾任兰空航空兵36师军械师，六航校理训处教员，空军航空工程部处长、研究员，空军指挥学院研究员；现任北京超翼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副总。
傅前哨，空军军事装备专家、著名军事评论专家。1963年考入北京师院附中，1968年参军进入兰州空军部队，后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空气动力系，在多个领域取得众多成绩，多次立功获奖，1991年被评为空军先进工作者，2000年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授予“优秀国防科普作家”称号。
李长江，北京师院附中1968届毕业生，海军少将，海军装备部部长，主持建造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2014年首都师大附中百年庆典之际，李长江向母校赠送航母“辽宁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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