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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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小雅”中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词,不计在内),所以又称“诗三百”,它与《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合称为五经。“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订。最初称《诗》,被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诗经》里的内容,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载:“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些说法虽尚可探究,但《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的事实,是无疑的。《诗经》不仅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而且也是一部反映当时社会的百科全书。

    《诗经》依据音乐内容不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诗歌中采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后人也把“风、雅、颂、赋、比、兴”称为《诗经》“六义”。“风”包括15部分,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共160篇;“雅”分为“小雅”74篇、“大雅”31篇,是宫廷乐歌,共105篇。“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歌和舞歌,共40篇。赋是采用直铺陈叙、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的手法;比就是比喻手法;兴又多称为“起兴”,是对诗歌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作用,用于一首诗的开头。

    楚辞

    楚辞是战国时期兴起于楚国的一种诗歌样式。西汉前期已有“楚辞”这一名称。由于楚辞作品中以屈原的《离骚》最为著名,故有人以“骚”代称楚辞。西汉末年刘向把屈原、宋玉等的作品汇为一集,定名《楚辞》,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楚辞作品专集。楚辞的直接渊源是江淮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歌谣,同时也受到北方文化的某些影响,到战国中期经屈原等人加工、改革和扶植,成为一代文学样式。屈原是楚辞的代表作家。在屈原之后,还出现了宋玉、唐勒、景差等后起之秀。楚辞的特点是引用方言词汇大量描绘楚地山川物产、习尚风俗、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即“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宋黄伯思语),地方色彩相当浓郁。楚辞是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诗经》交相辉映,同工异曲。《诗经》基本上是中原文化的产物,其思想情调和艺术风格不能不多少染上宗法社会“非礼勿动”的色彩,而楚辞作品则显示了人神混一、任情率真、直肆泼辣、不拘礼俗的氏族社会遗风。《诗经》中的比兴手法及其象征意蕴比较单纯,而楚辞作品“香草美人”式的比兴与奇异的想象和拟人手法充分结合,构成了更强有力的艺术内驱力。《诗经》中作品多为四字句;楚辞作品每句字数不等,句中句尾多用语气虚词以协调音节,和前者的整饬相比较,更显得起伏回宕,摇曳多变。《诗经》较多关注民生疾苦,批判社会现实,开后代现实主义文学先河;楚辞作品抒情火热逼人,绘景斑斓多彩,为我国浪漫主义文学摇篮。自古“风”,“骚”并称,可见楚辞地位之高和影响之大。

    《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收在《楚辞》中。全诗共373句,2400余字,为中国古代最长的自叙性抒情诗,以前也常被用做屈原作品的总称。关于篇名的含义,古今看法不一。司马迁释成“离忧”,班固解作“遭忧”,王逸注为“别愁”。作为长篇宏制,《离骚》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全诗大约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起首到“岂余心之可惩”)从自己的身世、品质、抱负写起,回忆往昔勉力自修,辅助楚王革新政治以图救民于水火,然楚王偏信谗言,自己终于被疏见放的遭遇,表明自己坚持理想和原则,绝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政治态度。第二部分(从“女媭之婵媛兮”到“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借女媭之劝告,陈词于“重华”,列举古代兴亡盛衰的史实,申述自己举贤授能的政治主张,而后准备神游宇宙、“上下而求索”,表现了追求理想、探索真理的执著精神。第三部分(从“索藑茅以筳篿兮”到末尾)写自己在天门不开、陈说无路之后,转而请灵氛占卜,巫咸降神来释疑解惑,寻觅新的希望。在得到启发之后,诗人神游天上,感到无限舒畅自由,但忽在灿烂的阳光中瞥见故乡山河,顾盼眷恋不忍离去,最终怀着矛盾痛苦的心情准备以投水自杀的方式为正义事业和自己的人生理想殉节,并得到精神上的解脱。《离骚》是屈原用生命和热血熔冶成的伟大诗章,不仅思想内容深厚感人,而且艺术形式相当完美。作者大量借取古代神话传说,运用极其丰富的想象和联想,采用铺叙夸饰的写法,把幻想和现实、历史和神话交织起来,宛如一幅色彩绚烂的画卷;广泛运用“香草美人”式的比兴和拟人的手法,把丰富的情思化作一连串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在语言上辞藻华美,音节错落有致又富于变化,还广泛地采纳了不少楚地方言词汇。这些特点为其后兴起的辞赋文学奠定了基础。诗中体现出来的现实批判精神和积极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为后代无数作家所继承,并形成一种优秀传统。

    先秦历史散文

    我国历史散文产生于殷商前夕。当时史官分左史、右史等,一般认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各有所司。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殷商到春秋时期,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作,文字古朴简洁;第二阶段从春秋末到战国初期,代表作是《左传》和《国语》,此时的创作,既记言又记事,言事相融,记事曲折,写人生动,富于文采;第三阶段是战国中后期,以《战国策》为代表作,它采取国别体,吸取《左传》、《国语》的创作技巧并加以发展,使历史散文发展到新的高峰。

    先秦历史散文发展的总趋势是,由简到繁,由质而文,由片断的文辞到较详细生动的记言、记事、写人。从现存先秦的几部重要史籍看,主要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当时文史哲界限不清,人们的思维还带有文明史初期具象思维的诸多特点,因而其历史散文带有极强的文学特色。其特色表现为:大都注意将神话、传说渗入史籍,使历史事件故事化;注重描写与人物特征刻画,使历史人物形象化;对事件进行褒贬评价,使记叙记言声情并茂。先秦历史散文的体例与艺术,对后世史书、散文、诗歌、小说、戏曲等都有重大影响。

    先秦诸子散文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横议,著书立说,蔚为风尚。当时主要诸子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家十家。先秦诸子散文指的就是这一时期诸子百家阐述各自对自然对社会不同观点和主张的哲理性著作。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春秋末、战国初为第一阶段,代表作有《论语》、《墨子》,文章多为语录体,或为简明的议论短章。战围中期为第二阶段,代表作有《孟子》、《庄子》,文章逐渐由语录体发展为对话式论辩文与专题论文。战国后期为第三个阶段,《荀子》、《韩非子》是其代表作,其文章基本上都是鸿篇巨制的专题论文,完善了论说文的体制。

    先秦诸子散文具有鲜明的特点。在思想上,它们都坚持独立思考,各抒己见,放言无惮。在文体发展上,先秦诸子散文首先确立了论说文的体制。从语录体的有观点无论证,发展为论点明确、论据充分、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专题论说文,显示了我国论说文发展的大致风貌。此外,先秦诸子散文中一些故事叙述,颇类小说,为后世的叙事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史记》

    《史记》是西汉司马迁所著的一部历史著作,原名《太史公书》。全书共130篇,52万余字,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体,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3000多年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先河。《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同时也是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司马迁以艺术大家的生花妙笔描绘了波澜壮阔的历史风貌,塑造了数以百计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既有叱咤风云、气盖一世的项羽,贪婪无赖、巧于权谋的刘邦,好大喜功、专横武断的汉武帝,屈己待人、礼贤下士的孟尝君这样的统治阶层的人物,也有像御者之妻、乡间漂母、守狱吏卒、卖浆贱民这样的下层平民。《史记》还善于描写战争场面和激烈的斗争环境,如充满惊险意味的鸿门宴、洋溢着悲壮气氛的垓下之围等,这些都成为后代小说家学习的榜样。《史记》的语言朴实生动,自然准确,充满感情色彩。难怪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为汉乐府中最长的叙事诗,最早见于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但篇名原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小序概述了故事内容:“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伤之,为诗云尔。”《孔雀东南飞》通过刘兰芝、焦仲卿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反人道的本质,歌颂了纯真的爱情和为爱情而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表达了人民争取婚姻自由和生活幸福的强烈愿望,具有深刻而巨大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此诗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成就,不仅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得丰满、生动、富有立体感,而且次要人物的性格亦写得鲜明。全诗的故事情节跌宕曲折,充满戏剧冲突,语言朴素流畅,以抒情的笔调叙事,且运用了民歌铺张和渲染的手法,从而大大增强了艺术效果。《孔雀东南飞》是汉代乐府叙事诗的峰巅之作,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中的不朽名篇。

    《洛神赋》

    三国时曹植的一篇著名抒情赋。据序文所言,作者于黄初三年(222年)从京师回封地,途中渡洛水时有感于“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而作此赋。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历来看法不一。有人说曹植所梦宓妃即曹丕甄后,怕是妄测之论。清代有人认为此赋“托辞宓妃以寄心文帝(曹丕)”,“纯是爱君恋阙之词”,似有几分道理。这篇赋用浪漫手法刻画洛神宓妃纯洁多情的性格,抒写对洛神的一见钟情,与洛神相会的无限欢愉,以及人神相隔难得如愿以偿的极度惆怅,其抒情气氛十分浓郁,给人以若真似幻的美感。此赋艺术成就极高,尤其是描写洛神外貌一段,颇多传神之笔。

    《桃花源记》

    《桃花源记》为东晋诗人陶渊明《桃花源诗》的前记,创作年代不详,一般认为是诗人晚年的作品。作品描绘了一幅诗意盎然的理想社会图景,这个社会平等自由,无君臣贵贱之分,无徭赋战乱之苦,男女老少在“良田美池”里“怡然自乐”地从事农桑生产,家给人足,社会风气淳厚朴实。这当然只是作者构想出的一个乌托邦世界,但它的美好恰巧反衬出陶潜所处社会的黑暗污浊。这个世界不仅是作者社会政治理想的形象说明,也是封建社会劳动农民憎恶君权统治、渴望自由生活的普遍心理的曲折表述。此文构思奇特,结构巧妙,是我国古代的散文名作。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为组诗名,最早见于《文选》,为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编者把这些亡失主名的五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名,列在“杂诗”类之首,后世遂作为组诗看待。

    《古诗十九首》习惯上以句首标题,依次为:《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明月何皎皎》。

    《古诗十九首》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在中国诗史上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为后人师法,几至形成模式。它的艺术风格,也影响到后世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就古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称它为“五言之冠冕”、“千古五言之祖”是并不过分的。

    《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是刘勰撰写的一部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魏晋时期,中国的文学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南北朝时期,逐渐形成繁荣的局面。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在其历史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既为《文心雕龙》的出现准备了条件,也在《文心雕龙》中得到了反映。

    《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全书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和批评论四个重要部分。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5篇,是全书的纲领,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之于圣,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不计在内),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最主要的精华所在。以上四个方面共49篇,加上最后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全书内容丰富,见解卓越,皆“言为文之用心”,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写作上的各种问题。尤为难得的是对应用写作也多有论评。粗略统计,全书论及的文体计有59种,而其中属于应用文范畴的文体竟达44种,占文体总数的3/4。

    《滕王阁序》

    唐代王勃作,全称《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一名《滕王阁诗序》。滕王,即唐高祖李渊的儿子李元婴。李元婴任洪州刺史时建此阁,后因其被封滕王,故人又称此阁为滕王阁。阁址在洪州(今江西南昌),为当时名胜。全篇先描述滕王阁所居地形之雄、人物之异以及与宴的宾主之美,次写登上滕王阁所看到的景色之胜,接下来抒发报国之愿和“无路请缨”之感,最后以七言滕王阁诗作结。全篇对仗精工典雅,语言华丽流畅,音韵协调铿锵,是一篇脍炙人口的骈文名篇。

    关于这篇骈文,曾有这样一个传说。相传洪州都督阎伯屿重修此阁后,在这里大宴宾客,他让女婿吴子章预先构思作序,准备在宴会上向众宾客夸耀其才华。时王勃前往交趾探视父亲,路过南昌与宴,当阎伯屿假意请众宾作序时,王勃毫不谦让,当即应命授笔。阎伯屿很不高兴,王勃每写一句,阎伯屿都让人暗中报告给他,当听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阎伯屿也不禁叹道:“真是个天才!”

    《古镜记》

    隋末唐初小说,是唐传奇的代表作品。据唐代顾况《戴氏广异记序》和《太平御览》,作者当为王度。王度生卒年不详。隋大业初为御史,大业八年(612年)兼著作郎。奉诏撰国史。九年,出兼芮城令。大业末写作《隋书》稿未完成,约于唐武德初年去世。

    作品主人公王度,自述大业七年从汾阴侯生处得到一面古镜,能辟邪镇妖,携之外出,先后照出老狐与大蛇所化之精怪,并消除了疫病,出现了一系列奇迹。后其弟王绩出外游历山水,借用古镜随身携带,一路上又消除了许多妖怪。最后王绩回到长安,把古镜还给王度。大业十三年古镜在匣中发出悲鸣之后,突然失踪。篇中以几则小故事相连缀,侈陈灵异,辞旨诙诡,尚存六朝志怪馀风。但篇幅较长,加强了细节描写和人物对话,稍有文采,代表着小说从志怪演进为传奇的一个发展阶段。

    “三吏”、“三别”

    “三吏”、“三别”为唐代诗人杜甫所作的组诗。一共六首,“三吏”为《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即《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这六首诗大约写于乾元二年(759年),乾元元年(758年)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率唐军60万人围攻相州(今河南安阳),与安史乱军展开激战,结果唐军失利,伤亡惨重,唐王朝因兵员不足,遂向民间征发,百姓苦不堪言。这期间,杜甫亲眼目睹各种惨象,情不能已,于是写下这组组诗。诗中对由于安史之乱所引起的社会残破景象和人民的痛苦生活都有真实反映,表现了诗人对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切和人民痛苦的同情。在艺术上,这组诗运用乐府形式,通过对话和独白的形式,刻画人物的精神面貌,是杜甫现实主义作品的代表作。

    《游子吟》

    《游子吟》为唐代诗人孟郊所作。这是一首歌颂人间最崇高的感情——母爱的诗篇。原诗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大意是:游子临行之前,慈母为他做好衣裳,一针一线,缝得非常细密,是害怕儿子迟迟难归。区区小草似的儿女之心,又怎能报答母亲春天一般的光辉呢?这首母爱的颂歌,感情极为真挚,语言素朴自然,不假雕饰,于淳朴素淡之中寄寓着浓烈醇美的诗味,千余年来,引起了读者感情上的强烈共鸣,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长恨歌》

    《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806年),内容写唐明皇(李隆基)和杨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悲剧。

    全诗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写汉皇(指唐明皇)重色求偶、杨玉环的得宠以及杨氏姊妹弟兄高官厚禄、显赫一时的景况。第二部分写唐玄宗沉湎声色,荒于朝政,终于导致安禄山起兵,明皇君臣逃奔西蜀,途中军队哗变,杨贵妃被缢的经过。第三部分写明皇返京后睹物伤情,对杨妃的刻骨思念。第四部分写明皇思念而不可得,遂派方士上天入地,四处寻觅,最后在海外仙山找到杨妃。第五部分写杨妃的话,点明“长恨”。这首诗的主题具有双重性,作者一方面对唐明皇的沉湎声色、荒淫误国有所讽刺和揭露,另一方面又对他们的爱情悲剧充满同情,从而使诗的主题由批判转入对他们的坚贞专一的爱情的歌颂,但是在歌颂和同情中仍暗含讽意。由于作者创作思想的矛盾,在客观效果上,同情远远超过了讽刺。

    《长恨歌》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前半部分是现实主义的描写,后半部分则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手法。想象丰富,描写细致,人物形象生动,语言和声调谐和优美,抒情叙事融合无间,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捕蛇者说》

    《捕蛇者说》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散文名篇,作于作者被贬永州期间。通过永州人宁愿冒生命危险捕毒蛇以抵交赋税的严酷事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唐时期的腐朽政治以及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繁苛赋税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生活,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文章先写永州郊外产一种极毒的蛇,这种蛇制成药可治疗多种疾病,因而宫廷太医便征集这种蛇,并以此来抵赋税,永州人便争相捕蛇。接着通过蒋氏三代人捕蛇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在繁重赋税下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最后作者得出结论说,繁苛的赋税的祸害比毒蛇更厉害。

    全文以叙事为主,兼以议论。波澜起伏,情态曲尽,表现了作者对人民痛苦生活的深切同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社会现实意义。

    《阿房宫赋》

    《阿房宫赋》为唐代杜牧所作。阿房宫,秦朝宫殿名,相传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开始营建前殿,全部工程直到秦朝灭亡之时仍没有完成。秦亡时,阿房宫被项羽烧毁,遗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阿房村。

    《阿房宫赋》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写阿房宫规模之大,楼台之多以及歌舞之盛。第二部分写宫中珍奇之多以及秦始皇生活之奢。第三部分写秦始皇搜刮财富,不遗锱铢以及他的大肆挥霍,招致灭亡。第四部分是作者议论,讽喻统治阶级应从秦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作者自述写作此篇的主旨时说:“宝历(唐敬宗年号)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可见此篇是有为而作,是为了促使唐敬宗觉醒,从秦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

    这篇赋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一方面具汉赋的铺陈和藻饰,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散文的笔法,很像带韵的散文。全篇音调和谐,清新流畅,是赋中名篇,传诵颇广。

    《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为北宋范仲淹所作的散文。岳阳楼,即今湖南省岳阳市西城门楼,楼高三层,面临洞庭湖。唐代开元元年(713年)建成,自唐以后,很负盛名,为历代才士登临吟咏的地方。

    全文先写作记的缘由,作者说,庆历四年(1044年)春天,他的好友滕子京被贬谪到巴陵郡,很有政绩,重修了岳阳楼,嘱他写一篇记,这篇记就是应邀而作的。接着描绘了登上岳阳楼所看到的壮观景象。作者说,岳阳楼多是贬谪之人聚集的地方,由于每个登楼者的心情各不相同,因而登楼所感也肯定不同。然后作者分别写了两种情景和由此所引起的各种人的不同感受:一种是霪雨连绵,阴风怒号,巨浪排空,樯倒楫断,虎啸猿啼。在这种情况下,登楼人往往为自己的不幸遭际而悲伤。另一种是春和景明,水天一色,碧波万顷,鸥翔鱼游,岸草葱绿,皓月当空,波光粼粼。在这种情况下,登楼人则往往心旷神怡,喜气洋洋。最后作者议论说,古代的仁人志士,和上述两种人都不同,他们不因为某种事物而欢喜,也不因为自己的失意而悲伤,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者说这是他一生所追求的,也以此来勉励友人和后人。

    这篇散文,文笔清新优美,议论和写景相结合,含有深刻的哲理,深受人们喜爱。

    《醉翁亭记》

    《醉翁亭记》为北宋欧阳修所作的散文。写作时间为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其时作者降职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醉翁亭在滁州西南七里许的山上,亭由僧人智仙主持修造,欧阳修命名。

    全文先写醉翁亭的地理位置、修造者及命名由来,次写醉翁亭一带四时景色的变化,再写山间游人之盛及太守与游人宴饮之欢。最后写天晚人归,太守酒醒后,述而作文,写下此篇。

    这篇散文从写“乐”着笔,而这种“乐”又是通过写景物变化,与人宴饮表现出来的,因而情调显得闲适恬淡,表现了作者洒脱的情怀,同时又蕴涵着作者失意抑郁的情怀,含蓄委婉。全篇语言精练,格调别致,连用21个“也”字,但由于运用得当,并不显得重叠,反而有回环往复、一唱三叹之妙,是散文中的名篇。

    《赤壁赋》

    《赤壁赋》为北宋苏轼所作。作者时任黄州团练副使,他曾多次游黄州赤壁,先后写了两篇《赤壁赋》,分别为《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赤壁赋》通常指《前赤壁赋》。

    全文先写作者与客泛舟赤壁江上的时间、江上景色及饮酒、诵诗、客人吹箫的情况,接着就箫声引出主客之间的问答。主人问客人箫声为何吹得那样悲凉,客人回答说是有感于人生短促,才吹出了洞箫的悲音。接着主人发表不同见解,和客人展开辩论,从事物的变与不变中提出了物我无尽的命题,同时又说物各有主,不是你所有的,你一毫也不能取,江上清风、山间明月是造物主无尽的宝藏,是你我可以共同享受的。

    这篇散文表现了作者遭受贬谪后旷达的生活态度。但由于作者政治上的失意,生活态度上显得比较消极,反映了作者世界观的强烈矛盾。全篇把写景、议论、抒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文笔优美,语言流畅自然,是散文作品中的名篇。

    《窦娥冤》

    《窦娥冤》为元代关汉卿创作的一出著名悲剧。全剧四折,写窦娥7岁到蔡婆家做童养媳,17岁成亲,不久丈夫病故,剩下婆媳二人。一次,蔡婆去赛卢医处讨债,被赛卢医骗到荒野,眼看要被勒死,碰巧为泼皮张驴儿父子撞见。赛卢医吓跑了,张驴儿父子遂胁迫蔡婆婆媳嫁与他们父子。蔡婆无奈,只好答应。窦娥对张驴儿父子的无赖行径非常气愤。张驴儿见威逼不成,便买来毒药,想毒死蔡婆,不想毒药为他父亲误食,张驴儿便诬告窦娥“毒死公公”。太守不问来由,将窦娥判为死刑。窦娥满腔怨愤,临刑前发下三桩誓愿:一要血飞白练,二要六月下雪,三要亢旱三年。窦娥的冤情惊动天地,三桩誓愿,都得以实现。三年后,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做了“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来到楚州,察知窦娥冤情,将张驴儿处死,太守革职,赛卢医充军发配。

    这部杂剧揭露了封建官吏的贪赃枉法、泼皮流氓的横行霸道,表达了被压迫人民的反抗要求,在现实主义描写中,焕发出浪漫主义光彩,是世界戏剧史上的不朽之作。

    《西厢记》

    《西厢记》为元代王实甫的著名剧作。《西厢记》的故事来自唐人元稹所写的《莺莺传》,宋代赵令畤将这个故事改编成《蝶恋花鼓子词》,金代董解元又进一步把它改编成《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以上述作品为基础,写成《西厢记》杂剧。

    《西厢记》的情节是这样的:已故崔相国夫人郑氏,带女儿莺莺、丫环红娘,扶崔相国灵柩回故乡安葬,因路途阻隔,暂住普救寺西厢。书生张君瑞路过此地,与莺莺一见倾心。不久,叛将孙飞虎带兵围住寺院,要夺取莺莺做压寨夫人。郑氏提出,谁能解围,以莺莺相嫁。张生与兵马大元帅杜确有交情,修书一封,请他派来救兵,解了重围。不料郑氏中途变卦,嫌张生出身寒门,不让他和莺莺结为夫妇。后来张生和莺莺由红娘穿针引线,私下交合。郑氏发觉后,便拷问红娘。红娘理直气壮地为之辩护,并责备郑氏出尔反尔。郑氏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但又以“不招白衣女婿”为借口,强令张生赴京赶考。莺莺送张生于十里长亭。后来,张生果然得中状元,在杜确的帮助下,与莺莺团圆。

    《西厢记》歌颂封建社会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具有深广的社会意义。莺莺、张生、郑氏、红娘几个人物各具个性,性格鲜明。《西厢记》结构严谨,文辞优美,是我国古典文学遗产中的瑰宝。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为元末明初罗贯中所写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反映了从汉末黄巾起义起到三国归晋止前后近100年的历史。故事由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发端,写曹操在征讨董卓过程中扩充势力,挟天子以令诸侯,传位到儿子曹丕手里,曹丕篡汉自立,做了魏国皇帝。刘备借助诸葛亮的韬略,几经转战,继而在成都建立起蜀汉政权。东吴孙权依凭长江天险,割据一方,最后也立国称帝。吴蜀两国为与曹魏抗衡,在赤壁之战中实行联合,但终因争夺荆州而破裂。刘备兵败而死,诸葛亮受命辅佐幼帝阿斗,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功未立而身先死。蜀汉先为曹魏所灭,后司马氏又篡魏灭吴,天下一统于晋。

    小说从严格的正统观念出发,以蜀汉为中心,描述了三国鼎立以及它们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复杂斗争。小说中的人物众多,性格各异,头绪繁复,但结构井然。《三国演义》问世后,对历史演义小说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也为后世戏曲说唱文学乃至各种文艺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至今在群众中仍有广泛的影响。

    《水浒传》

    《水浒传》为元末明初由施耐庵编著的长篇小说。小说所反映的宋江起义,发生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年)。在宋末《宋江三十六人赞》和宋末元初的《大宋宣和遗事》中,已有这方面的记载和描写,并且故事也已初具规模。元代出现了许多以李逵、燕青、武松等为主角的杂剧。作者就是在这些作品的基础上,经过创造性加工,完成《水浒传》的编著的。

    《水浒传》的版本很多,以70回、100回、120回本最为流行。在120回本中,描写了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第71回前为第一部分,写林冲、宋江、武松等好汉被逼上梁山的过程;第72回至第82回是第二部分,写梁山好汉与官军的对抗与被招安之事;第83回至第90回是第三部分,写他们奉命征辽;第91回至第100回,是第四部分,写他们征王庆;第101回至第110回是第五部分,写他们征田虎;第111回至第120回是第六部分,写他们征方腊和最后失败。

    《水浒传》通过对宋江起义的正面描写,深刻揭示了封建社会地主和农民的基本矛盾,和“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其鞭笞所及,已达最高统治层,主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一百零八条好汉中,不少人物都写得性格鲜明,像李逵、武松、鲁智深、林冲和宋江等,都达到了典型的高度。这部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里程碑,从它开始,长篇创作步入了新的阶段。

    《西游记》

    《西游记》为明代吴承恩撰写的一部著名的长篇神魔小说。它是根据唐朝僧人玄奘赴天竺(今印度)取经的故事,在传记、话本、杂剧以及各种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综合加工而成的。全书共100回,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1回到第7回,主要写孙悟空出世、得道和大闹三界(天府、龙宫、地狱)的情况;第8回到第12回,主要写唐僧的出世和取经的缘由;第13回到最后一回,主要写孙悟空皈依佛教,保护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上战妖斗魔,历经八十一难,终成正果的过程。

    《西游记》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书中成功地塑造了融猴身与人性于一体的孙悟空的典型形象。“大闹三界”刻画了他热爱自由、勇于反抗的性格,“西天取经”则表现了他疾恶如仇、百折不回的精神。其他如猪八戒、唐僧等形象,也各以其鲜明的个性而为人们所称道。书中想象奇特,语言诙谐,几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

    《牡丹亭》

    《牡丹亭》为明代汤显祖创作的传奇,又名《还魂记》。故事发生在南宋初年,南安太守杜宝的独生女儿丽娘,一次和丫环春香到后花园游玩,萌动春心,梦中与一位手持柳枝的风雅才子在牡丹亭畔梅树下幽会,此后便念念不忘,忧思成疾。死前,她画了一幅自画像,并题诗一首,托春香藏在花园的湖石边。三年后,一位名叫柳梦梅的青年才子来游花园,拾到了杜丽娘的画像,画中女子恰是他梦中幽会过的人。入夜,画中女子竟然出现在柳梦梅面前,并告知柳梦梅使她起死回生之法。柳梦梅照此办理,杜丽娘果然还魂。他们俩结为夫妇,一起逃到临安。柳梦梅被钦定为状元,经皇帝公断,杜宝认了女婿,合家团圆。

    这部传奇,以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揭露封建礼教的严酷,表现青年男女冲破罗网的决心,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思想意义。作品想象丰富,情节离奇,感情热烈,唱词优美,艺术感染力很强。

    《金瓶梅》

    《金瓶梅》为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写成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不详,万历丁巳年词话本卷首序称为兰陵笑笑生,但此人姓名、生平如何,无从查考。另外还有多种说法,都未有确证。

    这部小说的故事由《水浒传》第24回至第36回关于武松事迹的描写发展而来。全书100回,写生药铺老板西门庆的荒淫生活。他先与潘金莲通奸,毒死其丈夫武大郎。武松报仇时错杀了人,被刺配孟州,西门庆趁机娶潘金莲为妾。后来又与有夫之妇李瓶儿及潘金莲婢女春梅先后私通,并纳李瓶儿为妾。小说书名就是由潘金莲、李瓶儿、春梅这三个女性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合成的。西门庆有钱有势,独霸乡里,谋财害命,夺人之妻,33岁纵欲暴亡。后来潘金莲被武松杀死,春梅做了周守备的妾,由于淫乱病亡。

    《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由文人创作的以家庭生活为内容的长篇小说。它通过对西门庆及其家庭关系的描写,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在艺术上,它运用真实的细节,刻画了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但小说中色情描写过多,是一大缺点。后起的《红楼梦》在一定程度上受了它的影响,但思想内容要比它深刻得多,艺术形式也要比它完美得多。

    三言二拍

    “三言二拍”是指明代五本著名传奇短篇小说集的合称。“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作者为明代冯梦龙。“二拍”则是中国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作者凌蒙初。

    “三言”每集40篇,共120篇。这些作品有的是辑录了宋元明以来的旧本,但一般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也有的是据文言笔记、传奇小说、戏曲、历史故事,乃至社会传闻再创作而成,故“三言”包容了旧本的汇辑和新著的创作,是我国白话短篇小说在说唱艺术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整理加工到文人进行独立创作的开始。它“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是宋元明三代最重要的一部白话短篇小说的总集。“三言”中的优秀作品,既重视故事完整,情节曲折和细节丰富,又调动了多种表现手段,刻画人物性格。它的刊行,推动了短篇小说的发展和繁荣,标志着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民族风格和特点已经形成。

    在“三言”的影响下,凌蒙初编著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各40卷,人称“二拍”(其中“二刻”第23卷《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与“初刻”重复,而“二刻”的第40卷则是《宋公明闹元宵》杂剧,因此“二拍”实有小说78篇)。“二拍”与“三言”不同,基本上都是个人创作,它是一部个人的白话小说创作专集。“二拍”善于组织情节,因此多数篇章有一定的吸引力,语言也较生动。但从总的艺术魅力来说,它比“三言”差得多。

    《长生殿》

    《长生殿》为清代洪昇创作的一部传奇。分上下两卷,共50出。它以安史之乱为背景,描写了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上卷从“定情”开始,一方面写他们二人的真挚相爱,同时也写统治阶级的腐化以及内部矛盾,如杨国忠的专权、安禄山的野心等,表现了唐明皇沉溺于爱情给朝政带来的祸害,终于导致了马嵬兵变的悲剧。下卷写他们二人的刻骨相思,最后感动了天地鬼神,以至同登仙录,得以团圆。

    《长生殿》剧本既同情和赞美唐明皇、杨贵妃的爱情,又批判由爱情而造成的政治后果,思想倾向有其复杂性,而词曲清丽,诗意盎然,场面宏大,在艺术上成就较高。

    《桃花扇》

    《桃花扇》为清代孔尚任创作的一部传奇。其故事梗概如下:复社文人侯方域等揭露阉党余孽阮大铖,引起阮大铖的恐惧。阮大铖借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成亲之机,给侯方域送去银子300两以表祝贺,遭到李香君的严词拒绝。阮大铖怀恨在心,诬陷侯方域勾结左良玉作乱,侯方域只得逃到史可法处躲避。当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下北京,清兵乘机入关之时,阮大铖等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南明皇帝。阮大铖依仗权势,逼迫李香君给漕抚田仰做妾。李香君在反抗中倒地,鲜血溅到侯方域相赠的诗扇上。文人杨龙友就着血痕画成了桃花。李香君托她师傅苏昆生将桃花扇带给侯方域,盼他早回。侯方域一回南京,即被阮大铖等逮捕入狱。这时清兵南下,史可法带领3000弱兵死守扬州,最后城破身亡。接着南京陷落,福王被俘。侯方域从狱中逃出,在栖霞山白云庵找到李香君。由于国破家亡,他们割断“花月情根”,修真学道去了。

    在《桃花扇》中,作者热情歌颂了具有正义感和民族气节的爱国者,对南明王室的腐败、阮大铖等的夺权,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全剧结构宏伟,场面壮阔,文辞典雅,感慨深沉,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为清代吴敬梓创作的一部讽刺小说。全书共55回,近40万字,由许多独立的短篇故事连缀而成。小说通过对“儒林”中各个不同类型的封建知识分子形象的展示,揭露和批判了害人的科举制度和虚伪的礼教规范,其中像范进中举而发疯的故事、严监生临终前因点两根灯草而死不瞑目的故事等,都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作者不加一句褒贬之词,而人物情态却跃然于纸上。

    《儒林外史》代表着我国古典讽刺艺术的一个高峰。鲁迅先生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鲁迅这番论述的大意是:《儒林外史》客观公正地批判现实,锋芒所向,主要在士大夫阶层;文字悲痛中显得诙谐,委婉中多带讽喻。自它出现,我国小说创作才开始有了真正称得上讽刺性的作品。这是鲁迅对《儒林外史》的思想倾向、艺术风格及其在中国小说史上地位的一个全面评价。

    《红楼梦》

    《红楼梦》清代曹雪芹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全书120回,前80回是曹雪芹写的,后40回高鹗续成。原名《石头记》,乾隆末年,程伟元把它整理出版时,定名《红楼梦》。

    这部小说,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描写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主要是贾家荣、宁二府从兴盛到衰落的整个过程。贾宝玉是荣国府的一位公子,由于他从小和姐妹、丫鬟们在一起厮混,较少受到封建礼教与习俗的影响。他鄙视功名利禄,厌恶八股时文,同情丫鬟奴仆的不幸,追求个性解放。他和他的姑表妹、从苏州前来贾府投靠外祖母的林黛玉自幼相处,两小无猜,在思想一致的前提下,萌发了纯洁真挚的爱情。但他们的爱情遭到了以贾母为首的封建家族的反对。他们的爱情关系被拆散。弱不胜衣的林黛玉,听到宝玉成亲的消息,口吐鲜血,悲愤而死。贾宝玉在王熙凤设计的“掉包儿计”的蒙蔽下,和薛宝钗成了亲。他在认清骗局以后,毅然离家出走,和封建家族表示了彻底的决裂。

    《红楼梦》涉及的社会生活面非常广阔。它对封建社会的官僚制度、土地制度、宗法制度、婚姻制度、科举制度,以及包括社会心理、道德、哲学、艺术等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都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是我们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它以巨大的艺术表现力,描写了众多人物,塑造了像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薛宝钗等一大批性格鲜明、个性丰富的艺术典型。无论是就思想性而言,还是就艺术性而言,《红楼梦》都达到了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

    和曹雪芹所写的前80回相比,高鹗的续书有明显的不足。尽管他在贾林悲剧方面基本贯彻了曹雪芹的意图,个别章节也写得精彩动人,但诸如宝玉中举、兰桂齐芳、贾府中兴等情节的设计,显然背离了原作的精神,这不能不影响到《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深度。

    四大谴责小说

    谴责小说是中国旧小说的一种,清末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有些作家用小说口诛笔伐,进行揭发和指摘。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对这种小说曾加以评论,并称之为“谴责小说”。这种小说写作手法上多采用讽刺形式,广泛揭露和批判现实。

    清代末年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等四部小说并称四大谴责小说。

    李宝嘉(1867—1906年),字伯元,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市)人。所著《官场现形记》着力暴露了清末官僚制度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表现出改良主义倾向。该书在“四大谴责小说”中最著名,最具代表性。吴沃尧(1866—1910年),字小允,广东南海(今佛山市)人。所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改良派人物的商业活动为主线,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官场、商场和洋场的种种怪现状。刘鹗(1857—1909年),字铁云,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所著《老残游记》通过对江湖医生老残所见所闻的描述,暴露了清末的官僚政治的黑暗。曾朴(1872—1935年),字孟朴,江苏常熟人。所著《孽海花》描写的是金雯青和傅彩云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末社会的政治文化面貌。

    《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关于文学批评的著述中最为人所重视的一部作品,是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但他又脱弃西方理论之拘限,力求运用自己的思想见解,尝试将某些西方思想中之重要概念,融入中国固有的传统批评中,所以,从表面上看,《人间词话》与中国相袭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是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甚至在以往的词论界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很是深远。《人间词话》不同于当时有影响的词话,它提出了“境界”说。“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核心,统领其他论点,又是全书的脉络,沟通全部主张。王国维论断诗词的演变,评价词人的得失、作品的优劣、词品的高低,均从“境界”出发。因此,“境界”说既是王国维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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