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日军对湖南的摧残与奴役
一、摧毁并占领湖南是日军的战略目标
湖南拥有2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近3000万民众，是一个地处交通要塞的内陆省份，拱卫着大西南，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武汉、广州沦陷后，湖南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国民政府军委会认为：“长沙、衡阳乃江南心膂和交通枢纽，敌攻略该地，是陷我国力于麻痹状态，削弱我尔后反攻之能力”，且“有助于尔后之南进”。因此湖南的得失关系到大后方的安危。湖南矿产资源丰富，工农业发达，因此湖南省主席薛岳于1944年3月在省行政会议上称：湖南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每年除供给军棉7万担，军布300万匹，军粮1000万石外，尚需接济邻省更大更多之需求。无论从哪方面讲，湖南对全国的抗战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然也就成了日军攻击的主要目标。
日军占领武汉之后，进攻的力量达到了顶点。这时日本的侵华政策发生了变化。在坚持灭亡中国的基本国策下，对国民党实行政治分化和军事进攻并举的方针。在军事上，以局部的军事进攻来达成全局战略的守势，肃清占领区内中国的抗日武装；经济上推行“以战养战”，对沦陷区实行野蛮的掠夺。基于日本侵华方针的变化，日本陆军部确立了以湖南为重点作战区域的战略部署。将华北各地和包括上海、南京在内的华东地区划为需要迅速恢复治安的地区，以武汉、广州地区为作战区，分别配置一个军的主力，使之成为政略和战略方面压制抗日力量的后盾。在华中方面，对中国军队实施战略消耗。所以日军在武汉集结了王牌军第11军，以武汉为中心，对鄂西、鄂南及湘北、赣北等地连续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在南面的广东，日军以广州为中心，调集大军，一面向粤北发动进攻，一面“南进”。这样湖南就处于日军北、东、南三面围攻中。因此，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对湖南进攻之频繁、攻势之猛烈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日军摧残湖南的经过与方式
概括而言，从1937年底至日本侵略者投降为止，日军对湖南的摧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敌机轰炸
从1937年11月至1945年8月，在全省78个市县中（当时的行政区划，下同），先后有56个市县遭到敌机轰炸。现将战时敌机轰炸湖南的情况列表6—1。
从表6—1来看，战时湖南是日军轰炸的重要地区之一，其轰炸的次数达1330多次，轰炸的主要目标集中于政治经济中心、军事基地和交通枢纽，如长沙、湘阴、衡阳、衡山、平江、耒阳、常德、沅陵、辰溪、芷江等地。其中轰炸在100次以上的市县有长沙市、湘阴县和衡阳县。衡阳县在抗战中，总共被敌机轰炸528次，日军共出动飞机1580架次，投弹3580枚。在众多的轰炸中，最严重的一次是1940年8月10日，日军出动90架飞机，对当时衡阳县城（今属衡阳市区）轮番轰炸了8次，投下轻重炸弹和燃烧弹700多枚，大量的工厂、学校、医院、车站被炸毁，居民伤亡数千人。当时的报刊称：“以90架飞机轰炸一个城市，除了我们的战时首都重庆外，就是衡阳了。”
（二）日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从1938年11月湖南战事开始至1945年夏，日军动用了45万兵力，先后对湖南发动了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芷江战役等6次进攻，战争规模之大、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之严重、人口伤亡之多，在同期全国各地均属罕见。如常德沦陷时，美国《纽约时报》特约记者于1943年12月21日写到：“常德已经从地面上毁灭了。这里举目尽是烧焦的围墙，残留的砖瓦和积灰堆而已。城外两间西班牙修道院在中立的西班牙国旗掩护下幸而保存了。除此之外，要想在这个曾经有过16万人口的城里寻一有未经摧残的东西，实在是难乎其难。”长沙、衡阳等地的情况也同常德一样，到处是一片瓦砾。1945年底，联合国救济总署副署长哈雷逊，在中国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的陪同下，视察被日军摧毁后的衡阳时说：“各地灾情与欧洲战场不相上下，衡阳情况最劣。”
（三）从1944年湖南全省大部分地区沦陷至日军投降时止，日军蹂躏全省的大部分地区
早在1938年10～11月，日军就开始进犯湖南的临湘和岳阳，两县均沦为敌手，这两个县是湖南省沦陷时间最长的地区。1944年，日军为了打通从本土到南洋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自战略相持阶段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进攻——“一号作战”。湖南大部分地区沦陷，日军深入了全省78个市县中的52个县及长沙、衡阳两市，沦陷区面积占全省面积的70％，沦陷区人口占全省人口的75％以上。日军所到之处，到处烧杀掳掠。如日军每次进犯长沙时，都在临湘、岳阳掳去劳动力3万以上，能活着回来的不到1／3；1943年日军侵占常德、桃源、慈利、临澧、安乡、汉寿、华容时，有13万余人被杀；衡阳、衡山、耒阳、常宁、祁阳、安仁、攸县、茶陵等8县被杀达10万人以上。一座座城市和村庄被摧毁。这时全省经济凋敝，社会生产力倒退。同时战争还给湖南人民在战后重建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不仅大批工厂无法复工，而且还造成了“1450余万亩耕地荒废，600万人无居所，700万人无粮吃”的惨状。总之，这一时期湖南现代化的成果损失殆尽。
第二节 战时湖南的人口伤亡和公私财产的直接损失
一、战时湖南的人口伤亡
战时日军大量地屠杀和掳掠湖南工农业劳动力，导致湖南人口大幅度下降。这里所论及的战时湖南的人口伤亡，是指受敌机轰炸、屠杀、掳掠奴役而伤亡的人员，也包括因战争直接导致瘟疫而死的人口，但湖南抗日军队在战场上伤亡的人数不包括在内。1946年底，湖南省政府编印了《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列出湖南在八年抗战中总计伤亡人数为2，622，383人，其中死亡920，085人，伤1，702，298人。这个统计数字与实际情况是有出入的。
抗战爆发后，随着工厂、学校、机关内迁人员源源不断地来到湖南，难民、伤兵也蜂拥而至，湖南人口急增。按理说湖南人口总数应有所增加，但事实则相反。
湖南人口在1942年以前都没有恢复到1937年的水平，直到1944年上半年调查统计的人口数量才超过1937年的人口总数。其中1939年和1940年缺已沦陷的岳阳、临湘两县人口统计数字，此后几年至日本投降时止，岳阳、临湘两县人口统计数字则按其沦陷前的人口数量计算。但在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之后湖南人口又急剧下降，1945年湖南省未作人口统计，而1946年湖南人口较1944年减少了3，073，520人。需要指出的是：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后，有部分人员随工商企业、学校、机关继续西迁大西南，其中包括部分难民外迁。但由于当时铁路运输能力相当有限，且大多是运输西迁工矿企业的物资设备和技术人员，基本上没有用来运送难民，这些难民为逃避战火，大多是靠步行，因此出省境的难民数量并不多。另外战争结束后，湖南省政府从1945年11月至1946年6月在长沙、衡阳、岳阳、邵阳等9个地方共遣送外省难民233，986人。同时湖南省从1937年至1945年共向国家输出壮丁数为1，751，159人。此外，从全省大部分地区沦陷至1946年间，只有衡阳县和零陵两地因饥饿和疾病共计死亡10万余人，我们将它列入间接伤亡一类。上述遣送外省难民、战时实征壮丁人数和因饥饿与疾病而死的民众三项共计2，085，145人。这样在减少的3，073，520人当中，还少了98万余人。但在1944年前因战争直接伤亡的民众尚未记录在内。例如，战时湖南平民被日机炸死的达13，322人，伤14，910人，其中伤亡的大多数是在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之前；又如在1944年湖南沦陷之前日军就已先后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洪山、营田、青山、桃江、三汉湖、厂窖、榇桥、华丰垸、大架坪等数十起血腥大屠杀。其中发生于1943年5月的厂窖大惨案中，日军屠杀撤退军人和当地民众与难民32，000人，有200多户被杀绝。再如1938年发生的长沙大火，共烧毁房屋5万余栋，烧死2万余人。同时在三次长沙会战和常德会战中，湖南民众伤亡颇大。如发生于1943年的常德会战中，常德死亡的民众达53，260人，伤195，661人。因此本人认为，在豫湘桂战役中湖南全省外迁人口不会多于在豫湘桂战役之前因长沙大火、敌机轰炸、日军进攻和大屠杀所造成的全省民众伤亡的总数。这样在八年抗战中，湖南因日军入侵而直接导致死亡的人数至少在98万以上。至于受伤的，我们按湖南省政府统计室公布的数字，即为1，702，298人。那么在抗战中，湖南省人口直接伤亡总数至少在268万以上。其中不乏大量的劳动力、技术工人、各级学校的学生。
二、公私财产的直接损失
如前所述，战时湖南是国民政府重点经营的抗战后方基地。期间不仅中央各部门，如资源委员会等机构在湖南兴办了多种事业，而且湖南各级地方政府也分别举办了各类工矿事业。在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前夕，湖南的工矿业、商业、金融业、农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事业发展迅速，居大后方各省的前列。1944年5月，长衡会战开始后，除一部分内迁到湘的企事业单位分别由湘西和衡阳等地辗转西迁外，其余绝大多数毁于战火。
本文所述的公私财产的直接损失含省、市、县营和民营的工矿业、商业、电讯、交通、农业、金融、学校等方面损失，也包括普通住户财产损失（主要为房屋、粮食、农具、耕牛等），但中央各机构在湘举办的各项事业的损失均不列入其中。战时全省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和交通要道都屡遭日军的摧残，公私财产损失惨重。如岳阳、临湘等滨湖地区沦陷了7年，以沅陵、辰溪、洪江、芷江为中心的湘西工业区屡遭日军轰炸，各项事业破坏严重。省城长沙经过长沙大火和几次大会战后，精华丧失殆尽，常德在1943年年底后到处是残垣断壁，战时后方的工商业中心衡阳成了一片废墟，满目疮痍，湘潭、邵阳等地也相继被日军占领。以省营工矿企业为例，在豫湘桂战役之前，湖南有省营工厂12家，这些都是战时后方工业的佼佼者。1944年5月以后，所有这些工厂都不同程度受损。如省水泥厂（设邵阳，日产水泥125桶）、省化工原料厂（设衡阳，日产66°硫酸500磅）、省制革厂（设衡阳，生产军用皮革）、省玻璃厂（设长沙，生产日用玻璃和医疗用具）、省机械厂（设祁阳，生产各种机械、汽车零件、兵工器材）、省第三纺织厂（设衡阳，拥有纱机5000锭）、省蒸制骨粉厂（设邵阳，年产骨粉500余市石）等7家企业几乎全部被毁，仅有省第一纺织厂（设安江，拥有纱机1万锭）损失不大。同期湖南省营矿业为19家，其中醴陵煤矿局、常宁水口山矿务局等7家矿井全部被破坏，剩下的12家也被迫停止生产。如常宁水口山矿务局于1944年6月沦陷后，“房屋、设备破坏殆尽，窿道也全部被水淹没”，抗战胜利后，湖南省政府派员到该矿清查损失情况，“但见破瓦断垣，废铁朽木，举目荒凉”。从行业来讲，湖南的机械工业相当发达，共有机器厂236家，其地位仅次于重庆，但在豫湘桂战役后，剩下的仅1％～2％而已。其他各业的损失同样惨重。如民营航运业中，被日军抢劫、炸毁和各公司被迫凿沉江底的船只共计150多艘，其损失额占全省航商资产的90％以上。在抗战中，湖南省被毁房屋935，194栋，粮食损失40，689，268石，耕牛损失6，742，788头。湖南省政府统计室于1946年12月编订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将战时湖南公私财产直接损失作了初步统计，现摘录列表6—3。
根据表6—3的统计，我们通过查找其他的相关材料后发现，上表统计遗漏较大，且不全面。以上表中的“各学校损失”为例，表中所列各学校损失总值为75，713，282，600元。这个损失数目不包括国立湖南大学和国立师范学院等国立院校在内。但在1945年11月湖南省政府教育厅厅长王风喈上呈省政府关于《湖南省教育文化部分寇灾损失报告书》中，将湖南省教育文化机构损失分为六个部分来登记清单，详细地记载了各教育机关和学校损失的具体数目、价值等，并附有图片。它是由各遭受损失的文化教育部门逐级报上来的，应该是可信的，遗憾的是该统计仍是“部分损失”。《报告书》统计战时湖南教育文化机构遭受寇灾损失的价值为89，720，570，000元。现将各项损失列表6—4如下：
表6—4中，“省政府教育厅与省健康教育委员会”和“各县市教育机关”的损失应列入《湖南省财产直接损失总表》中的“各机关损失”一栏中，“省属社会教育机关”的损失应列入“总表”中“各团体及合作社损失”一栏中。这样表6—4中减少这三项损失后，就是各类学校的损失数目，即为84，670，370，000元，与“总表”中所列“各学校损失”总额相比，两者相差8，957，087，400元。再如，从表6—4来看，湖南省及各市县医院的损失也未统计在内。如前所述，战时湖南是国民政府一些内迁的机构、工矿企业、学校较为集中的一个地区，也是后方收留伤兵的一个重要省份，为此战时湖南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迅速。当时全省大部分乡镇都设立了卫生所。以衡阳为例，截至1944年沦陷前，境内设有中、西药店898家，医疗卫生机构56所，卫生技术人员和开放病床数分别达到300人／张，西法接生、初级医疗预防到达农村集镇，居全省首位。但在抗战中，这些医疗卫生机构不是遭到敌机轰炸，就是被日军占领后摧毁。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仅有善后救济总署湖南分署经济室编印的《湖南善后救济区域现状调查报告》（增订本）做过部分的统计，其中损失较大的有：省立第一医院（设南岳）损失了3200万元，省立第二医院（设耒阳）损失了6700万元，长沙市属医院损：失2900万元，长沙县属医院损失2000万元，衡阳市属医院损失3460万元，衡阳县属医院损失1260万元，祁阳县属医院损失2520万元。上述医院损失共计22，040万元。而其他县属医院和卫生所的损失未能统计在内。此外，战时湖南公私文物等财物的损失也未作过详细的调查统计。
总之，根据《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所列出的统计数字，再加上遗漏的部分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损失等，湖南在抗战中的直接损失至少在11，513，583，047，897元以上。依据当时国统区物价指数折算，若1937年物价指数为100，到1945年则为188，605。据此将战时湖南公私财产的直接损失按1937年的物价指数换算，则为6，104，620，107元。在1937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法币1元折合成美元平均数为0．298元。则湖南在抗战时期公私财产的直接损失至少在1，819，171，152美元以上。
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发动了无数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巨大的损失，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但从未对侵略者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进行过调查统计。1938年10月28日，在重庆举行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上，黄炎培等人提议政府应尽快设立抗战公私损失调查委员会，“调查前方、后方直接、间接公私损失，填具表式，报告政府”。国民政府对此提案颇为重视，于1939年7月颁布了“抗战损失调查方法”及“查报须知”，通知所属中央各机关及各省市（县）政府分别调查具报。湖南省政府及各市县遂于1939年下半年开始了抗战损失调查工作，截至1946年12月，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订了《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将抗战时期湖南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统计成册。由此可见，湖南省政府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对日本侵略湖南所造成的大量人员伤亡和公私财产损失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调查统计，这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但由于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对外敌入侵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公私财产损失进行调查统计，不免存在许多不足。湖南在全国各省市的抗战损失调查当中就存在不少遗漏，逊色于湖北、江西、广西等省。表现在：一是对战争损失未作逐年调查与统计；二是在抗战中，发生在湖南境内大规模的会战就有6次之多，但湖南省政府并没有对每次会战作出详细而准确的局部损失调查；三是有许多损失属于估计，遗漏不少。如对沦陷区的损失，大多属于估算；又如前面所述的对医疗卫生事业和公私文物古籍损失的统计等。此外，有些损失是无法统计的，如大量的名胜古迹被破坏，特别是日军于1941年底在常德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空投了大量带有烈性传染性鼠疫细菌跳蚤的谷物、棉絮等物，当时的常德城、常德县、临澧县、石门县、桃源县、汉寿县等地人民深受其害，因患上腺鼠疫、败血性鼠疫、肺鼠疫等疾病而死亡的民众在15，000以上。同时日军在长沙会战、常德会战和1944年的衡阳会战中都使用了毒气弹，其中在常德会战中前后施放毒气达35次之多。这些都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生存威胁。
在八年抗战中，日军除造成湖南人民大量的人员伤亡和公私财产的直接损失之外，还有大量的间接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据湖南省政府于1946年底统计，湖南省在抗战中公私财产的间接损失为687，840，709，767元。按1937年物价指数折算成外汇为108，674，639美元以上。这样湖南在整个抗战中公私财产损失至少在1，927，845，791美元以上。战争结束之初，许多工矿企业无法复工，农村瘟疫流行，哀鸿遍野，其惨状难以表达。
总之，在抗战后期，由于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入侵，使得湖南人民艰辛创造出来的现代化成果损耗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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