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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之后，母亲再没有为这个家添丁生宝宝了，我一直在想，是不是父亲见到我的傻样儿，不敢让母亲再生了？要不然，母亲就没有理由一直空着个肚子呀。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但当我见到我的羊儿老是怀孕的时候，我想母亲不再为我生弟妹了，一定是有原因的，只是我并不知道罢了。

    父亲当然还想有个“孩子”，但那个孩子不是人是船。常年在水边走的人，没有船是不行的，毕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父亲经常要到大河上的大鲵洞去钓娃娃鱼，没有船就只好在竹篁、草窠间穿行，那样要多走好多的冤枉路，行动很是不便。由此，父亲便生出了个大胆的想法：想要拥有一条自己的船。

    父亲那时就像盼生儿子一样的盼着那船儿诞生。

    父亲其实早预谋好了。还是去年我家进新屋挂梁的时候，父亲就对他的堂兄、我的大伯说起过此事。大伯会造船，他在白河下游边上的造船厂工作，那地方有个很好听的名字——芦花洲。

    过了几个月时间，父亲心想大伯应该把船造好了，就想去看看自己的“孩子”了。而我也搞不懂，父亲当着我的面说“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的时候，到底是对我说的呢，还是对那只船儿说的呢？

    芦花洲离两河口十一里地。因为在离两河口十里远的白河左岸有个小码头，是用来泊船的，从那里上岸可以去明溪街上，顺河下去一里才到芦花洲。

    芦花洲就在白河和明溪两条河的交叉口。

    我不明白父亲为何去看船时非要带上我不可，我还要放羊儿，但是父亲的话就是圣旨，不由我分说，总之一句话，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后来我知道了，父亲跟我大伯并没有什么话好可说，那次我家立新屋时我就看出来。那天，父亲带着我去码头上接大伯，大伯从芦花洲独自划船而来。那时候河风很劲，风从水面灌上来，渐次划过大伯高挑的鼻梁和他眼皮上那两抹长长的睫毛，他禁不住闪了几下眼神。说实话，大伯的眼神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贼贼的、勾勾的，就像狼眼，还带着凶光，只瞅了我那么一眼，我就不敢再看了。更想不到的是，这个老土匪一见我就说：“这小子傻乎乎的，哪像我田家的种！”

    “就是，我怎么就生出了这么个哈宝呢！”父亲当即应和。那意思再明白不过，就是说我是个野种。母亲一听就骂起来，她说田大年，你诬蔑老娘你不得好死！

    他兄弟俩尿不到一个壶里，实际上不是因为我父亲沉默寡言，也不是因为我大伯说话结巴，而是因为我小姑——为我小姑的事他兄弟俩至今心里都还结有疙瘩呢。

    那桩公案发生在多年前，小姑十四五岁，还没有找婆家。为了躲土匪，小姑和我父亲就随我奶奶住进了乡公所。乡公所就在万寿宫。明溪乡那时共有四座大庙：万寿宫、明德庵、红庙和福寿寺。国民党白狗子来明溪乡剿匪，大多驻扎在明德庵的大庙里，除此之外没有地方可住。我表伯伯杨白鹿当时在乡公所当乡队副，其职务就相当于现如今的镇武装部长，而我奶奶正是杨白鹿的亲幺姨，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家人便住了进去。住不进去的就只好去躲寨堡，有时一住几十天、一躲几个月，生活十分地不便。后来，当白狗子来了以后，我小姑却敢独自一人下河洗菜、洗衣服了。据说我小姑是个狐狸精、小美人儿，十多岁时就像根疯长的竹子，已经抽节发育得快要成熟了，颇有些女人的味道。据说目光都能电得死人哩。

    白狗子见到这么水色的女子就开始耍流氓、调戏我小姑了。一开始，他们朝河里扔石子，总是溅得我小姑一身一脸的水。还说水话，甚至还唱一些风流小调和一些粗野的山歌，比如“十八摸”、“害相思”之类。当然也有即兴发挥的粗痞歌：

    姐的当门一丘田，金瓜丝瓜种两行，

    郎吃丝瓜紧想姐，姐吃丝瓜紧想郎。

    郎想姐来姐想郎，好比蚕儿想嫩桑，

    蚕儿想桑得桑吃，小郎想姐是枉然。

    为郎想姐想得慌，好比瞎子想见光，

    若得和姐成双对，就像瞎子见青天。

    郎儿想姐姐想郎，好比野猫想鸡娘，

    有朝落到郎的手，螃螃箍蛇永不放。

    我小姑虽然惹不起那群白狗子，但是她的嘴巴可以用，也便开始打情骂俏说起了脏话水话。况且小姑过去曾学过汉戏，她也会几句诙谐幽默的风流小调。然而没有过门的女子如此放肆、不知检点、伤风败俗，这在我家族人看来是要不得的。按照族规那是要沉潭、蹲竹笼或者赶出家门的。有人就说我小姑不学好，有损田家颜面。这话便传进了我当土匪的大伯的耳里。田大顺气坏了，当即发下话来，说是要清理门风，不信她还能翻了天了？

    据我所知，我大伯田大顺当初也是被迫为匪的。这自然与他父亲、我的大爷田世海有关。

    大爷年轻时候也是个思想颇为激进的人物，红军在这里建立苏维埃政权时他便当上了红军，跟着共产党开始打土豪、分田地，想要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也可以说是想去捞浮财吧。可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西征，大爷所在的部队十八师，属于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奉命在湘西一带阻击敌人。

    那次板栗园战斗中，有人说看见过我大爷。当时大爷是十八师担架队的队长，那人是红军某先遣团连长，姓邹。邹连长在战斗中负了伤。按照当时的政策，凡是受伤的红军战士其职务在团级以下，无论是干部还是士兵都得就地安置。每个人都发放了十多块银元。正巧大爷路过这里，见到了邹连长，见还有个空担架在，就让他坐了上去，叫他千万别做声。只因大爷与邹连长曾在一个班里干过，很熟。

    邹连长就这样西征去了。后来邹连长顺利地到达陕北，当上了八路，之后又当了人民解放军。

    碰巧的是，解放大西南时，邹连长——不，应该是邹团长——他带兵这时正好路过明溪，便去寻找自己当年的救命恩人，却一直没有找到我大爷。邹团长就到当地政府讲了这个实情。我想，大伯当初之所以没被镇压，应该多多少少与此事有关。

    事实上红军西征以后，整个红区一夜间又变成了白区，那些土豪劣绅和白狗子们又开始反攻倒算打回老家来了，我大伯一家因为是红军家属也被抓了起来，全都关押在万寿宫里。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或者说子夜，我大伯孤身一人悄悄地逃走，他逃上了白虎山，从此当上了绿林好汉。

    大伯说，这是他当初万万没有想到的，想不到自己居然还有一段为匪的生涯。更可悲的是，祸福相依，大伯虽然悄悄地逃走了，他母亲和弟妹们却未能幸免，一家三口最后全都被白狗子拉出去杀害了。

    幸亏大伯想办法逃掉了，我大爷一家这才没有被白狗子斩草除根、斩尽杀绝，最后得以剩下一根独苗苗。于是，悲伤与绝望之极的大伯，便在这年冬天邀约了一伙乡党，拖起了一支几十号人的队伍，从此与国民党白狗子干上了。

    在红军西征以后，国民党又派来一支围剿部队开始在武陵山区清乡并寨，修筑碉堡，步步为营，试图消灭和瓦解这里的地方武装。土匪自然也不是哈宝、蠢夫，谁都不想束手就擒被一网打尽，于是避实就虚灵活机动地采取了游击战术，不与白狗子正面交锋。

    这期间他们时而呼啸山林，时而全面出击，时而神出鬼没，结果让白狗子越剿越多。当风声紧时，他们化整为零开始趴壕，等待东山再起；当风声一过，他们又倾巢出动、浮出水面，开始打富济贫，重新啸傲山林。

    这一天，关于我小姑的风言风雨便传进了我大伯的耳朵里，田大顺肺都气炸了——他容不得家里有人伤风败俗、败坏门庭、有辱家风！

    按理说，这与我大伯并没有多大的或者说直接的关系，因为我小姑毕竟只是他堂妹，他犯不着去当这个恶人！问题是，我大伯自小就跟我爷爷一起学做木匠活，他是我爷爷从小一手带大的，他当我爷爷比他亲爹还要亲。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大伯当初之所以能够逃过那一劫，是因为我表伯伯杨白鹿暗中相助，那天夜里悄悄放走了他。所以大伯与杨白鹿的关系非同一般，自然非常要好，用江湖话来说，那可是救命之恩啦！后来杨白鹿的婆娘不幸得病死了，他想续弦，希望我小姑去做填房，但见我小姑“不学好”，他就去告状了。我想，大伯当时想要管教我小姑一定与此事有关。

    那天一早，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雾，十步之内不见人影，田大顺独自一人偷偷潜入了乡公所——万寿宫，其实是杨白鹿暗中为他悄悄打开的后门。进门以后，田大顺穿堂而过，径直来到了我奶奶所住的后院。一见我小姑，他就掏出了手枪，指着我小姑的鼻子恶狠狠地说：“你要是再不学好，再敢丢人现眼，老子一枪就崩了你！不信你就试一试！”

    那个多雾的早上，面对凶神恶煞、一脸铁青的大哥，我小姑再也没敢吱一声，她骇得身子发抖、一脸苍白，一个劲地往后面退，就像一个打倒退的地牯牛，一直退到了墙脚根，最后再也无路可退了。

    这一幕恰好被刚刚起床的田大年目睹。他胀尿了，正好爬起来揉着眼皮一个劲往外走，不想一头撞在了大哥身上。田大年抬起头来，但见大哥拿着手枪指着自己二姐，他一下子惊呆了、吓坏了。“阿涅！”田大年禁不住失声大叫，他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这却是真的——大哥正用手枪指着自己二姐的头哩！

    田大年毕竟还小，他依然不明白事情的真相，只感到十分突然、万分惊恐，甚至莫明其妙。然而，面对一脸冷漠与冷酷的大哥，他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竟然飞身一步上前，张开双臂挡在了二姐面前，然后红着眼睛、大着嗓门冲田大顺喊道：“田大顺，你要打死我姐，除非你先打死我！”

    “哼！你还真以为老子不敢？”田大顺鼻子一哼，忽地抬起枪来，冷不丁一下子指向了田大年，然后用枪抵着他的额头，点了又点。

    “你打呀！”田大年居然挺起胸膛大声嚷道，“你有种的就打呀打呀，你怎么不打？”

    他将自己的衣裳忽地扯开来，指着自己的胸膛又一阵子冷笑，那是一脸的鄙夷。那气势咄咄逼人！

    “嘭——！”田大顺居然开枪了。他竟然扣动了扳机，只听得“嘭”地一声响，惊得梁间的燕子全都“嘎嘎”地飞起来。

    天啦！他居然还敢开枪？这个杀人魔王！

    听见枪声，一院子的人全都涌了出来，但见田大顺用枪指着自己的兄弟，两相对峙着，一个个全都吓傻了。可在田大顺冷冷地逼视之下，一个个又连连不停地往后退缩着。一开始，谁也不曾料到这个突发场面，更想不到这个老土匪居然还会朝自己的兄弟开枪——只是他的枪不是朝人开，而是朝天开的。田大年眼睛便突地一闭，一个踉跄瘫软在地上。一地都是尿水。

    “哼，你这也算有种？”田大顺冷冷一笑，朝着枪口鄙夷地吹了一口气，然后哈哈大笑着，便趾高气扬、耀武扬威地去了……

    田大年吓坏了，不停地哆嗦起来，禁不住羞愧难当……

    2

    据说父亲与我大伯之间的隔阂或者说梁子就是那时候结下的，父亲把我大伯看成了冷血动物与杀人魔王！至少父亲以为我大伯不该用枪指着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

    最后大伯手下留情放过了我小姑一马，再也没来找过她的麻烦。我想大伯之所以这么做，原本只是想要吓唬吓唬自己的妹子，并非真的想要去清理什么门户。毕竟血要浓于水。

    当时我表伯伯杨白鹿自然也是这么想的——他告密的目的原本只是不想让别人去说我小姑的闲话，以至于闹得满城风雨，无法收场。毕竟口水也能够淹死人。而要阻止这一流言，唯有一个办法可行，那就是请我大伯出面。他想也只有请我大伯出面，才会达到这样的效果——让我小姑迷途知返。在他们眼里，我小姑就是一只迷途的羔羊。

    遗憾的是，小姑当时并不这样以为。她觉得这是大哥对自己的警告，而这警告无疑是对自己所下的最后通牒！小姑于是不堪忍受这种亲情的冷漠与旁人的误解，一天晚上，她让母亲静静地为自己梳洗了一次，趁着月光便来到了三省交界的卡门。在这里，小姑深情地回望了一眼明溪，便毅然决然地跟随那群调防的白狗子悄悄走了。

    小姑再也没有回头。这一去就是几十年，这一去就是几千里，至今杳无音信。

    后来有人说，在四川秀山曾见到过我小姑，说她跟着国军的一名军医走了，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可是父亲带着我去四川找了三次也没有找到，想来是看错了，看走眼了。但这笔账父亲一直都牢记在心里，至今都还耿耿于怀，没有冰释瓦解。

    那天我和父亲是搭顺水船去的芦花洲。明溪的流水与白河的流水在此相交之时，阻止了河水的流速，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旋涡——回流。这回流长年累月、一点一点地将泥沙堆积在一起，也便形成了这个河中小沙洲。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芦花洲。这片沙洲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极为深刻：它土地肥沃，遍生芦苇，一到春天苇丛就开始返青，一到秋天苇丛就开始扬穗，从春到秋，这小沙洲也便成了鸟儿们的天堂。特别是那些白色鸟，只要你拍拍手或者吆喝一声，就会从芦苇荡深处飞起来，在天际间或者你的视野里悠悠地起伏着，嘎嘎而鸣。只要你肯展开想象的翅膀，你想要飞向哪里就能够飞向哪里。就像我一样，只要放飞灵魂的小鸟，便可以自由自在地飞翔……

    造船厂建在两河之间的一处台地上，有三栋大小不一的房子：一处是造船厂，一处是宿舍，一处是食堂。

    我们下船的时候正是日中，日头高悬在天空中，又破碎在河水里。芦花洲上正有几只白色鸟在苇丛悠悠地起伏着，但我看见了鸟儿扇动的翅膀却没能听见鸟声。我想喊又喊不出声音，因为造船厂的噪声又响起来、大起来。我们于是下船又登岸。一切似乎都是陌生的，一切又似乎都是新鲜好奇的。我那时也长高了，再不用去骑我父亲的马嘟嘟。

    船其实早已造好，大伯正手提油桶猫在那里给船漆最后一道桐油。意外的是，大伯见了我们只是白了我父亲一眼，说了声“来了”就再没理睬我们，又开始埋头自顾自地漆起来，似乎并不想停下手中的活路。

    父亲也不恼，掏出一支拇指般粗大的旱烟，点燃之后，叭地一口，便送到我大伯嘴边。大伯伸长着脖子，像鹭鸶一样将烟头叼住，也叭地一口，悠悠地喷出一口烟雾。那烟雾浓浓的一股，荡着几个烟圈缓缓地散去。接着他又叭地一口，从鼻孔里喷出好大一股浓烟。乍看上去，大伯的烟瘾似乎比我父亲的都还要粗，像个十足的大烟鬼。

    后来，就这事我问过大伯，大伯说，那是当年跟我爷爷在一起闯江湖时学的。大伯说，他跟我爷爷当徒弟的时候，什么卵本事都没学会，仅学会了三样东西：抽烟、喝酒以及沉默寡言。

    从大伯身上，我似乎看见了我爷爷的影子，只不过大伯的影子比我爷爷的更孤傲、更冷漠、更清瘦。自然，这怪不得大伯，年轻时候，大伯一直都在刀尖上过日子——把自己脑壳时刻都别在裤腰带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烟消云散呜呼哀哉了。大伯先是做土匪，几经被白狗子追赶、围剿，可谓死里逃生，早已把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后来，解放军挺进大西南时，大伯虽然率众起义投诚，却又赶上了抗美援朝，大伯又被征召入伍当上了自愿军，然后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到抗美援朝战场打美国鬼子去了。

    据我所知，大伯戎马倥偬大半生，在松骨岭战斗中还险些被打死了。大伯说，当时他们一个连对阵十倍于自己的敌人，采用的是“灌油战术”，就是一个排一个排地上：当一个排打光了再上另一个排，当另一个排打光了再上最后一个排。就这样，他们顶住了敌人飞机、坦克和高射炮的轮番轰炸与进攻。战至当日下午，一个连就只剩下七个人了。最后他们与美军展开了肉搏战、白刃战，最终守住了阵地、等来了增援部队，光荣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大伯说，那次他是因为负伤回国治疗才又捡回了一条老命。

    我发现，大伯受伤的地方在肩膀和屁股上。肩膀上的伤是弹片伤，还险些击中了那根动脉血管，仅仅只差了那么一两毫米。据说是飞机屙下来的炸弹击伤的，那弹片就像长有卵眼睛似的，只咬了他那么一口，几乎就要了大伯的老命。

    我最喜欢的却是大伯屁股上那个枪眼。那是贯通伤，子弹从左边屁股打进去，再从前面裤裆里打出来，幸好只击中了一只睾丸。但大伯从不说他只剩下一个睾丸，只说屁股上的那个枪眼是如何如何地圆。

    有天下河洗澡，大伯问起我：“你看看，这个眼眼像哪样？”

    “像眼睛。”我说。

    “怎么像眼睛呢？”他问。

    “怎么就不像眼睛呢？”我说，“它就像一只瞎眼，里面是空的，没得卵眼珠子嘛。”

    大伯笑开了，说：“这个比方打得好，它就像只瞎眼。”

    我说：“幸好那子弹也是一只瞎眼，要不然你的小命就不保。”

    大伯开始摇头叹息，他说以美国鬼子为首的联合国的狗杂种们，仿佛事先早就商量好似的，他们什么地方不打，就专指到老子的裤裆打，而且还留下了一只马王爷的眼！

    由此我相信大伯的命大。但大伯的命大并不等于大伯的命就好，大伯是个孤人命。

    事实上，大伯也不是没有讨老婆，他讨过，而且还是当土匪连长的时候。据说大伯经常沿白河岸边去逛窑子，这一来二去，与一位窑姐好上了，几番云雨，两个人就再分不开了。大伯就想替那个窑姐赎身，那窑姐自然也想离开青楼——从良，就让我大伯给她赎了身子。

    一个无事的秋天，或者说一个落霞的傍晚，田大顺用花轿将这个窑姐抬上了白虎山，这窑姐便成了他的压寨夫人。那场面宏大而热闹，田大顺不仅请来了四山上的土匪，还请来了三省边界的几大豪绅。因为狡兔三窟，兔子不吃窝边草，这是他们为匪的规矩。据说他和窑姐的婚礼办得很风光，还是我外公穆和平亲自为他们主持的婚礼。那窑姐的惊艳，简直让众人大开眼界、大饱眼福。最后，酩酊大醉的大伯许诺说，只要是他管辖的地盘，今后就得约法三章：谁都不许扰民，凡是扰民者，一律就地正法——枪毙。

    那窑姐就这样风光地上了土匪窝——白虎山。她成了我伯娘，她还为我大伯生了五个孩子。那五个孩子其实都成活了。可是那年三省边界闹鸡窝症，明溪乡瘟疫大流行，我伯娘为了躲避白狗子，不敢上街去买药，一家子最后竟死去了三口。后来国军前来白虎山围剿土匪，他们又将我伯娘和两个儿子抓去当人质，想要逼迫我大伯就范。大伯当时并不在家，他被白狗子一路追剿正在四处趴壕，这才躲过了生死一劫。可我伯娘和两个儿子却未能幸免，全都白狗子押到白虎潭给枪毙了。

    自那以后，大伯对生活、对未来完全地失去了信心，他再不想娶女人了，心想自己人一个卵一条，无论有没有饭吃、有没有衣穿，今后也都无所谓了。他感觉一个人活着倒还六根清净一些。大伯就这样得日和尚撞日钟，整日里不是跟自己的船儿打交道，就是跟河水打交道，小日子倒也过得蛮滋润清闲的。

    后来我跟大伯混熟了，大伯特别喜欢我，无论有什么好听的故事或传说他都会对我说。我问大伯：“那你老咋就不再讨个婆娘呢？你冷起来了哪个又来跟你沤脚？”

    “这个嘛你小子就不晓得了，”大伯哈哈一笑，又不无得意地说，“你大伯我又不是个哈宝，我早有走水的方法了！”

    我想大伯之后不再找女人，一定是太想那个窑姐了。其实不然，大伯是另有心事。但是大伯不说，只是一个人一个劲地喝闷酒。有次别人见他在家正跟一个人说话——不断地劝别人喝酒，那人就摸过去偷听。只听我大伯说：“你怎么不喝？你是不是看不起我田大顺？你是不是见我田大顺过去当过土匪、娶过窑姐就低人一等？哼，老子告诉你，老子也曾当过志愿军、老子也曾杀过美国鬼子！哼，我们一个连……就……就只剩下七个人……老子……老子就是其中一个！”

    那人走进去一看，禁不住大吃一惊：原来，那盏灯将他的影子投射在墙壁上，他以为是另外一个人，就对着那个影子说起了酒话！这一说就是几十年。这便成了明溪的一大奇闻与笑谈！

    大伯却不管，他照样这样子喝酒，也照样这样子一喝就醉，一醉就开始与自己的鬼影子对话。有时候，大伯一个人喝着喝着，还会哈哈地一个劲地放肆大笑。不过，大伯笑起来的时候似乎有些伤感，他眼角总是挂着几滴苦涩的泪水，也不知大伯还在想些什么。之后我和大伯在一起时，就不再提那些伤感的往事了。我晓得那感觉叫什么——叫心疼。

    后来我知道了大伯的又一个秘密：他与我舅舅穆少叶早就认识——大伯曾是我外公穆和平的兵，他不大不小也是个突击队连长。但解放初期镇压土匪时，政府搞得很过激，不管你是不是起义投诚人员，也不管你是不是罪大恶极，只要你过去当过土匪连长或者连长以上的什么鸟官，就都在镇压之列，没有什么卵二话可讲。究其实，我大伯之所以能够逃过那一劫，还多亏了我大爷当年当过红军——我大伯属于红军家属——况且我大伯也是被迫为匪，这便有情可原。

    这一切似乎都有天数、定数，我想要不是那个姓邹的红军连长——不，他已经是解放军的邹团长了，是他保下了我大伯。邹团长在得知我大伯是他的救命恩人田世海的儿子后，就给我大伯去了一封信，要他看清形势、看清大局，说放下武器便可既往不咎。我大伯就这样率部起义投诚，之后又跟随邹团长去了抗美援朝战场。这便是一个人的命！

    事实上，穆少叶说我大伯最喜欢进青楼、逛窑子，那是因为嫉妒。

    穆少叶说，我大伯年轻的时候最喜欢嫖妓，而且有个响当当的外号：田不满。还说我伯娘是个青楼女子——妓女，说她长是长得乖，就是身子脏，不是过日子的女人。所以在我舅舅看来，有个婆娘倒还不如没有婆娘的好哩！

    这是什么狗屁逻辑！我不相信，我当然不会相信了。在我看来，这纯粹是穆少叶对我大伯的诬蔑与嫉妒。而他之所以诬蔑与嫉妒我大伯，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我对大伯敬重却对他从来不恭，他便产生了逆反甚至是报复的心理。为此他俩还曾打过一场赌，赌注就是看我对谁更为敬重、对谁更为依恋。其实不然，原来是当年我舅舅搞暴动时请我大伯参加，我大伯嗤之以鼻，不肯同流合污，说什么枪杆子也是你这种鸟人能够玩的？你也不屙堆稀狗屎照照？你个老鼠子上秤钩也不秤秤自己几斤几两？还说我舅舅不是我外公的种，要不然怎么就这么没长脑壳？！

    要怪其实也只能怪穆少叶自己，之前他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乱七八糟、一团狼藉，完全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

    但我发现大伯与穆少叶似乎还有着许多共同之处，比如说爱好，他俩都喜欢钓鱼，而且只喜欢钓那种一斤半以上的马口鱼（那种鱼口大，形似马口，故名），俗称桃花鱼。因为这种鱼最喜欢生活在水流清澈、水温较低的水体之中。

    那时候，白河还没有被污染，也没有修电站，沿河都是畅通无阻的，河里有的是这种鱼。在芦花洲，有一回我发现，大伯就曾把那马口鱼套在自己的尘根上，前后左右不停地运动着，随即“啊啊”地大叫一声，猛地一抽，便歪倒在地……那之前，我就曾见穆少叶无数次地这样搞过，只是当时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罢了！

    大伯对我说，那叫走水，消毒！叫我也试试。我因为那家伙太小，即便是套上了这马口鱼，也没得一点儿感觉，倒还不如不试的好。

    3

    又涨桃花水了，河床渐渐丰盈起来，大伯为我父亲造的船就要下水了。但下水之前必须举行一个敬神仪式：敬龙王和河神。为难的是，那时搞这样的仪式也属于封建迷信，也在禁止和铲除之列，所以搞的时候也是暗中悄悄地进行。

    那天，父亲带着我和彭梯玛又来到了芦花洲。那是个有月牙和星光的晚上，四周静悄悄的，一片凄然。当月出东山之时，他们将船悄悄抬上了河中的小沙洲。因为没有举行仪式之前，新船是不能轻易下水的，不然兆头不好，搞不好还会阴沟里翻船。而且大伯还叮嘱我说，无论是下河坐船还是下河打鱼，都有很多禁忌，譬如说番瓜（南瓜）就不能说番瓜，要说青瓜，因为“番”跟“翻”同音，怕翻船，犯忌；同样忌说打，“打烂船”也只能说成是“飞烂船”。

    对这一切，我那时可谓一点不懂、一窍不通，因为我的脑子一向很简单，一点儿不复杂，我不用去想那么多。我觉得想多了会伤脑筋。但搞船下水仪式的时候，他们怕我童言无忌，便没肯带我去。我假装睡着了，等他们走后才悄悄地爬起尾随……

    万籁俱寂，四周一片银白。我随着月牙往前走，月色冷冷地照耀在河滩上，一片波光粼粼。似乎还有萤火，也在河面上闪闪烁烁、时隐时灭，就像一星星鬼火。

    我下水了。那水也是清冷的，只是没有冷水溪的水冷，似乎还有一丝丝极温暖的感觉。渐渐地，水淹没了我的小腿和膝盖骨，我就担心起来。因为越往前走水越深，竟渐渐地淹没了我的肚脐和胸口。月色这时一点一点破碎在河水里，泛荡的水母就像鬼眨眼睛，一圈圈地晃荡着，令人倍生胆寒、不寒而栗。这时，我想喊又不敢喊，我想退又舍不得退，就那么心惊胆颤地站立在水中央，望着那幽暗的河水发愣、出神。

    要是我是一只鸟该多好呀，有了翅膀我就可以飞到芦花洲上去！我居然这么想。遗憾的是，我没有变成小鸟，我只得麻起胆子继续朝前走。走着走着，水就淹到了我的脖子上。

    天啦！我不知这水到底有多深，只感觉到了水的温度与流速，甚至还感觉到了脚下的沙子在走，正随着月光和流水在走。我想，这水是想把我带到月宫里去呢，还是想把我带到龙宫里去？我想不明白。难道我要死了吗？我等待着，等待着死亡的那一刻骤然降临……

    阿弥陀佛！幸运的是我没有死成，因为黑白巫师并没来取我命，我倒是发现，有几个人影从芦花洲上悄悄下来了。我想一定是他们——我大伯、我父亲和彭梯玛。

    可笑的是，他们下来了却没从我过河的地方经过，而是在离我三五十米远的上游，从那个浅滩上悄悄地趟过河去了。相对来说，那里的水流湍急，但是水线很浅，仅仅只淹没到了他们的小腿和膝盖骨。

    我这才发现自己走错了路。我咋就不晓得从那里经过呢？他娘的真晦气！但我不想去惊动他们，我又悄悄地退回来。我走呀走呀走呀，就从他们过河的地方趟了过去。阿弥陀佛！谢天谢地！

    事实上，那一晚我都没有回去，因为我找到了那只刚刚下水的新船。月色之下，那只新船就像个隐形人，悄然地隐藏在苇荡深处，一片寂然。而沙土之上，似乎还闪烁着一点点星火，火堆里依稀冒着一丝丝青烟。当然，那火其实早已经熄灭，那幽幽的火苗只不过是我想象出来的磷火。我跳进了船仓，船晃荡了一下，这就荡起了一船的叫骂之声。哦，不，那叫骂声不像是从这船上荡起来的，倒像是从河对岸飘过来的。那是回声。

    原来，河对岸正有人打着灯笼火把在高声地叫骂着呢：“你个狗东西死到哪去了？你还不快给老子死出来！你是不是也想去喂娃娃鱼……”

    那是父亲的叫骂声。我听清楚了，便哈哈大笑起来。因为我想要报复他们，任凭他们怎么叫骂我也不吭声。我气死他们。

    于是，我躺进船仓倒头便睡。我却一直都没睡着，枕着手，我一边微笑着仰望天上的繁星，又一边微笑着聆听一河的风声。四周全都是天籁之音——唧唧、唧唧。那叫骂声便渐渐地小了下去，最后竟变成了一支催眠曲。不知不觉间，我便睡了过去。

    我又开始做梦了。我梦见了天堂，也梦见了海底龙宫，最后还梦见了小葱子。我们正在一起嬉戏、玩耍：荡秋千或者跳木马，或者在芦杆上摘螳螂巢一起烧着吃，当然也吃那些被火烧焦的蚂蚱和幼蝉。我们美美地饱餐了一顿，我就打起了呼噜和饱嗝，然后糊里糊涂地睡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一睁开眼来天就亮了。接着露水又开始下大起来，一船的水汽都在氤氲着、蒸腾着。惺忪中只见几个朦胧的人影在我眼前轻轻地晃荡。

    这时，一个人影径直伸出手来，扯着我的耳朵恶狠狠地骂道：“你个狗杂种，你睡得倒挺安稳啊，老子找了你整整一夜，还以为你早就喂娃娃鱼了呢！”是父亲的声音。

    “你还不快夹卵走，船要下水了！”彭梯玛也说。

    这是真的吗？我一个翻身起来，一边掏出小鸡鸡，一边揉着卵眼睛，便朝着船仓撒起了尿。

    大伯说：“好兆头，又涨龙船水了！一路顺风顺水！”

    船就下水了。

    那个有雾的早上，日头出现在东山头，父亲摇着橹、荡着桨，且一改过去的愁容，一路唱着野野的山歌，就这样载着我们静静地朝着白河上游驶去……两岸依旧是隐隐的青山和淡淡的河雾，当然，还有彭梯玛的歌声以及我的梦想。

    这时候，日头又落进了水里，搅碎了一河的倒影。桨声欸乃……我们就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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