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吻长安街-讨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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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进去以后我才发现越是高级的饭店进出越是自由。只要你穿得像样,只要你人模狗样就行。我踩着大红的厚厚的地毯往前走,踩在这样的地毯仿佛踩在柔软的沙滩上,舒服而又寂无声息。走到电梯那里,我茫然了,我不知道老板和那个小姐在几楼在哪个房间,我试着上了两层楼,楼道里同样铺着厚厚的地毯,柔和而幽暗的灯使楼道充满暧昧而又温馨的光。楼道里静悄悄的,所有的门都是一种式样,所有的门都紧紧地关着。我自然不敢去冒然地敲门,那样会惹出麻烦来。转悠了一阵我一无所获,幽深而寂静的楼道使我的心变得紧张起来。我赶紧退到楼梯间,平息一下自己的心跳,想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总台询问。

    我鼓起勇气,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走到总台,台里的服务小姐很有礼貌地用普通话问我,先生要开房么?我说我不开,我是来找人的。服务小姐立即警觉,说你找谁?有什么事?我报出了老板的名字,我说我是他公司的员工,他让我送点速效救心丸来,他有心脏病,随时要用药,恰好今天忘带了。服务小姐说我们有服务人员,能不能交给我们转?我说不行,我必须亲手送到经理手里。她还在犹豫,但见我拿着一些胶囊在手里转悠。她就说在七楼号,你去时要轻轻敲门,不要打扰客人。我说晓得。其实我手里拿的是伤风感冒丸,前几天半夜被刘叔堵在寒冷的坝坝里,我弄感冒了。

    知道了老板的房间,我就乘电梯直上七楼。到了七楼,踩在柔软的地毯上,我拿出手机想通知刘叔报警。但我脑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我想我们的设计是有问题的,报了警,警察来了,他们把老板拿住,最多就是罚款五千元,或者拘留。这是我听周顺子他们闲聊时讲的。五千元对民工是个天文数字,他们宁肯被拘留也不愿罚款。但五千元对老板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了。那我们是达不到目的的。我想只有我们冲进去,一个人抱了老板的衣裤,让他光溜溜地站着,我们才好提出条件。于是,我就打手机,让刘叔上来。刘叔说我进得来么?我将情况说了,说你绕开大堂那儿,悄悄地走,没事的。

    电梯和大堂没在一个方向,一般是看不见人的。刘叔果然坐着电梯来到七楼。但到了老板的房间门口,我们才觉察出问题,这房间的门是实木门,很坚固的。怎么才能进得去呢?这就让我俩犯了难。刘叔用眼睛朝门上仔细搜索了一会儿,这门严丝合缝,脚裂子大的缝儿也没有。墙呢?看也不用看,严严实实、坚固不已,还糊了墙纸,这显然超过了两个山区来的打工人的经验。刘叔叫我贴着门听一听,我紧紧地将耳朵贴近,屏心静息,只听到模模糊糊的声音。刘叔皱着眉说你敲门,看看动静。我轻轻地敲门,里面的声音立即没有了。刘叔说再敲,我按住狂跳的心,想象着如果门开了,老板出来劈头大骂,我该咋办?但还是没有声响。刘叔说我俩白来了,贼日的怕是在穿衣裤哩。穿好了,我们进去就没意思了。我说那咋办?刘叔像泄了气的皮球,无限沮丧地一屁股坐在地毯上。刘叔声音幽幽地很是凄凉地说了一句话,唉,乡下人咋连捉奸这事都办不好?还要啥球的钱呵。显然,刘叔和我按乡下的经验来办这事,结果在城里就轻轻一碰就砸了。这就像一个硕大无比的气球,俩人鼓着腮帮吹了半天气,把腮帮吹肿了,把肺吹炸了,结果在锋利的钉子上一碰,就彻底瘪了。

    我将刘叔拉起来,我说走,咱们不做这事了,这事无聊极了。刘叔说你放屁,这事咋会无聊极了呢?我就不相信没办法了。刘叔说你闪开,老子非要把门踢开不可。我拉住刘叔,说门是踢不开的,你一踢门,保安就来了。我俩反倒成砸门抢劫的人了。我把刘叔紧紧拽住,一起溜到酒店大门外。这时刘叔冷静些了,刘叔说我们不是说好打电话报警的吗?我将警察来了的结果告诉他,他说我们真没办法了?我说只能如此了。他说也好,让狗日破点财。我说这钱在他那里不是钱。他说管球它,报了心里总要好过点。

    三

    这事过后,刘叔越发沉闷、越发阴郁了。工地上打工的人都是来自很远的地方,白天干活累个贼死,到了晚上就无事可做了。大家在打牌、吹牛之余,总免不了拿刘叔开开心。有的说老歪,你去捉老板的奸,看没看见小姐的白屁股呀?要不到钱,你就是去摸几把也划算呀。有的说老歪你不要动你的歪脑子了,还让人家装嫖客,人家是童男子呀。你去装还要像点。有的说你是草都跺烂一大片,还是屙不出一泡屎来,不要充能人了,安心捡你的破烂才是正事。

    周顺子嘿嘿地冷笑,说你们不要这么说人家老歪,保不准哪天人家从老板那里抱回一捆票子来,我这手就遭殃了。我在旁边听说,心里很不是味。我想刘叔是一片好心,更主要的是他内心渴望的那点尊严。他不光要从有钱人那里得到尊严,也要从无钱人那里得到尊严。我觉得不光有钱人在伤害他,无钱人也在伤害他。我说你们不要这样说刘叔了,他又不是为自己要钱,要到钱他也得不到一分,他是为打工人讨个说法哩。周顺子说这个小狗日的倒会讨好卖乖。

    好,我们不说了,不过我还是那句老话,我等着用手心煎鸡蛋哩。

    沉重、无聊而单调的日子就这么过着,那段时间,刘叔也不再提要钱的事了,他默默地干着活,吃完饭,天一黑,他就溜出去了。是去捡废品去了。他的大女儿在另外的一个城市上大学,学费、生活费像道绳索,勒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比任何人都感觉到钱的重量,对于钱他有着近乎贪婪的渴求,对于欠钱的人有着刻骨的仇恨。我看见他看他女儿照片时的表情,他女儿的相片是夹在一个皮夹子里的,这是刘叔专门买来的侈奢品,看照片时他满是皱纹的脸菊花一样舒展了,所有的皱纹里都含满笑意。他的眼里那种慈爱,那种心疼,那种温馨,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这个可爱的大学生,是他卑贱、顽强生活下去的力量。

    但要钱是他心里永远的一个结,那天一件事深深地刺疼了他,使他重新捡起那个看去已经淡漠,实际是潜伏在心里的念头。和刘叔一起出来打工的一个民工上吊死了,这个民工说起来还是他的族兄弟,他们同时来到这座城市却没在一起打工。这个人我是见过一面的,年龄和刘叔差不多,生龙活虎的,讲话大声武气,见人就熟,不像刘叔那样猥琐。他还和我们工棚里的人一起喝过酒,他豪情满怀地叫人抬了一箱啤酒来,喝得高兴时,他还对大家说拜托大家关照他的这个哥。大家喝得豪情万丈满口答应。刘叔却不高兴,他说谁要球你这样说,你管好你自己吧。大家还笑他说他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哩。谁知这样一个人说完就完了,叫人咋不伤心。

    刘叔的这个族兄弟是用一根绳子吊死在工棚外面的柱子上的。他那样子非常狰狞,可怕,也非常可怜。头发蓬乱,衣衫不整,脸色乌青,最可怕的是他的舌头长长地伸在口外,血红的舌头似乎要把污浊的天空舔干净一样。刘叔带着我来了,刘叔一见那情景,立即放声大哭,他抱着他的族兄弟的脚哭得呜呜咽咽,哭得伤心欲绝,在场的人都忍不住流下泪来。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是这样哭的,刘叔把死者的悲哀,把他的伤痛和积郁都哭出来了。人哪,这么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怎么这样卑贱,说没了就没了。

    等刘叔知道了族兄弟吊死的原因,刘叔不哭了。刘叔对着死者的面说你这个死杂种,你咋这样没出息,人家该你的钱要不到你就吊脖子?你死得狗都不如。狗死了还要咬人一口,你不会死在他门口,你不会让大家都晓得你是咋死的?你这样窝窝囊囊地死,是白死了。

    骂归骂,刘叔还是掏光身上的钱,放在已经放下来平躺着的族里兄弟的脚边。我掏尽了身上的钱,在场的工友也默默地掏钱,那些零零碎碎的钱放在一个工友拿来的纸盒里,风吹来,那些零碎的钱像纸钱,在盒里翻动着燃烧。

    在沉默和悲恸中,刘叔突然悟出了什么。他对族兄弟的死很悲伤也很不以为然,他那天在死者面前的话不经意地给他启示。他想人再贱哪怕就是一只蚂蚁,也是一条生命,人一死惊动就大了。他那族间兄弟的婆娘、老爹、老妈和兄弟一来,就在工地上闹开了。开头老板任他们去闹,说他是自己吊死的,和老板有啥关系?老板的代理人说你们从老远的地方来,那地方是很穷的。老板可怜你们,丧葬费和来回车旅费给你们报了。你们不听打招呼,你们就去告。

    族兄弟的婆娘、爹妈答应了,就是他兄弟不答应。这个小伙读过高中,爱舞文弄墨,平时还时常写点豆腐块文章寄给报社,对新闻这块满熟的。小伙子虽然第一次到这座大城市,但他还是找到了报社,报社的记者一听挺同情,就来工地调查,准备报道。就在记者在工地上忙着采访时,老板知道了这件事,老板知道他的工程中有很多猫腻。凡事就怕认真,一旦被记者捅出去,麻烦事就多了。凡是当老板的人都知道权衡利弊,老板让人找了那年青人,答应给三万元了结此事。死者的兄弟知道再拖下去也没有多大结果,他哥毕竟是自己吊死的,他说了些漂亮话,这事也就了了。

    从这件事中,刘叔悟出了些道理,他开始重新梳理自己的思维,思考新的方案。他决定走一步险棋,这步险棋走对了,他就全赢了。走输了,他就命若悬丝。他苦苦思索,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走这步险棋,他分析了最坏的结果是在这个城市呆不下去。这就对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不过是打工,换个地方也是打,没啥了不起。

    刘叔这次没让我蹲在夜晚的寒风中谈话,他把我领到巷子里的那个大排档,捡了坐位,点了些菜,刘叔叫我吃。我觉得刘叔脸色很严峻,似乎要决定一件什么大事,气氛让他搞得很悲壮。果然,刘叔把他的那个计划说了,刘叔说这次我要让那帮杂种、尤其是周顺子他们看看,我刘老歪当真就是个说大话使小钱的人,他们量虾子无血,我就是要让他们晓得虾子也是有血的。我说刘叔你何必认真呢?大家不过讲笑话。他说啥子讲笑话,他们是真的看不起我,有钱人看不起我也罢了,这些狗日也看不起我。再说,你堂叔刘贵的死,也在我心上扎了一刀。我就不信这些有钱的人无法治他,我要叫他吃进去也要吐出来,带着血丝丝吐出来。我说刘叔,你为我的事费了恁多心思,我心里不安。

    你再这样,我的压力更大了,我一辈子都还不了你的情。刘叔说屁话,我现在不仅是为你,为你那帮弟兄,我是为我自己做的。我要你帮忙,你实在不愿帮也就算了。刘叔这么说,我还能说啥呢。

    刘叔把他的计划讲了,他的计划着实让我吃惊,我为他的计划捏着一把汗。但我不好再劝他,他的脸冷竣而执拗,那粗条粗条的皱纹,像是些坚韧的山丘,犁也犁不到边,撬也撬不动。我只得答应他,答应他让我要做的事。

    那是一个阴霾的、寒冷的早上,已经是初冬,天空灰朦朦、沉甸甸的,整座城市的上面,没有或浓或淡,或深或浅的云层变化,全是一整块儿的铅灰的天空,低矮地压在城市的上面。寒风冷飕飕地吹着,雪花有一阵无一阵地飘着,要死不活的样子。也不晓得在什么时候,刘叔已经爬上一座高楼的顶上。

    这座高楼在这座大厦林立的城里不算高,也就是七层。但七层楼是足以让人摔成肉饼的。在七层楼上丢张纸片,也要好长一段时间才到地面的。

    刘叔为什么要选择这栋楼?欠我和那帮弟兄们工钱的老板就在这栋楼里上班,他的名叫飞翔公司的办公楼占据了这栋楼的三层。像所有的公司一样他的公司一应部门齐全,什么财会部、人事部、工程部、设计室、楼盘订购中心、甚至工会、工青团都有,可见这家公司还是有实力的。刘叔进公司的时候还是穿得比较整齐的,他把我那套蹩脚的西装穿上,在这样的天气穿西装是很痛苦的。西装里面的毛线衣是他自己的,原来的颜色大概是红色,穿的时间长了褪了色又被石灰、汗渍、沙尘咬得糟朽朽的,颜色成了晦暗不明的颜色。他将毛衣套进裤里,扎得鼓鼓囊囊的。脚上的鞋是胶鞋,虽然洗过了,但污迹、汗迹却明显地呈现出来。他头发枯黄,脸色黝黑,一脸沧桑,找了个帆布书包挎着,那样子倒是非常的像工地上的包工头。包工头多是民工出身,天天在工地上混,是个特殊的阶层,连形象也阶层着,一致着。刘叔进公司的大门,毫无疑问要遭到保安的盘查。刘叔像经过训练的地下党一样沉着,保安问他找老板干啥?他说他来向老板请示工地上的事。保安问他是哪个工地的?他准确无误地说出工地的名称。保安问他在工地上干啥?他挺了挺腰说还能干啥,为老板服务,当监工。保安还有狐疑,说我怎么没见过你?你跟经理约过没有?刘叔有些慌张,但一瞬间就镇静了,说你真是贵人多忘事,我来过的。约嘛,倒是没约过,你打电话问嘛。保安客气起来,说老兄不要多意,我也没办法,这是规矩。说着保安就打电话。那天也真是巧,也许是有个什么包工头跟老板讲过要来,也许是老板心情好,此刻正无事。在电话里老板说让他来吧。这样,刘叔就顺利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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