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焦裕禄的感人事迹是在林业会议上走向全省的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病在郑州市的河南医学院（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逝世。四天后的5月18日，时任兰考县委副书记的张钦礼参加河南省在豫东民权县召开的全省沙区造林会议。作为治风沙典型发言人，张钦礼排在第二位，他本该在一个小时以内结束自己的发言，然而，张钦礼在介绍了兰考县的造林情况、成绩和经验的同时，也介绍了已故县委书记焦裕禄在兰考县除“三害”（风沙、盐碱、内涝）诸多感人的细节，会场上不少人泪流满面。当时主持会议的河南省副省长王维群对张钦礼说：“你继续发言，不受时间限制。”这样，张钦礼讲了整整两个半小时，讲了焦裕禄如何一次次在风雪中深入农户家里或田间地头的细节，讲到后来，全场泣不成声。会议结束时，副省长王维群宣布转变会议主题，原本下午继续请典型发言，改为与会人员全体讨论焦裕禄事迹。
在这个会议上，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鲁保国在场，然而，他并没有当场采访张钦礼，对焦裕禄事迹进行深入报道，因为当时的会议主题是全省沙区造林。
1964年8月底，张钦礼给河南省委写了一份《关于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中焦裕禄事迹的报告》，将他上次在沙区造林会议上没有言尽的内容系统地梳理了一遍，写完以后，张钦礼带着这份报告来到郑州，亲手交给了省委办公厅的郝友三主任。之后，经由郝友三的手，又交给了省领导们看。在省“四清”工作会议上，一位省委副书记点名表扬了焦裕禄的忘记小我、造福一方的精神，而省领导的这一段讲话内容，被当期的《四清简报》报道，这是焦裕禄精神第一次在官方的视野里出现。
而在此之前，1964年的6月上旬，兰考县委的通讯宣传干事刘俊生到河南日报社去送稿，遇到了一个老乡叫郭兆麟，郭兆麟是兰考人，当时负责《河南日报》中《党的生活》专栏。郭兆麟向刘俊生约稿，说，7月1日党的生日快要到了，你给我写一篇稿子呗。刘俊生问他要哪方面的稿子，郭兆麟说，好党员、好干部、好党委、好支部都可以，一定要典型。
刘俊生回到县里以后就写了一篇有关焦裕禄的文稿，标题叫《党的一位好干部——记焦裕禄同志二三事》，全文大概有两千多字，写好以后，刘俊生隔日便将稿子送到了河南日报社，交给了郭兆麟。郭兆麟看后，说，这篇文字写得不错，只是专栏不好发。原因有二：一是专栏发稿子比较短，就是几百字的小短文；二是这个稿子还有修改的空间。如果改成一篇专栏文章就可惜了，可以再扩充一下内容，他推荐发表在《河南日报》的一版。于是，刘俊生听从了郭兆麟的建议，将稿子拿了回来，又一次修改加工，第三次送稿给河南日报，然而一直到七一建党节前夕，刘俊生并没有看到自己的稿子发表。刘俊生很执着，又一次到河南日报社问询，时任河南日报副总编的翁少峰对刘俊生说，表扬县委书记这一级别的稿件要向省委领导打报告，批准了才能见报，你的这篇还没有来得及打报告。于是，刘俊生这一篇稿子就这样被耽误了下来。
可能是因为省委的简报里专门报道了省领导表扬焦裕禄精神的内容，新华社河南分社正式确定了重新采访焦裕禄的典型事迹。1964年10月，新华社河南分社的副社长张应先带着记者鲁保国、逯祖毅奔赴兰考。当时兰考县便又派了刘俊生全程陪同。采访组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先后采访了县长、负责除“三害”工作的领导张钦礼、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兼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卓兴隆，甚至所有和焦裕禄有过接触的农民、生产队长，包括焦裕禄住院以后接触过的医生护士们。
新华社的这篇通讯报道最终发表在1964年11月20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上，标题很长：《焦裕禄同志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中共河南省委号召全省干部学习已故前县委书记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人民日报》发表后，11月22日《河南日报》转发了这篇稿件，并又组织了一个专栏，专门刊发纪念焦裕禄的文字。这个专栏从11月22日持续到1965年1月，先后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分别有张钦礼的《学习焦裕禄革命精神，彻底改变兰考县的自然面貌》，卓兴隆的《在和焦裕禄相处的日子里》，以及集思的《一尘不染，廉洁奉公》等。最后一篇文章是河南日报社的记者黎路和刘俊生合写的长达4000字的通讯《焦裕禄啊！兰考人民怀念您》。至此，对焦裕禄的宣传工作也告一段落了。焦裕禄并没有走向全国，但是焦裕禄的感人事迹在河南省省内已经引起了关注。
二、记者周原执笔完成《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初稿
说起焦裕禄走向全国并成为影响中国的重要新闻人物，还要感谢周原。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署名穆青、冯健和周原，周原是最后一个名字，然而稿子却是周原执笔写的第一稿。
周原是河南人，原名乔元庆，1927年出生在河南偃师县夹沟村。周原的父亲乔秋远也是一位新闻记者，是和范长江同时期的新闻人。1939年冬，周原的父亲乔秋远到了延安，是国际新闻社华北特派记者，可惜的是，1942年5月，在太行山一次反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1957年，就职于新华社河南分社的周原，因为一篇报道揭露三门峡工程铺张浪费，而被认为攻击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被划成“右派”，到河南林县（现林州）劳动改造。直到四年以后的1962年才摘了“右派”的帽子，返回郑州。
1966年初，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记者冯健和杨居人从北京到西安去开会，路过郑州，和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们见面座谈。周原虽然参与听会，但没有安排他发言。穆青知道周原，因为周原刚刚写过一篇关于新乡七里营公社刘庄村支书史来贺的长篇通讯，很有影响。穆青让他谈谈，周原就谈了他在豫北采访时底层民众的消极等待情绪。
穆青临离开郑州时，让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朱波转告周原，让周原在半个月以内为他找到一个采访的线索或者典型人物。
当时的周原非常重视，穆青留给他的采访任务对他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机会。他先是到了穆青的老家河南杞县，想着如果杞县有典型的人物和事件报给穆青会更容易通过。然而，到达杞县的当天，杞县正好开大会，县委大院里没有一个人，找不到人采访的周原在杞县的长途车站旁边住了一晚。第二天早饭后，他身边正有一辆长途汽车开动，他不假思索地跳上了车，上车以后才知道，车是开往兰考的。周原想，兰考就兰考。
周原到兰考县委大院以后，掏出了介绍信给办公室的人，接待他的正是跟着焦裕禄拍照的宣传干事刘俊生。
周原说，他是替新华社副社长穆青探路的，先来打探一下有什么感人的事迹和新闻线索没有。
刘俊生对周原说：我们兰考这几年一直在除“三害”，因为除“三害”我们老县委书记活活给累死了。
周原没有听明白，重复问他：谁为除“三害”活活累死了？
刘俊生说：我们的县委书记啊，焦裕禄。
刘俊生一直保存着焦裕禄的一双破烂得不能穿的鞋子，这是焦裕禄逝世后，刘俊生找到后收藏了的，他觉得，这就是焦裕禄在世时艰苦朴素的最为真实的物证了。一双袜子上补着几个补丁，鞋子也是。焦裕禄在世时常对身边的人说，穿成这样，我们也比农民们穿得好。
刘俊生还保留着焦裕禄坐过的藤椅。焦裕禄肝部疼痛的时候，会拿一个刷子或者茶杯盖子顶着自己的肝部，时间久了，将藤椅顶了一个大洞。
刘俊生指着这些焦裕禄用过的物品，给周原说着说着，又想起和焦裕禄在一起工作时的情形，他伤心极了，落了泪。周原被感动了，一直听着记着。刘俊生后来领着周原见了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因为刚刚到任不久，不了解除“三害”的工作，将周原介绍给了和焦裕禄一起工作过的县委副书记张钦礼。
张钦礼佩服焦裕禄，也尊敬焦裕禄。周原和张钦礼在这儿一聊就是18个小时。然后周原又跟着张钦礼到了焦裕禄治理风沙的重点村庄张庄村，周原在张庄住了三天，采访了三天的群众。前后在兰考待了7天时间。
周原离开兰考以后又去了杞县、民权和柘城，都没有遇到让他心动的人，他心心念念要写的人物就是焦裕禄。
等周原回到郑州，穆青刚好从西安开完会，也到了郑州。但是穆青回到郑州后被国务院一个领导给叫去了。因为守卫很严，周原见不到穆青，直到穆青自己想办法脱身，二人才相见。
周原便将自己找到焦裕禄这个典型的经过给穆青说了，周原的汇报让穆青很动心，周原领着穆青一行先是到了其他几个县看了一下他采访的对象，最后一站到了兰考。1965年12月17日，穆青一行人到了兰考县委大院，得到消息的县委副书记张钦礼有些紧张，不知道该如何说。周原就在一边给张钦礼打气，说，你第一次如何对我说的，现在重新说一下，说得再具体一点，再细微一点。
张钦礼给穆青简单介绍了兰考在焦裕禄的带领下是如何大干苦干除“三害”的。正在乡下采访的刘俊生回来后，也加入了汇报的行列，刘俊生又介绍了他是如何在大雪天跟着焦裕禄一户一户去困难群众家里慰问，看看群众家有没有烧的，有没有穿的和吃的。焦裕禄离开人世前，还惦念着兰考的沙丘治理、泡桐树的栽种和盐碱地的治理。
刘俊生讲到焦裕禄去世后，几十个贫下中农自己跑到郑州市烈士陵园哭坟时，穆青忍不住，哭了，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穆青对随行的记者说，我做新闻28年了，都没有哭过，这一次，我被焦裕禄吃过的苦做过的实事感动了。焦裕禄精神太可贵了，虽然已经报道过了，但是我们这次要重新组织报道，如果不把焦裕禄事迹报道出去，我们做新闻的就失职了。
吃饭的时候到了，穆青他们吃不下饭，坐在饭桌边不动筷子，穆青声音都沙哑了，说：不吃了，吃不下去。
穆青想要采访更多的人，所有了解或者和焦裕禄有过接触的人，他都想见一见。
刘俊生就召集了一群人，除了张钦礼、卓兴隆，还有经常和焦裕禄一起下乡的李忠修、张思义，以及陪着焦裕禄看病的赵文选。刚开始讲的时候，大家还都很镇静，等到一个人说起焦裕禄让人落泪的细节时，一个人一哭，其他人开始补充细节，说着说着，就全哭了起来。座谈会开到半夜，采访的人笔记本都湿了。
穆青说，今天太难过了，不说了，我们明天再接着采访。
第二天，穆青又让县委联系了各公社的负责人来谈谈焦裕禄。穆青还要看望焦裕禄在农村工作时结识的朋友，比如那位养牛的萧位芬大爷。穆青到萧位芬家里的时候，萧大爷正在吃饭，一听说是来采访焦裕禄的事情，萧大爷就哭了。
采访完成以后，穆青一行人住到了开封。穆青让周原负责写焦裕禄，让冯健写豫东形势的通讯，杨居人写社论，朱波写短评，他呢，在各个房间里来回转悠，当监工。半夜的时候，穆青到了周原的房间，看到周原的稿纸上有一句话，“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穆青对周原说，像这样总结得很有高度的句子多来一些。
周原采访的材料多，又回到郑州继续写。穆青呢，住在郑州等着他写。
这是1966年的年初，一场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而周原在通讯报道的开头是如何写的呢？
一九六二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
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苦难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是的，开头写了一个灾难深重的县城。这在“文革”期间完全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诋毁”。果然，第二年，穆青便因这篇报道被批斗。
周原写好初稿以后，先是由冯健修改，后来穆青自己又动手改了几遍，一直改到了这篇通讯报道的第七稿。为了没有事实出入，保证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穆青将最后修定的稿子让周原拿到兰考再对一遍。
周原带着穆青修定的稿子来到兰考做最后的核对，时间巧合，周原正赶上兰考召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大会。周原说明了来意，兰考县委就决定在三级干部大会上读这篇通讯。先是县委副书记张钦礼拿着稿子念，念了个开头，张钦礼就念不下去了。卓兴隆接过来念，念到一半的时候卓兴隆痛哭失声。周原只好接过稿子自己念，有几次，周原也是中断了念稿，泪流不止。这样三级干部大会又成了一个怀念焦裕禄的追思会。念完了稿子以后，让大家来核实通讯报道中的细节是不是有误，结果除了修改几个人名、地名，大家鼓掌通过了这篇通讯报道。
周原将信息转述给穆青以后，穆青将稿子送给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一份。彭真看完以后，很感动，问穆青为什么将稿子送到了他这里，是不是发表上有什么难题了。
穆青就将自己的担心说了：
焦裕禄的事迹，我已经在新华社里作了报告，大家听了都很感动。但这篇文章是否可以发表，怎么发表，我不敢做主。我担心两件事情。第一个，困难时期兰考群众没饭吃，逃荒到外地要饭，这种事情能不能写？如果不写这些细节，焦裕禄精神就不会这么生动感人；写了这些呢，是不是就暴露了中国的黑暗面？不过，如果要发表焦裕禄这篇稿件，灾荒的细节不能删，如果删了就不要发，删了，这个典型就没有意义了。第二个担心的事情是，这篇通讯报道，通篇没有提阶级斗争。可是在当时，全国都在强调阶级斗争的事情。如果这么重要的文章不提阶级斗争的话，算不算和中央唱反调？
彭真将稿件又一页一页地翻了一遍，问穆青吴冷西的意见，吴冷西当时是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穆青说，吴社长觉得稿子不发太可惜了，但是他对上述两点也拿不定主意，所以请求彭真书记来定。彭真最后签字同意穆青发表。
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让焦裕禄闻名全国
1966年2月6日上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知名主持人齐越，在播出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时泣不成声，录音中断了无数次，甚至到中间的时候，齐越趴在桌子上痛哭不止。齐越的声音经过电波的传递，一时间感动了亿万听众。不仅如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连续几天重播这篇通讯稿子。播出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全文，并配发了《向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的社论。至此，焦裕禄成为中国最为有名的县委书记。
焦裕禄用奉献自己生命的方式融入了他所工作的县。从此他和兰考县几乎成为同一个名字，说起兰考大家便都知道了焦裕禄；而同样，当人们谈论起焦裕禄，马上想到的便是兰考县的贫穷。
焦裕禄闻名全国以后，全中国的记者都拥向了兰考，焦裕禄所走过的路，焦裕禄见过的人、种过的树，全被发掘出来。焦裕禄几乎有了第二次生命。他逝世了，他累死在兰考的大地上，然而，他又在兰考重生。他的精神，他的名字，他的所有的付出都被一次一次地描述，成为整个中国可以相互讨论和印证的共同的记忆。
穆青并没有停止报道，他又带着记者连续采访兰考在焦裕禄逝世后发生的变化。
不只是新闻记者，还有作家、画家、戏剧编剧，甚至是音乐家和摄影家们，都来到了兰考，他们要亲眼看一看被焦裕禄改变的兰考。
据刘俊生回忆，最多的时候，兰考县一天接待300多名记者和采访团。
这大大超出了当时兰考的接待能力。开封地委听说了情况以后，专门从地委机关抽调了一批干部和车辆，到兰考协助接待。
这一段时间，最为忙碌的是兰考县委的领导班子。所有的记者都想采访一下继任的县委书记对焦裕禄怎么看，副书记张钦礼因为介绍焦裕禄的事迹，嗓子都哑了。一时间，张钦礼成了宣传焦裕禄的一个新闻发言人，他也因此获得了新闻媒体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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