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几几了一番

    首先认识的是宣传科的全体公民——一个全厂最高的姑娘和两个坚决不矮于她的男性。三个人加起来正好三百斤，或者说三百斤整。

    宣传科三百斤中的一百斤，先带我去工厂食堂果腹。同桌的人对我说：结（这）希（是）几（子）鸡做的几（芝）麻鸡，几（脂）肪少。

    我们和他们几几几了一番。笑过了，吃过了，然后心里就打鼓：番禺县的广东人多不会讲普通话，而我又不会广东话，怎么交流？进厂的时候还挺雄赳赳的，事情都怕落到实处。

    看不见的手

    清晨，太阳从地球边沿上探出半个大红脸，和我藏猫猫，后来我发现，她变得像个没人搭理的孩子，面孔苍白。今天我实在没工夫顾上她。我住的这个工厂招待所外边是脚手架。脚手架外边，是土堆、石堆、推土机、大卡车。再过去，是甘蔗田。现在是11月18日。很快这里甘蔗全部收割下来，很快推上机就会推进甘蔗田。这里又是一块新的土地，一个新的项目。事实上，这个厂拉拉杂杂的闹不清它同时在建多少项目。与其说是个工厂，不如说是个工地。能搞钱的就干。一位一百斤说。

    这个厂叫广东省市头甘蔗化工厂。也就是糖厂。现代经济，越来越敏感地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和经济地理的牵制。全世界的糖产量，远远超过世界市场的需求。所以糖价提不起来。我国又规定了人民生活必需的粮、糖等不能提价。政策一开放，权力一下放，广东蔗农可就不愿种那没有赚头的甘蔗了。改种蔬菜、鲜花，或者养鱼、养家禽，运往邻近的香港卖大钱。这里自有那只被亚当？斯密称之为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对农民随时进行点拨。

    蔗源骤减。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市头蔗化厂的压榨机只开四十天。

    现代市场变化快，谁也保不准哪个行业会不景气。糖厂亏得超前地意识到这个趋向，如今已经被它自己派生的和正在派生的各式企业遮盖了。如同一位干瘪老妇，处在她的髙大壮实的子子孙孙中。

    头啖汤

    人啊，少一点超前意识，便可以省却多少苦痛。1983年底，蔗化厂申请建纤维板厂——用蔗渣做纤维板。不过，国外也没有用草绿纤维做板的吧？不可能的吧。不要搞了吧。几千万的一个项目，如果失败了，责任非同一般。厂长刘韶安事后设身处地为别人想想，实在觉得，承担风险是只应该要求自己的。再想想，如果自己坐在上边，就没有顾虑？坐在厂里，每分钟都想发展自己的企业。坐在上边，就不能要求只为一个企业掉纱帽，洒心血。

    当时刘韶安和厂里的一些执迷不悟者，好像要在资料堆里开掘出一个新世界。用蔗渣做的中档纤维板，国外早有。就是他们想做的髙档纤维板（即中密度纤维板），西德、瑞典和美国也巳经试验了几年。谁先生产，谁就在木材价格直线上升的国际市场独辟蹊径。

    刘韶安对前来蔗化厂访问的泰国某集团公司总经理，也谈及他对纤维板的畅想。1984年4月，刘韶安随广东考察团去泰国访问。那位泰国经理说，他上次离开广东，即去瑞典买了中密度纤维板厂的机器设备。工厂已经破上动工。这将是世界上第一家用蔗渣生产高挡纤维板的工厂。

    而我们这边不能立项！活活让掉一个世界第一。

    1985年10月，那位泰国经理，带了他们生产出的高档纤维板，到蔗化厂来感谢给他提供信息和思维的中国人。

    第二天，刘韶安拿了泰国生产的纤维板，驱车直奔广州，看看这个世界第一！

    广东人讲究喝第一次熬出的汤，叫头啖汤。头啖汤已经给泰国人喝了，我们再喝就确保安全。至少里边不会有什么致命的毒物。好，上这个项目。抓紧搞。和西德商人洽谈引进有关设备。不过，我们立一个项目。有我们的国情。要通过财政、税务、银行、外经委等等二十多个部门。等到终于全部通过了，又一年过去了。德国人等得忍无可忍，亏得在1986年圣诞节前一天签了合同，第二天就上了飞机跟回西德去祝圣诞快乐。

    而泰国用蔗渣纤维板做的家具，已经销往生产家具世界有名的意大利了。

    太少主权，就很难要求太多的竞争力。

    不知道要用多少吨汽油去游说规矩太多了，有时就想犯规。

    1986年12月28日，厂财务科长，外号乌仔的，得到一个信息：银行还有1986年度的一千万贷款。年内——也就是说，两天内不取出，这笔贷款就要结算到明年了。

    然而两天之内，怎么可能上报、审批一个项目呢？上报到主管局，局要召集引进办、生产处、计划处等等开会，人不齐的话，要等齐。前后总要几天。报到局长那里，局长如果出差，文件就只能在办公室里静候。再报到经委，若主事的同忐外出开会，又要耐心等待。有关方面研究了可行性，开会通过了，才能到办公室主任、到经委主任那儿。然后，召集环保、公安、消防、银行、财政、税务、计委等二十几家单位开会。全过程，三几个月是常事，慢的话，半年、一年，像那个中密度纤维板厂，就用了四年，因此修炼的耐力，如果能导入纤维板中，又是世界第一的质量了。

    所以，要想在两三天内立项、拿到搞项目的贷款，只有犯规了。

    这几年，广州的借钱观念早变了，再没有以为借钱是败家子的了。企业要发展，争项目，争贷款。银行贷款处，排队、游说，进行着企业信誉的竞赛和财务科长们能力的角逐。

    关于这一千万贷款的信息，既然乌仔知道了，自然也会传到别的无孔不入的财务科长那里。

    乌仔在工厂办公楼急得直往窗下看。有汽车响了，刘韶安回厂了。啊呀，有急事找你！好消息！快搞个什么项目把这笔贷款弄来！

    抓住这个机会！机会一过，不会再来。刘韶安当晚召集厂内各有关人员开会。报个什么项目？蔗化厂想搞的项目是没尽头的。不过这笔贷款规定只能用于交通、能源方面。对，广州太缺电。尽管厂里已经搞起一个电厂了，再建一个二万五千千瓦的项目。29日凌晨打印出这份报告。当天刘韶安和乌仔拿着报告赶往广州市。挨个儿找有关部门。

    一年内你们保证能建成这个二万五千千瓦的电厂？

    保证。

    这贷款能借来吗？还有两天就元旦了！

    你们认可了，我们就可以先办理借贷，元且后再请你们审查这个项目。

    真够有胆的，在工厂报告上签上同意这个项目，或者，不如说是因为广州太需要电，因为蔗化厂的信誉。

    也有发火的：你们怎么搞的，从来就没有这么办事的！乌仔看着刘韶安挨骂，心里痛痛的。要是这骂全冲她一个人来就好了。她久经沙场，刀枪不入。只要能借到钱，挨骂就挨骂。挨完了骂，拿着贷款直道谢。这次，骂方一边骂，一边叫盖章的同志不要下班——到底还是盖上了章。盖完这个章，已经是29日的下午六点十分了。谢谢了，太谢谢啦！

    这天在市里转圈儿盖了几个章。两人饿着肚子赶回番禺县，晚八点找到县税务局长家，才想起局长家里是不会有章的。但是，30日一早还要赶到广州去盖几个章呢！对，上班前，尽早到县税务局办公室去，只好请你们盖章的同志辛苦一些，早些上班了，真对不起啦。

    30曰，乌仔和番禺县银行的一位女性一起去广州去盖第六个章，第七个章，车到广州人民桥，堵车！干脆下车跑步吧！不过，人家是女的，很斯文的，哪里跑得动！唉，这这！这一堵车，一旦快到中午才赶到信贷处，那笔贷款就结转到1987年了！前功尽弃啊！下车跑吧！

    乌仔全然没记起自己的性别，更忘了自己也四十好几岁了，亏得车又启动。终于千恩万谢地盖完那一个个章，杀进银行信贷处，人家正要结账呢！乌仔扑向柜台，像马拉松冠军冲破终点倒在别人伸来的胳臂上。

    一千万贷款到手了。而这个二万五千千瓦电厂共需二千五百万元。也就是说，上面各有关方面既然同意了这个项目，这一千万元贷款，那么，余那一千五百万元贷款，也认账了。嘿嘿。

    1986年广州冇最后一笔贷款的获得者，现在坐在我的跟前。名字很特别，叫林张倾。为什么用倾字？因为1940年生人，那时国倾人亡。如果国运不济，刘韶安也很难提拔她这样的人当财务科长。她太能干，常说别人不能干。她很尽责，常说别人不尽责。她好说，好爆发，憋不住，藏不。她那嘴不受欢迎，于是得一浑号：乌仔。

    现在，那个二万五下千瓦的电厂已建起来了。光这一个项目，每年纯利就是三四百万。大家也服。她这把铁算盘，在广州市里也小有名气了。

    我对她讲，我听过韶安介绍她当财务科长的前前沿厄。她竟掏出手绢抹起泪来。然后擦鼻子，然后擤鼻涕，声音由弱渐强。我的话竟启开了关闭眼泪鼻涕的闸门。

    我有致命的缺点，我受了很多教训，吃了很多亏，很多人对我印象不那么好。我不应该常常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最正确的。有些事本来可以达到一定效果，但不一定用我的那种方法。她思绪哭乱了。她这种个性，是不会取悦于人的。但是刘韶安常常在夜里十点、十一点看到她这个讲怪话的人还在主动加班工作，而且这种加班是没有加班费的。选择干部，事业心，开创性，能力，就看这些。哪里还能求全？

    当了科长，林张倾自然也不会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而且，她的嘴的能量得到了正常的出口——到一个个企业上面的庙堂去游说。亏得她原先是学工科的。她能讲清工程的需要，使人家理解这个项目，拿出贷款来。有一次，一个项目建设到一半，贷款接不上了。找银行，银行说：只有市长才有钱！她急得直哭。（说到这里，她的粉红手绢又在脸上忙碌起来）她又不认识市长。不管了，找去！副市长，今天我不拿到钱，是不走的！副市长说：我也没什么钱了。乌仔一口咬定：我摸到你的底了，你有七十五万！

    这七十五万，又给与仔衔回了厂。这位副市长，真是一等功臣！他非常了解我们这个项目的情况。所以能给钱。

    你在市长那里哭了没有？

    没有，我一哭，就说不清了，我先跑到厕所里去哭一场。

    乌仔的能量，在众多的庙堂跟前，终究有限。我们那个纤维板厂，报批了四年！否则，连本带利就赚回来了。现在，企业每分钟都要算算怎么发展。但是报到那十几个有关部门呢，全市各企业的事都是报到这些部门的。对于每一个企业，报一个新的项目，都是一件大事。但是对于那些有关部门，他们反正天天都面对各种报来的项目。这就好比看病。对于病人，又痛苦又着急。对于医生，反正天天都可能看到死人。现在最大的阻力，是行政机构和企业根本不协调。我一个一个部门去说，生气了，连稍微重一点的话都不敢说！

    为了工作，我还得柔声地去求人。一定要这么做！这是需要！还得先顺着人家说，再不知不觉地把人家的话扭到我这边来，才能让人家乐意盖章。

    起码要两年。

    蔗化厂每搞一个项目，从设计到投产，一年。有效益，就冇信誉，就相对容易贷款，就可以更多开发新项目。但是人呢？这个电厂的设计人员，两个大学生，两个技术员，一个土八路。还有的，什么也不是，只是遥出了设计的本事。1985年建成的热电厂，每天供应广州五十万度商品电。等1987年盖的这厂一发电，每天可卖给广州一西万度。广州市要搞一个六十万千瓦的发电厂，想把书持这两个热电厂的叶满枝请去。只是他跑不开。

    电厂的设计人员，就这么几个，好像也是在犯规。我走进电厂，什么二次风总管，上二次风，下二次风的，什么热风管，黑呼呼的巨大怪物。地震动着，筛糠似的，要把我从机器之间筛下去。人在这里是太渺小了。洁静的操纵室里有人在按键钮。操纵室也是他们设计的。

    他们，就他们几个！

    一种成功里总埋伏着一种危机。

    忽然想到之二：

    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一度电可以产生七元钱的经济效益。但是电厂产一度电只能赚二三分钱。这样，产电的就比不了卖电的，于是胡想：电厂能不能既接受宏观控制，又自产自销？

    不负责任的乱说。

    想想哭也没用，就不哭蔗化厂众多的分厂中，我想采访个分厂长。我选择她，是因为她的眼睛和她的服装。密密的、弯弯的睫毛，是一对漆黑漆黑的圆眼睛。浅红格的衬衣外，随意地套着一件宽大的牛仔背心。朴素而洒脱。一根橡皮筋，在脑后束着黑发，瘦削的巴，突出地刻写着她的精干和劳顿。

    随便找一个分厂长，比推荐更可能看出这个厂的素质。就是她了，黎淑明。

    黎淑明是1979年插队回来的。当时蔗化厂有几百名待业青年没法安排工作，其中多是女孩子。1979年上任的厂长刘韶安，一下就面对着这几百名找饭碗的青年人。糖厂再发展，也不宜用这些女孩子。你们不是喜欢服装吗？你们自己从家里搬缝纫机来办个小服装厂吧。四十三台私人缝纫机和一帮二十多岁的待业青年，就是现在这个年出口服装五万打、洗巾二十万打的中外合资服装厂的前身。

    这几个月，又是服装高潮期。船期是一天不能误的。一耽搁就可能打不进国际服装市场。赶货期间，天天加班。

    中午找你行吗？

    不行。十二点下班，十二点半上班。

    那么晚上呢？

    行。五点半下班，七点半上班。

    晚饭后到她家，她正在厨房洗，大盆衣服。衣服还未洗完，又忙着给她两岁的儿子达洗澡。这一带不少人的大名、小名里有个字。本是广东话，后来就用个同音的英文字母来取而代之了。这种半西化，如同半文言，省事上口，喜闻乐见。

    她给达洗澡，匆忙中胳臂老撞上那个洗衣盆。她喊着一、二、三，达才皆从水盆中站起来。她用大手巾把达一裹，擦着。又把达竖起来穿衣服。达蹬着两条小腿，直蹬出一地的水。她才一松手，达就向门外跑去。一下摔在地上了。

    然而黎淑明竟没再管他。还得把那一大盆泡着的衣服洗完呐。达两岁十个月了。她一边干着活一边说：一天就这一点时间和我在一起。每次我上班前把他送到我妈妈那儿，他就哭。要我早点回来接他。等我晚上十点、十一点去抱他回来，他已经睡着了。

    孩子很可怜的。

    是呵。

    黎淑明的大眼睛里，充满了爱。

    然后，这爱又消逝在深潭一般的眼睛深处。剩下的，只有忧虑。一般她午夜时躺下，总要过一个钟头的电影。今天的一道道工序，明天的一项项工作。裁割，车位，打熨，包装……工装短袖，工装牛仔裤，连衣裙，睡袍……普洗，漂洗，石磨，……那道工序的扣分多不多？这班船期还有几天？计件工资，每一道工序都要定个价钱，定多定少，永远也不可能使人满意。

    实在愁死了，就哭。想想哭也没用，就不哭。就想想谈国荣——她丈夫。丈夫被蔗化厂送到广州的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读书去了。多想和谈国荣一起上广州看电影看个通宵！可现在电视也看不上。给达洗澡时，有时憋不住把身子探向电视屏幕那头，看一眼。妈妈，达说，一边身子学着黎淑明那样也探出去，你为什么这样？

    黎淑明真正的难题，眼看就要临头了。总厂准备搞大承包——每个分厂对总厂承包。到那时，工人的工资、奖金、福利，一切，都不会再找总厂厂长，而要找分厂厂长算账了。总厂有总厂的考虑，分厂有分厂的利益。分厂每个工人的利益分配，都系在分厂厂长的身上，而黎淑明已经瘦得只有九十几斤重了。怎么个系法？

    我又想起宣传科那三百斤。刘韶安说，艰苦奋斗，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现在一提艰苦奋斗，有人就理解为吃差点、住差点。不对！艰苦奋斗放在今天，放在十三大以后的今天，就是要艰苦创业，发展生产力！我们这里，车间主任以上的干部，没有加班费。我们利用星期天开全厂会，工人就不会有意见。因为干部没有加班费，工人有。干部就有号召力。

    然而干部也是人，也会疲劳，也会困。刘韶安倒好，汽车一开就能睡觉。所以还能维持他的生态平衡。一天下来也常有一点享受——如果夜里十一二点能回到家，那么一边看几份当天报纸，一边看电视新闻。也不知他怎么同时把报纸也看了，夜间新闻也看了。看来人的确还有很多潜在的功能——包括特异功能——尚待开发。

    否则我也不愿意女的比男的强。

    星期天，谈国荣回家了。黎淑明照例又在加班。我走进屋去，没人。走进厨房，谈国荣在洗一大盆衣服。历史的重复。

    谈国荣是个英俊青年。我刚认识黎淑明，她就给我看她和她心爱的丈夫合照的心爱的照片。然而黎淑明的心，黎淑明的爱，好像都给装进那些工装短裤、工装牛仔裤里了。

    家，是具体化的。做妻子做母亲的，总是一个家的主轴。我每星期天带着功课回来，总希望家里干净、温暖。但是她老不在家。这都影响了我的归属感。

    我每次一回来，总是先接达。一看达穿得那么不好，我这个男子汉的眼泪直往心里流！我的同事总说：你的孩子一定穿得很漂亮。因为黎淑明很会做衣服。可是黎淑明根本没有时间给达做衣服。我每次接达，一看穿得连农村小孩也不如，因为都是淑明妈妈做的——我一点不是怪老人，我是说，我们做爸妈的没有尽到起码的责任。

    我想：你也不要当服装厂副厂长！那年总厂聘任她当副厂长时，我们俩人整整商量了一夜！当，还是不当。原先她是生产组长。责任不那么大，当了合资企业的副厂长，又要交际，又要订合同，又要了解国际市场的行情。因为这个厂没有正厂长。不过又想想，现在是个竞争的社会，逼一逼也好。如果有了机会不去拚搏，没有本事是要被淘汰的。

    我也亏得在外读书，思想开阔了。

    否则，我也不愿意女的比男的强。原先我和她好的时候，我是这个厂的工人，她是待业青年。人家说，你找一个待业青年怎么行？我说就是她找不到工作也不怕的，没所谓的。男的比女的强一点，心理上倒很平衡。她当厂长后，我要不是在广州读书，我肯定会有些不痛快，现在我想，80年代了，应该有一个开明丈夫，自己争口气，把妻子作为自己提高的促进力。

    我这头学习，充实了，也提高她。我读经济法，读企业管理。我学经济法案例的时候，常常担心如果她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应付？常常怕她上当。所以我总是想把学到的和她讲。可惜她老是不在家。我就希望能有机会让她也去脱产读书。哪怕时间短一些。否则她的知识和能力有距离。

    我们像认识了十年的朋友一样，笑着。

    宁可相信可能

    蔗化厂已经有了服装厂、电力厂等九个分厂，还有七家分公司、七家合资公司。还有六个工地同时在日夜兼程地动工，建设纤维板厂等等。就连工厂供销科，都有了五个营业执照和五个银行账号，又起了三家公司。我到广州市江南西路十九号，这儿是供销科买下的一幢九层楼房，他们开的广州分公司，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开张了。一楼是商场，二楼办公用，三楼搞设计，四、五楼出租。前些日子，隔壁一幢大楼的三层以上被南海石油公司买下了。他们又买了那一、二层作商场用。二层专卖本厂纤维板厂生产的家倶。两幢楼间正在打通。不远处又有一幢五层楼房和一幢二层楼房被他们买下了。

    从江南西路出来，刘韶安带我去看望中山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谈话间，刘韶安竟又发现两个可能开拓新领域的线索。当然，仅仅是可能。一个有心的企业家，宁可相信可能，而不会首先觉得不可能。或者说，明明觉得不大可能也不放过那依稀可见的可能。

    市头蔗化厂本来是一老厂，设备是旧中国留下的杂牌军，人称万国牌。刘韶安在1982年提出拆掉三个车间，自己来生产我国还没有的五千吨大型压榨机。如做不成这种机器，那么，后来的压榨机也已经拆掉了，农民种的几十万吨甘蔗就无法开榨！而且这一个项目的二千五百万元贷款用什么还？实在很难赞同他的这种奇想。但是三中全会后农村形势这么好，甘蔗这么多，不更新压榨机，甘蔗就榨不完！何况80年代的人，还使用1900年的蒸气机和1921年的旧锅炉，怎么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大型压榨机，4月份还没出图纸，11月要安装好，开榨。刘韶安派人到东北、四川、湖北、江苏、浙江等地分头去定制各种部件。大轴承从东北运来时，已经一天也耽搁不起了，大卡车连开七天七夜！

    如果卡车在路上遇到故障呢？如果哪个省的部件脱节了呢？真像惊险故事片，紧张得使人等不得看下去就想问：结果怎么样？结果是，1982年大型压榨机的制造成功，使蔗化厂派生了一个糖业机械制造厂。

    那几年，社会上正在进行一场奖金攀比的全运会。蔗化厂1983年又引进服装加工生产线、塑料编织袋生产线等。

    1985年利用锅炉停榨期的蒸汽发电，一年建起一个热电厂，不断地需要钱，钱，钱。奖金只能压到最低水平。贷款像叠罗汉似地见涨。大家骂刘韶安是败家子。不过这两年糖价不提，蔗农大减，要是没有花色繁多的各分厂、各公司的综合经营，糖厂如何维持生计？大家夸刘韶安有超前意识。

    蔗化厂就在珠江边建码头，盖电厂，完善程控电话、国际电传等等，能源、交通、通信，形成投资环境的三步棋，已经走出了。

    但是如同1982年不生产大型压榨机就难以消化生产的甘蔗。如同1983、1984年不开发新项目，蔗化厂今天就难以生存一样，刘韶安到了1987年11月，又面对一步不能不走出的棋了。

    忽然想到之三：

    11月19日。一个乎常的日子。我只记得贝利在11月19日，踢进了他的第一千只球。当人家问他广你最满意你踢的哪一只球？贝利说下一只。这句话比这只球流传更广。这是哪年的事？

    1987年的这一天，我又感受到这种下一只球的精神。厂副总经济师吴锦梁正在向干部们阐述1988年大承包方案。讲的是广东话，我只能听懂改（计）算、奖根（金）、公西（司）、折（质）量、海（系）数、几（指）算、雷（利）润、挂欧（勾）、恒（含）量、好黑（考核），唉呀呀！亏得开会前，我找他谈过。我听不懂时，他干脆以写代说。拿起笔时要戴眼镜，放下笔时又脱眼镜，四十多岁，眼睛就超前老化？

    蔗化厂1988年开始的大承包，是把原来的一本账，分成各公司、各分厂的十几本账。产值、税利、福利、劳保、住房、工资、奖金等等一切，各分厂独立核算。原先分厂厂长完成了生产指标就完成广任务，现在不能不独立考虑成本、物价、管理、经营、市场、信息……

    一切。从资金周转到职工吵架，一切矛盾都可能向总厂上交了。

    是的，调动积极性的一个要素是：利益的分配。大企业深入一步改革，不能不面对——二次分配。

    但是我想，总厂对各分厂最后定下的工资总额基数，分厂对总厂承包时各项挂钩指标，这是关系着各分厂、各部门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的数字，在定下之前，会不会在总厂和各分厂之间会产生利益的摩擦？各分厂会不会把自己的实际生产能力打埋伏，好少承担一些义务？承包以后，为了多分得工资和奖金，会不会过多裁减人员？为了追求产值和利润，会不会拚设备？企业本来上上下下都学习了（全面质量管理），承包以后还会愿意花时间、花钱去停机维修、更新设备吗？这些设备的所有者又不是各分厂厂长，而且也不知道自己会当几年厂长，会承包几年。这样，为了眼前的效益，会不会不考虑分厂长远的发展？

    恐怕又要乱一阵？

    这些短期经济行为，一时上或许很难避免。如同国家也难以防止企业的一些经济行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么。

    所有制，限制了眼界。

    人们关心物价，关心工资，关心分配，关心风气。这一切问题，都和所有制关连着。但是他们独独把所有制扔给经济学家们去处理。

    如果大家来关心一下所有制，或许，能在经济理论领域多蹚出些思路？多一些初生牛犊，或许可以多一些理论突破口？

    忽然想到自己。

    改革每深入一步，总要触及某一方面人的利益或习惯。这一步，触及的是分厂长。

    刘韶安一年前就在厂里谈了这个设想，两个月前又开会向各分厂、各公司的干部谈了。刘韶安想进行一个大变革，总喜欢由大家议论上一年。免得超前行事。

    这里不会有人再赞成吃大锅饭。但是，一年议论，两月等待，都不见哪位分厂长要求实行大承包。

    吴锦梁对全厂有关千部们讲完二次分配的几点办法、几条方案、几个程序、几种问题之后，刘韶安又稳稳地讲话了。大意是，十三大开过了，政策明朗了。但政策如何具体化，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做的。权力下放，哪个分厂早一点走，就多一些主动，就快一些发展。

    我第一次看到刘韶安时，以为这样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在这个发展得野了的厂里，大概是个办公室人员。因为他不高，不壮，背难以察觉地有一点前倾。嗓音很低，神态沉稳。尤其是他那两道眉毛微微竖起，下巴上有一撮黑胡子——不，这是一种错觉，其实是一颗黑痣。但这种关于黑胡子的错觉，使我觉得他像戏曲里的老生。

    后来很快就发现他的思维年轻化，他的胆量，他的超前，他把这个厂搅得贷款越背越大，工作越压越重，钞票越变越多，职工越来越聪明。

    忽然想到之四：

    忽然想到，如果我不认识服装厂的黎淑明，我会更百分之白？地赞成这个二次分配。现在我想到分厂长黎淑明，和利用星期天吃午饭时对她讲授经济法的谈国荣，真觉得中国的改革，分到他们身上的责任，太重。

    那么刘韶安呢？他承担了怎样的责任，或许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就他而言，风险和利益，是太不对应了。

    那么对于刘韶安这种具有超前意识的人——而不是超人——社会怎样对他们承担责任呢？

    ——政策不变。

    私事有私事的位置

    一位重量级的妇女一脚进一脚出地站在工厂接待室门口。眼睛重重地看着我这个陌生人。这个接待室，是十三大以后开的，使工厂领导和群众的协商对话制度化。每周四晚上，职工们来这里找值班厂领导谈公事、私事、隐私。

    请进，请进！我赶紧说。她终于相信不用避讳我什么。

    太姆（不）公平了！她重重地坐下，搁起一条腿，右手抱着左腿脖。

    她的身体本来就有压倒优势。她那口白极了的牙，可以为任何牙膏做广告的牙，更是显示着健壮和力量。相比之下，接待她的苏书记，可怜见的了。苏书记左手臂搁在桌子上，两手的手指交叉着，只是微笑。偶尔笑开了，嘴也张不大，反而使下巴更光了，脸颊更瘪了。

    她一边讲，一边拍打着腿脖子上的蚊子。苏书记虔诚地合掌听着。工人有这么个地方说说话，消消气，真好。不过苏书记巳是退休的人，白天照样上班不说，晚上还得在接待室尽厂领导的义务。可他明晨五点还要去湖南，为工厂招研究生。

    不是1988年夏天毕业的研究生么？我问。

    那也得早一点去联系。

    又有一位穿粉红衣裙的细瘦姑娘进屋了，看看我，又招手要苏书记去屋外。

    我看见窗外还站着一个穿大红衣服的姑娘，金耳环晃来晃去的，只见其人，不闻其声。

    苏书记很快进屋了。什么事？我问。私人的事。

    好，保护隐私。私事有私事的位置。

    龙门阵

    商品经济的发展将使社会如何地改观，实难预测。不过，当人们开始对话和沟通的时候，可别忘了给商品经济记一功。

    兴达服装厂，是蔗化厂在番禺县开的又一家合资企业。番禺县有一百多家大大小小的服装厂。都是外销的。所以在当地已经很难招到工人了。兴达厂跑了四个省卜个县招工。培训后，技术好的提拔为辅导工。辅导工中脑子活的，又常有另谋高位的。哪里工资高往哪里走。兴达厂倒也开明，厂所属的兴华工业开发公司副经理谭家祥笑着：人往高处走么。有的工人出走后当车间主任了，还有人自己开起了服装厂。当然，兴达厂领导现在也有了一些措施，来吸引职工。

    下面是兴达厂的两名外省工人的谈话实录。

    王世容，四川泸州人，他说：我们四川人口多，土地少。我们这一批就来了七十六个人。劳务输出么，这里又能学到东西，又能挣钱。我们6月到这里的。第一月是实习，我拿到七十多元。这个月拿到二百元。当然高兴啦！

    陈明春，从四川来的。但是初一看，完全是个广东仔，一身劳动布的牛仔服，讲话带拖音。我问他拿了多少，因为他已经当上辅导工了。他这这这了半天，低头笑着只是不答。那么，问他上个月拿多少工资，就可以推测他这个月的工资，他说：上个月？上个月拿了四百元。我都不好意思的啦——。

    王世容：我们家乡的人还想来。

    陈明春：想不想做服装厂老板？我想的当然要好得多啦——，他多少略带着羞涩地说。

    来自四川的农村娃，闯进了一个敞开的世界里。

    陈明舂，你是不是把你现在想的，说给你的父辈，你的世世代代日出而作的父辈们听听，他们会不会说：你说些啥子哟！你摆什么龙门阵啊！

    忽然想到之五：

    一罐健力宝，拱出一个三水县。一只电冰箱，抬起一个万宝厂。白云山有个制药厂，珠江畔有个啤酒厂。更不用说松下、雀巢、万宝路、柯尼卡……从长远看，企业占领市场，要靠拳头产品。

    市头蔗化厂么，酒精虽好，原料不足。糖可能提高质量，但有它的不稳定性。电力，没有名牌电一说。家具，要成为名牌，有很大难度。如果发展电子产品，可电子市场在国际上从来很有垄断性。该厂正是一口一口地吞吃周围的土地。今年一口又吞下五百多亩。还要和邻近的村镇联营。中共十三大以后决定广东为全国改革试验区，市头堪成天时、地利俱佳的投资环境。

    独缺拳头产品。

    独缺人。

    一个内转外销的人。

    缺人。

    刘韶安早在大会小会讲，要选派一个人去洛杉矶工作。此人必须懂外语、外交，会打字、电传，会做生意、开车，年龄在四十允岁以下。这种事早些公开化，免得漏掉哪位才子。

    但是这次，群众只有议论没有推荐，组织部门只有调查没有发现——全厂打捞不出这么一个人选。

    尽管厂里车轮大战地派这批几个人学开车，派那批几个人学管理，又派一些人学外语。但是，具备现代企业人才的某种基本功的，没有。而这一切仅仅只是——基本功。

    厂里今年连要、带分、带买、代培，共增加了一百名大学生。1988、1989年，还得年年要一百。刘韶安要人事部门学学供销部门——当采购员，到各大学去找人才。

    当然，并不指望这一百或更多一点的人就能顶上洛杉矶的那个空缺。

    当我们焦虑地看到人才空缺的时候，那还只是将要显现的人才断层的前兆。

    几十年对人的忽视！刘韶安有个叔叔在台湾。刘韶安的堂弟们、弟弟们申请入党十几年，都巳是在三中全会以后，乃至到去年，才能如愿。刘韶安虽然入了党，但是，50年代他失去了留学波兰的机会。60年代搞四清，他又被靠边，档案里写上他同情反革命。我怎么同情反革命？你叔叔去台湾，你为什么不反对？我那时才念小学，根本还没解放，我连共产党也没听说过，我知道什么？

    刘韶安在对他的四清结论下写上胡说八道字批语。不过他也明白，并不是有哪个人要搞他，这是当时的政策。一些不想跟着胡说八道的人，从此就寡言了。前面讲到的那个主持过论承包方案的吴锦梁，就沉默了二十多年。也是从四清后开始的。刘韶安把他推到讲话第一？线上——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兼副总经济师，讲话还少得了——倒也没耗太多力气。开放的时代，是连精神带嘴巴一起开放。

    我看到吴锦梁现在随身带着的速写本。等车、摆渡，出差到哪里，画到哪里。大概光用嘴说话还不够，还要用画来说。这么好的画，他本来可以使美术馆更加拥挤的。

    当年没有机会。不过，中国美术界的这一损失，倒是市头蔗化厂的一个福气。

    机会向着一个叫梁日华的人走去了。他插队回来，在工厂食堂卖饭票。难得开，一开口常常偏离轨道。一次他在小组会上发言，又开起无轨电车。正好刘韶安进来，坐在他身边。他偏激了。好像越是看到警察，越是要在叉道上高速行驶。有的人，一看领导来了，风向不对，激流勇退，掉头改变航向。这个梁口华，虽则偏激，倒是有分析头脑的。尤其是敢讲。更尤其是，不看风使舵。再了解一下他的工作，很有进取心。好，同意他的要求，送他脱产去念大专——经济管理、国际贸易。连续培养、观察三年，提拔为计划科科长、厂长助理。

    常规印象里，厂长助理往往是容易和厂长取得一致意见的人，也容易帮助厂长偏离。

    一个敢讲话的人，起码不是搞阴谋诡计的。考察干部，最要小心那些看场合讲话的人。看他会不会耍两面派。这样的人要是进了领导班，将来不得安宁。刘韶安说。

    厂电要选派去洛杉矶的人，空着？，要选派一个去香港筹备办事处的人，梁作中选。要在香港跟班学行销管理，要为纤维板家具了解市场行情，要摸办公室电脑化的应用情况，要？个人干几样作，是我们的厂风。这次去港工作是具有挑战性的，这使我兴奋。我本来是个内向的人，但既然在外向型企业里作，就逼着我的性格也要变，工作也要变。

    快下班了，这个内转外销的梁日华，还忙！明天，就去香港上任了。

    超前意识和潜意识

    市头蔗化厂从1986年开始，用公开讨论、无记名投票、民意测验等方法，让工人直接参加厂领导班子的调整。干部，上去容易下来难。怎么使不犯错误而不称职的人下得自如，这边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未成型，我也难作超前文学。

    刘韶安的超前意识，是在对经济现实、经济规律的判断上作出的。晚上我约他谈谈，他又跑了，又超前去筹奖金了。他钻进黑夜，塞进小车，找财神爷磨贷款去。你可别在车里瞌睡！妻子叮嘱他，这路上有过车祸，你也看着点公路。有什么情况也好灵活应付！

    嗳。刘韶安答应着，睡了。来不及树立安全意识，潜意识就袭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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