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现在我和那些掉进黑河的星星，脸色一样苍白？于是才想到，从广州市区到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来路这么长。怪不得有地区差。
当我望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智能产业总公司（简称智总）。只是问题没搞清，不好怎么？用你。在你最年富力强的时候不用你。在社会本来给你提供许多机会的时候不用你。在你的名声败坏之前不用你。在你的精神损粍得差不多之前不用你。当你在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审查后，健康和精力决不再令人羡慕了，自然更不能用你。
是先有智总后有郭晓东，还是先有郭晓东后有智总？
一见智能产业总公司的总经理郭晓东，我感到一种黝黄一不是黝黑而是黝黄。整个脸乃至五官，都似作了黝黄的套色。面部肌肉轻易不肯走动。整个人便像一个黝黄的、筋络分明的树根雕。这个根雕并不使人一看就惊悸、叫绝。只是使人感到一种坚挺。坚挺这个词，通常用来形容货市的。日元的坚挺，使日本经济越发像汽车大奖赛似地高速行驶。郭晓东的坚挺，是一种不会被别人消化而只会去消化别人的力。
1986年他到开发区工作，又感觉到那股此起彼伏、循环往复想要消化他的力：怎么用郭晓东这个人？怎么用不可靠的人到开发区？
的众智能人，我想，人生如果连大的变动都不敢尝试，连错误都不敢犯，连自由都不敢信任，连己都不去追求，还有什么劲？
自由和依附
这种年年复年年的来回重复审查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没拿你怎么样啊！
又——来——了。每次以为过去了，但哪次也没过去。这种不信任像他的影子似地跟了他几十年。
他在解放前夕就全身心地相信共产党，十八岁入了党。到1952年，北人中文系学生郭晓东忐愿参加南下工作团。学俄文，学计划经济。然而，一个没有经过炮火洗礼的大学生，总是不可靠的。越是封建愚昧，越是敌视知识。从1952年开始，审干、整风、整党、胡风问题、反右、大跃进、反右倾、三年困难、四清、文革、清查四人帮、整党、清理三种人……真是黄雀捕蝉，弹弓在后。蝉的后边有黄雀，黄雀后边有弹弓，弹弓后边有小孩，小孩后边有父母。谁也不知谁被谁打倒。怀疑别人，又被人怀疑；参与整人，人家又整你；似被信任，又不被信任；推倒了，又爬起；跌跌撞撞，推推搡搡。自己可靠还是不可靠？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想干事，又不知干了对不对？要说话，又不知会不会造成不良效果？穿衣服，是不是资产阶级的？吃饭，算不算大吃大喝？
50年代，自己为没被打成右派而庆幸。后来，被打成右派的北大校友都成了教授、副教授。不给政治前途，逼出学术成果。政治，不紧跟岂能容你？跟错了责任自己负。郭晓东最大的失误，就是在文革初期想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开始他并没有介入。但是别人叫他这次一定要站稳立场，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他呢，从1952年以来的运动复运动，怕整，怕犯错误，怕跟不上，怕不被信任。跟了半年，结果被审查了二十年！清查五一六的时候说他反过江青，受审，劳动。抓现行反革命的时候又受审。及至到清查四人帮的时候，又受审。每次既没立案，又没结论。每次的声势都是由强到弱，到没声音。1984年整党，又要重新调查文革问题。十三大前核查三种人，又要审查。出国代表团中有郭晓东，更要审查一因为二十年前他在文革初的表现一直没查淸么。
一个怪圈。
年年争取被信任，年年信任被破坏。这种审查，如同判无期徒刑。十三大前又说他文革中问题还没查淸的时候，他说这次订个合同吧：查出我有问题怎么办？丧不出问题怎么办？就算过去几十年的工作一笔废掉了，三中全会以来，也快十年了。我有没有坚决按照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工作？文革我只参加了半年，在文革的拳头下都没查出一点问题，而且如果有问题，为什么不做结论？如罙没问题，为什么要持之以恒地审查？
一个人被审查二十年。全国又有多少人被审查了二十年？更有多少审查小组，外调了多少人次，花了多少行政经费？被审查的自然被套上紧箍咒，审查人的丢下业务，堕入怪圈。一纸诬告，几句谗言，耽误一个人几卜年乃至一辈子。而且被诬陷的很多是精彩的、富有创造力的人，否则就不值得去诬陷。这种年年复年年的来回重复审查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没拿你怎么样啊！只是问题没搞清，不好怎么用你。在你最年富力强的时候不用你。在社会本来给你提供许多机会的时候不用你。在你的名声败坏之前不用你。在你的精神损耗得差不多之前不用你。当你在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审查后，健康和精力决不再令人羡慕了，自然更不能用你。这种不阴不阳、不淸不白的消耗战，叫你想评个理都没处评去！
文革中的问题，牵涉到刑事的，本来可以由法律部门处理。其他问题，审查过了的为什么要来回重新审查？尤其是，作为共产党员，是不是审查没问题了就够格了？没有问题的就够党员资格？没有作为也可以当党员？何况这种没有问题能不能反映人的道德、品格？如果共产党员像少先队员戴红领巾那样佩戴标牌，时编上号码，随时接受群众监督，没有先锋模范精神的、没有勇气时时佩戴编号标牌的，可以要求退党。或许这种正面考核能更快当地提高党员的合格率呢！
当然，那种半年文革审查二十年的消耗战，也自有其社会效益。至少解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乃至提千问题。时不时地满足一部分人的心理需求。中国千年自然经济造成的不希望别人比自己好乃至幸灾乐祸乃至自觉不自觉地扩大别人的灾祸制造别人的灾祸从中提取一点愉悦，这种传统心态的现代形式就叫整人。在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时候，在人们只能依附于本单位的时候，这种传统心态的现代形式是无法抵御的。
使传统心态不抵挡的，是商品经济的冲击。郭晓东就被冲进了开发区。
是的，说他好人也行，说他坏人也行，说他有争议也行，说他没争议也行。和政治告别行不行？当然，是假告别。在中国搞经济也离不了政治。郭晓东做了一辈子工具，承担了一辈子责任。现在他的要求很低，只希望不要再被审查、再被不信任了。让他安静会儿吧。安安静静地工作。谁愿意做官谁做官，他要做事。互不干扰好不好？他在干校的时候花了二百四十元买了一只在当时算很好的半导体，一有工夫就戴上耳机听，免得脑子被思想千扰。他这几十年只是想证明自是可以被信任的，结果越证明越不被信任。左右都不是。他怕思想，怕神经错乱。但是人越受磨炼，头脑越发达。挨整的结果是抗争，是思考。已经五十几岁的郭晓东喊出了他被压抑几十年的人性的呼唤：我要机会！
不仅要机会，而且他希望给受压的人创造机会。人们啊，不要再祈求人家给予你信任、给予你尊重、给予你什么什么。人家给的，随时可以拿走。甚至可以变成你的罪名。以前他老是放弃个人的一切，连思考也想放弃。当他面对千部履历表上文革中的表现这一栏时，真不会思考了——一下子不知道文革中的表现怎么算好，怎么算不好了。一位美国人说，中国人先把人当坏人，再证明他是好人。美国先把人假定是好人，再拿材料证明他是坏人。
我们算账，算产值，算财政收入。但是，人才账或叫人财账到底认真算了没有呢？科技人才，至少报上常常提到。那么社会科学人才，算不算人才？我们几十年陷入黄雀捕蝉，弹弓在后的怪圈，陷入互相依赖又互不信任的怪圈，不正是不重视社会科学的苦果？
郭晓东认为人才观的前提是尊重人。光说尊重人才，那么非人才是不是就无须尊重了？皮鞋修得好算不算人才？各个岗位最称职的人，算不算人才？是不是先讲尊重人，让人人都有发挥才能的机会。否则讲人才观的同时，又埋没了很多人才。再说，即使是尖端课题，也往往是常规的重新组合。成立智能产业公司，也不可能个个人都是高智商。只是利用南方的优势，利用开发区的地区差，给智总的每个人一个机会。是的，只提供机会，不提供铁饭碗。不受制于人也不依赖于人。就智总目前来说，只有模糊的目标和模糊的道路。一切是不成形的，变通的。就像教练指挥踢足球，不断调整队形和队员。只追求卓越，不追求完善。
人也是随着环境的改善而成长的。智总吸引有一定素质的青年人来改良这块土壤，同时也改良青年自身的品种。我们非常欢迎敢于辞职的青年人来。辞职是对胆识的一个考验。不过，都被人管惯了。所以来智总后，又往往希望有人给派工，否则就有失落感。所以有失落感，因为对开发区的期望值太高了。其实，期望值就在你自己身上。我们都是来开发的。你想干什么，你自己干！
不是哪个人不想当主人。是不敢，是不习惯！党政机关不应因人设事，我们这种开发区企业恰恰需要因人设事——你能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各得其所。有人叫我深入实际，也就是深入我们智总下面的各个子公司。这些子公司已经交给各个青年人去经营了，我为什么还要插手？开发区就是给人一个自主权、自由度！我们事务家多、事业家少。春节前我们不想给每个人搞多少条优点、缺点的鉴定。我们只让每人写一份：《我为智总贡献了什么》。评价一个人看什么？看业绩。
我们在生产统计上常常讲投入产出比。那么在人的问题上，为什么不计算一下投入产出比？提供什么样的机会，产生什么样的业绩。那么，你得到的，不是人家恩赐的；你失去的，也不是人家剥夺的。自然就会觉得，过于看重组织上信任不信任，过于看重别人的评价，其实是一种人身依附。
人的现代化成为一个时髦口号的今天，人身依附还是到处可见。郭晓东去内地出差，接触过不少离退休干部。埋怨待遇低了，房子小了，埋怨现在讲话没人听了，埋怨干了一辈子革命，怎么政策变了让退了。比级别，比参加革命的年限，有人称之谓革命入股。过去提着脑袋干革命，是叛逆；现在埋怨年轻人是叛逆。过去一切听从党安排。现在埋怨对自己的安排不公。过去外行可以领导内行，现在要面对更加科学的生活体系，就不得其门而入。
有人怀念过去，有人盯着未来。开创全新的事业，没有全新的一代。依托旧体制，扶植新体制；引用旧观念，解释新事物，乃至把新事物纳入旧轨道。海灯法师评上司局级。做太爷鸡的个体户评上县级。改革旧事物，又产生新的改革对象。时代五味俱全，刚吃辣的，又上酸的。
然而看看郭晓东那个得意劲儿！只有今天，他的一切都不是谁派工给他的，是他自己来开拓、来探索、来开发的。郭晓东哪里像个树根雕，他简直是一个智能机器人，而且输入了很多欢乐的程序。他怎么老这么高兴？他说，他每得到一个思想上的支持者，比得到一笔贷款还高兴。
档案袋原来是只纸口袋
如果评价一个人不是看他有六点五七条缺点或五点三八条优点，而是只看他的实绩，那么那种给学生作品德评语似的档案，那种家长说孩子是乖还是不乖的挡案，就不会大于人本身了。
杜中军，1966年生人。我把胡子一留，就是1961年生人。他说。他的身份证上果然写着1961年生。民警弄错的。他故意不纠正。因为他嫌自己太年轻——不不，我说错了，是他遇到的很多人嫌他太年轻，害得年轻轻的他老是碰壁。所以，有时需要欺骗，因为我要干事！他笑。他那脖子里，好像安了一个弹簧，笑起来，脖子一节节长出来，欢笑一声声拔出来，把身子都抬高了似的。
身子不高。在北方，我看出去全是背脊。在广州，我看出去全是脑袋。所以这个子在广州可以蒙混过关了。他又笑起来，鼻子笑皱了，大脑袋笑偏了，眼看那节节生长的脖子支撑不住了。只有那凹陷的大眼睛依然闪着率真而狡黯的光。
他是少年大学生。十九岁从大学毕业后，在重庆一家工厂的企业管理办公室工作。这个企管办就他一个人。做给上边看的。看上去厂里有了企业管理部门，其实管理结构没变。小干部骗大干部。坐，就是工作。厂长对他说。
有一回他跟同事去兰州出差。那儿有个人才交流中心。去看看有没有执会！计委，经委，不不，不想去。只想去企业实事。这家公司真热情。好，我们去！同行的伙伴激动了，说要在这公司扎根。我可没有扎根意识。还是走着瞧。杜中军说。
他们去了公司所属的砖瓦厂。该厂的生产计划科和车间订了君子协定——把计划订低一些，可以多分超产奖。这本是公开的秘密。但是杜中军不懂：这计划太不实在！
他又犯了众怒。看来，要想实施自己的设想，最好自己租赁企业。申请租赁资格先得交一篇关于经营企业的论文。好，找一个企业去调查。以什么身份去调查呢？人家凭什么让你这个毛头小7去调查呢？对，冒充经委的人调查质量管理、设备更新、技术开发、销售提成。然后写出改革方案，重点放在企业的后劲、未来的发展。一个月后去答辩，自信不会比人更差。请注意，这里有个更字。
但是，资格审查没通过——太年轻。
小杜第二次想在兰州租赁企业，又栽在年轻这个词儿上。
失败太多，无所谓了。小杜说。心平气和地接受一次次的失败，并不以为失败就是失面子。贝利踢进一千个球的同时，踢不进的球知多少？
年轻不过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发达国家把年轻看成优势，封闭地区把年轻等同无知。亏得小杜懂得太少，连气馁都不懂。他又给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才交流中心、天津开发区等地写信自荐。同学赵金生问他去不去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那里有个智能产业总公司（简称智总）。去！小杜向主任交了请调报告。主任不理睬，他反倒高兴——如果理睬了，按部就班地办手续很费事，自己也不习惯朝人磕头。不如千脆辞职痛快。正好赵金生又打来一个电话说他的领导不同意他的调动，他就辞职。行，我也马上打辞职报告！小杜向主任递上辞职报告。主任说你是不是有精神病。小杜说自己只有神经病。
当地还没有开创过辞职的先例。没有先例的事就是越出常规的事就是不被允许的事。有关领导不想承担干部辞职的责任：你要走，除非你写自动离职的报告。
还写什么报告？走，行动，就是报告！杜中军从重庆跑来兰州，也是把他的衣物抛却了的。这回，他穿上衣服，托运两个纸箱的书，就没什么家当了。只是在兰州还很有几分友谊。一个个朋友看下来，到第四天就把兰州留在火车后边了。
他不认为这有什么可犹疑的，因为他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再不行再不行，还可以冋老家去。他是四川达县山区农民的儿子。哥哥在山区开车十五年。小杜早就叫他贷款自己买车，老根据地年年有贷款为什么不用？哥哥不干，说风险太大。今年哥哥到底让小杜说通了，买车了。
哥哥有了机会都不敢用。小杜要跑到广州开发去找机会。户口和档案全都扔在兰州了。除了小杜自身，什么附属物也没有。倒也松快，万一在广州不行，还可以走。
杜中军在开发区智能产业总公司的对策研究部，不用装大人。这里恰恰喜欢用年轻人开创年轻的事业。我们总经理郭晓东的设想是第一流的。小杜说他要在这里锻炼一下，再长大一点。
杜中军鼻子一皱，又笑得脖子节节拔高。身上没有任何附加物的人才能笑得这么松快。没有级别和官衔，没有户口和档案。
只有他自身。
我们说了几十年马克思的话：人的根本是人本身。但是多少马克思主义者看重的是职位、关系、权力。档案身价百倍，而人本身反被忽略。然而档案能反映一个人的创造能力和工作潜力吗？档案能反映人的道义、良心和节操吗？档案能反映人的真正精彩之处和卑污之处吗？档案记载的东西，是对了解今天这个人的开拓能力没有多少用的但对窥探隐私或寻找把柄或可提供一些灵感。如果评价一个人不是看他有六点五七条缺点或五点三八条优？点，而是只看他的实绩，那么那种给学生作品德评语似的档案，那种家长说孩子是乖还是不乖的档案，就不会大于人本身了。你今天能胜任这份工作，你就来干。你明天不能胜任了，你就另谋生路。一切看你今天的所为，而不是扎进你的档案袋里去考证，去考古。
单位要调进一个人，不是先看人，而是先查看此人的档案。难道档案比人本身更能反映人本身？老百姓怕档案，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有些什么，不知道档案里的自己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会叫自己吓一跳的。档案像影不部队一样跟随着每一个人。但是人自己却看不到自己的影子，不知道自己的影子和自己是不是相距甚远。人不能知道自己的档案，而档案却可以制约人。大活人被死档案制约。
如果不要裆案了呢？
不要了，也就不要了。杜中军扔下档案至今，身体各器官并没有什么异常感觉。人们几十年来惯于被档案袋束缚，却又以为无它不可，没有它就没有了根基，没有了依托。然而，就像安徒生童话中的皇帝的新衣尽可以迷惑满城的人，却被孩子率真的眼睛一下看破。杜中军用他那率真的孩子般的大眼睛，一下就看到档案袋原来不过是只纸口袋。
当人本身被忽略的时候，就不必指责忽略了档案的小杜了。或许，第二种忽略正是对第一种忽略的冲击。
重要的是你想干什么
如果大家都在自己给自己圈定的国情里乖巧地安分着，那么国家便安分得如同不存在，那么别国便可以安分地无视这个国家。
赵金生一笑，眼睛没了，嘴越发地瘪进白乎乎的脸蛋里，像一只还没捏拢、开着口子的汤团。
他的思想，也是由着他自己捏似的。他1985年大学毕业，到1986年初就起草一个关于在兰州建开发区的方案。没有人叫他搞。他自己更清楚目前不可能在兰州搞。只是想剌激一下某些人。就是要刺激刺激他们！机关派他到企业了解情况，企业说：你们派这么个小通讯员来干什么？你们处里没有人就算年轻人不算人？机关呢，叫他不要讲什么理论探讨，只讲与上级任务有关的。你就谈谈有用的。除了上级的指示，
其他都是没有用的？可是上级一来个指示，各部门都围绕着千，几方面的人马都去找那几家企业，压得企业的负担好重！本想在大西北干一番事业的。现在呢？赵金生突然想起那些古装武打片。打到最后，往往出来一个白胡子老人把所有的对手都打倒。年老的人在年老的国家是资本；年老的国家爱年老的人。赵金生要找一块年轻的上地。
正好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来了一个人。开发区在珠江边上，1984年底才奠基兴建，到1987年中不过两岁半。这次来兰州的是一个不年轻的年轻人——
智总的总经理郭晓东。年纪不轻，思想年轻。
老郭：你们那儿的承包怎么样？
小赵：假的。因为不彻底。
老郭：不想待这儿了？
小赵：想去深圳。可这边不放，那边不要辞职的。我想去你们那里。我学的是政治经济学，是理论，可我一直希望办实业。你们智总可以办企业吗？
老郭：我们除国家明文规定不能做的，都可以做。就像球队抢球，可以合理冲撞，可以被罚球，只要别被罚下场。我们提供场地，球得靠大家自己去抢。
小赵：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痛快的谈话。我要跟您去干一番事业。
老郭：你成家了吗？
小赵：刚刚结婚。
老郭：想家怎么办？
小赵：干事业，还顾得上家？
老郭：那你单位不放怎么办？
小赵：辞职么！
老郭：我就喜欢辞职的。敢于辞职的，往往是真想千一番事业的。
小赵：我去了你们智总先什么？
老郭：你想什么？
小赵愣了。从来只冇叫他按上级指示办事，叫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你想干什么？从来没有人对他说，年轻人也可以自己设想自己的工作，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未来。他就是想自己安排自己，才要投奔到广州开发区的。但是，他毕竟惯了，习惯于问人家怎么安排自己，习惯于让人管着。他比起眼前这个老郭，已经老化了。
有人劝小赵，说老郭这人倒是够开拓的，不过这种人在中国长不了。什么长不了？一个人，一个民族，怎样才长得？是一成不变艮得了，还是日新月异地顺应社会发展规律长得了？如果大家都在自己给自己圈定的国情里乖巧地安分着，那么国家便安分得如同不存在，那么别国便可以安分地无视这个国家。
乖巧地安分着，乖巧上十年，安分地当个处长，多好，何必去广州？有人劝小赵。叫我现在当处长我都不干！小赵说，我觉得最难受的就是叫我当处长！自己的想法、能力都施展不开！
小赵的请调报告很快被退了回来，国家花多少钱把你们培养出来，你们年轻人实在不像话，这儿联系，那儿联系的，狂妄得很呐！你要真是块宝玉，在这儿也能放光。你联系的广州那边，要是个皮包公司怎么办？你等着找倒霉吧！你哪儿也左不了。回去好好想想，写一份深刻的检查！
小赵一手接过请调报告，一手递上4分已经准备好的辞职报告。请调不成，辞了：有错才写检查，我没错！如果辞职也不准，那这份辞职报告我也不要了，你们当包袱背着吧！还能拿死东西管活人？这些死东西你们留着吧！我今天就走！晚上就上火车！
三纸箱书、一个铺盖卷和一个赵金生，告别了兰州。父母亲友担忧他丢下户口、档案，工龄没以后怎么长工资？老广没有退休金怎么过？小赵笑得像个没捏拢的汤团：不就两年工龄吗？不要了，当作学费。如果我现在四十二岁，那我可能就会把工龄和退休金看得重了。我才二十四岁，不是考虑走不走的问题，是考虑走了以后怎么好好干的问题。
真的，一到广州开发区，他有一种陌生人闯入别人家里的冷落感。在兰州，办公室里来个外人，大家和他喝茶聊天。在智总的对策研究部，闻慧勇、沈奎他们各忙各的，缺乏他在兰州习惯了的人情味。真的，他才二卜四也习惯了，习惯了那没事猛聊的习惯。他以为他是看不惯这一切才走的。可真到了没有这一切的地方，他又觉得空气稀薄、呼吸困难，很难适应。可怕！他才二十四岁，如果他是四十二岁，他怕是不可能有勇气离开他呼吸惯了的空气的。
闲下来，晚上，小闻、小沈他们和他聊，一句话一个新观念似的，一下把小赵的魂给勾去了。赵金生本来以为南方经济发达，北方文化发达。现在想想，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掩盖了文化的发展。北方经济的落后，突出了文化的发达。魏晋时期的动荡不安，带来了清谈风。北方人很多都在等待十三大，一切等十三大有了精神再说。一切都在等！北方惯于等待，理所当然当仁不让理直气壮地等待。南方可不管十三大怎么开，忙着做生意赚钱要紧，傻子才等！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生产力的发展不可逆转了。
半个月后，赵金生自己对智总的发展写了一份建议。敦晓东在建议的空白处写道：赵金生刚来不久，就对智总的发展进行了思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楚我们提倡的智总精神。建议展开讨论。
讨论完了，把《智总的发展和管理》作为课题交沈奎和赵金生研讨。
小赵在兰州看惯了向XXX汇报、建议XXX对此事慎重处理等等。在这里，是用自己的舌头说话，用自己的脑子想出事情来十，自己为自己也为单位求生存拓路子。小赵到开发区才一个半月，他看到几个年轻人就能办起公司，真着急怎么跟这样的人竞争，怎么不被淘汰。他的愿望就是自己办实业。在兰州都是因为年轻，资格审查通不过。在这里，不讲资格审查，只讲能力竞争。他天天晚上读到午夜一点，早晚得进入企业家的角色。郭晓东说不要你端茶倒水，只要你一出成绩。当然要干。日耵办起实业，还要背靠国家往外打。可惜托运的那三纸箱书到现在还没到。外语书都在箱里呢！
同学现在都羡慕他了。其实我也没什么本事，就是胆子大。他笑得眼睛都没了，嘴一瘪，像只还没捏拢的、开着口子的汤圆。
是自救的时候了
新的价值标准还没有建立之前，逻辑推理就站不住，逻辑的力量就值得怀疑。
沈奎，二十六岁，眼神的幽深处闪烁着灵气，使他的眼睛多层次而很具立体感。和他在一起，旁人的眼睛都成了平面体。
我认识他的时候，12月2日的（中国青年报》刚刚发了一篇报道，为三十八名留学生回国后学不能致用呼救。报道反响强烈。沈奎自有看法：
现在不是呼救的时候，是自救的时候。都呼救，我们惟一的出路就是等待！等待中国人变成现代人。这种精神状态也应该抨击！面对新的问题，应该用新的思维方式。现在老提新一代的企业家，但是中国最缺乏的是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企业家。
什么时代培养什么兴趣。沈奎高中毕业时，三中全会开过了，大气候很解放，所以他对经济发生了兴趣，报考了中山大学经济系。他们八〇级的同学会探讨中国封建制度为什么长期延续，个别利益的独立存在产生商品交换的必要，我国深层的财产关系可能发生什么变化……不想寻找结论，只求碰撞思想。
刚刚从十几年不让读书的年代走过来，南方的教育水平不太髙。老师鼓励学生博览群书，不要拘泥于课堂知识。老师的讲课是离散性的，学生的思维也是离散性的。沈奎读经济系的同时，到生物系听了一个月的课，生物是高技术的重要领域么。又去哲学系听西方哲学史，到中文系听小说创作课。听科学学，探讨灵感与科学思维的关系。听人类学史，第一堂课老师就写了几黑板的书目，一百来本，叫学生找来读。
沈奎从中山大学毕业后，又去北京的一所大学听课，感受了南北教育的反差。这里的老师在课堂上每讲一句，差不多都要复述一遍——为了让学生能够用笔实录下来。沈奎禁不住目测老师的讲稿。天！讲稿纸都黄了。老师的那本参考书也是旧的，60年代出的！可学生们还在实录那真理般的声音。一个字没听清，就有学生要求老师再讲一次。老师很虔诚地把学生没听清的文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书写在黑板上。学生生活在老师的影子里，老师则化在真理的身体里，学校混同在工厂的模式里，成批生产统一规格的思维。
不，新的价值标准还没有建立之前，逻辑推理就站不住。逻辑的力量就值得怀疑。沈奎要去经济发展的地方寻求理论的发展。1987年3月经人介绍认识了郭晓东。小沈问智总今后怎么发展。老郭说靠你们去发展。
智能产业现在在我国还是一个朦胧的概念。智能产品的主体是人，是人的脑袋。智能产业是把人的智能作为开发的对象，使人的知识价值实现其经济效益。智总如何提供优化方案，制订优化策略？日的理论用不上，新的思维不够用。在智总，天天都有危机感。小沈说。
譬如财产关系。社会的基本关系，不就是人际物质利益关系——通过对财产的占有表现出来的关系。利益的个人所有并不因为公有制而消亡。商品交换是调整人的物质关系最自然的社会形式。市场机制建造的必要前提，是允许人民自由使用财产，包括投资。（后来我与闻慧勇聊天时，觉得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和小沈有别。小沈应当有小沈的看法，如同小闻应当有小闻的看法，如同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和别人不尽相同的看法。这一种看法是对的，并不排斥另一种看法也是对的；如果这一种看法是错的，并不表明另一种看法不是错的。）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改变了单个投资体直接组织经营的原始经济组织方式沈奎，你是想从根本上改变现有财产关系？不，他是想探讨……他看到为留学生呼救的报道时，他只想自救；让他考虑开发区的优化策略时，他想他得快速优化自己的思维。
沈奎，看上去白白净净。可他眼睛的幽深处，好像老是有人在点火似的，闪烁着。
办成冒险家的乐园
未来卓越的现代化人才，将在一代绝非完善的青年中诞生。
清秀遮掩了他的瘦弱，瘦弱遮掩了他的激越，激越遮掩了他的聪灵，聪灵遮掩了他的深沉，深沉遮掩了他的忧虑，忧虑遮掩了他的单纯。
他叫闻慧勇。
他1984年在中山大学经济系毕业时，分到北京一所大学任教。
不去。
当时广州经济改革形势很好。而理论较之经济实践的发展，太苍白无力。他才二十七岁，不想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工作，只想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寻找机会。是的，在还能冒险的年龄，想多担些风险。分配单位中有云南计委。没人去。云南经济比较落后，更需要新东西去冲击。（有人认为到经济发达的地方更能发展自我，有人认为到经济落后的地方更能发挥作用。都对都有道理都长志气都有作为。）闻慧勇告别了正在广州渎硕士生的未婚妻，走了。
一年半以后。小闻和云南省委联系了承包一个县的事宜，而且搞了一个县城综合体制改革方案。因为县是浓缩的社会。他又和省商学院联系好办一个企业咨询公司，章程也写就了。然后，然后他被送上回上海老家的飞机——病了。他怎么会得这种该死的、该诅咒的病？太拚命了？可他还年轻、还那么年轻啊！
上帝啊，他这辈子做错了什么事，要这么惩罚他？等着他的是什么呢？不——，力所不及的事，不去想它！
他从来只知道把力所能及的事做好。他1973年在上海高中毕业后，去了农场。从批林批孔到反资产阶级法权到组织马列小组，用当时的观点看，他一件件事都做好了。读了马列，继而想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他走进一个个农家。农民，不是从水深火热的旧社会解放出来了么？但是解放了的农民吃着南瓜、玉米、咸菜，床板上铺着稻草。比解放了的农民多解放一点的是村干部，可以一边喊专门利人，一边专门利己。
当时的闻慧勇以为社会的腐败就是人的腐败，以为把这样的村千部撤换了就好了。后来上了经济系，才明白体制的不能不改革。但是又非常不满意那种推理小说似的理论。七年的农场生活，在他心灵的土地上种下了忧国忧民的根他在上海就医，生还人间后，云南是去不成了。
上海、广州、深圳的几家投资公司、信息中心要他。按常规的看法这些单位都是美差。但是闻慧勇要的是开创性的事业。只有当他见到郭晓东的时候，他才汹涌起一股如他当年投奔云南时的激情。郭晓东说我国智能产业的落后越发导致知识的落后。智能产业的市场环节很不成熟，智总怎么搞，如同一场球赛，得不断地调整队员，谁上场，谁下场，队员和战略不断变化。郭晓东已经五十几岁了，他希望智总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冲刺。
只有事业心才能呼唤事业心。
1985年5月，闻慧勇一到对策研究部，郭晓东就让他搞调查研究，着手准备写一份《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的若干问题》。小闻和小沈一起完成此稿后，1987年春开始，他就连篇累牍地发表《开发区建设面临的十大难题》、《开发区的改革》等文章。这个忧国忧民人士，专司报似的！
由于体制缺陷的制约，开发区的市场条件与世界市场相比，并不充分，这就使我们在囿际竞争中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地位。这种局面不改变，我们就无法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开发区原有干部制度基本上继承了传统特点。一旦外来输液祜竭，内部又难以形成自我更新机制而产生源源不断的活力，开发区干部就将逐步退化、老化。由于干部制度改革起步太慢、太难，这些人（人才）的时间与才华在不同程度匕被白白浪费。
光是千部制度改革也不行，整个经济结构要变。如何改革现有各大国营公司的管理体制……使其朝集团企业方向发展。否则企业不像企业，没冇企业应有的风险，没有与此相应的权限，没有自我调节的企业机制与竞争机制，现在的干部聘用、考试，都有一些变通的办法。只有当企业真正成为企业，企业搞不好就要破产、垮台的时候，才真正能把适当的人选推到企业领导的位置上。如果开发区招聘人才，只是像别处那样给工资、给职称、给住房，未必能真正招来闯事业的人物。对于人才，要给风险、给机会、给相应的利益。开发区如果哪一天办成冒险家的乐园，就成功了。
我又觉得自己幼稚、贫乏、理想化。我自己对自己提出的事物的可行性，也没把握，因为我对事物基础的了解，还模糊。需要有真正切实可行的方案。
闻慧勇，单纯后面的忧虑，忧虑后面的深沉，深沉后面的聪灵，聪灵后面的激越。他逐一比较广州开发区与亚洲四小龙的投资环境，尤其是软环境——行政效率、人员素质、金融、外汇条件、市场开放程度等等。我们连开发区的软环境都缺乏竞争力和吸引力！比较往往是痛苦的，需要有勇敢精神的。
小闻年轻的眼睛里，生长着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忧虑。我忽然想到，小闻在农场七年以后如果没有上经济系，不会有今天的忧国能力。我们常说位卑未敢忘忧国。不过忧国是需要用行动去忧的，需要用行动去发展生产力。忧国也需要有能力、有本钱。
未来卓越的现代化人才，将在一代绝非完善的青年中诞生。
我走向智总对面的珠江码头。纯白的太阳，粉红的天空。在纯白和粉红的背景上，是一行各种颜色的高高的吊车。像一只只骄傲的长颈鹿，自在地在那纯白、粉红的底色上，留下一个个清晰、多彩的自我。
开放的心理
自己是过渡性人物，只想跟上时代而已。搞改革，摆在前面的不一定是宴席，也许只是……疲惫感。
他的眉毛的浓黑，淡化了他面部的其他器官。双眉间，还有细细的眉毛连着。像那种用银链连着的筷子。一说话，双眉向下，如同筷子一下夹住了眼睛、鼻子、嘴，连同那瘦削的下巴。
下巴的蜕化，越发突出了头脑的庞大。或许，过于偏重头脑这单项功能，其他器官只好都从简、从略了？
1986年3月，香港太平洋公共关系协会和广东省广告公司在白云宾馆举办《公共关系和现代化》的研讨会。中方第一个发言人便是他，曹小元。这研讨会，本来没有他，或者说，本来人家不知道他。会前他送去一份发言稿，竟赢来了第一个发言的机会。
这年他三十九岁。不年轻了，也不老。他当兵，当放映员，学画，搞宣传，写生产报道，研究城市经济。该经历的，似乎也经历了；但是该学的，又似乎都没来得及学。广州，较少知足常乐的心理障碍，却有和港澳作横向比较的开放的心理。先有开放的心态，才能放手研究商品经济发展的人际关系。曹小元写过：《广东地区公共关系发展的现状与展望》、（公共关系必读》等等。直至公共关系成为热门，他就转向了。思想没有专利的，让大家搞吧。他说。
《浅论广州城市功能的发展趋向》、《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必须促进经济内循环与外循环的结合》……曹小元越写越觉得自素质不够，只能强化自己的优势和回避自己的弱点。自己是过渡性人物，只想跟上时代而已。搞改革，摆在前面的不一定是宴席，也许只是……疲惫感。真的，他常常想起费翔唱的：我巳是满怀疲惫，眼里是酸楚的泪……
狭隘闭锁的思维，常常使人陷入自己设置的心理怪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曹小元则自有一种平衡的心态。他知道自己没有郭晓东的魄力，没有郭晓东的浪漫主义。他只有切近现实的思路，只能小步跑着跟。跑向什么地方呢？只知道是跑向前方。而前方也是模糊的。曙光是看见了，太阳不一定看得见。但是一定要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跑去。他从广州市区跑到开发，跑到智总，跑到郭晓东身边寻求机会和风险。这不，正说话，又有人找他，让他在一份报请预审一家合资公司的合同上以智总法人的资格签字。有这个权力和机会，就有这个风险。他说。当然还得有对于失败的承受力。只要坚定不移，就有冲击力。
曹小元说着，双盾向下如同筷子一样夹住了眼腈、鼻子、嘴，连同那瘦削的下巴，连同他的坚定不移的目标。
自觉的人必定追求自由
人有多大的自由度，就可能有多大的能量和愿望。
我问智能产业总公司的王述纯多大年纪？他说五十二点七岁。年龄还精确得有小数点？职业病？
我一看见这位总工程师就想笑。花白的板刷头，带红字的旅游鞋，好似一棵老树又从树根处开始了新生。灵活的小服睛，窄窄的高鼻子，又像鸟。西服敞着，耳朵也敞着——招风耳，翅膀似地扇出了活力，扇出了快活的气息。一只快活的大鸟，我想。
他刚去外地签了个什么协议，回到智总的当晚就盖了章，第二天一上班就寄出了。八十万投资的一个项目，定了。他坐着说。但我的感觉是，他的翅膀又快活地扇动着。
作为自觉的人，必定追求自由，寻找发挥自身能量的最好条件。知识分子最愿意自由了。我不愿被人管，也不愿管人。在智总，办事手续简单，命中率髙。自己一杆子到底。我的能量就越来越大，像滚雪球，滚，滚？…，多痛快！他说着，左肩往上一耸一耸的，好像要用形体动作来强化他所说的痛快感。
王述纯是1985年到智总的。和郭晓东气味相投么。原先他所在的单位，科技成果的经济发生量太小。科技的价值如何实现？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待遇如何实现？他从来没有机会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6虽说他是广州一个研究所的副所长。按常规看，工作也不锘。然而忘却常规，未必不是一种气势。他已经半百了。他这一辈子要作第一次选择了，也许就这一次选择了，也许是？次性选择了。
当初他赤条条地来到先前的研究所，又赤条条地离开了。现在他是富有的，他又同时在谈几个项目，又有几个企业要开办。人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就会有什么样的愿望。他于是又有了一个愿望。我老觉得欠人一笔债——我想为奉化老家服务服务，这是我要实现的最后一个愿望了。再也没有别的了。他的眼睛突地红了。那本来就不大的眼睛艰难地拦截着眼看就要溢出堤外的泪水。
这以后呢？以后他是不是又会有最后一个愿望？人有多大的自由度，就可能有多大的能量和愿望。飞向天空的鸟呵，呼扇起你那自由的翅膀吧。
这天傍晚我在开发区街头漫步。路宽车少。街头显眼处是一家合资企业：百利。啊，有路可走，有利可图。路，等着人来走；利，等着人来图。路边新栽的一行行小松树，像一个个襁褓裹着的幼儿。路灯在电线杆的上端形成一个分叉，呈英文字母的型，使人想起英语里青年这个词头的。路灯一路铺将开去，便在蓝天红云间连连写着，连连呼唤着我们年轻，我们年轻，我们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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