垓下歌

    《垓下歌》，是诗歌篇名，项羽所着。宋郭茂倩《乐府诗集》题名为《力拔山操》，《文选补遗》题为《垓下帐中歌》，冯惟讷《古诗记》题为《垓下歌》。

    《史记》载西楚霸王项羽被汉军围于垓下（今安徽灵璧南），兵少粮尽，夜饮帐中，自知败局已定，乃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羽有美人名虞，骏马名骓）唱出了气盖一世的英雄之士穷途末路的悲慨，“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

    史记

    《史记》，是最早的纪传体通史，是西汉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所着。《史记》，始作于太初元年（前104年），至天汉2年（前99年）因作者为李陵辩解获罪下狱遭到宫刑而搁浅。作者出狱后，忍辱含垢，发愤着书，并加进了自己更为光辉的思想，历10年艰辛，终在武帝太始4年（前93年）前后完成。

    《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着作，是司马迁对中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极其宝贵的贡献。作者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态度，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4年（前101年）共3000年时间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历史，其中对战国和秦汉记载尤详。特别是对西汉不到100年的历史竟用了几乎全书一半的篇幅进行了撰述。

    它是先秦两汉时期成就最高、影响最大、通过人物描写来较全面而深刻地总结中国古代历史、反映中国古代社会面貌的伟大历史巨着。全书130篇，包括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共526500字。

    “本纪”除《秦本纪》外，按帝王世系与年代记载历代帝王的治政情况与政治大事；“表”用简单的表格排比谱列各个历史时期帝王和诸侯国间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记载个别事件始末的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近似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世家”主要叙述诸侯王国的世系与兴衰存亡的历史，也包括汉代宗室和有功之臣以及历史上有某些特殊地位的人，如孔子、陈涉等；“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有影响人物的事迹，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上述5类中，“列传”、“本纪”和“世家”均为传记文学作品。

    作者继承过去历史着作的传统，从几千年杂乱无章的历史资料中进行整理、考核和排比，尔后分别归类于100多个历史人物的传记之中，又以8书总述其历史背景，最后在年表中排比年代，从时间上加以补充，使全书体系完整，疏而不漏，从而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学文学样式。因其主要内容是本纪和列传，故称之为纪传体通史。

    《史记》问世2000多年来，它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史上，都给予了后世以无穷的启示和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史学方面，它是历代“通史”和“正史”的典范，特别是它的体裁形式，一直被《汉书》以后的一切“正史”所沿用。

    在文学方面，传记文学的形式、体裁及文笔对后世散文乃至小说等文学样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后的古文家把它作为古文写作的楷模，后来的戏曲、小说都从中吸取大量素材。作家“发愤着书”的精神更成为了我们优良的民族传统直接继承和发扬。它先后被译成了英、法、俄、日等国文字而流行世界。

    鲁迅称誉《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被后世誉称为“史圣”、“中国历史学之父”。日本当代着名历史小说家福田定一，因仰慕司马迁竟自名为司马辽太郎，意思是比司马迁远为逊色。

    战国策

    《战国策》，国别体史书，西汉刘向着。刘向，约生于公元前77年，卒于公元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汉代皇室宗亲，楚元王刘交是其太祖。刘向历仕宣帝、元帝、成帝三朝。宣帝时，初为谏大夫，后迁给事中。元帝时任散骑宗正给事中，与太傅萧望之等4人忠心治政。曾多次上书弹劾外戚、宦官专权，被免官。成帝时，朝廷对其重新启用，迁光禄大夫。

    刘向的着作包括：目录学之祖《别录》，古代逸闻趣事小说集《说苑》、《新序》，赋《九叹》、《请雨华山赋》等，古代妇女故事集《列女传》等等。《战国策》全书分西周、东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12策，共33篇，记载了自战国初期至秦统一六国240年间的史事。

    春秋以来，各诸侯国的生产力都得到了发展，封建地主阶级为确立其统治地位，发展经济，实行变法。秦国经过商鞅较为彻底的变法之后，逐步成为战国后勤最强的国家。强盛起来的秦国，首先表现出兼并其他6国统一华夏的愿望，从而加剧了自春秋已来就没有停止过的兼并与反兼并战。各国之间以政治、军事、经济等手段展开了攻势，这个时期最为突出的是外交的策略。因为东方各国的力量比较弱小，都难以单独与秦国对抗，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抵抗秦国的兼并，于是魏国公孙衍、洛阳人苏秦游说六国联合抗秦。秦国为了打破弱国之间的合纵联盟格局，派谋士张仪到各国去游说，推行“连横”政策。《战国策》就是对当时的兼并与反兼并战争，以及为这种战争做准备的外交攻势的细节及过程所做的描述。特别是对士大夫这一阶层的人物所从事的政治、外交活动，以及产生的作用做了非常生动的描写。

    《战国策》突出地描写了谋臣策士们的谋略和雄辩以及狡猾和奸诈。这些谋臣策士，有的忧国忧民、直言上谏，有的为人排忧解难、消除战祸，更有不畏强暴奋力反抗之人，如“邹忌谏齐威王”“触詟说赵太后”等早已深入人心。当然也有很多追求名利、富贵的利己之人。他们奸险狡诈，朝秦暮楚，卖国求荣，猎取高官厚禄。如苏秦、张仪之流，为了达到个人目的纵横捭阖，挑拨离间，挑动战争使人民受难。《战国策》对这些人物的描写，虽然带有较强的赞赏色彩，但客观上还是给读者留下了卑劣的一面。

    《战国策》的论辩文是适应“百家争鸣”的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作家把人们在长期斗争中创造的推理、证明、反驳等逻辑科学成果成功运用到自己的论辩中来，从而使自己的论辩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具有高度的形象性，从而使它在文学、逻辑学等方面较之《尚书》、《论语》、《左传》、《国语》都跨越了一大步。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认为《战国策》在古代论辩文方面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有一定道理的。

    《战国策》在论事方面写得非常精彩，无论个人的陈述还是双方的辩论，都作了充分的夸张和渲染，对于人物的刻画也精妙入微，写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语言尖刻而幽默，极具讽刺力，是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史书。

    《战国策》对后代文学有着深远而又巨大的影响，司马迁先生的《史记》中某些史料就直接取于《战国策》。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赋作品“敷张扬厉”的风格也直接传承于《战国策》。

    宋代鲍彪曾对《战国策》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并作了序，元代的吴师道在鲍彪的基础上对该书作了进一步的校注。

    淮南子

    《淮南子》，西汉论说集，淮南王刘安与门客集体编着。

    《汉书·刘安传》称刘安“招致宾客数千人，作为《内书》21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8卷，言神仙黄白之术”。《外书》、《中篇》久佚，《内书》初号为《鸿烈》，又称《淮南》、《淮南鸿烈》，《隋书·经籍志》始称《淮南子》。“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高诱《淮南子之叙》）。

    书中内容极为广泛，诸如世界本原、天文地理、月令四时、治乱风俗、异闻奇说、法制兵略等几乎无所不包。其观点也颇驳杂，故《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杂家。但思想倾向仍以道家为主，“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同上）。这种倾向反映了汉初推重黄老、融汇百家的学术特点。

    书中保存了不少古代神话传说和史料，如“后羿射日”、“女娲补天”、“夏禹治水”等故事，常为研究者引用。风格奇伟宏富，恣肆辩丽，有些文章如《原道训》、《览冥训》等，想象奇特，描写生动，气势不凡，带有浪漫气息。其文辞汪洋博洽，绚丽多采，文中大量运用排比对偶句式，具有辞赋化特点。作者善于“连类喻义”，并有意“多为之辞，博为之说”，精妙传神的比喻和凝练隽永的格言在文中层见叠出。书中还有不少富含哲理的寓言，如“塞翁失马”、“郢人鬻母”等，深受读者喜爱。

    东汉许慎、高诱曾分别为此书作注，许注散失严重，高注通行至今，近人刘文典有《淮南鸿烈集解》，可资参考。

    盐铁论

    《盐铁论》，政论文集，西汉桓宽编着。桓宽，生卒年不详，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人。皇帝时举为郎，后任庐江太守。

    汉武帝时实行了盐铁官营、酒业专卖。汉昭帝时，朝廷召集贤良文学60余人赴长安，“问以民所疾苦”，并令其与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讨论盐铁官营等重要经济问题，双方展开了激烈辩论。汉宣帝时，桓宽对会议文献进行加工整理，着成此书。

    书中记载了当时的论辩情况。作者倾向于贤良文学一方，反对盐铁官营，但也客观地记录了双方观点。其内容涉及到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军事等诸多方面，暴露了统治者穷奢极侈、好大喜功造成的严重经济问题，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严刑峻法和酷吏政治。此书对研究西汉中期的社会情况有很高的价值。

    全书共60篇，每篇围绕一个问题，让双方互相诘难，各骋辞说，时有切中肯綮之言、生动活泼之语，明显受到汉赋的影响。作者在记言时描摹人物情态，并倾注主观爱憎，使某些人物音容宛然可见。

    作品语言简练通俗，畅达明快。这是一部别具一格的论说文佳作，富于文采，郭沫若曾称之为“对话体的历史小说”。

    论贵粟疏

    《论贵粟疏》，另名《重农贵粟疏》，西汉晁错作，是上给汉文帝的奏疏。

    这篇奏疏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向皇帝提的建议。大意是讲当时农民生活困苦，以至于破产流亡，商贾却富贵奢侈，兼并农民，长此下去，必将危及汉室统治基础。因此主张贵粟重农，提出募粟入官，得以拜爵、除罪的政策，其目的是在为汉王朝谋划长治久安之道。

    文中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有较具体的反映。

    过秦论

    《过秦论》，散文名篇，西汉贾谊作，分上、下或上、中、下篇。“过秦”是指责秦政之失。

    文章详尽分析了秦所以能削平六国及其所以迅速灭亡的原因，目的为汉文帝接受历史教训，改革政治的借鉴。

    全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总论秦得天下的形势及其灭亡的主因。中篇剖析秦在统一后没有统一的政策，和二世未能改正错误。下篇指陈在危迫的情况下，秦子婴没有救亡扶倾的才力。三篇为文气势豪迈，善于铺张渲染，有战国纵横家遗风；其扼要而明确地总结秦代兴亡的历史原因，开中国散文中“史论”体裁之先河。

    谏逐客书

    《谏逐客书》，散文名篇，秦李斯作。

    公元前237年，秦王下令驱逐非秦国之客卿，李斯亦在被逐之列，遂作此文以谏阻秦王。

    文章结合秦国实际，从“跨海内制诸侯”统一天下的政治目标出发，力辩逐客之非。首先征引历史，列举秦先世大量招揽和使用客籍人才所取得的成就；其次指出秦王喜好四方之物而排斥客卿，“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的错误态度；最后郑重提出广揽人才以成就统一大业的建议。

    全文论证充分，逻辑严密，气势宏放酣畅。善用排比铺陈，词采富丽，有骈偶化的趋向。李兆洛《骈体文钞》认为它“是骈体初祖”，文风对后代曾有影响。

    陈涉世家

    《陈涉世家》，散文名篇，司马迁所着，载于《史记》。

    作品比较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农民第一次大规模起义的情景，即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按《史记》体例，“世家”主要记载诸侯、王之事，陈涉是农民起义军首领，称王仅6个月，而列入“世家”，可见作者的见识不凡。在推翻秦王朝的斗争中，“由涉首事”，“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其为刘邦创建统一的西汉政权铺平了道路。

    作者如此表彰陈涉，这在古代典籍中是难能可贵的。也表达了作者的卓越眼光。

    答客难

    《答客难》，散文赋，西汉东方朔着。

    作品以主客问答为形式，说明战国“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士人可以身处尊位，而到了武帝大一统时代，情形则完全两样。

    作者道出了士人在帝王的随意摆布下，怀才莫展的实况。其实作者为武帝倡优蓄之，政治上不受重视，此赋亦为作者牢骚之作。

    本篇对后世作家有影响，如杨雄等都从内容到形式模仿它写过别的赋作。

    子虚赋

    《子虚赋》，汉赋名，西汉司马相如着。全文保存于《史记》及《汉书》本传中；至《文选》，则以其前半题为《子虚赋》，后半题为《上林赋》。

    作者全篇写3个假想人物子虚、亡有先生、亡是公的相互诘难和议论。前二人分别张扬诸侯国楚齐的苑囿之盛，后者则铺叙天子游猎之事，作者在赋的末尾委婉讽刺，然整体而言，实是“劝百讽一”。

    这篇赋规模宏大，铺叙细腻，为汉代大赋之代表作，对后来的辞赋影响很大。

    陌上桑

    《陌上桑》，另名《艳歌罗敷行》，是汉乐府《相和曲》的一篇名，汉代民间叙事诗。

    作品描写一太守在路上调戏采桑女子秦罗敷，遭到拒绝的故事。揭露了太守的丑态，赞颂了罗敷的勇敢，刻画了一个美丽坚贞的女性形象。

    诗中塑造的人物形象鲜明，描写生动，运用铺陈、渲染、夸张等艺术手法，成功地刻画出罗敷的反抗性格。诗篇具有现实描绘与浪漫虚构相结合的特点，洋溢着乐观的喜剧气氛。

    饮马长城窟行

    《饮马长城窟行》，本为乐府《瑟调曲》名。长城旁有水窟，可以饮马，故名。

    作品描写女子怀念远征的丈夫，辞情深挚。后代文人拟作的很多，以汉末陈琳的一首有名。

    作品写统治者修筑长城的劳役连年不断，造成人民妻离子散的痛苦。全篇采用生命的对话形式，且有鲜明民歌色彩。

    论衡

    《论衡》，东汉王充撰，共30卷，现存84篇。

    《论衡》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哲学、政治、宗教等许多方面，基本精神为“疾虚妄，求实诚”，是我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着作。

    书中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批驳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说教。在认识论方面，强调“效验”、“证验”作为检验知识的可靠性，反对“生而知之”的唯心论调。认为历史是进化的，反对盲目崇拜古人，迷信儒家经典。提出写作要有助于推行教化和匡正社会，对魏晋以后的文艺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汉书

    《汉书》，又称《前汉书》，东汉班固所着。班固，生于公元32年，卒于公元92年，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人，着名的史学家、文学家。

    班固自幼聪慧，九岁便能诵诗赋，写文章。他25岁开始继父亲班彪续写《史记》后传，而被以私改国史罪下狱，他的弟弟班超向汉明帝上书为其兄辩解，才得获释，应汉明帝所命注述史书，即《汉书》。前后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于公元82年完成了《汉书》的12帝纪，9志70传，此后他的妹妹班昭和马续又补入“表”和《天文志》，至此，《汉书》全部完成。公元89年，班固奉汉和帝之命随大将窦宪征讨匈奴，封为中护军，后因窦宪获罪而受到牵连，被投入狱中至死，时年61岁。班固除《汉书》外还有《班孟宅集》传世。他的辞赋在汉代享有盛名，其代表作是《西都赋》。他还有《咏史诗》，虽然文学成就不高，但都是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人之一。

    《汉书》详尽记叙了从汉高祖刘邦元年（前206年）到新朝王莽地皇4年（公元23年）一共230年的历史事例。在体例方面，《汉书》大体沿袭了《史记》的格式，在某些地方略作了变动，如把《史记》中的“世家”改成“传”，“书”改成“志”等。

    我国西汉时期，在经过了汉初几代人的努力，到汉武帝的时候，社会进入了鼎盛时期。为了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制，汉武帝接受了东汉时着名的学者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确立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努力推行儒学教育，在长安兴办了我国古代的最高学府——太学。太学里把《诗》、《书》、《礼》、《易》、《春秋》作为教学内容，第一次把此五家的着作合成为“五经”。孔子的学说在这个时候被确定为正统的封建统治思想。汉武帝还下令在各郡建立学校，初步建立了有统一教育内容的地方教育体系。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西汉王朝在政治、经济等科学、文化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加强了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

    至西汉末年，社会开始了动乱。西汉由昌盛走向了衰亡，公元8年，王莽乘机夺取了政权，改国号为新。王莽登上王位以后，为了缓解社会尖锐的矛盾，进行了经济的革命，历史上称王莽的这种改革为“王莽改制”。但是王莽的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不仅没能解决社会问题，而且还导致了绿林、赤眉农民起义。公元25年，西汉皇族刘秀登上了帝位，定都洛阳，历史上称之为东汉。

    东汉初期，光武帝曾多次下令释放奴隶，惩处贪官污吏，以便解决尖锐的社会矛盾。由于光武帝坚决地惩治了贪官污吏，鼓励严格执法的官员，于是出现了一大批敢于严格执法的清正廉明的官吏，有一次，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家里的一个家奴依仗湖阳公主的势力，杀了人，洛阳县令董宣亲自带人闯进了湖阳公主府里，把人犯抓到之后当即处死，并当众指责湖阳公主不应庇护家奴，包庇人犯。湖阳公主因丢了面子哭着去找光武帝诉苦，光武帝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之后，令董宣给公主叩个头，挽回公主的面子以了此事。但董宣不畏强权，宁死不叩头。光武帝非但没有难为董宣，而且对他非常赏识，在重赏了他之后，还称他为“强项令”，表示对他的鼓励。东汉在光武帝的统治之下，逐渐地使社会得到了安定，经济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为“光武中兴”。到汉明帝继承东汉帝位的时候，东汉王朝的统治依然稳固，他很注重史书的着述工作，他释放了因“私改国史”获罪的班固，并命他继续史书的着述工作。

    《汉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它既基本上真实地反映了自汉高祖元年开始至王莽时期终结的这一历史时期内的历史进程，又带有明显的统治者的倾向性。

    《汉书》全书由12章纪、8表、10志、70传等4个部分组成，共100篇，后人又增补子卷为120卷，容量相当大。班固在《汉书》书中，对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所发表的观点不像《史记》那么激进、高亢，它趋于保守、客观、冷静。然而，《汉书》对某一事件记述得十分详细、完备，因而有人称之为“良史”。

    《汉书》作为我国首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在封建正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归田赋

    《归田赋》，东汉抒情小赋，东汉张衡所着。

    作者抒写自己不满黑暗现实、情愿归返田园从事着述的心情，反映了作者抱负无法伸展但又不愿同流合污的思想矛盾。

    语言平淡清新，颇有骈偶成分，在赋的这种文学体裁的发展上是一个转机。自张衡以后，东汉抒情小赋不断出现，对魏晋抒情赋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影响。

    刺世疾邪赋

    《刺世疾邪赋》，东汉赵壹着。“刺世疾邪”即讽刺和憎恨黑暗的社会现实的意思。

    作者在赋中以犀利的言词、愤激的情绪，揭露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的腐朽，道德风气的败坏，邪恶奸佞的得势，权门豪族的不法，正人贤才和贫贱阶层的被压抑，表明作者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深表忧虑，并申述了作者愿为东汉王朝效力而不得的悲恨。

    作品鲜明地表现了作者愤世嫉恶、正直耿介的性格和强烈的反抗精神，是中小地主对世族地主的抗争之作。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是汉末文人五言诗中的一组，无名氏作。最早出现于梁萧统《文选》，标为“古诗十九首”，后世遂沿袭此名。它们非出于一人之手，亦非一时之作。其产生时代约为东汉末年桓灵二帝时期，作者是当时的中下层文人。号为“古诗”，是魏晋以后人对汉代诗歌的习惯称呼。

    汉末政治极端腐败黑暗，宦官外戚专权，官僚世族垄断仕路，社会处于大动乱前夕。广大文人或四方漂泊，交游觅职；或仕途失意，穷愁潦倒；诗中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其苦闷和牢骚。如《生年不满百》抒发人生短促，及时行乐之感；《今日良宴会》宣扬热衷仕宦、攫取富贵的思想；《西北有高楼》感慨知音难觅；《明月皎夜光》抱怨世情浅薄；更多的作品则表现了游子思归的漂泊思念之苦，如《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涉江采芙蓉》等。它们普遍带有浓厚的感伤色彩，有的还流露出悲观厌世情绪，反映了在腐败没落的现实中知识分子的痛苦、失望和彷徨。

    《古诗十九首》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它们长于抒情，蕴藉深厚，情韵悠长。作者或融情入景，借景抒情，创造情景交融的境界；或运用比兴手法，映衬烘托，造成语短情长的抒情效果；或通过某种生活情节表现内心活动，在抒情中带有叙事色彩。其语言浅显自然，耐人寻味。钟嵘曾称赞它们“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诗品》上）。

    《古诗十九首》标志着古代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在艺术上是对《诗经》、《楚辞》及汉乐府民歌的继承和发展，直接开启了建安时代五言诗创作的繁荣局面。

    悲愤诗

    《悲愤诗》，诗篇名。汉末女诗人蔡琰所着，共2篇。一篇为五言体，一篇为骚体。以五言体为着名，全长108句，为自传体五言长篇叙事诗。

    《悲愤诗》叙述自己在汉末军阀混战中的悲惨遭遇，其为乱军所掠，辗转流入南匈奴，后被赎还乡，见家园残破，心神凄怆。

    作者通过自身遭遇，反映了当时政治的混乱。这是一篇现实主义杰作，作者善于通过细节描写具体生动地表现各种场面，使人如亲临其境，亲见其人。

    登楼赋

    《登楼赋》，抒情小赋，汉末王粲所着。粲因西京长安战乱，去依荆州刘表，不为表所重视。偶登当时县（今湖北）城楼，乃作此赋。

    当时军阀割据，政局混乱，作者极目四望，感到“纷浊”未已，自己久羁异乡，功业未就，因而渴望改变这种政治局面，借以施展自己的才能。其情辞激愤，但也带有较浓厚的感伤气息。

    这篇赋情景交融，具有浓厚的诗意，脱尽了汉赋铺陈堆砌的习气，显示了抒情小赋在艺术上的成熟，属建安时代抒情小赋的代表作品。

    咏怀诗

    《咏怀诗》，组诗，三国魏阮籍所着。共五言82首，另有四言4首，又称咏怀。《咏怀》，是阮籍生平诗作的总题，非一时一事之作。

    作者生于魏晋易代之际，政治腐败黑暗，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剧烈残酷，作者内心的痛苦与愤懑无由发泄，故发而为诗。

    诗中表达了作者忧时愤世、苦闷彷徨的心情，于丑恶现实颇多揭露，但也有不少作品有求仙避世的消极颓废思想。由于害怕以文致祸，受到政治迫害，作者写诗多不敢明白表露心迹，而大量运用了比兴，寄托和象征的手法，使诗意显得晦涩曲折，而独具风格。

    阮籍《咏怀诗》，对后世这类题材的诗作从内容到形式均有很大影响，其作品在五言诗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曹子建集

    《曹子建集》，汉魏作家曹植所撰，共10卷。曹植，字子建，曾封陈王，谥号思。故别集又称《陈思王集》。曹植生前曾自选作品78篇为《前录》，死后魏明帝集录其赋、颂、铭、杂论100余篇。

    《隋书·经籍志》着录《陈思王曹植集》30卷。后经多次增补重编，到宋《文献通考》着录为10卷。《四库全书》则据此本收录曹集。凡赋44篇、诗74篇、杂文92篇，合210篇。其中的《善哉行》本来是古辞，误为植作；《七哀》不收本词而收晋乐所奏；《玉台新咏》所载《弃妇篇》、《艺文类聚》所载《回文镜铭》等未收入，未免有所遗漏。清丁晏撰《曹集铨评》10卷，附逸文1卷，较完备。黄节撰《曹子建诗注》2卷。

    今人赵幼文以丁晏本为底本，参考历代各本加以勘正，又据宋、明类书，近人严可均《全三国文》、丁福保《全三国诗》进行核对、覆校，编为《曹植集校注》3卷，198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目前最详尽的版本。

    蒿里行

    《蒿里行》，诗篇名，魏武帝曹操着。

    “蒿里行”属乐府旧题，本为古时送葬用的挽歌，汉时以《蒿里曲》送士大夫，平民出殡。“蒿里”是古人认为人死后魂魄聚居的地方。曹操此作以古题写时事，叙述东汉末年关东州郡将领讨伐董卓时的互争权利，以及人民在战乱中遭到的灾难。明钟惺评论此诗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燕歌行

    《燕歌行》，七言诗，三国魏曹丕着。《燕歌行》，本为乐府《平调曲》名，“燕”是北边地、征戌不断，所以作为乐府旧题的《燕歌行》大都用来写离别之情。

    曹丕的二首《燕歌行》为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二首均写妇女思念远方做客的丈夫，抒情委婉，音节和谐流畅，为历代读者所重视。本诗对七言诗的形成有很大的贡献。

    典论·论文

    《典论·论文》，古代文论史上最早的一篇文学理论专论，三国魏文帝曹丕撰。

    《典论》是一部综合性学术着作，《隋书·经籍志》着录为5卷，现仅存《奸说》、《内诫》、《论文》等若干篇。成书于建安后期曹丕为太子时。

    《论文》全文600字，但涉及文学批评和文学发展中一些共同问题，如文学批评方法，作家和作品的关系，文学的体裁，文学的价值和功用，作家的风格等。

    着名主张要公正客观地评价作家、作品，反对“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文人相轻”陋习。另外，还提出“文以气为主”的见解，认为作家的“才”和“气”等个性特点是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作者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学提到了很高的地位，大大鼓励了作家的创作积极性，也揭示了“诗赋欲丽”的特点。

    《论文》涉及的范围广泛，提出的一些看法，对后来的文论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与山巨源绝交书

    《与山巨源绝交书》，魏正始时期散文名篇，嵇康所着。

    魏元帝景元2年（262年），嵇康的好友、“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升迁大将军从事中郎，他想荐举嵇康代替自己原来吏部侍郎的官职，嵇闻知，便写了一封信与之绝交，便是此文。

    文中提出自己做官有“七不堪”，加上“二甚不可”。如性疏懒、喜搔痒、不喜早起、好游山泽、观鱼鸟等，其实是借以拒绝为官的口实，并对虚伪黑暗的时政，极其嬉笑怒骂、冷嘲热讽之能事，流露出作者满腔的悲愤。其中“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显出了作者与假借礼教之名行阴谋篡魏之实的司马氏集团彻底的决裂。文章外闲散而内狂放，任才使气，酣畅淋漓，笔锋所到，土石俱焚。

    作者正是要标榜个性的真实，与虚伪的礼法之教相对立。明代张溥说：“中散绝交巨源，非恶山公，于当世人事诚不耐也”（《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嵇中散集条）。南朝刘勰评之“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文心雕龙·书记》）。据说，此文后成为嵇康招致杀身之祸的契机。

    洛神赋

    《洛神赋》，抒情小赋，三国魏曹植所着。洛神，洛水之神。传为古帝伏羲氏之女。

    本篇写作者与洛神相遇，两相爱慕，但隔于人神之道，未能交接，不禁情怀怅怨。实际假托洛神寄寓对君主的思慕，反映衷情不能相通的苦闷。

    旧说以曹植曾求婚甄逸之女不遂，为曹丕所得。后甄被谗死，曹植此赋为有感于甄后而作，故初名《感甄赋》。此属附会之言，不足信。

    本赋想象丰富，描写细腻，词采流丽，抒情意味和神话色彩很浓，艺术魅力很大，为抒情小赋中的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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